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愛的徒勞》是莎士比亞劇作中少見的不以締結婚姻為結局的喜劇，但尚無研究將其對喜劇傳統的刻意背離置于文藝復興修辭話語中進行系統考察。本文從早期現代英國人文主義修辭教育和宮廷修辭傳統出發，探究該劇如何戲劇化地再現了修辭與文藝復興時期階層流動、政治參與及性別權力之間的關系。通過在語言修辭與性別權力之間建立起聯系，該劇呈現出映射、戲仿甚至介入現實政治的能量，因此是莎士比亞與早期現代修辭話語之間展開對話的一個例證。

莎士比亞喜劇通常以男女主人公克服艱難險阻、牽手步入婚姻殿堂為結尾。例如在《仲夏夜之夢》中，險些因用錯藥水而導致有情人反目的迫克在第三幕就向觀眾承諾，該劇一定會有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杰克愛吉爾，兩兩無參差（Jack shall have Jill, Nought shall go ill）。”[1] 果然，《仲夏夜之夢》以三對伉儷喜結良緣結尾。然而，幾乎創作于同一時期的《愛的徒勞》卻是一部罕見的不以婚姻為結局的喜劇。那瓦王和他的三位貴族愛上了來訪的法國公主和她的三位侍女，打破了他們剛剛立下的齋戒三年、不近女色的誓言，幾番語言游戲之后，隨著法國國王病故的消息傳來，女子們決定啟程離開，擱置了姻緣。面對這樣的結局，劇中角色俾隆的感嘆與《仲夏夜之夢》形成了互文：“我們的求婚結束得不像一出舊式的戲??；杰克沒能牽手吉爾（Jack hath not Jill）：女士們的禮貌本可能讓我們的追求成為一出喜劇?！盵2]

這樣一個刻意營造的非喜劇結尾究竟有何深意？該劇故事情節非常有限，無休止的語言游戲占據了大多數篇幅。全劇充斥著以語言為核心的修辭表演，無論是長篇大論的雄辯、精心設計的十四行詩，還是快速、機智的斗嘴，人物角色都在借修辭表演炫耀自己的智趣（wit）[3]，試圖贏得愛人的芳心。那么，該劇突出的“語言過?！迸c莎士比亞刻意設計的非典型喜劇結尾有何關系？作為莎士比亞最具宮廷氣息的戲劇，該劇的修辭表演又是如何戲劇化地再現了人文主義修辭教育在宮廷中的再語境化，以及修辭與社會階層、政治權力和性別構建之間的關系？本文將結合早期現代英國的修辭話語，系統考察該劇如何體現了修辭這門“言說的藝術”與早期現代英國教育和政治參與之間的錯綜關系，并為其“缺乏結論的結局”尋找解釋，最終揭示出莎士比亞對修辭學這門深刻影響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思想的學問的復雜態度。

1 人文主義修辭教育：階層流動的幻夢

十六至十七世紀的英國經歷了學者斯通總結的“貴族的危機”[4]，即獲得貴族身份的途徑在中世紀繼承制之上逐步加入了接受教育和財富積累等新方式，貴族地位因此愈發成為一種可以通過后天努力掙得而非先天享有的身份。[5] 其中，以修辭學為核心的人文主義教育對獲取貴族地位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條件，接受以修辭訓練為核心的文法學校教育是除了財富積累之外實現階層提升的重要方式。修辭術不僅讓受教育者獲得了進入未來行業所需的拉丁語和英語讀寫技能，還給予了中間階層向上流動的文化資本。十六世紀英國的文法學校擁有一套相對統一的人文主義修辭教育體系，以閱讀古羅馬拉丁語經典為主要手段，方便學生研習拉丁語文法、修辭、寫作技巧，力圖培養集基督徒之虔誠與羅馬演說家之雄辯于一身的人才，為教會和世俗各行各業服務。這套教育制度為十六世紀英國作家提供了一種獨特的閱讀寫作方式和共同的文化素養，修辭教育涉及的古典拉丁文學文本和有關修辭術的社會話語也因此與早期現代英國文學作品形成了重要的互文關系。[6]

《愛的徒勞》通過刻畫貴族、中間階層和下層人物之間的互動，構建了立體、多元的社會階層圖景，并通過西班牙廷臣亞馬多、塾師霍羅福尼斯等中間階層人物，揭示出人文主義修辭教育“培養古羅馬西塞羅式雄辯者”這一理想面臨的問題與困境?；袅_福尼斯是莎士比亞對文法學校教師的戲仿[7]，該人物的世界觀凝結著莎士比亞同時代人對人文主義修辭教育的理想認識。在霍羅福尼斯看來，修辭教育是一種階層標識，他本人就因為能夠熟練掌握修辭技藝而比未接受修辭教育的底層人物高明不少。在與教區牧師納森聶爾和鄉人德爾的對話中，這位塾師如此夸耀自己對西塞羅式修辭技藝的諳熟：“這是我擁有的一項天賦，簡單明了——愚鈍而驚人荒謬的精神，充滿了形式、辭格、形狀、物件、想法、觀念、動因和思慮。它們獲取于記憶的器官，受溫柔母親（pia mater［又作軟腦膜］）的子宮滋養，在時機成熟之時得以演繹。”(4.2.65-70)古羅馬修辭學家西塞羅將修辭術分為五藝，即“發明”、“謀篇”、“文采”、“記憶”及“演繹”，認為它們共同構成了雄辯之才。[8] 霍羅福尼斯將自己標榜為文藝復興時期文法學校的理想產品即西塞羅式雄辯家，認為自己不僅腦中裝著豐富的“發明”大寶庫，能創造出多樣的表達方式，熟練掌握了“文采”一藝所要求的豐富辭格，還對“記憶”和“演繹”深有研究。這樣的修辭技藝給了他足以鄙視“文盲”之流的文化資本。

