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方維規曾在德國學習和工作20年，2006年回國，任職于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和文藝學研究中心，今年當選歐洲科學院院士（“文學與戲劇”學部）。方維規教授多年致力于文史哲領域的跨學科研究，相關成果在比較文學、文學社會學、概念史、海外漢學等多個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他講述自己的學術經歷時的一些說法，有趣而耐人尋味，例如他對“跨文化”等問題的思考。

記 者：方老師好，您是上海外國語學院77級德語系的學生，提前畢業留校任教，直到1986年開始在德國學習和工作。您當時在上外教大一的學生，具體教什么呢？

方維規：其實1986年去德國之前，并不都在教書。1984年去北外讀研，那是一個在職研究生班，同學都是年輕德語教師，中德聯合培養，北外兩年，德國一年。讀研之前在上外德語系教書，教大一也就是德語入門ABC之類，我是上外附中德語班畢業的，外語發音當然沒問題，上基礎課很輕松，不用多備課。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當時也開辦了德語課程，由我們德語系承擔，我不是專職做那個的，但也代過一些課。

記 者：您1986年去了東柏林的洪堡大學求學，碩士論文寫的是魯迅和布萊希特的比較研究，據說這篇文章在國內就寫完了，當時為什么選擇這個題目呢？

方維規：改革開放以后，早先出去留學都是公派，學德語的去西德留學，等到我們班快出國的時候，中國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關系又緩和了，全班被派往東德。

關于我的碩士論文選題，我在讀研的時候寫過一本小書，就是《布萊希特》。我跟有些布萊希特專家有點熟，比如中央戲劇學院的丁揚忠，社科院的張黎，都是老師輩的。我還參加了中戲等單位聯合舉辦的首屆布萊希特研討會，國際布萊希特協會主席那次也來了。另外，我沒記錯的話，陳平原早先寫過一篇關于布萊希特與魯迅的比較研究文章，肯定對我是有啟發的，但我們的視點不完全一樣。說實在的，選這個題目，就是為了省事。我們去東德的任務之一就是寫碩士論文。寫完論文再去，就可以有很多時間用于觀光。一年時間里，不但把東德轉了個遍，還去過三次布拉格，看看卡夫卡的故居長什么樣。

記 者：您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1871-1933）——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您還發表了很多關于形象學和比較文學的文章，是不是您最初感興趣的是比較文學？

方維規：在我讀大學的那個年代，那些“文革”中被禁的外國小說又重印出版了。你一定在電影里見過饑荒時搶糧的場景吧？搶購書就是那場景，每天都有一堆人在書店門口等開門。因為太擁擠，上海的有些書店干脆先通過門窗把大家要搶的書賣完再開門。到了80年代，譯著中也有不少理論著作，都是以前不知道的理論，以前哪知道韋勒克？當時讀書的勁兒真可以用“如饑似渴”來形容，也是那時才知道有“比較文學”。

最初感興趣的確實是比較文學，而且跟學外語出身有關系。比較文學也在80年代慢慢紅火起來了，我在讀研的時候翻譯了狄澤林克的《比較文學導論》，后來從東德到西德，就是到他那里去讀博。他是歐洲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首屈一指的大家，不少人稱他為當代歐洲形象學之父。跟他讀博，也就選了你說的那個題目。我后來寫的教授論文，也是做形象學的，從以前做過的“他者形象”研究轉向“自我形象”研究。我現在任職于文藝學研究所，你問我最初的興趣是否是比較文學，是不是認為我改行了？其實，所謂“文藝學”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說法，是做文學理論的，而在西方，做文學理論的就在比較文學學科，在比較的基礎上做理論或提煉理論。當然，其他有些學科的人也可以做理論。不過你也沒問錯，我現在也不是老在做文學理論。即便做理論，也對傳統做法興趣不大，未必會得到多少認可。

記 者：您從事概念史研究的起源是1996年開始參加哥廷根大學的“近現代漢語學術用語研究”項目，當時德國已經開始依托數據庫來進行學術研究，但國內在那個時候還沒有投入實際應用。您是怎么通過這個項目開始對概念史研究感興趣的？當時用這種方法進行研究時，有什么具體困難嗎？

方維規：是的，我1996年受聘擔任哥廷根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參加了你說的那個項目，那也是我后來從事概念史研究的起點。電腦當時在中國還未普及，互聯網在中國剛起步不久。我們那個項目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做中國近代文獻中的重要學術用語的數據庫。沒過多久，金觀濤、劉青峰他們也開始在香港中文大學從事系統的數據庫建設。

