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記得九年前，在我的提議下，復旦大學當代文學創作與評論研究中心曾牽頭主辦“文學理論期刊與中國當代文學”學術研討會，其中主要議題就是紀念《當代作家評論》創辦三十周年，會議在常熟沙家浜鎮召開。復旦大學的一個研究機構之所以要為遠在東北的一家文學理論刊物舉辦專題研討會，就是因為刊物的主編是林建法。那是一個向林建法兄表示致敬的會議。我想，《揚子江文學評論》即將推出的林建法研究專輯，也是向老林那樣的優秀文學編輯致敬吧。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文學編輯始終沒有缺席。——抱歉我又用了“崗位”這個詞。日本前輩學者木山英雄曾經對我說：“‘崗位’是一種軍事術語，是士兵站崗所在地。當你使用‘知識分子的民間崗位’這個概念時，你還是沒有擺脫戰爭文化心理的制約。”我默默地承認，木山英雄的眼光真是尖銳。當我在看似平常的學術研究中頻繁使用“崗位”一詞，已經透露出，我在我的潛意識里感受到了緊張的壓迫感。“五四”新文學是先鋒文學，它從誕生起，就是在批判社會陋習和復古逆流、呼喊社會民主與科學的激流中發展壯大的，它無法擺脫戰爭文化心理的陰影。對于作家來說，作品是他的武器，刊物就是他的陣地；對于編輯來說，刊物是他的崗位，也是身家性命所系。唯有兩者同心，新文學才能抗衡過于強大的外部壓力。現代文學史上，《晨報副鐫》的主編孫伏園，《小說月報》的主編沈雁冰、鄭振鐸和葉圣陶，《文學季刊》的主編章靳以，《申報·自由談》的主編黎烈文，《七月》的主編胡風，等等，他們的編輯業績都是載入史冊的，但在他們的身背后，都有一個強大的作家陣營。文學編輯與作家是共命運的關系。上世紀末，我與虞靜女士合編過一本書，書名叫作《藝海雙槳——名作家與名編輯》，我在書的序里這么說：“據我本人對現代文學史的研究經驗，編輯對文學史的推動作用并非全是獲獎作品的鮮花與美譽，也并非是暢銷書的嘩嘩利潤，他們往往還將隨時準備承擔各種壓力和打擊。在以前文化專制的時代里，編輯與作家的關系有點像和尚與廟的關系。1930年代，為了‘閑話皇帝’的官司，匿名的作者逃之夭夭，而編《新生》雜志的杜重遠卻被判了徒刑。更有甚者，像《申報》老板史量才居然會慘死在特務的暗槍之下。在知識分子推動現代文化事業和文學事業的歷程中，陪著打官司和送命的編輯，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紀念和推崇的。”這些雖然有些煞風景但充滿敬意的話，現在我自己讀來，還是感慨萬千，因為這是我們所必須面對的慘淡之狀。

所以，讓我們自己抱團取暖吧。說到這里，我們就可以繞回來說說林建法兄的編輯業績及其風格了。近四十年來的文學也還是這樣，尤其是互聯網時代到來前的二十多年里，文學編輯的職業，更像是孕育希望之母胎，大批文學刊物直接參與和推動了文學事業的繁榮。許多優秀文學編輯秉承前輩的精神傳統，以他們的主觀能動力和客觀影響力，催生大量優秀作品，培養大批年輕作者，甚至影響著文學潮流的走向。老林就是在這樣一個文學背景下涌現出來的典型，他以文學編輯為終身志業，實踐著一個優秀的文學編輯介入文學現場、繁榮當代文學事業的人生道路。

