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扇“兒童文學的窗口” ——《兒童文學選刊》創刊四十周年
《兒童文學選刊》創刊號
新一期的《兒童文學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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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伴隨著整體文學生態的復蘇，兒童文學新顏綻放。從寫作、發表到評論、研討百舸爭流。在這種活躍的互動中，創作理念、創作手法不斷更新，許多青年作家登上了為孩子寫作的舞臺。在對于這一時期中國兒童文學的描述中，兒童文學評論家、中國海洋大學教授朱自強用了這樣一句話形容：“向文學性回歸”。他說，之所以作出這一價值判斷，很重要的依據，來自一份刊物。這份刊物，就是今年迎來40周歲生日的《兒童文學選刊》。
1981年，由兒童文學作家任大霖提議創辦的《兒童文學選刊》（以下簡稱《選刊》）問世。一年之后的一次筆談會上，冰心、陳伯吹、金近、王安憶、任大霖等十多位作家熱情撰文參與，鼓勵《選刊》，并為《選刊》提出寶貴建議。冰心先生說：“我衷心歡迎《兒童文學選刊》的出版！《兒童文學選刊》選得很好，不但老、中、青兒童文學作家的好作品都選上了，還有把那些為成人寫的而適合于兒童看的好作品也選上了，這是我特別感到滿意的地方。”賀宜在筆談會上建議《選刊》開設專欄介紹中長篇作品；葉君健建議利用一些篇幅選登新譯的當代外國文學；金近希望增加對插圖的介紹；劉厚明表示，要像追求真理一樣去追求語言；王安憶則建議在作品后添加簡短的評論。正如《選刊》主編周晴所言，從創刊之初，選刊就堅持做一扇“兒童文學的窗口”。
“作品一旦發表，說好的，大家都會說好，說不好的，大家都說不好，好像那時候大家都很有判斷力。”回憶文章中，兒童文學作家冰波感懷于那個時代的直言風氣。那些被認為好的作品對年輕作者很有示范效應：“自己的作品是發表在哪個雜志上的，自己就默認自己寫到了某個水準，大家只要朝著好作品、好雜志而去，就能真實地、踏實地前行。《兒童文學選刊》無疑是很多作者的標桿。”
這種“標桿”的意義，離不開創刊后多年主持工作的兒童文學評論家周曉及同仁們的敏銳眼光與獨到見解。1982年春天，如今的兒童文學評論家、浙江師范大學教授方衛平畢業后被分配到寧波郊縣一所中學任教。他在閱報欄中的各大報刊中數次讀到了周曉的名字和充滿銳見的兒童文學評論。與許多人一樣，方衛平未加思索便認定這是來自同齡人的手筆，后來才知道，這位“青年評論家”其實已經年過半百。“在那個文壇風起云涌的時代，兒童文學界各種觀念、力量的博弈進入一種膠著狀態。”在他看來，在那個年代，周曉以一種獨立的品格、堅韌的意志，甚至某種獻身精神，投入到當時兒童文學的藝術廓清和重建工作。《選刊》本身，則以其在整個兒童文學界的巨大影響力，深度參與了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當時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身影和藝術面貌。
《選刊》的發刊詞中，周曉如此為刊物定調：“本刊將堅持百花齊放的方針，選載各地報刊近期內發表的各種體裁兒童文學中較優秀的作品，著重選刊開拓體裁新領域，主題思想有新意、風格、手法獨特，有兒童特點的作品。”他同時指出，在選刊具有較高思想藝術質量的作品同時，對一些雖然不夠成熟但有某種藝術特色的作品，也將適當選載。當編輯家與批評家的身份合而為一時，他為《選刊》帶來的是理論上有所建樹、風格上新穎跳脫、選文上不拘一格的獨特品質。
