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間中涌來:林白長篇小說《北流》研討會實錄
主題:從時間中涌來:林白長篇小說《北流》研討會
時間:2021年10月20日14:00
地點:中國現代文學館
舉辦:《十月》雜志社,湖北省作家協會
學術主持:
李敬澤:評論家,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
主持人:
季亞婭:評論家,《十月》雜志副主編,《北流》責編
與會嘉賓:
陳曉明、程光煒、孟繁華、梁鴻鷹、張清華、賀紹俊、陳福民、張燕玲、王春林、張莉、何平、劉大先、黃德海、饒翔、岳雯、項靜、徐剛、叢治辰、行超、文珍李修文、張執浩、陳東捷、林白
季亞婭:我們今天的會議主題是林白老師的一句詩,從《北流》文本最前面的詩《植物志》里選的一句,叫“從時間中涌來”。面對這么一部作品,我想起林白老師在創作談里引用的那句里爾克的詩,“我認出了風暴而激動如大海”。《北流》帶給我們的正是有如大海般洶涌磅礴的閱讀感受,不管是它的語言形式、語言背后的世界觀、文本的結構、它所呈現的地方性與世界性的命題,甚至是書寫的方式——就像油畫創作般一遍遍反復書寫、涂抹的方式。
陳東捷:林白是我們當下的重要作家,是非常個性化的、辨識度非常高的作家。她有三部長篇代表作發表在《十月》雜志,《婦女閑聊錄》《北去來辭》,還有《北流》,每一部都給我們帶來不同的驚喜。《北流》是需要反復細讀的作品,它里面帶來的豐富性,每一遍讀都帶來不同的體驗。
李修文:一邊閱讀《北流》,我一邊想起了《婦女閑聊錄》,在林白創作這部作品的過程中,作為她的同事,我曾經多次陪同她去農村,去湖區,去諸多農村婦女的留守與耕作之地采訪,我明顯的感受到,自此開始,此前作為女性主義文學代表的林白,在其女性特質變得更加豐富的同時,一個趨向完整、更能直面廣闊人間、生命力也愈加強勁的林白出現在了我們面前,而且,這只是開始,其后,她陸續寫出了《北去來辭》等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萬物有靈,風雷并作。一方面,林白的世界在不斷地朝向外部世界擴大和延展;另一方面,外部世界也以時代之新力涌向林白的世界,林白不僅僅是自身問題的提出者和處理者,她也變成了時代問題的提出者和處理者,直到《北流》這部作品的誕生。
《北流》這部作品是凝結了林白數十年行與思的集大成之作,極富創造性的語言不僅連通著那個過去人們所熟悉的林白的語言世界,當世界發生大變化,語言也隨之發生大變化的時候,林白看見了語言與存在之間的割裂,也用那么多人的出走、流徙和歸來縫補著兩者之間的縫隙,在這部作品里,語言本身似乎也成為了主角,它們命名和指認著各個人物,反過來,各個人物也在用各自的命運來豐富和建設著它們;結構上,宏大繁復,又清晰準確,注疏志典式的寫法不僅是文體的需要,也是必須去匹配作者對于世界的復雜性認識之需要,我們得以看清,在林白筆下,中國文章傳統仍然可以成為承載今日生活的容器,并且,跟隨現代性的講述,它們也在今日生活里呈現出了充沛的活力。我們說,一個新的時代需要新的文學,《北流》這樣一部不斷拓展著文體可能、又深深植根于個人生活、植根于小世界與大世界的沖撞融合的作品,也許正是林白對這一問題的呼應,也是她窮數十年之功才給出的答案。
陳曉明:我們跟林白應該說都是同代人,也是同齡人,還能看到她這么強大的創造力、創作力,這個是非常值得欣慰的。所以我覺得,要解讀這部作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非常復雜,她書寫了生命,她談論了語言,用語言去談論語言,她寫那么多的植物,寫的“我”和生活的那種關系。這部作品看上去有她有意的、故意的雜亂,但在那種雜亂中,恰恰是要寫出生活、生命的破碎感和剪不斷理還亂的生命處境。在八九十年代,或者更早一點,在我們這代人成長的生命歲月中,我們都是處于這么一種非常陳雜的局面,像南方的植物,南方的藤蔓,南方的蟲鳥一樣。
這本書的那首詩寫得非常棒,是一部杰出的詩篇,我讀了之后完全被它震撼。盡管其中有個別的詞語用法可以斟酌,但是整首詩真的是把那種生命的無窮無盡的狀態寫出來,寫的都是植物,但是把我們的生命、生活,把我們的時間都變成了植物,變成在那里生長,會在季節當中會老去的一種東西。
所以“從時間中涌來”作為今天的主題,可能也非常恰當揭示了這部作品的主題,我們知道海德格爾寫過《存在與時間》,最近我上課給學生講海德格爾和荷爾德林的詩。非常有意思的一點,我讀這首詩的第一句就是“無盡的植物從時間中涌來,你自灰燼展開雙眼。”我給學生第一節課談到海德格爾,在漢娜.阿倫特19歲的時候,海德格爾35歲,把席勒的一首詩《從陌生地飛來的女孩》,送給了阿倫特。17年之后他們再重復,也就是1951年,海德格爾把這首詩修改了送給阿倫特,那個時候阿倫特已經44歲了,海德格爾60多歲,他改過的就是兩句話,加入了灶火、燃燒和灰燼。我不知道德里達有沒有讀過這首詩,德里達寫過一本書叫《論精神:海德格爾與問題》,他的主題就是關于精神、火、灰燼。我覺得這個“從時間中涌來”,這本書的第一句話特別讓我震撼,就是“從時間中來,你自灰燼中睜開眼睛。”她寫的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像植物一樣生長過,像植物一樣扭曲過。康德曾經說過一句話,“人性這根彎曲的木材,注定不會長得筆直。”
其實在這部作品中寫的南方植物總是生長得那么怪誕、茂盛,茂盛的幾乎接近一種病態。如果我要對它做一種把握的話,我覺得它確實把生命寫成了在時間中涌出來的一種植物的狀態。另外,她寫的是一個女人的世界,她用了大量的方言不斷絮絮叨叨談失去的語言,失去的方言,她用語言在寫作,用語言談論語言來推動敘事。說得簡要一點,就是她把語言當作了她生命的存在事件,當作她生命的見證,最后她的生命一點一點在失去、植物一點一點在凋零的狀態,語言的失去和土地的失去,以及記憶的失去,在這部作品中,她寫的是飄零,但實際上她不斷要撿起來的是失去,而且是無法再修復的那種失去。
她有一些句子、一些描寫,說在武大讀書,省下的錢買了風衣,那個風衣就是她的飛毯。她寫到看到同學家里有莎士比亞全集第九卷,那種驚詫。你可以看到林白的語言又飛翔出來了。確實,我曾經說,林白說話總是仿佛有一種難度,因為她總是要找到一種表達的準確,在她的方言和這么一個公共空間中,她總是找不到她恰當發聲的一個位置。所以這樣一種困難使她的寫作變得無比寶貴,她用黑色的文字落在紙上,創建她生存的空間。
她其實寫到很多的片刻,我特別喜歡她小說中出現的那些片刻,那種突然間隨時生活要折斷的一種時刻。所以“時間中涌來”是什么?生活在時間中總是被折斷,總是很難涌現,時間總是被折斷,她總是有一種期待能夠重新接續上那樣一種時間。對于我們來說,她寫的是我們這代人的記憶,我們這代人失去的時間,失去的時間可能就像南方的語言一樣,一點一點的丟失了;我們這代人的記憶,我們的話語就像南方的植物一樣,它們已經過了季節,它已經丟失了。我們最后變成是一群說方言的人,我們不管是作為文學寫作者也好,還是作為一種個人的身份也好,我們是一群說方言的人。這一點,林白讓我感到了我們的存在,她寫出了我們生命的那種剩余的意義,就是剩余的方言,我們是剩余的方言。
程光煒:我寫過一篇長文章《林白〈一個人的戰爭〉和〈北去來辭〉雙論》,看過很多材料,但是材料梳理還是不夠。溫州一個老師說自己在整理林白的創作年表,是她成名以前的。我說我們非常希望看到這種東西。我們現在經常面對的是成功的作家,不太了解一個作家在成功以前的狀況,那對認識一個作家是非常重要的。寫那篇文章時,我就想到兩點,一個是季亞婭說的,在整個創作脈絡里面談作家,這個是非常困難的,想把他(她)的作品全部讀完非常困難。我主要集中在她的寫實部分,林白就是寫實的路子加詩意的寫法、內心的探索。另一個感覺是,一般性地評論一個作家不太難,如果理解性地評論一個作家比較難,要把他(她)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東西,去感受和產生心靈的對話。
這個新的長篇,我談兩點:
一個是波瀾壯闊。為什么這么說?在座年輕的評論家感受不到,我們這代人看到這個就心領神會了。比如200頁的大白兔奶糖,那時候我們特別喜歡大白兔奶糖,能吃到很幸福。又寫到高考也恢復了,而且寫到知青生活、寫當上縣廣播站的優秀通訊員。這些東西其實不光是林白老師自己的心事,也是我們這代人的心事。這個波瀾壯闊的東西確實需要用小說方式保存它。
她在結構形式上有一些探索,加了很多注釋的東西。我要花很多時間琢磨這些注釋,我能體諒她為什么要注釋,這個小說實際上把歷史真相下移了,我說波瀾壯闊,它不能直接寫出來,《北去來辭》《一個人的戰爭》是把真相放在上面,所以能夠有直接的沖擊。現在她把真相下移了,但是我們并不因為歷史真相的下移就失去了力量,反而在地層的深處,幾十米、幾百米下,它永遠都在那兒存在,隨時可能出現一個火山口,把這些東西留給后人。所以她加了很多注釋,有意隱藏一些東西,有意把一些東西用這種注、疏的方式留下來,也很有意思。
孟繁華:我的發言題目是“她用自己的方式同世界對話”。林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作家,她的《一個人的戰爭》《婦女閑聊錄》《萬物花開》《致1957》,一直到《北去來辭》《北流》,都是我們這個時代重要的作品。特別是《一個人的戰爭》,它定義了中國女性文學,是中國女性文學里程碑式的作品,或者說正是從《一個人的戰爭》開始,中國女性文學進入到一個新時代。
后來,林白又不斷拓展自己的藝術領地,寫詩、畫畫、寫字,在德智體全面發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是一個人進入自由狀態隨心所欲的表征。林白把《北流》第8稿曾經發給我,征求書名的意見,其中有《北流河》《北流注》《北流》。我第一感覺說叫《北流》,《北流》很神奇。那是一條向北流的河,是隱喻,也是一個象征,北漂和北流也有一種同構關系,所以用《北流》非常好,于是林白就決心用《北流》,這也是我對小說的一點貢獻。感謝林白的信任。
《北流》是一個用自己的方式同世界對話的小說,也是對個人生活回望的小說。這種小說當然不是自林白始,沈從文的《邊城》、齊邦媛的《巨流河》,都是對自己個人生活的一種回望的寫作,而且都是從河流切入。他們有相似性的東西,這種相似性的東西是什么?如果沒有北漂的經歷,就像沈從文沒有北京和上海的經歷,就不會寫出《邊城》,沒有北漂的經歷,也不會寫出剛才我講過的那樣一些作品。這個我多次講過,這一現象特別像賽義德的東方學理論,他是說是西方照亮了東方,通過西方發現了東方。當然這是西方中心主義;我們也可以說是東方照亮了西方,我們看到了“腐朽、墮落的資本主義”。如果沈從文沒有這種創傷的經歷,他湘西小說不會寫得那么美好,那時的湘西沒有被個人經驗照亮、沒有被認識到。林白也一樣,通過《北流》的書寫她發現了另一個家鄉。
