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密藏——評王璐琪《錦裳少年》
一部小說究竟能夠承載多大的文化體量，又如何完成兒童文學注重可讀性與傳統文化要求閱讀門檻這對二律背反的深度調和，是擺在作家面前最難攻克的命題。《錦裳少年》（接力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的問世，無疑是讓讀者乃至評論界驚喜的，青年作家王璐琪用一部昆曲題材的兒童小說，深挖時間的密藏，從而抵達文學與傳統文化更為幽深的內核。時間里，確有無盡藏。
《錦裳少年》著力描寫五代昆曲人跨時代的離合悲歡，由此呈現昆曲經歷光怪陸離的年代，從輝煌到式微，再由衰頹處勃然盛開的悲欣歷程。從晚清到民國，由戰亂到和平，昆曲的興衰榮辱與家國的命運互為表里，又全然呈現于昆曲伶人的個人命途與艱難抉擇間，以一種超越俗常定義下兒童文學的宏大筆法，借助靳永謙一人的當下與往昔，現實與虛幻，交織成一曲充滿了堅守與打破，匯聚了堅韌與傷懷的細膩委婉的蕩氣之歌。
雙線并行是小說常見的敘述方法，然而即使是大部頭的嚴肅文學作品，也必須要面對雙線互換時閱讀記憶的偏差與情緒代入后的自然接續問題，更遑論兒童小說。兒童的閱讀興趣比成人更需要調動和推進，否則必然會遭受“棄置”，而《錦裳少年》在內容生又天然不帶有“優勢”，一是時間跨度幾十年，二是讀者對昆曲世界的全然陌生，在這樣的前提下使用雙線敘事確實需要勇氣也著實考驗創作水平。
“折疊時間”，是深諳敘述之道與兒童心理的作者給出的破解之法。“小靳”的出現大多在“靳老”面對情境的恍惚間，這既符合心底埋藏著故事的老人身份，又不減損讀者懸置著的閱讀熱情。在少年昆曲班里，靳老聽學生柳雯動情地演繹伍子被父親伍子胥拋下時撕心裂肺的呼喊，恍然就想起自己的師父白師父閉門不見自己的往事，“柳雯裂帛般的聲聲痛喊，喊出了靳老的眼淚，白師父不認他了”，這一句便完成了兩重時間的對接。而“小靳”回到“靳老”則是被情節化為無形的。“這個圓場，小靳跑著跑著，就跑成了靳老，一跑就是幾十年。”文中多次提到白師父主掌傳習所時就一直跑圓場，而今的靳老也跑，先不論其中所指代的更為豐富的象征意味，作者只用“跑著跑著”四個字就涉渡了時間的河流，羚羊掛角不著蹤跡，又巧妙地攝取了時光流轉所帶來的悵然味道。
對時間的“折疊”在藝術上完成了故事層次的豐富，自如中自有從容。而對時間更深刻的認知則催動了作者對文章深刻意蘊的卓有識見的表達。文中多次出現“時代”，無論是假托主人公的悲嘆，抑或是行文所流露出的主觀表達，總之作者旨在探查能夠抗衡時間的流變，不被時代所碾壓、丟棄的可行之法。
當然是文化。時間的洪流與時代的巨變自然避無可避，但惟有對文化的守持，是那變中之恒。小說著筆于百戲之祖昆曲，洋洋灑灑歸根結底寫的是“情”與“義”，這是昆曲的“戲核”，是人物一切行為的根源，也是小說所提供的，對時間的抗辯之法。
為了呈現“變”，小說直書“斷”。上海的大轟炸是聚焦在時代的外部之“斷”：匯演慘烈失敗，傳習所停辦，國將不國。而梅君的白喉則是著墨于個人的內部之“斷”：謀生之路橫斷，成為沉重的累贅，演藝生涯盡毀。這一內一外的兩重驟變，實際上寓指著人們乃至民族必須承受的一切無常，就像昆曲所面臨的兩次“命定的衰亡”。
而作者卻轉筆間便暗寫了“斷”后之“續”。由小靳到靳老，經歷了多少波折與至暗時刻，終于重振了傳習所；而章然的“闖園”，則又是梅君夢想的“卷土重來”，血脈與傳承宿命般完成了一種無聲卻有力的承續。而讓這種接續自然迸發的，是昆曲本身，更是昆曲所象征的傳統文化，是流露在所有情節里的“情”與“義”。
“白師父說，不是隨便就上手教的，得從內到外培養。”看似只是情節中的一句輕描淡寫，卻讓整部小說站住了跟腳。學戲，先內修后外化，這是藝為表，儒為里。所以傳習所幾代演員都秉承著“文化生活”，白師父讓月華先學書畫后拍曲，季均隨手放下的是“鳳凰單樅”茶，教曲之前先誦宋詞，游的是蘇州園林，送的是蘇繡手帕。他們把戲里的文雅滲透入生活的肌理，再于細微處萃取文化的精華——仁義禮智信，慈悲喜舍德。更可貴的是，故事中的人們永遠是堅守“文化內核”之恒，卻又固執地“以變應變”。大到靳老大刀闊斧地改戲，小到柳雯決絕地改行當，受了罵，卻盤活了一池死水。他們之所以敢，是因為文化賦予的定力，如同小說中所寫到的那看似死水卻能活魚養萬物，是“因為池子底下有一口深井，水源一直通到太湖，又從太湖到海里，它們是一脈”。
他們是一脈！這個世界上還有哪個民族能夠如同華夏，是五千年未絕之一脈？經歷了那么多的斷裂，演化了那么多的興亡，可文明存續。因為文化的牽系，所以斷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演進與迭代。這就是作者所要傳遞的時間的密藏。
傳統文化自是博大，卻無比深情，或許作家王璐琪只知覺這部書是對昆曲，對傳統的一份致敬，可那三年的時間，幾百萬字的研究資料，無數的采訪錄音，幾代名家的講述已經對她的文字乃至文學觀念給予了回報，這部小說的氣質不同于《給我一個太陽》的克制，《十四歲很美》的鋒利，《刀馬人》的“混不吝”，它在文字與氣韻上猶如行板，典雅清麗。讓我們重溫這樣一段描寫：“火燒得有一人多高，火舌貪婪地舔舐著地面上的綾羅綢緞，舞臺上的地毯，燎了楊貴妃的的鳳冠，李香君的扇，春香的手帕，李太白的萬卷詩篇，高力士手里的靴子，杜麗娘的畫像以及許仙的傘。”這樣的文字貫穿整部小說，誰說，是人在寫昆曲，而不是昆曲來“寫人”？此之謂相得益彰，此之謂功不唐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