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黎：上海是能成全女性“做自己”的城市
?何子英（以下簡稱“何”）：
向黎好！有機會跟你做這個對話非常開心，也覺得機會很難得。印象中你不是特別高產的作家，但是每出手一篇作品都堪稱是精良之作。你對作品品質的追求，這次約稿過程中我也領略一二，不由心生佩服。記得你跟我聊稿子的時候說，稿子已經寫好了，還要改一改，你說：“我寫每一篇作品都感覺用盡了力氣”。這句話讓我特別感動。你對自己作品的用心與講究可見一斑。你的作品給人的印象是精致的優雅的，如果以人格比較，仿若大家閨秀，端莊、精致、唯美，又不乏浪漫和知性。我感覺你對于文學有完美主義情結，不知準確否？你心目中追求的好作品應該是怎樣的？
?潘向黎（以下簡稱“潘”）：
我寫作比較常見的是兩種狀態：要么如墜情網，要么如臨大敵。共同點是都非常當真，絕不輕松。準確地說，是寫小說如墜情網，寫品鑒古詩詞的專欄隨筆則如臨大敵。陷入愛情也好，兩軍對陣也好，都是性命相關的，我當然全力以赴。寫完了，有時候會后悔，對自己說：你也太夸張了，寫了這么多年，似乎也不用這樣竭盡全力啊。
有時候會聽到約稿方說：“這篇你就隨便寫寫吧！”我年輕的時候不認命，也曾經想“隨便”，但是一動這個念頭，往往就會寫兩句就停下來，或者寫三句刪四句，根本寫不下去。甚至寫完了整篇推翻，重寫一遍。
所以我明白了：不認真的文字我寫不來。這是我的命。就像一個人不能說自己在戀愛，但同時說自己是不認真的。我覺得，不認真，就不是愛情，也許是廝混，也許是欺騙，也許有種種不得已，但絕對不是愛情。不認真，就不是寫作，這是完全同理的。
不認真、不盡力的文字，寫它做什么？如果將寫作當作謀生方式，這是很差的謀生方式，一大半作家都可以選其他方式。我們智商沒問題，當然能用其他方式來過得更優裕更讓人羨慕。所以，是感情方面、精神層面的原因，讓我們留在這個行業里。這不是謀生方式，是志業。既然如此，認真，就是對自己人生的一個交代，是不需要選擇的。
至于你說的對我作品的印象，我只能將之當成一種鼓勵。我的優點和缺點都很明顯，不，缺點比優點更明顯，但是也許大家看在我對文字持莊敬態度的份上，都包容了。這一點，我很感激。
?何：
眾所周知，你出身于書香之家，你的父親潘旭瀾先生是著名的學者和作家，記得你談過你的古詩詞修養來自于從小父親對你的親授。這一點，我真的很羨慕你。我們這代人從小到大多生長在一個文學書籍匱乏的年代，更不用說古詩詞讀本了。相比同時代大多數60后、70后作家，你可謂得天獨厚啊。這種古典文學的童子功，在你的散文里表現很突出，你寫了系列解讀古詩詞的散文，你的系列茶文化散文也深得古典傳統文化精髓。你覺得你的這些文學底子對你的小說寫作有怎樣的影響？你又如何認識閱讀與創作的關系？
?潘：
家庭影響使我在古典文學空白的年代仍然得到了古典文學的啟蒙。古典文學底子對小說的影響是隱秘的，但是非常巨大。因為它在我寫小說之前，就影響、參與塑造了我價值觀、感情觀和審美觀。
如果沒有古典文學的影響，我也可能會寫作，但得到古典文學長期滋養的潘向黎，和沒有得到古典文學滋養的潘向黎，會是兩個作家。她們看世界的眼光不一樣，寫作的立意不一樣，表達的角度和色彩，還有，很重要的，文字的質地都不一樣。所以，影響是非常大的。
?何：