我們項目組召開了兩次比較大的國際研討會，也邀請了不少中國做近代史的學者，都是這一行的名人，有些人還在我們那里工作過一段時間，認識他們對我后來的研究工作幫助不小。開學術研討會，就得寫論文，我最早的概念史論文也是在那個時候寫的。朋友多了，就有人約稿，我最早的中文概念史論文《論近現代中國“文明”“文化”觀的嬗變》于1999年在《史林》上發表，2000年又在北大的《中外法學》上發表《東西洋考“自主之理”》，兩篇文章好像在中國學界都產生了一些影響，可能是此前國內學界還不太了解概念史方法。至少到90年代晚期，我們占有當時很多國內學者還不容易得到的中文文獻，比如對近代中國影響很大的雙語辭典。數據庫用起來很方便，不存在您問的困難，只是覺得數據庫還不夠大，同我們今天知道的那些數據庫不可同日而語。

我還想說的是哥廷根大學的天時地利。這個大學的圖書館隸屬國家圖書館，中國的線裝書特別多，而且基本上是開架的，查起來很方便。另外，著名的“馬普歷史研究所”也在哥廷根，我有幸旁聽了他們召開的“哥廷根史學對話”國際研討會，會上還聽了概念史頭號人物科塞雷克的演講。我對概念史研究的學術興趣也可以說是際遇造成的。

記 者：您2006年回國任教后，第一階段的任務就是文學社會學課程嗎？您在《文學社會學新編》和《20世紀德國文學思想論稿》中提供了關于文學社會學的理論和歷史知識，對于了解文學社會學有很大幫助。15年來，您覺得國內的文學社會學研究有哪些進步，依然存在哪些問題？

方維規：好可怕啊，已經15年過去了！這么說吧，在這15年中，我還從未用過任何一本教材或其他人的東西來上課。我的想法是，其他人的東西，圖書館或網上都有，學生可以自己去看。上過我的課的學生都知道，方老師上課就是讀他的文章。沒錯，我上課都是講自己的東西，剛發表的或將要發表的，或者正在寫的書中的章節。但也不只是讀，那是沒法打發一個學期的時間的，我是邊讀邊講，一篇文章可能會講三五節課。自己寫的文章有心得，自然可以講好多。上課的文章當然也不是亂拼湊的，總有一些中心單元。我這種做法，可能是受到德國很多教授的影響，他們上課就是讀，當然不是讀其他人的東西。德國大學人文學科基本上沒有教科書，有時會提供參考書目，自己去讀。我覺得，大學是應該允許老師有自己的特色的，這對學生沒有壞處。很多老師都有自己專攻的東西，有自己的特色，讓學生在讀書期間見識各具特色的東西，收獲一定很大。

上文學社會學的課，不是我自己的選擇，是童慶炳先生覺得文學社會學很重要，希望我能開一門課。德國有一句諺語：“吃誰的面包，唱誰的歌。”我接受了這個任務，后來發現童先生的建議是有道理的。盡管1980年代就有文學社會學方面的譯作或譯文集，但是缺乏系統性，而且有些譯文是很成問題的。我想，既然做了，就盡量做好，用了很多時間來趕寫上課的講稿。我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有太多中國做文學社會學的人應該知道卻不知道的東西，有些文本需要自己動手翻譯。就這樣，就像一些電視連續劇一樣，邊播邊寫。

上課的時候發現學生聽課比較累，原因就是我那讀稿子的教學方法，學生不能走神，否則跟不上。當時我還不用PPT，也就是PowerPoint，可能也是受到德國有些學者一種說法的影響，即沒有內容，或不夠深刻，可以用PPT來遮羞，PPT是學術的卡拉OK。后來美國也有一種說法，PPT既無Point，亦無Power。當然，我現在上課也用PPT了，可能是思想貧乏了吧。教了兩年文學社會學，恰巧我們文藝學學科要出一套“新世紀高等學校教材”，我便帶領學生編一本有點特色的教材，花了不少時間，學生的譯文也得下功夫修改。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門課也促成了我寫那篇《中國翻譯重災區》的文章，當然不只針對中國的文學社會學譯文，其他許多理論著作的譯文也很糟糕。說來奇怪，我反對教科書，自己卻也編了一本。你說得對，我還專門寫過關于許京、盧卡契、本雅明、阿多諾、西爾伯曼等人的文章，闡釋一些文學社會學的關鍵思想，后來收入《20世紀德國文學思想論稿》中。

對于最新發展，我沒有多加關注，或者說了解得不夠深入。廣義說來，文學社會學和藝術社會學是一回事，原理是一致的，藝術是個大概念。在我編的那本書中，阿多諾主要采用藝術社會學之說。最近幾年，藝術學領域的少數學者開始關注藝術社會學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另外還有個別社會學領域的學者，嘗試用社會學概念和眼光探討文學，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將文學作品理解為社會理論的認識媒介。在文學研究圈內，也有少數學者嘗試通過社會史路徑，也就是借助對歷史中的社會構成的理解，重新理解20世紀中國文學。寬泛地說，這些方面都可以看作文學（藝術）社會學的新進展，值得進一步關注。

