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馬來西亞華裔女作家黎紫書在寫作事業上的“赫赫戰功”我就不細數了，她的天賦很年青時就通過各種大獎和好評得以證明。復雜的國族大環境和殊異的家庭小環境造就了她豐裕的精神結構和情感世界，長達十年的記者生涯開拓了她的社會視野，長時間的寫作訓練深化她對漢語精微的理解。與歐美其他國家的華人處境不大一樣，華人在馬來西亞是最大的少數民族。世界歷史的現代性變遷造就了馬來西亞的社會現狀和人口結構，主要有三大族群：馬來人屬主流，約占一半，講馬來語，信奉伊斯蘭教。其次是華人，約占四分之一，他們聚居抱團取暖，有自己的華語學校，堅持華語教育以保留傳統文化的根脈，信奉佛教和道教。再次是印度人，約占十分之一，說泰米爾語，信奉印度教和佛教。同時還生活著一些鄰國其他族的移民以及英國殖民者和日本侵略者的后裔。人類學有個統計：族群中人口超過十分之一就會影響整個社會，人口分布狀況已經決定了馬華文化所必然具備的巨大差異性、混雜性、流動性以及獨特性。

馬華、女性、作家搭配的復合結構能夠迅速讓我們的大腦搭建認知坐標，但這幾個詞匯都是標簽化的大詞，并不能彰顯黎紫書的私人特質，共性有時是通向個性的障礙物，就像大帽子會遮蔽腦袋，面紗會遮蔽面孔。馬華文學有其一貫的主題：游子漂泊異鄉的失落與文化認同與歸宿的焦慮，一方面與悠長的漢文化傳統有血肉傳承關聯，另一方面又與在地的多元文化不斷滲融，從宗教、文化和習俗方面華人都與當地人相互影響。張貴興、黃錦樹等馬華作家將民族文化焦慮的書寫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從某種意義上講，女性主義在20世紀已經部分完成了它的使命，當今女性經驗已經不再有早期的敞亮意義。黎紫書通過“回溯自己整個人生”來書寫她所理解的馬華文學。與其說黎紫書對父親的噩夢書寫是隱喻這種巨大的國族焦慮和文化壓抑，不如說這源于她自身陰郁的童年：父親的長期缺席，彌漫在婚外家庭的是母親的絮叨和無望的等待……黎紫書1990年代進入報界，曾任馬來西亞最大的華文報紙《星洲日報》專題作者以及《亞洲眼》雜志主編，見識過馬華社會的各個層次，還會見過總統，她談到這段經歷時說：“接觸的都是社會底層的陰暗面，看到很多悲劇，無奈的現實以及人性的黑暗，這些很多成了小說的素材。”就是在這個廣泛接觸社會的時期，她開始嘗試寫作，當時的華語文學正經受先鋒小說的洗禮，對形式實驗充滿興趣，而且對敘述人的本能如欲望和暴力情有獨鐘。黎紫書談到國內作家如蘇童、莫言等的創作對她的深刻影響。她坦言自己不能寫出“陽光的東西”。《蛆魘》、《山瘟》、《告別的年代》等作品確立了她的早期風格：夢魘、昏暗、郁抑、神秘、逼仄，叫人沉悶而難卻，這一系列小說以其不可輕視的沉重和神秘氛圍宣告了一位嚴肅小說家的起點。

董啟章對黎紫書的邊緣地位進行了很準確的概括：其一端是“文學終結”，其二端是 “經驗匱乏”，其三端是“邊緣文學”。雖然這個危機結構可以一分為三，但其實是三位一體，互為表里的。王德威曾經判斷黎紫書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位作家，在《流俗地》的序言中也肯定她所關注的多重邊緣地位：“華人遭受二等公民待遇，女性在兩性關系中屈居劣勢，底層社會日積月累的生活壓力，無不一點一滴滲透、腐蝕小說人物的生活。”灰構成了黎紫書的文學底色，她將自己的筆對準下層的蕓蕓眾生，他們的疑慮、困擾、奮斗和夢想，夾雜著多種文化的沖突與融匯。不能將我們熟悉的打工文學、底層文學、苦難敘事往她身上套，黎紫書的意圖不是揭露種族沖突及社會不公的問題，而是凸現人性和女性，描摹人的生活難題和根本困境。