近期看到你在幾家刊物密集推出一批短篇小說，其中的《舊情》《荷花姜》《天使與下午茶》《你走后的花》，還有我們最新推出的《添酒回燈重開宴》，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年輕的都市白領女性，她們在生活和愛情中總有那么些不盡人意處，而你就是在這種不如意的縫隙中發現了文學生長的空間，從而塑造出一個個搖曳生姿的女性形象，這些女性形象被評論家劉瓊稱為“上海玫瑰”，很是貼切形象。你是書寫女性的高手，善于捕捉她們微妙的心理和感覺。你寫出了看似庸常生活中所隱藏的各種可能性，沉潛于生活表面下的微瀾，以及靈魂深處的躁動，這顯然得益于你敏銳的捕捉感知能力。具體到《添酒回燈重開宴》這篇小說，我在編校的時候反復閱讀，每每讀到有些章節情不自禁地會心一笑。小說中，“我”的閨蜜柳葉渡頗有小資情調，生活和吃喝穿戴精致講究，對戀愛對象也要求有格調和品位。小說在敘述她與前男友夏新涼分手的原因時，設計了一個特別有趣的橋段，夏新涼說喜歡《紅樓夢》中的襲人，她堅決不能接受，倆人于是決然分手。柳葉渡說“會看上襲人的人，無論如何不應該選我，我要是和這樣的人在一起，我怎么對得起我自己？”這個分手原因貌似單純可笑，但準確體現了柳葉渡的愛情觀，就是現在年輕人談戀愛所強調的要“三觀一致”。可柳葉渡現任丈夫又怎樣呢，小說結尾讓丈夫現身，柳葉渡終于情緒崩潰，她對“理想伴侶”的期待終究是落空了。柳葉渡的傷心是真實的沉痛的。創作這組作品，你的靈感來自哪里？是長期觀察思考的結果，還是有生活現實的觸動？
?潘：
生活在上海，對一個小說家具有雙重意味。一方面上海是非常現實的一座城市，強調規則、重契約、守規矩，這里的人比較收斂，日常生活動作幅度會比較克制，這樣一來，戲劇化、沖動、頹廢和浪漫都很難存活。這對小說是不利的。但是這座城市的氣質很特別，是相對含蓄的，但很豐富，有許多東西引而不發，許多色調都是中間色、莫蘭迪色，很少大紅大綠，不直接，不火爆，不夸張，微妙的色彩和光線很多，曲折的心思更多。城市生活肌理也耐人尋味。
靈感來自上海的日常生活。你剛才提到的這些小說，都是我“上海愛情故事”系列里的。這個系列中的人物，我并不認為他們在上海很常見，但是我認為，他們放在上海，是協調的。或者說，如果生活中真的有這樣的人，那么他們不會出現在別的地方，只能出現在上海。
柳葉渡的傷心，是在中國的婚姻生活里大面積存在的。一方面，在男人的世界里，感情很難排第一位，一般是事業和謀生排第一位，然后血緣關系或兄弟情誼排第二位，戀人或者配偶只排第三，傳統文化告訴他們，這樣是對的，沒有任何問題。而許多都市女性仍然是將感情排第一位的。另一方面，女性更渴望交流，需要不停地訴說和傾聽，而男性話比較少，有一個數據，女性一天必須講兩萬個字，心里才能舒服，而男性幾乎只需要講十分之一就可以安然渡過一天；另外男性也不那么隨時隨地愿意交流，所以女性很容易覺得被忽視被傷害。這一點據科學研究是兩性先天的差異。聽上去有點悲觀。
所以，我雖然寫出柳葉渡們的失望和悲傷，但是我也沒有解決之道。另外，我心里知道，能認真計較這些，那么她們過得也還不壞。人生就是這樣，煩惱不斷失望不斷。
?何：
你的小說可謂是典型的都市文學，也可以說是當下海派文學的一種代表性文本，你的作品中對于生活場景和細節的描繪很生動，比如星巴克烘焙坊、老大昌、凱司令、紅寶石的蛋糕、國際飯店的蝴蝶酥、光明村的鮮肉月餅、老上海熏鯧魚等等，這些具有煙火氣的描繪展現了這座城市的肌理，體現出老派市民的生活趣味，能夠調動讀者的視覺味覺，細膩可感，散發著濃郁的海派氣息。我發現包括王安憶、金宇澄在內的上海本土作家，都很擅長細致地描寫這座城市生活的煙火氣，而這煙火氣透出一種對生活的講究和自信，這是不是就是海派氣質？請談談這座城市給你的文學滋養。
?潘：
