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放眼當下時代的漢語小說寫作，大概存在著這么幾種不同的敘事模式。一種主要著眼于看似尋常的日常生活，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日常敘事，典型如賈平凹的長篇小說《秦腔》與王安憶的《天香》。一種更多地聚焦于影響巨大的家國大事，我們或可把它稱之為宏大敘事，比如何頓的長篇小說《黃埔四期》或者肖亦農的《穹廬》。再一種則主要是借助于傳奇的方式來完成小說敘事，或可被稱之為傳奇敘事，典型如余華的《文城》或者孫頻的《我們騎鯨而去》。還有一種乃主要通過荒誕變形的方式來進行小說敘事，我們也可以把它稱之為帶有突出現代主義意味的荒誕敘事，比如劉亮程的《捎話》或者李浩《鏡子里的父親》。雖然說不論是哪一種敘事模式也都有各自代表性的作品產生，但相比較而言，我卻更看重那些日常敘事的小說作品。能夠從看似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活中寫出某種內在的驚心動魄，正是這一類小說作品特別讓我青睞的根本原因所在。

長期旅居海外的張惠雯，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一直在兩個方向持久發力，令人印象深刻。從文體上來說，她這些年所寫的絕大多數都是短篇小說。從敘事模式上來說，她的寫作方向也似乎一直都沒有離開過日常敘事，總是能夠在看似尋常的日常生活中有自己獨到的發現與領悟。這一方面，藝術完成度極高的一個作品，就是短篇小說《朱迪》（載《收獲》2022年地1期）。正如同你已經預料到的，朱迪是一個美國女人的名字，張惠雯在這篇小說中所集中講述的，乃是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一個被命名為“林”的旅美華人）與曾經一度有著“深交”的密友朱迪之間的交往故事。關于“深交”，文本里有這樣一段不容忽視的交代性敘述：“深交的人會談什么、做什么？我也沒有明確定義，但我想，至少要經常和對方談及自己，譬如談談對某些人某些事的真切感受、內心深處的矛盾和疑慮，當然，還有自己的過去。那些你不會對普通朋友提及的事，你或者和深交的朋友談，或者對陌生人說。就這種意義上來說，我和朱迪稱得上深交。”

需要專門提及的一點是，“我”和朱迪各自的家庭境況都有所殘缺，難稱完美。首先，是朱迪。身為自由職業者的朱迪，其日常工作是“偶爾幫食品商家拍產品圖片”。盡管在成長過程中有過難以忘懷的情感隱痛，但成年后朱迪的幸運之處卻在于有了一個殊為難得的丈夫喬伊：“喬伊是他的丈夫。她從來不掩飾對喬伊的愛戀：‘我們在一起八年，結婚五年，但他還是那么迷人，我甚至覺得他越來越迷人。他是我見過最好的男人，有人可能不同意我，我才不在乎。’”這段敘事話語中，溢于言表的正是朱迪對丈夫喬伊的濃濃愛意。也因此，在“我”的觀察視野里，朱迪和喬伊屬于那種令人羨慕的神仙伴侶：“這愛情故事并不新鮮，但動人的愛情故事恰恰都差不多。當朱迪講到動情的地方，喬伊會摸摸她的頭發或者把她摟過去親一下。他的親密有種恰到好處的溫柔，卻不過分，至少不會讓旁觀者尷尬。我心里暗自感嘆：多么美麗的一對夫婦！”然則，朱迪和喬伊盡管看似天作地合的一對神仙伴侶，但唯一的缺憾卻是沒有自己的孩子（雖然說一直到小說終篇為止，作家都沒有交代他們倆為什么會沒有孩子。到底是生不了？抑或還是自己根本就不想要？）。然后，是身兼第一人稱敘述者功能的“我”。“我”所擁有的，是指只包括自己和兒子東東（英文名湯尼）兩個人在內的一個單親家庭。“我”和丈夫，則早已因丈夫的出軌而離婚。沒有固定工作的“我”，其實也是一個自由職業者。除了來自于前夫的一筆贍養費之外，也只是“在家接一點兒設計書籍插圖、商業海報的工作”。雖然失去了丈夫，但“我”卻因此而得到了一種難得的“自由”感覺：“我做什么不再需要和人商量、不用考慮另一個人的感受，而且，我可以隨意支配錢了！”從兩個家庭的構成情況來說，這兩個家庭之間的友好交往，其實也正建立在“我”和朱迪她們兩位女性之間的友誼之上。

