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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汀，青年作家，詩人。出版有長篇小說《布克村信札》，散文集《浮生》《老家》《暖暖》，小說集《所有的風只向她們吹》《中國奇譚》《人生最焦慮的就是吃些什么》，詩集《我為這人間操碎了心》等。曾獲《十月》文學獎、百花文學獎、陳子昂詩歌獎等多種。

青年作家劉汀新近出版的小說集《所有的風只向她們吹》包含四個中篇小說，每一篇都寫了一個跨越城市與鄉村的當代女性，她們擁有不同的年齡和身份，同樣從鄉村走向城市，在城鄉之間漂泊奮斗，與生活和命運進行頑強的抗爭，當“所有的風只向她們吹”，她們身上爆發出感人至深的強大的精神力量。作者雖然用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具象征意義的“梅蘭竹菊”分別給人物命名，但是四個人物尹雪梅、蘇慧蘭、何秀竹、魏小菊身上又表現出與“梅蘭竹菊”相離相悖的復雜性格，小說人物在重新定義“梅蘭竹菊”。

當然，“梅蘭竹菊”僅僅是切入小說的一個維度，性別也是如此。在劉汀看來，雖然性別是一個先在的立場，但是，“人”比性別更先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部小說集是“她們”的故事，更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她們”比我們想象的要更開闊、更廣大。正如批評家李敬澤所說，“面對人物，作者其實并沒有特意去注意性別，他首先把‘她’當成一個人，一個豐富的、獨特的人。這本身就是最大的尊重，也是文學對于人的最大尊重。”

近日，中國作家網記者就此話題采訪了劉汀，聽他談一談《所有的風只向她們吹》創作背后的故事。

劉汀小說集《所有的風只向她們吹》，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0月出版

“她們隨著我的寫作一點一點清晰起來”

中國作家網：《所有的風只向她們吹》講述了尹雪梅、何秀竹、魏小菊、蘇慧蘭“四姐妹”的故事。什么時候開始寫的？最先寫的哪一篇？

劉汀：這部小說集從四年前就開始寫了，四個中篇，前前后后寫了近三年的時間。最先寫的是《魏小菊的天空》，然后是《人人都愛尹雪梅》，接著是《何秀竹的生活戰斗》和《少女蘇慧蘭》。

中國作家網：女性故事系列并不陌生，比如作家畢飛宇的《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系列。你在開始寫時，已經確定將“四姐妹”作為一個系列，還是在寫作中不斷“有意識”地建構才讓這個系列逐漸顯形？

劉汀：畢飛宇老師的“三姐妹”系列已經是當代文學中的經典了，我還達不到那個高度，但寫作的初衷確實是想構成一個系列，但那時還不確定寫三個還是四個，等寫到第二個人物尹雪梅時，則確定了要寫四個人物。第一，當然是因為借用了“梅蘭竹菊”這四個意象，第二則是她們已經囊括了我比較熟悉的女性形象，如果讓我去寫更年輕的零零后，我了解得太少，不敢下筆；而年紀更大一些的女性，她們的歷史感更厚，但當代性似乎沒那么強，我會放在另外的作品中去寫。

中國作家網：最終完成這個系列達到了你的寫作初衷嗎？

劉汀：應該說基本實現了我的想法，只是在開始寫之前，我只知道自己要往哪個方向走，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會寫下怎樣的故事，我也不知道這幾個女性會有怎樣的人生，她們是隨著我的寫作而一點一點清晰起來的，就像洗印膠片照片時，人影從底片中逐漸顯現。

中國作家網：從一個男性作家的角度出發，講述“四姐妹”的故事，或者塑造這些女性形象，最大的難度是什么？如何解決？

劉汀：其實寫作的時候，從未專門考慮過自己是“男性”還是“女性”，性別雖然是一個先在的立場，但“人”比性別更先在。我只是以自己的觀察、認知和理解，講述幾個人的故事。如果說有困難的話，困難只在于，我是否真的相信自己筆下的人物，是否能像描述一個真實存在的人那樣去講述她們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只要找到這種信任感，她們就會向你敞開心扉，袒露她們全部的命運和秘密。

小說人物在重新定義“梅蘭竹菊”