難能可貴的是，黎紫書并不受困于固定的身份符號，她力圖寫出馬華文學的新的時代特色，擺脫馬華留臺派相對固化的國族隱喻的書寫模式。她直面馬來多民族聚居的生存狀態，盡可能在小說中呈現多民族多樣化的文化生態，努力讓小說情節與重大歷史事件對接，如對馬華群體造成巨大創傷的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等。詹姆遜曾強調，“如果我們要保持小說是‘歷史的’，仿佛我們必須回到對主體/客體的選擇，必然不由自主地選擇歷史上某個有日期的著名時間”。“五一三”事件對馬華世界影響深遠，滲透到每個華人家庭乃至每個華人的命運。“二等公民”的處境深深地影響馬來華人的身份建構和文化認同，這些至關重要的時間節點也是黎紫書小說中始終不曾放棄的歷史時刻。

第一個長篇《告別的年代》，黎紫書的寫作重心放在訓練長篇的敘事技巧上。《流俗地》不同，在后記中作者將自己的寫作目標、心理準備和技藝訓練說得很清楚。這個書名標明了作家的敘事態度，她將寫作姿態放得很低，甚至低于正常的水準。以盲人為主角極大地增加了寫作難度。眼乃“六識”之首，是我們意識最為仰賴的部分。我們所熟知的比喻極大部分是運用視覺意象。《流俗地》并非薩拉馬戈的《失明癥漫記》或者梅特林克的獨幕劇《群盲》，后者是從象征的層面去雕刻盲人群體，暗示人類的盲目。黎紫書回到對盲人的寫實，盲關閉了外部世界，放棄火眼金睛對世界的凝視，放棄目光如炬逼近普遍規律，讓我們集中內眼去凝視的“黑洞”，那無盡幽深不曾命名的黑洞，專注于內心感受，與充溢著噪音、紛擾和流俗的現實生活相伴。文本敘述的重心從外到內，從明到暗，從現實世界到主體心靈生活位移。

《流俗地》書寫一位華裔盲女銀霞在錫都的艱難成長。黎紫書更樂意去展現文化“脫域”之后給個體帶來的可能性，歷史總是轉彎抹角地決定著人們的意識，這一批移居馬來的她們，身上依然攜帶著中華文化的某些遺產。銀霞的成長是與馬來華人的次級處境、女性的“第二性”的整體命運緊密相系的。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中對時代傳播形式造成小說與故事、史詩的形式差別進行分析，他指出：“成長小說一點也不偏離小說的基本結構。它將社會生活進程與個人發展融為一體，僅僅為決定這種形式的秩序提供了最脆弱的理由。它所提供的合理性與現實截然相左，特別在成長小說，實際烘托出來的正是這種殘缺不全。”

一、光

《流俗地》的突破在于作家努力刻畫出心靈的趨光效應、“流俗地”的聲色、氣味以及重重陰影。銀霞的艱難成長是鑲嵌在社會的變遷之中。銀霞雖盲，其心有光，她對光的習得、想象、渴望與爭取乃這部小說的暗線。如果不能進入這暗面，閱讀就可能適得其反，像當年的英國人煮茶一樣讓豐富的茶汁流失留下茶渣。

作者踏實地講述一位盲女的命運與她周遭的錫都的社會現實。在“樓上樓”這樣的“流俗地”，一位盲女攜帶著先天的卑微，但是沒有知識分子預先設想的自憐，銀霞習慣自身的缺陷，但眼盲沒有遮蔽她內心對光明的向往。當大輝欺負地喊她盲女時，仗義的蓮珠姑姑會訓斥他并捍衛她“眼盲心不盲”。銀霞的心是光明的泉源，是她賴以生存的全部。銀霞明慧的心照亮了馬票嫂、蓮珠姑姑、細輝、拉祖一家、伊斯邁老師、顧有光老師的眼睛，讓他們發現這是一位與眾不同的盲女，他們的鼓勵和幫助又促進了銀霞靈魂的健全。印度智慧之神“伽尼薩”的觀照和馬來老師伊斯邁的關愛同樣照亮華人銀霞的精神世界，黎紫書以開放的心態接受來自異族的光束，這正是當代馬華文學的時代內容和新質。

