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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畫像是我國傳統石刻藝術的瑰寶，堪稱最早的浮雕藝術,古代的墓穴、門闕、祠堂、井欄、橋身等，都有大量的石刻畫像存世，其中尤以山東嘉祥、河南南陽數量最多，藝術成就最高。作為漢代的一種造型藝術,漢畫像就其制作的過程和表現方法而言，屬于雕刻的范疇；但就其整體的藝術形式而言，又屬于繪畫的范疇，因此，人們將其命名為漢畫像石，簡稱“漢畫像”。

漢畫像《孔子見老子》局部

漢畫像分布范圍及類別

漢畫像分布的范圍非常廣泛，就地域來說，有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山西、陜西、四川、甘肅等地；就具體場所而言，則有石祠堂、石闕、墓穴、石棺、石橋、石壁、石井欄等，其數量繁多，約在數千塊以上。

就內容來說，漢畫像可分為七類。分別為：

第一類：天地鬼神。大多為宮殿、宗廟、祠堂、墓葬中的畫像石，其刻畫目的在于“圖畫天地，品類群生”。具體而言，其中有刻畫含有赤鳥圖像的太陽和含有蟾蜍圖像的月亮；有包括北斗星和牽牛星在內的各種星座，如《東宮蒼龍星座》《北斗星君》等，有神話傳說中伏羲、女媧、西王母、東王公、北斗大帝、雷公、電神、風伯、雨師、嫘祖等，如《女媧伏羲交尾圖》《王母賞月》《穆天子拜會西王母》《人祖高禖》等，反映的是人們對自然神和禖神的信仰與崇拜。

第二類：祥瑞圖騰。主要題材有虬龍、朱雀、白虎、雙魚、雙頭鹿、雙頭鳥、谷紋圭、連理木、大熊等，如《人面虬龍》《鳳求凰》《年谷熟》《隋侯得珠》《丹雀銜九穗禾》等畫像。在這些圖案旁邊，往往還刻有一些寓意吉祥的文字，如雙頭鳥旁刻有“王者德及高遠則至”，谷紋圭旁刻有“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至”，連理木旁刻有“王者德純洽，八方為一家則連理生”等，其目的在于宣揚“天人感應”的思想。

第三類：帝王圣賢。如《周公輔成王》《孔子見老子》《高祖斬蛇》《柳下惠坐懷不亂》《伯樂相馬》等，其目的在于追慕先賢，勸善懲惡。所謂“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后。”（漢·王延壽《魯殿靈光賦》）其意在推行有利于統治的行為規范，使“三綱五常”深入人心并化作自覺行動。

第四類：忠臣烈女。包括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事跡，如《義烏感孝》《管仲射主》《荊軻刺秦王》《狗咬趙盾》《陵母伏劍》《七女大戰咸陽橋》等；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如《完璧歸趙》《二桃殺三士》《劉媼夢蛇》《杯弓蛇影》等。

第五類：車馬出行。自西周開始，官員出行所乘車輛、所著服飾均有定制。漢畫像中有不少是反映主人出行的場景，以此來表示墓主的身份和地位。

第六類：飛禽走獸。在農耕社會中，飛禽走獸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一種生活資料，因此在漢畫像中多有出現。如《百獸率舞》《獅子王》《熊兕斗》《狐假虎威》等。

第七類：生活百態。漢畫像是漢代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一切社會生活的藝術反映，因此，在這些作品中，可以找到耕田、狩獵、征戰、和親、講經、宴飲、樂舞、百戲、講學、獻俘等場景。如《單于觀樂》《黃公斗虎》《孔門弟子候師圖》《端燈侍女》《執盾門吏》《建鼓樂舞》等。

總之，這些描繪在石頭上的畫像，形象地反映了漢代自廟堂宮廷以至達官顯貴的生活狀態，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尚和審美取向。不僅可以補充文字記載的不足，而且能夠為繪畫提供有益的借鑒。正是由于漢畫像具有如此豐富的內容，因此自傳拓技術發明之后，畫像石拓片就成為歷代學者研究、收藏、鑒賞的對象。

漢畫像《東宮蒼龍星座》

魯迅與漢畫像之緣

1912年5月，魯迅隨國民政府教育部來到北京之后，由收集碑刻拓片開始逐漸接觸漢畫像。

1913年9月11日，魯迅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樣一筆：“胡孟樂貽山東畫像石刻拓本十枚。”魯迅對這些漢畫像拓本極為喜愛，專門在一張紙上一一列明題目、所在地、著錄情況，并特意注明：“以上十石在山東圖書館，尚有十七石在學宮。前十石胡孟樂自山東來，以拓本見予。”這可以算作魯迅收集漢畫像的開始。

