絲路之綢何以豐滿了華夏衣冠文化
西漢黃褐色對鳥菱紋綺地“乘云繡”，湖南省博物館藏
匯聚全國20余家文博機構186件/組精美文物的“云想衣裳——絲綢之路服飾文化特展”，正于成都博物館熱展，將古代絲路之上盛大磅礴的服飾文化、繁盛精致的衣冠王國和浸潤著千年文化自信的人文歷史圖景為人們一一呈現，引發頗多關注。
從桑林祈雨、神樹扶桑的典故，到馴養家蠶、繅絲織綢的史實，絲綢的故事彰顯出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的和諧思想。絲綢通過絲綢之路，對華夏衣冠文化乃至全世界人類文明產生深遠影響。與此同時，中國享有“衣冠王國”盛名，其實也離不開傳統服飾在文化融合中的不斷發展。特別是當一件衣服、一塊布料、一縷絲線、一簇蠶繭隨著貿易往來、民族融合、技術交流，在絲綢之路上來來回回，碰撞交融，延展出太多豐滿華夏衣冠文化的生動情節。
【楚漢錦繡與絲路初開】
以方物的異地存在見證物質交流
在歐亞大陸上，各區域人群遷徙活動頻繁，無形中衍生出服飾文化的交流。史載最早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東遷南下，將波斯波利斯浮雕上的尖帽形象和編法帶至天山東部的吐魯番地區。這種又直又硬、以毛為主要材質的高尖帽成為“新疆三大古文化”發源地之一蘇貝希文化中重要的服飾標志。差不多與此同時，處于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原絲綢也通過一條還談不上具備規模和固定性的自然通道，向西越過阿爾泰山再傳往北方。
雖然今人難以甄別諸如《穆天子傳》之類奇書典籍的敘事真偽，但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楚風紋飾和當時中國獨家生產的織錦在遙遠的俄羅斯境內巴澤雷克古墓中的存在，著實觀照出絲綢所承載的中華文化在這段古老過往中的高光時刻。出土自荊州馬山1號墓的鳳鳥花卉紋錦袍既體現了中國傳統服飾“衣作秀，錦為緣”的基本標準，也展現出楚人想象中高貴且神秘的鳳鳥造型特有的辨識度。在巴澤雷克古墓中發現的絹地蔓草鳥紋刺繡馬韉由起源于商周時期的中國最傳統針法鎖繡來表現；胸腹圓潤、下肢微曲的神鳥，頭冠明顯、長尾善舞，與花冠倒掛的曼妙枝葉相連理，和以錦袍大身絹地刺繡為代表的一系列夸張風格鳳紋具有明顯的關聯度。從衣料到馬具，也是絲綢之路上的一種入鄉隨俗。這件錦袍也是一件典型的深衣。深衣是當時最流行的單品，它取代了早期上衣下裳的二部式服裝，可謂中國傳統儒學思想物質化表達的典范：深衣上下連綴、廓形簡練、長度適宜、方便穿用，它的下擺齊平象征公平、衣背中縫垂直象征正直、衣領方正象征無私。深衣作為士人以上階層的常服、士人的吉服、庶人的祭服，廣泛出現在現世生活中，服色依季節時令、穿著者的身份地位和著裝場合不同而變化。
馬山楚墓中還出土了著名的舞人動物紋錦，一件有對龍、對鳳、對麒麟、對舞人在鋸齒形框架中魚貫而列的經錦，被認為是中國最古老的通幅大花紋提花織物。盡管此時的織錦紋樣并不精美，略顯單調和稚氣，但中國是唯一掌握織錦生產技術的國家，簡單的幾何紋織錦也被傳到了巴澤雷克盆地。
到了漢代，政府一方面“鑿空”沙漠綠洲絲綢之路和經營西域，另一方面大力發展官營織造機構，這些豐功偉績為絲綢成為東西貿易中的大宗商品并逐漸成為中華文明的代表性文化符號提供保障。西漢初年，開始出現胡人穿漢裝、漢人穿胡服的現象；東漢早期，以皇權為中心的衣冠制度得到全面推行。
從絲綢作為重要物資的對外交流來看，在西域以及更西邊的世界中，都留下了漢式經錦多彩的印記。秦漢時期，帝王特別重視祭天地儀式，秦始皇、漢武帝等都曾登臨泰山舉行過封禪大典，因此漢錦上也以超凡脫俗的云氣和珍禽異獸形象彰顯時代特征。漢式“云氣動物紋錦”有相對固定的色彩搭配和紋樣組合，遵循陰陽五行學說的五色顯花、連綿如山的云紋、現實或想象中的動物以及穿插其中的寄托美好愿望的銘文。如此精美且蘊含中國古典哲學核心思想的衣料也是不可替代的高檔禮品選項。尼雅遺址高規格主墓中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被制作成了當地人狩獵時必備的護膊，很有可能就是產自蜀地遠行西域的經典之作。仔細一看，在這件織錦上游走于祥瑞云氣間的還有鴕鳥、孔雀等非中原地區出產的動物。與之相近的時期，葡萄、猛獸捕獵等外來元素紋樣也躍然綢上。絲路開通之后多方文化互通有無，交相輝映的盛況時見一斑。