失去光與色的世界，失去眼見為實，銀霞成長的每一步都來得更為艱苦卓絕，比具體生活的困難更為可怖的是大家對盲人的歧視、霸凌和鄙棄，這是深不見底的漩渦，吞噬人的黑暗無處不在。銀霞的每一個細小的成功幾乎都會遭遇一場風暴，遭遇來自鄰人和親人的質疑，而她的父親老古就是演奏這“打擊樂”的首席。銀霞的家庭死氣沉沉，父母之間毫無愛情可言，父親對銀霞是盲人極為不滿。父親是的士司機，女兒坐在后排，他公然在前排與人妖調情，深夜開車尋求低端艷遇，母親梁金妹終生攜帶著鄉里人的自卑，對城市有說不清的畏懼，終日畏手畏腳，沉默寡言，得知老公的風流事只關心他是否收了的士費。母親膽怯卻能無動于衷地用開水燙死一窩小貓，僅僅因為華人“狗來富、貓來窮”的說法。父女之間異常隔膜，銀霞在密山新村的盲人學校遭強暴后上車，從身心到頭發的凌亂未曾引得他分毫疑心與關心。盲女銀霞自幼手巧、善棋、聲音甜美如鈴，記憶力上乘甚至上過報紙，父親均以不能變現無法謀生加以否決。母親眼光短淺，全部心思落在銀霞能否與細輝成親上，親家夢碎之后滿腹怨尤。逼仄的家庭難容寬廣的心靈展翅，盲目又讓銀霞無法遠走高飛，一切都仿佛要沉默在暗礁中。但罕見的記憶力、敏銳的聽覺和不屈服的心讓銀霞很容易捕捉到人世間最細微的光，聽聽收音機就明曉《西游記》八十一難及其出沒其中的妖魔鬼怪，知道“金三角”的所指，她手里干著編織網兜的活，心中別有洞天，裝著一本活地圖。

銀霞復雜的情感體驗來自多聲部的混雜生活環境，也曲折地通向創痛的隱在族群經驗。在“樓上樓”這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一位活躍于新舊街場的馬票嫂格外引人注目，她最早開始騎摩托，也最早開始有小汽車，她會各路語言，消息靈通，有可畏的記憶力，能背下整本《大伯公千字圖》，隨口幫人解夢買彩。就是這個馬票嫂脫口許了銀霞一個“馬票妹”的未來，并捎給銀霞一本《萬字解夢圖》。雖然不識字的銀霞沒有能力學習這本書，但是夢想卻在她心里扎根發芽。夢在《流俗地》中寫得非常搖曳婀娜。白日為思，暗夜為夢，皆為心魂所系，真實的夢和幻境之真都能讓讀者驚出一身冷汗。夢對應著本我，最深、最真也是最難以捉摸的部分，如朝露轉瞬即逝，如風來去無蹤。每個人的夢不同，每個夢的色調亦不同，得有馬良的筆才能描繪出鬼魅魍魎的夢影以及在他人夢境邊緣的如履薄冰。

在華人聚居的祖屋，住著拉祖一家印度人，深棕色的皮膚講述著他們的族裔和社會地位。印度人比華人份額更少，且沒有自己的泰米爾語學校。拉祖父親巴布因出色的理發手藝而聞名遠近。拉祖幾位兄長都資質平平，唯有拉祖是讀書的料，連華文成績也比細輝更好，還能以漢語演講，而且體育、下棋樣樣了得，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顆正大澄明的心。在“伽尼薩”照耀的巴布理發室，銀霞與華人細輝、印度仔拉祖度過了童年的黃金時光，結下了終生難忘的情誼，印度母親對兒子的好友總是溫柔有加，充滿母性的聲音和很細微的撫愛動作長久地滋潤著銀霞的心田。細輝幼年體弱病孱，然心地良善純潔，常以銀霞的記憶力為傲，也為拉祖所得的各種獎勵為榮。小說詳細描摹巴布理發室的布局，突出神在印度家庭中的地位。“伽尼薩”是一張喜氣洋洋的神像，而拉祖在有限的敘述中永遠是見牙不見眼地笑著。在細輝因為輸棋而生氣橫掃棋盤時，“神在大放光明”。神在眾生之上，超越各種情緒、意氣和苦。從邏輯意義上看，小說家與神造萬物異曲同工，神創世紀，小說家造世界。

