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江蘇文脈源遠流長，代有才人出。所謂“脈”者、“源”者，都指傳統，是似乎“不變”的部分。但所謂的“不變”，自然不是死水無波，而是“草色遙看近卻無”，流水不腐，潤物無聲，一代代將“變”融入“不變”里，這樣的“傳統”，才是永葆文學繁榮的土壤。

正因為“草色遙看近卻無”，變與不變，要在長時段的觀照中才能看得更為清晰。江蘇作家隊伍，勝在穩定。新時期初，江蘇的老一代作家，如在京的汪曾祺、南京的陳白塵等，背向當時的傷痕、反思、改革潮流，獨具一格；高曉聲、陸文夫、方之、張弦等復出作家實力猶在，成為當時文壇的中流砥柱。稍后，趙本夫、范小青、黃蓓佳、蘇童、葉兆言、周梅森、儲福金、朱蘇進等作家聲譽鵲起，他們參與了當代文學版圖的建構，創造力至今未衰。上世紀80年代中期興起的“他們”詩歌群體，成為“后新詩潮”代表者，90年代部分轉向“新生代寫作”，其中如韓東、小海等的詩歌創作至今保持著較高的水準。90年代后期開始，畢飛宇、葉彌、魯敏、丁捷、胡弦、朱文穎、魏微、戴來、李鳳群、黃孝陽等新生力量漸次亮相。江蘇文學已經在40多年思潮嬗變、社會空間發展的“大變局”中，波瀾不驚、不知不覺間完成了薪火相傳、新老交替。

作家隊伍的穩定，也保證了江蘇文學的重心穩定、道統相傳。一方面，是成名作家的人格魅力與光暈效應所發揮的示范作用。如汪曾祺之于葉兆言、畢飛宇、魯敏，陸文夫之于范小青、陶文瑜等；或者如畢飛宇之于里下河，范小青、蘇童之于蘇州，韓東之于南京青年詩人；另一方面，是成熟的培養體系的傳幫帶作用。周梅森曾回憶80年代成立的青年創作組，當時的組長梅汝愷常說他不是代表個人，而是代表艾煊、陸文夫等老一輩作家來做橋梁的：“老一輩作家通過這座橋梁了解青年作家，青年作家通過這座橋梁來理解老一輩作家，這座橋梁對我們來說，決不是可有可無的。”從80年代的《青春》雜志、南京的文學創作講習所、江蘇作協的“青年創作組”、南大作家班，到新世紀以來畢飛宇針對業余作者的“小說沙龍”、江蘇省作協的“雨花寫作營”、“江蘇文學新秀雙月談”、“名師帶徒”計劃等。師徒傳承、沙龍會診，這類做法是傳統而私人的，在當代江蘇，它成為一道不起眼的“橋梁”，既是代際傳承之橋，也是溝通變與不變之橋。

文脈綿長，脈分三支，江南文學瑰麗細膩、蘇北文學雄渾質樸、里下河文學則兼得雄秀，而互相之間吸引、轉化，陳遼概括江蘇文學特點為“清雋、俊逸、高潔、挺拔”。外在看，作家風格整體未變，而細察內部卻又與時而變、時時而變。寫《臨街的窗》的范小青，與寫《香火》《城鄉簡史》的范小青；寫《桑園留念》的蘇童與寫《黃雀記》的蘇童；寫《祖宗》的畢飛宇與寫《平原》的畢飛宇；立意要叛出《今天》影響的韓東與如今老而彌堅的韓東……幾十年光陰一霎，滄桑了容顏，而對于讀者，因為熟悉，便多了親切與眷戀。但是，“庾信文章老更成”，經歷了40年間現實主義、先鋒思潮與世俗主義的淘洗，作家今日之“我”焉是昨日之“我”，只因文學之樹常青，保持了“變”的連續性，無非日移花影，不覺其“變”而已。