這種說法特別像季羨林先生的說法,他說回憶是一種非常奇妙的東西,我們可以把我們今天認識到的、感興趣的東西重新組合起來,于是我們就成為過去的統治者。《北流》也是把過去重新建構起來的。這個《北流》,是回北流記,出北流記,是林白重新構建起來的家鄉,如果林白一直在北流的話她不會這樣書寫。所以我覺得林白首先是用小說同家鄉對話、同時代的對話,特別是同各種文學觀念的對話。
小說在結構上完全是一種生活流,是碎片化的結構。林白自己說喜歡碎片,我覺得符合生活的狀態,歷史發生再大的變化,其實普通百姓的生活并沒有發生本質性的變化,究竟生活和歷史的大敘事構成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我覺得這是可以討論的。
另外,林白的小說觀很有意思。比如她說一個人的生命氣質決定了小說的面貌。這個講得好,不同的小說正是因為不同作家的不同生命氣質決定的。《北流》顯然是林白的生命氣質決定的。我們在小說里確實看到了林白與眾不同,她的”碎片說”是與整體性的對話,也是與傳統小說結構的對話。她對底層關注是必須的,但她不是站在外圍的一種張望,而是身置其中,也就是說從自身的生命出發,散發出的是自己生命的氣息,是自白,而不是代言。她的自白是與代言的對話,她的焦慮是與喜大普奔的對話,她的個體性差異是與性別差異的對話。她的寫作在《北流》里有變化,這個變化已經放棄了像《一個人的戰爭》那種非常激進的女性主義,這個變化我是特別喜歡的,我雖然對中國的女性主義寫作一直持有懷疑,但在那個歷史語境中,女性文學也參與了打破堅冰的歷史運動。所以,女性文學有重要的歷史貢獻。另外在小說內部,林白用注、疏、箋、異辭的結構方式,繼續顛覆和對抗線性的小說結構。但無論小說在結構上多么詭異,多么具有現代氣質,總體上這部小說還是回北流記和出北流記的對話。
現在的林白有了更廣闊的視野,對小說現代性的追求鍥而不舍,但她一直沒有忘記細節的重要,因此《北流》的氣質是現代的,根基卻是細節的勝利。這些細節包括“李躍豆辭典”,那里躍然紙上的幾乎都是生長著、騰越著充滿勃勃生機的植物和事物,特別是北流的吃食冒著蒸騰的熱氣。北流雖遠,但一切并沒有遠去,北流一直是講述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經意間,邊地風情和日常生活撲面而來,因此這是一部整體模糊、具體真實又清晰的小說。多年來,林白就是這樣極其曖昧地站在文學前沿,她說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極端化的個人姿態曼妙又欲說還休,有了林白,文壇便更加的生動。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北流》中,她發現自己是一個說方言的人,莫言發現自己是一個“晚熟的人”,也就是說,這些人從80年代的主體性的幻覺逐漸在向邊緣撤退。
張莉:《北流》是林白近年來的一部心血之作。
第一,林白是我們時代有能力鍛造出新詞語的人。這種對詞語的鍛造從很早的時候就開始了,《一個人的戰爭》這個書名是兩個不相干的詞組合在一起,形成新意,代表了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作為個人化的“她”面對生活的一種立場和姿態。接下來是《婦女閑聊錄》,兩個耳熟能詳的詞語重組之后,刷新了我們對民間婦女的理解;然后是《北去來辭》,再到《北流》。與此同時,她一貫的特點在于非常善于把名詞陌生化,比如《說吧,房間》等等類似的用法,我覺得林白對中國漢語的使用和表達往往能帶給我們新鮮的、異質的感受。而每一個階段對詞語的淘洗,實際上代表了她的價值觀和認識。每一位作家都有詞語的舒適區,他們總是使用最熟悉的詞語進行寫作。難能可貴的,每一位有追求的作家都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淘洗之后,發掘自己詞語寶庫外的庫存。我覺得林白從《一個人的戰爭》走出,來到《北流》,是回到了她的方言和出生之地,重新淘洗出既屬于她的所在地域,也是屬于中國當代文學新的詞語,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二,林白是90年代女性文學集大成的作家,也是中國當代女性文學史上標志性的人物,這一次,我在林白身上看到了中國女性文學另外的可能性。去年初,我提出“新女性寫作”并在《十月》推出專輯,是因為先前我們所理解的女性文學,被習慣指認為是書寫身體、書寫男女關系,我們一直把它放在這樣的框架下理解,但真正的女性寫作要遠高于這個東西,伍爾夫有一段話非常好,大概意思是真正好的女性寫作要越過男女關系,面對人與大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人與更廣闊的天地,真正的寫作是從女性個人出發,去面對更闊大的世界。我一直在提倡這樣的女性寫作。真正的優秀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有可能既不是女性的,也不是男性的,而是一種雙性同體的,優秀的女性寫作者身上的性別氣質可以讓她寫出更闊大的作品,亦如男性作家也可以寫出闊大作品是一樣的。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我特別看重林白老師的《北流》,這既是女性寫作的集大成,某種意義上又跨越了通常意義的女性寫作,也代表了我們今天優秀的寫作者要跨越生命跨度,去達到的那個高度。
她用女性身份在書寫,但是她又絕對不受女性寫作或者女性文學框架的束縛。也就是從這個角度上講,林白老師的《北流》詞語的含混性、風格的曖昧性,但不管怎樣,是什么樣的風格,最終達到的是泥牛入海的那種闊大,那種闊大既屬于女性又屬于中國,是此時此刻的中國。在這樣的時代和這樣的地方,作家所應該體現的那些思考力,在《北流》這部作品里得到了充分而切實的表達。
梁鴻鷹:這部作品值得認真對待,它顛覆了我們對一般意義上的小說的認知。人們讀了這么多小說,對小說固化的認識正在被她打破。我們中國的古典小說是敘事與詩詞歌賦混在一起的。進入現代,喬伊斯、普魯斯特、福克納等革新了小說文體,而在意識流小說之后,則又出現了《米沃什詞典》《哈扎爾詞典》這樣的小說,小說的元素更加豐沛。再如從語言上來講,方言小說的出現,鴛鴦蝴蝶派和《繁花》這樣的例子。近年來,吳亮的《朝霞》,王堯的《民謠》等則體現出鏈接、拼貼,將書信、獨白、對話等多種元素大規模集成起來的特點。而林白把更多種的文字元素納入到小說中去,方言、辭典、注、疏、書信、自敘、獨白,都引進到了小說的文本當中,而且作為文本結構的一部分,確實令我們嘆為觀止。她這種實驗導致的是什么?我們期待于小說文本的是什么,從這個小說中應該獲得什么,怎么進入這個文本?確實是擺在大家面前的重要話題。
她的這部作品網羅的社會生活面非常廣泛,凡工業、農業、醫學、教育、商業,兼及風俗、文化、方言、飲食,行行業業均有涉及,作品有著很強的時代感,攜帶著從歷史走過來的現實感及切膚之痛,對過去時代所有的荒唐和貧乏,對別一種豐富與貧瘠的雜陳,對荒唐生活狀態之下人的精神向往等,作者都進行了細致呈現。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們的思考和行為是跟著高音喇叭,跟著“兩報一刊”行進的,也未嘗沒有個人的精神生活空間,他們的精神也在探索中成長,林白對此作了活色生香的還原,許多最微小的生活細節都被她納入到了小說之中。
小說描寫的梁遠照、李躍豆作為婦科大夫所經歷的一切,以及這個特殊的職業,特別的遭遇,極大豐富了小說的文本。林白所呈現的文本當中還有一點非常值得重視的,就是對人的感官性的呈現。中國人歷來忽視對自己感官的探尋《北流》的文本記錄了人對自己感官世界的興趣,有助于人們喚醒自己的感官。
《北流》那么龐雜的文本,如何讓人保持閱讀的興趣,同樣需要調動人的感官,切近人的欲望、愿望。小說既有文本的復雜豐富多元,又提供了各種可進入的切口,直指人的內心,體現出來的是她對生活充分吃透基礎上的一種自由,無論是描寫、獨白、講述還是客觀呈現,以及多種人稱、多種元素自由進入小說,是因為她有把握,是有機的植入,而不是“生硬”的自由。
只有思考過的生活才能化為小說當中真正的元素。細節的扎實的,文學狀態的豐茂,那種將如同像植物一樣瘋長的細節還原為文學的文本,讓我們保持了閱讀的興趣。
林白說“西河算不上河,北流河才是真正的河”。這條河附載小鎮上人們所有的痛苦、掙扎、奮斗與希望。作品將過去、現在非常有機而密切地勾連在一起,在時代的變化中,在物質生活之外,人們的心理和精神世界發生變化。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們物質貧乏,精神享受非常單調,依然能夠找到精神的依傍,享有帶有局限性的自由。我們現在有很好的物質生活條件,我們實現自我和達到自己精神平衡的手段、渠道、方法比以前多得多,但我們真的能夠很容易得到內心的安寧,獲得靈魂的救贖嗎?作家對這兩個時代之間的差異與聯系,通過作品人物的命運,提供了讓人深思的空間。我們能夠生活得更好,能夠讓精神安放得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正是因為有一代代的知識分子、寫作者不懈的精神探尋,為我們的精神生活提供了更多有益的價值。這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賀紹俊:林白最早是一個先鋒詩人,后來才轉去寫小說,這次她好像有一種返回到詩人身份的傾向,所以一開始是以一首植物志的長詩作為引子,再把讀者帶到小說的繁復敘述中。這首詩和小說文本具有一種互文性。另外,林白最初的寫作,我把她稱為一種“自戀式”的寫作,她要建立自足的、自我的小世界,保持個人化的完整性,這一點她始終堅持這么做,當然她也有所變化。到了《北流》,她個人化的思想邏輯還在,強烈的感性情緒也還在,但所要表達的內容永遠比針對某一個人物或者是某一種歷史狀態要豐富得多,因而很難像以前的小說那樣在一種線性結構中承載下來,所以這個小說采取了后現代式的“麻花結構”,由一首長詩作為引子,正文又由“注卷”“疏卷”“時箋”“異辭”“尾章”“別冊”等部分組成,其中還鑲嵌有“李躍豆詞典”和“西域語詞典”。這種結構打亂了時序,讓多種主題彌散開來。
實際上我感覺林白寫《北流》的時候,她與歷史和世界已經達成了某種默契,假如說她以前的自戀式寫作,是一種跟外在世界對抗的方式進行寫作的話,寫《北流》時則是與歷史和世界已經達成某種默契,在這部作品中她是把自己所思考、所觀察、所體悟的一切都和盤托出了。因此我覺得這部作品是林白在完整呈現自己的世界觀,從而得到藝術的提升。
