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德發：山大作家班學習生活瑣憶
1988年的濟南秋景，讓我的生命染上了別樣色彩。9月16日這天早上我從莒南火車站上車，到達濟南站時已是下午。提箱子背包走了一段，在經二路坐上1路公交車往東去時，路邊滿是凋零的法國梧桐葉子。看著不斷延展的落葉黃，我心情激動，也忐忑不安。我知道，在我老家，父親還在生氣。他認為我在縣委組織部干得好好的，突然轉行去學寫作，一定是“神鬼撥亂”。我認可他說的“神鬼撥亂”，因為我從24歲那年秋天莫名其妙地萌生了當作家的念頭，在公社、縣委工作了八年還是賊心不死，33歲這年春天得知山東大學招收作家班，不假思索決定報考。那時，我僅在報刊上發表了十來篇小說，到底能不能吃寫作這碗飯，沒有一點點把握。但我去山大學習的決心比鋼鐵還要堅硬，就找縣委領導表明志向，開明的領導竟然點頭放行了。我近乎瘋狂地看書，參加了成人高考，于9月初接到入學通知書。后來才知道，我的考試成績在全班排第三。
入學前我已得知，山大作家班的舉辦一波三折。招生是山東省文學講習所組織的，他們打算與山東大學中文系合辦作家班，但因為考試成績過線的人數太少，未獲省成人招生辦公室批準。文講所所長盧蘭琪女士初心不改，堅持要辦作家班，在文講所全體人員的艱苦努力下，眼看開學在即，又因為別的原因，這個班不再聯辦，由山大中文系接手。當時在文講所供職的劉強先生曾在2019年第1期《時代文學》發表題為《作協文講所與山大作家班》的文章，把這件事講得比較詳細。
那時山東大學有老校、新校兩個校區。但我們報到的地點不在老校，也不在新校，而是在二者之間的歷城區政府招待所。我下了公交車走進去，迎面是一座五層舊樓，院里有花壇，有竹林，還有幾棵大柳樹。樓門口有指示牌，讓山大作家班學員到四樓報到。上去一看，走廊里人來人往，同學們大多報到了。班主任王培元老師在迎接我們，把我送到朝陽的一個房間。那個房間很大，竟然安了四張雙層架子床和兩張普通木床。我來晚了，下鋪已經沒有，只好爬到了一個上鋪。一屋住十人，這讓我感到意外，想一想兩年前參加省委組織部一個培訓班時的待遇，有點兒失落感，心情像秋日落葉一樣狼藉。但轉念一想，又對自己說，你是來求學的，不是來享福的，于是平靜了心情整理床鋪。過了幾天，王老師與招待所協商，調整各房間住宿人數，我們屋只住六人，讓我從上鋪下來，去了靠窗的普通木床上。
入學當天傍晚，王培元老師把我叫出去談話，讓我擔任作家班班長兼黨支部書記，我聽了直搖頭，心想我要是當官的話，還不如不來呢。我說，我來山大，是想全心全意讀書，提高創作水平，您還是讓別的同學干吧。王老師說，這是系里的意見，覺得你最合適，你還是把這擔子接下來吧。聽他這樣說，我只好點頭。他還說，讓孫晉強、張麗娜擔任黨支部委員，郝永勃擔任副班長兼團支部書記。他給了我一份學員花名冊，上面有四十多位，其中有一些名字我在報刊上多次見到，他們都發表了許多作品。幾天后我統計了一下，班里的省作協會員有22位，還有兩位編劇，分別是省戲劇家協會會員、省電影家協會會員。我發現，我的創作成績在他們中間屬于中等水平。