【魏晉風流與胡漢并行】
以胡漢服飾單品的互鑒見證風俗混交
隨著時間的推移，經由絲綢之路上發生的文化融合越發深刻和頻繁。魏晉南北朝時期，原本為中國所創且獨有的育蠶技術沿絲路西傳。這在“魏晉社會連環畫”甘肅高臺壁畫磚上多有展現。畫像磚上的采桑圖、采帛機絲束圖、晾衣圖、剪布圖、開箱圖通過“磚”（畫面）表現采桑養蠶、繅絲織布等日常生活場景，佐證了當時養蠶和紡織技藝的傳播，也讓我們從人物著裝上看到了當時流行服飾的剪影。
漢樂府詩《陌上桑》中如此描繪美麗堅貞的秦羅敷，“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女性身著上襦下裙早在戰國時期就已出現，漢代男性身著上襦下袴也很常見，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典型的漢族服飾襦和裙再度盛行，且以襦裙袖子的大小體現穿著者的社會階級。從有著“世界最大的地下畫廊”美譽的嘉峪關新城魏晉墓出土了出游圖畫像磚、擠奶圖畫像磚以及仕女圖畫像磚。擠奶圖中的主人公身著小袖襦裙，說明她是日常進行勞作的平民。小袖襦裙的腰線逐步升高，多與異色圍裙搭配，持續流行到隋唐。另有以小袖襦裙為基礎的大袖襦裙，多為貴族女性所用，和男性襦裙一樣，受褒衣博帶風影響，廣袖而飄逸。
“衣裳博大”的褒衣博帶是魏晉風骨在服飾上的真實寫照。魏晉名士風流，從容出入，望若神仙，褒衣博帶在南朝更受文人士大夫的追捧，還滲透到各個階層。在敦煌莫高窟北周第290窟窟頂東坡佛傳故事中的國王與大臣，衣著褒衣博帶，位于右側的相師手抱太子、頭戴合歡帽、帽后還垂發辮，體現出呼胡漢并行的特點。北魏孝文帝推行“太和改制”，大量吸收漢文化，后來的西魏、北周政權實施胡漢并重政策，亦助推了胡漢交融的服飾體系的建立。
這一時期政權更迭頻繁、戰亂連綿，玄學興起、佛教傳入、波斯希臘等文化西風東漸，多元文化思潮的風起云涌也被服飾紋樣所記錄。
在青海、新疆出土的織錦上，出現了希臘太陽神與佛教文化元素相結合的紋樣，以青海都蘭縣熱水墓出土的北朝簇四云珠太陽神紋錦為代表。
位于織錦中部的圓形紋樣，外圈是由聯珠紋和卷云紋構成。回顧中國漢代織錦上的云氣紋樣，這種卷云紋帶有明顯的希臘化藝術特征，因此也被稱為“渦云紋”；聯珠紋則是薩珊波斯藝術中標志性的裝飾元素。在紋樣單元視覺中心，古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赫利俄斯交腳坐在蓮花寶座上，他頭戴寶冠、上頂華蓋，身穿交領衫，身后頭光聚集，雙手持禪定印。紋樣中還包含天馬、龍首、佛幡以及聯珠圈外左右對稱的漢字“昌”和“吉”等。多文化符號在此薈萃，借用今天的流行話語——毫無違和感。
產生于波斯的祆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流行于西域的高昌、于闐等地。野豬紋、翼馬紋等象征祆教中諸神的動物形象也因此大量出現在織物和服飾上，充滿了異域風情。
【隋唐華麗與多源匯流】
以新穎樣式見證文化重疊后的創新
中原地區聯絡外部世界并拓展本土文化影響力的壯舉，以唐代的表現為巔峰。彼時，當政治上實現了南北統一，當對外關系向西延伸至中亞、波斯、阿拉伯半島、地中海地區，向東涉足朝鮮半島和日本島，中國文化以海納百川之勢，兼容并包之力，又翻開了承前啟后、濃墨重彩的新篇章。
唐代建立起了“品色服”制度，以官品定服色，以服色明確區別尊卑貴賤的等級。冠服制度配合政府完備的官僚等級體系，根據等級與場合不同對冠服及搭配作了詳細的規定。其中祭祀、政治活動等重大場合需穿著的禮服作為儒家傳統審美和禮儀制度精神的體現。后來公服和常服也被納入服飾制度。可見統治者完善以服飾為符號的標示體系，且以此為基礎鞏固政權和穩定社會秩序的堅決意志與強勁執行力。