但“我”卻無論如何都沒有料想到，自己和朱迪之間的友誼，到后來竟然會因為喬伊的介入而陷入危機之中。喬伊第一次給“我”發短信，是在一次共同外出游玩的時候：“那是我第一次收到喬伊的短信，我們之前一直沒有交換過電話號碼，所有聯系都是通過朱迪。”身為事件的知情者，那一次，朱迪就已經流露過些許對喬伊的不滿：“朱迪說：‘親愛的，我們真的迷路了。你不知道喬伊多著急，他怕你等太久。我說你不會介意的。我希望我們沒有等太久。’朱迪并不善于掩飾自己，所以，我感覺到她有點不悅。”正所謂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乃至第N次，那次旅行回來后，“我”又收到過喬伊的幾次問候短信。面對喬伊不期然間的問候短信，“我”雖然也都做了回復，但在回復的同時卻又頗感不安。因為喬伊是朱迪的丈夫，所以，照理說，“我”和喬伊這兩個點之間的聯系，無論如何都不應該繞過朱迪這個點。不知道朱迪是否已經對“我”和喬伊之間的私下聯系有所察覺，反正，也就在這個時候，她不無警告意味地告訴“我”，自己曾經因為喬伊和女友林賽之間的私下短信聯系而最終拉黑了林賽。

由喬伊而導致的“我”和朱迪之間友情的徹底破裂，發生在一次暴雪之后。那一次，身陷應急困境中的“我”，近乎本能地發短信給喬伊，詢問停電的相關情況。沒想到的是，得知訊息后的喬伊，竟然瞞著朱迪，冒著暴雪很快就出現在“我”和湯尼面前，施以積極的援手。如此一個非常的極端天氣，喬伊的刻意隱瞞，再加上朱迪的過分敏感，所導致的最終結果，就必然是朱迪不僅怒氣沖沖地“打”上門來，而且還不容置辯地強迫喬伊隨同自己離開了“我”家。沖突發生，友情斷裂之后，身為當事人的“我”，曾經先后兩次在復原的基礎上對事件作出過相應的反省。第一次反省的結果是倍感冤屈：“夜里躺在床上，我一直在想事情是怎么發展到了無可辯解的程度，只是因為那些問候性的短信、那些不摻雜任何男女私情意味的拜訪？什么事都沒有發生。沒有一句曖昧過界的話，沒有任何哪怕是無意的肢體親昵。但在朱迪眼里，我已經確定無疑是那個背叛了她、引誘了喬伊的女人。我感到我是一個被冤枉的罪人。我試著找我自己的‘罪過’，我可以被她指摘的地方，但我最后發現，除了沒向她‘匯報’喬伊發來的那些短信，沒有告訴她喬伊曾帶湯尼出去玩兒過兩三次之外，我想不到還有別的什么。”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我”真的只是一個被無辜冤枉了的女性么？只有在又過了一段時間之后，“我”方才意識到，情況其實并沒有這么簡單：“但在過后的日子里，當我反復思量、試著往更深處想，我發現朱迪的猜疑并非沒有道理。如果喬伊繼續他的拜訪，那么總有一天，我們極有可能跨過友情、道德設置的邊界。我不是說喬伊會離開朱迪，這種事可能永遠不會發生，但那道邊界并不牢靠，尤其對于兩個相互喜歡又有機會走得太近的人。我何必否認呢，在朱迪來找喬伊的那個大雪天之前，我夢到過喬伊，不止一次。”應該說，當張惠雯終于觸及到“我”曾經數次夢到過喬伊的時候，也就不無真切地揭示出了“我”這個人物形象的某種精神分析學深度。與此同時，關鍵的問題還在于，一方面，“我”和喬伊之間，的確干干凈凈地什么都沒有發生，張惠雯所寫的，的確稱得上是一個“無事”的悲劇，但在另一方面，從“我”對自己的深度精神分析，我們卻又可以看出，其實在“我”與喬伊之間，一切皆有可能。既如此，如果從“罪性”或者“原罪”的角度來說，我們不管怎么樣都不能說“我”是完全清白的。

在小說中，擁有精神分析學深度的人物形象，除“我”之外，也還有朱迪。朱迪之所以會對丈夫喬伊與任何一位異性的深度接觸都充滿戒心，充滿了恐懼和焦慮，其實與她青少年時代的一段痛苦人生經歷緊密相關：“我們幾乎什么都談。她給我講她心碎的少女時代，她最愛的父親在她十二歲時離開了家，搬去和另一個女人住。她不能接受會被父親‘拋棄’。她還有個弟弟，比她小七歲，而她當時感到父親真正背叛的不是她母親也不是弟弟，而是她。這正是最不可思議的地方，因為她一直以為他最愛的人是自己。”如此一種怨恨，竟然一直持續到她十六歲的時候。一直到那個時候，朱迪才在原諒父親之后，和父親成為了朋友。要害處在于，成年后的朱迪，雖然從表面上看已經通過對父親的原諒而實現了某種情感上的自我超越，但在內心深處，那種曾經被背叛的精神情結卻一直都還在。從根本上說，她之所以會對丈夫喬伊和密友“我”之間的相互接近持一種無法接受的拒絕態度，也正是這種精神情結作祟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