入學第二天，開學典禮在山大新校“春風園”——山東大學留學生樓內舉行，那天也是第二十四屆夏季奧運會在韓國首都漢城開幕的日子。我們步行十來分鐘，從北門進入山大校園，里面的美麗景色讓我心曠神怡，山東最高學府的讀書氛圍也讓我十分羨慕。走過圖書館與文史樓之間的小樹林，見里面落葉鋪金，有好多學生在讀書、聊天，心里便蹦出了“天之驕子”這個詞兒。但我知道，人家是國家重點大學的本科生，我們是“干部專修班”性質的專科生，比他們矮半截，不可同日而語。
山大作家班開學典禮十分隆重，出席者有省作協副主席、評論家陳寶云和任孚先，《作家報》總編輯、詩人馬恒祥，《黃河詩報》主編、詩人桑恒昌，《山東文學》副主編、作家高夢齡，山東省文學講習所副所長、評論家宋曰家，山東大學副校長喬幼梅，省作協副主席、山大著名教授袁世碩，山東大學中文系主任、著名教授牟世金，山東大學中文系副主任、著名學者孔范今等。喬幼梅副校長、陳寶云副主席、袁世碩教授、孔范今副主任先后講話。孔主任在講話時，宣布了中文系對班干部的任命。最后，郝永勃代表同學們發言。他是來自淄博市青少年宮的青年詩人，考試成績在班里是第四名。他說話有點靦腆，但道出了我們的心聲。
過了兩天，孔范今先生又騎著自行車到歷城區政府招待所，在作家班教室（原是四樓的一間會議室）給我們講了一場。他講山大中文系的光輝歷史，講創辦這個班的艱難過程，希望我們不負眾望，經過兩年時間的學習，圓滿完成學業，爭取創作豐收，讓作家班名副其實。他講話時用濟寧方言，而且不停地抽煙。我至今記得他吐出一口煙，說了這么一句話：“我們山大有八千子弟，現在又增添了你們這幾十位……”
孔先生為辦這個作家班，真可謂嘔心瀝血。他是孔子后裔，身上既有迷人的儒雅氣質，又有令人敬畏的名師風范。他是我們這個班的締造者、組織者，對辦班的每一個環節、細節都考慮得十分周到，并親自安排課程，率領一大批老師前來講課。他是山東省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領軍者，有許多著作與論文面世，他一次次給我們講課，將他的學術成果與我們分享，帶領我們回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現場，領略那時的風云際會、名家風采。他對學生一方面嚴格要求，一方面關懷備至，尤其是在第二個學期的那一段特殊日子里，他憂心忡忡，惟恐作家班出了問題，還以敢于擔當的可貴精神呵護了一些同學，其中包括我。這讓我感念至今，視先生為恩師。
教授古典文學、擔任作家班班主任的王培元老師，性格沉穩，宅心仁厚，為我們操心出力，任勞任怨。他經常提著一個布包，步行到作家班住處，與同學們談心，為我們排憂解難。有一次，他邀請幾位同學到他家作客，我驚訝地發現，他家與鄰居共用一個廁所，誰進去誰就把門插上。此后，我再也沒見過哪里的住宅是這樣的結構，也由此知道了山大老師當時的居住條件之差。一年后，王老師被派到山大威海分校任教一年，接替他的攝影課李亞田老師也為班級做了大量工作。
現在回憶作家班學習生活，我還能清清楚楚地記得歷城區政府招待所四樓的長長走廊，排列兩邊的一間間學員宿舍，以及位于走廊西頭的那一間朝陽的教室。我還記得一個個老師在講臺上的音容笑貌，一個個同學端坐傾聽的樣子，以及從樓外飄進來的桂花香味和竹林清氣。下課休息時，有的同學回宿舍短暫休息，在一間住了幾位詩人的房間里，往往響起用收錄機放出的克萊德曼鋼琴曲，《秋日私語》《致愛麗絲》等曲子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還能讓旋律在耳邊“重放”。
