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天圣令》的主角是宋代的章獻明肅皇后劉娥，她是除武則天之外，中國歷史上另一個穿上龍袍的女人。關于她，多以“貍貓換太子”的故事以訛傳訛，卻未曾有一部完整的歷史小說來講述這位女性政治家的故事。她在歷代皇后中出身最寒微孤苦，從一開始在底層掙扎到收起鋒芒，從為己求生到為愛人而收斂，再到為天下百姓收起欲望。這不是一個“后宮黑化”的故事，而是一段閱遍世情、最終恪守本心的故事。日前，中國作家網記者圍繞《天圣令》對作者蔣勝男進行了專訪。

《天圣令》，蔣勝男 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9月

歷史與生活，靈感翩然而至

中國作家網記者：為什么會想寫這樣一部小說？

蔣勝男：《天圣令》不僅僅是“一部小說”，其實是我宋遼夏系列小說的第二部。此前的《燕云臺》，是以遼的角度去看宋夏，《天圣令》是從宋的角度去看遼夏。

這個系列的歷史小說探討那個三朝并立的大時代。當中華文明的走向處于一個十字路口之時，是什么推動著歷史的車輪？對于那個風起云涌、精彩紛呈的時代而言，只有一個視角是不夠的。對于歷史的觸摸，不能受于一時一地一區域的思維限定，而應該用更大的視野和格局去重新審視。所以我寫這個系列的小說，在構思和創作的過程中，用宋的眼光看遼和夏，也轉換思路用遼的眼光看宋和夏，用夏的眼光看宋和遼，這樣才是全景式的歷史再現。這三部書，三個故事，都是探討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前，我們該怎么抉擇。

中國作家網記者：這次為什么把朝代聚焦在北宋，小說取名《天圣令》有何寓意？

蔣勝男：《天圣令》是劉娥在執政期間發布的一個法令，她執政時期的年號是“天圣”，《天圣令》在北宋法制編撰史上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目前有一部分的殘本藏于天一閣。

我們現在看宋代，經濟繁華、文化發達，宋代的美學令人沉醉，如《清明上河圖》《東京夢華錄》。但宋朝建立初期，天下仍不穩定，所有人都不知道它會不會成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不知道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局面是否會重演。這個故事，講述的是宋朝初年由亂到治的過程。這部書寫得跟之前的書不太一樣，我加重了對歷史人物的群像，以及這段歷史的思考與演繹。難度提高了，但對我自己來說，是另一種提升。

中國作家網記者：寫歷史小說要避免硬傷，需要做大量的考據類的準備工作。您如何搜集歷史材料，是否有實地考察？

蔣勝男：我一般前期搜集更多的時代資料，在搜集基礎資料之后，我會到當地找博物館，在那個時代留下來的物件中更立體地感受當時人的衣食住行。寫《羋月傳》的時候，我就去西安各種博物館，去湖北找章華臺舊址；而寫《燕云臺》的時候我也多次去內蒙古赤峰的遼上京舊址、遼祖陵等。這次為了寫《天圣令》，我多次去了河南開封、鄭州、濮陽等地。

這期間，也看了許多相關的書籍，比如一些宋代的筆記小說《東京夢華錄》《容齋閑筆》《太平廣記》《大宋宣和遺事》等，比如趙恒、寇準、錢惟演、丁謂等帝王將相的詩詞全集，還有今人寫的一些宋代考據相關的書。

中國作家網記者：實地考察的時候，有沒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蔣勝男：開始寫《天圣令》之前想去實地看看，先去了澶淵之盟的原地濮陽，然后去開封的時候看了清明上河園的表演，坐了夜航船，一直坐到開封府衙前，還在鼓樓吃了夜宵。只是遺憾的是，剛好開封博物館搬遷，文物都打包了，沒看成，還好得到朋友和當地文化局的幫助，博物館的老師們給我了些他們原來拍的照片。第二次隔了一年再去，結果新館還是沒開。后來去鄭州看省博，省博的主館沒開，文物都在旁邊一個小場館里，地方有限，看到的不多。去了三次都沒看成功，也是挺遺憾的。后來是許多朋友幫忙資料支援，還有朋友特地去太原晉祠拍了非常詳細的圣母殿全景和細節給我（圣母殿據說就是以劉娥和身邊侍女為原型的），很暖心。