《流俗地》中對神祗的敘述展示了黎紫書寫作的超越性，兒時的友誼讓銀霞深深地信奉印度的智慧之神。華人的廟宇與華人學校在一起，信仰與知識互通款曲，華人的拜神從來帶著強烈的目的性：求子、求功名、求福壽。而印度的家庭供奉的“伽尼薩”象征著智慧。伽尼薩斷掉的右牙“象征它為人類做的犧牲”。這幾乎可以看作小說的文眼。在小說中先后出現四次，層層遞進。拉祖的母親將智慧之神的右牙缺失與銀霞的失明連接起來，殘缺乃犧牲，這對銀霞是莫大的安慰。拉祖多次在游戲時考銀霞關于“伽尼薩”缺失的事情，不斷強化這種超越一己的犧牲精神。三十六歲，身為名震一時的律師，替天行道的拉祖卻被殘酷殺害，死亡方式極為慘烈。拉祖居住在華人聚居區，他的遇難有一位華人少婦親眼目睹，最終卻由于民族不同而不了了之。拉祖是銀霞的至交，在銀霞心里他永遠是“光明的人”。他的死悲壯。但民族文化阻礙著他們的深入交往。銀霞妹妹的婚禮座席明明坐不滿也不讓銀霞請拉祖來參加。他們長大后有限的幾次會面都是在祖屋老人的葬禮上。最后一次是銀霞母親的葬禮，拉祖依然考銀霞“迦尼薩”斷的是哪邊的牙齒。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同樣面臨著種種殘缺和障壁。銀霞曾經愛過的伊斯邁老師再未謀面，不同的文化把他們永久地分開了。

銀霞藏著戀愛的創傷，細輝早早就屈從了命運。只有印裔的拉祖仍走在自己奮進的道路上，但誰也不曾料到這樣一位正直的律師卻遭遇了最悲慘的殺戮。得知拉祖的悲劇，細輝和銀霞不約而同地想到“伽尼薩”——印度人供奉的象頭人身的智慧之神，她有四條手臂，卻斷了一根右牙。拉祖對伽尼薩以及印度宗教、民間故事的談論銀霞銘記心頭。神所具有的創世意義，“百鳥歸巢，萬佛朝宗”雖然在小說中有如靈光一閃，但這光芒之耀眼足以讓蕓蕓眾生從流俗中超脫開去。銀霞始終保留著關二哥獎勵給他們的一只電子表，即便全部時光在表面消逝，即便塑料表帶也黏稠化，銀霞依然小心翼翼地保存著，以此紀念拉祖這位“光明的人”，這位曾經為銀霞點亮理想之燈的摯友。從銀霞對拉祖飽含尊敬的回憶中，我們看到黎紫書超越本族主義的敘事態度。

我們很容易在歷史的挫敗中匍匐下來，現代化追求的過程整體是一個學習歐美學習西方的過程。在科學、民主的旗幟下我們帶著自卑以虔敬的心態對待西方的先進文化。我們遺忘了印度也是四大文明古國，其文化深處也有其“現存性”值得我們借鑒，可是中華文化傳統的悠長使我們的心態帶著略微的自負，而忽略了近旁的思想資源。拉祖這個人物和印度人所信奉的“伽尼薩”是《流俗地》中的一束強光。智慧、光明與犧牲、殘缺同在，這是古老的印度文明留下的正面遺產，也是文明互鑒時代人類共同體能夠共同繼承的文化遺傳，今天依然對每個民族、每種文明都有深遠的啟迪作用。

智慧之光沐浴著銀霞。拉祖和細輝下棋的時候，銀霞靜坐旁邊細心摩挲棋上刻的字，就在這耳濡目不染的過程中，銀霞學會了下盲棋，能同時應對細輝和拉祖兩人，技驚四座。銀霞的棋藝徹底征服了聰明的拉祖，他們三成了“金三角”。成人后的銀霞常常午夜夢回：小小的理發室，那里有塔布拉的鼓點、薩朗吉的琴聲、拉祖父親巴布的鼾聲和母親的喋喋聲、風扇的搖頭聲、多種方言交織的市聲以及印度家庭特有的馥郁香氣。如此平常的午后雜音俗語在銀霞記憶中成了世間最動人的交響曲。在最深最濃的黑暗中，拉祖的聲音浮現：“銀霞你唱歌吧，你的聲音好聽得像西塔琴。”還有比這對盲人更大的鼓勵和贊美嗎？

細輝的陪伴是日常的、綿長的，銀霞能夠從空氣最細微的流動中感受細輝的存在，他們對彼此的委屈感同身受，樓道轉彎的角落見證了他們兩小無猜。而拉祖的鼓勵總是能夠擊中銀霞，給她的夢想添火加油。為了卻銀霞的心愿，兩位好朋友設法帶她到華人學校去玩一趟，當然得背著家里的大人。這一路對華人學校描繪得非常細致，像工筆畫一般。銀霞最常聽到人家對她的憐惜就是要是她能夠上學就不得了，可以想見，這對銀霞是多么難忘的旅程，學校是知識的殿堂，是光明的在所。樂極生悲，銀霞蕩秋千摔得遍體鱗傷。拉祖向教他下象棋的老師求助，象棋老師幫銀霞清理好傷口并開車護送她回家，自然，三個人都挨了家長的訓斥，兩個男孩子更是挨了痛打，細輝母親一邊罵一邊慶幸銀霞沒破相，否則銀霞家肯定會要求將她嫁給細輝。這讓細輝第一次痛切地感受到世故的力量，而孱弱的他無力反抗。無論如何家長的痛打構筑了彼此更深的情誼與記憶。