既有文脈，自有主脈。當代江蘇文學的發展自有其不變的主脈，或者說，是變中之不變。

其一，知識分子風骨與人文情懷不變。江蘇悠久的“士風”傳統，是江蘇作家引以為豪的榮耀，也是時時反思、審視的資源。丁帆的《江南悲歌》、費振鐘的《墮落時代》、夏堅勇的《湮滅的輝煌》《大運河傳》等學者散文，均是向江南歷史和傳統的致敬之作。傳統“士風”當代的呈現，一是隱含的傳統文人風骨情懷，如汪曾祺、陸文夫、葉兆言、儲福金等；二是對知識分子立場的堅守，如陳白塵、董健、丁帆、朱曉進、王彬彬、王堯等。這二者相輔相成，形成了江蘇文人隱逸與堅守的兩面，在這樣的傳承里，江蘇文學焉能不深受影響？2013年異軍突起、廣受好評的南大校園話劇《蔣公的面子》表明了這種具體而微的影響。

其二，現實主義關懷不變。從實際創作看，從80年代的汪曾祺、高曉聲、陸文夫、張弦、趙本夫、范小青、周梅森等，到從先鋒回歸的蘇童、葉兆言，再到當下的畢飛宇、魯敏，江蘇文學的現實主義主脈始終未斷；從理論倡導看，從汪曾祺的《回到民族傳統，回到現實主義》、高曉聲的批判現實主義、陸文夫的“糖醋現實主義”、陳遼的“開放的現實主義”，到丁帆一貫堅持的“現實主義永遠是，也只能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流”的斷言，江蘇學者對現實主義也可謂一往情深。不論文學如何創新，江蘇文學從來保持對“人”的關切和現實問題的關注，從來不好高騖遠而是扎根并鐘情于日常生活，這便守住了現實主義的核心基因。

其三，探索與開創精神不變。例如，汪曾祺的創作是80年代現實主義創作中的“清流”；高曉聲在寫《陳奐生上城》的同時，也進行著《錢包》《魚釣》《山中》等小說實驗；趙本夫、周梅森被陳思和、賀紹俊等學者視為新歷史小說的代表作家；蘇童、葉兆言、格非等都是先鋒小說的代表作家，而“60后”的魯羊、“70后”的黃孝陽、“80后”的陳志煒等都一直在延續著先鋒創作；此外，80年代王承剛、趙家捷等的小劇場實驗、90年代新生代的“斷裂”行動、新世紀引發軒然大波的“2006年度詩歌排行榜”，以及從80年代《他們》到新世紀《南京評論》等民間詩歌刊物的堅持，一切表明，江蘇文學貌似溫文爾雅的外表下，始終有著一顆年輕狂野、時時求變、堅持個性的心。

因此，“不變”中其實有“變”，要義在于葆有個性。江蘇作家各自探索卻群而不黨，很少有統一的“思潮”或“流派”。例如，同為現實主義，從老一輩高曉聲、陸文夫、張弦等，到中生代的范小青、蘇童、畢飛宇等，再到更年輕的魯敏、黃孝陽、孫頻等，各不相同。又如，韓東拒絕認為《他們》是文學流派或詩歌團體，只是朋友意氣相投；范小青、葉兆言等對“新寫實作家”的“頭銜”并不“感冒”，葉兆言直陳：“新寫實是被批評家制造出來……作家要站穩立場，不能被這些熱鬧的景象所迷惑”。

保持個性各求其變，還難在如陳遼所言的“開風氣之先而不失其‘正’”，或者如傅元峰所言：“先鋒而不張揚，個性突出但不唐突鋒利。”何以能如此？陳遼認為，“相對穩態的心理使新時期江蘇作家不趨時、不媚俗，染有些許‘名士’風度，卻并不因此而導致自我封閉，比較起國內借鑒西方、涉筆蠻荒或者直面改革的一批作家的追求來，他們誠然迥異其趣”。作為文學的“圈外人”，畫家丁方對《他們》的評論也提供了佐證：“他們自我感覺比較全面，心氣也比較高，因此不屑于去研究什么策略。……江蘇的現代藝術家，不管他們之間的分歧有多大，但基本上是忠實于自我內心的，他本來追求什么就是什么，你那個東西再時新，他也不會去摻和。”

正如《世說新語·品藻》所云，“我與我周旋久，寧做我”。在這樣的傳統里，江蘇文學始終尊重個性，兼容并蓄，反而形成搖曳多姿的文學面貌。因此，江蘇文學從來如此：各各往前走，忠于內心，隨心所欲不逾矩，走著走著，不知不覺已是新天地。正如哲學中的“忒修斯之船”，變耶？不變耶？昨日之我是我？非我？但知新世紀天地廣闊，江蘇文學之船將一直遠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