當巡丁德爾將霍羅福尼斯的“haud credo”（拉丁語，意為“我不太相信”）誤聽成“auld grey doe”（老邁的灰色母鹿）時，霍羅福尼斯用鋪張的語言斥責德爾的無知言論——“不加修飾、未經琢磨、既無教育、又鮮訓練，不如說是渾噩無知，或者更不如說是誕妄無稽的”（4.2.16-18）——以此炫耀自己對鋪展這一辭格的熟練運用。之后，霍羅福尼斯更是直接將德爾頑固的無知定性為“野獸般的”和“畸形的”（see 4.2.22）。至此，修辭教育的缺失已然從抽象的知識匱乏變成了具象的身體病癥?；袅_福尼斯的言外之意是，不懂拉丁語造成的身體畸形與系統的修辭教育孕育出的像自己一樣干凈勻稱的貴族身體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身體觀暗合了巴赫金對早期現代古典與怪誕的身體所做的區分，前者被想象成有限的、與外界環境涇渭分明的，后者則是自相矛盾的、開放的，并永遠處于變化之中。這種二分法是基于意識形態做出的，身體觀反映的實則是階層觀。[9]

按照霍羅福尼斯的邏輯，作為教育手段的修辭學帶來的高貴理應是一種后天習得而非天生具有的素質，而修辭教育足以改造先天不足，使人高貴。但這一邏輯很快就遭到背棄，霍羅福尼斯和納森聶爾將他們因教育獲得的高貴內化成某種天然差異。面對霍羅福尼斯對德爾的批評，納森聶爾解釋道，德爾的無知是缺乏后天教育的結果：“他不曾飽餐過書本中的美味；他沒有吃過紙張，喝過墨水；他的智識不曾得到滋養；他不過是一頭獸，只有愚鈍的感覺”（4.2.24-26），如“不育的草木”（4.2.27）。此處引文反映了“存在之鏈”這一發端于柏拉圖、壯大于新柏拉圖主義的世界觀：植物、動物、人和天使構成了“存在之鏈”上由低至高的各個環節或鏈條，天使作為無物質形態的精神存在，擁有智力和理解力，愚笨的獸只擁有感官感知和初級理解力，人則位于二者之間。[10] 按理說，“吃紙張、喝墨水”的教育通過滋養如同“獸”和“不育的草木”一般愚鈍的人，便可能使他們擁有智力，但納森聶爾卻話鋒一轉，強調自己與德爾之間差異的天然性：“我如果狂妄、放肆、愚蠢，自然有失身份，同理，若是看到他進塾讀書，那對學問來說也是格格不入的。”（4.2.30-31）這段話暗示天性愚笨的德爾根本不配求學問道，因為德爾（Dull）的名字似乎已經表明，他只配擁有愚鈍的感覺，教育無力改變這一本質屬性。就這樣，霍羅福尼斯和納森聶爾將本應后天習得的修辭術描述為一種先天差異，將修辭教育帶來的階層差別轉化為了與生俱來的天然差別。

在羅蘭·巴特看來，修辭術是統治階級“獲取語言所有權”的手段：語言即是權力，通過將所謂的正確使用方法包裝成一種偽科學，它讓一部分人掌握它并保證這種知識體系不對其余人開放。[11] 對于貴族階層來說，熟練掌握修辭術（吟詩作詞，掌握拉丁語、法語等）是其身份的象征；而對于非貴族階層而言，掌握修辭術則意味著獲得了階層向上流動的文化資本。此外，擁有了貴族階層入場券的人更是往往通過故意將修辭藝術“神秘化”來創造出一種關于貴族的幻象，仿佛修辭技藝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讓原本通過學習和模仿便可習得的言談方式搖身一變，成為某種與生俱來的能力。正是通過這樣的“神秘化”和“天然化”，他們關上了后人得以晉升階層的通道。[12]

然而，認為修辭能讓自己登堂入室、靠近甚至成為貴族，充其量不過是中間階層的幻夢罷了。連德爾都能看出，霍羅福尼斯之流所謂的才情不過是互相吹捧的結果（see 4.2.64）。在劇中貴族男女看來，中間階層浮夸矯飾的言辭只是博他們一樂的笑柄。最直觀的例子當屬那瓦王的西班牙廷臣亞馬多。這位“包羅全世界各地的奇腔異調”、“腦筋里收藏著取之不盡的古怪詞句”（1.1.162-163）的西班牙人是那瓦王請到宮中娛樂眾人、驅逐學術沉悶氛圍的工具。亞馬多還未露面，就在自己揭發鄉人考斯塔的信函中暴露了他對修辭技巧的夸張和賣弄：

事情是這樣的，被黑色的憂郁包圍的我，想借您最令人健康的空氣之靈藥，祛除陰郁壓人的情緒，于是我作為一位紳士，讓自己外出散步。什么時間呢？大約六點，正是畜類吃草、鳥兒啄食、人們坐下享用他們稱為晚餐這一養分之時，時間就討論到這里?，F在討論什么場所？也就是我散步的場所；它被稱為您的御苑。下面來講地點？地點，我的意思是在那里我碰到了淫穢與最為本末倒置的荒謬事件，它從我雪白的筆端引出烏黑的墨汁，也就是您現在查看、閱讀、瀏覽或是看見的文字……（1.1.226-237）

亞馬多費盡心機地使用了一系列精巧的詞匯，卻只是為了描述一樁再普通不過的事情：他悲傷地向國王報告，自己晚飯時間在御苑散步時，發現鄉人考斯塔對村女杰奎妮妲有非分行為。亞馬多將一句簡單的話洋洋灑灑地擴展成了一封信，展現了自己運用鋪展這一辭格的能力。

鋪展（amplificatio）本是重要的修辭技巧，西塞羅在《論演說家》第三卷中指出，“最優秀的雄辯之術就在于可以通過裝飾性的鋪展提升或貶損事物”[13]。鋪展與修辭五藝中的“發明”密切相關，能讓言說者長篇大論地寫出引人入勝的演講詞，對贊美和貶抑性演說格外有效。[14]歐洲中世紀與早期現代的修辭教育通過鋪展練習讓學生對常見話題展開鋪張的敘述，以便掌握豐富的辭藻和多樣的表達方式，是最常用的教學手段之一。文斯奧夫的杰弗里創作于十三世紀的《新詩藝》是在歐洲廣為流傳的修辭教學手冊，兩千多行的內容中有五百多行都在討論修辭鋪展和縮略辭格。[15]

