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Z世代”一詞最早流行于西方，用以指稱出生于1995-2009年的一代年輕人，又稱“網絡世代”“互聯網世代”。盡管“Z世代”們年紀尚輕，但相比于其父兄一輩，他們在社交網絡中更為活躍，群體身份特征也更鮮明，這與當下的社會環境密不可分。

在“Z世代”身上，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則是日漸明顯的排他性，這種包容性和排他性，本質上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其根源在于“Z世代”特殊的成長環境和生活方式。和互聯網同期成長起來的“Z世代”，天然地與現代科技更為親近，并因此擁有更多的信息攝入渠道、更快的信息獲取速度和更廣泛的信息來源領域；同時，龐大的用戶基數使得網絡上所傳播的價值觀念更為多元，網絡世界的虛擬性和匿名性又極大減輕了真實社交生活的身份負擔，寬松的網絡環境為“Z世代”的自我表達提供了異常便利的條件。“Z世代”們正是在這樣豐富而又駁雜的時代背景中，一邊敞開懷抱擁抱世界，對一切傳統和新生事物都來者不拒；一邊又在無形中構筑起與前代人乃至同代人間的高墻壁壘，無數亞文化潮流和“圈子”的形成即是例證。大批量的、碎片化的、泥沙俱下的繁雜信息，在“Z世代”的頭腦中過濾、混合、重組、再生，然后以更強勁、更新穎、更自我的姿態輸出，旁觀者能夠從中看到新生一代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也會因其洶涌的勢頭而感到擔憂。

“后浪”總會成為“主潮”

王文靜

石家莊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中國社科院文學所高級訪問學者，出版專著《你好，鏡頭》。

“Z世代”這個概念的內涵曾經發生變化，上世紀末被用來指稱最后一批“80后”青年，但它真正以現在通行的含義在文學現場亮相，則是2018年的《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報告》。當年，網絡文學用戶增速最高的部分就是他們——出生在1995至2010年間的人。2020年五四青年節，演員何冰在B站用一場題為《后浪》的激情演講為“Z世代”打“call”，從“Y世代”的視角完成了一次聚焦青年的速寫，也助推了“Z世代”進入大眾語境。前不久，閱文集團發布的《2021網絡文學作家畫像》顯示，該集團旗下網站年度新增作家80%是“95后”，網絡文學創作迎來了名副其實的“95后”時代，“Z世代”憑借實力和速度從嶄露頭角走到舞臺中央，進入到屬于他們的當打之年。

近年來，網絡文學的作家群體和讀者用戶都表現出明顯的迭代，年輕化成為網文世界的新趨勢，“Z世代”已成為網絡文學在創作和消費兩個層面上的主力軍，改變和塑造著網絡文學的時代樣貌。在中國作協2021年9月發布的“2020年中國網絡文學影響力榜”中，我會修空調、枯玄、檸檬羽嫣等一大批“90后”“95后”作家入圍“新人新作榜”；在艾媒數據2020年中國網絡文學男（女）頻作家影響力榜單中，齊佩甲、黑夜彌天、榮小榮等多位“95后”作家榜上有名；我會修空調的《我有一座冒險屋》、云中殿的《我真的不是氣運之子》助力他們“一書封王”沖出了“大神霸榜”的重圍。

除了現象級網絡文學作品的問世和“大神”級作家的誕生，“Z世代”顯示出開始主導網絡文學用戶的整體趨勢。他們擅長交流互動，付費習慣良好，樂于以“同人文”等形式進行衍生創作，在題材、話題和影響力上打上了鮮明的主體性印記。時至今日，網絡文學從最初的玄幻、穿越、軍事、校園等基本題材類型已經發展出了科幻、體育、電競、職場、傳統文化、娛樂等幾乎涵蓋青年生活領域全部內容的20余個大類、200余種小類；“次元系”“馬甲文”“系統流”“無限流”等新類型不斷優化和刷新著網絡文學的內容生態。“Z世代”在網文領域中表現出了更前沿的文化嗅覺和更廣泛的生活體驗，也因此獲得了更多用戶關注。

