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組接”作為表意方式，體現了王蒙小說的先鋒試驗特征。從20世紀50年代創作《青春萬歲》《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活動變人形》《來勁》《白先生之夢》等一系列作品，王蒙對“組接”近半個世紀的不懈探索，形成其小說的獨特詩學。他的這類小說，或者偏重組合，或者偏重聚合，或者以不協調的組合關系實現對社會現實的轉喻，或者以矛盾的聚合達成對心理世界的隱喻。在其荒誕、調侃的“組接”游戲背后，充滿對現實人生、社會時代的深沉關懷。而“組接”所營構的雙軸共顯文本，強烈地召喚讀者主體的自由介入，并由此敞開了小說無限衍義的空間。無疑，“組接”是王蒙小說先鋒試驗的一個突出標識。

關鍵詞：王蒙 組接 符號學 先鋒性

許多學者注意到了王蒙小說的拼貼性，但回歸王蒙小說文本，也許會發現“拼貼”一詞并不太準確。這種停留于“破壞和移位”的拼貼，只是王蒙小說創作的表現手法，作為新中國第一代青年、少年布爾什維克、政治運動中的親歷者以及新時期的文化部長，即使在藝術上，王蒙也很難說具有徹底的“破壞精神”，其小說文本的深意也不足以用“拼貼性”來概括。與其說是“破壞和移位”的拼貼，不如說是“組合與聚合”的組接。

組接，本就具有符號學意味，這是王蒙本人以及很多學者都注意到的，但筆者并未見到從符號學視角對其進行深入分析的文字。不少學者用語言學、語義學等方法展開討論，近年也有用畢加索立體主義的概念進行論析的文章，應該說都不乏新意，但就其更深刻更本質地把握住王蒙小說的表達方式、敘述方式的深層內在機制，以點帶面形成全面把握王蒙小說創作的一種視角而言，從符號學的雙軸關系切入王蒙小說的組接性，無疑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一

“組合與聚合”，是符號學中的雙軸，即組合軸與聚合軸，指符號文本的兩個向度，任何符號文本的編碼或解碼，就在這雙軸關系中展開。組合與聚合這一對概念，來自于索緒爾符號學理論的“句段關系”與“聯想關系”。話語中的各個詞之間的線性連接關系為句段關系，而話語之外在人們記憶里具有某種共同點的詞與詞之間構成聯想關系。①這一對關系被后來的符號學家們不斷發展和完善，“聯想關系”改稱聚合軸，而與其對應的“句段關系”則改稱組合軸。雅各布森在20世紀50年代對雙軸關系的闡述較為清晰明白，聚合關系為相似因素（similarity）之間的替代（substitutive），組合關系為鄰接因素（contiguity）之間的陳述（predicative）②。聚合軸上的選擇（selection），與組合軸上的結合（combination），共同運作構成符號文本。③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王蒙實驗性小說的創作巔峰，他這一時期的許多小說都明顯呈現出符號學特性，大多以聚合軸與組合軸迥異與常規的方式運作文本，在文壇引起較大爭議。

王蒙在1980年代開始有意識地創作蘊含符號學雙軸運作妙意的實驗性小說，具有他所謂“組合”“組接”“重組”等特征。最明顯地顯露這類特征的創作，要從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④說起。這部主要講述倪吾誠無所事事痛苦一生的長篇，敘事集中于1940年代社會轉型期倪吾誠無奈而狼狽的中年遭遇。倪吾誠接觸了西學新思想卻未解現代化深意，與幾乎并未接觸新思想的家人之間的矛盾，體現出倪吾誠這類社會轉型期的畸形兒思想與處境的不協調。王蒙在闡述這一人物時提到：“玩偶……的頭部、腰部、腿部可以隨意組合，可以來回地變。我由此就寫了一個人，他的思想、他的頭腦、他的教育、他的認識、他的處境之間的不協調。”⑤這里的“組合”，讓人聯想到小說里提到的倪吾誠為兒女買的一種所謂“活動變人形”的日本玩具，腦袋、身子、腿的裝扮和姿態“是活動可變的”，“同一個腦袋可以變成許多人。同一個身子也可以具有好多樣腦袋和好多樣腿”⑥。聯系主人公倪吾誠的一生，我們很可以說這種“組合”，反映的是社會轉型期的人與他者之間的矛盾，用雙軸關系視角來看，即組合軸上各組分的不協調。強調“組合”，王蒙關注的是現實社會人生中各種荒誕的不協調現象。