生活在上海，其實心理成本是挺大的。上海的日常生活在不斷變化，不斷有新的東西出來，雖然其中有不少是帶來方便和提高舒適度的，但也有一些只是引起驚訝和注目，無論如何新的東西都需要適應，并不總是輕松愉快的；同時不斷有一些熟悉、親切的場景和細節會消失不見，人們對此會嘆息和傷感。這些我都身在其中。
這個城市給我的觸動，主要來自日常——每一天的日子，朋友，鄰居，街上的行人，餐廳里的鄰桌，直到微信朋友圈里的“吐槽”，許多細節很有意思，很鮮活。
上海的作家在創作上好像都是單打獨斗，風格也各不相同。似乎沒有和其他省市一樣，幾位作家放在一起，用地域或者某種風格來命名的。這一點，倒可能很上海。我不清楚“海派”到底指什么，所以很少用這個詞。我喜歡用“上海”當形容詞，平時我和朋友聊天也這樣說：這一點很上海。這個人很不上海。
?何：
我感覺你的小說的人設和氛圍意蘊，體現了一種古典美。比如《你走后的花》中的云姐姐，是一個純真浪漫，活在自己世界中的藝術家，因為初戀情人喜歡藍色，她種了一院子的花都是藍色的。這種意境的營造唯美傷感。而云姐姐這種偏于傳統癡情執著型人格設定，是否得益于古典文學的潛在熏陶，比如說《桃花扇》《牡丹亭》等作品的影響？
?潘：
這個小說和古典的關系不大，可能它的氛圍是古典的，但是內核是當代的、都市的。女主角是純真、浪漫，但并不古典。云姐姐作為一個年輕女性，她事業成功，在上海市中心買了那么大的房子，然后她氣定神閑，一個人把這個房子住成了家。做到這一切，她完全是靠自己的，這當然不是一個古典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里，其實是：公主沒有遇到王子，自己把自己活成了女王。她雖然癡情，但不是傳統的“忠貞不渝”，這只是她愿意等，或者說因為種種人生的機緣，她不知不覺就等了那么久。
現在的都市年輕女性，不再為了生存、宗族、輿論而去結婚，這是很大的進步。當然這里面我也強調了上海這個背景的重要性，在我看來，上海是中國男女平權實現得最好的地方，也是能成全女性“做自己”的城市。像云姐姐這樣的女子，在有些地方，會被人家指指點點，會被父母逼迫去相親，甚至會和根本不愛的男人生兒育女，但是在上海，發育良好的城市文明，讓她這樣的人可以我行我素、和人群拉開距離，外界對她還會遠遠地獻上好評和敬重。是要有這樣現代城市背景，這樣的女性才能活得淡然而純凈，詩性而優美。對這樣有個性的女性，如果環境是包含敵意、給人壓力的，就會演變成驚世駭俗然后難以久持，或者被迫遠走他鄉的悲劇。
那個男主角和她一樣有光彩，但其實他們會不會在一起，還是很大的未知數，在一起以后的故事，就是相對完美的愛情落到了日常的朝夕相處之后，會怎么樣，是更大的未知數。但是那些不重要，這個小說已經寫出來的部分透露的信息是更重要的：現在的大都市里，居然可以有這樣的女性，有事業，依靠自己過上了優裕的生活，精神獨立，有自己的原則和堅守，在人海中安安靜靜、從從容容地生活。這一點，非常美好，非常鼓舞人。
?何：
對，古典的氛圍，現代的精神內核，云姐姐代表都市中那些獨立的自尊自信的女性，你闡釋得很到位。在《舊情》的后半部杜佳晉的出現，讓重病中的齊元元媽媽得到了極大的安慰，也給困窘中的齊元元一個可依傍的肩膀。《你走后的花》那個建筑設計師的閃亮現身，讓這些故事都充滿了溫暖和美好，先前一切煎熬和等待好像就為了那最后一刻的歡聚，也讓讀者繃緊的神經為之一松。看得出你是一個內心溫柔，心懷善意的作家，你好像總不忍心對自己筆下的人物下狠手，不喜歡制造悲劇，這樣的結局比較符合中國傳統古典美學的團圓情結。記得李敬澤先生早年對你的創作有一個評價，他說你的小說寫出了人世間的“信”與“守”，稱之為“冰上之信”。那意思是世道和人性固然復雜，深不可測，但是你愿意作冰上之舞，愿意“信了對方，信了自己，信了這世上有安穩幸福”。以他的這個判斷來對照你近期的作品，依然有效。剛才列舉的兩部作品，就寫出了兩對戀人之間的信和守。我想，這些其實反映了作家個人的人生哲學。（你自己前面也談到古典文學參與塑造著你的價值觀、感情觀、美學觀),請談談你對這樣處理小說情節和人物關系的想法。