中國作家網記者：您在寫作中有沒有遇到瓶頸期，怎么克服的？

蔣勝男：其實寫作遇到瓶頸是很正常的。我之前寫《鐵血胭脂》的時候，在創作過程中隨著資料和思考的深入，發現它跟我原來的計劃和認知發生了沖突，繼續深挖下去就變成了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當時的狀態是失眠、掉頭發，整體狀態很不好。那時候選擇了先放下，后來才繼續。一直到今年，我才打算回過頭把《鐵血胭脂》續完。有的讀者說，“我看這本書是我讀中學的時候，現在我都可以當孩子媽媽了。”這是我遇到過的最大的瓶頸。

《天圣令》是卡文之后再出發的產物，它是我寫的第一部歷史小說，初稿創作于2004年到2007年，其實創作完成了，但我還是對成品不滿意，修改的時候卡文了，就先擱置去創作其他歷史小說。當我寫完《羋月傳》和《燕云臺》以后，距離這個故事已經十幾年了。這十幾年中，我的思維方式和創作思路都有了很多的改變，于是我分別在2015年、2016年、2020年進行了多次重新打磨、提升修改。從原來的兩卷本到現在的四卷本，雖然是一樣的故事，但是內核已經完全改變了，這才有了全新的突破。

創作既不要重復別人，也不要重復自己。我追求突破，也無法停止對歷史的探索欲。面對瓶頸，我會閉門深思，排除外界所有的干擾，靜靜地和一墻的書對話，和古人對話。一段時間后，走出來，走到現代社會，去關注時事，去和他人對話，包括張愛玲說的要聽得到“市聲”：去菜市場買菜，走過天橋，看那些人擺地攤，聽他們講許多有意思的事……生活和創作，是一體兩面的事。體察生活，從身邊的人事中獲得一些感悟，那時候靈感就會翩然而至。

時代洪流中的帝后之愛

中國作家網記者：《天圣令》與您此前創作完成的《羋月傳》《燕云臺》等作品一樣，以歷史上真實的杰出女性為中心。通過這部小說，您想要表達一種什么樣的女性意識呢？

蔣勝男：時代的浪潮在推動著我的創作。很多“大女主”故事只是“瑪麗蘇”甜寵劇的披皮套牌，作品中的女性更多還是居于從屬地位，很少能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運。而在現實生活中，女性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女性需要對標一種嶄新的意識，需要一個參照物，讓她知道如何面對愛情和婚姻的失敗，如何在愛情或婚姻關系中保持自我，認識到女性個體還是一個獨立的人，在社會生活中有自己的獨特存在價值。 而這樣的參照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不必拘泥于哪個時代。同時，在我看來，只有將主角置身于最艱難的環境中，置身于生死之間，自己是自己的倚仗，才能夠真正看出一個人的蛻變來，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在《天圣令》中，劉娥經歷的就是這樣的蛻變和成長。

中國作家網記者：烏蘭其木格認為，《天圣令》最令人感懷的是作者對愛情的篤定與浪漫化的書寫，在日新月異的21世紀，古典主義“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式的真摯愛情已發生了較大變化。在她看來，您的小說孜孜不倦地確證著愛情的美麗和恒久，并以近乎執拗的方式書寫出至純之愛所具有的救贖力量。您怎么看待她的觀點呢？您的愛情觀是什么？

蔣勝男：不管我寫過多少作品，我依然相信真摯的愛情是存在的，這樣的愛情不僅僅是甘苦與共一飯一粥，更是理想、信念和情趣的相互投合，是靈魂伴侶。表現在文藝作品上，就不該是情情愛愛、生生死死、分分合合，刻意的甜甜虐虐，而應在理想信念、生活情趣、意志信仰等方面的契合有著健康情感觀念的引導。