小說主人公李躍豆自然可以視為林白的精神化身,或者在李躍豆的身上有著較重的自傳性,林白不僅將自己的經歷,也將自己的價值取舍和思想好惡賦于李躍豆。“注卷”和“疏卷”在內容上有明確的分工,“注卷”是通過李躍豆及其家人、朋友的生活和交往,展現了北流豐富駁雜的世界。“疏卷”就是講述李躍豆在北流以外的活動。
最重要的是,《北流》是她的一個完整世界觀的呈現。在敘事方式上,則基本采用碎片化的敘述。碎片化也是她的世界觀以及文學觀的一種基本體現方式。她在《北流》中間寫到一個細節,李躍豆在香港的大學講課,對學生們提出要求:“找到自己最喜歡的方式瑣碎,瑣碎到底,將來瑣碎會升華,成為好東西。”我覺得李躍豆的這一段話其實就是林白寫這部作品的基本原則,她是把瑣碎上升到世界觀的層面理解的。
我感覺林白世界觀最成熟最鮮明的標志就是她對語言的深刻認識。這也是她在小說中大量運用北流方言的根本原因。在她的描述下,北流之所以顯得那么強悍、那么有趣,那么生機勃勃,都是與北流人說一口流利的方言有關系。但是北流的方言只屬于小歷史和小世界,大歷史和大世界是普通話的天下。所以這個作品中展示了分別操著方言和普通話的兩類人,不同的語言塑造人物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對于林白來說,她感到幸運的是,《北流》還保留生動活潑的方言,有了生動活潑的方言才有這樣獨特的北流小世界,才構建起北流的獨特品質和北流人的特性。所以她要在這個小說中間肆無忌憚地運用北流的方言。
但是方言是表現小歷史、小世界,普通話是構建起大歷史和大世界,林白在這部小說中間高度警惕普通話對小世界的侵略性,有很多細節反復講到普通話對方言的侵略。所以,林白的敘述似乎在傳遞這樣的意思,世界的豐富性是存在于語言之中的,語言又把這種豐富性移植到人的精神層面,從而使人變得豐富起來。但是普通話是一種規范語言,傷害了世界的豐富性,也磨蝕掉人固有的豐富性。所以她是從這樣的角度表達了她對語言的一種理解。既然普通話代表最高水平,林白就在小說中寫道:“時代車輪滾滾,隨便一想,方言遲早會被普通話的大車輪碾壓掉了。”這是她最大的擔憂,因為在她的世界觀里面,語言就意味著世界,如果北流的方言不存在了,這個豐富多彩的北流還能存在嗎?也是這個原因,她便要安排李躍豆一直做一件跟北流方言有關的事情,即編一本李躍豆詞典。當然,這個事情最后還是沒有完成,這是一個很悲觀的結局,也表現了林白對未來的一種悲觀的想象。
林白的世界觀似乎就是一種語言本質論的世界觀。我也不知道林白是不是讀過關于語言學者的理論書籍,我覺得她跟西方現代語言學者的理論有相互映照的一面。她的長詩就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植物志》的詩一開始就說“寂靜降臨時/你必定是一切”,這似乎就是一個暗示,暗示當北流的方言不存在的時候,只有北流的植物才能將北流這個小世界保存下來。于是,林白就要為北流的植物寫一首敘事詩,記錄下它們的風采和形態,也只有“無盡的植物”,才能夠穿過“無盡的歲月”。我覺得這是她寫這首詩的用意。
《北流》不同于林白以往作品的重要一點,就在于它是林白的一種宏大敘事。當然林白最早進行寫作時完全是對抗宏大敘事的,是個人化的寫作。但是林白在《北流》中間坦誠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在宏大敘事的文化語境中成長起來的,林白說:“我們真心熱愛宏大敘事,書信、日記、寫文章、戀愛,統統假大空。”我們切身覺悟到宏大敘事的問題,所以后來我們要逃避宏大敘事,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開辟出新的空間。林白最開始進行的個人化敘事,可以說是對抗宏大敘事的一次成功的戰役。但是對抗宏大敘事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徹底放棄宏大敘事,因為任何解構的舉動背后都暗含著重構的訴求,完整的文學版圖不可能缺少宏大敘事的,從這個角度說,重構宏大敘事正是中國當代文學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從《北流》中就可以看出,林白在試圖建構她自己的宏大敘事。其實早在《北去來辭》,林白就進行了一次小歷史與大歷史的成功對話。到了《北流》,她大大拓展了自己的精神空間,試圖通過一個小世界去解答大世界的問題,也以未來的眼光去質疑今天的精神憂患,所有這一切都表現出文學的精神承擔。我覺得這就是林白的宏大敘事,是非常個人化的宏大敘事。
陳福民:林白是一個貨真價實的詩人,我真心覺得她的《植物志》寫得太好了,讀《植物志》以后我被帶著節奏心潮澎湃。那些時間無窮無盡的涌來,那些植物、那些花朵都在盛開。閱讀這個小說,我看到了生命和欲望,我認為這一點上《北流》是與《一個人的戰爭》對接的,它是回身跟《一個人的戰爭》重新對話的文本,只是作者把這個欲望重新清理了一遍。這是一個心路歷程,從躁動、彷徨到清澈、澄明。用粗略地梳理林白30年的寫作來看待《北流》,可能不夠科學,但仍對我們有幫助。《一個人的戰爭》是一個引爆之作,是在自己生命基點上的爆破,以此轟炸那個時代。小說的方向是“一”向無窮。大家都談了《婦女閑聊錄》,其實林白在那之前還有一個文本《玻璃蟲》,然后到《萬物花開》,再到《北去來辭》。
《婦女閑聊錄》是準備之作,《玻璃蟲》和《萬物花開》是彷徨過渡之作。《一個人的戰爭》引爆之后,她如何定義和歸攏野蠻生長的、帶有不屈不撓的意志力的生命欲望?其實在《一個人的戰爭》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林白找不到恰當的方式處理,這是我的理解。真正成功和冷靜的時期實際是《北去來辭》,《北去來辭》的重要性對于林白來說一點都不比《北流》弱,甚至更具有癥候性。因為《北去來辭》給林白創造了一個重新審視欲望以及個體與世界關系的最重要的契機。
《北流》實際是從《北去來辭》生長出來的。這就涉及到第二個話題了,面對《北流》這部書,我們沒有辦法跟最傳統的我們理解的小說形式去對接。林白其實有強大的寫實結構和生命經驗。它的獨特是屬于林白的。
魯迅說,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一切傳統寫法都打破了。我們不能說《北流》是這個意義上的寫作,但對于林白來說,她確實粉碎了我們以前所理解的所有的小說敘事形式。這種粉碎是否成功,要交給讀者討論。如果我作為讀者之一,如果它正好能夠對應林白自己所出發的生命欲望之地,經過30年之后,用一個無窮去對“一”的時候——從《一個人的戰爭》出發是“一”對無窮的,要面對廣泛壓抑的世界,30年之后再出發的時候,《北流》已經占有了這個世界,用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及孟老師所說的曖昧性、真實性。她返身回向自己野蠻生長的不屈不撓的生命意志的時候,她發現這一切都是自然流動,我覺得此刻她的內心得到了安慰。在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下,這種安慰都意味著一個作家的衰退,但對林白可能恰恰相反,她不是。林白的生命氣質一直扎根大地的,不屈不撓的生命意志來自于土地,來自于亞熱帶那種瘋長的、從來不曾熄滅的生命火焰。孟老師有一個說法我很認同,這本書不是代言性的,它是“自白式”的,她跟自己對話,跟世界對話。這個對話不是聲嘶力竭的,不是《一個人的戰爭》那種引爆式的,但也不是平淡無奇的,擁有這個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和昧性,她回向用無窮去面對那個所來之路、當初的那個“一”,這并不意味著她跟世界完全和解,但意味著她擁有了這個世界相當一部分真相。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在《一個人的戰爭》時期,這個世界對她來說都是虛假的,而到了《北流》,林白看到了無窮與“一”的糾纏關系。
在這個小說里面,你會看到兩個林白。一個是作為一個大學生、知識分子以及著名作家的寫作者身份,同時是一個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的人。也就是在她的一生當中,她在大部分的生命經驗和所構筑的對于這個世界的了解,我們認為她應該有相當程度是城市經驗。但是非常奇怪,林白放棄了這些東西,她強調著另一個身份。
因此她在小說的形而上層面里捍衛了方言,開始唱起方言的贊歌,用家鄉無數的童年經驗去輻射這個東西。你會看到一個寫作者,在她的作家身份和她的生存經驗及她所來之路的經驗之間假裝搖擺的分裂性,你會看到,假如林白在北京不是生活了三十年而是一百年甚至更長,她可能仍然是北流人。這成了跟宿命一樣沉重的命題。這一點的意義何在?當然用最通俗的話去解釋,我們可以說理解北京作為一個都市的人那么多,不差林白一個,可是能寫《北流》的只有林白一個。如果是這樣那多么好,可惜問題不是這么膚淺。它意味著很多東西,如果一個人的童年經驗的返身性,回顧所來之路的時候,他發現過去種種一切都是“非”,即使30年的北京城市經驗幾乎等于零的時候,人們不免會意識到,那個原始的生命意志和最初出發的欲望得有多么強烈而單一。這種分裂的精神內核,林白試圖修補,比如她找到修補的母體就是方言,她把語言提到很高的高度。這點我不是特別確定,我一直在想,小說當中的李躍豆,不斷轉換人稱,有時候說我,有時候說你,有時候說他,你能感覺到她在這種詩人氣質和生命焦慮的催促停不下來。在成就了《北流》的同時,這種經驗的分裂性和精神內核的分裂性對寫作者造成極大的消耗。這種消耗當然有巨大的代價,就是使林白變得消瘦,變得曾經緊張和焦慮。但是她給我們奉獻了一個帶有原始性、曖昧性、與這個世界進行對話同時非常駁雜的文本。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作家以燃燒自己為代價惠及讀者的地方。
對于林白來說是不是有這個問題。她的內部自我精神世界,小說里面寫了很多,城市生活經驗基本是沒有痕跡的,唯一的痕跡是她作為一個著名作家有時候給學生講課,有時候去香港,她會處理一些城市經驗的符號,但這些符號對林白內心來說都是陌生和隔膜的。
她在處理小說中人物關系的時候,在寫實的層面是格格不入的。這一點林白一直在努力說服自己,她曾經有一個著名的中篇小說《長江為何如此遠》,她在那里會回望自己跟世界的關系,她有時候會喃喃自語“那時我為什么那么不懂事”,但最后她還是回來了,以站在北流土地上作為意義象征和價值支撐而確認了自己。
這種確認究竟意味著作家的豐富堅定,還是意味著作家內心精神世界的裂隙正在擴大,我不是特別確定,只是作為問題提出來。但不管怎么說,《北流》在精神質量和寫作質量上,必然屬于我們當下極為重要、而且品質極佳的文本。
