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做一件事——謝冕的學術人格
我是在1980年9月在北京定福莊煤炭干部管理學院參加《詩刊》社舉辦的“詩歌理論座談會”上，初次結識謝冕先生的。在此之前，我已在1980年5月7日的《光明日報》上讀到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極為認同，極感振奮。隨即我在8月3日《北京日報》上發表《要允許“不好懂”的詩存在》，為青年詩人的創作呼喚生存空間。我早就把他視為我的前輩、同道與知音。
到定福莊報到的當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他住的房間去拜訪他。沒想到這位大名鼎鼎的詩評家，是那么平易近人，對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文壇新兵十分親切。謝冕住的是煤炭干部管理學院招待所，較為簡陋，硬板床，床上鋪著條床單，往下耷拉著半截，能看出床下有一雙運動鞋。我好奇地問謝冕，開會還帶著運動鞋呀。謝冕說，這是他多年的習慣了。他每天清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去跑步，大約萬米左右，回來后沖冷水浴，天天如此，從不間斷。謝冕的另一個運動方式，是騎自行車。從北大到定福莊，大約40公里，謝冕是騎自行車來的。還有一次，謝冕在我家吃完晚飯，興致來了，特意要從菜廠胡同繞到王府井南口，然后順著長安大道，一直往西，騎車回北大。
謝冕到了晚年還有兩次令人贊嘆的壯舉：一次是2008年4月，謝冕主持的《中國新詩總系》編委在杭州西湖開定稿會，會議結束的那天，謝冕要圓他圍西湖跑一圈的夢。當天午后，他從我們所住的柳浪聞鶯出發，沿著西湖往北經斷橋到白堤，再到蘇堤，最后從雷峰塔往東，返回柳浪聞鶯，這時的謝冕已是76歲的高齡了。再一次就是他在80歲之后登泰山，此時的泰山已裝有索道，但謝冕拒絕乘索道，而是與藍野等幾位年輕人，從山腳下的岱宗坊徒步登山，經過中天門、十八盤、南天門，最后抵達日觀峰，然后再徒步下山。我沒有機會與謝冕一起登泰山，卻與謝冕一起爬過華山。我爬山累了，總要在路邊找塊石頭，喘口氣，歇一會兒。謝冕爬山卻是一口氣，不一定走得很快，卻是扎扎實實地，走一步是一步，實在累了，就在路中站一站，緩一緩，再走，而不會找地方坐下來休息。他說，一坐下來休息，會讓人歇懶了，失去了一鼓作氣的勇氣。
從我上邊所說的謝冕跑步、騎自行車、登山等習慣，可以看出謝冕對鍛煉身體的重視，而且也能看出效果——謝冕如今90高齡，每天還能堅持慢跑、快走，自己料理生活，自己洗衣服，尤其是至今還保持著敏銳的感知能力與對生活的飽滿熱情，還能讓他那富有深度與詩意的文字不斷流出他的筆下。這固然與謝冕堅持鍛煉有關，而我則從謝冕畢生堅持的體育鍛煉中看到謝冕的人格的一個底色，那就是堅強、有毅力，認定一個目標就堅持走下去，用謝冕自己的話說，就是“一生只做一件事”。
2018年10月16日，在北京大學中關新園舉行的謝冕《中國新詩史略》新書發布會上，北京大學教授嚴家炎先生說：“謝冕先生說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我要說他一生做了許多事。”嚴家炎先生說的也是實話，謝冕為中國當代文壇，為中國新詩，為扶植青年詩人，為北京大學……所做的實事太多了，他的“年譜”肯定記不全。但我還是更認同謝冕“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提法。關于謝冕所做的事情，我在2012年所寫的《中國當代詩壇?謝冕的意義》一文中做了如下的概括：