中國作家網：小說集包含的四個小說都以人物名字命名，而且，尹雪梅、何秀竹、魏小菊、蘇慧蘭讓人很自然而然想到極具象征意義的中國傳統文化符號“梅蘭竹菊”，如此直接命名似乎也是你的“有意為之”，有什么特殊含義？

劉汀：這肯定是有意為之，最初的想法就是借用中國傳統的“梅蘭竹菊”這幾種花草意象，來形成一種整體感和結構性，當然這四種花草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屬性，也或多或少地附著在這四個女性身上，但是我還想說，到現在讀者和評論家還沒有注意到我在小說里埋下的一點伏筆，那就是四姐妹每個人的性格里，都潛伏著一種反對“梅蘭竹菊”這類傳統觀念的東西，都有“反對的一面”。

中國作家網：意象的選取與人物性格有緊密的聯系，比如《人人都愛尹雪梅》中多次寫到“雪”和“梅花”這兩種意象。有一處這樣寫：“尹雪梅開始覺得，滿頭白發就是滿頭的雪，可好看的梅花在哪兒呢？她稀罕花，但從來沒見過梅花，對她來說，那就是一個摸不著的念想。”如果“雪”象征著殘酷的現實，那么，“梅花”是不是就代表著尹雪梅一直未能實現的浪漫夢想？

劉汀：當然可以這樣解釋，但也可以不做類似的解讀，就像我剛才提到的她們性格中的“反對的一面”。其實對普通人來說，并不存在“夢想”這個詞，或者說，他們對文藝青年、知識分子所說的那個所謂的“夢想”，有著另一套感受和表述方式。我們不能去問一個種田的農民：你的夢想是什么？但是，每個人心里一定都存有一種超越現實生活的“念頭”和“想法”。有時候，它是種子，尋找著適合生根發芽的土壤；有時候，它是火把，把這些“懷揣火焰”的人燃燒；更多的時候，它只是一種未曾表述出來的“感覺”。我的寫作，一定程度上讓這種感覺更加確切一些，所以對尹雪梅來說，“梅”只是一個符號，她借用這個符號，但絕不受困于這個符號，相反，她在重新定義這個符號。另外三個人物也是如此，作為作者，我非常愿意說這一點是這幾個小說人物的“立身”之處。

中國作家網：到了《何秀竹的生活戰斗》，何秀竹就像寧折不彎的“竹”，任何困難都不能將她摧毀。某種程度上講，意象似乎也在你的敘述暗流里“標明”了人物與命運抗爭的巨大努力，呈現出此種意象代表的某類品格？

劉汀：就像前面提到的，這四種花草自身的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幫我塑造了四姐妹的品格，同時得益于“梅蘭竹菊”所具有的整體性，四姐妹也可以相互比照、闡釋。但是我也不太愿意把這四個女性僅僅對照為四種植物，她們顯然要比它們復雜、豐富得多。比如何秀竹，我個人覺得她并非像竹子那樣寧折不彎，相反，她其實有非常柔韌的一面，能夠隨時調整自己的生活姿態。即便一定要用“竹子”去比對，也應該用竹子的一生，從小小的竹苗到竹筍，再到長成的竹子，不同的階段同樣有著不同的形態和狀態。

“覺醒”或許只在個體意義上成立

中國作家網：《人人都愛尹雪梅》中，尹雪梅心靈手巧，會做各種面食，還會跳舞，會十字繡。“人人都愛尹雪梅”，其實是人人都離不開尹雪梅。尹雪梅身上，其實背負了來自“他者”的太多“責任”和“重擔”，小說結尾部分，尹雪梅突然“出走”,才嘗試著去追尋自己的生活。《何秀竹的生活戰斗》中，何秀竹雖然大聲地喊出：“我不要替身妹妹，我就要我自己”，但是她對于生活的抗爭也始終圍繞“家庭”這一主題。而魏小菊和蘇慧蘭，似乎更多圍繞“自己”，有著更強烈的自我意識，魏小菊能直接喊出“人是能主宰自己的命運的”。《少女蘇慧蘭》結尾寫道：“蘇慧蘭知道，她自己終于不再是一個少女，甚至不再是女人，而成了一個人。”你如何看待人物身上的這種變化？這種變化傾注了你的哪些思考？