不難發現，在“Z世代”重構網絡文學當代景觀的表象之下，是他們對社會流行文化趣味和青年亞文化內部結構的不斷更新。作為互聯網原住民，他們不再像網絡文學“拓荒一代”一樣把網絡理解為傳播工具。“Z世代”所擁有的是互聯網時代的生活模式，正如麥克盧漢所說，新的傳媒不再是人與自然之間的橋梁，它們就是自然。

1995年，中國開始逐步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同年中國成立了第一家互聯網公司。作為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同齡人，從“Z世代”記事起，“上網”就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技術革命與媒介迭代滲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使他們成為具有互聯網思維的“網生一代”。在互聯網的媒介屬性和產業屬性的共同塑造下，被稱為數媒土著的“Z世代”個性鮮明、愛好廣泛，注重精神體驗，易受興趣驅動，是既有強烈的自我表達能力，又有強大的互動和消費意愿的“斜杠青年”。

在“Z世代”看來，獲得知識和意義并不是文學閱讀的唯一目的，特別是當文學閱讀的主體、對象、內容和方式全部與互聯網這個無限的媒介空間相結合的時候，體驗和互動成為“Z世代”的基本文學趣味。一方面，代入的網感和爽感在他們登上網文舞臺后迅速升級。如果說“70后”“80后”多少還接受著武俠、言情小說的影響，保留著對故事節奏和情感邏輯的傳統式理解，那么支撐“Z世代”網文世界觀的則是伴隨他們成長的游戲邏輯。計算機的程序法則教會他們打游戲的同時，也教會了他們如何把讀者變成玩家，因此，“Z世代”比前一代人更懂得怎樣“埋梗”“圈粉”，并創作出連結作家和讀者雙方體驗的故事人設。《我真的不是氣運之子》中的主角沈天穿越為厄運連連的皇子，作者云中殿賦予廢柴主角的反套路逆襲為該書大量圈粉。

另一方面，多形式互動是“Z世代”在網文世界的行為表征。互聯網的即時互動性決定了網絡文學的社區化特征，其商業性激發了網絡文學虛擬社區的活力。“Z世代”愿意購買自己喜愛的作品，付費本身就是對網文文本的積極反饋。《2020年中國網絡文學發展報告》顯示，現象級網絡小說《詭秘之主》獲億萬訂閱、千萬推薦、百萬打賞，打破了網絡文學20年的紀錄；《萬族之劫》作為2020年度讀者打賞數額最高的作品，在平臺擁有827位“盟主”（打賞作品超過1000元人民幣的讀者）。當然，購買不是終點，因為閱讀本身不是目的。他們作為讀者，還會以極高的熱情主動自發地參與評論，對劇情人設進行吐槽，在作者看到書粉反應的同時，書友之間也產生了密切互動，他們簽到、收藏、推薦、轉發，甚至會專門建立群/小組，除了文學網站的評論區，“Z世代”對于作家作品的交流遍布百度貼吧、微博、B站、豆瓣、知乎等社交平臺。會說話的肘子的《大王饒命》是網絡文學史上首部擁有150萬條評論的作品，其單章的評論量就超過1.5萬條，而這在網絡文學誕生之前是無法想象的。

當然，“Z世代”對網絡文學的意義遠不止這些，相較于付費打賞和吐槽評論，衍生創作最能體現他們對文學生態的影響。因為這意味著文學領域中“你寫我讀”的單一模式被突破，“Z世代”不僅從讀者轉變成用戶、粉絲，還進一步從粉絲轉變為作者，“交互性”滲透到網絡文學最基本的供需結構中，并實現了身份轉換。無論是《詭秘之主》的衍生畫作還是《慶余年》《贅婿》等爆款網文的同人小說，從讀者到作者的身份互換證明了網絡社交是“Z世代”的剛需，其在網絡文學中的表現就是對創作的更高參與度，其價值在于，高參與度正在為網絡時代的文學轉向提供更多可能。