文藝復興時期關于鋪展辭格最具代表性的著述莫過于伊拉斯謨的《論豐?！?De copia, 1512)[16]，書中最有名的段落介紹了“您的來信讓我備感愉快”這句話的148種不同的拉丁語表達方式。[17]《論豐?！繁旧砭褪沁\用鋪展的極佳典范，而鋪展也是文藝復興時期最受歡迎的修辭手法。彼得·馬克在其研究中總結道，對鋪展的重視是文藝復興時期修辭的五大特征之一。[18] 科林·布洛認為，十六世紀英國文法學校的整個修辭教育都圍繞著如何“用‘豐?！溲b學生，即讓學生用語言和知識的豐盈完整來愉悅、勸說、贊美觀眾，或以此獲得律師、貴族的秘書甚至皇室顧問等職務”[19]；恩特蘭則犀利地指出，“人文主義教育對豐裕的訓練旨在干預社會再生產，厘清性別和階層差異，以定義和生產合適的‘英國紳士’”[20]。在斯特拉福德國王新校念過書的莎士比亞必定接觸過這一人文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也從未停止過對其功過利弊的反思。

在《論豐裕》中，伊拉斯謨告誡讀者，對修辭的過度迷戀蘊含著危險：“許多凡人在追求這種神靈般的言說之術時陷入了油嘴滑舌，既愚蠢又冒失。他們堆砌著毫無意義的言語和表達而不加分辨。”[21] 亞馬多對修辭鋪展的狂熱恰恰是這種堆砌的典型，他炫耀修辭技巧，讓觀眾的注意力無法停留于語詞的意義，反倒關注這種堆砌本身，喜劇效果便由此產生。就這樣，亞馬多這位濫用修辭的角色揭示出了鋪展用到極致時的可笑；事實上，他和霍羅福尼斯不僅沒有因為學識淵博而被貴族接納，反而還遭到所有人的奚落，包括他們嗤之以鼻的底層人物——底層角色往往能（故意）用字面意思誤讀那些矯飾的修辭，讀出下流的弦外之音，將亞馬多之流譏諷得狼狽萬分而渾不自知。在這個層面上，該劇揭示出以修辭訓練為核心的人文主義教育并非總能幫助中間階層完成其階層晉升理想這一事實。研究者認為，莎士比亞作品常常質疑修辭教育建立的階層與性別觀念，此處便是一例。[22]

康諾利指出，用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的話來說，貴族身份的明確主張之一是認為自己擁有遵守“瑣碎的規章”之外的自由，因為可以在規章之外發揮的自由標志著一個人的社會優勢；然而，所謂自然、自由的狀態其實既不自然也不自由，因為它是在身體接受了嚴格規訓后上演給觀眾看的，從姿態、手勢、著裝，到面部表情和嗓音都要精心修飾，顯得自然而然又不失精致。[23]

因此，通過“訓練”來“表演”的“自然”狀態本身就蘊含著深刻的內在矛盾：標榜的自由是亦步亦趨學習的結果，表面的自然是不斷訓練的產物，這種內在的不穩定性也成了以修辭演繹為核心的貴族身份始終擺脫不掉的矛盾。在此意義上，亞馬多、霍羅福尼斯等人笨重、夸張的修辭表演也是對貴族角色的戲仿：空洞浮夸、自我中心的修辭表演正是宮中貴族男女熱衷參與的活動，對中間階層的批評最終構成了對貴族的奚落。

2 宮廷修辭：服務于私利的痼疾

學者威克爾斯指出，早期現代英國有關修辭術的學說大多對演說家有正面的書寫，但在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和悲劇中，擁有超凡辯才的角色往往在道德上模棱兩可，甚至帶著不同程度的邪惡，例如《李爾王》中的愛德蒙、《奧賽羅》中的伊阿古、《理查三世》中的理查等等。[24] 筆者認為，雖然修辭術在莎士比亞喜劇中似乎顯得更加無害——妙語連珠、措辭幽默的修辭表演為喜劇增色不少，但這樣的無害背后隱藏著修辭帶來的更大危害，因為它服務于私利的本質與其政治參與的目標并不相稱。亞里士多德將修辭分為審議修辭、庭辯修辭和儀典修辭，分別應用于議事會議、法庭和公共儀典，它們都與政治參與密切相關。[25] 在西塞羅那里，修辭術更成為演說家這一理想政治家最核心的能力，而早期現代人文主義教育者的目標也是將雄辯之術用于政治參與。但是，都鐸時期英國的王權政體不同于西塞羅試圖維護的羅馬共和體制，接受修辭教育的早期現代英國人最終運用修辭的場域也不同于古羅馬人。學者韋格翰姆在其研究中詳細分析了宮廷體制帶給早期現代英國人的無力感，認為其根源就是人文主義理想與英國政治現實之間的落差。[26] 英國宮廷取代了古羅馬的法庭和演講臺，成為修辭應用的主要場所；用于贊美和貶損的儀典修辭取代了法庭上的庭辯修辭，成為最受鐘愛的形式；比起西塞羅式的長篇政治言辭，取悅王公的機智趣談更受青睞?！稅鄣耐絼凇肪统涑庵@兩種主要的宮廷修辭形式，由于它們是劇中角色服務于私利的手段，修辭泛濫也因此成為該劇男性貴族角色擺脫不了的痼疾，并直接導致了該劇不了了之的結局。

修辭的自私面向從一開始就被以法國公主為代表的角色所質疑。廷臣鮑益如此稱贊公主的美貌：“造化”將舍不得給予“庸碌眾人”的所有“靈秀鍾萃”集于公主一身(see 2.1.9-12)。這段精心構思的儀典修辭包含了交錯配列（“dear grace...graces dear”［2.1.9-10］）等手法，但卻遭到了公主的批評：“好鮑益大人，我的美貌雖然卑不足道，卻也不需要你的諛辭渲染（the painted flourish of your praise）；美貌是憑著眼睛判斷的，不是賈人粗鄙推銷的口舌所能任意抑揚。你揮灑才情將我贊揚，好急切地讓別人說你聰明，相比之下，我聽了你的褒美卻沒有那么驕傲?！保?.1.13-19）在公主看來，鮑益的儀典修辭不僅低俗淺薄——如涂料一般的裝飾（painted flourish）流于表面而不涉及本質，而且是自私的，因為這番言辭與其說是真誠的贊美，不如說是演說者為了讓自己顯得擁有智趣而刻意為之的結果。法國公主一語點破了修辭術尤其是宮廷修辭的兩大問題，即修辭語言缺乏干預現實的能力且在本質上是自私的，而這兩大問題也為喜劇缺失的結尾埋下了伏筆。

