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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的興起是新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現象。作家試圖通過對當代社會現實生活和現當代歷史的具有廣闊時空跨度的史詩性書寫，以歷史眼光和當代意識重新觀照和審視“中國”，進入中國歷史和文化內部，發現和重塑中國形象。阿瑩的《長安》是其中代表性的一部。小說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其軍工題材的選擇和軍工人形象的塑造，更在于其以文學的形象性、情感性和具體性，建立歷史事件與個人事件的連接，體現了作為現代文體的歷史小說品質。

關鍵詞：阿瑩 《長安》 歷史敘事 現實主義 時代精神

在當代中國文學中，相對于農村題材小說（或鄉土小說）、革命歷史小說和歷史小說、知識分子敘事來說，都市小說和工業題材小說一直是個較為薄弱的區域。正因此，草明的《原動力》《火車頭》《乘風破浪》和艾蕪的《百煉成鋼》、周立波的《鐵水奔流》作為少有的典型之作屢屢被提及。此后，“改革文學”開山之作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也被視為工業題材小說，加以論析。1這些小說涉及發電廠、機車車輛廠、鋼鐵公司和重型電機廠等工廠、工業題材領域，以之為背景，描繪發生在工廠中的革新（改革）與保守、集體與個人、技術與政治以及工人群眾與領導干部之間的矛盾斗爭。

自1980年代以來，都市作為現代文明的象征逐漸成為小說的表現對象，1990年代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使與市場、消費、商業等密切相關的都市文化和大眾消費文化逐漸占有越來越重的文學份額。乃至出現了商業小說或商界小說類型。但工業（題材）小說仍是遭遇“漠視”和冷遇的存在。“工廠”“工人”在1990年代以來文學中的現身，大多與“問題”意識、“創傷”記憶和“底層”言說有關，最典型的莫過于“現實主義沖擊波”“主旋律小說”或“底層寫作”中的部分作品，如談歌的《大廠》《大廠續編》《年底》、張宏森的《車間主任》、李佩甫的《學習微笑》、曹征路的《那兒》等。其中，工廠、工人更多的是作為腐敗/反腐敗斗爭、底層之命運與發聲的介質，與企業改制、兼并等問題聯系在一起，現代企業機制和工業發展邏輯等并非小說敘事的主體內容，工人往往呈現為下崗職工、官僚主義和腐敗力量之受害者或自發之反腐敗力量的形象。這些與工廠、工人有關卻無關工業的小說，很難納入工業小說范疇。工業小說的發展尚且如此，更遑論軍事工業題材小說，它無疑是其中更為薄弱的環節。

在此意義上，阿瑩以軍工為題材、以共和國第一代軍工人為人物形象，運用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的長篇小說《長安》，便凸顯出獨特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將由此入手，在當代中國現實主義文學視域中，分析其歷史敘事，揭示其作為現實主義長篇小說的美學表意形式及其內在精神結構和思想意涵。本文研討的問題和目的，一在闡述文本并將其置于現實主義論域中，進行觀照和評判；二則以文本為典型個案和方法，思考和揭示現時代現實主義文學的某些癥候性問題。

一、史與詩：歷史的還原與審美重構

從題材內容上看，《長安》屬于當代重大軍工歷史題材小說。作品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30年間的當代歷史情境中，講述長安機械廠的籌建及其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曲折中的發展。

一方面，小說具有極大的歷史還原性。注重環境、人物和細節的典型化的現實主義，是返回歷史敘述真實性的最佳路徑。作者營造極具真實感的歷史情境，制造濃郁的歷史氣息，喚醒和重建一個已經消失的歷史世界。小說中的長安機械廠是蘇聯援建的戰略裝備項目，它的建設，既是共和國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的重大戰略謀劃，又直接左右戰場上的勝負，關系新生共和國的安危，《長安》在當代中國特定歷史情境下，將“長安”作為“沒有硝煙的戰場”，描述了新中國初建時期，內部環境極為復雜，外部面臨國際勢力干預和侵略的國內外形勢，體現了“長安”建設和發展中面對的復雜性、矛盾性和斗爭性，勾畫了“長安”與中國、世界之間的歷史性關聯。當代中國的重要歷史和政治事件，被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描述出來。包括國際和地區間的矛盾沖突，從抗美援朝戰爭、170師的慘敗，到中蘇關系破裂、蘇聯撤回援建專家，從中印邊境沖突，到中蘇珍寶島沖突，從攻打金門島失利到萬炮震金門及其引發的轟動性國際效應；國內的社會政治形勢，從反右派運動，“大躍進運動”，到“文革”時期“長安”內部的政治派別斗爭，揪斗“走資派”，到工業學大慶，軍隊內部的“梅花黨”案，直至 1970年代末多位領袖先后辭世，“改革開放”開篇等。

通過“歷史還原”，《長安》不僅在當代中國歷史脈絡和國際關系框架中，為“長安”設定歷史敘事坐標，描畫其發展的歷史軌跡、歷史遭遇和處境、命運，而且借助藝術方式復活過去的歷史，渲染時代政治和國內外氛圍，在具體的情節、人物、事件、場景和細節上，營造出那個時代的色調和氛圍，提供了一種整體性、彌漫性和背景性的氣息。讓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人更為形象生動地呈現出來，重建了一種切實的歷史感。

更重要的是，小說并不將歷史事實歷史事件和重大歷史人物作為直接表現對象，它“不敘述歷史事實”，或者說《長安》之所以將這些歷史事實描繪出來，根本原因在于“歷史”與“個人”的關系，歷史對人的生活和命運的影響。如中蘇關系的急轉直下，對忽小月處境和命運的深刻影響；如京城爆發的政治風暴，不僅影響了忽大年、成司令的命運，更對“長安”這樣的軍工單位造成巨大沖擊，直接影響了其生產和科研，破壞了“長安人”彼此之間的關系。《長安》是“歷史”的敘述，也是“人”的敘述。