我們的課程，與中文本科生基本相同。不同的有兩點：一是給我們增加了有利于文學創作的課程，譬如文藝創作、當代作家作品、古代文論、當代影視藝術欣賞、民俗學、攝影技術等等。二是授課教師陣容強大，中文系的著名老教授和年富力強的中青年教師輪流登上作家班講臺。教授古代文學課的有袁世碩、牟世金、張可禮、曲世川、馬瑞芳、王培元、孫之梅；現代文學課有吳開晉、牛運清、解洪祥、孔范今、張志甫、耿建華、張學軍、高旭東、龐守英；古代漢語課有路廣正、吉發涵、殷正林；現代漢語課有盛玉麒、王新華、羅福騰；文藝理論課（包括古代文論、美學）有狄其驄、滕咸惠、于維璋、孔智光、王汶成、譚好哲；外國文學課有馬詒、姜桂栩、焦士瑜；寫作課有嚴蓉仙、唐錫光、鄭鳳蘭；另外還有教民俗學的李萬鵬，教哲學的張冬梅，教攝影的李亞田等等。老師們有的是跨學科教學。在此，向所有為我們授課的老師表示衷心感謝！
山大中文系在全國學術界非常有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楊振聲、聞一多、舒舍予、梁實秋、沈從文、游國恩等一批大師、學者和著名作家云集于此；建國之初，著名學者王統照、馮沅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呂熒等人先后在這里執教。馮沅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四位先生，被學術界稱作“四大金剛”。給我們上課的老師，有的是他們的弟子，有的是他們的徒孫。老師們繼承前輩優良傳統，將薪火傳到了我們這兒。聽他們的課，真像禾苗遇上了及時雨，收獲非常之大。有的老師講完課，常常被同學留住，繼續請教問題。有的老師，還對同學的人生選擇提出指導性意見。馬瑞芳老師給我們講散文寫作，第一節課休息時，聽說我是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笑道：“趙德發，你的賬算錯啦！”意思是我不該來學創作。后來她布置作業，看了我交上去的一篇文章之后又對我說：“寫得挺好，你走這條路走對啦！”她這樣改口，讓我堅定了終生從文的信心。
省文講所擔負著培養全省文學后備力量的重任，雖然不再與山大聯辦這個作家班，但他們一直牽掛著這個班的情況，保持著與我們的聯系。有一天，所長盧蘭琪，副所長宋曰家、何壽亭，輔導老師孫震博、劉強以及工作人員梁瑩專門去我們的住處看望，與全班同學合影留念。后來他們舉辦全省青年作家培訓班，還邀請我們班的同學去參加聯誼活動。我們有些同學也經常到文講所拜訪，與劉強等老師成了朋友，三十年來友誼長存。
既然是作家班，就要用作品支撐這個牌子。為了鼓動同學們積極寫作，班里成立了三個創作組：小說散文組，組長孫嘉嶙、副組長張建光；詩歌組，組長王玉民、副組長趙雪松；影視文學組，組長唐煥新、副組長孫晉強。三個組經常開展活動，交流創作體會。在省委機關門診部工作的鄧基平（筆名自牧）人脈關系廣，熱心為同學們做事，他與在媒體工作的張建光一道多方聯系，作家班在11月14日發起組織了“當代文學走向和文藝報刊態勢”座談會，邀請中文系老師和省城文藝報刊的多位主編、編輯到會，有山東大學中文系老師吳開晉、謝洪祥、耿建華，《當代小說》主編孫國章，《作家報》總編輯馬恒祥，《時代文學》副主編于友發，《山東文學》編輯劉燁園、張小琴，《黃河詩報》編輯謝明洲，《齊魯晚報》副刊部主任孫培堯，《山東青年報》副刊編輯柳原，《影視文學》編輯部主任孫春亭，省文講所工作人員孫震博、劉強、梁瑩。他們和作家班全體同學聚集在歷城區政府招待所南院的一間會議室里，暢所欲言，各抒高見。