?潘：
在寫作的時候，狠其實是容易的。生活中殺人償命，小說中你殺死一大片也不犯法，還可以震住讀者。狠一點其實很容易，因為人生是不容易的，人性是經不起推敲和質疑的，沒有一個時代是完美的。方向盤往否定的那邊打，一方面可以把讀者震住，一方面容易占據心理高地——如果讀者覺得有破綻，作者大可以反唇相譏：那是你對生活看得不深，對人性看得不透，那是你閱歷有限。
反而是要寫得溫暖干凈美好比較難，因為大家看到了人生的不容易、人性的不可靠、時代不完美，寫作者要寫出溫暖、干凈和美好的感覺，不那么容易讓人相信，反而很容易遭到質疑和譏諷。所以，怎么在一個小說的容量之內，短篇的話可能就一兩萬字，慢慢的、一點一點讓讀者相信你，相信世界上有這樣的角落，這樣的人，這樣的心思，這樣的感情……很難惜力，很難藏拙，這是“信”的作家要面對的。但是很多年來總存在一種傾向：寫都市，還調子光明，那么你一定是膚淺的，淺薄的，反正就是不可能深刻。我仍然常常面對這樣的輕視和不屑。這一點，我很感謝李敬澤先生為我的作品所作的“辯護”。
狠的作家，可能收獲的是震住別人、讓人震撼、發人深省；這個我做不到，也不那么愿意做。不狠的作家，希望的是讓一片暖意慢慢地向讀者滲透。如果說我有什么奢望，大概就是給朋友給讀者提供這樣的一點溫暖。我力弱，可能只能提供一點點。但就是這一點點，是暖意還是寒意，區別還是很大的。
這可能和作家的體質和環境有關，我是南方人，上海冬天又不供暖，我非常怕冷。
?何：
你覺得自己算是女性主義作家嗎？我從文本中感到你有一種溫和的女權意識，不像典型的女性主義者那樣過于張揚女人的個性，但又對女性懷有深切的體恤，溫柔的撫慰，對男性的某些心理暗角不無善意地揶揄調侃，且節制內斂。比如《睡蓮的香氣》，你運用男性限知視角，在文章中加入更多微妙的回憶和心理描寫，本身就十分動人。男主人公被網友“睡蓮”喚醒了對生活的細膩感觸，一個男人的精神出軌被描寫得入木三分，而結尾那個出軌的對象卻是一個男人。這個情節促使男人自己頓悟生活，從而調適到正常的生活軌道。這樣的結局消解了這種體悟的嚴肅性，頗有些哲理意味。文學作品離不開兩性關系的表現，兩性關系可謂這個世界上最復雜微妙的關系。你認為現代社會，女性應如何自處和實現兩性的和諧相處？
?潘：
這些理論我沒有研究，一定要說，我大約是個男女平權主義者吧？這里面沒有和男性對抗和競爭的意思，而是覺得人生而平等，那么每個人，不論是什么性別都應該平等。作為寫作者，對男女角色也一視同仁，都比較體恤。畢竟大家都只是人而已，活在這個世界上，都不容易。
《睡蓮的香氣》寫日常生活里無處安頓的渴望以及逸出或回歸的選擇。城市生活非常現實，“格式化”力量強大，正常人的內心都會在某些時段或者瞬間有想抵御或者逸出的念頭，但是這和付諸行動之間還有很大距離。其實這個小說中，那個男主人公發現喚起他心中思慕的是一個男人（他是異性戀，所以如果一開始就知道，整個心理過程就不會發生），內心的感覺可能他自己都說不清楚。會有巨大的失落，但也會有一些釋然和輕松，因為無法繼續下去，也就不用承擔壓力了，會有一點“天亡我也，非戰不利”的感覺，于是避免了一個重大的選擇，就此回歸“正常的”日常生活軌道。