作為青年亞文化的代表群體，“Z世代”生在市場經濟下，長在互聯網絡中，他們對于科學技術和新興媒體的信賴是這一代人打破權威、去中心化的思想基礎。通過10年左右的努力，他們在更開放、更公平的網文生態中獲得了破圈的能力，那些“真金白銀”的認可背后是他們“真刀真槍”的創作能力和真才實學的知識積累，頭部作家獲得的所有鮮花和掌聲都是源于他們的作品，而與身份、職務、學歷、社會關系一概無關。一切身份權威在“Z世代”的面前都被解構了，“寫得好”才是唯一的“成神”之路，他們面對文學的勇敢和坦誠值得每個人尊重。而人們對于“Z世代”的認知或許還是有些表面，他們時尚前衛的追求和熱情主觀的情緒常常被冠以缺乏成熟、不夠理性、過于自我的消極評價。但相信這一切都會過去，“Z世代”用行動證明著“放縱不羈愛自由”，也正在迎接著屬于他們的海闊天空。

“Z世代”亞文化中的自我表達與群體認同

汪永濤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中國青年研究》編輯，研究方向為青年文化。

當前青年群體正在進行世代更迭，“Z世代”越來越成為青年的主體。Z世代指出生于1995至2009年的一代人，在豐裕社會成長起來的他們是互聯網原住民，普遍接受過良好教育，也更加重視人文關懷和自我價值，因此對于個體的精神追求有著更高的期待。隨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的迅猛發展，移動互聯網平臺全面接管青少年的日常文化生活消費，“Z世代”得以網絡上聚集，并且形成一個個亞文化小圈層，譬如國風圈、飯圈、電競圈、街舞圈、動漫圈等等。他們運用文字、影像、圖片、聲音等多種媒介融合表達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體驗，在平臺上發布作品，在作品下點贊、評論、交流，并且參與線上線下活動。

“Z世代”亞文化呈現出三個特征。一是，“Z世代”通過興趣愛好形成的亞文化小圈層具有相對的封閉性和私密性，這體現在各個亞文化圈層享有一套獨特的社群規范、話語體系和規則。飯圈粉絲會被要求打榜、做數據、控評、掃黑、氪金等，漢服圈也有著嚴格的漢服形制，進入圈層的人都需要遵循社群的規范和規則。不僅如此，不同亞文化圈層流行一套在圈外人看來不得其解、極具各圈層特色的語言，譬如飯圈中“zqsg”“xswl”“CP”，cos圈的“C服”“GD”“上皮”，動漫圈的“awsl”“龍傲天”“黑科技”等，他們往往也樂于“圈地自萌”。不懂圈內“黑話”的人被攔在圈層外，擁有共同興趣愛好、價值觀念相似的成員則在圈內話語的推動下進一步強化其群體黏性，不斷鞏固圈層的界限，不同圈層之間存在壁壘，這也為當代青年建立一種基于圈層分化的群體身份認同提供了現實途徑。

二是，“Z世代”亞文化社群具有階層性。在這個烏托邦中大家不談自己的家庭、出生城市、收入、職業，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只是因為共同的興趣愛好而聚集在一起，都可以成為朋友。然而動輒上千的COS服、手辦、演唱會門票等，意味著進入亞文化圈層是有門檻的。亞文化粉絲社群內部存在著明顯的階層分化，根據他們的消費程度而被稱為資深玩家、死忠粉、白嫖粉等，也被稱為頂層粉絲、核心粉絲、邊緣粉絲，并且形成一條鄙視鏈，氪金粉鄙視數據粉，數據粉鄙視白嫖粉。資深玩家通常有著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他們有著專業的知識儲備和積累，有較廣的人際關系和社會資源，他們通過上傳或者安利作品，向大家科普亞文化圈層的知識和技能，這些人通常被稱為“大佬”“大神”，在社群中享有較高的權威。資深玩家會加入更小的核心圈子粉絲群，核心圈子相對來說互動更為頻繁，群體認同度更高。粉絲的階層性是對現實階層的一種同構。