學習步入正規之后，有的同學覺得光上課太單調，學習也有壓力，提議搞一場晚會放松一下，活躍班級氣氛。經過劉琳等同學積極籌備，有一天晚上，教室里黑板上出現了用彩色粉筆寫的“個性之光”四個大字，作家班文藝晚會正式舉行。一個個同學上場，或唱或跳，各展風采，我也在譚延桐彈著風琴伴奏之下唱了一首《滿江紅》。我的嗓子一般，但有幾位同學的歌唱水平很高，獲得大家一致贊賞。因此，過了些日子中文系舉辦元旦晚會，我班王玉民、趙雪松、李巨峰先后登場，贏得全場熱烈掌聲。就從這次晚會起，中文系的一些本科生才知道有個作家班，經常有同學來找我們聊天，交流讀書與寫作心得。后來成為著名詩人的路也和后來成為省級領導干部的張本才（筆名郁東方、東方涂欽）、胡家福，都是作家班的常客。
那時每到周末，新校、老校都有學生會組織的舞會。我被同學們叫上，去老校觀摩了一回。舞廳在食堂上面，花四毛錢買門票進去，發現里面空間很大，有上百人成雙成對跳著，其中還有一些老師。我是第一次進舞廳，覺得頭暈目眩，心跳如鼓。我在家鄉當了十年鄉村教師、八年機關干部，所接受的教育讓我一直老老實實規規矩矩。這回進了舞場，覺得有墮落之感。然而，讓人容易墜落的事情總是極富誘惑力。聽同學說，學生會有免費的跳舞培訓班，我就隨幾個同學去學了幾個下午（那時山大學生下午不上課，或自習，或出去玩）。三步、四步大體上學會，再逢周末就壯著膽子跟同學們一起去了。中途要經過洪家樓天主教堂，周末去做彌撒的信徒很多，門口排了長長一隊。我走過他們身邊時，心中有罪惡感涌起。然而我還是沒有撤退，心里說，我去跳舞，算是解放思想吧，算是體驗生活吧。給自己打足了氣，進舞廳后卻不敢邀請舞伴。經同學再三鼓動，才敢向女生伸出手去。一回生，兩回熟，心態慢慢變得平和，舞步也輕松了許多。
這時，一個不好的消息在班里傳開：孫嘉嶙同學得了重病。他38歲，是我們班年齡較大的學兄。我剛開始學習創作時就讀過他的作品，1980年第3期《山東文學》的頭題小說就是他的《希望》。小說篇幅不長，但真實地表現了農業集體化的窮途末路以及一位生產隊長的奮力抗爭。孫嘉嶙在這篇作品中表現出的膽識和才華，讓我十分佩服。因為這篇小說的優異，《山東文學》在這年兩次安排了評論專輯，下半年又發了他的兩個短篇，年終評獎時還給了他一等獎。然而嘉嶙入學后剛上了一個來月的課，就請假離校，再沒回來。到了冬天，與他是老鄉的張迎軍同學透露，老孫診斷為胃癌，大家聽了都很震驚。聽說他住在省城一家醫院，同學們三五成群，先后過去看望。那時孫嘉嶙雖然更加消瘦，但與同學們見面時還是微笑，交談，神情里有一股不服輸的勁頭。
做完手術，過了幾天，老孫回到鄒平住院。我們時常向張迎軍打聽消息，他說老孫的病情不見好轉。快放寒假時，班主任王老師告訴我：系領導決定，由解書記代表中文系，你代表全班同學，去鄒平看望孫嘉嶙。一個寒冷的早晨，我和中文系黨總支副書記解洪祥老師去濟南東站，坐長途客車去鄒平縣，到了孫嘉嶙的家中。他的院子很小，房間也很逼仄。他躺在床上無力坐起，我與他握手時發現，他已經瘦得皮包骨頭。解老師向他表達中文系的關心，我轉達同學們的問候，他聽了默默點頭，眼中淚光閃閃。看著他的樣子，我知道他時日無多，握住他的手默默無語。從他家出來，解老師仰天長嘆：唉，嘉嶙太年輕了呀！我點點頭，戚然落淚。
