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超過100年的魯迅研究歷史中，“歷史還原”的問題是十分值得總結的經驗。魯迅這樣一位足以“撬動歷史內核”的人物，更需要我們在接近他、觀察他、解讀他的時候保持一種格外審慎的科學態度，首先要盡可能尊重魯迅自己的思想邏輯，返回其歷史的生存情景。通過對《京報副刊》“青年必讀書“事件的思想背景和歷史現場的深度追溯可見，魯迅的對話對象并非是通常所認為的文化思想界，而是針對這次媒體性活動本身，如此一來許多對《青年必讀書》的話語解讀和態度判斷就不再合理，而應從全然不同的角度重新考量。

魯迅研究的歷史已經超過100年了，100年的學術歷程，為我們積累了許許多多的經驗，也有各種各樣的教訓，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經驗中可能再也沒有超過魯迅研究這一領域的了。如果要問百年來魯迅研究中最值得總結的經驗是什么，在我看來可能就是一個“歷史還原“的問題。

所謂歷史還原，首先是對研究對象本身的思想與藝術追求有一個充分的體諒和理解，不以我們自己所處時代的思想標準來加以附會和肢解；其次是對研究對象所處的時代和社會也有一個尊重歷史的觀察和描述，盡量避免用后來的社會歷史定性作為事實的替代；再次是當時的各種歷史文獻和史料都應該在“未加篩選”的前提下獲得最完整的搜集和保存，沒有所謂的“正確與錯誤”,也沒有“為尊者隱”的顧忌。回首百年學術史，我們似乎可以發現這樣一個規律：凡是哪一個時代能夠最充分地尊重魯迅本身的思想與情感實際，挖掘和提供魯迅及其生活世界豐富文獻史料，那么就很可能出現魯迅研究的重要突破，取得扎實的學術成果，相反，如果我們一味滿足將這位歷史先驅套入各種“標桿”和“模范”的定位，先是有了這個定位，再來選擇材料論證，那么魯迅地位的高低和聲譽的大小其實就成了與魯迅無關的一件事情，在這種時代，魯迅研究必然會在事實上嚴重衰退甚至陷入低谷。最明顯的例證就是20世紀60年代的極左時期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時期魯迅研究。在前一個時期，魯迅似乎獲得了極高的聲譽，但是魯迅本人的語言卻只能在一種扭曲的形式中被人們“學習”和“引用”(條塊分割、按需摘取的“魯迅語錄”),甚至魯迅的史料也因為刪節、修改而也失去了完整性，這個時候，魯迅只是被人們“敬仰”的對象，他的思想和文學藝術長久都不可能獲得平等的深入細致的分析與研究。只有到了新時期撥亂反正之后，如王富仁這樣的第三代學人在“回到魯迅那里”去的口號下，才開始了對魯迅真正全面的考察，包括魯迅史料的全面總結和呈現也是在這一歷史時期才開展起來的，沒有歷史還原的精神，就不會有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如此豐富的魯迅研究的果實。

當然我們也會認為，歷史還原應當是歷史性學科的共同規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歸根到底是一門歷史學科，在百年來文學發展的歷史探討，魯迅研究也是對魯迅思想與藝術創作發展的歷史性考察，它們都屬于歷史科學，所以都存在一個歷史還原的基本問題。那么，為什么在魯迅研究中我們如此強調“歷史還原”呢?我覺得，在這里，除了我們繼續堅持歷史學科的共性規律外，還想特別提醒一個特別的現象，那就是魯迅在現代中國歷史上的復雜的“扭結”性，就是說，魯迅是現代中國在思想運行、人生歷史過程、社會交往、生命與文化嵌入豐富度都十分罕有的一位，其復雜性超過了許多的現代作家和歷史人物，一系列的歷史事件和人性糾葛乃至世態面相都在這里匯聚，都在與這個人物的交接之處留下深刻的印記，如果不認真、仔細地辨析和剔掘，我們不僅會“錯過”歷史的細節，也會模糊或者扭曲更多的真相，在這個時候，“還原歷史”的自覺可能就顯得格外的重要。僅以中國現代文壇的關系構成為例，我們可以大體勾勒出的魯迅存在就是：