三是，“Z世代”亞文化呈現資本轉向。在移動互聯網的背景下，“Z世代”的亞文化生產和消費內在于平臺資本。資本將亞文化整合進消費主義邏輯，其背后有專業的運營團隊，亞文化消費越來越向專業消費市場轉型，并且越來越重視流量和數據，而流量和數據背后都是依靠粉絲的消費支撐。游戲策劃考慮的是留存率、日活、在線時長、付費金額等數據，網絡小說看的是留存率、閱讀轉率、收藏率等數據。對亞文化的評判標準越來越脫離文化內容本身，而是強調數據為王。平臺又通過各種消費策略將粉絲數據與消費掛鉤，從而評判標準變成了粉絲的購買力，這就導致內容生產質量的良莠不齊。

“Z世代”通過亞文化的生產和消費，進行著鮮明的自我表達。在普遍的階層焦慮和教育焦慮的背景下，“Z世代”希望尋求一個自我的空間。無論是偶像、文學、漫畫、游戲，都給他們制造了一個個幻象與異托邦，通過沉浸于此，他們能夠暫時逃離現實空間，擺脫社會性自我，即從社會所構造和規訓出的主體性中得以逃遁和解脫，暫時脫離那通常占據著它的主體的社會政治，滿足自由的自我欲望。他們在參與亞文化生產的過程中獲得快樂和滿足，個體也正是在取悅自我的過程中去表達自我、彰顯自我、補償自我、治愈自我。

除此以外，“Z世代”亞文化圈層也在尋找某種共通性的情感寄托。對于“Z世代”而言，一方面，學業、就業競爭加劇，日常生活單調、乏味、內卷；另一方面，階層遷躍越來越艱難。這代人對自身命運的掌控感、對取得成功的強烈欲望，在現實生活中難以釋放。偶像的出道、游戲的升級打怪、小說角色的一路變強等，讓他們找到了情感的投射物。他們會將情感投射到虛擬角色或者真人偶像身上，參與角色的養成、偶像的塑造過程，由他去實現自己無法實現的夢想，從中體驗到巨大的成就感、滿足感和控制欲。這種正向反饋，會不斷地增加粉絲黏性和情感依賴，進而建構出一種虛擬親密關系。不管是動漫人物、虛擬偶像、還是游戲角色、小說角色，都充當了他們的情感寄托物，這些物品成為陪伴他們成長的回憶和精神需求，這種長期的陪伴，是個體獲得幸福感和歸屬感的一種方式。

實現群體認同和歸屬感，也是“Z世代”亞文化圈層存在的重要意義。“Z世代”大多數是獨生子女，他們成長于一個快速流動的社會，童年的成長經歷缺乏集體生活，作為“孤獨的一代”，他們有著強烈的社交需求。在高度原子化的當代社會，父母、朋友往往難以完全滿足“Z世代”的情感需求，因此他們轉向網絡興趣社群，當他們有大大小小的煩惱時，也更愿意與陌生人進行分享。不同的亞文化圈層圍繞著共同的愛好進行交流、討論，他們或者寫游戲測評，或者寫同人，不斷對文本進行解讀和闡釋，由此產生情緒共鳴，在這個文化再生產的過程中，他們逐漸識得并共享一套話語體系，這些“圈內黑話”不僅以其私密感維護了圈層界限，還通過對私密意義的分享進一步加深圈內成員之間的親密關系和圈層歸屬感。亞文化參與者由此形成了情感共同體，他們在集體參與、相互扶持、抱團取暖中實現了群體認同。

