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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歌自畫像

荊歌自畫像

采訪者：孫玉虎（兒童文學作家) 受訪者：荊歌（小說家）

捕捉獨特的精神地圖

孫玉虎：首先祝賀你的“西班牙三部曲”（《你好馬德里》《托萊多電影》《西班牙爸爸》）出版！你近年創作了多部兒童小說，大多以江南小鎮為故事背景，這次筆鋒一轉，把故事背景搬到了西班牙。是什么原因讓你做出如此大的跳躍？

荊歌：因為疫情前我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生活在西班牙，對那個地方有比較多一點的了解。地球的另一端，風土人情文化當然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是會在一定程度上激發更多寫作熱情的。而且我想，飽含異國風情的作品，它肯定具有一些特別的色彩和趣味。在馬德里這座城市生活，聽到看到接觸到的，有大量華人的故事。華人雖然生活在歐洲，但是他們應該還是華人，不僅是有華人的樣貌，還有華人的心、華人的胃，和華人的文化。他們在西班牙的生活，有一種既不同于我們本土中國人也不同于歐洲人的質地，他們有獨特的生活地圖和精神地圖，兩幅地圖既有重疊，也各有其秘密的部分。這給我的創作帶來很大很活躍的空間。我可以在這些書里，展現出讓讀者既感陌生又覺得親切的故事，不僅有異國風情，更有讓我們共情共振的東西。

孫玉虎：近年來，成人文學作家涉筆兒童文學已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寫作現象。多數作家是以自己的童年經驗為底色進行創作，“西班牙三部曲”顯然不屬于這一類。在全然虛構的兒童小說中，你覺得創作的難度在哪里？

荊歌：經驗可以有很多是間接的。耳聞目睹，道聽途說，都可以成為寫作的材料。還有就是想象。想象和虛構，當然也都會建筑在經驗的基礎上。許多直接經驗，儲存在作家的腦子里，一旦寫作啟動，它們常常會自己跳出來。間接經驗和直接經驗，許多時候其實也難分彼此，它們在作者的經驗庫里，隨時都會被調遣出來，或者自己冒出來。而且你知道的，小說寫作的價值，或者說樂趣和挑戰，往往是在想象和虛構中實現的。有時候很單一的一個信息，就能刺激作家的想象，最終成為一部作品。就像一粒細小的砂子，可以在蚌中珠胎暗結，孕育出一顆閃光的珍珠。比如《西班牙爸爸》這本書，就源于我在馬德里一家手表店認識了一個華人女孩，她長著東方人的臉，但言談舉止，和西方人完全一樣。她告訴我，她的爸爸媽媽都是西班牙人，正宗的卡斯蒂里亞人，她是他們領養的一個中國棄嬰。說起她的西班牙爸爸媽媽，她雖然沒有很夸張動情的語言語調，但是我完全能感覺到他們對她的好，以及她對他們的愛。我就覺得可以把她作為主人公，來寫一部小說。

小說是作家心靈的藝術圖景

孫玉虎：你剛剛提到了想象，這是衡量一個小說家是否優秀的重要維度。在《你好馬德里》中，你虛構了兩只真假難辨的貓，亦真亦幻，這種頗具童話色彩的呈現方式在你以往的成人小說寫作中有過嗎？你怎么看待兒童文學語境下的想象？

荊歌：在這部小說中，我希望梅子國內的那只貓并沒有真正死去，它只是穿越到了馬德里。或者說，它是轉世了，它在馬德里獲得了新生。我這樣寫，除了我對貓咪超乎尋常的喜愛，更想把它作為一種隱喻，那就是，中國和西班牙之間，地理上的阻隔是可以被打通的。也可以把這只貓咪，作為一個精神上的影子，就像中國的文化和情感，即使到了萬里之外，也不會丟失，也會始終在她的生活里陪伴支撐著她。這種方式，在我以往的成人小說寫作中也是經常出現的，尤其是我早年的一些小說。因為我始終認為，小說雖然說它源自生活，但是，它畢竟不完全等同于生活。它不僅是生活的概括和提煉，更是作家心靈里反射映照出來的藝術圖景。想象是一切文學藝術創作的生命。有了它，日常生活才會成為打動人吸引人給人藝術享受的文藝作品，才會使普通變得不普通，化平凡為神奇，使匍匐于大地的事件飛升起來，成為奇異風景。兒童文學當然更加具備了想象的特權。誰會質疑孫悟空騰云駕霧七十二變一個跟斗十萬八千里呢？誰又會指責魚變成人是謊言呢？我們不用擔心想象會讓兒童文學變得脫離生活而失去真實，我們倒是怕我們的寫作缺乏想象的力量。文學在想象中變得豐富偉大，人類在想象中變得聰明，世界和時代在想象中奔向更廣闊奇妙的未來。

孫玉虎：在我看來，你的小說對男孩心理的拿捏非常精準，仿佛那就是你本人的化身；在“西班牙三部曲”中，有兩本書的主角都是女孩，沒想到你同樣寫得很出彩。你能夠自如出入少年人內心世界的秘訣是什么？

荊歌：有人說，曹雪芹寫賈寶玉，是寫他自己；他寫林黛玉，其實也是在寫他自己。作家筆下的人物，幾乎每一個，里面都躲著作家本人。是他的經驗、想象和情感，給了筆下人物以靈魂，讓他們活動起來。他們的歡樂，他們的痛苦，他們的成長，他們的挫折，他們的一切，都帶著寫作者的體溫，是他的想象，更是他的感同身受。作家一旦進入創作，他筆下的人物命運，所有的生活邏輯，都會按照一種獨特的軌道運轉、行進。但是不管怎樣，它們都是作家的一部分。