就歷史創作而言，我也不喜歡只講人與人之間勾心斗角的后宮劇。這固然有一定的真實性，但如果世界上只有爾虞我詐，這個世界不僅太無趣，而且也是不真實的。如果人心沒有信念、熱情和理想的話，人類文明走不到現在。我相信，在任何一個時代，這個世界上是有真情的。文藝工作者可以揭露現實，揭露冰冷，揭露邪惡，但是文字底下不能沒有信念和信仰，不能沒有熱情和悲憫。

中國作家網記者：有評論家認為，愛情是《天圣令》里的“金手指”。劉娥出身卑微，但能遇到這么好的一個男人，他不僅是她的“真命天子”，還真的是一個天子。這算是“金手指”嗎？還是基于現實的合理塑造？

蔣勝男：劉娥和宋真宗趙恒是小說里最重要的一段愛情。這段愛情有歷史依據，如果劉娥和真宗不是真愛的話，真宗不可能在她沒有孩子的情況下對她情有獨鐘。趙恒為了立她做皇后，為她抱養李氏的孩子，并且在執政后期把朝政托付給他，甚至臨時把江山托付給她。我覺得這并不是金手指，而是“人”。當一個人有愛人的心和愛人的能量，付出多少，這個世界同樣也會回報于他。男主的鐘情離不開劉娥自身的魅力，這個魅力是與她的成長相關。“一生一世一雙人”，不僅僅是一個男人決定的，還是女人決定的，人和人之間，只有在靈魂上的高度相似，才能夠成為靈魂伴侶，才能擁有真正的愛情。這個故事絕對不是一個“贏得帝王寵幸，獲得地位”的宮斗故事。

對于這段愛情具體的歷史記載比較少，只有寥寥幾句。但所有歷史故事的設計必須基于歷史記錄，尤其是在時間點上要符合歷史事實，比如說趙恒15歲時，入韓王府。當時秦國夫人為了阻止趙恒和劉娥，便讓宋太宗將劉娥驅逐出京城。趙恒不忍心讓劉娥離開，便將劉娥藏在張耆家中，直到宋真宗繼位的時候，她才獲準入宮，具體哪年入宮，哪年為德妃，哪年為皇后，這些都是有歷史記錄的。

除此以外的細節，需要創作者補充。但是有這些歷史記錄以后，我們就可以去推理和補充人物性格，比如說我們可以推斷真宗的性格，他在皇子中排名老三，當時太宗的長子，楚王元佐已經是開封府尹，可以明確太宗是以皇位繼承人來培養元佐的。就算沒有元佐，他還有很多哥哥，真宗當時距離皇位繼承權是比較遠的，爭奪皇儲之位的人不會把他當成對手。他也沒想過要參與皇儲的競爭，當時的他也不需要爭權奪利，當個富貴王爺就可以了，那么可以推斷他并不會是一個性格強悍的人。劉娥則恰恰相反，她15歲從蜀中逃難到京，經歷窮山惡水、兵災流民。能夠在兵荒馬亂中幸存的人，性格一定是極其堅韌不拔的。一個孤女能在京城艱難立足，從瓦肆歌姬到進入王府，她所擁有的一切都是靠她和自身命運斗爭而來，她必然經歷過無數人情冷暖，這樣的經歷造就了劉娥察言觀色、聰穎機變的性格特質。

在這個作品里，劉娥的命運其實是跟大宋的命運線息息相關的，一個顛沛流離的孤女，映射著大宋開國初年內憂外患，整個王朝前途未卜的情況。在故事的最后，劉娥上承咸平之治，下啟慶歷新政，為王朝的延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頒布了法令《天圣令》，也成為宋代第一位臨朝稱制的太后。她從逃難到臨朝，宋代也從離亂到繁榮，愛情只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時代洪流才是主題。

中國作家網記者：陳崎嶸看來，劉娥和真宗的愛情還是有變化的，不是從頭到尾這么癡情地愛，熱烈地愛。是一種特殊的變化著的帝后愛情，開始是純潔之愛，中間是無奈相愛，后來是愛與權各半，最終演變為重權輕愛。這是帝后走向權力巔峰時必然呈現出來的愛情弧線，不是直線，是帝后之愛的真實寫照。您認同這一分析嗎？