另一方面，小說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向度。《長安》還原歷史情境、氛圍，卻不是在復制歷史。作家用現代的眼光觀照歷史、發現歷史。小說寫的是歷史，也是現實。“長安”不是存在于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歷史陳跡，它與我們的現實生活密切相關。歷史中的“長安”不屬于歷史，它不是周秦漢唐的帝都，而更屬于現實中的我們。“長安”這面鏡子，折射出“我們”和“現實”熟悉的面影。黑格爾說：“歷史的事物只有在屬于我們自己民族時，或者只有在我們可以把現在看成是過去事物的結果，而所表現的人物或事跡在這些過去事物的連鎖中，形成主要一環時，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歷史的事物才是屬于我們的。單是同屬于一個地區和一個民族這種簡單的關系還不夠使它們屬于我們的，我們自己的民族的過去事物必須和我們現在的情況、生活和存在密切的相關，它們才是屬于我們的。”2“長安”艱難曲折的建設發展歷史中，蘊含著“長安人”的無私奉獻和犧牲精神、自力更生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和奮斗精神。這些精神質素，不是只存在于歷史中的事物，而是溝通和連接過去與現在、歷史與現實的具有重要意義的精神傳統。通過對這些具有普適意義的“精神薪火”的闡釋和傳遞，忽大年、黃老虎、哈運來、忽小月、連福等就不再是個別的人，圍繞他們發生的那些故事就不再是個別的事，工廠、車間、廠房便不再是個別的場所和情境，而是宏闊時代的影像和溝通歷史與現實的“典型”。這些典型的人、事和情境，透露出作家對時代精神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長安》以文學的方式重建歷史，是一部史詩性現實主義長篇小說。“史詩‘敘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反映的是‘一個時代和一個民族的精神’，這是史詩性存在的基本前提。事實上史詩拒絕個人化的私人敘事，‘史’與‘詩’是辯證共生關系，‘民族的大事’和‘民族的精神’是史詩之為史詩的體類規定，而個人的詩性的創造是使其達成‘藝術作品’的實現方式。”3自新文學誕生以來，尤其是進入當代文學階段，“史詩”成為衡量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標準”。宏闊的時空跨度，深刻的思想內涵，重要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對文學虛構的深度切入，紛繁復雜的文體結構，各階層各職業各身份人物的塑造和復雜的人物關系設置等，成為長篇小說的“史詩美學標準”。這直接關系到“史”與“詩”即歷史與文學（長篇小說）的關系。相比之下，歷史敘事側重于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歷史事實，文學敘事則更側重對人尤其是對人的內心的表現。如何處理歷史與人、歷史與文學的關系，是作為歷史敘事的長篇小說面臨的問題。在俄羅斯文學理論批評家別林斯基看來，歷史小說應該是歷史事件與個人事件的結合。他在比較了長篇史詩和長篇小說這兩種不同文體之后，認為長篇史詩是古代世界的產物，在那時“只存在著社會、國家、民族，可是人，作為個別的、特殊的個性，卻并不存在”4。而長篇小說作為人類新文明和歷史新時代的產物，包含繁復多樣和充滿戲劇性的無限的生活元素，在它的世界里沒有神話般的生活和高大英勇的英雄，有的只是普通人和他們的日常生活，“對于長篇小說來說，生活是在人的身上表現出來的，舉凡人的心靈與靈魂的秘密，人的命運，以及這命運和民族生活的一切關系，對于長篇小說都是豐富的題材”5。他之所以高度評價英國著名長篇歷史小說家司各特，便是因為后者對人、人的命運和心靈的秘密的突出表現，體現了長篇小說作為現代文明和生活產物的實質，“司各特用自己的長篇小說解決了歷史生活和個人生活之間關系的問題”6。別林斯基更為具體地指出：“歷史小說不敘述歷史事實，只有和構成其內容的個人事件連結在一起時才采用歷史事實作為描寫的對象……因此，歷史小說仿佛是一個點，作為科學看的歷史，在這個點上和藝術融合為一體了；它是歷史的補充，是歷史的另外一個方面。”7在歷史小說中，歷史事件是與個人事件、個人生活和命運交織在一起的，個人有意無意地參與到歷史中去。《長安》既在描述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這“前30年”長安的歷史，又在表現這段歷史“前30年”以“長安人”為代表的個人事件和個人的內心世界，體現著作為現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的美學特質和藝術魅力。

作為一部經歷了1980年代“現實主義重構”之后的作品，《長安》自然不會采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寫作模式，但也未采用批判性現實主義范式，或者說，小說的敘述者既非戰士型，亦非精英知識分子型，而是一個經歷了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卻又對那段歷史有著深切反思的“長安人”——“軍工人”。歷史的光榮與輝煌以及造就這光榮和輝煌的精神和信念，是需要銘記和闡揚的，而歷史中的痛苦和創傷，也不能和不應被忘卻。《長安》的歷史記憶和歷史世界重建，并不展開于某種先驗的單一的立場，并不出之于某種單一的痛苦反思或激情懷舊，而是將一個陌生的曾經“神秘”和“敏感”的題材內容，處理為一個具體的“人的故事”和“生活故事”。

《長安》體現著盧卡契所說的歷史的“直接性”。盧卡契認為，有些人道主義歷史小說家為避免把“歷史降低為純粹背景、裝潢布景的作用”，而“從頭起就在一個非常高的抽象高度上去領會他們的材料。他們按照這種思想選擇歷史大人物來作能夠合乎情感、思想適當地體現作家所為之斗爭的那種偉大的人道主義思想和理想的主角”。然而，“這樣一來，歷史事件的直接性就喪失了，或者至少有喪失的危險。因為歷史的重要人物之所以重要，正在于他們把散布在生活本身中間的、以純粹個人的形式、純粹私人命運的形態出現的問題，提高到想象的高度，加以一般化”8。當作家為概念、教條（即便“政治正確”）等“一般”去尋找“特殊”的形象時，那么，不僅會喪失其歷史真實和生活真實，其藝術上的失敗亦是必然的。