《流俗地》在一波三折中迂回前進，銀霞每次靠近光明，都會遭遇更深的黑暗。幼年時，為了與拉祖和細輝走同一條路去上學，銀霞曾渴望到壩羅古廟義校(專為智商有問題的人開設的)求學未遂，平添諸多煩悶。去參觀細輝的學校反而摔傷了。后來終于在契媽馬票嫂的幫助下到密山新村的盲人學校上學，其他盲人都是學一些具體的謀生手藝，只有銀霞對盲人打字機情有獨鐘，在打字機邊找到了倉頡造字那種驚天動地的感覺，由此知道對于一顆向往光明、渴望智慧的心，語言文字的蠱惑力讓銀霞擁有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在馬來老師伊斯邁的悉心指導下銀霞可以用盲文寫信，學會盲文表達讓銀霞擁有一個嶄新的世界，“總感覺自己像在一個寬廣的異次元世界里走了一圈，成為過另一個人，自己便又多了一個不為人知的層面”。“寫信是一件好玩的事，每次都像打開一個話匣子，又像是推開一扇門去到別的世界。那些空間也和這里一樣的漆黑無明，卻包容了別的可能。房里的世界對我如此開放，給我自由。”向深諳的自我敞開，在盲文的保護下細數從頭，銀霞給自己童年的密友細輝和拉祖書寫那些無人能懂的回憶與展望。信是一個指向具體、極為特殊的文體，在小說、戲劇等其他文體中被反復征用。孫甘露的《信使之函》如詩如訴，讓語言的能指盡情舞蹈。在《流俗地》中，信是一個情感的突破口，銀霞得以傾聽伊斯邁老師欲說還休的心曲，得到了老師“發乎情止乎禮”的回應，這封長長的回信以“然而——”結束。

老師應承“改天繼續”但改天永遠沒有來。第二天下午，伊斯邁老師并沒有讓銀霞念信，卻拿來了馬來文的《古蘭經》讓銀霞轉成盲文，伊斯蘭教是不允許離婚的。這是一個有家室的回民以經書來規訓自己狂亂的心，也委婉地給聰慧的銀霞以暗示。雖然有著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的隔閡，那個“然而”像雕刻一樣印在銀霞腦海里，不斷回放，吸引銀霞每天下午準時到打字室去。就在這密室的無望的等待中，銀霞遭遇了強暴，銀霞對伊斯邁老師的狂想使她一直誤以為到打字室來的是他。狂想誤導了銀霞，等到發現侵犯者并非他時一切都來不及了。更糟糕的是銀霞還懷了孕，遭受人工流產。馬票嫂帶著銀霞家去找學校交涉，可憐銀霞并不知曉兇犯是誰，無法指認肇事者只能黃連肚里吞。這次的遭際是銀霞學校生涯的終結，直接阻斷了銀霞通往夢想之路，銀霞再度回到令人窒息的家中。

靠了父親的推薦，銀霞去了的士公司當接線生，她甜美的聲音具有療愈作用，她將錫都的大街小巷全印在腦海里，就像今天的導航一樣可靠。同事都親切地喚她阿霞。阿霞在這份工作上得到的幸福感和意義無可比擬，工作既能讓她擁有充實的時光，更重要的是她的聲音和非凡的記憶力有了用武之地。可惜時光流轉，花不常開月不常圓，的士司機這個行當慢慢衰退萎縮，銀霞的工作日趨冷落。

銀霞母親病故，至交凋零，工作幾乎難以為繼。山窮水復。就在美麗園這個新的市郊住宅小區，因緣際會，銀霞竟然認識了鄰居顧有光老師。無巧不成書，他就是拉祖的象棋老師，當年幫助從秋千上摔下來的銀霞他處理過肉體的傷口。如今，顧老師再度幫助銀霞處理心靈遭遇的重創。在棋和貓咪的媒介下，顧老師與銀霞漸行漸近。終于萬事俱備，顧老師開著他的“蓮花精靈”——這是獨一無二的賽車——載著銀霞去都城出席老朋友的追思會。會后，他們搭乘的電梯壞了，在轎廂這個密閉的環境中，銀霞吐露了心曲，將自己曾在盲人學校經受的強暴講了出來。這個幾乎要被時光和塵埃湮滅的秘密終于得以與良人分享。最為難得的是小說沒有遵循灰姑娘與白馬王子的愛情鏈條。銀霞和顧老師都歷盡滄桑，白發暗生，各自身上都藏著生活的創口。在黑暗的密閉的電梯空間，銀霞說出那一語雙關的話：“歡迎你來到我的世界。”“現在你知道我的世界長什么樣子了。”別忘記顧老師的名字是“顧——有——光”。對光的認識、描繪也是整部小說隱線，這隱線若有若無，就像我們做幾何要加一條輔助線，但需要自己的想象力去建構出來。