蔣勝男：我很認同。實際上愛情既永恒又多變，當身邊的人已經成長，而你還停留在15歲那年的話，愛情肯定不能長久。劉娥和真宗剛見面的時候，是初戀的純潔之愛，他們愛情的最大變數便是真宗登基。而我在這里設計的一場戲，就是展現真宗對登上皇位后的恐懼。很多爽劇容易膚淺地去展現角色，比如一旦身登高位就得意洋洋。這樣理解事物偏膚淺，除非這個角色本身是個很膚淺的人物，因為“權力越大，責任越大”。尤其是真宗作為作為性格仁厚，并不是依靠鐵血斗爭上位的皇帝，忽然就要承擔這么大的責任，他當時一定非常恐懼。面臨這樣的壓力，他發現劉娥可以和他共同承擔，兩人就迸發出了比初戀時更強烈的愛情火花，真宗那時候才發現劉娥是她的精神伴侶，人生支柱。

而且，在他們的感情中，保護者和被保護者的角色也在轉換。真宗還是韓王的時候，憐惜劉娥，保護劉娥。在真宗年老多病、精神衰敗的時候，他的恐懼、喜怒無常和任性多變，是劉娥去疏導和包容的。他們的愛情弧線的確是從青春之愛到理想之愛，再到帝后之愛。

歷史題材的宏觀與細微

中國作家網記者：歷史小說常見的一個問題，就是“個人命運與歷史細節的交匯，想象力與史料的相互輔助”。在《天圣令》的寫作中，您如何處理歷史事實和想象虛構的比重？

蔣勝男：歷史小說與藝術創作之間，一直有一個度的把握問題。如果全部按歷史記載去創作，就失去了小說的趣味性，如果天馬行空地全靠自己杜撰，就是不尊重歷史，誤導讀者。在歷史小說中，歷史事實和想象虛構是互相交織的，沒有情感流動的歷史劇就成了紀錄片或者歷史學網課了。歷史的進程也是依靠人與人之間的情誼和信任一步步推進下去的。

所以我在創作時，就一直在想，如何在不動大歷史的框架下，去填充人物之間的情感細節，像一個法醫一樣，把能拿到的資料全部拿到，碎骨頭也好，頭發也罷，然后盡量全都用上，拼湊出骨架，再慢慢長出肌肉，用DNA去還原這個人物。讓每一個人物都是用自己的性格去決定自己的命運。

我的原則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大事不虛”就是在歷史書上有記載的大事件和時間表，我盡量去吻合。《天圣令》成稿之后，我還是繼續對歷史細節反復打磨，包括一些人物的出生年月，我也請了很多朋友來幫我，核對大量的細節。正如大仲馬所說，“歷史是掛我作品的一顆釘子”，釘子是否牢靠，決定了作品能不能掛上去，能掛多久。

尊重歷史事實，在歷史大方向的把握上尊重史實，從歷史資料中去架構骨架，避免出現歷史虛無主義。而歷史事件的展現是需要用情節和主角聯系起來的，就需要我去創作，去豐滿人物的性格，由這些人物的性格去推動事物的發展。人物命運肯定與史實掛鉤，但人物特質是史書上呈現較少的，所以在人物創作上要讓情感糾葛、人物性格發展都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總之，既要有歷史真實，也要有藝術真實，而人與人之前的情感交互正是藝術真實所需要的。

中國作家網記者：歷史就像一面鏡子，《天圣令》作為歷史小說，最重要的史觀，它的核心是什么？

蔣勝男：從小說開頭，劉娥年少時對世界發出的質問，一直到劉娥臨終前與宋仁宗的討論，實際上每一處都在談民生民本。以民為本，就是本書的主旨。

這部作品的創作史觀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人物在某個階段去做決定時，必須是基于他所在的時代和他的所知。面臨一個歷史選擇的關頭，我們可以推測歷史人物決策時的心理軌跡，參照每個歷史人物處理事件的邏輯和方法，而不僅僅是勝利者的思維方式，看似相同的事情，可能有不同的價值跟過往，以史為鑒，學會從不同角度看待問題，理解他人，理解我們是同一片星空下的“命運共同體”。

