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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敘述農村青年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堅韌奮斗的小說，也是一部敘述改革者如何排除阻難推進農村生產模式轉換的小說。如果說，孫少平是西西弗一樣意志堅韌的奮斗者，那么，田福軍就是一個充滿勇氣和熱情的改革者。仁愛和同情心是田福軍穩定的心情態度，而務實精神和敢講真話則是他身上最可寶貴的品質。因為富有同情心，所以他是憂慮的，會為農民的貧窮和不幸而痛苦，會把改變農民的生存境遇當作頭等大事；因為具有務實精神，具有認知上的客觀傾向，所以他尊重事實，喜歡用精確的數字來說明真相和自己的觀點，來為自己的改革工作提供可靠的方案和路向。田福軍是路遙筆下堪稱優秀的人物形象。

關鍵詞

田福軍 仁愛 憂慮 改革 務實精神 數字

 

在各類人物形象中，干部形象也許是最難刻畫的。這是因為，他們是一群擁有權力和資源的人，但也是靠著信念和原則生活的人。按照崇高的信念和嚴格的原則，他們不僅必須嚴于律己，最大限度地放棄自我，束縛自己的個性，克服欲望對自己的奴役和權力對自己的腐化，而且，還要有一切服從組織需要和安排的意識，甚至要有隨時犧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的準備。為了偉大的理想，他們必須始終謙虛謹慎，自視欿然，不斷改造自己，讓自己本著“專門利人”的無私精神，按照“毫不利己”的無我原則，始終如一地、正確而高尚地生活。就此而言，每一個干部所代表的，首先不是他個人，而是遠比個人重要的東西。如此一來，在塑造干部形象的時候，作家就要格外謹慎和認真。他必須把正確性當作第一原則，把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放在真實效果和美學效果之上。在這樣的要求下，戲謔和諷刺就成了一種美學禁忌。任何針對干部的含著諷意的修辭和描寫，都可能引發文學之外的反應和壓力，從而被定性為嚴重的冒瀆行為。

然而，小說藝術的第一原則，不是別的，而是體現著復雜性和說服力的真實原則。一切過于簡單和蒼白的東西，都不適合進入小說的世界；一切性格和心理結構過于單一的人，也不適合成為小說中的人物。將一個人當作小說人物來塑造，就等于首先把他從某種抽象的身份中剝離出來，進而將他還原為有個性、有血肉的真實而復雜的人。這就意味著，在塑造干部形象的時候，首先要把他當作一個具有人的全部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人來看待。他有自己的個性，有屬于人的愛和恨、幸福和痛苦，以及對于生的渴望和對于死的恐懼。他應該是果戈里筆下的阿卡基·巴什馬奇金和托爾斯泰筆下的伊凡·伊里奇。他應該有《暴風雨》中普洛士帕羅的理性和寬容，以及米蘭達的純潔和善良，但也可能有《麥克白》中麥克白夫人瘋狂的野心，以及麥克白的精神痛苦和可怕的噩夢。

在路遙的小說中，干部形象已經不再那么僵硬和單一。有的不太那么正派，如《人生》中的馬占勝；有的則表現出對權力的戀棧和熱愛，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張有智和田福堂等人；有的則是簡單意義上的好干部，如《驚心動魄的一幕》中的馬延雄、《人生》中高加林的叔叔高玉智和《平凡的世界》中的喬伯年等。路遙也寫權力斗爭，但總是流于表面化，很少觸及人性與權力的本質。他喜歡用和諧與肯定的方式來塑造干部形象。所以，無論是在《人生》里，還是在《平凡的世界》里，你都很少看到被尖銳諷刺和徹底否定的干部形象。即便那些因為時代原因而干過壞事的官員，路遙最終也要把他寫成好人。就連那個幾乎可以被稱為酷吏的周文龍，最后都改邪歸正，成長為合格的好干部。為了提拔曾經搞過“極左”的周文龍，田福軍這樣說服張有智：“……‘文革’中他還是個中學生，才十幾歲。這幾年來，小伙子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反省，照我看那是真誠的。對待青年，我們不能總是揪住過去的一些事不放。只要認真改了，我們該用還是要用的。”1從這段話里，我們可以看見路遙為自己那一代人誤入歧途辯護的潛在目的，看見他對“文革”后嚴苛處理“三種人”的含著“別論”的微意2，但也可以看見他在干部形象塑造上和諧的美學意識和肯定性的敘事原則。

在塑造干部形象的時候，如何以熱情而積極的方式，塑造出真實而優秀的理想人物，是路遙特別關心的問題。田福軍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在眾多的干部形象中，他崷崪高聳，踔厲風發，別是一樣人物。毛姆說：“小說家由自己私人的世界營造出一個公共的世界，并賦予他想象出來的人物以他本人所特有的感性以及思考和情感的力量。”3一個能在“公共的世界”代表作者的思想和情感的人物，不會是齪齪無足數的平庸人物，而是一個在德性和能力方面都達到較高境界的優秀人物。在田福軍身上，人們就可以看見很可寶貴的品質：正直，善良，務實，有人情味。他的內心有樸素的“民為重”或“民生為重”的觀念，所以，他能走進大地的褶皺里，看見底層人可怕的困境和哀苦的表情。對家鄉的土地，對那些在大地上勞作的下苦人，他都懷著很深的情感。

就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效果來看，田福軍的心理層次和人性結構有點單一，他的深層意識也沒有得到深入的挖掘和充分的描寫，總體上給人一種平面化的印象。復雜性和深刻性是評價塑造人物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只有深刻地描寫復雜人性的文學，才能幫助人們認識人性的本質。美國政治理論家朱迪絲·N.施克萊認為，“作為一類歷史作品的傳記往往缺乏心理上的說服力”4，因而，為了在某個時刻或某個人物身上發現惡的本質，“我們必須仰賴文學”5。司馬遷就屬于極為少見的具有小說家天賦的歷史學家。他的歷史人物傳記不僅具有小說的魅力，還包含著“心理上的說服力”。清人吳見思高度評價了司馬遷在描寫人物心理上的偉大才能：“寫公孫曲學阿世，狙詐隱惡，如秦廷之鏡，直見其肺肝，恐公孫自為，亦不能透盡如此。”6事實上，在《史記》里，這種可以使讀者“直見其肺肝”的人物，不只平津侯公孫弘一個，實可謂比比皆是。司馬遷的歷兩千年而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廊，可與任何一部偉大的長篇小說相媲美。司馬遷不僅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流的歷史學家，也是世界文學史上善于塑造人物形象的大師。

那么，作為一個小說人物，田福軍為什么又值得注意和分析呢？他的價值不在藝術性，而在倫理性。他之所以吸引人，之所以顯得優秀，并不因為他有復雜的性格特點和豐富的心理內容，而是因為他是善良和仁慈的，是因為他極大地克服了善良與權力之間的相逆性，有一腔推己及人的同情心和民胞物與的憐憫心。在他身上，你幾乎看不到權力的無情、任性和傲慢。正是通過對田福軍形象的塑造，路遙表達了自己對好干部的理解，對1980年代改革開放精神的肯定和贊揚。

一、人情味與尊重人：一個有教養的官員

權力從來就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它意味著責任和犧牲，也意味著榮譽和利益。在異常的政治生態中，權力必然導致人性的扭曲和異化。就像羅素所指出的那樣：“有了統治，必然就有權力不平等的現象；權力最大的人就要不顧普通公民的欲望，而利用手中的權力來發展他們自身的欲望。”7權力一旦掙脫了控馭它的轡頭，那么，它的第一原則就不再是人性原則和道德原則，而是為了滿足自己愿望的赤裸裸的現實原則和功利原則，甚至就是血腥的暴力原則。在這樣的情形下，一個人情味十足的人，往往很難成為權力角斗場上的勝利者。

當然，如果一個行政官員天性善良，恰好又受過良好的家庭影響和人文教育，那么，他就有可能始終保持自己的心性不受扭曲。如果他足夠幸運，他也有可能讓自己避免仕途蹭蹬的命運。田福軍就屬于這種天性善良而又比較幸運的官員。他的仕途雖然也有挫折，但到了關鍵的時候，總能逢兇化吉，遇難呈祥，到最后，竟然順利地當上了省級領導。這在20世紀80年代，也不是十分難解的事情。畢竟，那是一個需要正直、能干的改革型領導的時代。