張執浩:之所以說它是一部堪稱“偉大”的作品,不僅是因為它的體量和容積,它的繁復和駁雜,還因為《北流》所蘊含的那種顯而易見的探索精神,孤絕又果敢。林白的很多作品我們都耳熟能詳,這源于她首先是一位語言的魔法師,她總是在耐心地發明語言,創作新鮮的漢語,而不是僅僅將語言視為手段和工具。這使她看上去更像是一位詩人而非小說家,盡管她以小說名世,但她本質意義上是一位詩人,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在《北流》這部長篇里,她把《植物志》這首長詩當作開卷非常之好,我也跟她建議,正式出版時,就使用《十月》雜志發表出來的這個版式,用斜杠分行,而不必遵循我們平常的詩歌版式習慣,這種排版能讓詩歌有機地切入這部長篇的結構序列之中,非常好,而且顯得極其自然。《植物志》這首長詩可能是本年度中國最杰出的詩篇之一,各種蓬勃的、旺盛的、具有熱帶氣息的植物相互纏繞,深情的糾結纏繞在一起,形成一個密不透風的植物王國,作者通過這個王國耐心地構建起自己的精神世界,仿佛陽光落在濃密的樹林中,閃爍著豹紋般的色彩,完全沒有一點隔。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也深受啟發。我以為,在當代作家中能夠把小說和詩歌同時運用得如此嫻熟,水平發揮得這樣淋漓盡致,并不多見。
我發現,無論我從哪兒看起,都能很快地進入到閱讀狀態,因為它本身就是一部由各種碎片拼織成的長卷,倘若沒有高超的語言技藝作為保證,沒有那么多堅實的細節作為支撐,它就有可能流于零散,可是,并不存在這樣的感覺,相反,它顯得華美,如一床天衣無縫的百衲被。
林白的創作活力已經持續保持了四十年之久,每一階段都有經由她不斷調整過的重要作品問世,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她一以貫之的先鋒姿態,不管不顧的自我生長的生命意志,有力地糾正了目前文壇上盛行的保守主義文風,她像一個不斷膨脹又收縮的海綿體一樣,不斷吸納生活中的各種營養,化為自己筆下繁復的生活狀態加以呈現。林白起碼是在我心目當中是當代中國作家的標高之一,如果說,百年湖北新詩史上,曾卓老師算一個具有標高性的詩人,那么,林白無疑也是我們武漢文學界是標桿式的作家之一。而且,她既是優秀的小說家,又是優秀的詩人。我記得去年疫情期間,林白老師幾乎每天都寫詩,每天都發給我看,雖然她身不在武漢,但她的始終牽系著武漢的疫情,與我們感同身受著武漢人的痛苦、茫然,甚至惶恐,她把那種五味雜陳的情感全部寫進了詩里,那么真實,那么富有慰藉世道人心的力量。
張燕玲:在我心目中,林白是為文學而生的,她是位有極強文學生命力和藝術自覺的優秀作家,她不斷拓展自己的藝術邊界,詩文字畫小說并舉,才情超凡。令人驚艷的新長篇《北流》顯示她新的美學樣貌的同時,也挑戰著我們的閱讀難度,是一次小說革命,為今天的文學創作提供新的豐富的可能性,值得我們以及更廣大的讀者深入發掘。我想談三點印象:
一是文體的革命。小說以注疏箋異辭尾章別冊結構多重主題,特別,新穎,還宏大繁復,碎片性的結構令文本增加閱讀難度,也使不少專業讀者都說完全被弄糊涂了。
二是詩意的地方性敘事。《北流》是身在北京的林白離開北流四十年后,以特殊的視角,以李躍豆詞典為鑰匙,星星點點的語詞帶出的物象意象開啟往事的大門,作者以“傾偈”即聊天、對話的方式,從北京回望北流的一切,以鮮活鋒利的勾漏片區粵語,剖開她曾經擁有生活現實,激活她故鄉北流的所有記憶,她的南方蓬勃熱烈,潮濕溽熱。那些人間煙火,那些疼痛的現實,赤裸裸露出生活的本相:幽暗,或明亮,或雜草叢生,或如花盛開,也如芒在背。沙街往事與人物群像潮水般涌來的同時,時代的聲音與印也跡栩栩如生,它們在暗潮洶涌中與生活日常隱秘地關聯著。我常常震驚活在俗世生活之上的林白,卻能如此生香活色地描述熱氣騰騰的人間煙火,這樣的人物如賴詩人、舅媽德蘭、天新等等。林白為生活復魅,為自我精神昄依,更為南中國地方史賦形。顯示了林白還原生活的敘述能力與藝術自覺。
三是獨特的美學形態。這種在個人感性的地方生活經驗的基礎上,書寫自己的生活記憶,并在每個細節展開與他人與社會與世界關聯,并映照出歷史大背景。這也是林白自我革命(從女巫式的幽閉走向與地母般的寬闊),這種小切口撕開大世界,進去,出來,把個人世界打開,讓繁復瑣碎生活的縫隙里,閃爍著生命的活力和人性幽微的磷光,令我們著迷,這種地方性敘事的強大力量,既是南方的生機勃勃,也是藏污納垢的人間煙火,更是生生不息的嶺南文化傳統,這里世俗的文化基因,駐扎在人們靈魂深處的無意識中,像血緣,也像宿命,在李躍豆繪聲繪色的講述中形成一種強大的審美傳統。即把個人生活歷史化,這種地方性敘事的美學形態在全球化的今天顯得別有意義,頗具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
這種美學形態還來自方言敘事的野氣橫生。林白近年不斷探索著方言寫作,20首詩開篇,一如南方的果實飽滿而汁液涌流,用她的描述是酸甜酸甜的。林白語言的能量和想象力蓬勃熱烈,奔騰不息,展現無窮魅力與無限言說的可能性,值得讀者進一步闡釋發掘。
張清華:《北流》是一部大書,是近年長篇小說的重要收獲。我簡單說三句話,也即閱讀的三點印象:
第一,這是一部福柯式的“知識考古學”意義上的書,它匯聚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各種歷史符號,從重大歷史到日常生活,從全國到地方,各種已經忘記和即將忘記的那些記憶,知識,符號,將它們逐一打撈起來。
第二,這是一部匯聚了個人的成長,創傷,苦難與幻滅的生命史,家庭史,它與社會歷史的翻覆與變遷互相糾結,映照,投射,構成了一幅斑駁雜陳的當代史,對建構當代中國人的歷史與文化記憶,是一個重要的文本。
第三,林白依然保有著她的先鋒精神,依然在頑強地探索,在擔負,包括在文本實驗上也仍然不退縮,值得我作為一個忠實的老讀者表示由衷的敬意。
王春林:在我的理解當中,從本質上來說,世界上大概只存在兩種作家,一種是寫作不那么成熟的作家,一種是思想藝術已經達到了成熟程度的作家。
如果從成熟的作家和不成熟的作家這個角度來看,林白老師當然是非常成熟的作家。但是話又說回來,因為她寫那么多作品,包括大量的中短篇小說。但我這里只討論長篇小說這個文體。剛才陳福民老師發言的時候,我一直在體會他所要表達的意思。如果從我的角度來談論林白總體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創作,那么嚴格說來,只可能有兩部長篇小說可以被看作真正意義上的成熟之作。一部是1994年的《一個人的戰爭》,還有一部就是今天我們正在討論的《北流》。這個過程當中,其它那么多的長篇小說,比如《婦女閑聊錄》,比如《說吧,房間》,甚至包括那部廣受好評的《北去來辭》,恐怕也都在某種意義上帶有一定的未完成性,帶有摸索性、探索性,林白一直在尋找自己的方式,怎么樣才能更好抵達生活,怎么樣才能更好表達世界。但是你一直在路上,還沒找到。一直到《北流》,八稿也罷,十稿也罷,你終于尋找到了與世界對話的新方式,一種跟《一個人的戰爭》完全不一樣的新的方式。《一個人的戰爭》是一個典型的個人化寫作,我不愿意使用女性寫作這樣的標簽,我覺得是個人化寫作,是典型的私語寫作,《一個人的戰爭》,就像標題一樣,始終都是在探索表現林多米這樣一位個性化的人物個體的生存世界,她怎么樣面對這個世界,她的日常生活與精神世界究竟如何。但到了《北流》當中,林白徹底從個體走向更加開闊的、廣闊的、深邃的世界。按照我的理解和體會,從《一個人的戰爭》到《北流》,從個體化的存在,最后抵達中國人的存在,最后抵達人類的存在,從地方性的寫作,最終抵達世界性的寫作,作家徹底打開了自己、打開生活、打開世界,打開了人類的存在。
強調林白是碎片化的,特別強調作家對碎片的關注。這個當然是對的,但在另一方面,僅僅只是強調碎片,恐怕是不夠的。在強調碎片的同時,我們更應該強調林白在《北流》當中一種整體化的思維方式的存在。如果離開一種整體性的統攝,那么,一部長篇小說其實是不成立的。林白的天才在于,她把那些碎片巧妙地組合成一個藝術的整體,她有一個整體性的藝術思維統攝自己那么多的生活碎片。我不太愿意使用宏大敘事這個詞,我覺得可能是一種個人化、個體化的整體敘事,我愿意用“整體”這個詞。這是我要表達的第一個意思。
我要表達的第二個意思,我特別看重你在小說里面對方言的使用,對北流方言、粵語方言的使用,從語源學的角度來說,我們的現代漢語大概來自于這么三個路徑:一個可能是從古漢語來的,它需要從前人那里借鑒一些東西,并使之完成創造性的轉化。第二,我們的現代漢語來源跟文學的翻譯有關系,可以說構成我們語源學的一個重要方面。第三,語源學上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來自于民間的廣大百姓的方言。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所以從語言運用的角度來說,方言的寫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不只是野生的,不只是充滿活力的,不只是鮮活的,剛才賀老曾經強調林白世界觀的表達,在我看來,只有借助這個方言才能完整呈現你的世界觀,對整個世界、對整個存在,整個人類生活的那種理解和認識。
第三個方面,文體的豐富性、文體的多樣性。注、疏、箋、異辭、《李躍豆詞典》《西域語大詞典》、詩歌……但是這些豐富的文體,比如注和疏、箋、異辭,從表面上看好像是來自于傳統,當然跟我們的本土傳統有關,但嚴格說來,卻又不僅僅是傳統的,當林白把這些征用到《北流》整部長篇小說中時,其實有一種現代性的氣質。所以,這種文體的豐富多樣既是傳統的、本土的,同時又是現代的,是開放的,是指向未來的。
綜上所述,《北流》真的不僅是林白個人寫作歷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長篇小說,即使放在中國當代文學的視野當中,放到整個新世紀20年的長篇小說譜系脈絡當中,《北流》同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
何平:《北流》用注、疏、箋、別冊等結構這個小說,這肯定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北流》想注什么?想疏什么?想箋什么?這里面肯定有一個前(潛)文本。如果我們不考慮這個前(潛)文本的話,現在呈現出來的注、疏和箋的意義在哪兒?正是因為《北流》現在以注、疏、箋等呈現,小說涉及的中國當代史,林白的個人成長史以及林白全部的寫作等都可能是注、疏、箋等的“本文”,這正是小說可資想象之所在,也是小說結構的張力之所在。