第一，謝冕以一位評論家的高瞻遠矚，在“朦朧詩”這一新生事物剛剛出現在地平線，在中國的年輕的藝術探索者最需要扶持的時候，他發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這樣一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當代詩歌史上的經典文獻。它的理論價值在于：一是體現了對“人的解放”的呼喚。謝冕把“朦朧詩”直接與“五四”新詩運動銜接起來，把“朦朧詩”的崛起，看成是對“五四”詩歌傳統的一種回歸。二是對創作自由的呼喚。謝冕是在戰爭年代形成、并在解放后進一步完善的大一統的政治化詩學中成長起來的，但難能可貴的是，他對這種政治化詩學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識。三是對藝術革新者的真誠的、全力的支持，他以巨大的勇氣，肩起了沉重的閘門，為年輕的藝術探索者爭來了較為寬闊的生存空間。
第二，對百年中國文學和百年中國新詩的研究。進入90年代以后，謝冕通過主持“批評家周末”，引領一部分青年學者進行百年中國文學的研究……
第三，對新詩評論語體建設的貢獻。謝冕打破了長期充斥于詩歌評論界的大批判語言和八股文風，他的評論文章，力戒官話、套話、大話、空話，凸顯評論家的主體意識……
第四，為詩歌評論界和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培養了一大批人才。他不僅通過在北京大學設席傳道，循循善誘，言傳身教，培養了一批當代文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而且通過創辦《詩探索》等，團結和培養了一批詩歌評論的作者。①
以上所說的謝冕四個方面的貢獻，說來說去，都是可以歸結到“為中國新詩的發展繁榮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這件事上的。而謝冕之所以能作出這樣大的成就，則與他的人格力量是分不開的。謝冕是一位追求真理的理想主義者，或者說他是一位尋夢者。他為《中國新詩總系（1949-1959）》所寫的導言，題目便是“為了一個夢想”，在2010年兩岸四地第三屆詩學論壇上他也說過：“詩歌是做夢的事業，我們的工作是做夢。”而主持《百年中國文學總系》《中國新詩總系》等重大項目、創辦《詩探索》、建立北京大學新詩研究所、新詩研究院等，就是謝冕的一個又一個的夢想。這期間我有幸和他一起參加了某些工作，也就是說和他一起尋夢、圓夢，對他的精神品格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為了堅持真理，謝冕忍受著強大的精神壓力，但他為自己修筑了一道心靈的防線，恪守自己的審美理想，保持心靈的自由與寧靜。在《在新的崛起面前》發表之后，固然得到了青年詩人和藝術革新者的熱烈贊揚，但也受到了某些藝術守舊者的猛烈抨擊。到了1983年前后，隨著“批判精神污染”愈演愈烈，謝冕受到的壓力也越來越大。詩評家丁力不只寫文章公開批判謝冕，而且在《詩探索》編委擴大會上，還以教訓的姿態，數落了謝冕一番：“叫你回到革命現實主義的道路上來，你不回，以至有今天！”②謝冕對于這些書面批評與當面斥責，并沒有回擊，而是隱忍不發，默默地堅守自己的職業良心與藝術追求。
1983年10月4日至9日，“重慶詩會”召開，把“三個崛起”連在一塊兒批。1983年11月，《詩刊》發表了鄒荻帆的文章，批評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報》也發了鄭伯農的批“三個崛起”、直接點謝冕名的文章。山雨欲來風滿樓，謝冕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我感到極有必要去看看他，給他以安慰和鼓勵。11月26日，我騎自行車前往。當時我住朝陽區芳草地西街，謝冕家在北大蔚秀園，我騎車走了75分鐘。到他家時，先后有一名謝冕的研究生和一位想報考謝冕研究生的青年來訪，過了一會兒又有一個廈門大學來北大進修的青年教師來訪。看來謝冕越挨批，支持者越多。謝冕的氣色和情緒看來很好，但也明顯地可以感到內心畢竟是不平靜的。那幾位客人走后，他留我吃晚飯，飯前飯后又單獨談了會兒。他說，上午北大黨委書記來同他談話，傳達了胡喬木的話：“請轉告謝冕，不要緊張，他的文章我大多讀過。受朱自清新文學大系序言的影響……”北大擬安排校刊記者訪謝冕，讓謝冕表個態。明天星期日就來訪，后天就要在校刊上發表，估計北大宣傳部會把情況報上去。我囑他表態要有個分寸，他也深以為然。