在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里，作者沒有介紹田福軍童年和少年時代生活的詳情，沒有敘述他的父母如何影響了他的人格和情感，但是，卻在草蛇灰線般的敘述里，隱約地交代了田福軍的成長史，甚至暗示了教育和閱讀對他的深刻影響。

田福軍生于1930年。小時候，他從地主和鄉紳金先生那里，接受了傳統的私塾教育。這位深孚眾望的金先生，“精通孔孟學說，用他的道德文章為村里村外的人做過許多好事。東拉河一帶像他父親那個年齡的人，如果有識字知書者，都是受惠于這位老先生：連赫赫有名的田福軍，也是在金先生膝下完成的啟蒙教育……”8據小說提供的信息，1943年，田福軍13歲的時候，就上了邊區的黃原師范。這就意味著他此前的豁蒙教育，都是在金先生那里完成的，而他所讀的書，應該都是儒家的文化經典和啟蒙讀物。

也許，路遙只是朦朧地意識到，像田福軍這樣的仁者，應該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精神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在儒家的圣人看來，人的善意和愛心，是從內心深處生發出來的，會自然地見之于他的表情和行為，即“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盡心上》）。而人的感情，則會因為同情和不忍之心而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所謂“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孟子·盡心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只有接受了這樣的影響，田福軍才可能有民胞物與、哀矜不忍的情懷，才可能成為一個具有同情心的仁者，就像路遙在《平凡的世界》的敘述語言中所說的那樣：“如果我們是善良的，我們就會普遍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難。”9如果路遙能用學童誦讀詩文和儒家經典的豐富細節，表現鄉塾教育所弘揚的傳統文化與儒家倫理精神的力量和價值，那么，田福軍的形象無疑會更加飽滿，而小說的文化內涵也會更加豐富。路遙的失誤在于，在塑造田福軍形象的時候，他對金老先生這樣的人物，未及深念，一筆帶過，遂使此先生未能像《白鹿原》中的朱先生那樣，成為儒家倫理精神和道德情感的象征。路遙也沒有像陳忠實那樣，對鄉村社會耕讀傳家的儒家傳統抱有足夠多的敬意，并相信它會對底層社會的道德秩序產生巨大的影響，甚至可以培養鄉民子弟的善良心性，可以造就他們的君子人格。

然而，從田福軍的閱讀選擇上，人們依然可以看見傳統的私塾教育對他的深刻影響。正是接受了這種教育，他所喜歡閱讀的書，才是奇崛卓特、千古不磨的經典作品《史記》，而不是別的時髦讀物。小說里這樣寫道：“進窯后，他在書架里摸出一本《史記》，從折頁的地方打開……”10是的，在路遙的文化觀念和敘事意識里，盡管影響一個人精神成長的因素是復雜的，但是，書籍和閱讀無疑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讀書人的觀念和人格，就是在書籍的影響下形成的。一個人讀什么樣的書，就有可能成為什么樣的人。所以，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遙就同時詳細地介紹了田福軍的書架和他的經歷：

這家里的陳設是知識分子型的。三個大書架，兩個是他的——大部分是歷史、政治經濟學書籍，也有一些中外文學名著。另一架是愛云的醫學書籍。田福軍一九四三年十三歲的時候，就上了邊區的黃原師范，以后又在黃原高中部畢業，才參加了工作——當時到西北黨校秘書科當了秘書。一九五○年轉到黃原行署財經委員會當干事，不久又提拔為專署統計科科長。一九五五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學農業統計專業。大學學完后，本來當時的中央農業部要他，但他還是要求回到了黃原地區。在地區，他先后任專署辦公室主任、地委農工部長、地委秘書長兼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之間，他基本上是挨批斗，關牛棚。由于他的經歷，使他養成了看書和愛思考問題的習慣。就是在下鄉的時候，他也要背一掛包書。他常想，讀書多，想的事多，苦惱自然也就多。還不如像他岳父一樣，不讀書，不看報，心里不擱多少事；退休以后，再養一只貓，種幾棵莊稼……他忍不住笑了：他真正要是那樣，恐怕又一天也活不下去了……11

從這段介紹性的文字中，讀者可以比較完整地了解田福軍的行狀、性格與人品。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好學深思，閱讀視野十分開闊。因為愛思考，他就更容易發現問題，也會有更多的苦惱。由于他的知識分子身份，由于他的正直，他必然會受到排擠和打擊，所以，在五六年的時間里，他像許多正直的干部一樣，挨批斗，關牛棚。然而，雖然吃盡苦頭，他仍然不放棄讀書和思考，不放棄做人做事的原則。

當然，田福軍也并不是一個思想家，甚至也不是用批判的眼光觀察現實的人。他的思想的觸須不會伸向歷史的深處，也不會伸向比較遙遠的未來。他只是一個投入巨大的熱情解決當下的現實問題的現實主義者。經歷了長達十年的嚴重動亂和巨大的混亂之后，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到處都要人興廢起敝，到處都要人補苴罅漏。他將自己的注意力全部投向農村和農民。他同情那些哀哀無告的底層人。農民的近乎一無所有的貧窮狀態，他們被饑餓折磨的悲慘情形，使他體驗到了巨大的道德痛苦。對他來講，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是亟需解決的頭等大事。他希望通過政策的調整和變化，徹底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使他們從凍餒的威脅中擺脫出來：

記得文化革命開始時，他剛三十出頭，正是風華茂盛之時——結果這好年華白白地浪費掉了。前幾年雖然恢復了工作，但也等于仍然在油鍋里受煎熬。直到不久前“四人幫”被打倒后，他才好像一下子又變年輕了。只要國家有希望，工作就是把人累死也暢快！他多年來一直處在實際工作中，因此非常清楚十年文化革命所帶來的災難性破壞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朝夕間就消除……當然，眼下最重要的仍然是農民的吃飯問題。現在看來，沒有大的政策變化，這問題照樣解決不了。那么，能解決多少就解決多少，最起碼先不要把人餓死……12

人的衣食和生死，亦即所謂“民生”問題，實乃關天的大事。因而，不陷民于困境和死地，就是從政者應該堅守的最基本的人道主義原則。表面上看，田福軍的這句“不要把人餓死”，似乎就是隨便一說，卑之無甚高論。然而，這卻實在是一句極沉痛的話，包含著極為仁慈的善心。要知道，千百年來，民有菜色，野有餓殍，是屢見不鮮的人道主義災難。

路遙筆下的人物，通常都有很強的家庭觀念。他們愛自己的家人。家常而有親情，也是田福軍情感和性格上很突出的特點。一般來講，優秀的官員常常以把為大家而舍小家當作自己的生活原則。他們的時間和精力大都投放在工作上，而較少顧及自己的家人。田福軍也屬于那種以工作為重的人，但也是一個家庭觀念很重的人。他愛自己的家人，是一個很家常的丈夫和父親。兒子童年多病，動不動就燒到了四十度，還伴著抽風。他和妻子輪流照顧孩子，度過了很多不眠之夜。他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人。孩子長大成人，想起那些情景，“田福軍就會一個人坐在床鋪上眼圈紅半天”。13他愛自己的兒子和女兒，也允許他們充分地表現自己的個性。正因為有他這樣慈愛而寬容的父親，田曉霞的心理才那樣健康，心靈才那樣純潔，情感才像一團火那樣熱烈。

田福軍的人情味，不僅體現在家庭生活上，不僅表現在對孩子的愛心上，而且，還能推己及人，表現在公共生活領域，表現在對他人的態度上。對一個官場上的人來講，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一些手握權力的人，回到家里態度溫和，言語喁喁，譬若春風，然而，一旦進入公共領域，一旦面對陌生人，他們就變成了另外一個樣子——態度粗暴，言語冰冷，仿佛隆冬時一股凜冽的寒風。在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時候，他們唯求嚴苛，絕無寬貸，缺乏最起碼的人情味和同情心。周文龍們就將“工地”當戰場，驅使人們勞動，就像指揮軍人沖鋒陷陣。以軍事化方式組織的勞動，要求戰斗化的作風，故雖在寒冬臘月，節慶假日，也不為之中輟，即便面對婦女和老人，亦不稍加體恤。

