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容提要：劉震云的小說創(chuàng)作具有風格的恒定性，《一日三秋》將此又一次集中呈現(xiàn)了出來，這些風格可提煉為幾個關鍵詞：“一地雞毛”“巧合”“話癆”及“擰巴”。《一日三秋》繼續(xù)書寫普通個體的生活遭遇，仍然秉持了“新寫實主義”的“一地雞毛”式書寫。小說在生活流的敘事架構中經過了高度提煉，使文本極具戲劇化，呈現(xiàn)出高度的“巧合”。《一日三秋》延續(xù)了“說話”主題，人物不停地言說，嘗試交流，達到“話癆”的地步，但交流的結果卻是無效的。最終小說形成一種獨特的敘述風格：“擰巴”。

關鍵詞：劉震云 《一日三秋》 “一地雞毛” “巧合” “話癆”

劉震云的小說創(chuàng)作周期較長，涉及不同主題和不同風格的寫作。但在多年的寫作中，劉震云也形成了一些較為恒定的風格，這種創(chuàng)作的積淀和風格的疊加形成了鮮明的辨識度，他的創(chuàng)作也可以提煉為幾個關鍵詞：“一地雞毛”“巧合”“話癆”“擰巴”。“一地雞毛”是劉震云一篇小說的題目，也是“新寫實”風格的一種形象化概括，這一寫作將普通人的日常瑣屑事務作為小說的敘述主體。劉震云的小說具有典型的戲劇化特性，戲劇化是指向作品精心的結構布局，故事的精心講述、巧合的安排、矛盾的設置等，戲劇化也為其作品的頻頻“觸電”打下基礎，戲劇化最終滑向文學的影視腳本化。“巧合”則是作者為達到一定目的而極端戲劇化的安排。“話癆”是劉震云小說對“說話”重視的形象表述，對話構成了劉震云小說的一大特色，人物不停地言說，嘗試交流，嘮嘮叨叨、沒完沒了，但即便這樣，仍無法實現(xiàn)真正的溝通。這種無效的交流最終形成了一種“擰巴”效果。“擰巴”就是人存在困境的隱喻，是作家哲思的獨特表達，這也是其作品最大的特點之一。這些特點是劉震云多年創(chuàng)作的累積，而新近作品《一日三秋》①則是這幾個關鍵詞的又一次集中呈現(xiàn)。正如王干所言：“這部小說也是劉震云多年小說創(chuàng)作的結晶，能讀到《塔鋪》《新兵連》生活的原生態(tài)，也能讀到《故鄉(xiāng)天下黃花》《溫故一九四二》的蒼涼和歷史的痛感，還能讀到《一句頂一萬句》的語言峭拔。”②從一部作品能窺見多部作品的影子，足見其風格的延續(xù)性和恒定性。

一、“一地雞毛”：“新寫實主義”的范本

劉震云的書寫向來聚焦普通個體的日常瑣事，這和多年來文學注重書寫典型人物、描寫宏大事件、追求宏偉主題形成了對比。在劉震云的作品中，凡夫俗子、家長里短、雞毛蒜皮成為小說敘述的主體內容，小說人物可以說并不具備典型性，而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所述事件也是每位個體日常所遭遇的生活，是真正意義上的“一地雞毛”書寫。這樣的寫作也提供了一種“新寫實主義”的范本。“新寫實主義”的主要特點是“作品中所呈現(xiàn)的世俗生活有一種毛茸茸的原生狀態(tài)的感覺”③。概而言之，就是聚焦日常生活瑣事，反映普通人的兒女情長、家長里短，追求一種生活的“原生態(tài)”。劉震云是“新寫實主義”流派的重要一員，他早期的代表作《一地雞毛》正是這一書寫的范本，作品書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流水賬一般記錄了小林一家的日常生活，人物是妻子、孩子、保姆、單位同事，事件就是衣食住行、買菜做飯、單位的恩怨是非。“一地雞毛”正是劉震云整體書寫的一種寫照，“小林家一斤豆腐變餿了”這樣的小說開場，和那些經典巨著的開場風格完全不同，卻形成了獨特的美學風格，這部作品也為作家奠定了基調，成為其后創(chuàng)作的主要方向。