1984年1月4日下午，我請謝冕夫婦、張炯、楊匡漢來我家聚會，利用我新買的火鍋，吃涮羊肉。謝冕看來情緒還好，似乎不知憂郁。不過言談話語中對重慶詩會上某些詩人與評論家的表現還是很失望的。在批判精神污染的高潮中，上邊要求《詩探索》做“刊物檢查”，楊匡漢執筆寫了一份。張炯請謝冕看一下這份檢查，謝冕堅決不看，他說：“我連批判我的文章都不看！”
1984年2月27日，我收到謝冕的信，開頭稱：“一個混濁的潮流涌來，不少的泡沫和草屑浮在上面旋轉。可惜的是，那潮流很快便過去了。那種不怕潮流行動如燕祥者，值得我們深深記在心中。”此外是關于《詩探索》組稿計劃的一些具體意見。
1984年3月4日下午，我到北大蔚秀園去看謝冕。謝冕在家，客人不多，只來了一個他的研究生，坐的時間不長。因此得以充分與他就當前詩壇問題交換意見。他講：賴林嵩（按：北大中文系校友，時任《北京日報》文藝部負責人）前兩天來找他，想讓他為《北京日報》寫篇文章表個態，謝冕謝絕了。我也勸他不是被逼得萬不得已，不要寫什么檢查之類。謝冕還談及，近來一切約稿戛然而止，稿費收入也大減。他亦沒寫什么東西，倒是把圓明園跑得熟熟的了，而且做了些考據。他建議春暖花開后，叫上匡漢、肇明、再復等人到他家一聚，然后由他導游圓明園。我說，這倒是個不錯的主意。
在批判“精神污染”的運動中，支持謝冕的詩人與學者也有很多。1984年4月16日，我接到鐘文來信，稱他正寫《詩歌美學》。信中說：“那些貧乏的，希望跟著當權派屁股后面討一碗殘羹的理論蟲們實在拿不出新東西來。他們命定的是過眼煙云，謝冕一定在這次磨難中真正地‘崛起’，新文學史由此要記他一筆。這樣的結局是有些人所始料未及的，但實在也是民心之所向。”1984年3月29日，我收到四川《星星》主編白航先生的信，內稱：“《詩探索》諸公好嗎？經此一次風吹，當更健康了吧！《星星》掉了幾根頭發，但會更完美地長出來。至于我個人呢，皺紋又深入了一寸，思想也深沉了一分。見到謝冕同志，請代為問好。世界總是白天過了是夜晚，夜晚過了又白天，如此而已，豈有他哉……”白航的信，雖語焉不詳，但完全可以看出他對前一段反“精神污染”的態度。
謝冕身上的硬骨頭精神明顯地繼承了魯迅的傳統。“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魯迅精神的寫照。如果說在批判“精神污染”日子里，謝冕表現了“橫眉冷對千夫指”的一面的話，那么主編《詩探索》、關心青年詩人的成長則體現了他“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一面。
創辦并主編《詩探索》，是謝冕對中國詩壇的一大貢獻。《詩探索》創刊初期，我只是它的作者，而沒有參與編輯。1983年6月11日，謝冕給我來信，稱《詩探索》編輯部重新調整，聘請四個人擔任編輯，有洪子誠（北大中文系）、陶文鵬（文學所）、趙毅衡（外文所）和我。用謝冕的話說，這是一個“超級”編輯部。謝冕在信的最后說：“詩歌的未來靠我們奮斗，我期望你能欣然同意。”面對這樣熱情的邀請，我無法拒絕。當即復信謝冕，表示同意擔任《詩探索》編輯。不過，謝冕規劃的“超級”編輯部，未能實現，因為除我之外，那三位大專家都因工作太忙，無法分身介入。但我從此時起，就以責任編輯的身份切切實實地介入詩探索的編輯工作了。1980年代前期的《詩探索》共出版了12期，我以責任編輯身份編了第11期、12期，還編好了第13期，但終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要求《詩探索》提供出版資助，《詩探索》拿不出來，最后只能停刊，第13期也就胎死腹中，等到《詩探索》1994年初復刊的時候，時過境遷，則是全新的組稿了。在這段責任編輯的工作中，我深深感到謝冕對我的期望與信任。