后來在1988年底至1989年初與王干的對話中，王蒙認為：“《組接》可是真正的活動變人形。”⑦《組接》⑧這部短篇小說是由“頭部”“腰部”“足部”“尾部”四部分組成，分別描述了一批青年、中年、老年的人生階段及其遭遇，而各部分之中又并置了很多截然不同的境遇，讀者可以在各部分之間進行隨意組接，就像可以給“活動變人形”玩偶的頭戴上不同的帽子、身子穿上不同的衣服、腳穿上不同的鞋子，強調多種選擇和替代，從而形成多套不同的搭配，構成這批人物不同的人生走向，而現實人生本身也是這樣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多樣性的。王蒙在1992年對《組接》作過如此闡釋：“我寫的意思是人年輕的時候的四、五種情況，而到中年誰變成哪種情況都有可能，你可以自己設想……它讓人們思考在人生旅途中各種變化的可能。”⑨用雙軸關系視角看來，也就是說，人由年輕走向老年，“頭部”“腰部”“足部”“尾部”是一個組合軸上連貫的鄰接關系；而人生的各個階段會遭遇各種可能的情景，各遭遇之間具有相似性和可替代性，偏重聚合。這種“組接”，是對人生多種可能的展現，強調主體選擇。

王蒙熱衷于“重組”的游戲，在《〈錦瑟〉的野狐禪》⑩一文中，他將李商隱的《錦瑟》中的字，打亂后重組為七言律詩、長短句、對聯，發現：“這些字詞之間有一種情調的統一性、連接性和相互的吸引力，很容易打亂重組。”11這些字詞由于情調上的統一性、相似性，可處于同一聚合軸上進行多種選擇；同時認為此詩：“字詞的組合有相當的彈性、靈活性。它的主、謂、賓、定、狀諸語的搭配……是游動的、活的、可以更易的。”12漢語語法的靈活性，賦予了這些字詞組合關系的多樣、靈活，不受太多語法規則的限制也能同樣表意。接著，“重組”的概念在《重組的誘惑》13一文中得到了詳細闡述：“有意思的是人們認為天機就存在于文本的重組或變異詮釋（這也是一種重組，符號學意義上的重組，所指與能指對應關系的重組）之中。”14考察了古今中外“重組”游戲的文本現象，認為“重組”是一種對原文本釋義的新的探索，以及對語言潛力的發現，是一種對內涵和形式的同時開掘。

正如王蒙在《組接》中所言：“結構，是可以變化和摸索的。”15“組接”不僅體現出王蒙小說在內容上關注現實和人生的多樣與選擇的特性，也是其小說在形式上的創作追求。顯然，以“組接”來概括王蒙小說創作特性，能夠涵蓋王蒙小說創作的內容和形式諸方面，也能統一偏重組合的“組合”概念和偏重聚合的“重組”概念，能夠深入王蒙小說創作的內涵和先鋒實驗的底里。

二

內容上的“組接性”，在王蒙創作初期就已出現。《活動變人形》中的這種人物思想與處境不協調的組接性，在1950年代創作的《青春萬歲》16和《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17兩篇小說中就初見端倪。《青春萬歲》主要講述北京女七中一群高中生在1952-1953年的生活，熱愛集體、投身建設的積極分子楊薔云，卻也有內心的迷茫與感傷；基督教徒呼瑪麗和資產階級出身的蘇寧，也在改造自己走向集體生活的過程中充滿了內心沖突。《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講述青年林震剛轉為區委組織部職員之后的遭遇，他懷揣理想的熱情卻在組織部的工作現實中常常受挫，理想的純粹與現實的復雜之間的不協調給林震帶來了許多惶惑。關注人物內心與外部環境的矛盾沖突，一直延續到刻畫“中間人物”的短篇小說《眼睛》18和《夜雨》19，此后便因政治運動而擱筆。《眼睛》中的蘇淼如在為私人情感還是為集體建設的選擇面前充滿了內心沖突；《夜雨》也著重描繪秀蘭在結婚前最后一天選擇留在農村參與集體抗旱還是嫁到城里享受優越條件的內心掙扎。王蒙在創作初期就已擅長在人物思想與外在環境的矛盾沖突中刻畫人物內心的矛盾、痛苦與惶惑，側重于呈現這種不協調性，體現出王蒙對文本組合關系的看重。

