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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徐貴祥:信念之旗,插在“英雄山”思想高地上
    來源:解放日報 | 顧學文  2021年12月26日09:11

    這是兩部小說的合集。

    上部《穿插》,講述擅長穿插作戰的紅軍偵察參謀凌云峰,因一次特殊任務與一些人相識的故事,他們分屬不同陣營,彼此命運的軌跡卻因動蕩的時局而盤根錯節地交織在一起;下部《伏擊》,主角是國民黨特務易曉嵐,他冒名頂替“犧牲”了的紅軍將領凌云峰,潛入紅軍隊伍,但在模仿凌云峰的過程中,他漸漸認識到,凌云峰正是他想成為的人。

    一正一反,一明一暗,凌云峰和易曉嵐在截然相反的際遇中邂逅、作別,終擁有了一個共同的英雄靈魂,凌云峰的革命信念之旗,“穿插”在了易曉嵐的思想高地上。《穿插》和《伏擊》也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英雄山》。

    作者徐貴祥兩次到邊境前線參戰,兩次榮立三等功,但他在專訪中說:“我沒有當上英雄,既然命中注定我這輩子當不上英雄,那就讓我好好地寫寫他們吧。”

    徐貴祥,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軍事文學委員會主任。著有長篇小說《仰角》《歷史的天空》《高地》《八月桂花遍地開》《明天戰爭》《特務連》《馬上天下》《四面八方》等。獲第三屆人民文學獎,第七、八、九、十屆全軍文藝獎,第四、八、十、十一屆“五個一工程獎”,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讓“沉默的英雄”不再沉默

    一部好的軍事文學作品,不僅是一首禮贊英雄的詩篇,也應該是那些無名英雄的紀念碑

    讀書周刊:一部優秀的小說,通常都有一個優秀的開頭。《英雄山》開頭第一句“如果不出意外,我將永遠沉默”,以及緊隨其后的“歷史遺留問題”,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我相信很多讀者也會和我一樣好奇:什么是“沉默”?什么是“歷史遺留問題”?

    徐貴祥:一場戰爭結束了,歷史學家可以完整地記述它的概貌,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大致經過、完美結局……但是,在作家這里,“戰爭”還在繼續。親歷戰爭的每一個人,他們的經歷都是非凡的,他們的心理感受、精神蛻變、肉體苦痛、行為邏輯……這些是作家所關注的。

    《穿插》開篇,借用凌云峰的亡靈之口,說出了“歷史遺留問題”這句話,隱含著我對無名英雄的懷念,想要深入解析戰爭、探尋戰爭真相的愿望。作家心中的“歷史遺留問題”,不是政權更替之后留下來的爛攤子,不是那些死無對證、說不清楚、無法結論的案例,而是戰爭中人物命運變化的細節。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瞬息萬變的遭遇,所有的生離死別、慷慨赴死和九死一生,都是我們作家應該深入挖掘的。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向沉睡的英雄問聲好》。為了中國人民的獨立解放,很多人獻出了生命,很多英雄已經為我們所知。但是,那樣一場曠日持久、幅員遼闊的戰爭,一定還有更多英雄不為人知,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一部好的軍事文學作品,不僅是一首禮贊英雄的詩篇,也應該是那些無名英雄的紀念碑,這是我創作《英雄山》的出發點。我希望通過這部作品,喚起讀者對無名英雄的尊重。

    原型不是某一兩個具體的人

    是從無數個誤入歧途,在反動的路上幡然醒悟,在抗日戰場上大顯神威的民族英雄當中提煉出來的

    讀書周刊:小說中的人物有原型嗎?什么樣的機緣觸發您創作這部作品?

    徐貴祥:我是一個軍旅作家,主攻軍事題材小說的創作。我比較注重挖掘戰爭歷史,一直有心尋找英雄人物典型。

    當然,創作這部小說有一個更直接的原因。十幾年前,我從一份資料里看到一個案例:紅軍在陜北站穩腳跟后,國民黨派遣了幾個特務小組,潛伏在紅軍根據地,有些甚至滲透到了紅軍高級指揮機關。他們收集情報,尋機刺殺紅軍將領。多數特務后來被偵破抓獲了,也有部分潛逃,還有個別人經過改造,在隨后展開的全民抗戰中,以新的姿態出現,成為堅定的抗日戰士。