為了建設“精神文明”，為了清除生活中的不文明現象，那些缺乏人情味的官員隨意擴大執法邊界，嚴重干涉私人生活。這種貌似文明的管理，不僅極不文明，而且，還缺乏最起碼的現代意識，缺乏對個體人格和個人自由的最起碼的尊重。黃原地區公安處的副處長閻生華，就是這樣一個意識僵化的行政機器：

閻生華見書記有耐心，就趕忙談起了他自己有關精神文明的“想法”。他說：“近來，外面的壞風氣傳到黃原不少。比如，現在街上留長頭發的青年越來越多，流里流氣的，許多老同志都看不慣。我在處里是分管治安的，因此，我想派些人到街上去，勸說這些青年把頭發剪短一些。咱們也不強迫！只是作說服工作……”

田福軍驚訝地張開嘴巴，將這位副處長看了大半天，才說：“你再沒個干的了？管這些事干啥嘛！頭發長短和你公安處有何關系？精神文明不文明，其標志就是頭發長短嗎？”

……

閻生華走后，田福軍想笑，又笑不出來，反而陷入了長久的深思之中。是呀，這個地區經濟文化的落后，造成了人的意識的落后。瞧，我們的生華同志竟然把“精神文明”搞到了何種程度！黃原，需要現代文明的大沖擊——但這只能在經濟大發展的基礎上發生。唉，如果鐵路能通到這里就好了……鐵路！鐵路！14

閻生華認知和行為上的錯誤，就在于他完全沒有尊重公民個人權利的現代意識。他不知道，年青人的發型也許很新異，著裝也許很另類，讓人看上去甚至有點不習慣，不舒服，但是，選擇奇裝異服和另類發型，也是公民的個人權利，甚至可以說，是不容任何人干涉和冒犯的權利。任何人都不能因為“老同志”看不慣，就剝奪青年一代“留長發”的自由和權利。然而，田福軍是懂得這個道理的。他知道行政權力的邊界在哪里，它應該管什么樣的事情，不應該干涉什么樣的事情。他看到了那種蔑視個人自由的“精神文明”的狹隘性和庸俗性。他之所以有這樣的眼界和認識，是因為他對落后的意識和“現代文明”都有認識和了解。當然，在1980年代的認知視野里，田福軍的意識和觀念，也就只能停留在這些一般的層面。他不可能涉及那些根本的問題，也無法回答那些至關重要的核心問題。

那么，一個社會的“精神文明”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呢？現代意識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意識呢？“某些優良傳統”不是“現代意識”嗎？關于這些問題，田福軍沒有談及，也有可能壓根就不曾想過。他將“經濟大發展”看作“現代文明大沖擊”發生的前提條件。這種單一的經濟決定論，雖然也有道理，但卻忽略了一個更關鍵的因素和更實質的問題。他似乎沒有意識到，對一個地區和一個時代的文明進步來講，經濟的發展和現代文明的沖擊，也只是外部力量和必要條件，而不是內部力量和充分條件。一切的器物層面的進步，都屬于外在的進步。也就是說，一個社會的現代意識的形成和現代文明秩序的建立，需要更內在的、根本性的進步和變革，一種涉及到思想、觀念和結構模式的根本性轉換。如果沒有實現這種重要的變革和根本性轉換，那么，那些外在的變化和進步，經濟上的創造和成就，就有可能朝得之而夕失之，而歷史也將按照自己的慣性和惰性，進入到一種“馬孔多式”的循環模式。

不用說，田福軍是時代之子。他身上有著那個時代人們共同的局限。他們的意識還沒有突破狹隘的精神空間。關于人和生活的自然主義屬性，關于人性和人的欲望的復雜性和真實性，他們不可能有深刻的認識和充分的了解。例如，張有智因為自己沒有文憑，不能再被提拔，而情緒低沉，嘖有煩言。這樣的情緒反應，固然說不上高尚，但也是人情之常，然而，田福軍卻為張有智的“心病”感到“震驚”，甚至將這歸咎于“過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被現實所粉碎”。15在面對張有智的時候，他對自己不滿，覺得自己“非常無能”，竟然“連批評朋友的勇氣都鼓不起來”。16然而，無論是田福軍的“震驚”，還是他對自己的不滿，都屬于簡單化的過度反應，缺乏對同僚的感同身受的同情。一個官員心心念念想高升，為自己的仕途中折而心殊怏怏，符合人情之常，實在無足驚怪。因為，正像羅素所說的那樣：“在人的各種無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權力欲與榮譽欲。”17所以，“只有認識到愛好權力是社會事務中重要活動的起因，才能正確地解釋歷史——無論是古代的還是近代的歷史”。18既然如此，對張有智的“心病”，我們就不應該覺得“震驚”，而應該表示理解才對。我們應該感到“震驚”的，不是他對權力的欲望，而是除了權力，他竟然沒有別的愛好和追求，甚至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信仰。

當然，對田福軍這樣的殫精竭慮的改革者，我們無須苛責。每一代人都活在自己時代的陽光下和陰影里。我們自己的清醒的認知和些微的覺悟，也是在時間老人的教鞭下獲得的。這不是多大的光榮，也不值得驕傲。事實上，比起我們的頹唐和無力、迷茫和焦慮，田福軍們心性的單純和善良，他們對未來的自信和激情，也許更值得人們贊賞和羨慕。如果說，“躺平”是一個顯示著內心的焦慮和無力的身體符號，“躺平主義”是一種失去熱情和活力的悲觀的生活哲學，那么，比較起來，田福軍、孫少平和田曉霞們的“行動主義”，則是一種充滿朝氣和希望的積極的生活哲學。無論對個人來講，還是對社會來講，讓自己始終保持向上和向前的變革熱情和行動狀態，都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

二、仁者的憂慮：在大地的褶皺里傾聽與見證

據說，詩人的生活通常由三個“W”組成：酒（wine）、女人（women）和文字（word）。洪業先生認為杜甫的境界完全不同，因為，他的三個“W”是：憂慮（worry）、酒（wine）和文字（word）：“盡管他對美有著深切的欣賞，也包括美麗的女子，但從來沒有證據表明他和女性的關系超過了社會所規定的界限……他為人一貫誠實可敬，無論個人生活還是公共生活都是如此。”19在我看來，路遙也有自己的三個“W”：憂慮（worry）、溫暖（warm）和文字（word）。溫暖（warm）主要是指人情味，是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對人的態度和情感，其中包括個人之間的愛情或友誼，家庭成員之間的親情，或者是對任何一個人的憐憫和同情；文字（word）是指作家要熱愛文字，要在文學語言詩意和美感的追求上，苦心孤詣，力求達到最理想的境界。在這三個憂慮“W”中，憂慮（worry）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概念和問題，很有必要多說幾句。憂慮亦大矣，否則，英國學者弗朗西斯·奧戈爾曼也不會費心勞力，寫了一本小冊子來研究它。

弗朗西斯·奧戈爾曼主要從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來觀察和分析憂慮現象，并對它進行了細致的梳理和精確的界定。他傾向于從個人的角度來觀察和分析憂慮：“憂慮有其內在的精神模式，不能輕易套用到整個國家或全球層面……憂慮的主要特征就是對于未知的未來，或者說，對于存在某些不確定因素的未來的擔憂。”20在他看來，憂慮也是“文學表現的主題和問題”21，但卻只是把它當作一個精神疾病現象。他據此得出這樣一個消極的結論：“憂慮者很難成為世界未來的最佳預言者”。”22從文學角度來看，奧戈爾曼的憂慮理論，固然不乏新意，但是，缺乏開闊的視野和充分的有效性。事實上，詩人和作家的憂慮，是一種極為復雜的情感和心理。它既是內在的焦慮和痛苦，也是外在的復雜而浩茫的心緒；既反映著個人的情感和思想，也關涉著時代、社會、國家甚至人類的境遇和命運。對于偉大的作家來講，他們內心的憂慮，通常是對人和一切生命的不安而溫柔的憐憫，是對全社會的現實處境和未來前景的關念，甚至是一種形而上意義上的憂思和焦慮。楊倫說，《秦州雜詩二十首》首章“為二十首總冒”23；事實上，這首章中的“滿目悲生事”一句，實為杜甫充滿憂慮的現實主義詩歌的“總冒”。杜甫《喜雨》中的“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他的《宿江邊閣》中的“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他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一種偉大的社會性憂慮；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所表現的，《登樓》“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所抒發的，則是在具體的情景里體驗到的窅深的精神憂慮，是在遼闊的空間里和茫遠的時間里表現出來的具有哲學意味的憂慮。杜甫的憂慮，由個人而及于時代和社會，再及于天下和古今，情感豐富，思致遼遠，臻于極偉大之境界，正像明人王嗣奭在評論《述懷》時所說的那樣：“字字俱堪墮淚。”24路遙筆下的憂慮，不像杜甫詩歌中的憂慮那樣多樣和豐富，而且，性質也大為不同。田福軍的憂慮，主要是非常具體的社會性憂慮和現實性憂慮。它更傾向于思慮和擔心，而不是憂愁和痛苦。盡管如此，它也擺脫了個人經驗和個人情感的狹隘性，顯示出一種溫暖的人情味和難得的仁愛情懷。