記 者：您多次談到，當今一些“跨文化”概念在使用中經常出現以訛傳訛的現象，一些文學和文化批評者常常濫用概念。不過我想到布萊希特《人就是人》中的一句對白，“只有一次，就是一次都沒有”。與“跨文化”概念相關的還有“文化間性”和“多元文化”概念，您覺得對概念的濫用究竟是過度重視，還是無視？

方維規：記得我的一個朋友曾對我說，我的不少文章中有“以訛傳訛”字樣，我轉用孟子的說法來辯解，不是我好辯，是不得已啊！無論是講課還是寫文章，發現那么多以訛傳訛，總得辨析一下吧，否則我沒法往下講，文章沒法往下寫。

我在《“跨文化”述解》中探討了你說的這個問題，那是一篇辨析概念的論文。我們知道，觀察當代多元文化社會和國際交往，有三種常見的形式：“多元文化”“文化間性”和“跨文化”，它們是許多學術論著中的關鍵詞，也常見于文章的標題。三者因論題相近而常被混用。與這三個外來詞對應的英語詞是“multiculture”“interculturality”和“transculturality”。在不少人眼里，這三個概念似乎不言自明，可以信手拈來，“跨文化”或許是用得最多的。我那篇文章主要是想揭示不少人運用這些概念時的張冠李戴現象，而且一開始就沒弄清楚。話要說回來了：真的要說這個問題有多重要，也不見得。張冠李戴，不是也很好使嗎？用到現在了，也沒給多少人造成理解上的麻煩。不錯，我知道我的辨析文章肯定改變不了現狀。

但我應該是出于好心才寫這篇文章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學人常和外國人打交道。知道這三個概念的區別，特別是“文化間性”和“跨文化”的區別，應該是有益的。關鍵是，我們要知道它們的區別。既然是外來概念，那么你的理解就有可能與外人的理解不一樣，內涵不同，聯想也可能相差不少，這或多或少是語言本身造成的。正是一個詞的語言形態，外國人可能“一目了然”，而翻譯成中文，未必總能得其要領，或者根本不可能翻譯到家。比如“transculturality”（跨文化）的拉丁語前綴“trans”，有“經過”“穿越”“去那邊”“到對面”“超出”等意思，這些詞源上的意義已經顯示出，“跨文化”是跨越不同國族的界線，行走、穿越于不同文化。外國人看到“trans”，有些理解不言而至，“跨”有“包涵”之意，是兼而有之，是融合。這在中文的“跨”中，未必總能體現出來，所以與外國人打交道，或召開國際會議，就是跨文化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就是“跨”了（“跨文化交流”），其實常常只是發生在“文化間”的事情，即拉丁語前綴“inter”所表達的意思。

好的，不咬文嚼字了，簡單說吧：“多元文化”比較好理解，說的是各種文化同時并存，承認差異和平等；“文化間性”說的是不同文化的相遇，建立某種對話關系；“跨文化”則是利用共存，突破文化界線，是改變傳統和現有文化、創造新文化的社會現象，它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當今社會的必然選擇。從每天的早餐開始，我們就能看到許多跨文化因素：喝豆漿，吃面包、香腸……當然，“跨文化”不只體現于我們賴以為生的衣食住行，不只是麥當勞和可樂，而是全方位的，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trans了。

許多人或許并未意識到，我們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異質”因素組成的。何為認同？用大白話說，就是我認什么、不認什么，或者說，我要的是什么。這和買衣服沒什么兩樣，認同是自愿的，無法強迫，這與文化自信或講好中國故事并不矛盾。我說的跨文化是一種世界現象，從來不是單向的。在西方，現在很多人喜歡吃豆腐，而且還有和我們不一樣的吃法。我認識的學中文的外國人，沒一個不喜歡吃餃子的。我說的都是些平常的事情，其實在精神領域也是如此，海德格爾那些人從中國文化中吸收了太多養料！只有文化自信的人才會跨文化、才敢跨文化，他知道不會在跨文化中喪失自己。

記 者：您當初回國，是否感到在中國進行研究才能切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母語是否對研究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阿多諾在二戰結束后返回西德，臨走前寫信給馬爾庫塞說，只有回到德國，他的研究才能影響到自己想要影響的人。您對自己的研究在影響上作何考慮？