    這個案例給我很大啟示。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革,外敵侵入喚起了民眾的覺醒,愛國主義精神成為凝結民族精神的旗幟,團結抗戰的呼聲響徹大江南北。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黨官兵也面臨嚴肅的選擇:要么繼續從事反共活動,繼續與人民為敵,繼續做親痛仇快的事;要么調轉槍口,一致對外。據我掌握的資料,國民黨底層官兵很多人都在抗戰的旗幟下覺醒過來,擁護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愿意同八路軍、新四軍配合作戰。其中也包括那些執行特別任務的人。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認識,一個問題在我的腦海里懸浮了十幾年:當初被派遣到延安進行破壞活動的特務,在全民抗戰驟然爆發的歷史轉折關口,他們的內心經受了怎樣的裂變,他們此后的行動、情感和命運經歷如何。想啊想啊,想了十幾年,一個人物的形象終于從我腦海中冉冉升起:從卑微的“易曉嵐”到兇悍的“易水寒”,從反動的特務“蜻蜓”到英勇抗戰的八路軍戰術專家“穿山甲”。這個人物的成長經歷,是整部小說的結構主線——從底層出發,從對面走來,向艱險處挺進,在絕望中覺醒,向死而生,死而后生。

    易曉嵐這個人物是一個多元文化集合體,也是一張新面孔。原型可以說有,但不是某一兩個具體的人,而是一群人、一批人、一個整體,是從無數個誤入歧途,在反動的路上幡然醒悟,在抗日戰場上大顯神威的民族英雄當中提煉出來的。

    模仿的人是他渴望成為的人

    凌云峰是易曉嵐人生轉變的起點,也是終點;易曉嵐是凌云峰的另一副面孔,也是對凌云峰這個人物的補充。兩路人馬相向而行,各有側重,交集于抗日戰爭,又分屬不同的戰場

    讀書周刊:易曉嵐的故事在下部《伏擊》中展現得很完整,那為什么還要有上部《穿插》?《穿插》和《伏擊》是什么關系?

    徐貴祥:寫小說的人可能都會有這樣的體會:本來想得好好的,但寫著寫著,你會不斷產生疑問,因而不斷調整寫作路線。這部小說,我本來就是寫一個反動特務脫胎換骨的故事,但是起筆就有一系列問題:他為什么要脫胎換骨?是誰讓他脫胎換骨?這些問題不解決,小說就立不起來,就不能讓人信服。

    他為什么、是誰讓他脫胎換骨,這一定是有一個契機的,是有一個人或一群人在前面引導的。首先,小說的時代背景是抗戰前夕,那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戴。這樣一個大環境,為個人的立場轉變提供了外部條件。從個體來說,國民黨特務組織派給易曉嵐的任務是冒充紅軍戰術專家凌云峰。他在潛伏前,不斷地熟悉和模仿凌云峰,就在這個過程中,他的內心世界開始發生變化,因為他發現他正在模仿的那個人,也是他渴望成為的那個人,在他的靈魂深處,他就是那個人。易曉嵐的精神變化也給我出了一個課題:他所認同、欣賞、視為楷模,并且最終成為的那個人,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于是乎我的寫作發生了意外,易曉嵐的故事寫了一半,不得不放下來,回頭先來寫另一個人物和另一群人物,這就是凌云峰和他的戰友們。他們的革命信念,他們在紅軍時期艱苦卓絕的斗爭經歷,成為一面旗幟,“穿插”在易曉嵐的思想高地上。

    凌云峰是易曉嵐人生轉變的起點,也是終點;易曉嵐是凌云峰的另一副面孔,也是對凌云峰這個人物的補充。兩路人馬相向而行,各有側重,交集于抗日戰爭,又分屬不同的戰場,表現不同的風格。故事發展脈絡呈“X”型結構,圍繞他們身邊的各有一群人物,譬如凌云峰身邊的何子非、張有田、安屏等,易曉嵐身邊的藍旗、藺紫雨、陳達等,還有同故事主線若即若離的趙主任、謝谷、楚大楚、賀之發等人。這些人相互補充、相互印證,互為矛盾沖突的燃點,互為照亮對方的光源,最終,在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旗幟下,殊途同歸。

    讀書周刊:《穿插》和《伏擊》為何最后統合成了《英雄山》?這個書名從何而來?

    徐貴祥:作品分別以《穿插》和《伏擊》為名出版后,出版社通知我,打算出版合集,讓我取一個合集名。那天,我坐在陽臺的躺椅上,閉上眼睛,看到了兩個畫面。一個是俄羅斯勒熱夫戰役紀念雕塑,那幾尊雕塑一直聳立在我的心中,讓我十分震撼:天高云低,一個持槍士兵俯首深思,一群鴿子在他身邊盤旋,他的下身被虛化了,鋼架取代了雙腿,那一片片碎葉既像襤褸的衣衫,又像飄揚的旗幟——你可以無限地解讀這些雕像的含義,從他們的身上能夠看出戰爭的殘酷、歲月的蒼茫、英雄的巍峨、和平的可貴。從那些雕像的身上移開目光,我“看”到了中國的抗日戰場,“看”到了我曾經多次流連的濟南英雄山。于是,我給出版社回話,就叫《英雄山》吧。

    桃木匣子是一道“思考題”

    共同的精神家園、共同的命題、共同的目標,讓他們彼此思念、彼此向往、彼此認可,最終成為手足

    讀書周刊:作為紅軍指戰員的凌云峰,和作為國民黨軍官的謝谷,既分屬不同的陣營,又彼此惺惺相惜,他們之間是怎樣一種復雜關系?