公主的語言觀與劇中最伶牙俐齒的男子俾隆形成了鮮明對比。對公主來講，語言可能裝點、粉飾現實，但卻無法改變它：“不，你現在不用把我裝點。不美的人，怎樣的贊美都不能使她變得好看一點。”（4.1.16-17）俾隆則恰恰相反，他認為單憑語言的力量就可以改變現實：“我要證明她的美貌，一直講到世界末日，哪怕舌敝唇焦?！保?.3.270）俾隆的語言觀存在道德上的模糊性：語言能顛倒是非黑白，言者無須遵守道德準則，不必因朝令夕改而臉紅，他可以在上一秒斥責違背誓言的同伴，而下一秒自己也被揭露違誓后，便立刻改口，發表長篇大論證明違誓的正當性（see 4.3.201-215）。對俾隆而言，語言不必受制于倫理，而這恰恰是修辭術誕生于古希臘以來就面臨的指摘。[27]

如亞馬多等人一樣，貴族男子們深陷以自我為中心的空洞浮夸的修辭表演，修辭成為一種他們戒不掉的癮，他們越是拒斥，其言辭便愈發顯露出修辭的痕跡。例如，俾隆反對修辭的言辭竟采用了十四行詩的韻腳（see 5.2.402-415）。在結構工整的詩體中，俾隆宣布自己不會再信任工整的詩體、“預先擬就的說辭”，不再用“詩歌、夸張修辭、迂腐的手法”或“蛆蟲般的矯飾”來求愛（see 5.2.405-409）——但諷刺的是，這些恰恰是俾隆正在使用的手法。他發誓從此刻起要用普通人的語言，即“土布般的‘是’和樸實的粗氈般的‘否’”（5.2.413）來表達自己的愛慕心緒，然而這句話卻又使用了轉喻。俾隆的宣言是劇中男性夸張的、自我中心主義的修辭表演的縮影，對修辭表演的迷戀于是成為一種積重難返且有傳染性的“癲狂癥”（5.2.417），無論這些男性如何嘗試，他們都已失去了簡單樸實地直抒胸臆的能力。

除飽受女性角色詬病的儀典修辭外，宮廷修辭的另一表現形式是炫耀智趣的雙關與被濫用的詼諧，而用押韻短句機智回應則是角色用以增加自身魅力、貶低他人的主要手段。在莎士比亞的所有劇作中，《愛的徒勞》是用韻詩較無韻詩比例次高的作品，僅次于《仲夏夜之夢》。莎士比亞創作該劇的1595年前后也正是其職業生涯最“詩歌化”的階段——用韻最多的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和《理查二世》均創作于1595年。相較于無韻詩和散文，莎劇的韻詩往往會將觀眾吸引到作為媒介的語言本身上。[28]

在《愛的徒勞》中，機智的用韻在創造喜劇效果、讓角色與觀眾享受語言樂趣的同時，韻腳的大量堆砌也導致能指與所指面臨脫鉤的危險。例如在該劇開篇，當俾隆試圖反對那瓦王立下讀書齋戒的誓言時，男子們玩起了語言游戲：

國王：他反對讀書的理由多么充足！

杜曼：他用巧妙的言辭阻善濟惡！

朗格維：他讓莠草蔓生，刈除了嘉谷！

俾?。捍禾斓搅?，小鵝孵出了蛋殼！

The King: How well he’s read, to reason against reading!

Dumaine: Proceeded well, to stop all good proceeding.

Longueville: He weeds the corn and still lets grow the weeding.

Biron: The spring is near when green geese are a breeding.(1.1.94-97)

國王等人在回應中不僅紛紛押韻，還不斷重復動詞，制造出反諷效果。最終，修辭游戲以俾隆謎語一般的回答結尾。伊麗莎白時期的修辭學家普特納姆在《英詩技藝》中這樣描述作為偽裝的謎語：“當我們用謎語的方式說話時，我們用隱秘晦暗的言語偽裝自己，這種謎語的意思很難猜，只有說話人自己能給出答案。”[29] 面對困惑的眾人，俾隆這樣解釋自己的回答，即“各得其時，各如其分”（1.1.98）——小鵝在春天破殼，處于人生之春的年輕人也不該壓抑自己追求愛情的欲望；同時，他還諷刺同伴是只知盲從的蠢鵝。脫口而出的謎語把智趣發揮到了極致，語言雖已“失去意義”(1.1.98），但好歹能“聊以湊韻”(1.1.99）?？梢?，因為盲目尋求詩的樂趣，《愛的徒勞》中的修辭效果時常走到了意義和理智的對立面。

修辭這一積重難返的痼疾在該劇絕大多數非政治性的情節中可以是笑料，但當政治難題在劇末回歸之后，修辭之疾的危害終于暴露了出來：當法國國王病逝的消息傳來，即將繼位為女王的公主不愿與男子們再繼續語言的游戲（see 5.2.719），那瓦王盡力挽留，希望噩耗不要沖走喜事，但他的回應句法復雜、語意生澀，致使公主的悲傷加倍（see 5.2.734）。最終，婚期推遲一年，男子們需用這一年時間完成考驗：遠居荒郊，遠離享樂，如若初心不改，則再議婚約。口舌之罪最深的俾隆則需“在一年之內晝夜不休地服侍呻吟床榻的病人”，用他的無往不利的機智讓瀕死之人微笑（see 5.2.827-829），以救贖修辭表演在劇中表露出的自私面向。這一結尾不僅沉重，還被深深的不確定性所包圍：修辭能否完成自我救贖，尚未可知。由此可見，《愛的徒勞》不僅質問了人文主義教育帶來的階層向上流動這一幻夢，還用“皆大歡喜”的缺失，展示了宮廷修辭的私利屬性，并對修辭服務于政治的功能持懷疑態度。