然而我們也要看到，當前在青年亞文化領域出現了各種亂象，譬如流量化、低俗化、拜金主義、誘導消費等行為盛行，這極大地影響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影響了社會的公序良俗。因此，國家針對文化領域開展了一系列治理，如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游戲，“飯圈”亂象治理，堅決抵制拜金主義、“娘炮”、“耽美”等不良文化，加強游戲直播管理，禁止出現高額打賞、未成年人打賞等等。

“Z世代”希望在亞文化所創建的世界中尋找到快樂和自我實現感，潛意識中是對現實社會主導文化權力系統的一種逃避和反抗。但是，當他們進入亞文化圈層后，必須屈服于另一套權力系統，而這套權力系統的主導權把握在背后制定游戲規則的資本手中。在注意力經濟下，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技術思維主導的互聯網科技企業，其決策者更多考慮的是如何能獲得更多的用戶和流量，放棄了對平臺內容的把關和審核，對青少年產生了不良后果。而機器算法在現階段尚無法有效識別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內容。因此需要加強對“Z世代”亞文化領域的監管，需要政府、平臺、家長、公眾共同參與治理，多管齊下，引導青年亞文化健康發展。

時空翻轉、詞語游戲與一代人的寫作策略

盧 荻

上海交通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英國學者愛德華·吉本曾有一個有趣的論斷：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寫的《古蘭經》里沒有“駱駝”，這并非意味著穆罕默德沒有阿拉伯的民族特質，反倒能夠證明，他的民族特質早已內化入骨，實在無需借助“駱駝”一詞，即通過刻意的遣詞造句來渲染和造勢，如若不然，《古蘭經》也不足以被阿拉伯人奉為經典。

歷史關懷在大作家那里從來不會缺席，發展到如今也具備了多種表現形態，除了不見“駱駝”式的化于無形，常見的還有借古說今、歷史敘事等更為直接的表達方法，譬如普希金、惠特曼、魯迅、茅盾等的創作，便都是在明顯而且直接的民族和歷史書寫中走向成熟的。然而，民族歷史這個被以往作家視為精神依托和創作使命的存在，已經不太能夠吸引Z世代創作者的目光。

考察“駱駝”到底去哪兒了，以及是否內化在Z世代的寫作之中，需要對這一代人的寫作方式、風格和策略進行仔細考察。大體上，Z世代文學中頻現的寫作策略有兩種：一是時空跳轉的游戲，二是詞與物的碰撞。

在一部文學作品、一個相對完整的文學世界中，有關時間、空間的書寫無疑構成了其中的重要部分。具體到Z世代的文學世界里，不僅存在各色各樣的時空體系，包括現世和往世、此岸和彼岸、人間和異界，還有平行時空、網游時空、二次元時空、數字虛擬時空（元宇宙）等等，而且各個時空常常處于相互間隨意切換、跳轉的狀態，好似一同進行著某項奇異的自由游戲。正如我們最容易想到的，小說——特別是主打時空超越的玄幻類、科幻類小說——在這方面可謂獨領風騷，好比出自“95后”網絡小說家枯玄之手的《修真界唯一錦鯉》《廢土修真的日常》，單是題目便給人以瞬間穿越的直觀感受。除了小說，Ｚ世代詩歌也對時空跳轉之法運用自如。詩人桉予名為《元宇宙》的小詩，其中寫道：“整個大草原/都在談/虛擬/和現實/本來/它們之間/就沒有/界限/唯有/不允許/WEB3的/小草原/才是/最不真實的”。桉予說，“詩歌就是一種古老的元宇宙技術”。憑借此技術，她筆下的“草原”和“WEB3”、“虛擬和現實”于是能夠自行打破固有“界限”，從而獲得既可以保持相對獨立、又可隨時交互疊合的能力。相似地，在另一位詩人那里，網游、神話與現實時空同樣消解了彼此之間的邊界，無條件地貫通起來、連成一體：“風從五臟六腑中吹出來/凍住了晃動的時空/那天地翻覆的一聲巨響//天下的悲歡與血/在火里熔煉出一朵金蓮花”（吉云飛《不周山》）。另外有些時候，時空轉換則是借助于人的力量實現的，譬如借助于腹中胎兒的想象：“四處鑼鼓喧天，這不是喜悅之地/我還未走入人世/待會兒落地的哭聲，根本不能作數//那些祝我今生幸福的/錫箔紙上金玫瑰，只字不提我的來處”（楚茗《錫箔紙上金玫瑰》）。在這里，“我”由胎兒變為嬰兒、從“腹中”進入“人世”，一場時空穿越之旅便完成了。