方維規：回國到現在，尤其在前十年，跟人聊著聊著，就會冷不丁問你一句：你怎么想到回國的？為什么會回來？仿佛我剛回國不久似的，現在問的人少了，但還是偶爾會有人問。一個直接原因可能就是留德20年吧，當然也不都是留學，大部分時間是在工作。說實在的，當時出國，又從東德到西德，總的說來是想留在那里。記得工作以后，有一次偶然在使館碰到一個同校讀博的中國學長，是搞理工的，他回來得早，已經是一所著名大學的校長，他當時就曾鼓動我去他們學校，我用“以后再說吧”搪塞過去了。不管怎么說吧，不是回來了嗎？

就在我回國不滿一年，顧彬（Wolfgang Kubin）發表了一篇書評，對我的德文譯作《問鶴——白居易詩一百五十五首》給予很高評價，他對我的形容有點夸張。包括顧彬在內的一些德國朋友，對我回國任教都表示遺憾，覺得是德國學界的損失。這話中國人并不容易理解：你不是德國人，也不是德國學者，何來損失？但德國人不這么理解。比如，德國歷史悠久的《德國學者辭書》（Kürschners Deutscher Gelehrten-Kalender）中就收錄有我的條目。對他們來說，你用哪國語言從事寫作，就應該被看作這個國家的作家或學者。在德國傳統中，語言具有本體論意義。顧彬也特別強調，語言不只是表達內容的工具，語言本身就是內容。他很喜歡談論語言，在多篇文章中說及我的德語。我用德語發表的東西還是比較多的，所以您說的外語、母語什么的，應該不是我回國的主要原因。

在德國，我在傳媒專業任過教，但主要是在漢學系工作，研究中國問題和中國文學，是海外漢學的直接參與者之一，但也很關注國內學術的進展。進入新世紀以后，國內學術在很多領域的開拓和推進，呈現出相當有深度的學術品質。我確實想過，如果我的研究能夠切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直接與國內學者進行交流和對話，便能更有效地回應不同議題。這樣，我便嘗試介入當代中國學術的不同領域，對于不同學科的問題，也有了近距離的觀察。您肯定知道，我不但寫論文，也寫學術隨筆。至于您說的影響，那是阿多諾那種段位的人才有底氣說的，我們還是老老實實做學問吧。

當時在各種學術交流中，我交了不少國內的朋友，這里比那里熱鬧。你肯定聽說過，在西方國家生活有點冷清。另外，我雖不是酒鬼，但很喜歡跟朋友們一塊兒喝酒聊天，談天談地談學術，中國的高度酒要比歐洲的好得多。就這樣，有一次偶然在網上看到北師大的一個海外招聘信息，就動心了。

記 者：今年您當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歐洲學界如何看待您的漢學研究？

方維規：我前面說過顧彬對我的譯作的褒獎，并不因為他是我的朋友，我也沒讓他寫。德國漢學界的人都知道，他常寫書評，而且向來刻薄。吹捧的書評，會讓人覺得你沒有學術眼光。歐洲學界究竟如何看我的漢學研究？這個很難說，不知道人家背后在說些什么，我只能說些見之于白紙黑字的東西。

就說我的教授論文吧，《覺醒與反抗時代的自我認識：中國現代文學（1919-1949）》，那是用形象學方法撰寫文學史的嘗試，將近700頁。我前面說過，用德文著書立說，就被看作德國學者，這沒說錯，但也不全。我畢竟是在中國長大的，德國人必然會用另一種眼光來看我。中文是我的母語，研究中國文學自有得天獨厚之處，我看中文材料可比他們快多了，而且讀過的中文書肯定也比他們多，對文字的把握也不一樣。德國漢學家可以做一些專題研究，或者研究某個作家或一類作家，要寫我那樣的書，要看的書可就太多了，他們很難做到。另外，顧彬主編的那套“中國文學史”，屬于通史類著作，通史有通史的寫法。其中，他自己寫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現代文學只有兩章內容。而我是明確采用形象學方法，用形象打散各類作品，又用形象打通它們，也就是用形象來組合篇章。卜松山（Karl-Heinz Pohl）說這部文學史著作出版之前，西方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系統論述，只有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你的問題實際上也關聯到德國漢學的現狀。對我回國以后出版的一部德文專著，顧彬也寫過書評，文章開頭又表達了他對我離開德國的惋惜之情：方維規這樣的學者，本可以讓德國漢學擺脫其小家子氣和土氣。他說話總是這么狠。對當今德國漢學，我不想多說，但我的莫逆之交鮑吾剛（Wolfgang Bauer），或者馬漢茂（Helmut Martin）、瓦格納（Rudolf Wagner），他們已經去世，或者顧彬、卜松山、施耐德（Axel Schneider），這樣的學者在年輕一代漢學家中已經很難求了。當然，在美國這個當代海外中國學研究的中心，也好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