與左翼文壇——直接介入，扶持青年作家(如柔石、東北作家等),與一部分領導保持良好關系(如馮雪峰、胡風);與另一部分領導則保持緊張的關系(如周揚、徐懋庸等)。

與右翼文壇——公開的批判態度。

與自由派文人——既有過密切合作(五四時期),也有過公開的分歧(分歧其實正是魯迅發覺和自我總結思想獨立性的過程，也是標示其他文學追求特質的機會)。

問題在于，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事關系圖譜，重要的是我們仔細觀察，就可以發現，魯迅的思想放射面十分廣泛，其人事——廣義的，既指魯迅的主動交往，也指時人對魯迅思想和人事的反應與關注——關聯的范圍同樣十分寬闊，事實上一個作家魯迅已經足以通過自己的思想活動與人事關聯覆蓋了中國文壇的大半個山巒，這絕對是一個驚人的文化現象。相反，其他許多現代大家，特別是自由派文學家，似乎更滿足于一種“自言自語”的生存姿態，回避了更多的思想交鋒與人際沖突，最終也就退守到了歷史的角落，等待后人的“發現”和“打撈”,自然，也無法成為一個歷史“繞不開”的“結”,不足以連接起歷史更豐富的場景，無法構成對“他者”強有力的連續的思想沖擊，最終，也就無力掀開歷史更本質的內核。魯迅，作為一位足以“撬動歷史內核”的人物，更需要我們在接近他、觀察他、解讀他的時候保持一種格外審慎的科學態度，首先要盡可能尊重魯迅自己的思想邏輯，返回到歷史的生存情景，作為研究者，面對魯迅世界的浩瀚，任何時候想跳出來指手劃腳都是十分不智的可笑之舉。

近年來，因為整理《京報副刊》“青年必讀書”事件的有關文獻，我對“歷史還原”的意義有了一些特別的體會。

在魯迅研究史上，“青年必讀書”征求引發魯迅寫下了“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的建議，發出了“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1]這樣近乎決絕的判斷，在當時就招致了不少質疑和爭論，用魯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2],如何看待和描述這一歷史現象呢？我注意到，在過去和今天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兩種趨勢，特別耐人尋味。

在新中國成立后以及20世紀80年代相當長的時間之中，魯迅都被視作“反封建反傳統”的一面旗幟，他的每一段有影響的論述、每一句膾炙人口的文學描寫都被我們反復挖掘這一“戰斗”思想的具體表現。從大的文化邏輯上看，本來沒有太大的問題，但問題在于，這種預設前提的論證方式是不是本身就并非我們所謂的“還原歷史”,包括“反封建”在內的結論如果不加以重新討論，其實內涵也可能差異很大。眾所周知，當王富仁先生以“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來論述《吶喊》《彷徨》的時候，這里的“反封建”已經與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的魯迅大相徑庭了，新時期以前的“反封建”是由中國政治革命的理論框架劃定內涵的，所以王富仁斷定它與魯迅小說存在著一個“偏離角”,而他所要重新定義的“反封建”恰恰是“回到魯迅那里去”的最新感受，是對魯迅小說充分尊重的結果。當然，在更新的魯迅研究者看來，王富仁的“回到”也屬于研究者的想象，因為歷史并不存在一個“固定的本來”在期待我們“回到”。這種后現代歷史觀似乎十分尖銳，猛烈地戳破了我們尊重歷史的強烈要求和內在信心。但是，在我看來，這可能也是容易引起我們學術思想混亂的一種理論預設。對歷史真相的終極性質疑不是能否取消我們每一次掙脫干擾、接近歷史的真誠努力呢?這可能本來就是兩個不同層面上的理論問題，對歷史終極真相的質疑，其根本價值其實還是在于對于一切話語霸權和思想壟斷的打破，是激活我們歷史認知的一種方式，它與我們每一次突破他人遮蔽，求知求真的沖動不僅不構成矛盾，相反在學術精神上還是根本一致的。所以“歷史還原”在根本上說是一種研究的態度，如何不斷發現研究對象的內在邏輯，敞現出內部的更深層次的真相是對象的事實，也是研究者的真誠。我注意到，在后現代歷史觀發起對新時期“還原論”的猛烈消解之后，只有很少的學者承受住了這一輪的狂轟濫炸，魯迅研究者王富仁就是一位，2009年，在重版自己的博士論文之際，他自我總結說：