劉汀：四篇小說，四個人物確實隱含著一個具有共同性的思考，即人在什么情況下、如何意識到和如何成為他自身。但是這個思考必須排在文學性的后面，不能“喧賓奪主”，因此在寫作過程中，“四姐妹”經常沖破我前期所構思的范圍，努力走出自己的路子。也就是說，她們自己內心都隱藏著“變化的力量”，我曾在《人人都愛尹雪梅》的創作談里寫到，每個人在成年后，都需要“重新誕生自己”，這一次的誕生不是來自于母親，而是自己破殼而出。

中國作家網：從代際角度來看，從50后尹雪梅到70后何秀竹，再到80后魏小菊、90后蘇慧蘭，小說人物身上的這種變化實際上也是一條明顯的“覺醒”脈絡。可不可以這么理解？

劉汀：四個年齡段的女性，基本囊括了我在這個寫作階段比較熟悉的四代女性，這也源于對系列小說的整體考慮。至于她們的“覺醒”，倒不是從年齡上傳承的，還是她們自身，也就是說她們每個人單獨拿出來都必須是成立的。

中國作家網：而且，這其實不是四個“人物”，而是一個“人物”的多個階段或者多面？你在什么時候突然嗅到了“覺醒”的氣息？

劉汀：“覺醒”是一個非常老的話題，從百年前魯迅寫《娜拉走后怎樣了》開始，中國人一直處在“覺醒”的過程中，我只是在當下的語境下，塑造了幾個人物形象。另外，我還想補充的是，我們天然地把“覺醒”想象成一個具有“進化論”色彩的詞，其實這不太準確，應該讓它回到中性的狀態，或者說，“覺醒”未必都是世俗意義上的積極、正確、進步，它或許只在個體意義上成立。比如魏小菊，她的所謂“覺醒”里，包含著非常復雜的東西，不能用好和壞、先進和落后這種二元的思維去看待。

“文學幫我們框定、截取、認識、理解茫茫人海中的某一個人”

中國作家網：從四篇小說的結局來看，尹雪梅最后在高鐵上睡著了，什么夢也沒做；何秀竹確信她養的花再也不會枯萎，繼續鼓起與生活戰斗的勇氣；魏小菊漂泊過后返回家鄉，在鎮子上開了一家牛肉面館；蘇慧蘭經歷過助人卻造成烏龍的事件，在一次出游中找回自己，獲得內心的平靜。“四姐妹”一直在城鄉之間漂泊游蕩，尋求屬于自己的生活是艱難的，當小說結束后，你覺得她們開始過上屬于自己的生活了嗎？或者說，這又是一個開始？

劉汀：我不能說她們過上了理想的生活，我只能說她們比之前多了一種可能性，可能性賦予了一定的選擇權，至于她們最終會選擇哪一條路，作者無法“越俎代庖”。

中國作家網：“四姐妹”的故事折射出當下女性在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狀況和困境，很能引發讀者共鳴。不僅因為人物的當下性與真實性，更因為人物面對困境永遠滿懷希望、熱情、美好，這賦予了小說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你覺得人物身上的這種精神力量源自哪里？在復雜、艱難、多變的現實中，能否談談如何讓人物保持這種精神力量？

劉汀：如果說這四個人物身上具備這些特質，那只能來源于我們的現實生活，無論是從媒體中還是從身邊人群中，我們都能看到這樣的人。當然，她們或許沒有文學人物這么戲劇化的生活，性格也不會如此鮮明，但每個認認真真生活的普通人，都具有一種感動他人的精神力量。尤其是這兩年，因為疫情，有些普通人的行程在流調中暴露出來，我們借此更直觀地看到了普通勞動者在經歷怎樣的艱苦勞作，又怎樣在這種艱苦勞作中保持著作為人的熱情和尊嚴，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永遠無法超越生活，但文學可以作為一雙擁有特殊功能的眼睛，幫我們框定、截取、認識、理解茫茫人海中的某一個人。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人類的悲歡才有可能相通。

中國作家網：作家、詩人、編輯的多重身份，對你的小說創作有何影響？

劉汀：應該是能讓我盡可能多地從其他視角來認識和考慮問題吧。作為編輯，我見過無數“原稿”，也經手過很多優秀的作品，我更清楚一個作品擺到讀者面前之前所經歷的過程，這幫助我在寫作中“不卑不亢”，看清自己的寫作道路。詩人身份，更像是調節內心和保持語言敏感的訓練課，詩能撫慰人心，但對真正的詩人來說，寫詩就是用語言“打磨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