《長安》中有繪聲繪色的場景描寫，如“長安人”工作和生活，忽大年和靳子的家庭生活，忽小月和連福的戀愛；有形神兼備的人物，既具有粗豪剛硬的軍人氣質又隱忍而講究謀略的忽大年，善良單純、朝氣蓬勃卻又略顯執拗任性的忽小月，性格爽直、刀子嘴豆腐心的黑妞兒，心思狹隘、睚眥必報的門改戶，質樸純良而寡言的滿倉等。小說講究情節組織和編排。開篇便是發生在戒備森嚴的八號工地的工程總指揮遇襲事件，使懸念叢生，并借此引出忽大年與黑妞兒的故事；接下來的工地透水塌方事件，不僅以懸念吸引讀者，而且引出忽大年與成司令的戰友和上下級關系，以及主人公與成司令一家的故事。其他如蘇聯專家客車被砸事件、炭渣事件、“梅花黨”案、誣告忽小月者究竟是誰、為何反復誣告等，這些引人入勝的故事，起伏跌宕的情節，抓住人心的沖突，鮮活逼真的細節，以歷史與生活的具體性和形象性，通過逼真的生活世界的塑造，用莎士比亞化的現實主義方式將歷史形象化藝術化了。

其次，《長安》的歷史敘事中貫注著作家建立在人性和人情基礎上的濃厚情感。小說以“長安”和“長安人”為敘事對象，具有還原歷史、呈現歷史真相和事實本相的客觀性真實性追求，但基于文學是人學、是倫理學和情感學的認知，小說又具有濃郁的主觀性敘事特征，包含著作家的情感、態度和道德、價值立場。這一立場在《長安》敘事的倫理學維度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小說在相互交錯的多重倫理關系中，走進人物意識到或未曾意識到的歷史進程，并在浩蕩歷史中獲得情感認同和意義歸屬。

其一，單位倫理與職業倫理。傳統社會主義體制中的單位，是一個具有相對的自足性、封閉性和地方性的生產空間和生活空間。“長安”除了具有彼時單位的普遍特點之外，其作為一個事關國家安全，在重大國際爭端和沖突中，有著無可比擬的戰略地位和意義的國家性機密軍工單位，不僅為“長安人”提供穩定安全的生活空間和特殊規則與制度管控下的生產空間，更為其提供強烈的身份認同和價值歸屬感。“長安人”的軍工人身份和價值認同，不僅有其作為工人階級和國家主人的自尊自豪和勞動者的尊嚴，也有其肩負保家衛國使命的神圣感，因此，“長安人”的主體性具有工人階級和民族國家的雙重內涵。但不止于此，“長安人”又是一個以建設和發展、發明與創造為己任，盡職盡責的現代職業倫理共同體。同時，這也是一個以情感和家庭為核心的傳統倫理共同體。

其二，地緣、血緣、親緣、家庭等，建立了“長安人”的另一種倫理關系。這種倫理關系不僅是人物重要的生活內容，也是敘事情節推進的動力和重要的敘事線索。其中又可分為：地緣倫理關系，如來自東北支援大西北建設的哈運來、連福，有老家在膠東半島的忽大年、忽小月、黑妞兒等；血緣和親緣關系，如忽大年忽小月兄妹，忽大年、靳子和子鹿、子魚一家；有戀人關系，如忽小月和連福，曾經“拜過堂”的忽大年和黑妞兒；曾經并肩戰斗的戰友和上下級關系，如忽大年和黃老虎、忽大年和成司令、忽大年和馬鐵龍等。通過描述夫妻間的相互扶持，戀人間的守望期盼，戰友間的肝膽相照，上下級的情同手足，小說的倫理學敘事維度不僅切合中國人生活實踐經驗，也確立了小說的人學立場，呈現了歷史中的“個人事件”，將建設、發展的宏大國族話語融入日常生活和情感的人性話語之中。

《長安》作為現代小說的關鍵是，并未以革命倫理和職業倫理否定和取代情感倫理，以歷史的客觀性否定歷史敘事的主觀性。在作家看來，真實的歷史既是客觀的也是主觀的，既是“外部”的中國/世界史，又是“內部”的人性/情感史。人創造歷史，歷史及其敘事不能湮沒“人”這一歷史主體。對當代軍工歷史的敘述，需要當下主體對歷史主體的體驗、召喚和復活。因此，《長安》在實質上是當代思想、情感和話語的產物。但其不同于新歷史小說對歷史的改寫和對經典現實主義敘史模式的解構、顛覆，作家并不試圖以主觀的歷史感受和流行的后現代話語立場、模式，去質詢歷史的客觀性和歷史真相之有無，從而打破歷史敘事的整體性、本真性和可靠性。從發掘個體生命和情感世界，肯定個體生命價值的角度看，小說體現出人道主義和啟蒙主義的態度，這種立場和態度是對人、個體在歷史敘事話語中被忽略被掩蓋的歷史主義寫作的反思。

《長安》將家庭倫理、情誼倫理與歷史的反思性批判性結合，將后者融入前者，甚或局部借用善惡有報的傳統倫理劇模式（門改戶的結局），將批判性轉換為情感的審美凈化和精神升華。小說在揭開、暴露創傷時，也撫慰、彌合和治愈創傷。