1915年之后，魯迅逐漸將搜集金石拓本的興趣轉移到漢畫像上來。

1915年4月11日，魯迅自琉璃廠買到馬槽畫像石拓本1枚；25日，買到《射陽石門畫像》等拓本5枚。5月1日，買到《澠池五瑞圖》1枚、雜漢畫像4枚、武梁祠畫像并題記51枚；9日，買到漢石刻小品拓本3枚、漢永建五年食堂畫像1枚；16日，買到《文叔陽食堂畫像》1枚、武氏祠新出土畫像1枚、不知名畫像1枚；23日，買到濟寧州畫像1枚；30日，買到《李夫人靈第畫鹿》1枚。10月30日，買到《郭氏石室畫像》10枚、《沂州畫像》14枚、《食齋祀園畫像》《孔子見老子畫像》各1枚以及《紙坊集畫像》、不知名畫像各1枚。

1916年之后，魯迅購買漢畫像的次數更為頻繁，直至1918年方告一段落。

除了到琉璃廠一帶購買漢畫像的拓本，魯迅還托人到畫像石的原地尋訪或拓印。在一冊《金石雜件》手稿中，有魯迅開列的請人代為搜集、拓印漢畫像的目錄，上面記有山東濟南、曲阜、蘭山、嘉祥、金鄉、濟寧等14處及山東金石保存所收藏漢畫像石的情況，同時注明對拓本的具體要求：“一 用中國紙及墨拓。二 用整紙拓全石，有邊者并拓邊。三 凡有刻文之外，無論字畫，悉數拓出。四 石有數面者，令拓工注明何面。”1916年1月12日，魯迅收到汪書堂代購的山東金石保存所收藏的全部拓本，共117枚，其中有漢畫像10枚、嘉祥畫像10枚、漢畫像殘石2枚。

琉璃廠一帶的古董店在得知魯迅搜集漢畫像的消息后，便主動到魯迅住處推銷。1915年9月1日，敦古誼派人送來一批漢畫像拓本，因未有中意者，魯迅未購；10月4日，富華閣給魯迅送來出自嘉祥、汶上、金鄉一帶的漢畫像拓本137枚，雖拓印效果不佳，但因其價格合適，魯迅便以14元全部購入；11月24日晚上，師古齋給魯迅送來一批拓本，魯迅從中選購了端方匋齋所藏的漢畫像殘石拓本1枚。值得一提的是，這枚拓片沒有收入端方的《臧石記》，魯迅特意在日記中做了說明。1919年6月1日，敦古誼帖店給魯迅送來石刻拓本，魯迅選購了《忠州石闕畫像》6枚，此畫像又稱《丁房闕》，魯迅明知為唐代畫像石，但仍決定買下，同時還買了1枚《楊公闕》。

魯迅的同事、朋友對魯迅搜集漢畫像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或是贈送拓本，或是推薦給魯迅購買。如1917年2月5日，魯迅和教育部的六位同事到故宮午門察看設立京師圖書館一事時，同行的王叔均贈給魯迅《李業闕》拓本1枚、《高頤闕》拓本4枚，漢畫像拓本25枚、檐首字24枚；5月16日、21日、31日，魯迅的老同事、曾任教育部視學的楊莘士分三次寄贈魯迅漢畫像拓本，其中31日所寄者有濟南金石保存所所藏漢畫像拓本10枚；1918年11月20日，魯迅的好友陳師曾將梁文樓所藏漢畫像拓本介紹給魯迅，魯迅從中選購了其中的《賈公闕》1枚；1920年4月8日，魯迅收到好友許壽裳寄贈的《嵩山三闕》拓本，共5枚。

魯迅收藏漢畫像，并不是出于考古學和社會學的考慮，而是著眼于其美術價值。漢畫像中那流暢奔放的線條，那栩栩如生的物象，那別具一格的形式，給魯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從美術的角度，肯定了漢畫像的藝術價值。在《看鏡有感》一中，魯迅寫道：“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鴕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提倡美術》一節中也說，魯迅“搜集并研究漢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畫像和圖案，是舊時代的考據家賞鑒家所未曾著手的。他曾經告訴我：漢畫像的圖案，美妙無倫，為日本藝術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鱗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贊許，說日本的圖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淵源固出于我國的漢畫呢。”