剛才很多老師也提到林白1994年發表的《一個人的戰爭》。這里面要注意到一個問題,“女性”、“女權”和“女性主義”等成為公共議題和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北京召開有很大關系。《一個人的戰爭》被定義為女性主義經典文本,但可能掩蓋了小說更豐富的文本存在。《一個人的戰爭》一部分是女性對身體的思考,還有一部分是關于“時光”。所以說,《一個人的戰爭》是一個復合型的文本。林白的寫作以《一個人的戰爭》為起點有兩個路線圖,女性主義的這部分被突出被強調,這就是后來的《說吧,房間》,但林白的小說有更為遼闊的部分,像《萬物花開》《婦女閑聊錄》《致一九七五》《北往》(《北去來辭》),一直到現在的《北流》。
第二,繼續說這個小說的結構,就像今天的研討會,一旦規定發言的次序,它的邏輯甚至內容就已經大致被框定。所以,雖然這個小說可以從不同的部分進入,但對林白而言,《北流》的入口只能是“序篇:植物志”,出口也只能是“尾章:宇宙誰在暗笑”。曾經有一份雜志叫《天南》和《北流》有一個類似的地方,它每一期都有一個入口,這個入口就是一首詩。大家都意識到序章這首詩的重要性。其實小說的“尾章”也是一首詩。只是這首詩不是林白的個人創作,而是一首粵語的民歌,其中有兩句 “老人何以老了?”“少年何以變大了?”我以為這兩句不僅僅概括了小說的內容,也是小說的調性和節奏。
再有,關于小說的方言和普通話的關系,《北流》不是一種簡單的對峙和反抗,而是比對峙和反抗更為豐富、曖昧的混雜和纏繞。在疏卷的“在香港”,當普通話遇到世界其他語言,強者可能又成為一個弱者。所以,方言與普通話的問題不能非此即彼地簡單化,即使在1950年代強力推廣普通話的時代,方言和普通話在文學中的表現也很復雜。
我讓一年級研究生也讀《北流》,有一個學生的比方很有意思:
讀林白的《北流》,似乎給人一種地震將至、大廈將塌,可憐的屋主顧不得按部就班進行“理性的思考”而奮力抱起熟睡的幼兒、抓起錢包、翻出身份證、想抱走電視又想一并卷走被褥——這樣的倉皇、龐雜、在視覺上稍顯“混亂”與“貪婪”的感受,由此我們也能夠體會到“屋主”對于北流這個有“崩塌危險”的“屋中世界”種種的不舍與所做的保護。
黃德海:關于《北流》,我已經寫了一篇文章,但好像還有很多話要說。剛才大家在強調林白的個性問題,包括她個人化寫作問題,從《北流》來看,這是怎樣的個性?李躍豆是個格格不入的人,她跟這個世界交流起來并不順暢,也沒有有意識地學習怎么跟世界和解。因此會看到,她到處碰得頭破血流,從這個情況來看,其實這個書也仍然可以是《一個人的戰爭》。我們強調了很多年文體的個性,但裝模作樣的個性只是一個粗暴的作風,而忠實于自我的《北流》,因其真誠,成就了一本風格意義上的個性之作。
因為這個原因,造成了一個非常有意味的狀況。我們看過去跟長時間段有關的小說,從1949年到1978年,其中的時間段基本是劃分好的,都有一個明確框架,人物只是在框架里面活動。因此這個時間段里的人,仿佛是黑白片里的,人不過是時代的注腳。而《北流》里這個格格不入的人,竟然不自覺地打破了這個時間的框框,從而把一個黑白片的世界還原成彩色飽滿的世界,包括大家剛才提到的人跟植物,人跟自然,人跟人之間的關系。為什么能還原成彩色世界?因為人物跟周圍的格格不入,卻也沒有絕塵而去,因而越是格格不入,就越是跟他置身的時代牢牢地長在一起。這樣,人和時代同時恢復了活力,過去的時代就不再是一個禁欲的時代,不再是一個黑白片的時代,而是充滿多樣的欲望和生命力,不比任何一個時代更少色彩。
還有一個問題。大家剛才說這個小說是碎片化的,因為碎片化這個詞有時候會讓人誤解,所以不妨稱這些密密麻麻的大小事情為細節。更重要的是,這個小說所有的細節,最后拼出的其實是一個完整的圖案,包括過去的時代,包括我們置身的時代,包含我們現時代背后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值得好好琢磨,里面既有傳統的出處,也有西方的來源,有的是從電視上看的,有的是道聽途說,這些看起來互不相干的東西,最后融為了一體,這本書也完成自己的閉環,有它的世界和世界觀的呈現。
岳雯:面對一個過于豐富和豐饒的文本,讀者可以從很多切口進入,但也往往會在迷宮一般的文本中陷入迷失,甚至失去語言。面對《北流》,我就是如此。我還記得,在《北去來辭》面世之后,我們有一個爭論。有的評論家認為,從林白的寫作史來說,《一個人的戰爭》比《北去來辭》更重要,因為它更尖銳、更鋒利,說起來這是個人主義的寫作,但是契合了整體性的時代情緒。也有人認為,對于林白來說,《北去來辭》意味著一個封閉的與世界格格不入的自我,勇敢地打開自己,與更為開闊、繁復的世界建立了聯結。這個問題,今天依然可以討論,也值得討論。對于藝術家而言,什么樣的自我更有力量?是一個打開的無垠的自我,還是一個單純的、無知無懼的,世界在他視線之外的自我?每個人有不同的世界觀,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回答。但這是一個值得在不同的作品中,在一個作家身上反復追問的話題。
那么,從《一個人的戰爭》到《北去來辭》,再到《北流》,在漫長的時間中,在林白身上發生了什么?如果說,在《北去來辭》中,林白毅然決然從廣西小城“出走”,逐漸打開自己,“從一個自己,走向了很多個自己”,觸摸到天地萬物,并在某一個瞬間與自己,與世界達成了和解,那么,在《北流》中,那個一度清晰、磅礴的世界開始搖晃起來,變得模糊;那個“無遠弗屆”的自我重新生長出來,覆蓋了這個世界的無數個切面。而之所以如此,概因為構成這部小說的隱秘核心不再是“出走”,而是“漫游”。香港、六感、滇中……在漫游中,人被充分打開,萬事萬物涌入進來,伴隨著涌入的,還有過去的時間。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在不同時間累層上自由切換的自我,過去、現在、未來,統統構成了自我的組成要件。非但如此,小說里寫到的每一個人物,似乎也由漫游構成。從這個意義上說,漫游成為林白構造自我、構造人物乃至于構造世界的方法。
在漫游的過程中,火車成為極其重要的意象。我還記得,在讀《北去來辭》時,到了小說的結尾部分出現了神來之筆——在搖搖晃晃的火車上,道良的形象宛如一道閃電,突然出現。那一刻,海紅長久以來的怨恨也好、隔膜也罷消失了,她理解了道良,同時也與世界和解。同樣的,在《北流》的漫游中,火車一直是在場的。它讓“流動”這一動作有了具體的形象,是回到內心、走向世界的中介。由此,廣闊天地不再外在于一個人,而是成了一個人的內在自我。就像小說所說的,“當我無可挽回地錯過一些,當我的前方越來越空曠,我就越是看見那個幾十年前的自己,一種遙遠的模糊,同時也遙遠的清晰。”在時間與人世間漫游,萬事萬物重新進入實現,通過世界在意識中的投影,一個人看到了她自己。這個自我既像刀刃一樣鋒利,又像菩薩一樣低眉。
李敬澤:一部《北流》放在這里,如同山頭上一個陣地,大家四面八方圍攻,但是不是拿得下還很難說。總的來講,在這部小說中,我覺得林白是自己反對自己,反對所有過去我們對她的那些界定。林白是一個被清晰有力地定義過的作家,后來她寫作的主要動力可能就是反對這些定義。當然了,天下事就是這樣,我們一定要反對林白的反對,我們一定要定義她。
《北流》最令人矚目的是它的結構,注、疏、時箋、異辭、尾章、別冊、辭典,這樣的結構不是時間性的,是空間性的,它是個大園子,而且這個園子還沒有一個中心性的結構意志,沒有正殿上房,似乎可以一直擴展下去。我猜這部長篇的完成肯定是被編輯逼的,你必須把它完成,必須OVER。若依著林白,她很可能繼續沒完沒了寫下去。我相信一定是這樣,這種開放和延展,這種內在的未完成或不完成正是這部小說的不同尋常之處。
一部小說有開始有結束,給世界一個封閉一個目的,大部分小說家認為這是他的義務。但也有的小說,是為了不結束,是為了向世界敞開。《北流》中有一個“尾章”,聽上去是有一個結尾,但它結的是誰的尾呢?剛才何平說,注也好,疏也好,時箋也好,異辭也好,別冊也好,辭典也好,其實都指涉著某個前文本。注,注的是誰?別冊,別的是誰?異辭,異的是誰?這個問題特別有意思,假設存在一個正文,這個正文是什么?這當然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但是這也表明一個根本的姿態:整個這部書是有對象的,是有一個不在之在,這里有一個空,空是無,有無相生,空也是大有。這個空是什么?我覺得也是很有意思的問題。這個空是北流那個地方嗎?北流僅僅是北流鎮嗎?它也可以像意味著流動,時間的流逝、空間的流轉。你甚至可以認為,這個空,或者文本所指的那個對象,是林白自己過去所有的寫作。等等。這些是我們理解參悟這部《北流》的很關鍵的疑難。
如果一定讓我為《北流》找一個參照的話,我就找普魯斯特,找《追憶逝水年華》。我不是說《北流》就是中國的《追憶逝水年華》,但我個人認為后者可以是我們理解《北流》的一個參照物。
普魯斯特為什么要寫《追憶逝水年華》,他說,面對死亡,我們需要在回憶中拯救自己。《北流》也有一個“流”,有似水的時間和空間,冥漠無涯的大水。對于普魯斯特來說,摧毀性的是那個時間、那個死亡,是個大他者,拯救性的是回憶。在《北流》中空著的那個東西是什么?如果到一定要概括,我把它概括為一個字——“變”,這個“變”里就包含著人在時間空間中的行走。我們常說,這個或那個小說反映幾十年年來的變化,但是說老實話,當我們這么說時,我們指的是什么?它們是怎么反映的?大部分是通過人物命運的變化,乃至于單純依靠外在的標識來說明這種變化。我想,我們可能還真沒有一種更具內在性的辦法,過去多少年來從總體到個人的那個 “變”,它在人的內在經驗和體驗中如何獲得形式、語言,這或許是解讀《北流》的一個方向,為“變”留下一份注、疏,也為“變”留下一個別章、別冊、辭典等等。
這個注、疏,這些異辭別冊,和它所指涉的對象的關系,不是一種二元對立。我們談論林白,特別容易把她放到某種二元對立的結構里面去,但是我覺得現在林白的語法、林白的邏輯、林白的思維方式不是這樣的,包括我們在《北流》中看到的方言和普通話,絕不是一般意義上人們強調的,普通話就是一個權力等等。實際上林白在這里書寫的是混雜纏繞的語言經驗,如果人是一個語言的存在,她就給了我們一個混雜的存在,人如何經歷和呈現為這樣一種混雜變易。
岳雯的分析對我特別有啟發,她一口氣用了十幾個“自我”,說白了就是林白變成了一個大自我,由小自我變成大自我。在批評話語中,我們習慣于設定作品中和作品外有一個自我,兩個自我互相映射。但話又講回來,在類似于《追憶似水年華》這樣的作品中,問題的要害不在于寫出這部書的普魯斯特身體里的那個自我,而是他如何由此出發,在小說中建構、發明一個更大的、全新的自我,這甚至會表現為放棄、消弭自我。同樣的,我們也許可以想象,《北流》的空就是作者的那個自我,它被懸置起來,它變成了一種無以自明之物,小說與其說是它的展開,不如說是在它的塌陷中形成星云,龐雜、彌散、流動不居、應物賦形,在這里并不存在一個堅實的、超驗的自我的內核。我們真的常常被一個強大的現代性邏輯支配,以至于除了談論自我就無法談論文學,乃至無法談論這個世界,而林白的《北流》在這個問題上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啟示。