劉震云接下來的創(chuàng)作雖涉及軍旅、官場、鄉(xiāng)土、歷史、生活流等多個主題，但都有“新寫實主義”的基調。《溫故一九四二》書寫歷史上的大饑荒，具有較宏大的歷史背景，但是落筆于“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等個人，以此為幾千萬災民的代表，記錄了這場幾乎已被遺忘的災難。劉震云的“故鄉(xiāng)系列”也是聚焦普通個體的作品，同樣具有“新寫實主義”的品格，《故鄉(xiāng)天下黃花》書寫幾個重大的歷史時期，選取的只是一個小小的村落，在村莊舞臺上表演的也都是最為普通的人。《故鄉(xiāng)面和花朵》將歷史人物進行了“轉世”書寫，進一步凸顯了這種日常生活特性。在這些“故鄉(xiāng)”系列中，人物斗爭是常態(tài)，其目的卻離譜地簡單，為了“頭人”，為了“夜草”，為了“權力”。《一腔廢話》書寫一條街上住著的修鞋、搓澡、賣雜碎湯、當“三陪”、撿破爛的一群富于幻想的人，《我叫劉躍進》書寫農民工劉躍進遭遇的一系列事件，《手機》通過家庭婚姻這種日常事務來寫文化階層的沖突，等等，都具有很深的現(xiàn)實關切，并未完全溢出“新寫實”的范疇。

劉震云后期的作品也有此特性。《我不是潘金蓮》書寫了遭遇失敗婚姻的女性，從為自己正名到不斷信訪，從殺人的沖動到幾十年堅持同一行為所具有的儀式感，平實而又荒誕，但基本的事件概括起來就是一位經歷了一場離婚案的女性的經歷，稀松平常，極為普通。《一句頂一萬句》書寫女性出軌而引發(fā)的婚姻悲劇。婚姻出問題之后，女主人公龐麗娜試著去接觸另外的異性，結果發(fā)現(xiàn)兩人“說得著”，由此才有了牛愛國在賓館抓住現(xiàn)行的結果，之后的龐麗娜便背上了“破鞋”的罵名，這也不是什么驚動天地的大事。《吃瓜時代的兒女們》書寫的人物從官員到務工人員，職業(yè)經歷、社會地位各不相同，卻都面臨著最為現(xiàn)實的生活。小說與反腐有關，整部作品是現(xiàn)實與荒誕的統(tǒng)一，所觸及的問題都很具體，如拐賣婦女、騙婚、官員腐敗等，所有的故事最終通過腐敗這一線索曝光終止。這種具有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深度介入書寫，也是一種“新寫實主義”的延續(xù)和深化。

《一日三秋》依舊是“新寫實”的范本，“所有的故事無不悲欣交集，無非家長里短”④。與《一地雞毛》相比，兩者的很多內容十分相似，《一地雞毛》的中心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吃飯”問題，《一日三秋》也用較多筆墨書寫了“賣豬蹄、吃豬蹄”的場景。《一日三秋》雖然經過了精心構思，以畫作引出人物，且文中還加入了魔幻色彩，但是最為本質的還是普通的生活事件。作家以一幅畫作入手，從中挑出了幾個主要人物來，圍繞幾位主人公身邊出現(xiàn)的人物，依然是最最普通的個體，他們有開車的、掃大街的、開飯館的，串聯(lián)起幾個家庭的人生經歷和故事，把世人被忘卻的情感和心事復刻出來。這些人物、職業(yè)、故事，正是劉震云在其他小說中反復出現(xiàn)過的。在對小人物日常生活的書寫中，保留了劉震云一貫的堅持。

可以說，劉震云真正地提供了一種“新寫實主義”的范本。不過，“新寫實主義”創(chuàng)作并未放棄對小說技法的探索，對各種新形式和新技法的追求和自覺運用也是這一流派的重要特征。劉震云也一直不乏對小說形式感的追求，他的小說雖然語言樸實，思想深刻，但絲毫沒有陷入一種枯燥社會文本的體例，荒誕、幽默、冷峻、絮叨等呈現(xiàn)效果都是得益于這種有意的技法探尋。劉震云的創(chuàng)作時時在嘗試技法層面的創(chuàng)新。比如《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前面幾十萬字都是序言，后面幾千字才是正文，有噱頭成分，更有藝術創(chuàng)新的努力成分，這些都是一種形式創(chuàng)新的嘗試。尤其是最后正文的圓場，幾個素不相識的人關聯(lián)起來之后，整部小說批判力度與荒誕感就越發(fā)凸顯。此外，這部小說中有些章節(jié)僅有一句話，用這孤零零的句子完成了上下文的承接，意味無窮。同時，在敘述過程中有很多留白和中斷的敘事也是其創(chuàng)新的努力，很多人物的命運沒有了下文，這種留白的藝術也有實驗性，誠如他自己所言，小說的空白和間隙，是他進行的新試驗。空白和間隙越多，荒誕之感也就越強。

