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德“非遺”再認識
“柴”“繩”“爺”(泥塑) 王文瑜 作
今年9月15日,當習近平總書記在西安宣布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開幕時,我作為全運村非遺展廳的文化顧問感到無比激動。全運會期間能和許多市民非遺宣傳員們一起為全國的上萬名運動員、教練員和媒體人宣講陜西非遺故事,是一次極為難得的機會。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運會開幕式之前的14日曾專門視察了陜西綏德非遺館,對綏德非遺及全國非遺保護工作提出了要求,體現了黨和國家對非遺傳承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重視。此前8月份,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還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這對全國的非遺工作者、非遺傳承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精神鼓舞,欣喜之余也不由引發了筆者的一系列思考。我從事民間文化搶救和非遺保護工作已30多年了,陜北文化、綏德文化的魅力到底何在?應如何理解總書記綏德非遺館之行的意義?為此我也特意與為習近平總書記做展示的綏德泥塑藝人王文瑜、綏德石雕國家傳承人鮑武文和綏德文化館非遺同道延保霞進行了“隔空”交流。
延保霞說,綏德自古是邊塞重鎮,也是黃土文化的核心地帶。幾千年來,農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在這里反復碰撞交流交融,使這里成為了陜北文化的發源地。綏德現有國家級非遺項目陜北秧歌、綏米嗩吶、綏德石雕3項,省級非遺項目8項,市級23項。包括綏德炕頭獅子、踢場子、剪紙、寨山柳編技藝、民歌、年茶飯、民間泥塑、民間壁畫和陜北窯洞營造技藝、嗩吶制作技藝等。鮑武文自豪地說,綏德石雕幾千年前就已了不起,國家博物館里都有綏德漢畫像石。他回憶說,習近平總書記在非遺館觀看他表演時問他做了多少年,是祖傳還是自學,還有非遺的發展情況等,十分關心。鮑武文介紹說,陜北民間有炕頭拴娃娃這個風俗,家家戶戶都做,政府在各方面都很支持。陜北石雕家家戶戶的窯洞里都有,以前煤油燈下的燈座很多就是用石頭還有石枕,整個陜北地區的石雕都是從綏德、米脂、子洲這三個地方發展起來的。綏德石雕是全國四大畫像石分布區,其歷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是綏德人賴以生存的“根脈性”藝術。綏德出石匠,石雕、石材、石匠遍布全境的每一個村落,匠人們相石、打荒,對石材粗雕、精雕、細刻、打磨,手隨心動,鏨隨手動,傳承和傳習都不錯。綏德炕頭獅子流行全縣15鄉鎮,輻射陜北地區,是民間獅子崇拜的一種獨特方式。炕頭獅子造型千姿百態、似獅非獅,喜怒哀樂各具神韻,至今制作炕頭獅子還有許多民間講究,比如要選好日子,等夜晚星辰出現再動工等。如今綏德幾十家石雕廠、石雕公司在助力鄉村振興、文旅融合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在王文瑜看來,綏德文化的形成非常復雜,南受秦文化、東受晉文化、北受游牧文化影響,西又有沙漠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傳入。兩千年前秦始皇大兒子扶蘇,大將蒙恬就在這里戍邊,落戶綏德。作為世界三大民歌之一的陜北民歌起源地就是綏德、米脂,延安地區的居民當年基本都是從這兩地遷移過去的。回想習近平總書記看到他的泥塑時的神情,他說:“能感受到總書記當時的心情,他凝神看了一會,指著背柴老漢說,這個太形象、太了不起了,真的太好看了,連連稱贊。”他想,總書記當年在梁家河和農民們天天打交道,這些形象一定勾起了他的情懷。
王文瑜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進行陜北泥塑創作的,是土生土長的地道農民,祖輩也是農民藝人。他表示,這些年做泥塑,使他對農村、農民的生活以及民間民俗和傳統文化的了解比一般人要更多。同時他還從事過很多職業,這些經歷對泥塑創作都很有幫助。他的作品技藝是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他用地道的陜北黃土表現的是地道的陜北勞動人民的本色,他將陜北農民的樸實、善良、滄桑、豪爽與渾厚大氣、粗獷的性格特色在黃土的泥質中表現出來,既接地氣又有獨特性,因此被很多人喜歡。在他看來,民俗泥塑是地地道道的生活創作,因此必須要生動、要變化萬千,要在作品的表情、面部、體態上把人物內心的想法,把農民的精、氣、神都展現出來,用泥塑的手法把人的神韻“做”出來,這個很關鍵。作為非遺傳承人,對于如何傳承手工藝的傳統他有自己的原則,即要把手藝做到極致,“把自己的風格、特色做到極致、完美,這才是一個手藝人的目標”。