二、國族倫理與個體倫理：當代史的重寫與中國現代性的雙重維度

關于文學中的歷史重寫問題，佛克馬認為：“有些作家用夸張的方式來描述真理的相對性，想說明真理名義下的種種主張都是獨斷的。在這樣的觀念下，重寫就不能給人們認識現實與歷史提供一種更恰當或更真實的視角；相反地，它關心是否與潛文本或是其他的重寫一樣作得漂亮。后現代語境允許各種可能的重新方式。”9在后現代語境下，在大眾文化和消費主義結盟，從而將真理、正義、崇高、神圣消解為某種特定話語的塑形，將文學納入文化市場的消費邏輯的情勢下，歷史便失去其真理、客觀、權威的面目，無法提供深層的意義和價值資源，“傳統并沒有具有普遍價值的東西，也沒有特別值得重視的真理；凡事都可以懷疑、模仿與嘲笑”10。歷史、傳統，集體記憶、個人記憶，在當下的個體視角下，失去了其歷史感、現實感和神圣感、崇高感，變得游戲化、戲謔化和情趣化。《長安》選擇的不是這種戲擬、戲仿的路子，也不是以個人價值追求和個體生命史書寫，質疑宏大敘事、崇高美學的改寫和演義路子，小說重建歷史真實，追求合情合理、逼真可信的藝術效果的目的和寫法，更接近樸素的傳統現實主義。“相對于潛文本而言，新文本會顯示出某些主要的或僅僅是次要的變更。它提示著傳統的連續性，或許還有發生于其中的某些關鍵性變遷。在傳統文化中，比如實行共和政體之前的中國與浪漫主義之前的歐洲文化重寫大多數強調傳統的連續和革新，重寫的必要性只在說明傳統的生生不息，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要做的也僅是稍加更新和調整。”11這里強調的是歷史重述和重寫的延續性，而非新文本和潛文本或前文本之間的割裂性、對立性和對峙性。

《長安》體現著經典現實主義文學歷史敘事“延續性”特征。小說真實描述新中國成立之初軍工業的建設、發展以及在此過程中面臨的艱難處境，以及在此困境中新中國第一代軍工人的心態、心境和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寫出了人們的創造激情和和衷共濟、相濡以沫的真情。通過“長安”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對中國國防、軍事和國家安全的重大意義和價值，以及長安人的艱苦卓絕的干事創業和奉獻、犧牲精神，小說深情謳歌中國人民杰出的智慧、堅韌的意志、兢兢業業的工匠精神和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的英雄主義。

作家通過塑造忽大年、忽小月、哈運來、連福等將智慧和勇氣融于一身的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英雄形象，描繪了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是如何具體化地生活化地體現在這些生活和工作中的普通人物身上。這些以普通面目現身的英雄，可以看作梁生寶一樣的社會主義“新人”，他們對自己忠誠于自己的信仰卻又有各自的心性氣質，他們的情感世界豐富而又用心專一，他們在生活中不拘小節卻在工作上細致嚴謹精益求精。諸多類似的品質造就了他們作為人、個體和“長安人”、軍工人的充實而又矛盾的統一體，具有豐富、復雜、獨特的心理個性和人格內涵。小說形象而有力地說明了社會主義中國和她的人民所參與的偉大事業所具有的神圣性崇高性和巨大的魅力。在這些方面，小說延續了中國主流現實主義文學的思想意識和精神意涵。

同時，作為現時代社會文化語境中的現代歷史敘述，《長安》摒棄了講述那個革命年代故事時常見的某些僵硬的表達模式。這既是1980年代以來文學自身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也是現時代中國文化政治轉換的成果。

小說淡化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政治觀念、階級觀念，弱化激進革命時代的烏托邦激情和夢想，對軍工人的刻畫更為靈活生動多樣，更具個人心性氣質，更突出其個人才能和心理，尤其是在情感活動方面傾注了更多的心思和熱情。這顯然更加契合時代對“個人”及其獨特世界的理解和尊重，也更契合現時代對“人民”這一抽象集體性概念的更具活性的理解。12可以說，阿瑩以符合自身情感氣質的靈活的方式，重釋了當代（革命時代）歷史（傳統）的思想內涵，使小說體現出當下創作主體對歷史、現實和世界的新的感知和理解方式。這種感知和理解方式，使《長安》雖然屬于以日常生活和人性話語對經典現實主義模式的糾偏性“補寫”，但同時也跟那種突出日常生活世界、突出世俗人性價值和人情美感的歷史敘事，區別開來。

《長安》展現了中國現代主體建構的這一雙重維度和中國現代主體的雙重面孔。中國現代主體的建構包括既矛盾并生又相反相成的兩個方面，即國族主體（在特定歷史形勢下轉換和體現為階級主體）和個人主體。《長安》講述軍工業這一直接牽系國家安全和民族未來的重大軍事工業的發展史，有意識地設置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中國與印度、蘇聯等毗鄰國家與地區之間的局部沖突和戰爭，包含清晰的國家主權立場和深厚的民族國家情感。這一立場和情感，是“長安”建設和發展的根源和動力，也是“長安人”獲得民族國家身份認同和主體歸屬感的深層依據。在八號工程籌建初期，因涵洞透水事故，成司令唯一的兒子盧可明和兩位沖壓工犧牲；在中印邊境沖突中，忽大年帶領長安人走上前沿陣地，保障隊的火炮技術員、年輕的沒有談過戀愛的毛豆豆犧牲于流彈，成為邊境保衛戰中犧牲的唯一女性。《長安》充分揭示民族國家情感對于“長安人”所產生的高度的精神凝聚力，正是由于這一深厚情感的感染和推動，他們才能成為一條強大而隱秘的戰線，成為一股堅實捍衛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完整的軍事裝備力量乃至國家戰略力量。

同時，《長安》對個體生命價值和尊嚴的誠摯關切，體現著中國現代主體的人道主義和個性化生命向度。小說將“軍工人”由神秘的幕后推向前臺，從正面肯定性地描寫他們的勞績，指出這一默默無私地奉獻青春、熱血和生命的獨特群體的歷史意義，并在此基礎上，有力地表現了他們每位可敬可愛生命的個性、性格、心理和精神世界、人格魅力。