不過，還是有一些變化的，他似乎明白了兩個人相處的質量，并不都取決于對方，也就是說，如果婚姻有問題，不是簡單換一個人就可以讓所有問題消失的，因此，他開始重新關注妻子，關注原本忽略的一些日常細節，也嘗試和妻子進行交流，而妻子也開始呼應他的關注，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包含了我對婚姻生活中盡責而疲憊的人們的一點祝福。
主角是男性的短篇，還有一個《夢屏》，寫的是三個男人面對戀愛和婚姻的不同心理，各種內心矛盾，日常際遇和意識、潛意識不斷地沖撞、發生物理和化學的反應。婚姻已經不是可以輕松登上的幸福彼岸，而是都市人困惑、矛盾、疲憊甚至恐懼但是不得不去面對的一系列考驗。我想讓讀者看到：人的行為和內心往往是不一致的，而在表面的平靜之下，內心的天平是如何搖晃和傾斜的。有一個好消息是：有時候，通過這些考驗，是值得的。
女性應該如何自處？很大的問題。我只能以四兩報你的千斤，女性應該好好愛自己，始終努力成為更好的自己。如何實現兩性的和諧相處，這個完全不知道，徹底說不上來。因為越來越多地看到：除了素質和誠意，除了心理因素和溝通技巧（個人討厭“技巧”這個詞），不能忽略運氣的成分。差不多的兩男兩女，差不多的年齡，同樣結婚了，有一對人就平平順順地過了一輩子，另一對人卻婚后雞飛狗跳，然后一直不順利，這其中明顯有運氣的成分。
運氣不是宿命論，其實就是概率。根據專家統計的概率，地球上的人，有三分之一的人其實是不適合婚姻的，三分之一是結婚后會離婚的，只有三分之一是會將婚姻進行到底的，所以，對“兩性的和諧相處”一開始不要太樂觀，這樣可能比較好。
?何：
你說的太精彩了，也很通透，這就是小說家的銳利之處！你的小說語言文雅端正，又機靈俏皮，行文中經常有一些充滿智性的詞語跳躍閃爍，令人莞爾。不記得有哪位名人說過，語言就是思想。沒有思想的語言注定是干癟的空洞的。比如《添酒回燈重開宴》的開頭，“我”的自敘：“一個人堅持‘沒有個性’好幾年，絲毫不為時尚潮流所動，那么這也會成為一種‘個性’的”。“一個學齡兒童的家長，這個身份殺傷力之大，足以把和性別有關的一切封印”。這樣的語言干凈、形象、有力，形成獨你個人的獨特話式和美感，增加了文本的趣味性，起到了調劑氣氛的作用，同時也延展了語言的厚度與力度。你在語言錘煉方面有什么心得？
?潘：
謝謝你這樣說。語言是寫作最初的門檻，也是最終的門檻。對小說來說，語言真的是特別重要的。我在語言上花了大量的力氣，今后還準備這樣下去。我會反復改，有時候都改得停不下，甚至有第三遍改壞了又回到第二稿的情況。
用力過猛還不要緊，因為過幾天再讀，自己會發現的，這只是白費力氣，我最苦惱的是，因為改的次數多，又需要幾稿都留著——最后比較甄別、決定用哪一稿，所以不能隨便覆蓋前面的文本，這樣一來，每個小說都有好幾個版本，給雜志社、出版社的時候，就很容易弄錯。我這次給你們的《添酒回燈重開宴》就給錯過版本，真是抱歉。不過也證實了我說的話。
哪有什么心得？只有無數累死累活、暗無天日的記憶。
?何：