3 反傳統的喜劇結尾：彰顯女性權力

在早期現代歐洲，言辭技藝與性別構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傳統觀念一邊強調修辭術不是女性應掌握的技能，一邊將不知節制的言辭視作一種女性的疾病。當時家庭和政治分屬私人和公共兩個空間，女性屬于前者，因而作為言說技藝的修辭因其公共性和政治性往往被認為不應被女性所掌握。在文藝復興時期，絕大多數女性并無公職，也無接受修辭教育的條件——教授古典修辭的文法學校只對男子開放，只有少量的貴族女子可以通過家庭教師學到一些言辭技藝，然而，就連這樣的學習也障礙重重。著名的西班牙人文主義者、瑪麗·都鐸的私人教師比維斯（Juan Luis Vives）就曾在《關于對女基督徒的教導》（De institutione foeminae Christianae，1523）一書中表示，系統的修辭訓練對女性來說實用性有限，它的公共屬性會將女性的貞潔置于危險境地，因而并不適合于女性。[30] 十六世紀的性別行為手冊規定，女子的三大美德是貞潔、沉默和順從，以沉默為美德，才能更好地順從父親與丈夫，扮演好上帝規定的溫良謙恭的家庭角色，而雄辯之術顯然與此相悖。[31] 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還出現了悍婦這種性別刻板印象，莎士比亞的《馴悍記》對此有戲劇化的展示：女性言辭過剩成了欲望強烈的表征，言語上不知節制的女性拋棄了自己在社會秩序中應有的位置，挑戰了男性的權威。[32] 可見，早期現代的修辭理論是構建和規訓女性的重要社會話語。然而，《愛的徒勞》中的女性角色挑戰了這種基于修辭的性別二元對立：法國公主和她的侍女們既不愿扮演順從男性的沉默者，又拒絕成為言辭不知節制的悍婦，而是成為一股試圖糾正男性修辭過剩的力量，而劇終婚姻的擱置也構成了對女性權力的彰顯與肯定。

首先，該劇女性角色挑戰了劇中男性構建的傳統性別觀念，即以理性為基底的完美男性美德與女性代表的欲望俗世的二元對立。那瓦王建立“學院”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這種男性優越感，“保存僅有男性的封閉空間及其不可侵犯的完整性”[33]。來訪的法國公主等人只能扎營在宮外，因為女性代表的對聲色享樂的追求會威脅、侵犯到男性的完整性。在劇中男性看來，與講求理性的、優越的男性相比，女性是“更脆弱的容器”（1.1.259）。亞馬多稱村婦杰奎妮妲為“我們祖母夏娃的孩子”，這一說法影射了《圣經》中夏娃誘惑亞當偷食禁果這一事件，他還稱考斯塔違背男尊女卑的原則追逐杰奎妮妲的行為是“最本末倒置的事件”(1.1.235），而考斯塔（Costard）的名字也有《圣經》中的寓意，它原意為“蘋果”，也可指頭，可引申為人類的首領亞當。然而故事的發展證明，這種幻想出來的以理性為基底的男性氣概在建構之初就已預示著它必定會遭到瓦解這一結果，學院這一堡壘必定會被女性攻破，不近女色的誓言也必遭違背，但誘惑男性違誓的罪責并不在女性，而在男性自身，因為男子們熱衷追求的從來就不是干癟無聊的知識本身，而是對知識的修辭演繹，不是了無生趣的理性，而是服務于感官享樂的詩化修辭。

此外，劇中貴族女性還發揮能動性，拒斥了宮廷愛情傳統中的性別觀。在這一發端于十一世紀末的傳統中，男性詩人將女子置于神壇之上加以崇拜，自己則低微、謙恭到了塵埃里。在《愛的徒勞》里，當亞馬多愛上村女杰奎妮妲后，就將自己想象成一位彼特拉克式的戀人，不過他顯然無法將宮廷愛情傳統與自己基于性別和階層的尊卑觀念融合在一起：“我確是鐘愛那地面，那卑賤的地面，那被她更卑賤的鞋履、由她最卑賤的腳穿著踏過的地面?！保?.2.160-162）[34] 此處的亞馬多無疑構成了對十四行詩中常見的性別權力關系的戲仿，也為下文貴族男性賦詩求愛的情節做了鋪墊。然而，在看似女性擁有至高權力、足以左右追求者心緒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宮廷傳統中，女性其實是被邊緣化的——她們是男性欲望的載體和激發男性詩情的符號，自己無法發聲，更無主體性可言。[35] 在《愛的徒勞》里，陷入愛情的男性體驗欲望的方式正是這種以男性為中心的自我陶醉。學者茅斯分析指出，該劇中男性的求偶修辭與男性情誼（male-bonding）有關，例如在男子們相繼于不知情的情況下念出情詩從而暴露戀情的偷聽情節中，男性的感情看似是以女性為聽眾，實則是表達給其他男性們聽的。[36] 莎士比亞筆下的貴族女子并不愿做沉默被動的女神，她們毫不留情地奚落男子們，指出他們的彼特拉克式贊美“言辭有余，誠意全無”（5.2.40）。被安頓在宮外郊野的她們成了圍攻那瓦宮廷的人，翻轉了中世紀寓言詩傳統中的性別權力觀——作為男性欲望對象的女性是等待男子攻克的“封閉的花園”，十三世紀法國詩歌《玫瑰傳奇》對此有過著名的描述。相反，在《愛的徒勞》里，女性成了打獵戲中的“獵殺者”（4.1.8），在與男性的言語爭斗中，羅瑟琳是“射箭人”（4.1.113），對男性“迎頭痛擊”（4.1.116）。女性在每一次與男性的唇齒交鋒中都占據了上風，她們絕非被動地充當男性的欲望對象，而是機智、故作鄙俗地將男性試圖維護的古典完美的男性氣概打擊得七零八落。

盡管劇中女性能用唇槍舌劍壓倒男性，她們卻并沒有成為文藝復興時期常見的類型人物——悍婦，而且她們也并不需要接受父權社會的規訓。當凱瑟琳和羅瑟琳爭辯起來互不相讓時，公主批評道：“詛咒那玩笑，愿瘟疫降臨到每個悍婦身上?！保?.2.46）正是公主在修辭風格上一直堅持的節制，讓女子們得以在劇末政治事務回歸之時管住口舌。帕克在研究早期現代修辭手冊時發現，同一時期對修辭風格的討論和辭格的分類往往帶有鮮明的性別特征，通常將言辭過?？坍嫵梢环N女性疾病，將之與簡明有序的西塞羅式男性言辭典范對立起來；在風格上，理想的男性言辭也是男子氣概的縮影——有力、純粹、簡潔，而其反面即不知節制的冗長言辭、閑談等則被認為是對這種男子氣概的違背；修辭的泛濫甚至被刻畫成一種帶有女性特征的疾病。[37] 然而，在《愛的徒勞》中，女性雖然也熱衷于參與斗智的語言游戲，但收放自如的修辭風格讓女性角色擔當了修辭過剩的批判者，中修辭泛濫這一疾病之毒最深的反倒是男性角色。該劇刻意營造的“本末倒置的反轉”從而也構成了對傳統性別觀念的雙重挑戰。