“幾乎在本書出版后不久，作為20世紀中國文化關鍵詞之一的‘反封建’就在當代中國文化中無聲無息地消失了，以致當代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對這個概念已經感到十分陌生。我曾經想寫一篇《中國封建論》,自覺很難引起中國當代青年的同情和理解，至今沒有勇氣寫出來。現在該書就要再版，該書的名字中就有‘反封建思想’的字眼，我不甘心因為當代文化思潮的變化連這個書名都改了”,“不論這個古代社會及其社會思想與西方古代社會及其思想有什么巨大的差異，但用封建社會和封建思想指代中國從春秋到晚清的社會及其思想都沒有根本性的錯誤。”[3]

在經受了“當代文化思潮的變化”沖擊之后，王富仁以及他的“反封建”關鍵詞依然屹立，這就是我所謂的“歷史還原”精神。

但是“青年必讀書”的學術史卻有點不同，在先前，魯迅的堅決態度獲得肯定，理由是魯迅的“反封建反傳統”,當然，人們也承認，這與五四時代的反叛有了不同，是五四落潮、新文化陣營分裂，像胡適這樣的知識分子開始提倡“整理國故”,其實也是向舊傳統妥協的一種方式，而魯迅則是絕不妥協的、誓將反封建反傳統進行到底，所以繼續站在反對者的立場之上。有意思的在于，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過去灰頭土面的“傳統”又迎來了歷史的新機，進入21世紀之后，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聲浪日漸高漲，國學熱遍地開花，在這個到處開列國學書目的時代，魯迅“不讀中國書”的判斷顯然就有點不尷不尬起來，伴隨著王富仁所說的“反封建”一詞的逐漸遠去，人們開始將懷疑的目光投向魯迅在“青年必讀書”中的作答，開始用挑剔、批判的口吻來“審視”魯迅的“偏激”,這樣一種前后的變化是富有戲劇性的。其實，我們的研究對象——魯迅變化了嗎?當然沒有變化，改變的恰恰是研究者自己。認真檢討，也并不是一個“主體性”強大的研究者，而是在時代思潮的起伏中波動不息的研究者，當時代以“反封建”為最高指導的時候，我們也“論證”著魯迅的反封建，而當時代暫時收起來過去的旗幟，標舉出新的口號與方向之時，我們也可以立即“發現”魯迅的不足與問題。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學術思維呢?其實還是“聞風而動”,換句話說，魯迅本身究竟有什么邏輯始終都不是我們最關心的，我們的主要傾向還是將魯迅這個現象置放在時代的風向標上加以判斷，是進步還是落后，根本不是魯迅自己的思維和語言能夠確定，決定魯迅歷史價值的是他與某種歷史主題的接近程度。不言而喻，這離我所謂的“歷史還原”差距何止千里萬里。

孫伏園主導的《京報副刊》提出這一“青年必讀書”的議題是在1925年1月4日，包括青年“愛讀書”和“必讀書”兩大征求啟事，被當作是“一九二五新年”的隆重活動，其中，“愛讀書”面向“全國青年”征求，確定1月25日截止，2月1日公布；“必讀書”邀請“海內外名流學者”作答，確定2月5日截止，2月10日起陸續在副刊發布。魯迅在2月10日夜填寫了問卷，這份著名的答卷刊登于《京報副刊》2月21日第八版，從1925到2021,這場征求也有了將近百年的歷史，各種文學史、批評著作及論文里的論述不可勝數，但是縱觀全局，相當多數量的研究還是基于上述時代風潮的變動，分別提出來充分肯定與深刻質疑兩種意見，至于更復雜的魯迅思想的內部運行，則始終不多。甚至，我們發現，直到王世家先生編輯的《青年必讀書資料匯編》于2006年出版之前，關于這場事件的一些基本史實，我們也長期缺乏梳理，也并不怎么重視，據說，王世家在編輯此書的過程中，還有反對者認為“這些陳年舊賬‘沒有什意思’”，[4]但問題是，多年來我們的相關研究可能還沒有完全厘清其中的“意思”,這場活動及其討論的基本情況始終若明若暗，例如：