    徐貴祥:在抗日戰爭時期,上有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引領,下有社會各界愛國熱情的推動,兩黨之間聯合戰斗的例子甚多,譬如平型關戰役等。國難當頭,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中不乏有志之士,中下級軍官中更有很多覺醒的愛國者。凌云峰和謝谷,為敵乃不得已而為之。小說中有個人物——安南先生,是老同盟會會員,親歷了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深知國家危難之際上下團結一致的重要性。他把愛國愿望寄托在兩黨團結上,為此不遺余力地奔走。面對謝谷和凌云峰的矛盾沖突,老先生用心良苦地從中調解。他送給謝谷和凌云峰一人一個桃木匣子,這是他給他們出的一道“思考題”。安南先生實際上是個象征,象征著大多數中國人的愿望。

    讀書周刊:這道思考題的答案是什么?也就是,桃木匣子的寓意是什么?

    徐貴祥:小時候讀書,語文課本里有一篇寓言《折箸教子》。文字記不太清了,畫面卻長久地留在記憶中——父親把10雙筷子捆在一起,讓他的兒子們將其折斷,沒有一個兒子能做到;父親把捆在一起的筷子解開,讓兒子們一雙雙地折,筷子很快都被折斷了。這個寓言的寓意淺顯易懂:團結就是力量。

    辛亥革命以后,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國家”這個概念才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逐漸清晰起來。安南先生痛心于內戰頻仍,寄望于年輕一代。他送給凌云峰和謝谷桃木匣子時,交代他們要在指定的日子方可打開。后來,凌云峰的桃木匣子在戰亂中丟失,匣子里裝的到底是什么,成為一個謎,因而,同謝谷再次相遇就成為凌云峰的期待,從國共廝殺的戰場,延續到抗日戰場,在長期的好奇、猜疑、想象中,凌云峰的感情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對謝谷的身世、經歷、性格、立場等,進行了換位思考。最終,他悟到:桃木匣子里面什么也沒有,作為一件禮物,它是無禮之禮;它所表達的,是無語之語。就是這個無語之語,成為連接國共雙方愛國軍官情感的橋梁,成為遠程交流的精神會所,暗示他們擁有共同的精神家園、共同的命題、共同的目標,讓他們彼此思念、彼此向往、彼此認可,最終成為手足。

    嘩一下,人物和故事冒出來了

    我的心里發生過無數次戰斗,無數次悲歡離合,無數次喜怒哀樂;我不僅到了那個地方和那個時候,也走進了那些人的心里

    讀書周刊:您在凌云峰身上設計了一種“小資產階級臭毛病”,這是一種什么毛病?

    徐貴祥:常言道,人無完人,誰沒有毛病呢?所謂的“小資產階級臭毛病”,是在中國革命的特定時期,一個階層對另一個階層——主要是富裕階層和知識階層家庭出身的革命者的看法,實際上也沒有太多的惡意——如果不是運動中別有用心的誣陷的話。凌云峰作為一個公子哥參加革命,在當時的環境里,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帶著富裕家庭和知識分子的特征,譬如愛美,譬如溫情,譬如過于理想化,譬如對敵人心存幻想,等等。事實上,在《英雄山》這部作品里,“小知識分子”這個稱謂并非貶義,反而更有人情味和人性味。無論是作品里還是在現實生活中,“小資產階級臭毛病”無傷大雅,只要不給我們的事業帶來危害,我們應該允許其存在,豐富我們的作品和人生。

    凌云峰的“小資產階級臭毛病”,可以通過一個故事來說明。紅軍時期,因為運動,一直欣賞凌云峰的老上級趙政委受到沖擊,凌云峰受到牽連,凌云峰曾經的下屬馬蘇,搖身一變成了正確路線的代表。當凌云峰在“勞改隊”受審查的時候,馬蘇強行把他的一雙新鞋“沒收”了。此后不久,運動結束,凌云峰擔任特務團團長,馬蘇被分配到特務團擔任政治處主任。凌云峰拒絕接受馬蘇,揚言“他來特務團可以,但是他不能穿鞋來,上任一個月之內,他只能打赤腳”。