對的，你應該是在各方面自我要求很高的人，更不可能允許自己犯一點點低級錯誤，哪怕是一個錯別字。這次你說給錯的版本，其實也不過是個別地方柳葉渡的名字寫錯了一個字，我順手都可以把它更正過來，但我作為編輯還是應該跟你確認一下文檔的版本，而你的反應確如你前面所說，呵呵，如臨大敵，交代我一定要把原來的版本刪掉。并且我在發稿后校對時，再沒有挑出一個錯別字，真是服你啊！多么敬惜文字的寫作者！編輯見慣了錯別字連篇的稿子，看到你這樣干凈爽利的文本，不要提有多么喜歡啦。有評論說你寫出了上海的新世情，你認可嗎？你覺得當下的上海與你從小生活長大的上海有什么不同？你如何看待現代化背景下的新上海人？他們與海派文化形成了一種怎樣的關系，接納、融合還是相互影響？你今后會更多地書寫新上海人的形象嗎？
?潘：
沒有人能說自己寫出了上海，無論老的，新的，上海不是那么好寫出來的。但是，生活在上海的讀者、熟悉上海的讀者，可以一眼看出“你寫的不是上海”。我要做的是，努力避免這種情況出現。當下的上海和我小時候的上海很不同，在我的小說里也有許多細節傳遞了。請原諒，我無法概括地說，因為如果我能概括出來，我大概就不會去寫小說了，還寫這么一個系列。就是有許多感觸無法用簡單明確的話說出來，所以作家們才寫小說的吧。
在我的小說中，有新上海人，上海每一天都在吸引著來自四面八方的人。新上海人對上海影響大極了，比如說，現在上海的日常中，上海人面對陌生人，基本上都是先用普通話說第一句話，如果對方用上海話回答，那么才會開始說上海話。另外上海的孩子們，不說上海話，或者上海話說不好，非常普遍。方言尚且如此，別的方面可想而知。我是12歲來上海的，所以我也不是上海的“土著”，我感覺他們的內心對“新上海人”有著深刻而復雜的感情，而外來的人對上海原住民的感情也不單純，雙方都有自己的道理，誰也不能輕易“壓制”誰或者“說服”誰，所以這些人交集，當然很有意思。
我剛寫好的一個小說，就是寫這種關系的，上海的男青年，和新上海人的女友分手了，然后老上海人的父母出面了，這時候，真正上海人和新上海人，老一代上海人和新一代上海人，形成了三明治關系，好幾層心理折射，這種三明治是非，多次心理折射，在上海這樣的人群中，特別豐富，特別復雜，也是我特別注意觀察和試圖描摹的。
?何：
聽起來這又是一篇令人心動的小說！你先前的小說，如《我愛小丸子》和獲得魯獎的《白水青菜》中，女主有一種要把個性堅持到底的決絕氣質和精神潔癖。前些年，你好像把寫作的重心放在了散文創作上，并且碩果累累，我經常在微信上閱讀你的散文，那是另一種美的享受。如今重拾小說寫作，你筆下的女主角仍然個性獨具，但是也多了一份云淡風輕，仿佛她們與歲月達成了和解。比如《添酒回燈重開宴》中的敘述者“我”與柳葉渡的執拗較真脾性形成了反襯關系，“我”對待生活和情感顯得從容恬淡，不強求不苛求，一切隨緣。這類具有包容性的人物形象，跟你的人生閱歷和歲月的增長有關嗎？
?潘：
當然。變化和年齡有關。我不是三十歲、四十歲了，沒有辦法。但是在我還比較年輕的時候，看到畢飛宇說過一個意思：如果畢飛宇永遠三十歲，那么畢飛宇五十歲的作品誰來寫呢？這個想法安慰了我。然后我發現，年齡帶來人生閱歷，帶來了不同的視角，帶來對人生的洞察力和自我控制力（情緒控制力和語言控制力），真的也是好的變化。所以，當有熟悉我寫作歷程的讀者朋友和編輯朋友認可我這幾年的寫作的時候，我會笑著回答：不能白老啊。老肯定帶來一些壞處，這是必然的，也是無奈的；老也可能帶一些好處，這卻不是必然的。作為寫作者，如何抓住“老”帶來的好處，自然而然地帶到作品里，帶給讀者，這是這兩年我在做的一個有趣的實驗。成效如何，還有待讀者評判。
我沒有寫小說，好像整整有十二年，然后去年十月恢復寫，就是這個“上海愛情故事”系列。發表的第一篇是《舊情》，發在《青年文學》上，《小說選刊》和《小說月報》都轉了，《小說選刊》的主編、著名作家徐坤女士在卷首語里面說：潘向黎這篇小說接續了她發表于2004 年的獲魯迅文學獎小說《白水青菜》，但“時光荏苒，滄海桑田，十七年過去了，女先鋒變成了真后衛”，“終于寬宥并與生活和解”，徐坤說這是歲月賜予的慈悲心腸。有一些變化是歲月賜予作家的，這一點徐坤說得完全正確。