孫玉虎：你的小說呈現出非常濃郁的“藝術家氣質”，在《你好馬德里》《西班牙爸爸》里對音樂都有濃墨重彩的書寫，《托萊多電影》直接把主人公置于電影拍攝現場。你怎樣看待藝術和生活的關系？

荊歌：我的父親十分熱愛藝術，所以他給我取名為“歌”。既是遺傳，也是從小受家庭藝術氛圍的影響，我一直都對音樂、美術和電影等有著超乎尋常的喜愛。我學過很多樂器。年輕的時候在一所鄉村中學當老師，放學之后，整個校園里常常只有我一個人。我就用讀書和音樂來排遣寂寞。我有時候在學校的破風琴上，能彈好幾個小時。更多的時候是抱著一把吉他自彈自唱。直到現在，我依然對音樂有著非常深厚的興趣，經常要躺在沙發上，戴上耳機，聽很久的音樂。我喜歡古典音樂，特別是室內樂，特別喜歡巴赫。我在音樂里體會美、崇高、清潔和豐富。所以我非常愿意在我的作品中寫到音樂，寫起來也常常覺得得心應手。你知道的，西班牙是一個特別文藝的國度，馬德里的藝術氣氛是非常濃郁的。太多的博物館美術館，街頭藝術家也到處都是，地鐵里也都有，他們演奏樂器的水平，在我看來都是專業藝術水準的。所以我覺得我的這個“西班牙三部曲”，它的異國風情有一個很主要的調子，就是跟音樂有關的。到處吹著風，飄著音樂。我一直覺得，我們的生活與藝術是密不可分的。生活不只是柴米油鹽，生活不只是物質的生活，我們更多的是為我們的靈魂而活著，是不是？我還特別喜歡一句話，叫“生活模仿藝術”，我覺得生活中要是沒有了藝術，那就像夜空上沒有星星，就像春天沒有花，那會枯燥乏味死的。《托萊多電影》這本書，它的寫作契機是我在西班牙有個朋友，他是草莓電影節的組織者，每一屆都會邀請世界各地的電影參映，當然也有一些中國電影。那天一起喝咖啡，聊起一個攝制組拍電影的趣事，觸發了我的靈感，我決定要寫一本關于拍電影的書給孩子們看。而對于攝制組我并不陌生，我的好朋友、導演姚曉峰，他是一度很紅的電視劇《虎媽貓爸》的導演，他在北京拍戲的時候，曾邀請我們全家過去，跟著劇組廝混了一個星期。

打通兒童與成年人閱讀的界限

孫玉虎：當下的兒童文學書寫越來越強調對“中國式童年”的呈現，而“西班牙三部曲”無疑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觀察中國人和中國童年的視角。你是怎樣看待書寫“中國式童年”這個話題的？

荊歌：你說得對，“西班牙三部曲”雖然故事發生在萬里之外，但它的敘述對象主要還是中國人，中國孩子。中國元素、中國情感、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地域背景上，也許是讓中國特質更突出而鮮明了。“中國式童年”是不是可以成為一個話題？我們中國作家所寫的大量的作品，難道有“不中國”的嗎？我想重點可能是在這個“式”吧！其實我們中國作家所寫的中國人的故事，一定是無一例外都是中國的。這并不非得要有自覺的意識，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想要擺脫都很難做到。

孫玉虎：兒童文學創作在你目前的創作中占比是多少？“西班牙三部曲”之后的寫作和出版計劃可以透露一下嗎？

荊歌：最近幾年幾乎是全部了，至少主要的心思都放在兒童文學上了。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說這樣的寫作是一種全新的體驗，全新的挑戰和快樂。這個工作是值得去做的，我認為比我以往的寫作更有意義。而且對我這樣的寫作者來說，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通兒童與成年人閱讀的界限，用更多的文學眼光和思考去關注呈現兒童生活。其實“兒童文學”它的概念就是以“文學”為主詞的，重心本來就在文學。接下來會出版的是一系列江南背景的少兒小說。如側重江南美食的《穿心弄》，展現運河文化的《感動星》，《老街時間》則寫一條江南老街上許多居民家里都養小動物，有養八哥鳥的，養狗的，養貓的，養金魚的，養蟋蟀的，養烏龜的，甚至還有養蛇和蝎子的，很有意思吧？另外有一本《我與齊哥》也將出版，這是一本我自己特別得意的書，它寫了一個年輕人帶著一只猴子亡命天涯的故事。我沒想到會把這個小說寫得這么好。我因此覺得，要寫出一部好作品，除了要有豐富的生活積累和高超的寫作技巧，還得有“神助”。如有神助，不是有這樣一個成語嗎？其實就是靈感吧！我們一直都會說到“靈感”這個詞，它是什么？許多時候都說不太清楚。也許就是“神助”，就是說，你會有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激情的創造力，以及完成度。這也是寫作的樂趣所在，十分美妙。希望有一種力量和奇緣，能讓我不斷寫出更好的作品，能讓許許多多的小讀者大讀者都喜歡我的作品，在我的兒童文學作品中獲得閱讀的快樂，享受到生命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