《一日三秋》依然有形式上的探索，小說嘗試以畫入文，并將中國的聊齋志異式的本土“魔幻”敘述融進小說中，多少有一種探索的意味。正是這種在平鋪直敘中加入先鋒元素的書寫模式，讓簡單的故事在不經意間的形式創(chuàng)新中生發(fā)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總的來說，劉震云的小說是一種生活流敘事，但是生活流的敘事卻經過了高度提煉，也就更具戲劇化，戲劇化最為極端的表現(xiàn)，就是重重“巧合”的設置。

二、巧合：“看點”的設計與營造

劉震云的小說在生活流敘事之下，有著強烈的戲劇感，構思上具有很明顯的戲劇化傾向。戲劇化指向作品精心的結構布局，諸如故事的精彩性、巧合的安排、矛盾的設置等。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經過反復的精心設計，不斷制造巧合，形成“看點”。“看點”本身就有一種視覺化的意味，可以理解為一種劇場化和視覺化。“看點”既針對文字讀者，也面向影視觀眾。戲劇化是形成“看點”的根源，戲劇化也為其作品的頻頻“觸電”打下基礎，戲劇化最終滑向影視腳本化。

“巧合”是劉震云小說最大的看點。所有的故事都高度的巧合，很明顯能感覺到一種刻意的操作。比如《我叫李躍進》中，民工錢包被搶，找包的過程中，他又撿到一個包，而這個包里藏著驚天秘密，牽涉到上流社會的幾條人命。于是幾撥找這個包的人馬，又開始找劉躍進，因為一個錢包，更是因為巧合，一位民工的命運變得跌宕起伏了起來。有論者將這部小說歸為“電影小說”，指出小說整個構架情節(jié)離奇，巧合叢生，“無巧不成書”。“巧合”與戲劇化影視化有著天然的勾連。又比如《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用一件事將幾個毫不相關的人關聯(lián)起來，高度巧合，增強了戲劇性。四個素不相識的人，農村姑娘牛小麗、省長李安邦、縣公路局局長楊開拓、市環(huán)保局副局長馬忠誠，地域不同，階層不同，卻因一連串的腐敗事件聯(lián)系起來，通過幾個毫不相干的人物的偶然關聯(lián)，作者寫出了命運的奇特性，故事最終編織的是命運糾葛的大網。⑤故事雖然普通，但最后幾個毫不關聯(lián)的人因著特殊的機緣互相有了關聯(lián)，小說一下子就有了更大的荒誕感和深意。看似荒誕，實則必然，因為這正是時代的畸形，導致命運的荒誕。小說延續(xù)了劉震云一貫的創(chuàng)作風格。

由巧合導致的戲劇化在《一日三秋》中體現(xiàn)得更加明顯，小說依然有一個關鍵的串聯(lián)點，“花二娘”，這一傳說人物串聯(lián)起不同家庭的人生經歷和故事，把世人被忘卻的情感和心事復刻出來。此外，小說還有一層復線敘事，形成了互文書寫，這就是對戲劇的援引。一方面，直接用劇團這樣的故事場景，讓戲里戲外共同敘事。比如櫻桃在戲里與李延生扮夫妻，現(xiàn)實中嫁給了法海扮演者陳長杰，這種巧合別有深意。另一方面，聊齋志異式的中國本土“魔幻”敘述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戲劇化。小說中穿越回到宋朝的情節(jié)首先是戲劇化的手段，其次才是寓言化的需要。

《一日三秋》中，家長里短、愛恨情仇這些俗人俗事，仍舊充滿了戲劇性，經過作者巧妙的勾連，看似不經意卻勝似鬼斧神工，高度巧合。《一日三秋》的很多細節(jié)指向的就是戲劇化和視覺化，以畫入文、仙女“花二娘”的傳說、豫劇《白蛇傳》的引用等，都是如此。甚至在新書首發(fā)式上，已經有了劇場化的表達形式，這場“沉浸式”的首發(fā)式以微話劇演繹出小說中以附錄 存在的一段完整情節(jié)，多名演員與劉震云登臺，用朗誦、舞蹈、微話劇等藝術形式將小說中的人物立體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為新書亮相提供更具代入感、觀賞感的劇場體驗。⑥

