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讓雪飛起來的是風，讓風飛起來的是云，讓我飛起來的是你，讓你飛起來的是我的心。”這是《會飛的日子》里的小主人公之一、6歲的小女孩悅悅唱的一首歌，也可視作這部兒童小說的主題歌。

小說講述的是兩個小女孩悅悅和艾米，一起經歷的兩段完全不同的生活故事。中國小女孩悅悅在丹麥度過了圣誕節前后的一段日子；丹麥小女孩艾米來中國度過了春節前后的一段日子。兩個小女孩在彼此的國家度過的一段獨特的時光，雖然短暫，但恣意的天性和燦爛的童心，都得到了充分的打開和舒展。作家也用豐饒和鮮活的生活細節，展現了一種真實、恣意、健康和快樂的童年狀態。兩個小女孩，兩個不同的視角；東西方兩個傳統節日，也正好形成了兩種不同文化、不同的童年觀、成長美學觀的對照。同時，作家也借這部作品向童話大師安徒生及其“童年精神”表達了“致敬”之意。

陳伯吹先生畢生倡導“為小孩子寫大文學”。什么是兒童文學的“大文學”？當然不是指一定要寫大題材、寫大開大合的故事，更多的是指要具有大氣象、大格局、大境界。我以為，最理想的、具有現代意識的兒童文學，美麗的想象力、充分的道義感、健全的人格建構，甚至還有堅韌的奮斗意志，漢語母語的魅力固然必不可少，但還有一樣東西也彌足珍貴，更不可缺失，那就是全人類的“地球村”意識——要為今天的孩子們培養起一種對于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形態的廣闊的認同感和充分的尊重意識。只有這樣的兒童文學，才是真正的“大文學”。

用這些“標準”來看待孟憲明的這部新作，我覺得《會飛的日子》就是一部為小孩子寫的“大文學”。因為媽媽和幼兒園的老師們要到丹麥菲英島上的安徒生國際幼兒師范學院學習進修三周，悅悅跟著媽媽來到了安徒生的家鄉，認識了藍眼珠的摩根爺爺，還有和自己同齡的小女孩艾米等丹麥小朋友。

短短的一段異國生活時光，把本來就擁有強烈好奇心的悅悅，帶進了一種更加廣闊、恣意和新奇的童年生活中。云彩有沒有家？云彩的家在哪里？風有沒有家？風的家在哪里？哥本哈根遠，還是“天涯海角”遠？我夢見安徒生了，安徒生會不會夢見我？悅悅這些窮追不舍的追問，經常問得媽媽也無力回答，甚至會失去耐心，覺得悅悅是在“攪纏”。這種不耐煩，幾乎也是所有中國媽媽的通病。

到了丹麥，悅悅進入了一所“森林幼兒園”，要和丹麥的小朋友一起過上三周新的生活。作家用了較大篇幅，講述和描寫了悅悅和森林幼兒園的小朋友們在森林里探險、野炊、砍圣誕樹的情景。用小說里的話說，“這是需要專門寫一章的事件”。比如，森林幼兒園有一項活動，就是老師帶著孩子們去松林里“探險”。作者這樣描寫孩子們撿拾松果的情景：“松果像凝固的花朵，這兒一朵，那兒一朵，硬硬地開放著。悅悅看見了，彎腰撿起來，舉給老師看。”在森林里，悅悅還驚喜地發現了在中國就見過的蒲公英；發現了松鼠忽然從自己身邊躥出，猛地跳上一旁的高樹；發現了美麗的小瓢蟲，發現了“風的家在樹上”……“第一次走進森林，她就聽見了一種聲音，很低，很輕，不時被自己的腳步聲打斷……她想找一找這種聲音是從哪兒發出來的。她沒有找到，但總感覺跟這些高大的樹木有關。”這段文字描寫了兒童走進森林里產生的一種微妙的感覺，寫得十分準確和真切。

過圣誕節，小伙伴們互相贈送禮物。悅悅把從中國帶來的剪紙送給丹麥小伙伴。漂亮的剪紙紅紅綠綠的，每一幅都是一個中國故事：猴子吃桃、老鼠嫁女、三羊開泰、五福臨門、金雞獨立……老師把這些美麗的剪紙貼在幼兒園墻壁上，一下子拉近了悅悅和丹麥小伙伴們的距離，“驟增的活力與生氣從墻上彌散開來，追著小朋友們滿院子奔跑”。

毫無疑問，孩子的想象力是寶貴的，也是嬌弱的，需要成年人善加保護。小說借助不同的人物和細節，讓讀者看到，面對孩子“無厘頭”般的好奇與想象，成年人應該怎樣去善待和給予保護。比如，悅悅曾問過奶奶：我夢見了安徒生爺爺，安徒生爺爺會夢見我嗎？奶奶猶豫了一下說：應該會。到了安徒生家鄉，悅悅又問媽媽：“安徒生爺爺夢見我以后，會不會專門給我寫一篇童話？”

這可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簡單的搪塞和“哄騙”，顯然無法解決當美麗的想象遇見真實的現實時，孩子可能產生的失望。這時候，媽媽必須直面現實、實言相告。于是，有了下面的對話。

媽媽放下書，說：“不會。”

“那——我會不會見到安徒生爺爺？”

“也不會！”

“為什么？”悅悅不滿了。

“因為安徒生不在了！”

悅悅像被火燒了一樣，大聲抗議：“不可能！”

媽媽看著女兒，耐心地解釋：“安徒生生于1805年，要是他還活著，都200歲了。誰能活200歲啊？”