回濟南的路上，我眼前晃動著孫嘉嶙的病容，想了好多。想到他比我只大五歲，人生就接近了盡頭。他本來是想到作家班充充電，讓創作有更大突破的，然而出師未捷身先死，悲夫！我此刻明白了：在我們以為人生尚有無窮時間可以揮霍時，在我們不知憂愁尋歡作樂時，死神其實就在不遠之處窺視并獰笑著。想到這里我冷汗澆背，譴責自己不夠刻苦，沒把時間全部用于讀書寫作上。
其實，我入學后并沒有忘記自己來山大的目的，在課余也寫了不少作品，但能夠發表出來的寥寥無幾。郵局把作家班的郵件送到新校，我們班每天都有人去拿回來，在班里分發。一些同學頻頻發表新作，隔三差五就有匯款單到手，我卻經常接到鼓鼓囊囊的退稿信封，讓我這個班長很沒面子。當時，省作協主辦的《山東文學》《時代文學》《文學評論家》《作家報》等刊物在洪樓南路10號，就在我們住處東面只有幾百米的一條窄巷里，我有時去那里送稿。編輯老師收下稿子熱情接待，但過一段時間我去打探結果，老師往往用很委婉的語言講，你這個稿子不錯，但我們相信你的潛力，希望你能給我們更好的稿子。我道謝一番，灰溜溜回去，再寫一篇，依然不是“最好的稿子”。我想，怎么會這樣呢？我棄政從文，本來想趕緊拿出像樣的作品，以證明我是寫作的一塊料，現在卻遲遲證明不了，真是急死我了！我在看望過孫嘉嶙回濟南的路上問自己：一個學期快過去了，你身為作家班班長，每天在課堂上喊著“起立”向老師致敬，創作成績卻近乎空白，你羞不羞呀？我的心情恰如車窗外的冬景，一片蕭瑟、悲涼。
回去沒幾天便放了寒假。我坐車回家，真切地體會到了“近鄉情更怯”的滋味，覺得無顏面對家鄉父老。老婆倒是大度，說寫文章像女人生孩子，要懷胎十月才行，你才學了幾個月，不用著急。我回老家看望父母，父親盯著我問：“你去上大學，學得怎么樣？”我無言以對，只說了兩個字：“還行。”父親把嘴撇了撇，表示不滿。那時的縣直機關，拜年之風很盛，大年初一我見到一些領導和同事，他們也問我怎么樣，我敷衍說，作品正寫著，現在主要是上課學習。有的同事見了我，笑稱“趙作家”，我更是聽出了揶揄之意，滿臉臊紅。從一些同事與熟人的態度看來，我已經不是官場上的人了。
年后開學，我晚上獨自出去散步，走到洪家樓教堂跟前，抬頭看著在空中飛來飛去的蝙蝠，心想，家鄉的人認為我離開了官場，文壇卻不接納我，我成為一只非禽非獸無所歸依的蝙蝠了！想到此，孤獨感與失敗感齊聚心間，讓心臟變成了一個大鉛蛋子，直往下墜。我捶著腦殼思考，我的創作到底在哪里出了問題，想來想去有了答案：讀書太少，底子太薄。
明白了之后，我加大讀書力度，經常去圖書館借書，在課余苦讀。下午，周末，我大多在教室里用功，有時借了書之后去小樹林里讀一會兒。那時思想解放的洪流洶涌澎湃，八面來風在校園里沖撞激蕩。我坐在小樹林里讀書，頭頂的樹葉在響，手中的書頁在響，心靈深處也有了對于天籟對于真知的微妙回應。現在回想起來，那種幸福感還是蕩漾在胸間。
日復一日，書本漸漸墊高了我的站位。回望歷史，觀察當下，我有了許多新的認知。尤其是打量家鄉，審視我多年來積累的素材時，忽然有了新的感覺。到了暑假，我就在家中開始寫短篇小說《通腿兒》。那是我業余寫作十年之后的第一次自覺寫作：自覺追求內涵的豐盈與厚重，追求語言上的獨特風格。寫完改了幾遍，心想，這一篇大概不會被退稿了。