進入20世紀八九十年代，“組接性”在形式與內容上展開了雙重開掘，大膽的形式創新，使王蒙小說在雙軸運作上的先鋒試驗顯得更為明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說《來勁》20和《白先生之夢》21，這兩個短篇小說分別是偏重組合和偏重聚合的典型。

《來勁》以混亂的句法形式講述主人公在社會變革的新舊交替時期一次外出經歷。小說中意思相悖的詞語的并置令人迷惑，王蒙在聚合軸上不作唯一的選擇，將多個具有某種共同點的相似因素都排列在組合軸上，造成組合軸的迥異，形成不協調的組合關系。如開篇的“三天以前，也就是五天以前一年以前兩個月以后，他也就是她它得了頸椎病也就是脊椎病、齲齒病、拉痢疾、白癜風、乳腺癌也就是身體健康益壽延年什么病也沒有”22。“三天以前”“五天以前”“一年以前”“兩個月后”這四個詞的共同點是都表示時間，都可以處于狀語位置，這恰好體現了“聚合軸的組成，是符號文本的每個成分背后所有可比較，從而有可能被選擇，即有可能代替被選中的成分的各種成分”23。這些時間詞都有可替代性，但作者并未做唯一的選擇，把一些本應“不在現場的”“潛在”24要素變為在場。一旦聚合軸上多個因素在組合軸上同時出現，作者故意將某些本應隱藏的成分顯露出來，則是“別有用心”。如后文描繪Xiang Ming到達某地之后的感受：“覺得這里確是一個美好的地方……覺得這里缺乏管理……覺得真是變了樣了……覺得還是又窮又破……覺得一點也不落后……覺得最好還是先修幾個過得去的廁所……”25諸多感受之間呈現出相悖關系，覺得美又不美，覺得變了又沒變，覺得不落后又落后，仿佛故弄玄虛，令人感到糊涂。句法上的混亂與社會新舊交替時期人的感受的混亂相契合，實現了形式與內涵的雙重開掘。

然而，聚合軸上的諸因素并置并非絕對混亂，我們仍能通過組合軸辨識出故事情節。《來勁》也以意思相悖的句子呈現人物多個可替代的謂語動作和所處情境，如第二段以無主語句描述了各種外出方式：“于是乘著超豪華車……好不容易叫了一輛出租車……坐在牛車上……騎著馬最好還是騎著駱駝……飛機起飛……火車的軟席車廂里……”26就在我們對諸多情境不明就里的時候，緊接著一句“向明出差、旅游、外調、采購、推銷、探親、參觀、學習……”27提示著我們，上面那段話的主語是向明，各種情境便是向明去出差、旅游等的所見所聞所感，最后“她到達了找到了誤會了迷失了失落了錯過了他要去的地方”28，不管是找到還是沒找到，都表明的是這個外出的結果。為了更清晰地把握文本信息，我們不妨以雙軸視角對《來勁》的第二自然段的內容作如下呈現（見圖1）。

由于聚合軸是“各個有某種共同點的詞……構成具有各種關系的集合”29，我們要把握王蒙小說中混亂并置的聚合軸諸因素，則須找到諸因素之間的共同點和相互關系。通過列出雙軸中的各類信息，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發現聚合軸上諸因素的相似點，如圖1中第二個組分的聚合軸都表示出行方式，第三個組分的聚合軸都表示人物稱呼，第四個組分的聚合軸都表示出行目的……每個聚合軸上，除了文本所列出的諸因素（實線框表示）也還有作者并未列出的隱藏在文本之外的更多因素（虛線框表示）。同時，通過梳理整個組合軸諸組分的鄰接關系，我們可以看到，第二自然段便是講述主人公的一次出行經歷。以雙軸視角來梳理全篇，我們發現《來勁》便是寫的主人公在病或未病之后的一次出行過程中的所見、所遇、所聞、所感，文本不再變得模糊不清，能夠找到統一的內涵，具有了解釋意義的可能，這便是用雙軸關系來分析王蒙此類小說的優勢。