?何：
近期看到一篇李敬澤的訪談，他說：文學應該“留下這個時代的風俗史和心靈史”。風俗、心靈、史，無一不是文學中的重要事項，既有向外無邊的闊大，又有向內的精微，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又是具體的、個人的、精神的。那么借用一下，你希望用自己的文學作品為新時代的上海留下一部女性的生活史和心靈史嗎？
?潘：
我只會專注于手中的這一個小說、正在我手指和鍵盤的連續接觸中不斷生長的這一個小說，想把它寫好，寫得達到我能做到的最好，不會去考慮那些什么“遠大前程”。“留下這個時代的風俗史和心靈史”是一個大目標，而“為新時代的上海留下一部女性的生活史和心靈史”聽上去很不錯，但都不會是由一個人做到吧。如果，我是說如果——這個假設可能性不大，很多年后有人認為我是其中的一個，我會高興的。但對我現在的寫作仍然沒有什么影響。
寫作對我來說，這一刻，這一篇，這一個字，幾乎就是全部。
?何：
細究起來，你的小說很難歸為哪個流派，什么主義，而風格獨具，我行我素。你怎樣定義自己的寫作？最滿意自己的哪部作品？
?潘：
作家很難定義自己的寫作。從態度莊敬、沉浸其中、盡力而為而言，我的每一篇小說、散文，我都是滿意的。以我心目中文學的理想境界為標準，那么我的每一篇小說、每一篇散文，我都不滿意。我寫作沒有野心，沒有計劃，就是因為喜歡，從寫作中得到最大的收獲是寫作本身的樂趣。所以，我無法接受“不要寫得那么認真”的忠告，這就像你在談戀愛，熱戀之中，有人來對你說：何必那么認真呢！你會聽嗎？你只會希望他走開。
小說，最喜歡自己的長篇《穿心蓮》。散文，最喜歡自己的《萬念》。關于古詩詞的專題隨筆，喜歡《梅邊消息》，還有接下來人民文學出版社要出的這一本，就是《鐘山》上的“如花在野”專欄的結集。
?何：
哈哈，用戀愛作比喻太妙了！你現在是上海市作協副主席，還兼任多種社會職務，公務一定繁忙，這些工作會分散一些精力和時間，那么你是如何平衡創作與工作的關系？今后繼續寫都市女性系列還是有什么新的創作打算？對于90后甚至更為年輕的作者，你有什么創作心得與建議和大家分享？
?潘：
時間管理確實是一門學問，或者說藝術。過去我在報紙副刊當了22年編輯，那時候更忙，工作壓力更大。雖然我喜歡編輯的工作，但每個人情況不一樣，有的人一邊在報社上班一邊創作成果累累，這也是我看到過的；可惜我是一個階段只能專心做一件事情的，我已經專心地做了二十年編輯了，自己認為也做到了極致，到了一個要考慮此生還能不能寫小說的年紀了，所以，為了寫作的時間，我在2020年到上海作協專事寫作了。人生就是不斷選擇，每一次選擇是根據自己的、當時的情況，其實很難說清楚得失，何況我對有些得失也比較稀里糊涂。經常被誤會成任性，其實真不是任性，就是不會算計，不精明。
我所有的較真和精細，好像大部分都給了寫作這一件事。當然這也可能是一個現實中無能的人給自己找的借口。
對于年輕的寫作者，我沒有什么建議。就因為比人家老，就有資格對他們說什么忠告嗎？怎么可能。我自己年輕的時候，好像根本不會聽任何人的。
寫作多么不容易。在各種孤獨、困頓、煎熬和絕望中，祝愿我們都能咬著牙好好寫，或許有一天，我們會在時光的深處、靈魂的巔峰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