是的，田福軍的憂慮，像杜甫的憂慮一樣，是仁愛情感的一種體現。仁愛是高級形態的善，也是詩人和作家身上最重要的品質。一個懂得仁愛的價值的人，并且努力在自己的行為中體現善的原則的人，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才有可能成為真正偉大的詩人和作家。就像毛姆所說的那樣：“仁愛是‘善’中更好的那一部分。它為善所包含的那些較為嚴厲的特質加上了一層慈悲的光彩，使得我們踐行自我控制和自我節制、耐心、紀律和寬容這些較小的美德變得稍微不那么困難了一些，而這些美德都是‘善’當中消極而又不那么令人興奮的元素。”25事實上，真正偉大的仁愛，不僅使個人的行為更加符合道德規范，而且，它還使人將自己的同情心積極地向外投射，從而使他產生一種對人的現實境遇和未來命運的含著愛和關心的憂慮。

一般來講，權力往往會使人驕傲和自負。不僅如此，它還會使人產生一種嚴重的錯覺，那就是，權力的全部職責，就是懷著高度的戒心來控制人和驅使人。它本能地將嚴厲和無情，當作一種正當的態度和行為。它更傾向于懷疑人和敵視人，而不是信任人和親近人。冷漠是它的第一天性，因而，它總是對他者的痛苦和不幸視若無睹，置若罔聞。在異常的情況下，那些“阿旨順情，唯唯茍過”的官員，只是小心翼翼地對上負責，而不是盡心盡力地對下負責。他們就像司馬遷在《萬石張叔列傳》中所諷刺的“篤行君子”石奮父子、衛綰和張歐一樣，或“醇謹而已”，或“忠實無他腸”，只知道亦步亦趨，照章辦事，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們與底層社會是隔絕的，與底層的民眾是隔膜的。

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遙尖銳地批評了那些沒心沒肝、尸位素餐的干部。他們從來不曾光顧過自己治下的“死角”：“據《黃原報》的一則消息報道，某縣一個偏僻村莊的幾十戶人家，竟然沒有一個人見過鐘表！此種落后狀況，恐怕讓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的居民們都會大為驚訝的。不用說，這樣的村莊，別說縣里的干部，就是公社干部，通常也從不去踏個腳蹤……”一方面，是農村社會的可怕的落后，是底層農民的可怕的貧窮，另一方面，卻是干部們的漠視和瀆職。兩者的對照，簡直令人心寒和震驚。

然而，田福軍卻是完全不同的人。他打算走遍所有那些隱藏在“褶皺”里的村子，親眼看看那些幾乎被完全遺忘的人們，到底過著什么樣的生活：“一個星期以來，田福軍已經走過三個這樣的‘死角’村子了。他不是專門來這些地方解決問題的，而是自己臨時決定進行這次不在原工作計劃內的造訪。”26他不僅有頭腦，有冷靜的理性意識，而且，還有仁愛的情懷，有一副扶危濟困的熱心腸。他的內心充滿對他人的不忍和對生活的憂慮。他對石圪節公社的領導白明川說：“盡管我們都是些普通人，無法改變我們國家的局面，但我們應該有一雙分辨黑白的眼睛，有一顆能嚴肅思考我們國家命運的頭腦……你感覺到的問題，任何一個有頭腦，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感覺到的。這不是我們幾個人的憂慮，而是全中國人民的憂慮……”27要解決問題，就得先了解問題。他把了解底層民眾的生存現狀，當作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只有真確地掌握了實際情況，了解了民眾的需要和愿望，所制定的政策才有針對性，才不會瞎指揮和亂作為。

田福軍所看到的農民的生活狀況，簡直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路遙借賀秀蓮的眼睛，看見了孫少安家的貧窮，一種“已經窮到了骨頭上”的貧窮：“頓頓飯都是黑豆高粱稀湯。過一兩天，才蒸一鍋高粱面饃——這就算改善生活。能在喝稀飯的時候吃兩個黑面饃，簡直就是奢侈。”28然而，田福軍在原西縣的褶皺間所看到的慘狀，實有過于此：

已經看過的三個村子，情況十分令人震驚。缺吃少穿是普遍現象。有些十七八歲的大姑娘，衣服都不能遮住羞丑。一些很容易治愈的常見病長期折磨著人；嚴重一些的病人就睡在不鋪席片的光土炕上等死。晚上很少有點起燈的家戶；天一黑，人們就封門閉戶睡了覺。野狼如入無人之境，跳進羊圈任意啃咬，也沒人敢出來打攆——據說這里的狼早不把人放在眼里了。沒有什么人洗臉，更不要說其他方面的衛生條件了。大部分人家除過一點維持活命的東西外，幾乎都一貧如洗。有的家戶窮得連鹽都吃不起，就在廁所的墻根下掃些觀音土調進飯里……29

在這令人傷心慘目的生活圖景里，人們看到的是一種近乎原始的生活狀態。這些生活在大山的褶皺里的人所體驗到的痛苦，是人的基本的物質需要和安全需要得不到滿足的痛苦。在很長的時間里，沒有幾個中國當代作家下過這樣的田野調查的功夫，也沒有幾個作家注意到這樣一群人的存在；同樣，在中國當代小說的敘事中，你也就很難看見這些真實的生活圖景。如果沒有路遙，我們就不可能知道，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竟然有人窮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程度，竟然窮到了用觀音土來代替食鹽的程度。梁啟超在《情圣杜甫》中高度評價杜甫充滿憂慮的現實主義詩歌，認為他的詩集里占1/4比例的“對于時事痛哭流涕的作品”，“不惟在文學上有價值，而且史料上有絕大價值……內中價值最大者，在能確實描寫出社會狀況，及能確實謳吟出時代心理”。30路遙的小說中的那些近乎“實錄”性的章節，也有同樣的“絕大價值”，而那些描寫真實情景的細節和畫面，則有助于人們看見真實的“社會狀況”和“時代心理”。事實上，在《平凡的世界》里，這種悲慘而真實的生活圖景，可謂所在多有，簡直令人怵目驚心。小說中，路遙不是用籠統的敘述，而是用具體而細致的描寫，揭示了農民貧窮至極的生活狀況。

田福軍進了這老漢家，看見炕上睡著一個老婆婆，已經餓得奄奄一息了。他彎下腰問話，這老婆婆連眼皮都抬不起來，更沒力氣給他回答。在窯墻根下，還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合住眼靠墻坐著，臉上已經成了青黃色。她見來了生人，勉強用手托著墻站起來，絕望地望著他。

田福軍目睹這慘狀，淚水洶涌般從眼睛里淌出來了。他哽咽著，狠狠揪著隊長的肩膀，說：“快去盤糧食！”

隊長愚蠢地囁嚅說：“公社和大隊領導不放給他們分糧，我……”

“混蛋！”有教養的田福軍忍不住破口大罵。他一把扯住隊長的衣服，拉著他即刻就去盤糧食。

當田福軍和隊長一人扛一口袋糧食回來時，這一家三口人都爬蜒著跪在門口，哭成了一堆……

三天以后，遵照田福軍的指示，后子頭公社把二十幾個大隊書記都召集在了公社來開會。

會議一開始，田福軍劈頭就問：“你們哪個隊有斷了糧的家戶？有多少戶？缺多少糧？”