在這方面，主人公忽大年稱得上是一個成功的典型人物。他從師政委調任地方，奉命籌建長安機械廠，但始終未曾失去對金戈鐵馬硝煙彌漫的戰爭生活的渴望。在擔任“長安”黨委書記和廠長期間，繁瑣的事務性工作和復雜的人事關系，使他時時感覺“還是在部隊痛快”，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單純、自然、直來直去。習慣于戰場搏殺的軍人思維，使他在發生塌方工亡事故時，感到困惑不解：“搞建設，也會死人嗎？”小說既寫了他剛勁堅毅的軍人氣質、堅忍不拔的意志力和無私忘我的精神，也寫其身處靳子、黑妞兒之間的心理矛盾和對妹妹充滿糾結、郁悶的牽掛。同時，小說也表現了主人公的心理和性格方面的不足，在處理感情問題上，他也不夠細膩，尤其是對曾與自己拜過堂的黑妞兒和親妹妹忽小月，缺乏設身處地的理解、同情和共感。

即便是對相對次要的人物，作家也以簡筆勾畫其性格、品質。滿倉原是萬壽寺的和尚，后還俗成為一名軍工人，小說描寫了他的老實厚道、與人為善，盡管有“迷信”思想以慈悲為懷，是少數一直關心忽小月的悲劇遭遇和心靈痛苦的人之一。通過他，小說寫出了國族性（人民性）、人性和個人性之外的“佛性”與悲憫。畢業于西南聯大的科研所長焦克己，原本可以找到舒適的工作，卻選擇了支援大西北。他自稱“凡夫俗子”，是一個“純粹的技術人”，卻毫不動搖地堅持“以身報國”的理想，他性格偏于柔弱內向，卻在別人忙著開批判會時，冒著風險研制反坦克火箭彈。

靳子經歷過槍林彈雨，脾氣剛硬，而作為妻子和一名女性，又剛中有柔、粗中有細，既粗放豪爽又細膩敏感，既大大咧咧又有小心思小謀劃。忽大年的老戰友之子、西安交大學生紅向東充滿理想、熱情和批判的激情，卻不夠成熟冷靜，在忽小月被迫自殺身亡后，他陷入了苦悶、懊惱和自責之中，卻由此而警醒，決然和黑妞兒、滿倉等一起參加為忽小月伸張正義、討還公道的“觸及靈魂的行動”。錢萬里是小說中不太討人（尤其是主人公忽大年）喜歡的較為神秘的人物。他在解放前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經歷過恐懼的長期煎熬和難言的磨難，這造成了其看似謹慎世故的性格，但也正是他在主人公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仗義執言，讓被揪斗被批判的主人公重見天日。

這可以說是作家以人道主義和個性主義思想觀照人物，在日常生活和情感中寫出人物的豐富性和生動性的產物，也是主體覺醒和確立的作家對“人”的存在的肯定和秉信。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歷史發展的推動者，但“人民”并非抽象概念，歷史的發展是由無數普通人的勞作和命運積聚與匯集而成。《長安》將活生生的既作為群體又作為個體的“軍工人”置于歷史/生活前臺的聚光燈下，進行了濃墨重彩的表現。

三、崇高美學、時代精神和批判意識：現實主義文學的精神結構及其美學癥候

《長安》是一部充滿崇高感的小說。現實主義尤其是中國主流的現實主義是一種致力于建構具有總體性品格的文學形式。現實主義長篇小說這一文體樣式，普遍追求宏大敘事美學，可稱之為“宏偉現實主義”。因此，吳義勤認為：“對現實主義文學來說，崇高感是其主要的魅力來源。”在談到現時代長篇小說創作重新涌現崇高美學現象時，他進一步指出：“這一現象的出現，與中國文學走進中國的深層歷史與現實，在開闊的歷史視野和強勁的時代精神感召下，發掘中國自身內部的歷史、文化和人性的藝術追求，有深層關聯。”13新世紀長篇小說著力于民族歷史與現實的連結，以求獲得對現實的整體性觀照，一則使歷史獲得現實感、時代感，二則使現實獲得歷史感、縱深感。新世紀小說的崇高美學建構便與這一歷史/現實之間的有機對話性建立起的深度歷史-美學模式直接相關。

首先，《長安》的崇高美學與現實主義總體性建構密切關聯。中國國族（階級）主體的建構在時間（歷史）和空間兩個向度上展開。就時間（歷史）而言，《長安》并不局限于1950年代以后的當代中國史，更由此向前延伸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現代史。小說的歷史敘事之縱深感，主要源自與主人公有關的關于革命戰爭年代的回憶。小說以個體回憶的形式進入現代歷史講述。忽大年在新中國成立前的軍人經歷是作家進入個人化現代歷史敘事的基本路徑：晉北山城的戰斗，太行山嚼野草打游擊、反圍剿的日子，在延安抗大學習的日子，日軍投降后與國民黨軍隊的太原戰役，以及在貴陽大山中剿匪的戰斗。1950年代之后忽大年的個人和家庭生活遭遇，以及他作為軍工人對中國國際關系沖突——中蘇、中印及臺海關系（這一點主要由忽小月、連福等直接參與，忽大年和其他人作為間接參與者或見證者）的參與，則是以個人關聯當代史的主要方式。這樣，歷史事件、歷史事實和個人事件、個人事實，歷史與生活、與個人，人的命運、人的靈魂、人的內心世界就與民族生活、國家命運，得以巧妙地結合。

就空間而言，小說不僅突出了“長安”、西安等中國區域/地域內部，也橫向擴展到國際/世界，牽連關于抗美援朝戰爭、中印邊境沖突和中蘇邊境沖突等國際事件。因此，《長安》的敘述就具有了時間和空間上的縱深感和開闊感。其中，主人公曾經所在的170師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的慘敗和夢斷漢江的悲壯行程，是主人公念念不忘的心頭之痛，也是推動他忘我投身軍事裝備研發的最大動力。這是主人公個人的記憶，也是軍工人的創痛記憶，是對沉痛歷史的刻骨銘記，也是開創和推動軍工業新的歷史的根本動力源。小說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整體性和連貫性上講述“歷史”，便是建立對“歷史”的根本性理解和總體性想象，正如從周秦漢唐帝都的古城長安，到現代“長安”，既是對歷史之名的借用，也是對歷史的超越和新的時代與歷史的創造。