同時，漢語是音義結合體，聚合軸上諸因素之間除了具有語義上的可選擇性，而且還有語音上的可選擇性，這是《來勁》的諸多研究者所忽略的。小說的最后一句：“列入世界名人錄黑名單成為最佳男女煮腳……”30“煮腳”是“主角”的音近詞，正如小說第一句交代主人公的名字為“向明，或者項銘、響鳴、香茗、鄉名、湘冥、祥命或者向明向銘向鳴向茗向名向冥向命……”31，都是Xiang Ming這一語音的多種字符表達。語音方面聚合軸上的諸多選擇，讓具體讀什么音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同音背后的異義。“主角”的音近詞眾多，貌似具有寬幅的聚合，但為何在此選擇“煮腳”？“煮腳”一詞，用“腳”的聯想——臭和不修邊幅的低俗意味——構成對“主角”這一備受矚目的被認為是十分光榮的崇高概念的解構。而“煮腳”前面的定語為“最佳”，更是加強了這種戲謔、調侃之態。這種利用具有某種意義的相似性（音近）基礎上的差異（義異）詞，以庸俗解構崇高的手法，初露于《來勁》，又在《白先生之夢》中達到高潮。《白先生之夢》講述白先生給“我”的一封信講述他的夢境，接著便是“我”受邀到某地進行一次講演的經歷。小說中多處用音近的俗詞取代崇高語義的詞，全篇可謂俗詞的狂歡，如“答擺樹博士領導世界新潮流，頭腦優銹，思想進花，學貫中稀，書破億卷，論述精屁，一針賤血，春瘋化雨，惠我涼多，久旱干雨，她香故知，字字針理，句句荒金……”32。這位博士也與《來勁》中的Xiang Ming一樣在稱呼上具有不確定性，文中先后對其稱呼“達白署博士”“大百墅博士”“答擺樹博士”，其用意有待下文詳析。同時，我們可以通過聯想進行解釋，“優銹”是對“優秀”的消解，腦子生“銹”；“學貫中稀”，并未掌握西學，不過是和稀泥；“論述精屁”是對“精辟”的消解，所論述的內容不過是放屁，胡說八道；“一針賤血”，可理解為這位博士所關注的是一些低賤無聊的東西；“春瘋”，即這位博士所言皆為瘋言瘋語，也就無從“化雨”；“涼多”，不會給人帶來溫暖；“干雨”，一直“久旱”著，不會滋養人的心靈；“荒金”而非“黃金”，“句句”都是廢話。作者利用小說所描寫的演講情境所看重的語音效果，以文字展現這種語音效果時，就有意以低俗的諧音字來替換、消解具有崇高意味的詞義，嘲弄崇高，這是利用漢語同音詞眾多的特性所實現的調侃。

能指符號與所指意義的脫節，在場的是常規詞的語音符號，而其字符和語義不在場，隱藏于聚合軸中，組合軸上只顯示俗詞的字符和語義，需要解釋者通過語音聯想以及全文語境去填補、闡釋出來進行理解，從而體味深刻的嘲諷意味。王蒙利用社會文化規約，把常用詞、成語進行俗化改造，文本中的俗詞顯現于視覺的同時，輕而易舉地召喚出常用詞在腦海聯想中的顯現，聚合軸上隱藏的因素，與被選中的出現在組合軸上的因素具有強關系。在實際閱讀中，腦海中的常用詞與文本上的俗詞幾乎是同時被讀者所接收，因此，這也是一種聚合軸上多因素的同時顯現，也可以說是組合軸的聚合軸翻轉，打開了無限衍義的空間。

三

本應潛藏的聚合因素卻顯露于組合軸上，符號文本便呈現出雙軸共顯的現象。相較而言，《來勁》是顯性的雙軸共顯，而《白先生之夢》是較為隱性的雙軸共顯。《來勁》在組合軸上羅列出聚合軸上的多種可能，作者在聚合軸上不作唯一選擇，不符合文本可見的語法規范，相悖因素是顯露于文本的。《白先生之夢》雖在聚合軸上做出了唯一的選擇，符合語法規范，卻采用對常規詞匯的異常性替代，引起解釋者對常規詞的聯想，從而呈現出所選詞與聯想詞之間的相悖關系，不符合社會文化規約，相悖因素是跨文本的，符號文本的雙軸共顯較為隱含。兩篇小說的雙軸共顯現象體現出一種對規約的打破，王蒙小說的先鋒試驗也由此從“規則支配的創造”進入到“改變規則的創造”。

