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五年前，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第九次全國作代會上做閉幕辭，專門用一個詞與大家共勉，這個詞就是：創造。如今我們回顧五年來長篇小說的收獲時，也許會由衷地感到，作家們絲毫沒有辜負“創造”這個詞語。因此，我愿意以“創造”為視角，去描述作家們在長篇小說創作中所作出的努力。

“創造”新的文學世界

當代小說家從來沒有喪失現實熱情，現實生活作為小說的重要資源，始終具有壓艙石的意義，這一點在近五年來的創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批直接反映現實生活的長篇小說帶著現實的溫度和新鮮氣息，為當代文學“創造”了一個嶄新的文學世界，這是一個展現“中國故事”魅力的文學世界，也是一個形象詮釋“中國經驗”的文學世界。作家們不僅是現實的觀察者，甚至也是直接參與者，比如有不少作家就以掛職或參加扶貧工作隊等方式直接參與脫貧攻堅工作，或者是在采訪中獲取最鮮活的第一手資料，因此，他們的“創造”就是從生活的土地上直接生長出來的，如趙德發的《經山海》、滕貞甫的《戰國紅》、陳毅達的《海邊春秋》、楊遙的《大地》、王松的《暖夏》、溫燕霞的《琵琶圍》等。我之所以強調這些具有主題寫作特征的小說是富有創造性的，是因為作家們通過寫作表達了他們對脫貧工作的獨到認識。戰國紅是在遼西新發現的一種珍貴玉石，開發戰國紅也成為了當地脫貧工作的重要手段，但滕貞甫的小說《戰國紅》不僅反映了這一脫貧現實，而且還表達出這樣一層意思：脫貧攻堅就像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開發的一塊純樸的玉——這是更珍貴的“戰國紅”。又如，好幾位作家不約而同地在扶貧工作中意識到年輕人的人生選擇問題。《海邊春秋》中的劉書雷是省文聯的干部，本來有志于做文學研究的學問，但他認識到既要做學問，也要做事業。他把援嵐工作當成事業來做，不僅在援嵐工作中取得了重要成績，而且也發揮了自己的文學專業優勢。趙德發則從成長的角度來塑造一位基層干部的形象。《經山海》中的吳小蒿是一名農家女子，在城市讀了大學又回到鄉鎮工作，正是鄉村的脫貧和新農村建設工作，讓她一步步從“小我”的世界里走出來。楊遙當過駐村干部，他的《大地》既有紀實性，又飽含真誠情感，以最樸實的文字表現了年輕人對大地的思考。

在閱讀這些緊貼現實的作品時，我特別留意作家們對現實的思想發現。如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寫的是反腐故事，作者將反腐斗爭提高到了要依靠文化、法律、制度進行反腐的高度上，明確提出一個“政治生態”的嚴肅話題。李佩甫的《平原客》看似也與反腐斗爭有關，但作者卻是從傳統農業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變異和困境的角度去講述故事的。張平的《生死守護》以某市擴建城市大道工程為情節，作者并沒有拘泥于反腐斗爭，而是把重點放在塑造一名誓死守護人民權益的領導干部形象上。

尋求新的思想發現，這不僅體現在現實題材作品中，也成為反映歷史生活小說的突破點。陸天明的《幸存者》以自己的經歷為主線，反映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的思想演變，他感慨自己是一名幸存者，而這一帶著體溫的“幸存者”認識便成為了小說的主題，不同的幸存者會有不同的生存理念，陸天明試圖追問每一位幸存者，并從中尋找到人生的理想。范穩的《重慶之眼》寫的是重慶大轟炸，但范穩并沒有停留在揭露和控訴侵略者的罪行上，而是通過重慶大轟炸以及對后人的影響，反思戰爭與和平之間、國家和人民之間復雜而又辯證的關系。邵麗的《金枝》通過女兒與父親的關系寫了以父輩為代表的革命史，揭示了中國社會是如何在革命與建設、城市與鄉村的沖突中一路走過來的。葉兆言的《刻骨銘心》則通過小歷史去觸摸大歷史。表面看上去，他寫的是一群人的情感生活和他們瑣碎的人際交往，似乎帶有偶然性和不可捉摸性，但是背后都能觸摸到大歷史。韓少功的《修改過程》是以知青和老三屆的歷史記憶為主要內容的，但作者在真實還原歷史的敘述中一再暗示人們：歷史處在修改過程中，人們的生命基因也處在修改過程中。

《笑的風》和《藝術家們》這兩部作品出自兩位老作家之手，一位是80多歲高齡的王蒙，一位是臨近80歲的馮驥才，他們將自己的人生經驗濃縮在作品中，將小我融匯在大我的歷史滄桑之中。王蒙的《笑的風》以農民子弟傅大成成長為一名著名作家的命運歷程為主線，既是對個人命運的一次總結，也表達了他對中國當代歷史的深刻反思，反思中貫穿著一種樂觀的人道主義精神。馮驥才的《藝術家們》以天津幾位藝術家的成長與藝術追求為主線，分明有著作家自己習畫的身影，傳遞了一種在實踐中摔打出來的結實的藝術觀。