某種程度上講,我覺得《北流》這部書幾乎可以看作是林白所有的書,好像她所有前邊走過的路都是為了到達北流。幾十年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一直內在地激勵著中國小說的一件事,就是我們這一代人、幾代人,我們在座所有的人,我們都經歷了滄海桑田,不僅是外在的,也是內在的,我們不是經歷變化,而是,我們本身就在變化,就是變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說,變化就作為我們的生命在涌動,不僅在外面,也在生命的內面。如何由外面把握內面,如何由內面貫通外面,對文學來說,這不是一個小題目,是一個大題目。在這個意義上,《北流》或許向我們敞開了一種新的可能性。
劉大先:林白的《北流》結構交錯,內容繁復、細節豐富有時候甚至堪稱駁雜,是近年來我讀到的特別具有“文學性”的作品,面對這樣有著多重意蘊的長篇巨制,我們很難從哪個單一維度對它進行高概念式的概括。它的內容與形式還需要時間去慢慢消化,我謹從三個層面談一下我的感受。
一、首先最顯表的層面,閱讀直觀感受的層面,《北流》是獨語書,盡管敘述非常纏繞,但敘述語調是從個人出發的,我們無法回避敘述者非常明確的性別意識。李躍豆母親與蕭繼父重組的家庭中,男性不是缺席的就是沉默的,或者是孱弱的。像李躍豆的哥哥李春一和蕭大海基本上完全失語,她的弟弟李米豆與蕭海寶一個憨厚遲鈍,另一個則始終沒有成熟;海寶的兒子阿墩,也是媽寶男的形象。對照之下,母親梁遠照和弟媳婦玉葵則精明能干。整個小說中涉及到的所有男性,不是性格上有缺陷,身體上較孱弱,就是行事中有虧欠、道德上有缺陷的蒼白、脆弱的形象。而女性,從韋、程、李“三個老阿姨”,到梁遠照、晏本初、羅端 “三個女同志”,所有的女性則都是形象鮮明、各具個性。她們頑強地生長,面對的是對女性而言不太公正的社會整體語境,包括家族的、文化的乃至集體無意識中隱隱約約的重男輕女,甚至那種情緒和觀念會內化入現代女性自身,比如在遠照那里還依然延續了女性的自我壓抑與自我犧牲。小說的女性視角讓人無法忽視,也延續了林白一直以來的性別自覺。
女性視角在小說中有一個非常棒的意象“水底的樹”,那一段話很精彩:“在半明半暗中她感到自己身體飄浮,四周圍全是水,她仿佛站在了水底,水底有只巨大的蚌,還有棵透明的大樹,她極力仰頭,想望清是何種樹,卻始終看不分明。她沿著透明的樹干攀爬,手腳并用。終于,她攀到了水面上。而火車搖晃。”這個鮮明的意象,形成了“浮出歷史地表”的隱喻。水底的樹如同女性的自主與獨立意識,奮力生長,從水面凸顯出來,但是“火車搖晃”,意味著外部的語境還是動蕩不安的旅程、充滿變數和未知的前方。
二、如果說獨語的女性敘述是顯表層面,那么《北流》的核心和主體層面則是一種南方寫作,有著鮮明的地域色彩和文化色彩。《北流》里對于粵語、普通話、英文以及其他語言的表述,透露出的是由方言所天然攜帶的差異性地方意識。另外一個廣西桂北的作家霍香結有一本小說叫《地方性知識》,前不久修訂增補為《銅錯全集》,他在里面采取人類學、仿歷史、擬人類學的寫作,其中有一大部分章節寫的是語言分析,方言呈現出一個獨特的世界。這可能是依稀尚存的地方文化難以磨滅的印痕,讓我想到金宇澄以上海方言寫作的《繁花》以及畢贛的電影《路邊野餐》,尤其是后者,氤氳著獨有的南方氣息。
《北流》里的南方與中國古典詩文中的“江南”那個典雅的南方不太一樣,也不同于先鋒小說比如蘇童那里“墮落而誘惑”的南方,它是已經靠近熱帶的南方,一個有著充沛的雨水、充足的陽光,植物葳蕤生長,草木藤蘿郁郁蔥蔥的南方。這個炎熱、潮濕、植物和欲望滋生蔓延的南方,背后和底部是一種難以枯竭的生命活力。《北流》的結構是一種有著氣根的熱帶植物的結構,按照這種結構,可以從不同的氣根延伸下去,無窮無盡地寫下去,因而它是生長性的小說。但是,我想補充的是,在這個植物式的小說當中,不僅有植物的靜默、承受,同時也有犀利尖銳的“簕”,也就是當地方言中的“刺”。敘述當中經常迸出敘事者的議論,敏銳而尖刻,一陣見血,意味著它不僅僅是沉默而柔弱的植物,也有著銳利鋒芒的堅硬質地。這個是非常有南方特色的東西,構成了《北流》穩固的內核。
三,如果我們從超然的層面來看,《北流》還是一本回望之書,絮叨、瑣碎、綿延不絕、悠長的抒情中直指人心,有著波拉尼奧《2666》般的耐性,和婁燁《頤和園》似的情感流動。這個寫作是站在滄海桑田的這一邊來回首與追憶,而最終,過往已經無法修復,逝去的也無需再牽掛。通過這個書寫,敘述者并非要救贖什么,也并沒有達成所謂的和解,而是要通向一種達觀,一種接受與忍耐。淚水匯入雨水,空間融入時間,恩怨趨于淡化,所有的忙碌和躁動都回歸到了寧靜與淡然。這個時候,小說超越了自身的情節、故事與人物,以及時代、社會的風云變幻或者個人遭遇和命運的跌宕起伏,最終通向了人生、歷史,乃至無窮無盡的宇宙。
小說文體在這里顯示出其極大的包容性,不僅在形式上收容了詩歌、散文,也包納了自敘傳、回憶錄,同時還抵達了心靈史與哲思的碎片。
項靜:我簡單講三點感受。
這個小說本身是提示一個文學困境,文學從業者都會面對的困境,我們怎樣尋找到一個合適的形式面對這個世界,面對這個越來越陌生又特別生猛的世界。馬爾克斯說當我們面對新的世界的時候,特別需要伸出手指,把很多東西一一指認出來。這個指認的過程就會落實到語言上面。提及語言好像是特別陳舊的話題,我們不斷地講一個作家在語言上的創新,去尋找一個新的語言的方式,尋找一個新的語法。實際上,任何一部有創造性的作品,都是在試圖創造和發明一種語法,《北流》采用的是語言組合的方式,這一點跟《繁花》有點類似,大家經常討論它的方言,我在看的時候覺得方言并不是它最主要的特色,鴛鴦蝴蝶派語言的介入好像比方言更加占有份量,也有一種別樣的趣味。《北流》也是幾種不同語言組合,方言的介入只是其中大概1/4的比例,方言像根莖一樣,插入普通話或者是其它的語言沒法介入的一些縫隙里面,所以使得方言觸及的生活特別的扎實。另外有比較犀利的現代女性的語言,類似《致1975》或者是《一個人的戰爭》中那種直接犀利語言,一種青春、成長的、沖撞性的語言。當寫到北京、香港生活的時候又是另外的語言風格,是一種平實穩重的,不斷試圖去覆蓋這個世界的語言。另外的部分是實錄性質的,記錄的各種話語,像留聲機一樣,不太有個人態度在里面。
除了語言之外,小說中的時間也是比較重要的東西。我們大概都會有這種經驗,當你沉睡的時候就像進入一口井一樣,在沉入一口井的過程中,一個人的所有時間是重疊的,《北流》有一章的題目就叫《重疊而不是重復》,在重疊的過程中,我們的少年時代、青年時代和壯年時代,是完全放在一起的,沒有過渡的全部的自我,或者非常混沌的在這口井里不斷繁殖或者重新生長。《北流》中還有一個書單,從第一章一直統計到最后一章,是一個非常龐大駁雜的書單,他們非常別扭地堆積在一起,這個書單也是時間的折疊,不是按照時間順序來的,是非邏輯地混合、組合在一起的。如果在物質世界的部分是馬爾克斯的感覺,在時間的部分可能就是普魯斯特的感覺。在精神上依然是1980年代文學的精神,是現代主義、先鋒派的后續之音,小說中的自我非常膨脹的,沒有節制的,是那一代人的時代語法。《北流》自己就是一個收納的器具,把時代的差異、不同的書單,時間和語言收束在自己的內部,又以無限的實物去節制之前過于膨脹的自我。
在閱讀中我被一個對小說結構的疑問牽引著,龐雜的無限的小說到底如何落地。小說需要外在的結構,在我的認知中結構比一切都重要,《北流》中方言是一個結構,字典也是一個結構,疏卷、注卷、別冊等也是一個結構,如果說《一個人的戰爭》是一個人對一個無限,在《北流》這本小說中,可能就是無限對一的過程,我希望尋找到這個“一”到底是什么。在這個小說里面,我希望這些外在的形式,所謂的返鄉與出北流,這些形式總規要有一個落腳之處,這個落腳之處是什么?小說里面塑造了那么多人物,我最喜歡的米豆這個形象,像天心那些人物也非常打動人,他們是具有世界主義的人,雖然這個世界主義沒有什么邏輯,但是非常浪漫、夢幻,有欲望有激情的感覺。然而最打動我的是米豆這樣的人,米豆是即使沒有水也能生長的藻類,他是在世的圣人,是一直失敗的人,這樣的人可能就是這個世界的平常心。我特別感動小說中的一句話“小縣城就是世界的平常心”,我們經過曲折的道路,總規要回到平常心。這個小說最后走到平常心,我能夠感受到所有華麗的東西、絢麗的東西、實驗的東西都找到一個落腳點。我也在小說閱讀中終于體會到了完成與圓滿。
饒翔:讀完《北流》這樣一部龐大作品,感覺還沒有完全消化。它的這樣一個特殊的結構,方言寫作,駁雜的社會內容和時代信息,固然給評論者提供了很多的入口,但你怎么去理解它,跟作者展開深入的對話,也是特別有難度的事情。
我今天一直很焦慮怎么談論這個小說,后來我在路上看了林白老師自己的創作談,她說到她一直在調整結構。我們今天也一直談的這個結構,賀紹俊老師說它是麻花式的結構,我看雜志導語里面說它是一種后現代的結構,不同文體體例的拼貼并置,同時它是反線性,完全跟著作者主觀意識流動的敘事。我看林白老師的創作談,她說剛開始對結構也有她自己的猶疑,后來她想通了,她說“那些看似不相關的名堂,猶如榕樹多出來的氣根……若非長篇里插入一眾‘氣根’,可能早就崩潰了。”林白老師寫了很多南國的植物,不光是榕樹,其實很多都有氣生根。像各種藤蔓植物、蔓綠絨、龜背竹等等,都能夠生出氣生根,因為南方空氣濕度大,通過氣生根向空氣直接吸收水分和養分,而且它也有特殊的繁殖方式,比如植物玩家,等根莖上面生出新的氣生根,就可以把那個地方砍下來,埋在土里,又重新長出一個新的植物,通過氣生根進行繁殖。賀紹俊老師說是《北流》是一個碎片式的敘述,碎片本身有意義。碎片本身都是帶有“氣生根”的。
我由此也想到德勒茲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概念——“根莖”,一般的植物由一個主根往上生長,植物生命都是靠根吸收營養,供給養分,但是有一類植物很特殊,就是塊狀根莖植物,比如土豆和生姜,是塊狀的莖在地底下,莖上生出很多小根須,它沒有一個主根,德勒茲由此提出一個概念“根莖”——一般的植物,哪怕榕樹這樣有氣根的植物,它還有一個主根,而土豆、生姜等植物,以莖根生存的植物只有根須,沒有一個中心。林白的寫作特別有意思,她可能接近于德勒茲的根莖式寫作,它是無中心的、無等級的,它是紛繁的,是如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那樣,書寫的是時間和自我的印記,是從歷史中打撈的記憶。
德勒茲還有另外一個相關概念是“游牧”,游牧者居無定所,但卻保持了一種自由的狀態。也可以用在理解這部小說。小說的中心人物李納豆不斷在所謂“南方的七線小城”,到南寧,到北京之間游走,但事實上又沒有哪一個是她的定所與中心。她自由穿越于各種所謂的中心與邊緣——首都與邊地、方言與普通話、男性與女性等等,是用流動的方式把各種等級給消解掉。所以林白的寫作不是一元中心式的寫作,而是根莖式的多元性寫作。按照德勒茲的說法,這可能是一種新的文學生成,它通過一種去中心化的方式進行破解,破除強勢的、有規則、有領地的強大的領域,它運用新的語言材料,通過文學想象,創造小說一種新的可能性。