想不到，幾個月之后此稿還是“完璧歸趙”。那是一家外省刊物，以前多次發表過我的作品，但這次換了主編，刊物也就換了面目。我沮喪，痛苦，但又不甘心，就硬著頭皮去找《山東文學》編輯燕沖先生。他看了之后拍手叫好，讓我做些改動再給他。過了幾天得到消息，主編邱勛、副主編劉玉堂以及全體編輯都對《通腿兒》非常贊賞，決定用于1990年第1期頭題，還配發劉玉堂先生的讀稿札記，這讓我喜出望外。拿到這份刊物，又得知一個消息：《山東文學》決定，從第三期開始集中推出青年作家馬海春、趙德發、陳占敏的作品，并組織評論家撰寫文章向讀者推介。果然，編輯部連續幾期發表我們的小說，后面則是“馬海春、趙德發、陳占敏作品筆談會”專欄。寫評論文章的，都是省內外的著名評論家。山大孔范今老師親自撰寫一篇《我讀<通腿兒>》，對這篇作品以及我的創作給予充分肯定，讓我十分感動。文講所的孫震博老師也寫了一篇《大俗中見大雅》。還有山大的高旭東老師寫了《我眼中的趙德發》，發表在《作家報》上；張學軍老師寫了《戚而能諧的悲劇人生》，發表在《文學評論家》上。同學自牧說，著名作家張煒在醫院病床上看了《通腿兒》，說了這么一句話：德發將成為齊魯文學的一員驍將。我得知張煒先生對我的鼓勵，不勝感激。
幾位本科生也關注著我的創作，胡家福曾在一篇整體評述山東青年作家的文章中提到了我。焦桐寫了一篇《冰層下面是河流》發表在《文學評論家》上。得知他為我寫評論，我請他吃了一頓飯。他帶著一個美麗女生，說是他的女朋友，叫姜豐。吃飯時，我們相談甚歡。焦桐畢業后去了南方，后來我們失去了聯系。再后來我從媒體上看到，姜豐成了個大名人。
1990年第4期《小說月報》在頭題位置轉載了《通腿兒》，引發廣泛關注。后來這篇小說獲得《小說月報》第四屆百花獎，三十多年來入選十幾個權威選本。就在我著手寫這篇文章時，《小說月報》副主編徐福偉先生給我打電話，說今年第10期《小說月報》大字報“經典再讀”欄目，將刊發《通腿兒》。
因為這篇小說的影響，我在山大學習時獲得了參加一些文學活動的機會。1990年4月中旬，山東作協創作室通知我去煙臺參加筆會，后來得知還有丁學君同學。在煙臺西炮臺的一家招待所，我結識了山東當時最活躍的中青年作家李貫通、劉玉堂、王良瑛、賈慶軍、劉學江、盧萬成、孫鷙翔、王春波、鐘海誠、劉強、張中海、陳占敏、解永敏等人。長達20天的時間里，我們除了去崆峒島游覽了一次，其余時間大多是寫作。我與劉玉堂兄同住一屋，每天吃過飯，我倆背對背，各自趴在床上寫。現在我覺得好奇怪，在那樣的環境里居然也能創作，我寫出了一個中篇一個短篇。7月份，我又應邀參加了《青年文學》組織的山西筆會，在陳浩增主編的帶領下，與作家李佩甫、阿寧、方敏、韓春旭、程黧眉等人同行，從五臺山到大同，幾乎看遍了晉北的主要景點。
1991年6月，山大作家班正式畢業，同學們各分東西。但老師并沒有忘記我們，繼續關心著我們的成長與進步，我本人就獲益多多。1997年春天，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繾綣與決絕》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后不久，已經擔任中文系主任的孔范今老師讓我回校講一講創作體會，他親自主持。他退休后，我每次去看望他，他都是詢問我的創作情況，給我以指導。后來，山大文學院幾任領導和老師們也對我繼續關注、扶持，多次召開我的作品研討會，讓我與研究生、本科生分享創作心得。2019年8月底，山東大學在威海舉辦中國小說論壇國際研討會，文學院領導讓我在論壇開幕式上致辭。我講了在山大求學的經歷，滿懷感恩之情說道：不才如我，倘若沒有在山大讀書的經歷，是難圓“作家夢”的。