考慮到《愛的徒勞》現存的最早版本（第一四開本，1598年）專門在扉頁上注明“去年圣誕女王陛下親臨觀劇”[38]，或可認為該劇對性別權力的刻畫具有更強的現實性。考察《愛的徒勞》上演的歷史背景可以發現，該劇對傳統性別觀念的挑戰并不僅是戲劇世界中的虛擬，還暗含對現實世界中英國王權、宮廷和外交活動的戲仿和回應。作為罕見的沒有源文本的莎劇，該劇主要角色的原型是莎士比亞同時代的幾位法國貴族，他們因英國國內對法國內戰的大量報道而廣為人知。劇中國王的原型是法國那瓦王，也就是波旁王朝的創立者、1589年成為法王的亨利四世，1589至1593年間，這位溫和的新教徒與法國的天主教陣營作戰以期統一法國。因為只有英法結盟才能對抗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羅馬教廷，伊麗莎白女王治下的英國在財力和軍力上都為亨利提供了巨大支持。1589到1593年，一方面為配合英國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因不少英國士兵的參與提升了英國國內對法國內戰的關注度，英國的出版商印制發行了許多關于法國內戰、特別是以亨利為主角的讀物，以四開本新聞連載的形式發行小冊子，使法國內戰成為伊麗莎白宮廷和倫敦街頭熱議的話題，與天主教陣營對戰的亨利也一時成為在英格蘭最為人熟知的外國人。[39] 在這些連載讀物里，亨利被描繪成一位天使般的正義君主，他的對手則是魔鬼的不義之師，威脅著包括英國在內的新教世界。然而，亨利在軍事和借款等問題上卻多次對伊麗莎白女王出爾反爾。[40] 1593年，亨利因無法取得足夠多的天主教派勢力的支持以奪取巴黎，遂改信天主教，故而《愛的徒勞》將他描繪成帶頭違誓之人并加以奚落可謂恰如其分，可能會引來觀眾會意的笑聲，因為學者們的一般共識是，該劇創作于亨利轉投天主教勢力之后的1595年前后。

與劇中另外三位性格極為相似的貴族男性角色對應的原型是政治立場大相徑庭的三個法國人：俾隆的原型是亨利多年的忠誠支持者俾隆公爵（Duc de Biron）；朗格維則是朗格維公爵（Duc de Longueville），他對亨利的支持在后者轉信天主教之后才最終明確；而杜曼應是馬耶訥公爵（Duc de Mayenne），他直到1595年都一直是亨利最大的敵人，伊麗莎白時期的出版物將他描述成新教世界最大的對手。[41] 戲劇家馬婁在《巴黎大屠殺》（The Massacre at Paris，1593）中首次將馬耶訥的名字寫為Dumaine（也就是后來莎士比亞使用的拼法），并將之戲劇化地刻畫為一個嗜血、暴力的惡人。莎士比亞將在海峽對岸數年前發生的如火如荼的內戰中持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物放進自己的創作，或意在喚起倫敦觀眾通過其他渠道獲得的關于法國內戰的信息、故事與人物印象；但同時，他也幾乎徹底抹去了三位貴族的政治背景，將他們塑造成難以分辨的人物，即言辭夸張、陷入愛河無法自拔的求愛者，這一做法在增加喜劇效果的同時，也凸顯出修辭表演在喜劇虛擬時空中的核心位置。

在這個由重塑的歷史人物構成的喜劇時空中，男子們不是如其歷史原型一般在政治和宗教立場上朝令夕改，而是因墜入愛河而違背誓言，現實政治被凝練成性別政治，這無疑突出了性別權力關系在劇中的中心地位。當然，性別的即是政治的，此言不虛，畢竟在劇情所戲仿和影射的現實政治中，性別權力之爭也無處不在。在劇中法國公主的身上，觀眾便可以看到伊麗莎白女王的影子。[42] 例如在劇作開篇，當公主帶著外交使命前來那瓦宮中商議阿基坦（Aquitaine）的歸屬問題時，她在與那瓦王的爭論中反復提及款項的償還，而歷史上伊麗莎白女王也在外交事務上與亨利有過多次類似爭執：女王為資助亨利的內戰花費了30萬英鎊[43]，但亨利沒有支付答應償還的款項。在寫給屬下的信件中，女王提到此事，讓他們引以為戒[44]。此外，劇中反轉的性別權力與伊麗莎白時期英國的性別政治頗為相似，在劇中把握主導權的女性為男性帶來的焦慮仿佛是伊麗莎白時期王公貴族日常心理狀態的縮影，即他們雖身處一個高度父權制的社會，卻不得不面對社會與政治最高首領身為女性的事實。因為英國女王的性別，她參與的政治活動——宮廷內政與外交往來——都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一層性別權力博弈的意味。

本劇創作的十六世紀末期見證了宮廷權力集中現象的產生和日漸壯大。在這一時期，作動詞的英文“court”在其本意（“在宮殿中”、“當廷臣”）之上又獲得了新的意義（“求愛”），該含義既針對當權者（“謀求某人的好感、垂青”），也針對愛人（“為獲得感情、婚姻而求愛”）。[45] 不論是對君主還是對愛人，求愛作為宮廷中的核心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包含了逢迎、偽裝、表演的話語策略，而修辭就是它的核心。伊麗莎白女王是都鐸王權的核心和象征，無人不想獲得她的垂青，她早年也是眾多男性追求的對象。在伊麗莎白一世身上，情愛和政治上的追求（court）本就無法徹底厘清：她對諸多追求者的曖昧或拒絕多少帶著政治內涵，男性對她的情愛追求也永遠蘊含著政治野心，而謀求她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垂青又何嘗不夾雜著情愛的元素？在一定程度上，企圖取得英國軍事和財政支持的亨利在“追求”（court）伊麗莎白，而女王身邊的埃塞克斯伯爵及其追隨者也在不斷運用愛與自愛的修辭，鼓勵女王在獲得法王的忠誠與感激的同時，保持自身獨立性。[46] 這樣看來，伊麗莎白和亨利之間的政治博弈就與《愛的徒勞》里的性別關系圖景頗為吻合：男子通過語言游戲、修辭表演向女子示好，而女性在參與情愛游戲并享受特權之余，最終拒絕（或延遲）婚姻，從而達到保持權力和自身獨立性之目的。就此而言，《愛的徒勞》的非喜劇結尾映射出對英國來說更為理想的英法關系。