在影視化之后，小說的這種“巧合”感會更加明顯。劉震云的小說戲劇化成分十分濃郁，通過其精心構思布局，制造了不少的爽點和看點。這也為其小說頻頻改變成影視作品提供了契機。劉震云的小說《手機》《溫故一九四二》《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等相繼被拍成電影，《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剛出版就已經開始了影視化的討論。為著影視改編的便利，會將小說高度戲劇化，強行設置巧合，故意制造矛盾沖突，凸顯出賣點與看點等。在影片《我不是潘金蓮》中，為了加大批判的力度，故意設置了蔣九的富人身份，而反觀牛愛國，他去參加富人聚會一句話也不敢說，他跟蹤老婆到酒店之后卻因昂貴的住宿費而選擇在門外偷聽。除此之外，導演還故意設置了一個情節(jié)，那就是龐麗娜的理想是去歐洲旅行，這些似乎都指向龐麗娜的出軌是對物質欲望的無限追求所致。但事實并非如此。雖然這些都是影視化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根源卻是小說本身戲劇性所具有的潛在可能性。

這種追求戲劇化的努力帶來了極端化書寫，比如《我不是潘金蓮》中的婚姻悲劇書寫，就是為了追求一種戲劇效果而達到悲劇性無以復加的地步。影片快結束的時候，再度懷孕的龐麗娜提出讓丈夫殺了自己算了，此時，她的女兒還在醫(yī)院的病房里，她對此卻不知情，這樣的鏡頭語言，將龐麗娜的悲劇推到極致。由婚姻的悲劇，導演上升到人生的悲劇。當然，戲劇化有過度的成分，這種過分戲劇化導致了一種荒誕感，對其主題的表達有一定的效用，但過分視覺化的文字或多或少會損害語言本身的魅力。《一日三秋》雖然還沒有傳出影視改編的消息，但是文本已經呈現(xiàn)出濃郁的視覺化傾向，影視化應當是必然。

“一地雞毛”式的書寫和戲劇化的追求是劉震云小說表層特質，在更深層里，則是生活流之外的哲思。“劉震云對瑣屑生活的講述，有對‘哲理深度’更明顯的追求，也就是對發(fā)生于日常生活中的，無處不在的‘荒誕’和人的異化的持續(xù)揭發(fā)。”⑦劉震云對“說話”的近乎瘋狂的迷戀，根源就是一種個體存在困境的探索與表達，是對哲理深度的追求，也是對人被話語綁架而異化的一種直觀呈現(xiàn)。

三、“話癆”：交流困境的俗化敘述

劉震云的作品關注人的存在，這種存在涵蓋從物質到精神的各個方面，他用交流困境來具象化存在的困境，而“話癆”一樣的交流努力，則是用俗化的方式將其表達出來。劉震云的小說延續(xù)了對話體小說的體例，他的小說有一種強烈的“話癆”感，“話癆”本意是形容一個人的話多得沒完沒了，像患肺結核的人的咳嗽那么多。劉震云的小說最大的主題是“說話”，幾乎每部作品都有“話癆”的特點，人物說話的方式和時機常常決定著故事的走向和后果。這從《一地雞毛》就已經開始，小說中小林的入黨問題，幾次都被說話問題耽擱了，《官場》《官人》里，所有人的命運幾乎都和言語行為有關，三部“故鄉(xiāng)”長篇，人和事全部淹沒在作家的隨心所欲的嘮叨中。⑧

嘮叨構成了每部作品顯著的特點，說話左右著人物的命運。《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仍有這樣的風格，全篇多以對話體呈現(xiàn)出來，事件依靠說話推進，閱讀者一路被人物對話推著前行，《一日三秋》仍然如此。《一日三秋》在宣傳推廣以及很多批評者那里被看作《一句頂一萬句》的續(xù)集，這就需要先回顧一下《一句頂一萬句》。《一句頂一萬句》主要的情節(jié)線索是被戴了“綠帽子”的牛愛國為了復仇精心醞釀的殺人計劃，穿插了幾段分分合合的婚姻，但很快小說的主題就切換了，變成了一種說話的渴望，小說突出說話在生活中的分量。牛愛國尋找一個“說得著”的人，為一句話正名，由此也可推導出《一日三秋》的“說話”主題，延續(xù)了小說中用是否能說得上話來談論人與人之間的交心與隔膜。《一日三秋》的主題依然是“出走”與“尋找”，尋找一個“說得著”的人。樸素的語言卻有一定的深意，敘述力道絲毫沒有削弱。