像林白這樣一個具有強大詩人氣質的作家,她所有的創作可能都是自傳,至少是精神自傳。但是寫作是很復雜的過程,不光是打磨,也是發明創造自我的過程。把林白的這么多年的小說,從《一個人的戰爭》到《北去來辭》到《北流》串起來讀,可以發現,它們是通過寫作來生成自我以及呈現那個自我變化的過程,把所有的小說串起來是一個關于林白自我的復調敘述。我們都看到這個變化,我們怎么理解這個變化?我覺得林白并沒有輕易地和解,林白的和解就像那根“勒”——刺,她的那個自我還是那么鋒利,并沒有提供給我們想象的、輕易的救贖與和解,或者豁達、平靜、寧靜、溫情脈脈的那些東西,從她對于人物、對親情、對于家鄉的態度可以感知這一點。而這個小說也不是返鄉書,小說寫到李納豆突發奇想想回她的老家去買一套二手房,交了一半的定金,突然又不想買了,寧可損失一大筆違約金,你會發現她其實沒有真正的精神返鄉,她的自我還是在一個漂泊、流動變化的過程當中。她可能是更加慈悲,這個詞在林白小說中出現過,我使用“慈悲”也沒有那么準確。“慈悲”的意思,未必輕易和解,未必重新喜歡、愛上這些人物,但她努力去接近讓這些人物的狀態、讓人物的歷史呈現出來。這個“慈悲”代表了作者自我的一種顯著的變化。當然這個自我的變化也是需要辯證看待的問題,女性的自我是不是一定要所謂的更具社會性、更加寬闊、更加豁達,才是一個豐盈、成熟的女性自我,我覺得這個問題也是可以討論的。畢竟有時候藝術的力量不僅來自寬闊,也可能來自尖銳。好在,林白式的銳利還在。
叢治辰:我覺得世界上的小說分兩種,一種是可以寫評論的,一種是不可以寫評論的;一種是適合開研討會的,一種是不適合開研討會的。這部小說就屬于不可以寫評論,不適合開研討會的。因為不管寫評論還是開研討會,重點都是要把這部小說說清楚,要說明它、解釋它、闡釋它,搞出一個理論框架、一個結構,把它裝進去。可是《北流》不好裝,把大家搞得很累,這不是我軍無能,是因為這根本就是一個不應該去闡釋的文本。剛才季亞婭作為責編說如果她不喊停,林白會一直把這個小說改下去。這也從側面證明了,這樣一部小說是無限的,溢出了既有的可想象的那種結構。在閱讀《北流》的過程中,我經常想起我閱讀詩歌的體驗。很長一段時間我對詩歌,尤其對詩歌評論充滿了困惑。讀到一首詩,覺得很棒,但是不能完全明白,我就去找評論或研究文章看。可是看了之后覺得更加不滿了,因為那些評論看上去在談那首詩,但是始終不及物,各種大概念、大名詞繞來繞去,可是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對詩歌進行老老實實的文本分析。后來我才醒悟,對于詩歌的神秘之美,或許本來就只能這樣討論。過于龐雜和曖昧的表意構成了神秘的審美效果,那在相當程度上是拒絕闡釋的,你只需要去感受它的美就行了。在此意義上,《北流》不僅僅是在開頭和結尾各放了一首詩,而且整部小說都是以詩歌的方式完成的。它根本是一個逃避被單一的闡釋框架收納的文本,最好的閱讀方式并不是一邊看一邊皺著眉頭去琢磨它表達的企圖何在,而只要閱讀就好了,讓自己放輕松,跟著它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詞語順流而下。
那么這部小說為什么要做成這個樣子呢?因為它寫的是時間,是記憶本身。《北流》沒有一般現實主義作品那樣的故事核,而是由李躍豆的幾次旅程松散地將豐沛的修辭勾連起來,在這幾次旅程中,外在的風景與內在的情感相互迸發,回憶紛至沓來,人和事凌亂地混雜在回憶里,和囈語一般的心理活動與抒情糾纏在一起,那正是人的記憶最真實的狀態。記憶當中所有的人物、空間、名物、歷史事實、對歷史事實的認識、有關歷史事實的反省,等等等等,這么龐雜的內容一旦被結構化,被特別清醒、理性地講述和闡釋,一定是不合理、不可靠的。所以這么多人攻這個上甘嶺攻不下來,是非常正常的,因為上甘嶺也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呀。一個“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書寫對象,必須以這樣非線性、非結構的方式去接近。記憶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時間本身,時間經常被想象為是線性的結構,但那是想象而已。在真實的生命體驗中,尤其是在記憶的回溯里,時間往往呈現為一種亂流。我們想要到時間深處去準確地把握住一個中心,卻總是發現中心在滑動,某種程度上就像德里達的“延異”所描述的那樣,它沒有確定的輪廓和形態,而表現為一種軌跡,從一個詞滑向另一個詞,由一個詞頂出下一個詞,不斷地接近某個中心,卻永遠無法抵達這個中心。可是它看似不描述認識實在之物,卻在不斷地移動中將此物創造性地呈現出來。無法抵達中心在此不是因為藝術的粗糙,而恰恰是因為藝術的精妙,是要去呈現簡單的書寫所無法呈現,也沒有意識到有必要去呈現的那種程度的存在。因此敘述本身、話語本身就是小說的意義所在,除此之外并無確定的意義,這正是《北流》想要追求的復雜性。
以對比的方式,或許更能夠理解,《北流》的無中心之下,其實仍然有某種堅硬的東西。它不是完全的空洞,而有想要對話的對象。《北流》的寫作方式讓我想到香港和臺灣的一些作家,比如黃碧云和童偉格。——有趣的是,這幾位作家所身處和所書寫的緯度似乎大致相當,他們同屬于炎熱多雨的南方,有老師提到南方的書寫,似乎確有可以探究之處,不過那是另外一個話題了。——以童偉格來說,他的寫作也是這樣如在時間的亂流之中寫作,詞語生成詞語,言說不斷增殖。他所書寫的是在那座島嶼一下子從經濟高速發展的輝煌中衰退下來之后,在失去了歷史的位置之后,那種無所適從的茫然。因此在那語言的不斷生成里,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相當無力和無奈的情緒,這就是為什么他始終在書寫“廢人”與“無傷”。可是《北流》顯然不同,盡管以看似相同的書寫方式——或許還有看似相同的溫度與濕度,但是《北流》里洋溢著旺盛的精力和熱情,甚至欲望。如果說童偉格筆下的島嶼是真的陷入了時間的亂流之中,林白筆下的北流可不是這樣,相反,它有著相當結實的歷史作為背景。不是說林白要處理那種極為強大和結實的歷史,但是她的記憶與時間總會最終流回到那里。那是無法逃脫的對象,也是給人以力量的對象,因此盡管我也同意有些老師所說的,李躍豆(或許某種意義上也是林白本人?)其實從未真正回到故鄉,而處于漂泊的狀態。但是無論她在北京,在云南,還是在北流,是在1980年代,還是在1950年代,或是她所虛構的未來時代,總是背靠著某種龐大之物,使她的書寫復雜但是卻不空乏。在此意義上,小說接近結尾的“異辭”一章其實同樣值得注意。小說結尾對于十次修改的詳細記錄其實已經提醒我們,這章“異辭”曾經一度被作為“正文”。這部以“注”“疏”“箋”的形式呈現的小說,其結構當然是有意義的。有老師說應該探究注疏的正文到底是什么,有還是沒有?如果從此前的版本來看,那至少林白在一段時間里是想要把“異辭”作為正文的。盡管后來她放棄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這章“異辭”一定有某種中心的意味。“異辭”是相當古奧也古怪的民歌體(又像是《笠翁對韻》之類的東西),但是盡管有意地讓它面目可疑,我們依然很容易在那里面找到一些非常醒目的歷史標簽,指向相當具體、扎實、堅硬的歷史存在。但是一方面,那歷史存在太過復雜,另一方面,也太過觸目驚心。因此《北流》只能選擇現在這樣的書寫方式,讓一切堅硬的東西都在語言的層面流動起來。
就此而言,此前我已經談及的一個論斷愈加可信:這部小說正面解決的,就是敘述本身、修辭本身、語言本身。在小說的第一個“注”章,李躍豆香港之行,一個看似偶然的機會,讓粵語——實際上是不標準的,作為地方方言的北流白話——從諸多主題中凸顯出來,成為小說中鮮明的存在。緊接著,小說討論了不在場/被遺忘的語言(“揾扽”)、不在場但卻并未被遺忘的聲音(“東方紅”衛星)、因語言的刻意亂用而導致的傷害(“搶奪寄養”);而在香港之行的這一部分,林白還可以用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風格“重疊”地講述了同一段時間李躍豆的經歷,更加明確而深刻地讓我們看到,不同的敘述語言,必然造成不同的敘事效果,那效果不僅關乎人與事,更關乎微妙的情感、思考乃至于氛圍。當然,方言的使用很容易讓我們將方言與普通話對立起來,從而將林白的語言實驗認定為某種以邊緣抵抗強大慣性的敘事策略。但是正如敬澤老師剛才已經談到的,這樣二元對立式的認定也嫌太過簡單。事實上,《北流》通過其語言實驗呈現出來的面貌要復雜得多。那套北流白話被操持地那么跌跌撞撞,又不斷和普通話的語法相互摻雜,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是屈服于普通話,恰恰證實了要找回記憶、確認鄉音,就像找到時間和敘事的中心一樣,是不可能之事。林白在《北流》當中所展開的語言實驗絕非我們剛才所舉的例子那么簡單,以近五十萬字展開的以語言為中心的實驗豈容小覷?在語言的糾纏、曲折、重疊、漂移、異變,我們看到語言所言說之物和語言一起,呈現出一種如多棱鏡一般的效果。
文珍:這是一個很迷人的文本。比較有意思的是,大家發言時都會提到里面的植物,還有一章就叫《植物志》,我剛才想,除掉林白老師自己說的氣根是很絕妙的比喻以外,把這個小說的敘述方法比成紅樹林會不會合適?因為里面每一個種子都是一個完整的生命,都可以落地生根,隨時隨地生長出一個新的故事。剛才聽李敬澤老師說,林白老師一直反對所有的定義和界限,其實林白老師在這本新書里最反對的,或者說最希望解構,恐怕還是她自己這么長時間以來的寫作。這也正是一個優秀寫作者孜孜以求的自我超越。
饒翔說的復調也值得注意。里面大量出現我、你、他,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反復交疊使用,其實指向同一個人,同一個故事,有我看林白老師的《一個人的戰爭》《玻璃蟲》《萬物花開》里都能非常熟悉的細節、情節,以及在《婦女閑聊錄》里展現的卓越聽力和對話場景復原能力。但是她同時用了非常微妙的方式去反諷和反對自己這么多年已被讀者熟知的筆法,也包括自己曾經的思想。剛才項靜說的她很喜歡的米豆,米豆更多時候,似乎是作為躍豆的反面,因為他首先是一個弟弟,一個男性,而其次他相比躍豆的敏感來說相對遲鈍,對自己糟糕的處境也較少認知,不像姐姐一直在像小鹿一樣輕盈地逃離自己在縣城可能早早結婚生子墮入庸常的命運。然而米豆卻反而被寫得很可愛,而躍豆有時卻顯得過于精明而劍拔弩張,不通人情,和故鄉的寬厚人情不再兼容。里面提到火車也很有趣,林白老師三言兩語,把自己曾經作為一個文藝青年以前對遠方的憧憬和向往也全都反諷掉、消解掉了。小說里寫主角以往每次遇到問題都坐火車想去別的地方,但是從來就沒有解決過這個問題,在異鄉并沒有真正的安慰,也許真正有價值的,不過是在從此在到彼在的旅行過程中。