在兒童文學作家金波看來，“文摘”“選粹”類刊物在當時的應運而生，提示了兒童文學蓬勃發展的狀況下對于作品優中選優的必要性，“需要在泛讀中推出精讀作品，并且在精讀中啟發思考，更切合實際地展開科學嚴謹的兒童文學批評。”在他記憶中，幾乎每一期《選刊》上都能讀到精彩的作品，從選材的突破禁區，到構思的新巧別致，從語言的不同風格到新人新作的涌現，都啟發了他的思考。兒童文學作家劉健屏則清晰地記得，自己的作品《我要我的雕刻刀》兩遭退稿，才在《兒童文學》上推出，后又在《選刊》上選載，并分三期展開了爭鳴。這部當時“在中國兒童文壇刮起一場強烈旋風”的作品，后來獲得了首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事實上，從《祭蛇》《弓》《我要我的雕刻刀》，到《獨船》《魚幻》……如今看來，一系列創新之作《選刊》上的推出，使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得到了個性化的記錄和呈現。層層深入的爭論和探討中，中國兒童文學則擁有了更為寬闊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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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評論家提出，“選刊”這一形式，本身就意味著以作品選編的方式表現出創作的導向，內蘊著無處不在的評論性質。那么作為一種遴選，《選刊》第一時間推薦和關注的作品，無疑形成了明確的“選刊眼光”。相關文章中，方衛平談及，“《選刊》在自己生存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種穩重而絕不僵化遲鈍、新穎而絕不走火入魔的藝術分寸感，表現出一種嚴肅深思的理性品格與靈敏迅捷開放的編輯策略融合為一體的辦刊品質”；“《選刊》事實上已成為十多年來兒童文學發展面貌的一份珍貴的歷史記錄和檔案，具有一種文學發展的歷史索引價值”。在周晴看來，《選刊》的堅守的首要標準，始終是“文學”而非其他：“我們的選材范圍是‘文學’，文學性是第一位的。”在這其中，選文不宥于兒童文學，只要是適合給兒童看的，對兒童心理有一定探索的好作品，即便是成人文學也會被大膽地吸納至《選刊》中；同時，刊物的立足點是“窗口”，需具有敏銳的前瞻性，且兼具與外界溝通、對世界思考的研究性和時代性；對于兒童本位的始終堅守，既不無底線地應和、也不居高臨下地指揮，使得《選刊》始終與孩子同呼吸，形成了特有的溫度與質地。
迄今為止，《選刊》推薦的許多作品已然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經典性代表性作品，并受到各類獎項的青睞，這與一代代選刊人始終堅持用文學性和創新性的標準遴選作品不無關系。在保持兒童文學原創作品的文學氣質同時，關注原創兒童文學，鼓勵文學創新，更多地扶持青年作家和優秀原創作品，是《選刊》多年來堅持不變的標準和品質。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選刊》發現了一批新人新作，許多如今兒童文學界的中堅力量經由《選刊》放大了自己的聲音，獲得更為廣泛的關注。如當時很年輕的冰波所發表的《毒蜘蛛之死》《藍鯨的眼睛》，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和爭論，當期便被編入《選刊》頭條，開啟了關于“新浪潮”童話的討論。在一次次的論證下，這兩篇文章走入了“經典”的行列。進入21世紀，《選刊》在欄目設置上也有著扶持新人的明確傾向，從“新人素描”到“文學新銳”“文學新秀”“作家秀場”等欄目，以刊發代表性作品、專家評論和素描等方式，青年作家被立體、全面地介紹給讀者，文壇新人也得以擁有更多展示的舞臺和機會。
在《選刊》上的刊載只是第一步，由此，編輯部與作家建立了良好的關系，進一步策劃了包括“綠拇指兒童文學精品童書”等在內的書系，幫助許多年輕作家擁有了自己第一本作品。多位之后獲得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的作家，都是由這套書系起步的。在此意義上，《選刊》是挖掘優秀青年作家的舞臺，也成為了幫助他們成長的平臺。