《流俗地》表現了顯、隱的不同層次，越有經驗越優秀的作家在隱的部分下的功夫越多，留給理想讀者建立心理聯系的線頭越多。主角是盲人，小說的敘事難度陡增。最大的難度在于得改變表達方式、凝練敘事空間，沒了視覺，世界頓時狹窄而黑暗，敘述空間幾乎被固定，而流動乃現代性的重要特征，要將豐富而多樣的生活壓縮進這又局促又黑暗的空間中集中展示作者必得給予讀者一些額外的補償。形象是我們對文學藝術表達的基本要求，而形象建立在視覺的基礎之上。現在我們得刪除視覺的一維，靠其他感覺系統重建立體的形象。比如銀霞對光的感受來得調動聽覺和觸覺，陽光是很容易通過溫暖來感受的，而陰天的光呢、冬季的光、早晨、晚上不同強度的光呢？得調動諸多寫作技巧才能捕捉到光與黑之間的微妙變幻。

”

“鎮流器發出的聲音”將銀霞的家與整幢祖屋接通起來。“像是有一只蟬或飛蛾什么的被困在燈管里，每一有光，便哀哀鼓噪。于是她明白，聽見這聲音，便知道有光了。”

無論閉上眼睛或不，黑暗都如墻一樣堅實地直逼眼前，壓迫她。這種黑暗不是睡著時的黑暗。睡著時的黑暗是虛的，廣闊而深邃，仿佛前面攤開了一整個上帝說“要有光”之前的宇宙。當中隱藏著許多未知的內容；會把她的聲音吸收進去，讓她越涉越深。

”

“我卻總覺得自己是看見過的。”“人們對我說顏色，說形狀，說線條，說光，我都覺得自己能意會，知道他們在說什么。”

敘事依次調動了對聲音、感受以及幻覺來輔助銀霞表達光感，她是以心靈、以情感來分辨事物的形態，這樣一來也一定程度地達成了“陌生化”，激發我們對光這種習焉不察的事物的再感受再認識。太陽底下并無新鮮事物，但文學總是在千方百計地提供新鮮的表達，這同樣可以增進、延長、補充我們的感受。

二、影

黎紫書并不滿足于傳統現實主義那樣書寫一位盲人蠶蛻般的成長，她要呈現的是銀霞心中的光，周圍的云層、無垠的天空和藏污納垢的大地。雖然我們的文學常常將母親與大地、大海等寬廣的事物聯系在一起，但千百年來的男權文化已經形塑了中華文化的形態，天子、國君、父親乃權力的表征，君臣父子乃社會秩序的核心。黎紫書敏銳地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她既為自己的時代寫作，也為自己的故鄉畫像。無論時代境遇如何，男性總可以在女人如雪般的生活上再撒一把霜，男性總是可以在把女性的肚子搞大之后若無其事地走開，可以在家庭重負降臨時像無辜的孩子一樣臨陣脫逃。在文化更多樣、流動性更大的城市生活中，男性沾花惹草、棄家不顧成了新常態，他們甚至不必面對“熟人社會”的輿論壓力。這也是當代城市生活的實情，男性的缺席和逃離成為黎紫書作品中的高頻情節，父親的缺席深深地影響了作家的潛意識，而這種個人遭際又與馬華人與華人主體文化的分離一拍即合。

《流俗地》的敘述時間從諸多不同的節日寫起到大選結束。都市生活將所有的節日轉化成消費狂歡買買買，就像農業文明時代所有的節日乃至婚喪最后都變成吃吃吃的盛宴。每個節日的創立均蘊含與眾不同的意義，一方面節日承擔著對歷史的記憶功能，使社會通過慶典的方式變成共同體；另一方面，讓川流不息的日復一日得以中斷，假日使我們蓄積能量去忍受日常的枯燥。如果以中國的農歷去觀察傳統節日，意義十分明晰。遠祖的智慧本身值得后世人們慶祝。而馬來的諸多節日彰顯其文化的雜糅，得照顧不同民族的文化需要。