悅悅爭辯著：“我們老師說，安徒生精神不死！”

“是精神不死啊，可是人死了！”

“不可能！”悅悅的語氣斬釘截鐵。

“是嗎？說說道理？”媽媽知道，硬給悅悅打斷，她以后還會跟你“攪纏”。

于是，媽媽又耐心給悅悅解釋了“精神不死”是怎么回事。直到最后，悅悅還想挽回：“大作家難道就不能活得更長嗎？”媽媽明確地搖了搖頭。這種直面現實的處理方式，無疑透著作者的文心與智慧。

安徒生的一位傳記作者認為，安徒生雖是一位童話家，但在現實生活中卻異常“懼怕童話”。安徒生晚年時，也曾對前來求教的青年作家說過：“我為我的童話，付出了一筆巨大的、甚至可以說是無法估計的代價。為了童話我放棄了自己的幸福，并且白白地放過了這種時機，那時無論想象是怎樣的有力和燦爛，都該讓位給現實。”

我說《會飛的日子》是一部向安徒生“致敬”的作品，其實是在說，孟憲明在作品里用許多真實的和鮮活的細節，一點一點地詮釋了什么是安徒生的“童話精神”，那就是：最精彩的童話故事，其實就是每個人面對的真實生活；人們需要幻想，但更需要結結實實地去生活；在真實的生活面前，童話不是萬能的，甚至必須“讓位給現實”。

悅悅的爺爺是河南農村的一位民間藝術家，會講許多民間故事，還能制作各種泥捏玩具。爺爺生活的小山村，日常生活里有各種民俗，逢年過節更不必說。小說下半部分，寫的是丹麥小女孩艾米，跟著爸爸媽媽來到中國，在悅悅的爺爺家過春節的故事。

孟憲明是一位民俗學家，他在這部小說里再次發揮了這一強項，讓民俗文化元素如散星和串珠一般，閃爍在豐盈的故事細節里。小說下半部分，通過丹麥小女孩艾米的視角與好奇心，把中國人的年俗細節展示得豐饒多姿。比如，祭灶時，爺爺用高粱稈做的公雞做灶王爺的馬；爺爺用戴著大紅絹花、鞍子上鋪著彩色坐墊的“化了裝”的小毛驢，去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過年時貼門神、貼春聯、蒸花饃、包餃子、守歲、等‘年’到來，還有放鞭炮、穿新衣、拜年、壓歲錢、餃子里包上銅錢等；賀年時的少林武術隊、社火表演隊；正月初四走親戚，路上的毛驢都披紅結彩；爺爺親手做的布公雞和“小叫吹兒”“水雞兒”等各種小巧的泥玩具……所有這些民俗，個個都有講究、有故事，而且饒有童趣，引入入勝，既滿足了來自異域的小女孩的好奇心，也把中國民間文化的魅力展示在整個世界面前。

早在200年前，安徒生就在他的童話故事里拆除了國度的藩籬與界限。例如在《丑小鴨》里，飛到丹麥的鸛鳥，說著埃及話；在《夜鶯》《在養鴨場里》，出現了中國的皇帝、官吏和中國農婦，還有長城、瓷器、茶葉等中國元素。

來到丹麥，悅悅也這樣問媽媽：“不管是中國的蒲公英，還是丹麥的蒲公英，它們是怎樣跨過寬廣的大海來到對岸的？”“它們有小傘。”媽媽這樣告訴悅悅。悅悅知道它們有小傘，可路程么遠，“小傘怎么就飛不壞呢？”媽媽想了想，說：“也可能在很遙遠很遙遠的古代，中國和丹麥的土地是連在一起的！”從這樣的對話，悅悅得出了自己的想象與期待：“既然是連在一起的，那就應該有更多的東西是一樣的，對嗎，媽媽？”最后她說：“媽媽，我們再找找吧！我喜歡連在一塊兒！”

這僅僅是在寫一個小孩子的好奇與發現嗎？顯然沒這么簡單。“它們有小傘”“我們再找找吧”“我喜歡連在一塊兒”，出現在作家筆下的這些童稚之言，是不是也暗喻著一種人類共同的理想和期待？或者說，是不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大命題，在小孩子口中的“淺語化”的表達與理解呢？

小說的“大文學”氣象，也盡在這樣的細節和暗喻之中。小說也不僅僅在書寫“童年精神”上有“致敬”安徒生之意，作者對安徒生童話的表達方式，想必也是浸淫和體悟甚深。比如這樣的描寫：“天亮了。雨停了。潮濕的海風踩著重重的步履，在水面上踏出無數的浪波。所有的頭發和頭巾都被撩撥，飄散出海風的形象。不動的只有側坐在岸邊礁石上的美人魚。”再如：“下雨了。圣誕月的雨水比圣誕月的禮物還多。大塊的黑云垂下來，硬幣大的雨點順著雨腳砸向大地，在藍色的瓦頂，在綠色的草坪，在黃色的運動場，在黑色的秋千架上，歡快地爆炸著，把一顆顆肥碩的雨點變化成無數個精致的水珠兒。精致的水珠兒變著花樣濺下來，卻不急著沉入地下，他們還沒有玩夠！水珠兒們緊急集合，先匯集成歡樂的水流，在拐彎的地方清點了一下名單，這才沿著自高而低的道路唱起歡歌。”

仔細讀來，有沒有幾分葉君健先生翻譯的安徒生童話的韻味？我猜測，這或許也是作家孟憲明的有意為之。在語言風格上，他也在向安徒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