正是基于以上這樣的判斷，魯迅花費了很大的力氣，收集漢畫像及唐代的石刻圖案拓本。現存魯迅收藏的漢畫像拓片共700余幅，其中山東漢畫像有340余幅，河南漢畫像320余幅，四川、江蘇、甘肅等地漢畫像40余幅。

除了搜集漢畫像的拓本，魯迅還對這些漢畫像進行了專門研究，包括確定其名稱、所在地、形制、內容、著錄、保存地點等。在魯迅手稿中，有大量關于漢畫像的說明文字，如《李家樓畫像》，魯迅的說明文字為：“平刻。高二尺五寸，廣三尺三寸。左右□緣，中分二區。左獸環，右一人拱立右向。無字。”再如，《食齋祠園畫像》，魯迅作了這樣的說明；“石高二尺二寸四分，寬一尺二寸八分。四角經磨蝕，略作橢圓形。象高一尺六寸五分，字徑一寸五分。分書‘食齋祠園’四字，在象左側。”再如，對于《武氏石室新出畫像》，魯迅說明文字為：“右武氏石室新出畫象，凡九石。一石上下俱漫泐，中有‘武氏祠’三大字，八分書。一石上有獸首，口銜大環。與射陽石門畫象同。一石上層二人騎馬前后行，下層漫泐，中層似有題字五行，不可辨。余俱作人馬宮室形，無題字。”

漢畫像《東宮蒼龍星座》

魯迅擬議中的《漢畫像集》

魯迅早期的漢畫像收藏，以山東出土者為最多。在對這些漢畫像進行搜集整理的基礎上，魯迅一度決定編輯一部《漢畫像集》，并擬定了目錄。魯迅所擬的這份目錄，大致是在1926年8月離開北京之前完成的，共分七篇十五卷，現分述如下：

第一篇為闕。闕為古代祠廟和陵墓前豎立的石頭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由于中間空缺，故名闕。該篇分為兩卷，包括山東費縣的南武陽闕，四川新都的王稚子闕，河南登封的太室闕、少室闕、開母闕，山東嘉祥的武氏闕，四川雅安的高頤闕，四川德陽的司馬夢臺神道闕，四川渠縣的沈君闕以及四川忠州的丁房闕。

第二篇為門。門即石門，共一卷，包括江蘇射陽的聚石門畫像，山東蓬萊的李夫人靈第門畫像。

第三篇為石室。石室即墓室，多刻有畫像。該篇分為三卷，包括山東肥城的郭巨石室畫像（亦稱“孝堂山石室畫像”），山東金鄉的朱鮪石室畫像，山東嘉祥武宅山武氏祠石室畫像。武氏包括武梁、武斑、武榮，畫像分布于右室、前室、后室、左室等處。

第四篇為食堂。食堂即饗堂，是在祠墓前所建的祭神堂所。該篇共一卷，包括山東魚臺的永元食堂畫像，山東濟寧的永建食堂畫像、壽貴里文叔陽食堂畫像。

第五篇為闕室畫像殘石。所收錄者為散落于各地的殘雜畫像，分為四卷。

第六篇為摩崖。摩崖為刻于山間崖壁上的畫像和文字。該篇共一卷，包括甘肅成縣的黽池五瑞畫像，山東沂水鮑宅山的鳳凰畫像。

第七篇為瓦甓。瓦甓即刻在磚瓦上的畫像，分為三卷，魯迅沒有列出細目。

由上述目錄可以看出，魯迅的確是想就自己的收藏，編成一部體例完整、內容豐富的《漢畫像集》。而且，魯迅對此一直念茲在茲。

1926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到廈門大學任教，隨身就攜帶了部分漢畫像的拓本繼續進行研究。12月31日，魯迅在《廈門通信（三）》中對李小峰說：“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確想在這里住兩年，除教書之外，還希望將先前所集成的《漢畫象考》和《古小說鉤沉》印出。”

1927年10月，魯迅定居上海，搜集漢畫像雖不如在北京時便利，但仍未曾忘懷。11月30日，魯迅托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周建人到有正書局購得《漢畫》兩冊，魯迅翻閱后大為失望，稱其“甚草率，欺人之書也。”這也說明，魯迅自信能夠編出一部有水平、有價值的《漢畫像集》來。1929年3月23日，在致許壽裳的信中說：“擬往北京一行，以歸省，且將北大所有而我所缺之漢畫照來，再作后圖。”