值大選之際，失蹤多年的大輝召的士的聲音突然出現，此際正值銀霞接話筒。作為盲人，銀霞具有過耳不忘的本領。大輝的聲音打破時空，銀霞大驚，遙遠的童年和深深的往事歷歷在目，滄桑感油然而生。生活的沉疴從不同的角落從四面八方襲來，在父親的葬禮上，大輝還是一個青春叛逆期的孩子，被三姑六婆一一耳提面命。大輝長得那么挺拔、那么英俊，而他所處的家庭是如此卑微，沒了父親的家庭對他完全沒有了約束力。俊美使他引人注目，他的存在本身對女性是個強有力的殺手锏。細輝一家的命運都被父親的中年早逝改變了，何門方氏的沉默、自苦、苛刻，蓮珠姑姑當了拿督的妾，大輝旁逸斜出終至墮落，細輝囁囁喏喏地活在重壓下不敢對自己的人生做主。

懷著身孕的未成年的少女從祖屋上跳樓自殺，這是大輝造下的孽，類似的多起命案在祖屋發生，以致噩夢連綿，最后不得不請人做法事并裝上牢固的防盜網，使祖屋外觀完全像個牢籠。小說沒有直敘大輝母親何門方氏的痛苦，而是側面書寫她對細輝的種種叮囑，家丑不可外揚。大輝是長子，寡母能有什么辦法呢？避人耳目去了日本，還是吃軟飯弄是非。在日本混不下去了，回國之后托親戚推薦到都城做侍應生，結果人渣僅僅憑著外形長相就同時得到了蕙蘭和父親的欣賞。道德、人品和愛情之間是毫無關聯的，絕不可以劃上等號。蕙蘭跟蓮珠姑姑談到大輝時用了“愛”字，細輝對銀霞那么深的感情都不曾用過。蕙蘭對大輝的愛不光是給他買最好的衣飾，還苛求自己減肥以求匹配。大輝也一度想要好好養家糊口，可惜時運不濟，本性難移，最終被蕙蘭父女趕出家門。就這樣逍遙家外，大輝甚至不曾偷偷回家去看望自己的三個孩子。他不僅是何門方氏的噩夢，而且是全家的隱患。

大輝和蕙蘭的長女春分重復了那些青春少女的噩運，年紀輕輕就懷孕生子，一腳陷入命運的泥淖中無法自拔。春分的命運簡直可以說是父親作孽的報應。這樣殘缺的家庭，當叔叔細輝決定幫一把手時，他眼中的小侄女夏至卻“看著仍像童顏佛身，雙頰緋紅，一對眼睛仿佛不知人間何世，活脫脫年畫中懷抱鯉魚手持蓮花的娃娃”。敘事人動了惻隱之心，在夏至身上給了我們莫大的撫慰。細輝的勇敢付出得到了回應。蓮花是可以出淤泥而不染的。同一種家庭可以養出魔頭般的大輝也可以育出隱忍的細輝；可以生出叛逆少女春分也可以長出純情少女夏至。黎紫書打破了我們的刻板印象，環境對人的影響可以是逆向的也可能是正向的，弟弟妹妹也可以從哥哥姐姐的成長中汲取教訓。所謂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這也是自然生育的一個好處，家庭的希望能夠有所著落。

每個家庭都潛藏著隱秘的不幸，每個靈魂都隱藏著或深或淺的創口。風光的馬票嫂來自殘缺的家庭，第一次婚姻極度不幸，不得不逃婚出來。馬票嫂走家串戶，傳通消息，幫助銀霞，后來成了她的誼母。嫁了黑道的梁蝦才時轉運來，可惜老了竟罹患老年癡呆，記憶混亂，離開溫暖富庶的家去尋找讓自己為奴的前夫一家。可見，痛苦是人生最深、最后的存在，痛苦是記憶的駐扎地。

何門方氏中年守寡，大兒子劍走偏鋒，劇烈的煎熬使她完全喪失了過正常生活的能力，即使跟細輝一家住上了條件齊備的公寓也無法改變她節儉到吝嗇的頑習：有餐桌布用而在沙發邊吃東西，將破舊的衣服當抹布，沙發上墊了一層又一層的舊布……最終死在百納布的懷抱中。死亡也沒有幫助何門方氏擺脫生活的痛苦與命運的羞辱。深重的災難在死亡來臨之前已經奪走了她的全部，她不過是一段被生活榨干了的甘蔗渣。