結語

貝茨指出，“喜劇呈現了一個狂歡的世界，里面會發生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規則遭到故意違反，禁令得不到遵守。在傳統上，落幕的一刻就是戀人牽手步入婚姻之時，也是規則和法令重新建立、喜劇提供的另一種可能性戛然而止的時刻”[47]。在求愛關系中，性別地位得以短暫調換，而一旦步入婚姻，就意味著男尊女卑的重新確立。在這個意義上，《愛的徒勞》不以婚姻終結故事是對重新建立父權秩序的拒絕（或拖延），而結尾的婚姻缺位則是對“另一種可能性”的延長，更是對女性權力的彰顯。該劇上演之時已接近女王陛下統治的末期。其時，作為精明的政治家，女王已經拒絕了所有的追求者，并構建出一位貞潔女王的形象來統治不列顛，以確保在自己有生之年政治權力不旁落他人。可以說，女王以拒斥婚姻的方式維持了自己作為女性在男權社會的最高統治地位。[48]《愛的徒勞》通過改編素材在語言修辭與性別權力間建立起了聯系，在彰顯女性權力的同時，將通常只能在短暫求愛關系中出現的“女性統治”延伸到戲外，使得該劇在與同時代修辭話語互動、互構的過程中，呈現出關注甚至介入現實政治的力量。

[1] William Shakespeare,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in Stephen Greenblatt et al., eds, The Norton Shakespeare: Based on the Oxford Edition, New York: W.W.Norton, 2008, p. 880.中譯文參考了朱生豪譯本，據英文有所改動（詳見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朱生豪譯，方平校，收入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一］，朱生豪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第719頁）。

[2] William Shakespeare, Love’s Labour’s Lost, ed.H.R. Woudhuysen, London: Bloomsbury, 1998, p. 293.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引文所在幕次、場次和行數，不再另注。中譯文參考了朱生豪譯本，據英文有所改動（詳見莎士比亞《愛的徒勞》，朱生豪譯，吳興華校，收入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一］，朱生豪等譯，第658頁）。

[3] 關于早期現代“wit”概念的討論和中譯，詳見陳星《何為‘智趣’？——淺論17、18世紀英國文學藝術觀》，載《外國文學》2019年第5期，第17-27頁。

[4] See Lawrence Stone, The Crisis of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5, pp. 1-17.

[5] See Frank Whigham, Ambition and Privilege: The Social Tropes of Elizabethan Courtesy The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5.

[6] See Peter Mack, Elizabethan Rhetoric: Theor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1-47.莎士比亞極可能曾就讀于其家鄉阿文河上的斯特拉福德的國王新校（the King’s New School），他的作品也多處涉及對文法學校修辭教育的反思（see Stephen Greenblatt, 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Norton & Company, 2004, pp. 24-27）。

[7] See David Bevington, Shakespeare’s Ideas: More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08, p. 127.亞馬多、霍羅福尼斯和納森聶爾均源自意大利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文學傳統中的老套人物，即自吹自擂的士兵（源于古羅馬喜劇中的吹牛軍人）、校長及教區牧師（see Walter Cohen, “Love’s Labour’s Lost”, in Stephen Greenblatt et al., eds., The Norton Shakespeare: Based on the Oxford Edition, p. 770）。

[8] See Cicero, On Invention. The Best Kind of Orator. Topics, trans.H.M.Hubbell, Cambridge, MA: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 18.另參見西塞羅《西塞羅全集·修辭學卷》，王曉朝譯，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7頁。

[9] See Mikhail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Hélène Iswolsky, Cambridge: M.I.T.Press, 1968, pp.26-27.但學者瑞布霍恩基于巴赫金學說的研究則表明，文藝復興時期關于修辭學的討論體現了理想的貴族身體觀與怪誕的底層身體觀的融合（see Wayne A.Rebhorn, “Baldesar Castiglione, Thomas Wilson, and the Courtly Body of Renaissance Rhetoric”, in Rhetorica, 11.3［1993］, pp. 241-274)。

[10] 關于該世界觀如何從柏拉圖開始，并對后世形而上學、美學，甚至天文學和生物學產生了影響，詳見洛夫喬伊《存在巨鏈》，張傳有、高秉江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

[11] See Roland Barthes, The Semiotic Challenge,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8, pp. 13-14.

[12] See Douglas Biow, On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n Individual in Renaissance Italy: Men, Their Professions, and Their Beard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p. 67; see also Frank Whigham, Ambition and Privilege: The Social Tropes of Elizabethan Courtesy Theory, pp. 32-62.

[13] Cicero, On the Orator: Book 3: On Fate. Stoic Paradoxes Divisions of Oratory, trans. H.Rackh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pp. 82-83.

[14] See Cicero, On the Orator: Book 3: On Fate. Stoic ParadoxesDivisions of Oratory, pp. 84-85.

[15] See Geoffrey of Vinsauf, Poetria Nova of Geoffrey of Vinsauf, Revised Edition, trans.Margaret F.Nims,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 2010.關于《新詩藝》影響的研究，詳見Marjorie Curry Woods, Classroom Commentaries: Teaching the Poetria nova across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Europe,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6] 該書于1512—1580年間刊印了168個版本，是文藝復興時期刊印次數最多的修辭學教材（see Peter Mack, A History of Renaissance Rhetoric, 1380-162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6; see also Peter Mack, Elizabethan Rhetoric: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2-13）。

[17] See Desiderius Erasmus, Copia: Foundations of the Abundant Style: De duplici copia verborum ac rerum Commentarii duo, trans.and ed.Betty I.Knot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8, p. 302.

[18] See Peter Mack, A History of Renaissance Rhetoric，1380-1620, p. 3.