他的問話剛完，許多支部書記都哭開了。他們紛紛敘說各自隊里的不幸狀況。看來除過個別村，大部分村子都有許多缺糧戶；有的只能維持一兩個月，有的當下就揭不開鍋了。

問題相當嚴重。如果不能及時解決，后子頭公社今年可能要餓死不少人。不是說這些隊沒一顆糧食。所有的大隊都有“戰備糧”。但這些糧食是準備未來打仗吃的；上面規定，任何情況下都不準動用——動用這糧食就等于犯法！

此刻，田福軍無法顧及個人的后果——他不能看著把人餓死。他當即決定，立即打開各隊的糧庫，盡快把糧食分發給缺糧戶。戰備糧空缺下的數目，以后逐漸再補上——這樣就可以看作是借糧，而不是分糧。反正不管怎樣，他已經嚴重違犯了禁令。他想，為此就是把他押到法庭上，他也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辯護……31

顯然，在路遙筆下，中國農民奄奄待斃的悲慘情形，已經不能用一般意義上的貧窮來形容了。因為，它已經不是尋常的貧窮狀態，而是被死神緊緊攫住的無助而絕望的可怕狀態。令人悲哀的是，這不是客觀情勢下的自然災難，而是人謀不臧造成的社會災難。印度學者阿比吉特·班納吉和法國學者埃斯特·迪弗洛在他們合著的《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貧窮》一書中說：“至少就食品儲量來說，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世界有能力讓每一個人都吃飽飯……饑餓的確存在于當今世界，但只是人類食物分配方式的一種結果。絕對的食物匱乏并不存在。”32可見，問題的癥結，在此不在彼。一邊是用浪漫主義話語營造出來的幸福圖景，一邊是衣不蔽體、分不清男女的孩子們；一邊是快要餓死的人們，一邊是近在身邊的“備戰糧”。面對這樣的情景，田福軍淚水奪眶而出的痛苦感受，就不是詩人式的脆弱和矯情，而是一個仁者面對巨大苦難和不幸的正常反應。最為難得的，是他迅速采取了承受著巨大壓力的救助措施——打開“備戰”糧倉賑災。要知道，在隨時準備打仗的戰爭動員模式下，任何動用“備戰糧”的行為，都意味著可怕的政治后果，甚至意味著嚴厲的法律懲罰。

然而，在很長的時間里，中國當代文學敘事作品卻熱衷于將貧窮倫理化和詩意化。貧窮不僅是道德上的光榮，還被夸張地理解為一種積極的精神力量。它能對人進行精神改造和道德塑造，能使人獲得新的氣質和性格。在《創業史》里，一群底層的莊稼人，就因為共同的貧窮境遇，而成為人格和精神上完全趨同的人：“盡管父母的血液和童年的環境，給了他們不同的氣質和性格，但貧窮給了他們同一個思想、感情和氣度。這使得二十幾個人坐在那里，如同一個人一樣，淳樸的頭腦里，進行同一種思索，心情上活動著同一種感受。”33顯然，這是試圖在生存的意義上擺脫貧窮的意識，同時，又是在道德的意義上贊美貧窮的意識。然而，在《平凡的世界》里，就不再有這種矛盾的情形。因為，無論對作者路遙來講，還是對孫少安和孫少平來講，貧窮就是貧窮，就是一種只會讓人覺得屈辱、自卑和痛苦的消極現象。也就是說，貧窮實實在在就是人們的痛苦之源，就是農民生存意義上的敵人。正因為這樣，孫少平、孫少安和田福軍們的奮斗目標，就是通過自由的勞動，擺脫可怕的貧窮和饑餓，擺脫貧窮帶給人們的自卑和屈辱，帶給人們的精神折磨和心理痛苦。

極端的貧窮不是由一種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違反勞動規律的勞動方式，就是造成農民赤貧狀態的原因之一。與農民的貧窮狀態構成直接因果關系的，是他們的完全被動的、近乎苦役的勞動方式。這是一種用極端非理性的方式組織起來的高強度的勞動。它像是為了勞動而讓人勞動。它的最終目的，似乎不是為了生產糧食，而是為了讓人們承受勞動本身的壓力和考驗。近乎荒謬的盲目性甚至無目的性，成了極端化勞動的基本性質。這樣的勞動理念和勞動組織方式，必然導致嚴重的混亂和后果。直到1976年的年初，黃原地區農村的農業勞動，仍然深陷嚴重違反自然規律和生產規律的混亂狀態。

黃土高原的元月，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氣溫通常都在-20℃，最低可達-31℃甚至-32℃。千百年來，人們都懂得“使民以時”的道理，所以，在秋收冬藏之后，農民就進入了恢復體力的休息階段，頂多在室內干一些雜活。然而，那些完全不顧農業生產規律的唯意志論者，卻在極度寒冷的氣候條件下，生生地把農民當作“愚公”，生生地把他們驅趕到天寒地凍的工地上，強令他們像“大寨人”那樣“戰天斗地”。路遙用含著反諷與不滿的調性寫道：“他們有時一個人一天吃不到一斤糧食，更不要說肉了；拿著和古代老祖先們差不多的原始工具，單衣薄裳，靠自己的體溫和汗水來抵御寒冷……就這樣，一锨锨一镢镢地倒騰著山河！”34元月二日，田福軍和另一位縣革委會副主任張有智一起坐著吉普車，到原西縣的兩個基建先進公社檢查工作。然而，他所看到的“新生事物”，卻令他目瞪口呆，怒不可遏。

由于非人的勞動太過艱苦，很多農民忍受不了，開始抵抗，從工地上逃走了。公社主任周文龍便像杜甫筆下的石壕吏一樣，帶著“民兵小分隊”去“捉人”了。《石壕吏》所述之事，發生于天下多故、四郊多壘的戰爭情勢下，因而，多多少少有一種不得已的性質；而周文龍們卻是在“草木亦欣然”的和平時期，將原本寧靜的田間地頭，搞得雞犬不寧。石壕吏僅僅用“一何怒”的聲音來恐嚇老婦，周文龍們卻不僅吼聲如雷，還輔之以雷霆手段。那些被抓回來的農民，被當作“階級斗爭”的對象，受到了極為酷虐的懲罰：“讓一個人干幾個人的活，民兵小分隊拿槍照看著，也不給勞動報酬”；“動不動就把人捆起來，還給人上刑法”。看到來視察工作的田福軍，農民們像看到大救星，紛紛哀訴自己的不幸：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這兩個“青天”告狀，說他們如何吃不飽飯；如何勞累——白天干一天，晚上還要夜戰，睡覺時間只有四、五個鐘頭，還又餓得睡不著！那些被釋放的“犯人”更是像謝救命恩人一樣撲到田福軍和張有智跟前來，五十多個人沒有一個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紀的老漢，一邊哭著，一邊還挽起袖子讓他倆看胳膊上繩子勒下的黑血印。這老漢說著哭著，一撲踏跪在了他倆的面前，慌得田福軍和張有智趕緊扶起他……35

在這里，勞動者被當作純粹的工具。他們的人格得不到最起碼的尊重，他們的健康得不到最起碼的保障。為了爭“先進”，為了獲得上級的贊賞和表揚，他們已經喪失了人對人應有的不忍之心和憐憫之情。在田福軍的樸素的人道主義意識里，人就是人，而不是工具。即便是農民，也是能感受到疼痛的血肉之軀，也是需要被別人尊重的有著人格尊嚴的人。所以，他反對“用棍棒和槍桿子來維持先進”36，他反對一切折磨人和不尊重人的做法。

在20世紀80年代，“現實主義過時論”是很多人喜歡唱的“時調”。一些作家更喜歡沉浸于玩弄技巧和表現抽象觀念的現代主義狂歡。然而，路遙卻大不以為然。在他看來，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遠遠沒有成熟，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時代也遠遠沒有開始。他所理解的現實主義，就是那種充滿仁愛與憂慮的現實主義，就是那種能深入到大地的褶皺里，去傾聽底層人哀訴的現實主義，去見證他們的痛苦和不幸的現實主義。他通過對田福軍形象的塑造，實踐了他的現實主義文學理念，體現了文學傾聽和見證的責任與使命。路遙的樸素而不乏詩意的小說，他的充滿愛的熱情和善的情懷的《平凡的世界》，就是那種真正的傾聽和見證的現實主義文學。