唐代男裝中既繼承了漢式冠冕衣裳，日常服飾又自然選擇了北方游牧民族系統中易于穿戴和實用的品類比如幞頭、圓領袍衫、革帶和長靿靴。甘肅省慶城縣趙子溝穆泰墓出土的彩繪男俑就是一位唐代常見的男子形象，他頭戴黑幞頭，身穿黑底白花團領內衣，外罩黑色右衽曳地長袍，袍左下擺提起掖在束腰的黑色革帶下。幞頭作為男服中重要的首服，由東漢時期的幅巾發展演變而來；史載后周武帝在方帕上裁出四腳，并將四腳結長向后幞發，幞頭由此得名。
唐代女裝承襲了魏晉以來流行的襦裙裝束，上身著襦、衫、襖，下身束裙，同時流行在襦裙外增加半臂與帔帛等。唐初，很有可能是在龜茲等地區的影響下，才出現半臂與帔帛搭配在一起的穿法。帔帛應是受西亞文化影響在中國產生的一種“時裝”，逐漸發展成為宋明女裝中的霞帔。半臂，也稱半袖，是套穿在長袖衣外的短袖上衣。成都博物館收藏的圓領、斜襟寶花紋半臂格外考究，在款式和紋樣上都彰顯時代性。主花紋為大型團窠寶花，這種花紋上下左右呈對稱狀，華麗富貴。
中國絲綢博物館收藏有一件寶花紋錦袍，大窠的寶花以八朵正面花瓣為花芯，再以八朵盛開的側式寶花為第二層，最外層也為八朵花葉兼存的寶花，層層寶花開。寶花紋是唐代對團窠花卉的一種稱呼，造型多為對稱放射狀，把盛開或半開的花、蕾以及葉組合在一起，形成更具裝飾性的團。寶花前期相對比較簡單，后與地中海一帶流行的忍冬和卷草，以及中亞盛載的葡萄、石榴等圖案組合，形成了更加繁復瑰麗的紋樣。
不單紋樣層面，中國傳統的織造技術和服飾文化在西傳過程中，也吸取了當時飛速發展的中亞緯錦的精華，創制出新的品種。緯錦的出現是中國紡織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后逐漸成為后世的織繡主流。《隋書》有載的何稠和《歷代名畫記》中提到的竇師綸就是在此過程中做出杰出貢獻的兩位工藝美術大師。隋文帝收到波斯進獻的精美金錦后讓何稠進行仿制，得到了比原物更加精美的織品。唐太宗時，益州大行臺檢校修造竇師倫突破傳統織錦的裝飾風格，吸收外來文化元素，在寶花基礎上組織設計出許多錦、綾新花樣。其主要特征是以花卉團窠或卷草作環，內含雉、斗羊、翔鳳、游麟等相對應的動物紋樣。后來因竇師倫被封為“陵陽公”，故這些紋樣又被稱作“陵陽公樣”。
緙絲的技法可能來自西域的緙毛技術，最晚從唐代就開始有緙絲制品出現。緙絲采用所謂“通經斷緯”的織法，以本色作經，彩色絲作緯，用小梭將各色緯線依畫稿以平紋組織緙織。發展到宋代，緙絲成就了諸多巧奪天工的工藝美術作品，再到元代，成為蒙古帝國皇室制作御容肖像的主要工藝。
華夏之韻，文化悠長；服飾之好，絲路回響。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行至唐代形成“段落式的小結”。隨后的政權更迭中仍然承襲服飾制度、延續技藝革新。宋代服飾在樣式上多承襲唐代，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伊始便“詔復衣冠如唐制”，始終將服飾制度的確立作為鞏固江山社稷的重要舉措。在海外，日本島和朝鮮半島也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常以唐為基準點；代表和服經典的“十二單”作為典型的貴族女性服飾，依舊保留唐文化的影響。朝鮮半島在新羅統一三國后采用唐代官服，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里，仍用“唐衣”來指代用于典禮、重大節日等的禮服。
在絲綢之路上，各民族和各地區的文化融會貫通，是中國文化更新的重要動力。伴隨民族融合的深入發展，多重文化交流形成的復合型服飾文化最終匯入新的中華文化象征體系。
（作者為浙江理工大學服裝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