這些詩歌向讀者描述時空關系的同時，也表露了它們的另一共性：詞與物之間的碰撞。更確切地講，寫作者為了達到特定的修辭學效果，不吝于在同一事物上連續性地變換語詞，包括刻意制造詞與物、詞與詞間的矛盾。以楚茗的詩為例，詩中先是以“不是喜悅之地”表明胎兒不愿降生，接著用“錫箔紙上金玫瑰”這一華麗的語詞指明旁人對于新生命誕生的歡喜。前后措辭上的反差賦予嬰兒降生這事以強烈的吊詭意味，也相應地增加了詩歌的諷刺效果。青年詩人張朗則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只普通的酒杯上：“昨天，朋友笑我揚言戒酒的假言/我說，無非是不想和自己過不去，也無非是/不想和這世界就這樣過得去/酒杯里，酒面微微傾斜著。它上接虛無/它里面，是一個倒立的世界”（張朗《酒杯》）。作者接連道出了“揚言”和“假言”、“戒酒”與不戒、“過得去”和“過不去”、“我”與“世界”、“虛無”和實有、直立與“倒立”這一系列矛盾，本質上應是想用纏繞的語詞來營造某種了然無序的詩歌情境。再如渡瀾的中篇小說《三丹姐姐的羽毛》，此文更是將把玩語詞一事貫穿于始終，一度陷入拘文牽義的危險：“三丹姐姐有著兇猛的家庭感情”，“扎那思念姐姐的痛苦心情，已經精致考究得無法被他自己所忍受”。顯而易見，“感情”之“兇猛”、“心情”之“精致考究”的確違背了漢語的表達習慣，而這或許為作者力求悖謬的結果。

對于這一代人的寫作而言，時空跳轉隱含著創作者思維活動的不斷跳躍，語詞游戲則反映了創作者為薄物細故重新命名、賦形的強烈意圖，因而兩種策略實有同樣的指向，即一種疏離既定事物和宏大命題的心理慣性。既定事物和宏大命題大多數時候無法獲得Z世代文學世界中的核心位置，只不過是一個推進創作本身的普通環節。因而，在Z世代眼里，素以歷史寫照著稱的《清明上河圖》也褪去了往常的社會歷史“舊裝”，換上了時興的網絡“新衣”：“天燈有玻璃和熔巖的構造，/浮動在云杉畫舫推開的窗格，/幾枚閑棋子敲落汴京這顆流星，/五百元月租的服務器儲存千秋夢”（王子瓜《入圖——觀游戲〈我的世界〉中復刻〈清明上河圖〉有感》）。

根據這種有限的觀察，也可以說，歷史及其凝聚的民族性在Z世代的文學世界中并沒有被完全和徹底地剔除出去，卻也不像未提“駱駝”那樣，得到了某種內化且深刻的表達。作為一個舊有的宏大命題，歷史與民族在他們的寫作中邊緣化地存在而不自我顯形。這種情形誠然映現著Z世代文學的獨特氣質，但正如前文所提，民族歷史擔當系古今中外許多大作家的共同思想經驗，在“面臨巨大歷史轉型”的當下時代里，民族歷史書寫或許會顯得格外有價值和意義，不啻為Ｚ世代寫作者們今后努力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