三、務實精神和數字的力量

田福軍是一個務實的人。在他身上，很少看到華而不實的東西，也很少看到那種詩人式的激情和狂熱。他對擺在自己面前的具體事務更感興趣，也只為那些百廢待舉的事情而焦慮。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解決那些與民生相關的迫切的現實問題上。就此而言，他無疑是一個合格的干部和政治家。

那么，什么才是政治家身上最重要的品質和修養呢？尊重事實的客觀性傾向，踏踏實實的務實精神，一絲不茍的認真態度，警惕主觀性沖動的內在自覺，這些，就是政治家身上最可寶貴的品質和修養。奧登說：“所有詩人都喜歡爆炸、雷暴、颶風、火災、廢墟以及令人震撼的屠殺場景。對于一名政治家而言，詩性想象絕不是一種可取的品質。”37為什么詩性想象不能成為政治家的可取品質呢？因為，政治不是政治家的私人事務，而是與大眾的福祉密切相關的公共事務；不是一個人的虛幻的想象和浪漫的抒情，而是與所有人的福祉密切相關的極為嚴肅的工作，是要切切實實地解決一個又一個棘手的現實問題。詩是個體性格和特殊情感的感性化表現，而政治則是社會性格和普遍情感的理性化體現；詩是個人興趣、情緒和愿望的表現，而政治則是所有公民的利益、愿望和理想的體現，因而，健全的政治必然強烈地反對那種極度浪漫的自我中心主義傾向，排斥一切任性而夸張的非理性抒情沖動。任何個人的充滿詩意而又不切實際的主觀想象和烏托邦意圖，都可能給全社會和全體公民造成巨大的災難和痛苦。

也就是說，詩人是一群很容易被情緒性和主觀性主宰的人。一旦讓他們成為處理實際事務的人，人們的生活就有可能被推入被浪漫主義的迷霧籠罩的深淵，那些盲從的青年就有可能被引入“鋪滿鮮花的歧路”。所以，奧登最終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戰爭或革命時期，詩人可以出色地擔任游擊隊戰士或間諜，但不太可能成為優秀的士兵或和平時期議會委員會中盡職的委員。”38事實上，一般來講，詩人和藝術家確實很難成為稱職的政治家。馬可·奧勒留是哲學家，而不是詩人；喬治·華盛頓是莊園主，而不是詩人；溫斯頓·丘吉爾是歷史學家，而不是詩人。他們都算得上是合格的政治家。學者的理性精神和農人的務實態度成全了他們的事業。李璟和李煜父子是第一流的詩人；宋徽宗趙佶是第一流的藝術家；希特勒是三流水平的藝術家；戈培爾熟讀莎士比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研究過托爾斯泰和阿爾布雷希特·丟勒的作品；蔑視科學和“敵都市”的卡扎菲，則是一位傲慢而又拙劣的小說家。他們都算不得合格的政治家。他們身上的詩人性格和藝術家氣質嚴重地妨礙了他們的事業。

戈培爾就是一個藝術氣質很濃的人。他是呼吸著文學和藝術的空氣長大的。他接受《群魔》中沙托夫關于“一直不明和無法解釋”的、“命令性和強制性的力量”的觀點39；他缺乏最起碼的現實感，始終沉浸在自己用想象制造出來的幻覺里，以至于在希特勒、自己的妻子瑪格達·戈培爾和六個孩子都自殺之后，在蘇軍的坦克洶洶然抵近柏林市中心的時候，“他仍舊沒有放棄對奇跡的希望，一再詢問著戰局”40。希特勒也熱愛藝術，曾經將成為藝術家當作自己的夢想。他一生最崇拜的人，就是音樂家瓦格納。他將瓦格納當作自己心中的“偉大模范”：“希特勒最愛讀的就是瓦格納的政治著作，而毫無疑問，其浮夸的風格也影響到了希特勒自己的遣詞造句。”41希特勒說，要了解我，就得先了解瓦格納。他簡直就是瓦格納的精神之子：“他們兩人的情緒都暴躁不穩：時而抑郁時而亢奮……他們是上演華麗欺詐的大師……兩人都有克制不住的欲望，想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插一腳；兩個人一生都在不停地證明自己，想讓世界為他們的多才多藝嘆服。”42最終，戈培爾和希特勒都實現了自己的愿望——前者成了帶點藝術氣質的沙托夫，后者則成了政治領域的瓦格納。然而，無論戈培爾還是希特勒，都不是第一流的藝術家，更不是真正偉大的政治家。他們是喜歡高唱浪漫主義狂想曲的精神怪胎。他們似乎什么都懂，其實什么都不懂。他們極其傲慢地蔑視事實和真理，連那些最基本的生活常識和政治常識都沒有搞明白。他們缺乏優秀的政治家身上的謙卑態度、包容氣度、理性意識和樸實作風。

是的，政治家與詩人需要具備完全不同的素質和修養。前者的現實主義的實干家的求實精神，與后者的浪漫的藝術氣質和詩人做派，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如果說，尊重客觀事實，辦事務求實效，是政治家身上最可寶貴的品質，那么，不羈的主觀任意性，華而不實的作風，貪大求多的虛蹈，就是那些握有巨大權力的人身上最要不得的性格和品質。然而，一個浪漫主義的詩人政治家，通常就是任性的主觀主義者。

田福軍雖然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但他不是詩人，也沒有多少藝術家氣質。在他身上，幾乎看不到那種浪漫的激情和狂熱的沖動。他偶爾也會跟黑白這樣的作家談談文學，但是，他的著眼點，不在文學和詩，而在具體的現實問題。他對作家“不能超越時代的局限”抱著理解的態度，甚至認為將來的讀者仍然要讀黑白的《太陽正當頭》這樣的作品。他不知道，真正偉大的作家從來就不是精神視野低于自己時代的人，而是有著過人的勇氣、思想和超越能力的人；他不知道，黑白這樣的作家之所以沒有寫出超越時代局限的作品，就在于他們被狂熱的主觀傾向和浪漫激情所主宰，而不是按照生活真實的樣子和真正的現實主義原則來寫作。當然，田福軍是一個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自己是文學上的外行，“根本吃不了那碗飯”43。他明智地保持了與詩的距離。他沒有被詩人的火焰灼傷。事實無情地證明，當詩人傲慢地宣布“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 的總量”的時候，當他們狂熱地宣布“時間開始了”的時候，通常就是詩的火焰灼傷自己和別人的時候，就是巨大的苦難開始的時候。葉賽寧用低沉的調性抒情，然而，1925年12月28日，他自殺了；馬雅可夫斯基在《致謝爾蓋·葉賽寧》中批評死去的詩人：“你該用/階級/代替名士生活，/階級影響了你，/就不至于動肝火。”44然而，他那高聳入云的詩的階梯，也沒有幫助他躲過葉賽寧的命運——僅僅過了四年多，1930年4月14日，用高昂的調性抒情的馬雅可夫斯基，也自殺了。

農民式的務實精神，是田福軍身上最突出的品質和特點。一切夸大的、形式主義的做派，他都本能地反感和抵觸。他“不是理論家，他的認識是大半生實際工作的經驗所得”；他這樣表達了自己對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的理解：“社會主義不是一個空洞而美麗的口號，也不是意味著在貧窮面前人人平等，要窮大家一起窮；社會主義首先應該極大地發展生產力，以此證明自己比別的制度優越；否則，就無力對歷史作出回答。”45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雖然是時代流行觀念的反映，但也反映著他自己務實的性格。對他來講，那種用“空洞而美麗的口號”包裝出來的社會主義，就是大家都一起貧窮的社會主義，就是生產力低下的社會主義，因而，本質上是一種虛假的社會主義。

然而，田福軍同時代的許多干部，卻缺乏這樣的務實精神和樸實態度。他們屬于“跟跟派”，喜歡“空洞而美麗的口號”，喜歡做華而不實的表面文章。原西縣革委會的主任馮世寬就順應形勢，緊跟潮流。他甚至會為了顏色而選擇播種的莊稼。本來，在黃原地區，本地的谷子就是農民長期種植的高產作物，然而，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馮世寬看見大寨漫山遍野種高粱，于是，便有樣學樣，亦步亦趨，堅持讓川道地區也種這種紅色的莊稼。事實上，高粱處于糧食等級的低端，不僅口感不好，而且，營養價值也沒有谷子高，通常是給牲口做飼料的。在人們營養嚴重不良的情勢下，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大面積播種高粱這種低品質的粗糧。