這種歷史/現實的總體性是借助經驗性還原得以建構。作家走進歷史的“原初”狀態，致力于恢復歷史原形原色。但在“還原”背后，卻有著清晰堅實的總體性“建構”意圖，它是對歷史/現實全方位的總體“闡釋”和觀照，其崇高感產生于歷史/現實宏闊深遠的格局、氣象和厚重沉雄的蘊涵。

其次，《長安》的崇高美學亦是當下主體在時代意識促動下對總體性崇高的美學再造，體現著總體性美學的現時代轉換，是總體性與時代感的對話融合的結晶。

從“軍人”到“軍工人”，顯示著崇高精神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延續、再造和新生。值得注意的是，《長安》并未直接從政治信仰、組織力量或革命意識、階級覺悟等方面來塑造人物，包括忽大年等主要人物的塑造，也不著重于其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和那個年代普遍存在的政治理念。忽大年作為“長安”英雄并不是僵硬的理念化象征性的“意識形態崇高客體”。《長安》對此有著巧妙的敘事處理。一方面，在“故事講述的年代”，高度革命化政治性話語的存在是一個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小說尊重這一歷史事實，通過成司令等軍委高層和錢萬里等地方黨政領導對主人公的信任、支持和對“長安”發展的關切和組織，以含蓄間接的手法描述了主要人物的忠誠和“長安人”的信念。另一方面，小說又從普遍性時代氛圍中梳理和抽繹出軍工業和軍工人的特殊性，突出身為“長安”主要黨政領導的主人公的軍人出身、軍人作風、軍人氣質。同時，阿瑩又借助“講述故事的年代”的時代精神，在“故事講述的年代”和“講述故事的年代”之間，發掘能將其連接起來的普遍性意義，借以溝通歷史與現實、歷史感與時代性。《長安》這一由普遍性到特殊性，再由特殊性到達更高的普遍性的辯證過程，顯示出作家的匠心和用心。

相對于單維性普遍性的意識形態認同，小說凸顯了主人公作為軍人、軍工人的職業素養。他的“成功”和“長安”的發展一樣，憑借的是技術、才能，恪盡職守的敬業精神和奉獻犧牲精神，是分工分明又團結協作的團隊精神。正是這種個人的和集體的團隊的職業倫理，使他們能在政治風云激蕩的特殊年代，攻克一道道技術難關，使自己的軍隊和國家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國家關系中保持主動，卓然屹立。小說對軍人、軍工人的職業倫理和敬業精神的強調，在人物形象塑造、人物關系設置和情節與細節等方面多有表現。

一個具有癥候性的現象是，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將更多筆墨用在更具事業心和職業感的人物尤其是技術人員身上。如忽大年、忽小月、連福、哈運來、焦克己等得到更多肯定性描述。相比之下，籌建時期的保衛組組長、后升為副書記的黃老虎，雖然十四歲時就參加游擊隊，打鬼子、送情報，遭遇過不少硬仗，但在“長安”時期卻因命運之神的垂青，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優越感，當上副書記之后，提拔之心蠢蠢欲動，熱衷于權力爭奪和斗爭，認為“新社會就是要改天換地”。對于這個被衣錦還鄉的權力夢想異化的人物，作家給予更多嚴肅的審視。門改戶不僅思想觀念僵化機械，更是一個無心生產和技術革新的告密者、陰謀家和政治投機分子。他造謠生事，誣告和陷害忽小月的清白，導致后者自殺身亡。

作為“軍工人”的典型代表，忽大年不僅是軍人出身，更是一位永遠的戰士和軍隊指揮員。他倥傯歲月戎馬生涯，屢立戰功，步步升職。直到正在參加西南剿匪時，接到軍隊命令，肩負起籌建軍工廠的絕密使命。小說反復提及讓忽大年耿耿于懷、心意難平的失敗戰役，如170師在朝鮮戰場全軍覆沒帶給他的“恥辱”，金門海戰一萬將士血染海島是他的心頭之痛。他痛感裝備落后，希望研制和生產先進火箭彈來彌補自己的缺憾。“長安”成了他再戰雄風的戰場。在“長安”，忽大年始終是“昂首挺立在前沿陣地的老兵”，正是憑著這種“老兵精神”，他最終成為頂層認可的“殺手锏”專家。忽大年的成功是“長安”和“長安人”的成功，很難完全用革命信仰和政治信念作出解釋，“實踐出英才”，更重要的或許是延續和發展自己職業生命的意志，嚴謹敬業的職業態度，對職業的尊重和為此獻出全部熱情、精力乃至生命的“實踐”。空談誤國，實干興邦。作家在忽大年形象中寄寓著一種不忘軍人初心和使命，不計個人得失，不騖名利的進取和實干精神。他的老搭檔、老下級、現任八號工程保衛組組長黃老虎，他的妹妹忽小月、妻子靳子，原東北地下黨、現總工程師哈運來，技術員連福，以及從膠東半島黑家莊千里尋夫到長安的黑妞兒等“長安人”，都是當代中國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新中國默默無聞的建設者，是共和國脊梁式的人物。

《長安》并不突出政治信仰、革命理想和革命意志在“長安”建設和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因此小說中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便具有超出“革命”“政治”闡釋軌道的超越時代的普遍性。小說書寫“軍工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和倫理道德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進行了思想和觀念的祛魅而回歸日常邏輯和人性邏輯。但這樣說，并不是否認小說完全消解了社會文化一體化時代由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建構起來的神圣性和崇高感，實際上，小說恰恰由此散發出更為普遍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境界的訴求。在超脫了時代性政治性的局限之后，英雄主義、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在《長安》中得到了延續性的重構。在這個意義上，《長安》將曾廣泛存在于英雄主義崇高模式中的“革命激情”成功地轉換為一種更具普遍意義和時代感的“創業激情”。