然而，這種達到話癆程度的對話并沒有真正緩解個體交流的焦慮，相反指向更深層面的孤獨，可謂靈魂的孤獨。交流困境一般是哲理層面的問題，劉震云將其矮化、俗化。每個人都在拼盡全力說話、交流，由此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小說文本。幾乎是對話在推動著小說的整個進程，幾乎都是在說話，話匣子打開了就關不上。天南海北、東拉西扯，看起來是暢所欲言，其實離題萬里。個體面對越是匱乏和缺少的東西，越是要追逐，需求替代和補償，用這種話癆書寫來補償交流的匱乏。《我不是潘金蓮》中，一個戴了“綠帽子”的人想殺人，其實不過是想在人群中找到能說上話的人，從殺人到折騰人，不過是想在人群中糾正一句話。“說話”，一件極其普通的事情，卻成為超越其他所有事情的唯一追求。《一句頂一萬句》將語言交流的功用上升到極致，人與人之間能夠相處最重要的條件是“說得著”，而“一句頂一萬句”描述的正是一種“話癆”狀態(tài)：說得多卻不一定有用。劉震云有一部作品就叫《一腔廢話》，似乎成為這種無效言說的隱喻。

《一日三秋》中，人的孤獨被無限放大，“劉震云想在《一日三秋》中寫一些悲涼的情緒，寫一種汗出如漿的不安，寫一份冰涼入骨的恐懼……劉震云也更悲傷了”⑨，正是人的孤獨和悲涼，讓交流的渴望愈加被放大，即便穿越千年，也要完成這一舉動。而交流的失敗，則更加劇了孤獨與悲涼，形成了一個悖謬性的怪圈，這是作家對人的存在的一種隱喻性觀察。

劉震云小說的“核心部分，是對現(xiàn)代人內心秘密的揭示，這個秘密，是關于孤獨、隱痛、不安、焦慮、無處訴說的秘密，這就是人與人‘說話’意味著什么的秘密”⑩。由此，“說話”成為小說的主體部分，也成為一種探尋更深層次問題的跳板。劉震云小說中不光“說話”是主題，而且達到“話癆”的程度。越是對話場景多、需求大，越是體現(xiàn)言說的無用和交流的困難，反復的言說反而形成了一種解構的力量，消解了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具有一種解構色彩，這和“新寫實主義”深受后現(xiàn)代思潮有關。劉震云很多小說的根本主題在于言說的困難，言說與聆聽的溝壑無法跨越，不同個體之間交流與認同的困境。通過說話，作家在探尋一種主體的哲學問題，這是劉震云區(qū)別于一般“新寫實”的地方，透過“話癆”的書寫，探尋一種哲思，在淺表的生活流敘事之下，寫出了“靈魂的深”。多而無用的言說困境已經顯現(xiàn)出了一種“擰巴”之感，而這種在作品中所蘊含的土味哲思“擰巴”，幾乎遍布在劉震云作品的每一個角落。

四、“擰巴”：生活與生存的辯證法

劉震云的小說具有獨特的風格和強烈的標識度，而“擰巴”則是其最具個性的特點。“擰巴”是個流行于我國華北一帶的口語詞，它的意思很多，也很含混，除了別扭，互相抵觸之外，還有糾纏、錯亂、不合適、不對付等等。“擰巴”一詞拿捏住了劉震云小說的魂。劉震云的創(chuàng)作被批評家和他本人冠以“擰巴”寫作，這是對時代最好的描摹，也是對他作品較為精確的概括。無論是極簡敘述中的戲劇成分，還是冷峻敘述中所蘊含的情感，抑或是那種話癆環(huán)境里的交流困境、笑中帶淚的幽默、“一地雞毛”中的生活哲學，都有“擰巴”的意味。此外，“擰巴”是一種生活的辯證法，相克相生，隱忍、反抗；“擰巴”指向的也是一種哲學觀。說到底，“擰巴”指向的是一種生存狀態(tài)、生活態(tài)度，是一種關于生活的辯證法。

