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行讀中西的人文課》

“課本只能給我們提供相對抽象、概念化的符號，只有當我們親身體驗當時的寫作與發生現場，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作者寫下一部經典時的心態與思想。”今年12月，樊陽的人文讀本《行讀中西的人文課》出版。

樊陽，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雙語學校語文高級教師，教育部全國模范教師，擁有三十多年的語文教齡。在樊陽看來，對語文教學而言，只有教科書的教學方式是遠遠不夠的。三十年前，樊陽創辦了“語文小組”，后來改名為“人文講壇”，“它不僅僅是對語文課的補充，更是立意在生命成長的角度”。樊陽將全人教育理念融入語文教學，在教科書之外加入大量書目閱讀與實地行走，形成他獨特的“行讀”教學模式。

在《行讀中西的人文課》新書發布會上，樊陽詳細介紹了他是如何帶領學生進行“行讀”的。“我們每一次行走之前都會進行相關書目的閱讀，還有跟景點相關的一系列文章、古詩詞的閱讀。這些閱讀首先會激發你對這個地域所代表的某種文學文化意象，歷史現象或其他的社會、政治、經濟等等方面問題的思考。”

“當我們帶著疑問去走進這里的時候，無論是文物古跡還是山川河流，你都可能會進入到一種‘行讀’的狀態，這種狀態和我們讀書的狀態其實是暗暗契合的。因為讀書其實是由這些文字激發了我們的想象，激發了我們的疑問，讓我們在文字的海洋當中去探尋。那么在現場行走同理，而且它更能激發出一種綜合性的、牽涉到各個學科門類，包括地理、歷史、藝術等全方面的感受與想象，特別是會激發你對生命本質、世界本質的一些本源性的思考以及情感激蕩。”

日前，樊陽接受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對于他這樣一位基層語文老師而言，漢語不只是使用工具，是每天的工作，不只教授漢語，更是通過課堂傳承漢語和中華文化。

澎湃新聞：從事語文教育三十余年，你認為目前基礎語文教育存在什么欠缺？

樊陽：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即語文的實踐性沒有體現出來。我一直推崇的語文教學是一種人文教育，應該注重“行讀”的理念。“行”既是實體的行，要把它帶到實體的生活中；它同時也是思維的行，用朗讀、表演或者小組討論等方式來增強學生的言語實踐。用這些方式讓他的思維行起來，動起來，而不是僅僅告訴他這篇課文寫了什么，中心是什么，完成課后的練習就能把語文學好，這并不是語文教學的本質與目的。

當然，有一些東西是要記的，比如一些經典的古詩文作為語言材料積累下來，但這只是語文學習中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將文本視作一座橋梁，在過橋的過程當中感受到思想情感之豐沛、行文之邏輯、文辭之優美，思維與鑒賞能力得到潛移默化的提升，而在豐盈的體驗探究中也自然而然地產生對文化的理解與傳承。

澎湃新聞：讓學生學會閱讀，愛上閱讀并養成閱讀的習慣是人文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認為閱讀對于學生，乃至成人的意義何在？

樊陽：首先我認為閱讀是每個人天然的一種需要。所有人小時候都是喜歡聽故事、讀故事的，我們通過故事來探究這個未知的世界。但是為什么到了初中以后就分野了，怎么有的人不喜歡讀書，只喜歡做題目？其實是因為他對閱讀的天然喜愛被功利教育給遮蔽了。有時候我們的家長還有老師總是盯在功利的分數上，反而把孩子對閱讀，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心給抹殺了。

我們不能光以考試得高分作為成功的唯一途徑，或者說作為不閱讀也能“成功”的借口，我們真正應該去看的是學生成人之后的生命質量，要看他們是否擁有更多的發展空間，是不是成就了自己，他們能否挖掘出自身潛能，發現自己最本質的追求是什么，并且完成這些追求，這樣才能更好地體現出生命的價值，這也就是我們說的全人教育的意義所在。

一個完整的人應該追求人格完善和心靈的超越，如果只是停留在眼前這種功利的計算，其實不是真正的幸福。一個大富翁，如果只是盯住這些錢本身，他只是個可悲的守財奴而已。這不是酸葡萄心理，而是人類文明幾千年來不斷在證明的一個真理——無論具體的生命樣態是怎么樣的，如果一個人一直沒有一個超越于物質利益之上的追求，那么他的生命可以說是一種干澀的、貧瘠的、乏味的、單調的，甚至是痛苦的。

所以我一直認為，我們的語文課必須要有書籍閱讀。書籍對于一個人的成長，生命的價值來說是極其重要，它是人類文明的最集中的、最頂尖的一種體現，但這恰恰是大多數語文教學所欠缺的。我們過去一直沿用19世紀德國產生的適合于大工業時代的分科制學科教育，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我們會節選書籍當中的非連續文本，最終演變成只有篇章閱讀的“碎片化”的語文課。盡管后來強調單元教學，強調它的整體性，也一直在說課外閱讀是很重要的，但一加上“課外”二字，老師、學生與家長就覺得這是可有可無的。更重要的是，“課外閱讀”意味著不會進入考試，隨著考試之風、功利之風愈演愈烈，一切教學都圍繞著功利的直接目標，那么讀書的人就越來越少。這實際上和語文教育追求的本質相抵觸。

于是，我做老師不久，也就是1991年11月，我就在自己的兩個班上成立了“語文小組”，作為語文課的補充。2001年上外雙語建校時，我把整本書閱讀帶到了全校語文課堂。其后我覺得光說是語文課的補充就顯得單薄了，應該立意在整個生命的成長維度，所以后來我就把它改稱“人文講壇”。現在其實大家都普遍地認識到，不僅僅語文課，所有的課程其實都應該貫穿閱讀，只是說語文課的閱讀作為更突出的一種。接受采訪前，樊陽在批改學生的人文行讀課程作業——每位學生在紙條上寫下自己感興趣探究的三個省，再由樊陽統一整理到一張班級探究地圖上。