歷史的意義得自現代的發現和闡釋，文學創作需要歷史的觀照。現實主義文學要保持其生命的活性和力度，同樣也需要使其自身獲得歷史觀照，成為歷史之物。日常生活同樣如此。在別林斯基看來，“藝術的歷史傾向應該是對于過去時代的現代看法，或者是代表一個世紀的思想，或者是時代的悲哀沉思或者明朗歡樂”。14藝術的歷史傾向和歷史觀照，并不是簡單地復述歷史，而是要用現代眼光現代興趣去觀照歷史，提出對歷史的“現代看法”。何謂“現代看法”“現代興趣”，用何種“現代看法”“現代興趣”去觀照和表現歷史，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針對自己時代歷史題材創作中的低俗化問題，別林斯基尖銳地批評道：“如果藝術遷就現代的興趣，就會自貶身價。如果把‘現代的興趣’理解作時髦風尚、市場行情、流言蜚語、街談巷議、世俗瑣事，那么，如果降低到對這些‘現代的興趣’發生共鳴，藝術的確是只會起十分可憐的作用的。”15有鑒于此，別林斯基提出，歷史題材藝術創作中包含的“現代看法”“現代興趣”，“不是階層的興趣，而應該是社會的興趣，不是國家的興趣，而應該是人類的興趣。”16作家阿瑩在通過《長安》傳達和表現歷史認知和體驗時，沒有從階級、階層或單一政治的立場和價值觀出發，他既堅持了民族國家的立場，而又從社會的、人民的或人性的、人類的價值觀出發，努力體現更具普遍性的人類價值觀，深刻揭示人的生活、生命和心靈的脈搏的跳動，獲得更高的價值和更恒久的意義。

作為現實主義文學，《長安》關注個體生命、個人的生活和心靈世界，講述“個人事件”，但并未把人物寫成純粹的個體。作家試圖寫出人物是如何在自己的時代情境和歷史潮流中獲得自己行為的心理動機，如何將思考、設定和選擇自己與“歷史事件”的關系。小說中的人物既是個性鮮明的“個人”，又是具有歷史性的個人，與1990年代以來文學中的“個人”“私人”有根本不同。這一“個人”的歷史性，需要在“個人”與其所處歷史和時代的關系中去理解。

首先，對高度政治化階級斗爭化歷史情境下個體生存和命運的揭示。小說細致完整地描述了忽大年、黃老虎、成司令、忽小月、連福等個人在政治動蕩風云變幻中的歷史遭遇。正當“長安”建設進入正軌，突發的工亡事件，導致忽大年被降職、下放勞動，政治上被打入另冊，“文革”期間，他更被誣為“大叛徒大特務”“走資派”遭到批斗，他的艱辛、磨難、憋屈和可憐，仿佛一頭被囚于鐵籠的雄獅；軍委高層成司令在京城也遭到批斗。這些“走社會主義的當事人，被打成‘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忽大年忽子鹿父子承受驟然失去妻子、母親的巨大打擊和悲愴的痛苦。

小說對忽小月、連福各自的經歷、命運及其悲劇性愛情，有著飽滿動人的描寫。從山東到東北再到被人公報私仇“流放”大西北，從公派蘇聯學習到遭遇誣告被提前遣返回國，從俄文翻譯被下放到車間，忽小月的遭遇頗為波折。她不僅遭到周圍人的疏遠、排擠，還不被親人理解。她關心火箭彈技術革新，就工藝翻譯中的疑難問題，寫信請教蘇聯專家，卻被懷疑為泄露軍事機密的“間諜行為”，戴上“特嫌”帽子；又因所謂“謀取不義之財”問題，處處遭遇冷漠和打擊。她為科研鳴不平，貼了一張批判官僚主義的大字報，卻被羅織罪名，遭到卑劣、骯臟的挾私報復，門改戶以一張充滿怨恨、惡毒、咒罵的大字報，將這個“純潔的精靈”逼上了絕路。她被迫自殺的悲劇，卻被黃老虎等政工人員認為是給長安人抹黑的“自絕于人民”之舉。“小河南”為她立起的木碑也被黃老虎叫人拔掉。小說通過這個活潑、愛美、愛時髦卻又以善意待人的姑娘，揭示了其看似柔弱卻性格剛烈的心理性格，通過“美”的毀滅悲劇，控訴了歷史和人性中的“惡”。

從東北支援“長安”建設的連福，是日據東北時期的敵偽留用人員，一個火箭彈方面的技術行家，因在日本兵工廠改進炮彈公意，被日軍授予嘉獎。正是因為這段經歷，他被誣為“潛伏特務”“肅反漏網的反革命”“日本人留下的釘子”和打砸專家車輛的“內控的反革命”，不僅被開除廠籍關押，還被抓到煤礦挖煤勞改。這些政治構陷不僅傷害了其個人，也毀滅了忽小月和他們的愛情。