[19] Colin Burrow, “Shakespeare and Humanistic Culture”, in Charles Martindale and A.B.Taylor, eds., Shakespeare and the Class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6.

[20] Lynn Enterline, Shakespeare‘s Schoolroom: Rhetoric, Discipline, Emo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p. 1.

[21] Desiderius Erasmus, Copia: Foundations of the Abundant Style: De duplici copia verborum ac rerum Commentarii duo, p. 295.

[22] See Paul Sullivan, “Playing the Lord: Tudor Vulgaria and the Rehearsal of Ambition”, in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75 (2008), pp. 179-196.

[23] See Joy Connolly, The State of Speech: Rhetoric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Ancient Ro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31.

[24] See Brian Vickers, “‘The Power of Persuasion’: Images of the Orator, Elyot to Shakespeare”, in James Murphy, ed., Renaissance Eloquence: Studi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naissance Rhetoric,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411-435.

[25] 亞里斯多德《修辭學》，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頁。

[26] See Frank Whigham, Ambition and Privilege: The Social Tropes of Elizabethan Courtesy Theory, pp. 20-22.

[27] 關于柏拉圖對修辭術的批評以及西塞羅對柏拉圖的回應，參見Joy Connolly, The State of Speech: Rhetoric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Ancient Rome, pp. 121-124。

[28] See Walter Cohen, “Love’s Labour’s Lost”, p.767.莎劇中用韻的場合頗多，原因各有不同。例如，莎劇中的愚人（Fool）喜歡用韻表達，效果是突出語言的游戲性，并以此達到嬉笑怒罵的結果；巫師下咒往往用韻，凸顯詩歌語言的魔法性；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兩位主角表達愛意時偏好用十四行詩韻腳，這是因為十四行詩已成為傳情達意的范式。

[29] Frank Whigham and Wayne A.Rebhorn, eds., The Art of English Poesy by George Puttenham: A Critical Edi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72.

[30] See Foster Watson, Vives and the Renascence Education of Wome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12, p.55; see also Jennifer Richards and Alison Thorne, “Introduction”, in Jennifer Richards and Alison Thorne, eds., Rhetoric, Women 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bingdon: Routledge, 2007, p. 4.

[31] 早期現代討論女性美德的性別行為手冊廣為流傳，有的認為妻子對丈夫的義務包括尊敬他、把自己交予他并服從他（see John Dod and Robert Cleaver, A Godly Form of Household Government, London：Printed by R.Field for Thomas Man, 1598），有的則將家庭倫理與宗教虔誠結合在一起，稱丈夫是妻子的首領，與作為教會首領的基督相類比（see William Gouge, Of Domesticall Duties, London: Printed by John Haviland for William Bladen, 1622）。

[32] See Patricia Parker, Literary Fat Ladies: Rhetoric, Gender, Property, Abingdon: Routledge, 1987, pp. 104-107.

[33] Patricia Parker, “Preposterous Reversals: Love’s Labour’s Lost”, 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54 (1993), p. 439.

[34] 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的詩歌為十六世紀末的性別欲望提供了流行的范本，影響巨大。布賴滕博格認為，彼特拉克主義是《愛的徒勞》中男性欲望的潛文本，對該劇的結構和劇情有決定性意義（see Mark Breitenberg, “The Anatomy of Masculine Desire in Love’s Labor’s Lost”, in Shakespeare Quarterly, 43［1992］, pp.430-449）。

[35] See Joan Kelly-Gadol, “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 in Renate Bridenthai and Clandia Koonz,eds.,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 pp. 174-201.

[36] See Katherine Eisaman Maus, “Transfer of Title in Love’s Labour’s Lost: Language, Individualism, Gender”, in Ivo Kamps, ed., Shakespeare Left and Right,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206-223.

[37] See Patricia Parker, “On the Tongue: Cross-Dressing, Effeminacy, and the Art of Words”, in Style, 23 (1989), pp. 445-465.

[38] 這也是首部在封面上標明莎士比亞真名的莎劇劇本；對該版本扉頁的詳細討論，可參見H.R. Woudhuysen, “Introduction to Love’s Labour’s Lost”, in William Shakespeare, Love’s Labour’s Lost, ed. H.R. Woudhuysen, pp. 298-305。馬庫斯在討論第一四開本扉頁上這句話的意義時，詳細分析了該劇與宮廷圣誕演劇活動的聯系如何影響著讀者對文本的理解，并指出，與對開本相比，四開本之所以將法國公主寫成“女王”，原因或在于該劇在女王陛下面前進行了演出（see Leah S.Marcus, “Levelling Shakespeare: Local Customs and Local Texts”, in Shakespeare Quarterly, 42［1991］, pp. 168-178）。

[39] See Paul J. Voss, Elizabethan News Pamphlets: Shakespeare, Spenser, Marlowe, and the Birth of Journalism,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2001.沃斯認為，對法國內戰的連載是英國新聞行業的開端。

[40] See Maurice A. Hunt, Shakespeare’s Speculative Ar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127-150.

[41] See Linda Shenk, “Shakespeare’s Comic Topicality in Love’s Labour’s Lost”, in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47 (2017), p. 204.

[42] See Maurice A. Hunt, Shakespeare’s Speculative Art, pp. 127-150.

[43] See J. E. Neale, Queen Elizabeth I,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57, p. 337.

[44] See in Maurice A. Hunt, Shakespeare’s Speculative Art, p. 132.

[45] See “court v”, in The OED onl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https://www-oed-com.ezproxy.lib.utexasedu/view/Entry/43200?rskey=BlWDBx&result=3#eid［2021-03-01］同樣的詞意擴展也發生在相同時期的歐洲大陸其他語言中：法語單詞“courtiser”、意大利語單詞“corteggiare”、西班牙語單詞“cortejar”及德語單詞“hofieren”，都是在十五、十六世紀之交擁有了“求愛”這個含義（see Catherine Bates, The Rhetoric of Courtship in Elizabeth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9）。

[46] See Linda Shenk, “Shakespeare’s Comic Topicality in Love’s Labour’s Lost”, p. 214.

[47] Catherine Bates, The Rhetoric of Courtship in Elizabeth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 20.

[48] 伊麗莎白一世為自己精心構建了雌雄同體的性別身份，通過充當英格蘭的母親兼父親，為自己以女性身份成為父權體系的頭領提供正當性。

原載于《外國文學評論》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