林建法兄在青年時代曾參軍入藏，復員后回到家鄉福建，在福建文聯旗下的文學理論刊物《當代文藝探索》當編輯。我認識他是在1985年廈門會議上，他與王炳根一起來為刊物約稿，就這么平平常常地認識了。那一年劉再復先生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所長崗位上大力倡導文學批評新方法，造勢很大，福建文學理論界響應最積極，廈門會議的研討主題就是宣傳文學批評的新方法論。新方法論在當時俗稱“新三論”：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用科學方法來解讀文學，尋找文學規律，這是否行得通？暫且不去管它，如果放在現在——據說是已經進入智能化信息化治理社會的時代，也許這個倡導才正逢其時，而在1985年就這么大張旗鼓地倡導科學方法論，似乎先鋒了一些。果然，不久壓力來了，《當代文藝探索》首當其沖，被停刊了。具體什么原因已經記不清楚，我當時還特意收藏了那期終刊號，現在也是碧落黃泉無從找起，只知道那個時候，老林隨著嫂子去了東北沈陽，擔任了遼寧文聯旗下《當代作家評論》的編輯。

《當代作家評論》偏重具體作家評論，關心的是作家作品而非文藝理論，在它的周圍團結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學批評家，三十年來，它成了五零、六零年代出生的文學批評家的一面風旗。而旗手，當之無愧是老林。為寫此文，我特意檢索了以前收藏的舊信，竟沒有找到老林的信件，倒是另一個編輯許振強，與我有過幾次通信，后來許振強出國了，才由老林與我聯系稿件。但他好像不怎么習慣寫信，通常是用電話聯系。那時我睡得遲，經常午夜時刻電話鈴響了，拿起話筒，那頭傳來濃濃的福建口音：“思和兄啊——”那就是老林了。他也不太愛聊閑天，總是忙忙碌碌，電話里討論的內容，大多是事務性的，校對稿件，修改意見，甚至是對某個字的用法的推敲，等等，談完這些瑣碎的事務后，老林有時候會松口氣似的，順便談一下他的編輯設想。譬如他讀完了某某作家的小說，與我交換一些看法，是否要組織稿件加以評論？有時候他會一口氣讀完某個作家的幾部作品，然后就說：“我覺得某某是一個被低估的作家……”這樣的情況是經常性的，因此，我常常是一邊感動著那么晚了老林還在無比認真地斟酌別人的稿子，另一邊也多少有些訝異，作為一個編輯他的閱讀量超過了我這個職業的文學評論家。

我不知道《當代作家評論》的老主編陳言先生是哪一年從領導崗位上卸下擔子的。老林漸漸地挑起了刊物存亡的重擔。上世紀90年代是文學刊物舉步維艱的時期，幾乎是被赤裸裸地拋到了市場經濟大潮里，風雨飄搖，自生自滅。許多文學刊物不得不轉向，自沉于商場欲海無法自拔，也有一些鐘情文學理想的主編為挽救刊物而心力交瘁，《上海文學》的執行主編周介人老師[1]就是這樣犧牲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不知道老林是怎樣帶著他的刊物度過這段艱難時世的。他也組建了以企業家為主體的董事會，經常來到上海，說是為董事們辦些事。其實說穿了，他為了爭取到企業家的資助而東奔西跑，為企業家服務，但是這些活動絲毫也不影響他的刊物的純粹性，《當代作家評論》自始至終是一份干干凈凈的刊物，為捍衛純文學，他盡到了自己的責任。確實，老林的真誠也感動了許多懷有文學夢的企業家，他得到了他們的大力資助。記得那段時間老林舉辦的文學研討會和文學活動特別多，每次活動都有一些企業家的參與，譬如麥城、徐連源等等，他們中間，有些人后來成了我的朋友。