我們的表達習慣往往是在聚合軸上只做一個選擇，正如希爾弗曼所言：“聚合關系中的符號，選擇某一個，就是排除了其他”，以求實現某種意圖和目的（intention and purpose）。33而《來勁》在聚合軸上羅列了多個，表面看起來文本未在聚合軸上做選擇，但其實是采用了“多層次的雙軸運作”34，即一套符號文本有多層次的選擇組合關系。這種多層次的雙軸運作與單層次的雙軸運作一樣，沒有時間上的先后，只有邏輯上的前后，都是同時進行的。如前文所列舉的《來勁》中各類出行方式及其情景，讀者如果要理解文本，就必須再在作者所并置的聚合軸因素中做出選擇，就像是飯店老板列出了菜單，主人公的名字、出行方式、所見所聞所感都有多種選項并置在讀者眼前，讀者若要從中獲取某種意義解釋，則必須從菜單上列出的聚合中做出下一層次的選擇與組合，最終呈現為一桌合意的佳肴。菜單和一桌飯菜是兩個層次的雙軸運作的結果，這便出現了巴爾特所言的兩套組合文本，兩個文本之間是重疊的，根據巴爾特的表述，我們可以對這種“多層次的雙軸運作”作如下圖示：

其中， E表示組合軸（a plane of expression），R表示雙軸之間的意義關系（the relation of the two planes），C表示聚合軸（a plane of content）35。圖示為《來勁》這類文本在聚合軸C上列出諸因素進行下一層次的選擇組合的情況，另外也有在組合軸E上展開下一層次選擇組合的情況，不再作圖。《來勁》的雙軸共顯所帶來的這種多層次選擇組合，在呈現出文本信息的雜多的同時，也將部分選擇權讓渡給讀者，請君入甕，發揮選擇的主體性，以便獲得統一、連貫的文本釋義。

《白先生之夢》同樣重視讀者的參與，只是不同于《來勁》是依賴于文本選擇組合的規律，而是來自于社會文化規約的強制召喚力。相較于《來勁》聚合軸上的寬幅選擇，《白先生之夢》的俗詞位置上的聚合實質是窄幅，例如“優銹”只能讓人聯想到諧音的常規詞“優秀”，而很難有更多的聯想和選擇。寬幅有利于呈現豐富的文本信息，讓讀者享有更多的選擇組合權，但窄幅也獨具匠心。《白先生之夢》中窄幅的聚合，是作者對讀者的聯想空間劃出了明顯的邊界，而讀者對文本意義的解釋卻能夠跨越這個邊界，在整個小說文本和現實社會生活與時代的廣闊背景中尋找伴隨文本從而讀取信息。如俗詞與常規詞二因素之間，能夠啟發讀者思考：“優銹”的博士與“優秀”的博士在這個時代中何者更真實？夸夸其談是在“講演”還是無聊的、抹除個人特性的“醬淹”？這個抹殺個體的時代是否果真存在“隱私權”還是讓你遭受痛擊的“陰死拳”？這個充斥著亂亂轟轟的聲音的時代是正在踐踏個體生命的“文化小割命”還是“文化大革命”的遺存？那些宣稱自己要“永垂不朽”的人也許不過是在作“勇吹不咻”的自我吹噓……俗詞與常規詞之間的聯想空間，召喚出對這個時代廣闊而深刻的反思，于是，這個作者劃定的聚合邊界便由此生發出意義闡釋的無限張力。

四

雙軸共顯凸現出小說文本的組接性。《來勁》的組接性體現于聚合軸上多個選擇因素的并置與組合軸上唯一位置之間的不協調，《白先生之夢》則是所選俗詞與鄰接的崇高語境之間的不協調。這種不協調性出現在小說中，使文本成為弱符號，需要解釋者考察小說的伴隨文本，如創作的時代背景、社會文化規約、王蒙的小說創作特性等，結合文本之外的諸因素才能在表面雜亂無章、表意混亂、不知所云的符號文本中獲取解釋項。由于違背閱讀習慣，這客觀上造成了讀者的接收困難，但實驗性小說本來就是對以往創作習慣和閱讀習慣的挑戰。王蒙有意塑造并利用這種組接性，是對語言表達潛能的充分開掘：“語言文字……喚起的不僅有本義，也有反義轉義聯想推論直至幻覺和欲望，再直至迷亂、狂歡和瘋狂。”36不管是《來勁》《白先生之夢》還是其他具有組接性的小說創作，這些王蒙所言的轉義、反義、聯想、幻覺等，都是聚合軸上的諸因素在組合軸上的獨特鄰接而催開的藝術之花。