馮世寬是一個不是詩人的詩人，或者說，是一個反詩的詩人。他用時代的火焰點燃自己的激情。他試圖把人們的正常生活扭曲成他荒唐而乏味的詩句。1975年，馮世寬在全縣大搞賽詩、賽歌、賽唱革命樣板戲的運動：“要全縣每個大隊除過自己隊搞這‘三賽’外，還要抽十個男青年，十個女青年，十個老頭和十個老婆集中到公社賽。公社賽完，每個公社再選拔四十個男青年，四十個女青年，四十個老頭和四十個老婆到縣上來賽。”46田福軍覺得這種搞法太過分，并不贊成。面對這種荒唐的事情，他簡直束手無策：“他沒有辦法制止這種荒唐的做法。豈止是這種事哩！目前多少事使他在內心里充滿了痛苦！但他是共產黨員，而且是一個縣的領導人，他也不得不做他反感的許多事！什么叫痛苦啊？這就叫痛苦……”47田福軍的狂熱的同僚指責他得了“政治幼稚病”。他想有所作為，但卻無能為力。在一個政治浪漫主義時代，詩情比現實更迷人，狂熱比理性更美麗。所以，田福軍這個務實的現實主義者，不僅很難被賞識，而且，必然要被冷待。

中央領導高老，準備回到故鄉黃原地區來視察，想跟原西縣的老紅軍和老赤衛隊員開一個座談會。這讓黃原地區的領導很是緊張。因為，老區的普通民眾日子難乎為繼，那些老紅軍和老赤衛隊員的生活狀況也“并不美氣，有的甚至非常貧困。弄不好，這個座談會要開成訴苦會”。48于是，黃原地區革委會主任苗凱和原西縣革委會的主任馮世寬商量了一個對策，準備把這些老革命集中起來，給他們換身新衣服。總之，他們的任務和目標就是讓高老“高興而來，滿意而去”。但是，這種弄虛作假的事情，讓田福軍非常不滿，很難接受：“田福軍胳膊肘放在桌子上，兩只手使勁地交叉握在一起，眉頭子中間挽結著一顆疙瘩。”他無法煞有介事地配合他們演戲。于是，他終于發出了抗議的聲音：

“我說點看法，”田福軍打破沉默，眼睛掃視了一下苗凱和馮世寬，“高老這次回故鄉來，我們當然要在各方面做好接待工作。至于高老要召集的這個老戰士座談會，我理解他是搞調查研究，是搞工作；他要知道的正是實際情況，而我們這樣公然地弄虛作假，欺下瞞上，就不僅是犯錯誤，而且是犯罪！”49

從為官之道來看，田福軍顯然屬于那種不識時務的人。他不知道，他這種較真的話，雖然符合真理和民意，但卻會觸犯“規矩”和引發“官怒”；他不知道，有的時候，虛假而浩大的場面，就意味著對權力的崇拜和尊重，而官僚主義的表面文章，則會讓所有人皆大歡喜。

田福軍管不了那么多。他的熱情和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真相和事實上，集中在那些與農民的根本利益密切相關的事情上。他寧愿相信自己看到的，而不是聽到的；寧愿相信現實中的，而不是書本上的。根據切實的觀察，他發現農村的大轟大嗡的集體生產方式，是一種嚴重低效的勞動組織方式，而責任制的個體勞動則可以極大地激發勞動者的熱情和責任心，至于那種強制性的集體勞動，不僅生產效果低下，而且，還嚴重地傷害了勞動者的尊嚴和自由。難怪他會對著省委書記喬伯年，沖口說出“奴隸社會也是集體生產”50的話。然而，正是他的這種充滿現實感的銳利和改革精神，贏得了厲行改革開放的上級領導的好感和信任，并被迅速調到黃原地區擔任專員。

調到黃原地區之后，田福軍便鼓勵人們接受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評論員文章所提倡的“實踐檢驗真理”的認識方法，接受新的生產方式，準備實行包產到戶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他看來，“從根本上說，像黃原這樣的貧困山區，如果不砸爛大鍋飯，實行生產責任制，就不可能找到另外的出路”51。實行“大包干”之后，本地區的農業生產發生了立竿見影的巨大變化。由于利益目標的吸引，人們的勞動積極性空前高漲。農民用心地營務自己的莊稼。他們的汗水得到了上天慷慨的報償。他們靠著自己的雙手，第一次奇跡般地解決了自己的吃飯問題。

精確是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品質。現實主義作家喜歡用精確的方式甚至喜歡用數字來表達自己的觀察、體驗和判斷。人們但知杜甫是熱情的，卻不知他是精細的；若無偉大的情感便無杜詩，若無精細的描寫亦無杜詩。葉夢得是懂杜詩的，所以，他對《水檻遣心二首》中的“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兩句，嘆賞不已，細加分析，稱贊杜甫的描寫“精微至此”52。精確的數字化表述，是杜詩中常見的修辭。《又呈吳郎》耐心而細致地向收信人囑咐：“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居住在西，無食無兒，孤身一人——所有這些關于方位和生活狀況的精確信息，在顯示著仁者的體貼和周到，字字包含著無量的同情和憐憫，自有其無可替代的修辭作用和不可低估的抒情力量。《題桃樹》里說：“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這桃樹的數字是明確的：不是模糊的三四株，也不是籠統的六七株，而是介于四與六之間的那個具體的數字。《述懷》中說：“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后。”寄書的次數和經歷的時間，清清楚楚，毫不含混。《石壕吏》述三男戍鄴城，幸存者一而戰死者二；而室中存者，實有四焉：或在乳下，或無完裙，或年老而力衰，以吏之所求觀之，實近“無人”。《無家別》里也有精確的數字化表達：“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杜工部記人敘事，歷歷在目，皆可指數，使人讀之而感動，信之而不疑，歷久而不忘。

托爾斯泰也很喜歡數字化的精確表達。1893年3月，他用百分比來說明那些偉大的俄羅斯作家的作用和貢獻：“要知道，如果用百分比來表示俄國作家的作用，那么普希金應占30％，果戈理——20％，屠格涅夫——10％，格里戈羅維奇及其余的作家約占20％，剩下的都要歸于赫爾岑了。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他深邃、卓越而敏銳。”53在小說敘事中，托爾斯泰也會讓自己的人物算賬。他竟然用了將近兩頁的篇幅，讓伏倫斯基一筆一筆地處理自己的財務。54他也細致地描寫了列文在莫斯科如何計算“種種開支”：“這些毫無意義但又必不可省的制服，抵得上整個夏季雇兩個工人的代價，也就是說從復活節到四齋旬之間的三百個勞動日，而且每天都干重活。但是兌開第二張一百盧布鈔票——為了請親戚吃飯，買了二十八盧布的酒菜——雖然也使列文想到，二十八盧布等于農民千辛萬苦刈割、捆扎、脫粒、簸揚、包裝好的九石燕麥的代價，但畢竟要容易些了……長期以來他咬定價格的黑麥，每石也比一個月前少買了五十戈比。照這樣下去，過不了一年就非負債不可——這樣的盤算也起不了什么作用。”55正是通過這些精確的數字表述，托爾斯泰讓讀者看見了列文認真的生活態度，也讓他們在借著數字呈現的尖銳對照中，清晰地看見了莫斯科的貴族生活的奢靡，看見了農民階層生活的貧窮與困窘。

路遙也喜歡用精確的數字來表達自己的計劃，來顯示人物對自己工作的熟悉和認真。在創作《平凡的世界》的時候，路遙對自己的寫作進度有嚴格的安排，對每天的寫作量，甚至有數字化的精確要求。他把自己的這股認真勁兒，放到了筆下人物身上。孫少安就很喜歡算賬。秀蓮想箍新窯，少安就開始“思量花費”，很用心地算了一筆賬：“就說箍三孔磚窯吧，除過自己的磚不算，每孔窯最少得六個大工；每個大工又得四個小工侍候。三六十八個大工，四六二十四個小工；每個大工五元工錢，每個小工二元工錢，光這項就得一百三十八元。每架門窗從買木料到手工得一百五十元；三架門窗四百五十元。白灰五千斤，每斤二分錢，得用一百元。人均一天三斤糧，總共得六袋面粉；每袋議價十六元，也得用一百來元。還有煙、酒和其他費用……我的天！這把他手頭的錢花干也不夠。”56這種數字化的描寫，既顯示了人物的細心的性格，也強化了小說的真實性。一個如此細心的人，一定是能成事的人；一個會如此精確算賬的人物，你還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是有血有肉的真實人物呢？