中國作家網記者：劉娥在執政期間出臺的《天圣令》中的一些條例，比如對女性獨立財產權的保護，廢除許多唐令中奴婢賤籍的條令等，是非常有平等意識的，對于宋代女性地位的整體提升起到了法律保障作用。在那個朝代，劉娥為什么會有這樣先進的性別平等意識？您覺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性別平等？

蔣勝男：劉娥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平等意識，是源于宋代社會的結構性轉換。入宋之后，隨著門閥世族的瓦解，“部曲”與“賤口”都成為自由民。 “取士不問世家”，宋代的教育、文化藝術等領域，也出現了明顯的平民化色彩。宋代之前，貴族掌握著得天獨厚的教育資源，而宋朝的學校則向全民開放，包括“工商雜類”的子弟均可進入州縣學校讀書。社會固化的等級結構被打破，人人都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上升的機會。同時，商品經濟得到發展，“自大街至諸小巷，買賣熱鬧”，所以我們現在展開宋人的畫作，如《踏歌圖》《清明上河圖》，那種平民氣息、市井氣息會撲面而來。

在平民社會長成的劉娥，在整個平民氣息社會的熏陶之下，具有了最基礎的平等意識。宋代的人身依附關系瓦解，由契約雇傭關系所取代，女性也通過解除人身依附關系，獲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性別平等。我認為的性別平等，是在我們這個新的時代，不論男女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做一個獨立的、大寫的人。不需要拘泥于過去的歷史印象，硬要去扮演某種性別角色。

中國作家網記者：我之前讀您談寫作的文章《<羋月傳>的人物群像設計》，除了主角，您也非常重視配角的塑造。這部作品中有您特別花費心思設計的配角嗎?

蔣勝男：關于人物形象，每個角色我都會做符合歷史邏輯的人物群像設計。比如南北兩邊的大臣，寇準，丁謂，錢惟演，王欽若等。我并沒有根據傳統的忠奸定位，去簡單臉譜化人物的好壞。北宋早期中央一系的大臣大多來自五代時期的舊臣，他們形成了北宋王朝最早的核心體系。而南方勢力，后蜀、南唐、吳越則構成了王朝新的勢力，南方勢力為了和已經掌握話語權的中央一系大臣進行權力競爭，在進入權力中樞的時候顯得激進而不擇手段。南北之爭是北宋地方政治的一個縮影，以復雜的權力斗爭來取代簡單的忠奸，更有意義。

中國作家網記者：比起之前的作品，《天圣令》的語言風格感覺輕快，較之前是否有較大變化？結構上是否受到了話本小說的影響？

蔣勝男：我的歷史小說語言風格都不相同，和我所描繪的時代相符合。《羋月傳》人物的身心都浸淫于詩、書、禮、樂之中，見物比《詩經》，動情吟《楚辭》，自然而然地帶著戰國時代的烙印，所以《羋月傳》的語言風格自然風雅。《燕云臺》的人物生于天蒼蒼、野茫茫的大草原上，是千年的歷史風塵掃過的廣闊天地，語言風格就如草原一般樸實直白。《天圣令》的故事發生在商品經濟發達、城市文明高度發展的宋代，里面的人物生活在喧囂熱鬧的宋代城市中，耳邊時常飄過商販的叫賣，勾欄瓦肆的曲聲，平民百姓的讀書聲。這些在市聲中的人物們享受著宋代商品化、城市化、市民化的生活。《天圣令》的語言風格如《清明上河圖》中所畫得一般輕快，猶如茶館的說書人在把故事娓娓道來。 

蔣勝男，溫州大學網絡文創研究院院長。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浙江省網絡作家協會副主席、溫州市文聯副主席、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代表作《羋月傳》《燕云臺》《天圣令》《歷史的模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