在筆者看來,陜北地區的人性格要比關中和陜南地區的人更加粗獷、奔放、豪邁、質樸與熱情,這是千百年來的生存環境造成的。生存環境越是嚴酷的地方,人迸發出的生命力就越是強大與強悍,而背后體現出的民間文化的生命個性也越強烈。在陜北這塊土地,要頑強生存就要敬天畏地,既與天地抗爭又要與來自各方的“敵人”斗爭才能生存,在頑強的生存中才能創造出豐富燦爛的民間文化。
比如過年,關中人過年的代表性民俗是耍社火、看大戲,而陜北人要打腰鼓、鬧秧歌、轉九曲(又稱轉燈),一個“耍”,一個“鬧”。關中冬日最冷時零下十幾攝氏度,而陜北冬天最冷時要零下30多攝氏度,耍社火、看大戲便不適合,而黃土高原地廣人稀、千溝萬壑,所以張口就唱、談天說地、即興發揮、靈活多變的陜北說書、平安書進院子、進窯洞、上炕頭表演就十分受歡迎。在過年的嚴寒中,人們要“鬧”。男女老少要鬧秧歌、打腰鼓,踢場子、沿門子,從村到鄉到縣,匯聚成奔騰歡樂的洪流。所以陜北的秧歌與東北大秧歌、河北地秧歌、山東鼓秧歌并稱漢民族四大秧歌體系,被保護得非常完整,風格也最為純粹。還有榆林沿長城一線流行過的老腰鼓,腰鼓曾作為長城烽火臺的報警工具和士兵操演、為騎兵助陣的工具,在漫長的歲月里與春節文娛活動及宗教祭祀活動結合,也成為了本地群眾主要的民間藝術活動之一,體現了農耕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融合過程中的尚武精神。
年夜,人們要燒著火塔塔、火判官徹夜轉九曲燈陣、在傘頭的歡唱中“祛百病”,所以綏德民歌的即興編唱也被贊譽為生活的藝術寶庫,這種熱烈由人們的心底迸發,具有強烈的感染力。過年塑火判官、燒火判官辟邪的習俗傳說原為京師(今北京)一帶的習俗,后由戍邊將士帶來并在這里流傳了下來。還有源于西域的嗩吶,在關中地區僅服務于紅白喜事,而在這里,大嗩吶卻發展成為廟會祭典、人生禮俗、年俗歡慶中必不可少的樂器,伴隨著人們的生生死死、衣食住行與喜怒哀樂。
再比如陜北心靈手巧的婆姨們用碎紙片剪出的窗花、頂棚花、碗柜花、炕圍子花等,綏德剪紙是陜北剪紙的重要流派,是歷史的活化石,是“母體”藝術。綏德有民諺說,“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鉸的”,這個“冒鉸”的意思是,手最巧的不是照著紋樣鉸花的,而是拿起剪刀就能隨心所欲鉸出各種花樣來的高手。不僅剪紙講究冒鉸,陜北的泥塑、面塑也講究隨心所欲,陜北家家戶戶都有的石獅子不是那種中規中矩的守門獅子,而是石匠隨心所欲依據石材及風俗禁忌創作出的活潑可愛、似獅非獅的炕頭拴娃娃獅子。在陜北地區,連窯洞貼對聯的傳統也講究自家寫自家的。戰“疫”期間,陜北各地都會把為民耕地的牛奉為防疫符號,通過剪紙貼在門窗上;婆姨們還會用雜糧黑豆、南瓜子配合布藝剪紙做成象征防疫的拉手“瓜子娃娃”貼在門窗上,而這種“拉手娃娃”與“抓髻娃娃”同樣也來自最古老的生命圖騰。
陜北人還擅長雜糧細作,綏德年茶飯的“五魁八碗”就是非遺項目,是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融合的產物。其中油糕寓意步步登高,五魁寓意武舉魁首,粗糧細作,熬、燴、蒸、煮、烤俱全,八碗成為最高等級的席面,被譽為陜北的“滿漢全席”。關中的花饃用于四時八節,以各種花糕和十二生肖為主,而陜北花饃中,印象最深的有春節和寒食節給孩子們送的“燕燕雀雀饃”, 包括很小的十二生肖饃、小鳥饃、小雀饃、燕子饃、刺猬饃、五毒饃等,小巧精致,用五谷黑豆點眼睛,再用紅棗、三寸秸稈、煮熟的黑豆等一個隔一個串在結實的麻繩和線繩上,下面還飾有五彩布穗子,讓孩子戴著或縫在新衣服背上“辟邪”,還可以讓孩子們玩著、互相追鬧著吃。還有用雜糧做的“攤黃兒”,老燕饃,有送給即將成婚或者已經成婚的青年男子的“對對虎”,送給平輩的“對對籃”、臥羊饃,女兒回娘家帶的跳兔饃、立虎饃等。
關中平原與陜北黃土高原兩地的“非遺”都歷史悠久,世代相傳,底蘊深厚,兩地都是中華文化和文明的發祥地,在筆者看來,陜北文化最突出特點一是陜北民間文化的個性強烈、接地氣,更彰顯出生命力的強大,并且陜北是老一輩革命家戰斗過的地方,也是新中國走向全國勝利的根據地和搖籃,是新中國紅色文化的搖籃。陜北的民間文化從上世紀20年代的“鬧紅”開始,至30至50年代,經過紅色文化的洗禮,經過一批又一批陜北藝人和從魯藝走出去的新中國文藝工作者的共同實踐,在時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與變革中,融入了紅色文化的基因,創作出了大批來自人民又服務于人民的鼓舞斗志、謳歌時代的優秀作品,陜北民間文化也隨著勝利走向了祖國大地,對新中國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陜北民間文化和“非遺”具有歷史文化基因和紅色文化基因的雙重屬性。民間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根脈和瑰寶,在此基礎上思考認識陜北非遺、綏德非遺,就會對習近平總書記視察綏德非遺館的講話有更深刻的理解:“民間藝術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來的這些寶貝,對延續歷史文脈、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