進入新世紀以后，文學的處境似乎好了一些。2003年我受上海作家協會的委托，擔任了《上海文學》的主編，那時候我感覺到，好像經濟已經不是最主要的麻煩了，倒是發行量上不去，最讓人頭疼——文學期刊遭遇了新的挑戰，互聯網時代新媒體的出現，起先還是星星之火，很快就成為燎原之勢。但那段時期可以說是老林最為順風順水的時期。他一邊執編《當代作家評論》，一邊揮師南下，受聘于幾家大學，有的還擔任學報的主編，同時還主編了一本上海作家協會策劃的《西部·華語文學》。那是發表文學創作的大型刊物，老林出手不凡，每期都有名作家的長篇小說問世。文學創作、文學評論都在他的全盤統籌之中。運籌帷幄，決勝于千里之外，老林的足跡從北到南，沈陽、大連、上海、蘇州、杭州、常熟、云南等等，不斷舉辦各種文學會議和文學講座，策劃大型文學叢書，等等。真是轟轟烈烈，似乎應了《紅樓夢》里所說的：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社會發展，三十多年的歷史，既是漫長的，也是瞬間的片刻。老林與我們這一代的許多文學工作者（無論是作家、詩人、評論家還是文學編輯）一樣，經過了凌厲飛揚的上世紀80年代，與時俱進的1990年代，終于進入恣肆汪洋般的多家刊物并駕齊驅的新世紀頭十年。就如俗話所形容的：風頭、豬肚、豹尾，精彩三部曲全都占有了，這是林建法生命歷程的輝煌與燦爛。老林的生命狀態始終是飽滿的，盛滿理想，仿佛永遠不知道疲倦似的。正因為他擁有這樣充沛的生命素質，他在文學編輯的崗位上，就注定不會平平庸庸地混日子，也不會把刊物看作是自己飯碗而小心翼翼地經營，他注定會把刊物做成一個廣闊的平臺，召喚各種文學力量，來導演一場有聲有色的歷史壯劇。

為此，我想就林建法的編輯風格說三點概述：

首先，林建法是一位主體性強烈的文學編輯。他對自己刊物上著力推薦、評價哪個作家哪部作品，都是經過認真的選擇，有明確的標準。如前面所說，林建法有著驚人的閱讀量和藝術直覺。盡管他不是一個評論家，也不著一字評論作品，但是他在判斷、甄別作者是否優秀，作品是否值得推薦的原則上，毫不含糊，更不是鄉愿式的隨風附和。曾經有人批評他的刊物是“表揚”而不是批評，但是他們沒有看到，老林選擇的所謂“表揚”的作品，在他看來，都是當代最優秀的作品，新松恨不高千尺，值得被沙里淘金、讓其閃閃發光。他為此拒絕了許許多多的稿件，決不讓自己的刊物被那些在他看來不值得推薦的作品所利用。當然別人可以質疑他的“優秀”標準是否可靠，但他對自己的標準是堅定不移，絕不敷衍的。如果我們把他主編的《當代作家評論》目錄做個索引，不難看出，他推薦作家作品的立場是一以貫之的，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貫穿到新世紀頭十年，他正式退休為止。許多作家青年時期的創作就受到了他的關注和推薦，一直到三十年以后，不離不棄，作家、評論家與刊物一起發展。而這些作家，現在都成了當代文學史上的中堅作家。我不是說，老林的刊物沒有推薦過的作品都是不好的作品。當然不會是這樣。但這些作品至少是老林沒有讀過，或者讀過了不喜歡的。我可以舉個例子：譬如老林的刊物很少推薦港臺文學和海外文學，而我一向是比較重視這一領域的創作，也寫過不少這方面的研究文章。但我后來驚訝地發現，我寫了那么多研究臺灣文學和海外文學的論文，自以為寫得也不錯，自己挺喜歡的，但居然沒有一篇發表在《當代作家評論》上。唯有一篇評論蘇偉貞的論文，我交給老林，他悄悄地刊發在他主編的《東吳學術》，而不是《當代作家評論》。由此我感到，老林對他自己沒有讀過，或者不熟悉的作家作品，他的態度是極其謹慎也極其嚴肅的。