還是在批判“精神污染”風頭正勁的時候，謝冕來到我家，特意告訴我這樣一個情況：大約一個多月前中宣部召開的一個文藝座談會上，丁力鼓動宋壘、聞山繼續發難，說《詩探索》發了些不好的文章，至今不作像樣的自我批評。謝冕認為宋壘、聞山的話是沖著他去的。謝冕還說：“匡漢最近在上海，父親病危，回來后，他的境況也十分困難，他自己就夠嗆了，《詩探索》的事主要靠你了，要把它安安穩穩地挺過這一關，生存下去。只是不要發惡毒嘲罵革新派的東西就行了。如果見到丁力，就說謝冕自從提出辭呈后，對《詩探索》的事根本不管了。”當然，“不管《詩探索》的事”，只是謝冕面對那些“批判家”的一種策略性的說法，某種程度上也是以退為進，以守為攻吧。聽了這些話，我也只能兢兢業業地去把《詩探索》的事情做好。
無論是1980年代前期的《詩探索》，還是1994年復刊后的《詩探索》，謝冕一直是《詩探索》主編、《詩探索》編輯委員會主任，我在他的領導下，為《詩探索》工作30年，他對編輯工作的具體指示及言傳身教，對我編輯《詩探索》的工作有重要影響。
謝冕辦《詩探索》的根本指導思想，就是百家爭鳴，就是自由、開放、多元。他在《為夢想與激情的時代作證——紀念〈詩探索〉創刊30周年》一文中說：《詩探索》這一刊名“意在鼓勵和促進當年受到政治動亂嚴重損害的詩歌的復興，意在徹底擯棄和擺脫那個黑暗年代加諸詩歌的所有思想藝術的枷鎖，從而探索出一條通往開放、自由、多元的詩歌新時代”③。
謝冕不僅這樣說，而且從自己做起。在編創刊號的時候，副主編楊匡漢向他請示：“新詩發展問題探討”專欄，準備發兩篇批評謝冕觀點、與謝冕“商榷”的文章，怎么辦？謝冕大度地說：“原文照發。”在全國刊物中，創刊號上即發批評主編的文章，《詩探索》恐怕是第一家。這充分體現了謝冕辦刊的民主意識和他坦蕩的人格。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2012年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謝冕編年文集》中，謝冕對早期寫作的，現在看來確有某些偏失的文章，一字不改，全部收入文集，這種尊重歷史，坦誠承認自己不足的態度，正是他自由的心靈的寫照。
正是基于這樣的指導思想，謝冕主持的《詩探索》堅持了這樣幾條原則：在詩學研究方面，以切實推進中國詩學理論建設為主，不隨風轉向，更不搞大批判；在詩人研究方面，不論資排輩，兼顧老中青，以扶植青年詩人為主；在繼承中國詩學傳統方面，既要尊重傳統，又不能照搬傳統，而是要立足當代，面向當代；在面對外來影響方面，堅持拿來主義，堅持以我為主，要在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發展新的詩學。
在《詩探索》創刊40周年的時候，謝冕又寫了一篇回顧文章《我們見證一個時代》：“親愛的《詩探索》同人是我們同甘苦、共患難的朋友。我們有幸共同走過，有幸一起聚過、奮斗過，我們快樂過也痛苦過。我們有幸共同見證了詩歌復興的新時代，我們共用見證了一個偉大繁榮時代。請允許我在這文章的最后表達我對朋友的‘不忘’，我的敬意和感謝。”作為《詩探索》的同人，讀著這樣的字句，無不感到身心的溫暖。
在多年來與謝冕的交往中，他常聊起北大的一些教授的軼事。印象最深的，是說林庚先生責任心很強。在嚴家炎先生當系主任后，每周組織一次講座，其中也給林庚先生排了一次。為這次講座，林庚先生連續找了有關人員碰頭，安排提綱，有所修改又去找大家。林庚是研究古典詩歌的，但自己寫詩，決不寫舊體，而是寫新詩，寫他的九言、十一言詩。他還多次講過：“我們身上要有些布衣氣。”
謝冕所稱道的林庚先生的責任心，林庚先生身上的“布衣氣”，連同謝冕所說的“一生只做一件事”，也正是謝冕自己的學術人格的真實寫照。
注釋：
①吳思敬：《中國當代詩壇：謝冕的意義》，《南方文壇》2012年第6期。
②吳思敬：《我與1980年代的〈詩探索〉：責編手記》，《〈詩探索〉之路》，學苑出版社2020年版。
③謝冕：《為夢想和激情的時代作證——紀念〈詩探索〉創刊30周年》，《詩探索》（理論卷），2011年第2輯。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