五

雙軸共顯使文本呈現出雜多與統一的特點。雜多與統一是王蒙人生哲學的追求，他早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就已使文本呈現出雜多的特征，只是王蒙后來在1995年才闡明“雜多”的意涵：“雜多，這是一種開放性……開放就不可能一味單純……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就不能一味單純。”37小說的隱含作者對林震單一而幼稚的單純、娜斯嘉式的英雄的現實性提出了質疑，這種幼稚必然在現實中碰壁，而雜多便是一種面對現實的方式。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創作中，王蒙小說通過形式創新試圖把握改革開放后日新月異的社會生活，小說中不協調的組接性，是對社會現實中人的處境的隱喻：社會面貌和各種制度按照預設軌道不斷改革發展，但人們的思想文化還未得到改革，并未跟進，于是形成不協調，心理感受與社會發展出現錯位。通過“雜多”的描繪，王蒙小說渲染出社會轉型期的人的尷尬處境，即在急劇變化的生活當中人的惶惑，人們對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

通過對王蒙小說創作進行雙軸關系的梳理，我們很容易發現王蒙深層的現實關懷，強調激發讀者的自我主體性。描寫過渡時期的人、矛盾中的人，是王蒙從1950年代就樹立的追求，刻畫這種不協調性、組接性，從而實現“驅散黑暗”“追求光明”，這成為王蒙小說的主旋律。這一“組接性”，使得王蒙為中國當代文壇貢獻出一類追求光明、驅散黑暗的精神典型。這種典型性、象征性便是通過與現實保持距離從而間接地再現現實的方式來實現的，偏重聚合，需要人們破譯潛藏在聚合軸上的諸多密碼。

注釋：

① 24 29 [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70-177、171、171頁。

②Roman Jakobson，“The Metaphoric and Metonymic Poles”，in Roman Jakobson and Morris Halle，Fundamentals of Language，The Hague：Mouton Press，1956，p.77.

③ Roman Jakobson，“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ibance”，Selected WritingⅡ，The Hague：Mouton，1971，p.243.

④《活動變人形》最早發表于《當代長篇小說 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卅五周年紀念專刊》，人民文學出版社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

⑤王蒙：《小說創作與我們?附問答錄》，《王蒙談小說》，崔建飛選編，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頁。

⑥王蒙：《活動變人形》，《當代長篇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頁。

⑦王蒙、王干：《〈活動變人形〉與長篇小說》，《王蒙王干對話錄》，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頁。

⑧《組接》最早發表于《北京文學》1988年第9期。

⑨王蒙：《小說的可能性》，《廣州文藝》1993年第1期。

⑩《〈錦瑟〉的野狐禪》最早發表于《隨筆》1991年第6期。

11 12 王蒙：《〈錦瑟〉的野狐禪》，《王蒙文存18：變奏與狂想》，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71頁。

13 《重組的誘惑》最早發表于《讀書》1997年第12期。

14 王蒙：《重組的誘惑》，《讀書》1997年第12期。

15 王蒙：《組接》，《王蒙文集》（第5卷），華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頁。

16 《青春萬歲》創作于1953-1956年，最早在1956年9月30日《北京日報》以“金色的日子”為題發表了小說的最后一節，1957年1月11日-2月18日《文匯報》連載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章節，1979年5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刪減版單行本，199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時按照1957年連載版作了部分修復。

17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最早發表于《人民文學》1956年第9期。

18 《眼睛》最早發表于《北京文藝》1962年第10期。

19 《夜雨》最早發表于《人民文學》1962年第12期。

20 《來勁》最早發表于《北京文學》1987年第1期。

21 《白先生之夢》最早發表于《小說界》1994年第2期。

22 25 26 27 28 30 31 王蒙：《來勁》，《王蒙代表作》，張學正編，黃河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534、536、534-535、535、535、539、534頁。

23 34 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159頁。

32 王蒙：《白先生之夢》，《小說界》1994年第2期。

33 David Silverman and Brian Torode，“The Material Word：Some Theories of Language and Its Limit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80，p.225.

35 Roland Barthes，“Elements of Semiology”，London：Jonathan Cape Ltd.，1967，pp.89-90.

36 王蒙：《道是詞典還小說》，《讀書》1997年第1期。

37 王蒙：《雜多與統一》，《隨感與遐思》，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234-235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