遺憾的是，魯迅的這一愿望未能實現。

漢畫像《端燈侍女》

魯迅對漢畫像藝術的主張

對于漢畫像，除了發自內心的喜歡之外，魯迅還有另一方面的考慮，那就是為新興的中國木刻運動提供有益的參考。他主張將漢畫像藝術與中國新興版畫相融合，創造出既繼承傳統藝術又能夠煥發新的生命力的藝術作品。

1927年12月15日，魯迅的青年朋友、畫家陶元慶帶著立達學園的學生來到魯迅家中，選取了一部分漢畫像拓本，在該校的繪畫展覽會上展出。1928年6月1日，陶元慶和錢君匋來到魯迅家中，談到在書籍裝幀設計中采用古代銅器和石刻中紋樣的設想，魯迅大為贊同，“認為可以試探一下。因此，他就想到所搜集的許多漢唐畫像石的拓本，說：‘我所搜集的漢唐畫像石的拓本，其中頗有一些好東西，可以作為這方面的部分借鑒，現在時間還早，不妨拿出來大家看看。’說著，便端出一大疊拓本來，由于幅面很大，必須鋪在地上才能看到全貌，樓上地位較窄，鋪不了多少，便改到樓下客堂里，把這些拓本鋪了一地，隨鋪隨作解釋，娓娓動聽，鋪了一層又鋪一層，我們一時目不暇接，只能膚淺地瀏覽過去”。（錢君匋：《我對魯迅的回憶》）

1935年2月4日，魯迅在致青年木刻家李樺的信中說：“所以我的意思，是以為倘參酌漢代的石刻畫像，明清的書籍插圖，并且留心民間所賞玩的所謂‘年畫’，和歐洲的新法結合起來，許能夠創出一種更好的版畫。”9月9日的信中又說：“惟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唐人線畫，流動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由此可見，魯迅收集漢畫像的目的，一是出于對中國傳統美術遺產的熱愛，二是對這一寶貴遺產的傳播與弘揚。

傳播的最好方式就是出版，魯迅念念不忘的也是設法將自己收集的這些漢畫像印成畫集，讓更多的人分享。

1934年3月6日，魯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談到漢畫像時說：“我在北平時，曾陸續搜得一大箱，曾擬摘取其關于生活狀況者，印以傳世，而為時間與財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機會，還想做一做。”在3月24日的信中又說：“漢唐畫象石刻，我歷來收得不少，惜是模胡者多，頗欲擇其有關風俗者，印成一本，但尚無暇，無力為此。”在4月9日的信中，魯迅再次提到編印畫集一事：“漢唐畫像極擬一選，因為不然，則數年收集之工，亦殊可惜。”魯迅的這一動議得到了姚克的支持，并表示可以把魯迅所寫的說明文字翻譯成英文，以期得到更大范圍的傳播。4月22日，魯迅在復信中說：“石刻畫象印起來，是要加一點說明的，先生肯給我譯成英文，更好。但做起來頗不易，青年也未必肯看，聊盡自己的心而已。”6月9日，魯迅在致臺靜農的信中說：“對于印圖，尚有二小野心。一、擬印德國版畫集，此事不難，只要有印費即可。二、即印漢至唐畫象，但唯取其可見當時風俗者，如游獵，鹵簿，宴飲之類，而著手則大不易。”魯迅還想請臺靜農在北平代為收集拓本，一是補充自己收藏的不足，二是替換拓印效果不佳者。

1935年初，魯迅在得知河南南陽一帶有大量畫像石出土，立即托人搜集購買相關書籍，請人拓印原石。

1935年11月15日，魯迅在致臺靜農的信中再次提到了編印《漢畫像集》的計劃：“我陸續曾收得漢石畫象一篋，初擬全印，不問完或殘，使其如圖目，分類為：一，摩厓；二，闕，門；三，石室，堂；四，殘雜（此類最多）。材料不完，印工亦浩大，遂止；后又欲選其有關于神話及當時生活狀態，而刻劃又較明晰者，為選集，但亦未實行。”

蔡元培在《記魯迅先生軼事》一文中曾說：“我知道他對于圖畫很有興會。他在北平時已經搜輯漢碑圖案的拓本。從前記錄漢碑的書，注重文字；對于碑上雕刻的花紋，毫不注意。先生特別搜輯，已獲得數百種。我們見面時，總商量到付印的問題。因印費太昂，終無成議。”

令人欣慰的是，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將《魯迅輯印藝術圖錄全集》列入該省重點出版規劃，該書分為8卷，即將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收錄了根據魯迅先生擬定目錄的《漢畫像集》，從一定程度上說，算是了卻了魯迅先生當年的一個遺愿；同時，也是對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逝世85周年的一個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