接受采訪前，樊陽在批改學生的人文行讀課程作業——每位學生在紙條上寫下自己感興趣探究的三個省，再由樊陽統一整理到一張班級探究地圖上。

澎湃新聞：樊陽老師的人文講壇與行讀課也已經創辦三十年了，可以舉個例子介紹一下講壇的教學模式，它相比傳統語文教學而言，優勢和特色體現在哪里？

樊陽：目前來看，整本書閱讀已經進入中學語文教學，但是我們仍然需要進一步地讓語文走進生活，和生活實踐相結合。所以我創立人文行走，帶學生走進生活，讓他們通過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所做，去發現、去運用言語，在運用的過程當中提升自我。我們課程的設計與行讀路線規劃以我為主，加上人文講壇畢業的優秀學生和志同道合的其他學校教師，12個人組成一個公益團隊，進行領讀書籍、時文討論、哲學微課等課程的實施。

比如之前剛做了一期魯迅主題的人文行走，我們沿著“魯迅小道”走，著重體驗魯迅到上海后的十年中，他的心路歷程和他的思想情感的世界。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魯迅都是一個斗士的形象，一個革命家的形象，因為大家對于魯迅一般是通過教材得知的，是十分概念化的一個抽象符號。但是我們通過行走就建立了對魯迅更全面的理解。比如我與學生走到橫浜路上景云里的魯迅故居，學生能夠親身體驗到一排排石庫門弄堂小區幽靜的氛圍，體會到魯迅當時是怎樣的一種生活環境。那么我們再聯系實地行走之前閱讀的書籍《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進行思考，他當時為什么選擇居住在這里，這個環境對他的心態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等等。

一路上我們還能看到《為了忘卻的記念》當中柔石的雕像，還會橫穿四川北路到魯迅第二處故居，讀過文章的人都知道里面很有名的一個片段，“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倉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這看似幽默的語句，放在發生現場和柔石被殺害的場景復現重合在一起，其沉痛與悲憤讓行走者不由唏噓落淚。魯迅小道上還有一個魯迅的腳印，我們走過那里時，同學們就會去試一試自己的腳，來觀察一下同學當中誰的腳印與魯迅的腳印最貼合，那么他們很快就能發現是比較瘦弱的女生才跟魯迅的腳是一樣大小的，這說明什么？在肺病的晚期魯迅其實是非常瘦弱的，而正是以這樣的瘦弱之軀他向黑暗的社會發出自己最強烈的吶喊！

隨之我們一起朗讀魯迅的《自題小像》“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詩句。這既讓學生回憶起散布在課本不同單元中的蕭紅《回憶魯迅先生》、周曄《我的伯父魯迅先生》等回憶文章，更激發學生下去進一步閱讀相關文章與書籍，去探究領會魯迅的精神動力。這是在普通課堂上很難感受到的。所以說，在寫作、歷史或文本發生的現場能更生動全面地還原文中的情境，學生行走在現場更能感受到作者表達的情感深度，更能激發深入的思考，并進一步激發學生繼續閱讀探究的熱情，構成一個不斷閱讀、實踐，再閱讀，再實踐的良性認知過程。這就是行走課程超越傳統學校語文教學的一點。

澎湃新聞：你如何看待現在網絡環境下流行的漢字縮寫與“梗”文化？這些新型詞匯、新型語法的出現對于漢語的傳承與發展來說是利是弊？

樊陽：語言是動態的，產生很多新詞匯很正常，既然存在吸收與發明新詞匯的機制，那么同時也肯定會存在一個動態的淘汰機制。我的看法是，這些新詞不能一味地否定，但是我提倡要謹慎地使用這些詞語，它們有沒有生命力要用歷史來說話，要過十幾年、幾十年之后才能得到證明。比如“點贊”這個詞，它也是隨著新媒體的出現而衍生的新詞，它就一直存活了下來。很多時候，大家使用這一類新詞只是追隨潮流，它是一種圈子文化的衍生物，因為網絡時代會給個人帶來一種孤獨感，我們在使用這些詞語的時候會感受到被同一個圈子的人接受并認同的親切感。但它只是解決了一種暫時的心態上的問題，不能根本地使人心靈充盈豐沛。那么，怎么樣才能讓自己內心充盈豐沛？還是應該去多讀經典，因為它們是人類文明幾千年，甚至上萬年所積淀下來的精華，更加值得我們去追尋與推崇。千百年傳承下來的漢語經典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精神家園。

語言總是在這樣不斷地變化，但其中總有一些東西是不變的，這些不變的就凝聚在這些經典文本里面。經典能夠一代代地傳承，就意味著這些東西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價值的，被認同的。

那么說到漢語傳承的途徑，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要回到經典。特別是對于漢語來說，因為我們有兩千多年文言文的傳統，也就是說我們的書面語表達是一個非常恒定的表達方式，這種表達方式一直延續到新文化運動。它能夠表現出我們中華文明所呈現的各個樣態和所達到的精神境界。這是我們文明一個非常突出的特征，也是我們文化當中的精華，應該成為我們一個很好的傳承的寶庫。越無視傳統文化，那么實際上就變成越沒有根基，越沒有根基，那所產生的所謂新詞都是漂浮的，是缺乏生命力的。從經典文本里面生發出來的，才是更能代表我們民族文化的這種發展的方向的，才更有我們中華文化的根基和基礎，也是更有我們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