除了對作品的推薦，《選刊》推出了《中國兒童文學史略》（劉緒源/著）、與浙師大兒童文學研究所合作的兩套“紅樓書系”等理論作品，為中國兒童文學的理論發展作出了貢獻。細心的讀者也會發現，每年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揭曉后，《選刊》會持續以專題形式予以關注。其實自2013年起，《選刊》編輯部就協助陳伯吹兒童文學基金專業委員會，策劃并推進了獎項的設立和運轉，承擔每年部分評獎工作，以及承辦上海國際童書展每年一次的主題論壇等活動。迄今所刊發的獲獎作家訪談每年都會集結成書，如今已有8本之多，形成了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的一份重要文獻資料。“訪談中有作家的反思，學者對作品的看法，還可能是編輯對作品的思考。總之，這種討論是適合兒童看的，比較入門級的理論作品。它會探討作家對作品的看法，作家個人創作的心路歷程和軌跡等等。這樣的方式，讓我們站在更高、更開闊的視野，努力成為國際化視野下的兒童文學雜志。”周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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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中國原創兒童文學的發展，其實取它橫向和縱向交叉的坐標最好。作為一個親眼目睹或親自實踐于此的人，我覺得新時期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是巨大的，是符合美學規律的。”從1982年發表兒童小說處女作《閃亮的螢火蟲》，同年6月調入《巨人》做編輯后，秦文君在迄今四十多年的文學生涯中從未間斷過作家與編輯家兩棲的角色。在《兒童文學選刊》主持工作的數年中，她見證并置身于發展中的新時期中國兒童文學所構成的綺麗美麗的風景。“我個人暗自把那二十余年的兒童文學的歷程大致分為話語時代，探索時代和趣味時代，這之間有交叉、重合，它們的遞進無一不是巨大的階梯，但也存在某種局限和危機，理論的刊物是何其重要。”
秦文君的感慨，部分來自當下兒童文學理論刊物的匱乏。自創刊伊始，《兒童文學選刊》就以鮮明的理論色彩為人所知。當時，有感于《選刊》關于兒童文學評論的真誠稿約，剛剛開始文學編輯生涯的劉緒源寫了一篇千字短文寄往編輯部。文章很快被刊發，并在兒童文學界引起了反響，“自投羅網”的他從此開始頻頻為《選刊》寫兒童文學評論。因精力有限，他曾回憶，自己“有約必寫”的只有《兒童文學選刊》和《兒童文學研究》等少數刊物——他的所指，也是當時在兒童文學界并不多的理論陣地。幾經滄桑之后，《兒童文學研究》及后來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版）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對《選刊》而言，投身理論的難度也是有增無減。“原創與理論批評是兒童文學發展的兩個向度，它們相互促進，相互影響。選刊也一直期待在欄目設置上兩方面有所兼顧。”《選刊》當下的主要閱讀對象是少年讀者，他們對系統化的理論文章很難接受，更多的方式是每期在作品之外約請一兩篇評論文章，幫助小讀者理解作品。“對我們來說，最大的難度是評論視角與市場讀者的錯位，在《選刊》上做理論評論勢必帶來讀者定位的困難。”周晴表示，“《選刊》也曾試圖讓評論家多多關注少年讀者的欣賞和理解能力，但無疑，這必然讓評論家們的發揮余地變小，評論文章的深度變淺。這可能是今天的選刊在面對理論評論板塊的最大難點。”盡管如此，他們仍在研究方面持續努力，以閱讀推薦、理論建樹、召開研討會，以及繼續與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合作，邀請研究者參與互動和訪談等方式，為刊物在全局與視野上營造良好氛圍。
“《兒童文學選刊》創刊四十年，沒有書卷氣，沒有艱澀味，多的是彰顯兒童文學發展中的活力和探索。”金波的話語，恰似我們自刊物中所照見的中國兒童文學一路走來的足跡。當我們的孩子以“未來人”的身份再出發時，這樣的“窗口”尤為重要。如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在不久前舉行的新時代兒童文學論壇上所言，一代有一代的創造，一代人要處理一代人的經驗，“如何教育這個時代的孩子，如何更有針對性地滿足這個時代孩子的審美要求，這對兒童文學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