同樣，田福軍也對數字非常敏感。算賬已經成了田福軍的習慣。他喜歡用精確的數據來說話。他更相信客觀的數字，而不是主觀的想象。他的細致而客觀的務實精神，鮮明地體現在對數字的敏感上，體現在對精確性的要求上。數字不僅使他的工作井井有條，目標明確可見，還使他的建議具有切實的可行性和強大的說服力。

卻說，孫少安到石圪節趕集的時候，聽說安徽農民已經搞了承包責任制。他就聞風而動，領著雙水村大隊第一生產隊的社員，試著搞起了生產組承包責任制。他的大膽探索讓大隊的當家人田福堂震驚和憤怒，讓公社的兩位主任驚呆了，也讓原西縣革委會“炸了”。縣革委會主任馮世寬對這一事件嚴肅地進行了“批判”，并立即發出指示，要各公社“立即制止，狠狠批判，嚴厲打擊”。副主任李登云和馬國雄也支持馮世寬的意見。

然而，田福軍卻同情那些渴望勞動自由的農民，支持孫少安在自己的生產隊搞探索和改革。他不同意匆忙處理，建議先由縣、社、隊組成一個聯合調查組，把事情調查清楚，再作結論：“田福軍由這個問題，轉而很沉痛地論述了全縣的農業生產情況。他大膽地指出，他們村子出現的這個情況，也許能反映了全縣農民的一種情緒。孫少安的這種做法是否正確，可以討論；但目前農村既然已經貧困至極，人們就得想辦法維持自己的生存。”接下來，他就用確鑿的事實和具體的數字，來說明農村經濟的嚴重危機和農民生活的可怕困境，進而說服自己的同僚接受生產模式的改革和轉換：

作為管農業的副主任，田福軍立刻給常委們擺出了一攤數字：一九五三年全縣人均生產糧九百斤，而去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從五八年到七七年的二十年間，有十六個年頭社員平均口糧都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僅有三百一十五斤，而其中三百斤以下的就有二百四十一個大隊、四萬一千多人，占全縣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九四九年人均生產油品九斤二兩，去年下降為一斤九兩……社員收入低微、負債累累，缺吃少穿。勞動日值只有二三角錢，每戶平均現金收入只有三四十元。超支欠款的達二千三百戶。去年國家貸款金額近一千萬元，人均欠款五十多元。社員欠集體儲備糧一千三百多萬斤，相當于全縣近一年的征購任務……

田福軍羅列完這些數字后，痛心地說：“我們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據地，建國已經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經二十年了，我們不僅沒有使農民富起來，反而連吃飯都成了問題……”

田福軍發完言后，常委們都沉默了。57

客觀而準確的數字，具有無可辯駁的神奇力量。它用冷靜的語調說服人。它是真相的盟友，是謊言的敵人。一旦人們用客觀的數字和精確的推算來說明問題，那么，那些體現著任性的主觀意志和主觀意圖的政策，立即就會失去它的威信和力量，而那些僅僅靠漂亮而空洞的口號包裝出來的西洋景，瞬間就會被拆穿。田福軍用數字使那些硁守教條的“常委們”沉默了。沉默就意味著改變的可能。正是在這些由數字表述的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人們將勇敢地選擇解放生產力的農村生產方式改革。

面對現實，如果沒有可以用數字描述的可靠認知，就不會有可靠的判斷和科學的決策。田福軍對黃原地區的產業結構了然于胸。他要著手擴大和發展工業基礎。他用數字描繪了石油和煤礦等產業未來發展前景：

石油原產八萬噸，不久前開始新建一座十五萬噸的煉油廠。經過和中央化工部以及省上的有關部門周旋，三年內石油利潤可以不上繳，自己花；一年幾百萬元，這對于全區幾年后實現財政自給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款項。

另外，上個月他曾和專員呼正文坐飛機到北京路了一趟，與煤炭部進行了一番友好而艱難的談判，最后終于簽訂了合同，在原南縣建立一個年產二十一萬噸的煤礦；由國家投資，黃原地區包建。58

從這些數字，人們可以看見一個具有新的經濟意識的地方干部。在他的充滿現實感的認識里，單憑傳統的經濟模式和組織方式，不可能徹底改變本地區的經濟狀況。所以，在當時的情勢下，地方政府也有必要打破境界結構的縱向關系的壁壘，有必要與中央和化工部和石油部等相關部委積極溝通，從那些完全由中央部委專營的地方資源里，獲取自己應得的經濟利益，從而拓寬自己經濟發展的空間，增強地區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

總之，田福軍是一個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的知識分子干部。他的內心不僅有古代仁者的哀矜和不忍，也有尊重個人個性和生活方式的現代意識。他同情底層農民的痛苦和不幸，時刻縈懷的問題，就是如何幫助他們從被動的勞動模式和可怕的貧窮中擺脫出來。作為行政人員，他身上最可寶貴的品質和德性，就是腳踏實地的務實態度。他完全克服了普遍流行的高調而虛夸的浪漫主義習氣。在20世紀80年代，他也許算不上意識特別超前的先覺者，或許算不上思想特別深刻的改革家，但是，能走進大地的“褶皺”，走近那些偏遠而赤貧的村子，就說明他是一個難得而務實的優秀干部；能突破農村生產固有模式，竭力推進農村生產方式承包到戶的責任制改革，就說明他身上有一股敢于擔當的勇氣，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改革者。就此而言，田福軍實實在在是真正的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人物，是《平凡的世界》中光彩熠熠的優秀人物。

 

注釋

1 9 13 15 16 43 45 50 51 56 58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2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280、19、182、397、195、179、26、31、117-118、187頁。

2 路遙自己就因為這一清理運動，而一度陷入困境。為了擺脫外部的摧撓和內心的焦慮，他有過調離陜西的打算。1985年前后，他曾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和遼寧省作家協會聯系，試圖調到北京或遼寧工作。參見馬靖云《路遙：我想到文學所工作》，《文人相重》，北京出版社2020年版，第138-140頁；寧志珍《假如路遙調到遼寧》，《鴨綠江》2021年第4期。

3 25 [英]毛姆：《總結：毛姆創作生涯回憶錄》，馮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258、278頁。

4 5 [美]朱迪絲·N.施克萊：《平常的惡》，錢一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8、349頁。

6 吳見思、李景星：《史記論文·史記評議》，陸永品點校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頁。

7 17 18 [英]伯特蘭·羅素：《權力論》，吳友三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44、3、3-4頁。

8 14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3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221-222頁。

10 11 12 26 27 28 29 31 34 35 36 46 47 48 49 57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1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5-96、349-350、348、255、310、348-349、244、250-251、94、95、357、359、414-415頁。

19 洪業：《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曾祥波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頁。

20 21 22 [英]弗朗西斯·奧戈爾曼：《憂慮：一段文學與文化史》，張雪瑩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7、72、206頁。

23 52 杜甫：《杜詩鏡銓》，楊倫箋注，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39、347頁。

24 王嗣奭：《杜臆》，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51頁。

30 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15集），湯志鈞、湯仁澤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頁。

32 [印度]阿比吉特·班納吉、[法]埃斯特·迪弗洛：《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貧窮》（修訂版），景芳譯，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第31頁。

33 柳青：《創業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135頁。

37 38 [英]W.H.奧登：《染匠之手》，胡桑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115頁。

39 40 [德]拉爾夫·格奧爾格·羅伊特：《戈培爾傳》，周建新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6、492頁。

41 42 [德]約阿希姆·費斯特：《希特勒傳》，黃婷、馬昕譯，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3-24頁。

44 [蘇聯]馬雅可夫斯基：《馬雅可夫斯基詩選》（中卷），飛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頁。

53 [俄]弗·普羅科菲耶夫：《赫爾岑傳》，張根成、張瑞璇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379-380頁。

54 [俄]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草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77-378頁。

55 [俄]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下），草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8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