1.大多數的研究依然集中在魯迅的幾個判斷句，再結合當時的思想背景加以分析，得出結論。殊不知，魯迅的判斷是不是直接針對當時的文化思想(包括“整理國故”運動)呢?并不是這樣，魯迅的應答是應學生與朋友、《京報副刊》主持人孫伏園的邀請而作，也就是說，從邏輯上講，他的第一對話對象應該是這場征求活動，是《京報副刊》策劃的媒體活動本身。其考慮的主要內容也應該是媒體如何參與這樣的公眾教育問題——可能性?合理性?其他思考都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果不充分考慮到這一點，可能我們的研究會在不知不覺中偏向其他路徑，而只有充分閱讀這一次媒體活動的全部資料(而不單單是魯迅的論說),我們才會格外清晰地意識到這一點，問題在于，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個工作似乎沒有引起學者太多的注意。

2.只有進入到當時征求活動的豐富細節之中，我們也才能知道，對征求不以為然、不予配合的并不只有魯迅，包括江紹原、俞平伯等都有自己的看法，交了白卷，這些看法反映出當時知識分子圈的一種什么心態呢?與魯迅的言辭有什么共同之處，又有什么差異呢?也需要我們進一步了解。

3.同樣，魯迅在征求活動中的表態并不只有那份答卷，起碼還有兩篇文章，《聊答“……”》和《報〈奇哉所謂……〉》[5],此外，魯迅還在兩年間的其他雜文里多次提及這場活動，可見印象深刻。總結魯迅的習慣論述，其實他的回答和思考是有一個過程的，“青年必讀書”的應答是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主要是針對《京報副刊》的活動發言，提出不同意見，也有誠懇的建議，“不讀中國書”其實并不是調侃或憤激之辭，恰恰是真誠的人生交流；到后來，魯迅卻遭遇了一批青年讀者的質疑和攻擊，甚至挖苦譏諷，這個時候，他的對話對象就主要不是副刊而是面向社會讀者了，在這時，他的心態是復雜的，既有先前的真誠的解釋意愿，也有失望和悲涼，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過程中，也有同時應答的其他知識分子含沙射影，不時射來針對魯迅的冷箭，這也促使思考從媒體活動轉向的思想文化界，將一個媒體的應答升級為對整個思想現象的觀察和解剖。研究魯迅的態度，有必要對上述過程作整體的把握，有過程的動態分析，既有對總體趨向的認知，又有對發展變化的準確捕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說是比較全面地梳理了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與基本內容，而所有這些梳理，都有賴于對原始資料的仔細閱讀，對魯迅置身的輿論環境與媒介環境有精準的感受，尤其要意識到，在這一過程之中的魯迅，可能還不能簡單以“文學人”視之，因為，在許多思維方式上，他顯然又是一個“媒體人”,不僅是媒體運作的熟稔人，也是媒介的批判者，這幾種身份的復合，就是我們最終看到的“青年必讀書”事件中的魯迅。

注釋：

[1]原刊于《京報副刊》1925年2月21日第八版。魯迅：《華蓋集·青年必讀書——應〈京報副刊〉的征求》,《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12頁。

[2] 魯迅：《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第3卷，第4頁。

[3]王富仁：《再版后記》,《王富仁學術文集》第一卷(下),北岳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625-626頁。

[4]王世家：《編者說明》,《青年必讀書：一九二五年〈京報副刊〉“二大征求”資料匯編》,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頁。

[5]分別刊登于《京報副刊》1925年3月5日及《京報副刊》1925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