其次，林建法具有很寬闊的編輯視域，他能自覺地超越各種人為設置的界線，著眼于總體的文學現狀。他的編輯活動具有一種天馬行空的思維藝術，充滿了靈動性。譬如說，《當代作家評論》是一個專門評論作家作品的刊物，按理說主要依靠的是文學批評家，但在老林的編輯視野里，作家與批評家始終是一個平臺上的兩元，互相對話，互相交鋒。他不僅組織批評家集中力量來評論、研究、推薦作家的作品，同時還反過來，有意識地組織作家評論批評家，討論作家眼中的批評家。林建法的身邊有兩撥朋友，一撥是作家，一撥是批評家，再加上他作為文學編輯，三種身份的人經常性地在一起開會、研討和溝通，一定會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我曾經在一篇文章里討論過這種現象。我認為：“作為一家理論雜志而非創作雜志，它的主體作者群是評論家而非作家，評論家一般總是學院式的高高在上，對當下的文學持冷漠與俯視的態度；而像《當代作家評論》那樣滿腔熱情地直接參與到作家的文學活動中去，團結作家，凝聚作家，推動作家，在當代文壇上實在是難能可貴。它是攜帶了一大批評論家的能量在活動，給作家帶去了新鮮的信息和不同的聲音，使作家的創作與評論家的關注形成一種互動的紐帶，而雜志，恰恰成為兩者互為作用的一座橋梁。”[2]后來，老林的視域又擴大到翻譯領域，擴大到海外漢學家，擴大到外國文學的研究學者，把作家、批評家和翻譯家結合在一起，討論當代文學在海外傳播的理論問題。所以，作為一個文學編輯，他走的路是越來越寬闊的。

其三，我還是要強調，林建法的編輯藝術，功夫是在刊物的外面。大約我們很少能在編輯部辦公室里找到主編林建法，他總是風塵仆仆地奔走在出差途中，或者是參與到各種文學活動中。一般的文學刊物，為了方便組稿，也會舉辦一些游山玩水的筆會活動，然而林建法卻是把整個心血都投入到當代文學的建設之中。他與許多高校合作，舉辦研討會、舉辦各類文學講座，組織作家、詩人、批評家與廣大學生、讀者對話，既繁榮了校園文藝，也擴大了文學刊物的社會影響。策劃系列文學叢書，也是他整個編輯活動的一部分。他從參與編輯到主編《當代文學評論》長達二十多年，積累了大量的人脈和稿源，加上已經刊發在刊物上的稿子，都足夠讓他重新加工、分類、出版，再一次擴大刊物的社會影響。所以，在林建法的手中，無論是《當代作家評論》還是其他系列刊物，都是富有生命活力的出版物，就像鋼琴大師手指下跳動的音符，繪畫大師筆下胡涂亂抹的色彩，文學大師鍵盤上敲出來的一個個文字，都是充滿了靈動性，都會活起來。作為一個優秀編輯的林建法，他編出來的文學刊物的生命力見證，就是一個個作家、批評家鮮靈活潑地走上了時代的文壇。

自從有了現代出版業以后，文學編輯就擔當了文學催生師的重要職責。我們說孫伏園這個名字在文學史上是不朽的，不就是因為在《晨報副鐫》上走出了阿Q這個鮮活而沉默的魂靈嗎？我們說胡風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性，不僅僅是他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也不僅僅是他的精彩的詩歌和散文，更重要的就是他主編的《七月》《希望》雜志和系列叢書里走出了青春洋溢的詩人、小說家和文藝理論家……歷史在不斷前進中，所以，我們今天舉辦這個林建法研究專輯，當然是為向我們這個時代的優秀編輯林建法致敬，但也是向我們這個時代（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所有為文學事業披荊斬棘、鞠躬盡瘁的文學編輯致敬。

關于林建法兄，我以前曾經寫過兩篇文章，都公開發表過。這回已經是第三次了。2013年底，建法兄從《當代作家評論》主編崗位上退休，南下定居蘇州，我當時寫過一首舊體詩送他，但沒有公開發表。聽說老林很喜歡，后來請人寫成條幅示人。我把它抄錄在下面，表示我對老友的一點心意：

惟君情鐘好文章，借得東風做道場。

南北應呼三十載，縱橫奔走一分丹。

肝膽相照真兄長，心血催春壯眾芳。

若問此番南下意，東吳立馬辟新疆。

2021年10月1日于海上魚焦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