“擰巴”蘊含著豐富的哲理，這是一種接地氣的哲理。“擰巴”所蘊含的哲學是一種簡單的生活辯證法，是一種相對主義，萬事萬物并非絕對的善惡好壞，而是存在大量的中間地帶。比如“一句頂一萬句”“一日三秋”這樣的表達已經暗含一種“少”和“多”的辯證。將終極的生存哲理寄寓于最最普通的人事，本身就是“擰巴”的。《一日三秋》看上去是描寫鄉(xiāng)間人物的日常生活，但把戲曲、傳說、夢境、算命等都聯(lián)結和串通起來之后，帶有了濃郁的寓言色彩。劉震云的書寫是鄉(xiāng)土文學那一大類，卻不斷觸及形而上的哲思。這種具有鄉(xiāng)土韻味的哲理表達導致了表述上的“擰巴”。

幽默是劉震云筆下人物的狀態(tài)，這種苦難和幽默的對舉，也形成了“擰巴”效果，自嘲也好，反諷也罷，是典型的笑中帶淚，是一種“擰巴”的幽默。《一日三秋》很大程度上仍是在探討延津人幽默的本質。在小說中，苦難的花二娘一直追求的，其實是一個笑話，這個笑話是為了對抗悲傷。這種反差性凸顯了笑中帶淚的悲劇效果。偉大的作品，往往是笑中帶淚或悲中有喜，以歡笑和泣淚為線索，表達對生命的理解。既是幽默，也是諷刺；既是魔幻，也是現(xiàn)實。《一日三秋》延續(xù)了劉震云一貫的風格，幽默而沒陷入滑稽，批判而不沉重，荒誕而不虛妄，“擰巴”之后留下無窮余味。

劉震云的小說充滿了黑色幽默，世俗生活所包含的哲理，及打破日常生活壁壘的想象力。劉震云寫出現(xiàn)實與想象中的人性、土地、命運。很明顯，劉震云也十分關注底層人物的命運，也有一種國民性的考察和反思，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意味，這本身就是一種“擰巴”狀態(tài)，又愛又恨也是一種擰巴，無可奈何、只能如此，都是一種窘迫的狀態(tài)描寫。這種整體的幽默感是一種最大程度的“擰巴”表征。幽默不是滑稽和搞笑，而是笑料中有深深的諷刺，這次他所講的故事本身存在著荒誕和幽默，事情背后的道理存在更大的幽默，事物和道理之間的聯(lián)系也很幽默。通過含淚的笑，達到批判的效果。在某種意義上，此作可看作是《一句頂一萬句》的續(xù)作，但更講求亦真亦幻，虛實相間。符合他所要描寫的那一個群體的特點。

劉震云在形式上的表達也具有“擰巴”效果，他的書寫秉持著后現(xiàn)代藝術的極簡主義策略。簡單的故事，重復的絮叨，通過重復來制造一種接收的張力。這也是一種“擰巴”。劉震云的書寫一個典型的特征就是絮絮叨叨，而這種絮叨正是生活無奈和不連貫的最佳隱喻。簡單故事的形式化處理就是如此，作家的感情調控也有這種味道。劉震云的小說看起來是將作者的情感隱藏的模式，實則蘊含著深刻的批判思維。作者采用一種情感極度節(jié)制的白描手法，用這種手法呈現(xiàn)一連串的事件，幾乎看不到感情的介入，這種冷酷中更顯示出敘述的張力，因為隨著敘述的展開，小說的情緒已經展開，所有人的情感其實被小說獨特的敘述方式所營造的氛圍而激發(fā)，最終，大家反而能夠感到情感的沖擊。不過，這種情感的節(jié)制不代表劉震云的冷血無情，相反，劉震云有著一顆慈悲的心，也可以說有一種“哀民生之多艱”的意味，他一直在用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打量世上的眾生。小說情感可以節(jié)制，但不可能絕對的零度風格，而是具有一定的敘事倫理，作家與作品無法擺脫現(xiàn)實介入的一面。對現(xiàn)實問題的關切實際上也顯示出作家們的一種敘事倫理，批判也好、啟蒙也罷，都是對生活美好一面的期許和向往。在《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中，除了幾個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在小說中的出場也頗具深意，小說出場人物眾多，尤其是很多人的命運最終沒有下文，這種故事的斷線與缺場正是底層人物蜉蝣般存在的寫照。幾條斷了線索的故事雖然耐人尋味，但并沒有人會在意，這正是吃瓜群眾的處世態(tài)度，喜歡看熱鬧，卻并不真正關心在意他人，更進一層，這些突然消失的小人物既是被觀看的對象，同時也是吃瓜群眾的一員。劉震云其實還是用一顆慈悲之心，關懷這些冷漠的吃瓜群眾。