三十年來，作家班同學們各自努力，成果豐碩。趙德發、瞿旋、凌可新、王濤、自牧、趙雪松、郝永勃、王玉民、譚延桐、張寶中、王邇賓、李耀奎、魏天作、張勁松、劉廣勝、丁學君、楊潤勤、劉琳、郭牧華、生昌義、張迎軍、徐勇、高峙等等，都發表、出版了大量作品，光是獲齊魯文學獎、泰山文藝獎、山東省精品工程獎的就有二十多人次，有的還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有些作品被譯介到海外或在海外出版。還有同學編劇的作品，或由同學的小說改編的作品，被拍成電影或電視劇，有的在省級衛視播放，有的在央視一套黃金時間播放。成為國家級會員和取得高級職稱的同學，有二十多位。有些同學致力于文學之外的事情，也成為行業翹楚或擔任領導職務，非常成功。可惜的是，除了孫嘉嶙，又有幾位同學陸續去世，沒能完成自己的文學夢想。他們是詩人由俊良（筆名魯小鷹）、影視編劇唐煥新、劇作家孫晉強以及王如貴同學。
我們作家班畢業后搞過兩次聚會，都是紀念入學多少年，而不是畢業多少年。為什么？因為我們覺得自己還是山大學生，一直在享受山大的恩澤。2008年10月2日，在姜自健、自牧、胡威等同學的操持下，我們回到濟南歷城區政府招待所，舉辦山東大學作家班入學20周年師生座談會，孔范今、馬瑞芳等十多位老師和山東作協文講所原所長盧蘭琪女士、時任副所長的劉強先生，都應邀出席。我手拿同學花名冊，一個個點名，叫到誰誰答“到”，仿佛又回到了上課時的情景。老師們十分高興，先后開講，讓我們又聆聽了一次教誨。大約在2018年春天，我去濟南開會時再次去洪樓一帶閑逛，看到歷城區招待所已被拆除，由藍色擋板圈起的大片工地上塔吊林立，這里正改建為商住小區。所以，在張建光、姜自健、楊潤東等同學組織開學30周年同學聚會時，我們與幾位老師便去了北京雁棲湖畔。我寫了一首七律《山大作家班三十年聚會抒懷（新韻）》：“流年似水三十載，忻忭相逢聚雁棲。深念洪樓花作賦，遙思綠柳葉吟詩。常聞夏雨催新果，莫怨秋風撼老枝。但愿師生情意重，天長地久賽磐石。”承蒙著名學者、著名書法家、現任山東大學書畫研究院院長的王培元老師當場揮毫寫出。當年教我們詩歌寫作、曾任山大文學院副院長、退休后擔任山東詩詞學會副會長的耿建華老師和詩一首：“一別轉眼三十載，漸老師生會雁棲。作賦還思樓外樹，為文尚記案頭詩。曾經風雨惜殘果，除卻青紅愛老枝。最念校園桃杏好，經春渡夏干仍直。”讓我感佩不已。
今年是山大建校120周年，也是山大作家班畢業30周年。回顧當年的學習生活，總結我們班的創作成績，算是向母校的一次匯報。前些日子，山大文學院領導向我要簡介與照片，擬建“校友墻”迎接校慶。聽他們講，上墻的幾十位校友中，作家有三位：楊爭光、周曉楓、趙德發。我感激不盡，把這看作山大作家班的集體榮譽。此時此刻，我更加感恩山大，感恩那些為作家班付出了心血的老師們。我會永遠記住老師們的諄諄教誨，在文學道路上繼續努力。
2021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