其次，對歷史的偶然性的揭示。“將必然性視為與人無關卻要人奉為神圣的鐵律，不僅窒息‘人’和‘文學’的生命，也在根本上否定了偶然性在歷史上的作用……馬克思關于偶然性的觀點，一是強調偶然性本身可以自然納入總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而不是作為必然性的載體，承擔言說必然性的工具；二是偶然性的功能體現在加速或推遲歷史的發展也即決定歷史發展的速度；三是偶然性的命運，是被其他的偶然性所補償或補充。”17偶然性是歷史事實，其在歷史發展中亦有獨特的功能，因此有學者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題材的文學敘事的使命之一恰恰就是呈現歷史本身的復雜性和偶然性……因此歷史題材創作完全有權根據自己對歷史的理解運用偶然性進行敘事。離開了偶然性就沒有任何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可言了。”18《長安》將偶然性作為歷史事實和生活事實來加以表現，直接牽連甚至決定人物的命運。忽大年與黑妞兒拜堂之后的“離家出走”和黑妞兒的千里尋夫；連福的命運與其在日軍兵工廠因一泡尿解決炮彈工藝難題有直接關系，純屬偶然事件；忽小月從膠東到東北再到“長安”、兄妹重逢，整個過程充滿不可預知因素，而她與連福戀愛中刻骨銘心的悲愴和生不如死的痛苦，也是由于彼此誤會所造成的無法聯系、溝通和重逢造成的；盧可明和毛豆豆的犧牲也具有極大的偶發性；等等。《長安》對歷史偶然性的描述，不僅使歷史打破了必然性統治的神話，以歷史敘事的直接性、具體性破解了歷史的神秘性超驗性，思考并突出了歷史中“人”的主體價值和地位，擴展了小說的情感和審美空間。

四、作為一種建設性資源的“批判性”

《長安》講述了一個既充滿挫折、創痛和焦慮，又洋溢著創新、創造和發展熱情的中國故事。作家通過人和國家的歷史敘事，重建個人族群主體認同。小說對“長安”坎坷而光榮的歷史的回溯，對“長安人”百折不撓齊心聚力共創大業的精神的歌頌，對造就挫折和創痛的社會政治和人性因素的反思與批判，交織出一幅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復雜精神圖景。

《長安》中的反思性批判性精神維度，是“秉筆直書”的中國傳統史家風范和新文學批判現實主義精神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小說的敘事重心并不在以歷史（社會主義的歷史記憶和歷史遺產）與現實的對照，借用歷史遺產形成對當下現實的批判。毋寧說，作家通過對歷史的交雜感傷、痛苦和追憶、懷戀情感的言說，以實現重尋初心使命和民族振興的史詩性文學建構。因此，與其說“前30年”中國社會主義歷史記憶被召喚為一種批判性精神資源（如同1990年代的“主旋律”小說和部分“底層敘事”“新左翼寫作”那樣），不如說，這種記憶在《長安》中被轉換為一種現時代語境下的建構性資源。

在“后30年”語境中，小說借助軍工題材和軍工人形象對“前30年”的講述，是建構“新（軍工）人主體”和當代中國主體的理想主義的政治美學實踐。作為現時代的現實主義文學，《長安》的歷史敘事并非要返回“前30年”歷史、思想和文化情境，并以之為衡定“后30年”的準繩，小說同樣包含“后30年”的重要文化遺產如人情、人性、人道主義和個性主義，并以此為武器反思和批判“前30年”的激進政治理念及其實踐。將激進政治從“前30年”中剝離出去，而保留其平等民主內涵和國族主體訴求；將同樣極端和庸俗的“私人化”生活政治從“后30年”中剝離出去，而保留其自由自主內涵和合理性個人主體訴求，并在兩個“30年”之間建立一種相互映照并汲取彼此合理成分的關系。在《長安》中，溝通兩個“30年”，將“故事講述的年代”和“講述故事的年代”連接起來的，是奉獻犧牲精神、敬業創業精神和大國工匠精神。這是《長安》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建立有機聯系的價值依據，也是小說講述一個總體性“中國故事”的價值基底。《長安》內含的“精神”和“價值”觀，是普遍性與特殊性、批判性和建構性的統一，它以看似超越時代的普適性精神，傳達了現時代的“時代精神”。作家“與時代同步”，文學對時代精神的傳達，未必是亦步亦趨或貼標簽式的，那種對某些當代主題或命題作羅列、鋪陳的做法，并非作家的明智之舉。《長安》轉向歷史經驗領域，卻用具體而深刻的藝術創造，言說了當代中國經驗和時代精神。

進一步看，無論是國族主體性的建構，還是人的、個體的主體性建構，都是20世紀中國經驗的重要構成，也是現時代中國文化政治主體建構不可或缺的，亦是能夠汲取、轉化并由此獲得新生的集體記憶和文化遺產。盡管在主流視野的期待中，批判性維度終歸需要成為一種積極的建設性資源，但未經深層反思和批判的文化遺產何以、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方能發揮其建設性持久性的能量，文學如何建構具有內在深度的人性、民族性和人類性經驗，是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家無法回避的根本問題。

注釋：

1 如李楊對《乘風破浪》與《喬廠長上任記》的歷史關聯性研究，參見《工業題材、工業主義與“社會主義現代性”——〈乘風破浪〉再解讀》，《文學評論》2010年第6期。

2 [德]黑格爾：《美學》（第1卷），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346頁。

3 丁曉原：《史詩與史詩的深情對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2期。

4 5 6 7 [俄]別林斯基：《詩歌的分類與分科》，《別林斯基選集》（第3卷），滿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1、584、52頁。

8 [匈]盧卡契：《人民性和真實的歷史精神》，《盧卡契文學論文集》（第1卷），葉逢植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頁。

9 10 11[荷]佛克馬：《中國和歐洲傳統中的重寫方式》，范智紅譯，《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

12 如白燁指出：“習近平講話中的‘人民’，則帶有極大的普泛性，他講話中的‘人民’，有時是指民族主體，有時是指社會主人，有時是指廣大讀者，有時是指服務對象。總體來看，這里的‘人民’，泛指人民大眾，是廣義性的。”參見《文藝新時代的行動新指南——習近平文藝論述的總體性特征探悉》，《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年第5期。

13吳義勤：《人民性與現實主義崇高美學》，《文藝爭鳴》2021年第1期。

14 15 16 [俄]別林斯基：《通史教程》，《別林斯基選集》（第3卷），滿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82、381、382頁。

17 關于歷史敘事中的必然性與偶然性關系及其功能的分析，參見王金勝《“總體性”困境與宏大敘事的可能》，《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6期。

18 童慶炳：《歷史題材文學系列研究：歷史題材文學前沿理論問題》（第1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頁。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