    這種“以牙還牙”的姿態,不應該是革命者的胸懷,但凌云峰確實這么說了,引得趙主任勃然大怒,批評他是“把一個錯誤變成兩個錯誤,把別人的錯誤變成自己的錯誤”。但是,當馬蘇真的拎著凌云峰的布鞋來報到的時候,凌云峰立刻熱淚盈眶地握著馬蘇的手說,“你錯了,我更錯……以后我們還要并肩戰斗,我們還是好戰友”。寫到這里,我自己都被感動了,沒有馬蘇錯誤在先,就沒有凌云峰愧悔在后,這兩個曾經對立的人能夠摒棄前嫌、赤誠相見,是多么可貴啊。斗爭—團結—再斗爭—再團結,沒有缺點和錯誤,我們跟誰斗爭?真正的團結,是在斗爭之后的心心相印。

    讀書周刊:軍事題材小說容易臉譜化,容易懸浮在空中。而您筆下的人物,無論主角還是配角,都真實感人,都活靈活現,您是如何做到的?

    徐貴祥:我寫小說有個套路,首先要找到人物。從哪里找呢?從歷史的語境里找,縱坐標是時代語境,也就是抗日戰爭時期;橫坐標是地理環境,即抗戰中的華北戰場。在漫長的想象過程中,我要看到那個時候、那個地方、那些人們、那些事件,從邏輯思維到形象思維,反復設計論證,直到熟悉那里的一切,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舉一動,一明一暗。十幾年的時間里,我的心里發生過無數次戰斗,無數次悲歡離合,無數次喜怒哀樂。在構思的過程中,我不僅到了那個地方和那個時候,也走進了那些人的心里,把握了他們的思想情感和行為邏輯。

    新書封面印有兩句話,“生命的雷電穿行于戰爭之林,情感的風雨匯聚于命運的河流”,這兩句話不是口號,生命雷電、戰爭之林、情感風雨、命運河流……構思的過程中,每一個意象都在我的眼前不停地掠過,此起彼伏,此消彼長。

    前年我退出了教學崗位,嘩的一下,那些人物和故事都冒出來了,像泉水一樣洶涌澎湃,擋都擋不住。真正在電腦上敲字,也就一年時間吧,好像我不是在創作,好像我從事的不是腦力勞動而是體力勞動,甚至好像是在抄寫別人的作品。回過頭來想,前10年教學任務重,我一直不敢下筆,其實是件好事。工作壓力像一只無形的手,控制著我,強迫我放慢節奏,把一塊半生不熟的璞玉摩挲得通體透亮。

    作家應該勇敢,敢講真話

    我們無論怎樣深入生活,也不如深入我們自己的內心來得更快捷、更靠譜,我們自己就是通向人性深處的捷徑

    讀書周刊:您如何處理歷史和虛構的關系?如何看待歷史的真實和小說的真實?

    徐貴祥:小說是虛構的,但是可以說,任何虛構都是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空穴來風的虛構是不存在的。你沒有見到過的東西,是虛構不出來的。比如說,我想虛構一棵樹,我一定見過樹葉、樹枝、樹根,見過土地。虛構其實是重構,即把真實的東西重新組合。

    我不認為歷史學家書寫的歷史都是真實的,即便多數真實,也是粗線條的真實。而虛構的小說,如果不是神劇的話,深入到歷史的深處,尋找事件真相、情感真相、人性真相、靈魂真相,往往更具有真實性。歷史教科書的真實可能是大真實、社會真實,小說的真實更體現在細部的真實、人性的真實。

    讀書周刊:都說您有英雄情結,您心目中的英雄是什么樣的?

    徐貴祥:好像是英國哲學家卡萊爾說的,所謂英雄,就是那些帶領我們走出困境的人。英雄有很多種,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英雄,我關注較多的是戰爭英雄,所以我的作品多數是在塑造——其實是尋找我理想中的英雄。

    我是軍人,兩次到邊境前線參戰,兩次榮立三等功,但是,我沒有當上英雄。既然命中注定我這輩子當不上英雄,那就讓我好好地寫寫他們吧。

    讀書周刊:您認為一個作家應該具備哪些素質?寫作和生活是什么樣的關系?

    徐貴祥:一個作家首先應該是好人,要善良,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其次,一個作家應該有很強的思想力,有見解,會判斷,能夠分析對錯是非。再次,作家應該是一個敏感的人,生活中的美與丑、善與惡,能夠迅速洞悉、生動表達。

    作家還應該是勇敢的人,敢講真話,特別是敢于剖析自己。為什么要強調這一點?因為作家也是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有高尚的理想,也有不高尚的念頭,有高級的趣味,也有低級趣味。一般職業者,沒有必要強求大家把自己認識得那么明白,但是,作家不一樣。作家的作品會流向社會,會影響別人,所以,作家的道德修養特別重要。我們無論怎樣深入生活,也不如深入我們自己的內心來得更快捷、更靠譜,我們自己就是通向人性深處的捷徑。什么叫真善美?首先要敢于面對自己、正視自己、提升自己。我們每個人都變好了,世界就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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