這個小說,治辰說會不會像香港的女作家黃碧云,我不覺得非常像。黃的《桃花行》,這里面也有三個老女人,似乎只有這一個設置有點像——但基本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路徑,黃碧云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拒絕讀者,設置的敘事難度和語言難度更大,而林白老師的作品對讀者還是很溫柔的,它也不完全是獨語,而是希望讀者能夠聽到新的聲音,而這聲音里,有一種很強烈、很旺盛的表達欲,而且里面并不完全是平靜的,時而憤怒時而豁達,是交疊進行的,有時候這一個晚上寫憤怒,那一個晚上寫豁達,它是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如同密林一樣真實的圖景實錄。亞婭說林白老師最早改了很多稿,仿佛油畫在不斷添加新的筆觸,這是一個很妙的比喻,而由此我也稍微在這個基礎上再生發一下,它也許還像一個多重的現代藝術裝置,里面既有鉛筆素描、有油畫、有水彩,也有手指畫,有各種各樣的細節,有各種各樣的嘗試,一起展示一個正在通過時間長河檢驗的作品的豐富性;而如果以聲音作比的話,則是一個眾聲喧嘩的大合唱,通過不同的節奏、音階和聲部,來共同完成一個人的成長史。
《北去來辭》我很遺憾沒有看過,但是林白老師早期的作品比如《一個人的戰爭》《萬物花開》我都很熟悉,而《北流》作為暌違數年的新作,其實是非常淋漓盡致,也極盡真誠地展示一個女性作家在30年來的心靈史,尤其是這樣一個回望的姿態,在回望的過程中,恐怕也會不斷懷想起當年的自己,或者是十年前的自己怎么樣看待這段經歷,二十年前的自己怎么看待這段經歷,而此刻的自己又是如何恍然發現一切不過如此。就這樣把這些心靈上深深淺淺的痕跡都擺出來讓大家看到。而最后主角暫時地站在此刻時間的盡頭,又試圖把這數年來沉重的包袱全部一股腦兒拋掉。這個復調,正是一個人在時間長河中不斷和不同時間的自己相遇,不斷和不同時間的朋友相遇,不斷和不同時間的自己的母親相遇,不斷和不同時間愛過也恨過的人相遇,而迷人性在于,好像反反復復在出現同一些人,同一些名字,但這些人在時間之河里其實早就完全不一樣了。書名為《北流》,仿佛大江北去,也讓人想起那句著名的“人不能同時踏入同一條河流”,這樣的寫作,真正展示了時間的浩浩蕩蕩而又瞬息萬變,寫出了時空流動過程中的一些非常豐富而駁雜的印象,是一個非常富有現代性的作品。
行超:幾年前讀《北去來辭》,特別感佩于林白老師在文學中自我敞開的勇氣,以及那種既剝絲抽繭又和盤托出的寫作能力。但我當時其實有個疑問,主人公海紅作為一個現代意識非常強的女性,終其一生所做的,幾乎就是逃離和擺脫她所出生的地方,逃離那個束縛著她的原鄉和那些熟悉的人。但是,這樣一個人物,在小說的結尾部分,最終還是選擇了回到故鄉,也是在回到故鄉之后,她才重新收獲了自己內心的安寧和平靜。雖然這在小說敘事上是非常經典的“出走——還鄉”母題,但當時我其實不太確定,它在現實的生活邏輯當中何以成立。
所以,讀《北流》,對我來說首先就是不斷解開這個疑問。在我看來,《北流》就是在《北去來辭》結束的時候開始重新寫作,換一種方式重新講述海紅的故事。在這里,海紅變成了李躍豆,圭寧變成了北流。《北流》充分解釋了海紅為什么會成為海紅,李躍豆為什么會成為李躍豆,他們為什么要離開原鄉,而這個原鄉又是怎樣不斷地牽絆著她們,最終必須重返,不回來不行。甚至,《北流》不僅是在重返《北去來辭》,也是重返《萬物花開》《婦女閑聊錄》《致1975》等等,是對此前林白老師所有作品的重返,它或許可以成為所有這些作品的注、疏,或者箋,對于整個林白的寫作歷程來說具有某種原點的意義。《北流》最終解釋的是林白為什么會成為今天的林白,是作家自己的精神來路和她如何走到今天的整個過程。
當然,這一次的重返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在寫作上,《北流》創造了新的形式,顯得駁雜、深邃。我覺得在《北流》中,林白老師重新把小說敘事交還給了感官,比如她寫到方言、語言,是訴諸于聽覺;寫到過去很多回憶,像畫面、影像一樣,是訴諸于視覺;還寫了很多味道,訴諸于嗅覺……其實這種用直接的感官經驗去面對世界、呈現世界的方式,恰恰也是林白老師在她的寫作之初最明顯的特點,是她的小說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最震驚和感動我們的地方。而《北流》的文本之所以如此破碎又如此豐沛,之所以能呈現出如此動人又強大的細節感受力,可能都是來源于林白老師對感官的敏銳發現和準確呈現。
在這個意義上,《北流》也是重返,小說中,作家李躍豆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返鄉,現實中,林白也是通過這一次的寫作,重新返回自己寫作的起點,重新找到自己之所以開始寫作、之所以會成為今天的自己的原因。
徐剛:我覺得《北流》是林白老師迄今為止最為重要的作品,也是在未來很多年里會被我們反復討論的一部作品。我們知道,林白的小說永遠都是寫自己,《北流》里,她把自己全部拿了出來,剛才幾位老師同時用到一個詞,和盤托出,我覺得非常準確。她甚至把自己揉碎了寫到了小說里,這是真正的“以血為墨”的寫作。
《北流》具有非常豐富的意涵,為批評家提供了很多可以討論的空間。小說可以進入的切口很多,我覺得至少可以從精神史的角度來闡釋。小說寫到知青,即知識青年,但我更愿意從文藝青年的角度來看。《北流》其實意外地展示了一部文藝青年的精神史。我注意到十月公號上有一篇創作談《生命熱情之所在》,里面有這么一句話,“對我來說,生命的熱情和夢想比文學更重要。”這里的熱情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福民老師剛才說到欲望,我想說的是激情,激情是《北流》的一個核心概念。
在《北流》里,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文藝青年,一代文藝青年,他們的熱情和夢想,或者說激情。小說里的雞血針,是一個絕妙的隱喻。這里的激情需要找到一個投射物,或者投射到文學與詩歌上,或者投射到愛情與性。再或是投射到政治上,小說不斷浮現的是革命年代的歌曲、戲劇、電影與文學。小說貫穿的是無盡的愛欲和死欲。
延展開來看,我們可以發現,熱情,或者說激情,是一個貫穿二十世紀中國的關鍵概念。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史,其實就是一部文藝青年的精神史。文藝青年的激情和夢想,猶如永不止息的激流,貫穿著整個二十世紀。
小說《北流》中的人物趕上的正是文化革命的后期。這里一方面能看到歷史的荒誕,但卻能夠感受到一種生命的飛揚狀態。小說也寫了新時期的開啟,這個時候高考制度的恢復,文藝青年的激情有了新的附著,從學校到單位,他們開始或是困厄于現代科層制度,或是淪陷在瑣碎的,頹敗的日常生活之中。《北流》里不斷展現當年懷抱激情,四處奔突,出走的人,在多年以后的再次出現,卻展現出一副令人唏噓感慨的面貌。小說最后終結于一代文藝青年的年華老去,激情的消退,最后趨于寧靜。盡管這寧靜之中還會有一些刺。這其實也是在向我們昭示,上世紀80年代活躍的知識青年如今正在向邊緣撤退,他們正在變成莫言所說的“晚熟的人”,變成林白這里的“講方言的人”,變成李洱所說的“正在撤離現場”的人。小說里經常會有些頗為跳戲的慨嘆。比如有這一句,“四十年,足夠使一只神鳥變成半身不遂的老嫗。”我覺得,這正是一代人的精神畫像。小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描述一代人的精神史。這也正是這部小說值得我們反復閱讀,甚至在未來多年里值得我們反復討論的重要原因。再次祝賀林白老師!
林白:18年了,和《十月》雜志的緣分。這幾天梳理了一下,我的幾部重要作品都是在《十月》首刊的,2004年的《婦女閑聊錄》(趙蘭振責編,記得當時在武漢東湖邊租來的小屋里,借李修文的電腦寫完了最后一卷“在湖北各地遇見的婦女”,當時沒有U盤,拿3.5寸軟盤。拷盤以后還不能發郵件,是拷到五寸軟盤上,然后步行到湖北省作協大院喻向午家,他幫把郵件發給了趙蘭振)
2012年的《北去來辭》(寧肯責編),2021年的《北流》(季亞婭責編),十八年來,《十月》一直容納我逸出常規的寫作。八年前的《北去來辭》,在正刊分兩期連號刊出,這一次的《北流》,在《十月》又是連號發表。
講到《北流》——
寫完《北流》猛然發現,自己好像快到《紅樓夢》劉姥姥的年齡了。初初動筆,覺得還是個中年作家,八年下來,睜眼一看,不承認自己衰朽是不夠妥當了。
在這樣一個節點有此盛會,我要向各位致敬,要在向在座的各位行完注目禮之后再鞠上一躬。多謝大家閱讀這個身形龐大的《北流》,謝各種提醒、鼓勵和批評。
由衷感謝《十月》雜志,感謝編輯部的各位。
感謝陳東捷主編。感謝責編季亞婭老師,感謝她蓬勃的激情,良好的耐心以及巨大的寬容。《北流》在交稿后又多次改動,一而再地添加字數,每隔幾天就發去新改稿,直到核紅,還做了重要改動。我致敬亞婭老師的職業態度,以及,對這部作品飽含的熱情。
說來湊巧,與湖北武漢的緣分,與《十月》的緣分是同一年開始的,2004年春我到武漢報到,2004年秋天在《十月》發表《婦女閑聊錄》。前一年,2003年,修文到北京來領春天文學獎,我跟他認識,就在當年,2003年的9月份,他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調武漢文學院的可能性。
由衷感謝湖北省作家協會,感謝武漢文學院。想起武漢那些年,時常和鄧一光李修文張執浩一起到湖北各地去,《婦女閑聊錄》就是那時寫的……四五月份,細雨飛揚,油菜子正在收割,湖水清澈,潮濕的泥土有一種鮮艷的紅色……洪湖老灣鄉、紅安七里坪天臺山、利川的修道院……在洪湖,第一次看到棉花苗,第一次看到,很興奮。恩施利川,恩施是很難去的,我們坐長途車顛了一天,天黑才到……這些地名一經想起,瞬間歷歷在目。從北京幽閉的生活出來,放眼都是遼闊光明,真覺得日月嶄新,山河浩蕩……然后我聽到了很多人聲,那些口語、生動樸素的世俗生活,我也由此知道,世俗語言與神的語言是可以不分彼此地交織在一起。也許就是從湖北、從武漢開始吧,我覺得自己從紙上解放了,某種活潑的生命躍然而出。
這也是我在18年之后寫出《北流》的一個前因吧。
希望能夠一直打開自己。再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