也正是這種“土味”的哲思，讓小說具有超越性，超越書寫正是劉震云小說的獨特價值所在。總體來看，劉震云的小說大多有一種超越文字表面的東西，文字極為平常質樸，很多是對話體，口語化，但是思想深度絲毫不弱，比如《一句頂一萬句》是一種鄉(xiāng)村敘事，但體現(xiàn)的是一種鄉(xiāng)村書寫的新面向，技法上凸顯說話藝術的魅力，思想上展現(xiàn)人性的隔膜。小說描述了一種劉震云中國式的孤獨感和友情觀。作者用藝術的筆觸描寫了底層中國人民最真實的生活，有隱忍，有反抗，有絕望，也有光明。《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也有深意，文本的深層含義很多，聯(lián)系他一貫的創(chuàng)作可以稍做梳理。比如吃瓜群眾在小說中自始至終并沒有出場，可似乎又時時在場。并沒有在文中出現(xiàn)的吃瓜群眾，其實隱喻的是每個人，小說中的個體看似毫不關聯(lián)，實則被命運和荒誕的現(xiàn)實串聯(lián)在一起，同理，現(xiàn)實世界里每一個人也是息息相關的，這也是題目的深意之一。再比如，有些章節(jié)僅有一句話，這是節(jié)奏的需要，同時也表現(xiàn)了歲月流逝的迅疾，生命的無常、無奈與無聊。這種表達模式在小說中還有很多，這正是其小說超越性的一面。類似的還有《我不是潘金蓮》以及《一日三秋》等。很多作品正是通過這種“擰巴”的表達，達到對故鄉(xiāng)、對人生的多維反思，實現(xiàn)主題的升華，在日常瑣屑中抽取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實現(xiàn)了現(xiàn)實的隱喻和寓言化表達。

結 語

劉震云將生活復制進文字，用白描的手法復刻每個人的生活，這種“新寫實主義”卻意外收獲了大量讀者，劉震云的作品儼然進入暢銷書行列，有些單部作品首次印數(shù)近百萬冊，這在當前的出版環(huán)境中實屬不易，不過這并不完全是他降低了純文學的身段換來的，而是源于劉震云的小說并沒有設置太多的閱讀障礙，多以口語化行文，并且沒有削弱其思想深度，他的作品真切描摹了我們的生存境遇，觸及了每一位讀者的敏感神經。小說結束后，仍留給讀者些許的思索，作品如同一面鏡子，照見自己的靈魂，照見自己的孤獨，照見社會的荒誕和“擰巴”。劉震云的小說往往在一種平鋪直敘中突然扣住讀者的心弦，因為在這里能看到每個人自己的影子，有每個人的日常遭際，每個人面對的生活困頓、塵世的無奈、精神的寂寞，在生活流敘事的淺表之下是“靈魂之深” 的書寫。“無法即為萬法”，“新寫實”最終能流變?yōu)橐环N通俗寫作模式，劉震云能轉型為暢銷書作家，可能從一開始就埋下了種子，也算水到渠成。

[本文系“四川大學川大學派培育資助項目”成果]

注釋：

①劉震云：《一日三秋》，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一日三秋》推薦語。

②朱棟霖、吳義勤、朱曉進：《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1915-2016（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68頁。

③申霞艷：《劉震云長篇小說〈一日三秋〉：小說的明與暗》，《文藝報》2021年8月27日。

④黃軼：《在“華麗”與“轉身”之間——評劉震云〈我叫劉躍進〉》，《揚子江評論》2008年第1期。

⑤劉小波：《“吃瓜”時代的“擰巴”寫作——評〈吃瓜時代的兒女們〉》，《長江文藝評論》2018年第6期。

⑥傅小平：《劉震云長篇新作〈一日三秋〉：把小說做成一場轟轟烈烈的世間大戲》，《文學報》2021年7月15日。

⑦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81頁。

⑧馬俊山：《劉震云：“擰巴”世道的“擰巴”敘述》，《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6期。

⑨韓浩月：《看見劉震云的老練與悲傷——讀長篇小說〈一日三秋〉》，《文匯報》2021年9月5日。

⑩孟繁華，《“說話”是生活的政治——評劉震云的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文藝爭鳴》2009年第8期。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當代文壇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