蓮珠姑姑雖然跟著拿督風光一時，但畢竟名不正言不順，后來這種風光又被男人見異思遷的本性帶走了，拿督外邊有了新人，蓮珠姑姑重復著陳舊的、古老的痛苦。

生了盲女的痛苦始終環繞著梁金妹，不能給銀霞找個依靠的不安威脅著她的余生，拼了全部的力量為女兒買了房。潦倒得買不起房子的丈夫依然有外遇，這是千百年循環往復的性別命題。

蕙蘭很小的時候媽媽就跟人跑了，雖然父親寵她，但顯然她缺乏辨識異性的能力，也沒有女性相關的生理常識，致婚前流產讓大輝生疑，婚后很長時間才懷孕又使夫家不滿。嬋娟原生家庭相對完整，卻滿身沾染著城市生活的勢利、精明和冷漠。善于以懲罰激發學生的羞恥心，以不傷害肉體卻極侮辱心靈的方式來對付青春期敏感而叛逆的學生。跳樓自殺的女學生竟是她小學同學的女兒，這位女生的自盡將她置于媒體的風口浪尖上，也從側面擊中了她自己的羞恥心。隨后跳樓的女生就三番五次造訪她的夢境，與她爭辯身體墜落是直線還是拋弧線的問題，她常常從夢囈中驚醒，夢魘的困擾無法自我開解，不得不放棄教職，回家與細輝一起盤個小小的士多店度日。為跳樓噩夢所困的倆婆媳并未因此和解，婆婆甚至因此嫌惡嬋娟，而嬋娟仍以對待學生的方式培養保姆，他們的女兒也因此小小年紀就世故而薄情。在何門方氏毫無征兆過世后的清晨，嬋娟的冷靜、自若、有條不紊展示了她的寡情，在同一屋檐下相處多年的婆婆過世竟然沒有打亂她的生活節奏，依然如故地洗洗曬曬，與鄰里談笑自如，沒有一絲慌亂和驚懼。油燈耗盡苦熬一生的婆婆對嬋娟的影響甚至不及那位跳樓的女生。日常生活具有的驚人的修復力，婚姻、醉酒、死亡都無法將其粉碎。

《流俗地》中，不同代際的女性命運互為鏡像：何門方氏與梁金妹各懷隱痛；馬票嫂與蓮珠姑姑苦甜各半；何門方氏、嬋娟兩婆媳都曾被跳樓的噩夢緊緊糾纏；惠蘭的自然流產、銀霞的人工流產讓人恍惚，生命是如此脆弱，但插曲的余音裊裊不絕。第三代的春分早早當了媽媽，又重蹈家庭的覆轍。時代貌似發生了巨變，然而女性身體與生育緊密關聯。少女和妻子、母親會產生截然不同的身份認同，母親的身份會將少女玫瑰色的自我覆蓋。黎紫書能寫出女性生命不同階段的差距、層次，命運的起落與生活的溫吞相提并論，就像馬來的暴雨與烈日交替而至。烈日的灼熱和暴雨的洗刷都無法改變人的本能。《流俗地》中這群生活在暗啞和燠熱中的女性多么像熱帶的飛蟻，攜帶著“集體自殺的習性”。

銀霞掙脫了飛蟻的命運，她的成長擺脫了“灰姑娘模式”。細輝愛銀霞但障礙重重，世故分開了他們，有情人未成眷屬但這感情依然動人，依然長久地滋潤著彼此的心田。細輝果敢地承擔起本屬于大輝的那部分責任，并將大輝像毒瘤般從家庭的血液中清除。銀霞得到了安全的歸宿，伴侶顧老師歷經難言的滄桑，婚外情的悲劇卻給了他一個意外的結果，他與情敵成了知交還得了他饋贈的跑車“蓮花精靈”，并用這輛跑車迎接他遲到的愛情。銀霞前半生都囿在密閉空間中：童年生活的鴿子籠，郊外的小區美麗園，學習的盲人學校，工作的的士公司。現在，終于有了這輛象征速度和激情的跑車來承載她的幸福和自由、詩與遠方。顧有光駕著“蓮花精靈”來到銀霞的世界。銀霞也以自己的光芒照耀“流俗地”。

《流俗地》寫出了人類心靈的趨光效應，太陽是如此無私，賜予盲人以五光十色。黎紫書也寫出了人類對光的競爭所帶來的黑暗，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擋銀霞對霞光萬丈的追逐。

【注釋詳見《上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