文學世界中的創造性還特別體現在作家們對小說精神內涵的深入開掘上。比如蔣韻在《你好，安娜》中寫了幾個年輕人相互糾纏的青春歲月和愛戀，因為矛盾或誤解，在各自的內心埋下隱隱的嫌隙，也使主人公一生背負著深深的愧疚而尋求自我救贖，這既關乎承諾，也關乎救贖，是一種讓人的精神獲得凈化和洗禮的敘述。張煒的《艾約堡秘史》也是一部關于救贖的小說，他為經濟時代的“當代英雄”尋找一條自我救贖之路。對人性的叩問和對人心的探詢，是很多作家的基本主題。陳希我的《心！》寫了一種罕見的“心碎綜合征”，作者通過眾多人對主人公林修身的描述，試圖揭示出人心是如何碎的，身與心是如何分離的，這種構思顯然表現了作者對于現實中精神錯亂現象的憂思。東西的《回響》以一樁案件偵破為線索，將案件推理與人物心理軌跡作為互文關系來推進情節，從而觸及人性情感最隱秘處，所謂“回響”，是紛繁現實投射到人的內心時，作者內心之悲憫和大愛的反應。王躍文的《愛歷元年》通過年輕人愛情危機的故事，為人們創造出一個倡導愛的世界的新詞：“愛歷元年”。孫惠芬在《尋找張展》中將一個關于中學生教育的題材寫出了新意，孫惠芬試圖尋找到一條對“90后”的救贖之路。余華的《文城》同樣隱含著尋找的主題，小說明線索是林祥福尋找小美的故事，在這故事背后還暗藏著對“文城”的尋找，但文城始終是虛幻的，“沒有人知道文城在哪里，總會有一個地方叫文城。”文城也許是余華內心搭建的一處逃離墮落現實的精神曠野。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女性主義思想的影響，對于拓展小說精神內涵的作用不可低估。須一瓜的《五月與阿德》以一個鄉村女子進入城市的故事開拓出身體烏托邦的主題。付秀瑩的《他鄉》書寫了現代女性在城市的精神歷練，坦陳女性身處現實與精神兩難的困境。周瑄璞的《日近長安遠》通過兩個農村女孩進城后的命運變化，揭示出女性身體不僅存在作為性別的身體，還存在作為勞動工具的身體。盛可以的《息壤》通過三代女性的生育史書寫了女性的身體反抗和無奈。這幾部小說可以說都是對于現代女性的精神之問。

在這個嶄新的文學世界里，有一道東北風景格外引人注目。批評家孫郁曾說過，東北充滿了東北之外其他任何一個地方作家都無法寫出來的異樣的文字。這異樣的文字曾在現代文學史上有過驚鴻一瞥，但在當代，東北的異質文化一直沒有形成整體性的呈現。因此近五年來一批立足于東北地域文化的長篇小說陸續推出，應該引起人們的重視。遲子建自然是東北的代表性作家，可以說她的所有小說都是為東北故鄉和東北底層人民吟唱的歌。近些年她先后出版了《群山之巔》和《煙火漫卷》，兩部小說關注的都是普通人的命運，前者凸顯東北邊地風情，后者充溢著城市煙火氣息，兩部小說溫柔中有硬朗，充分展現出東北人的情和義。除了遲子建，在這道東北風景線中，還有劉慶的《唇典》、老藤的《刀兵過》、津子圍的《北方的十月》、王懷宇的《血色草原》、周建新的《錦西衛》、雙雪濤的《聾啞時代》等。這些小說在歷史與現實、城市與鄉村、社會與自然等的對應關系中尋找東北文化之魂，抒發東北人的心聲。《唇典》的靈感來自東北口頭文學，小說以民間傳說和歷史軼聞為素材，熱情贊頌了東北人最優秀的品質：敬畏和珍惜。《聾啞時代》則是通過當代年輕人的成長讓人們看到東北文化的倔強和不屈。這些反映東北的小說接連出現也許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它意味著東北的異質文化終于積攢起一股力量，我愿意以“新東北小說”為這些小說命名，并期待著它給當代文壇帶來更多的驚喜。

“創造”新的人物形象

在傳統小說中，塑造人物形象被置于重要位置，以往的文學理論也強調，人物是小說的靈魂，應該以人物為中心來結構小說。貝內特曾說：“優秀小說的基礎就是人物塑造，此外再沒有別的什么東西”。但一種貶低人物塑造的現代小說觀流行起來，作家們熱衷于在結構、故事、敘述上做文章，不再在人物塑造上下功夫，他們的小說也就難以留下鮮明、完整的人物形象。這一現象在近五年來的小說中得以改變，作家們逐漸回到注重人物塑造的路子上來，不少具有創造性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豐富了當代小說的人物畫廊。

朱秀海的《遠去的白馬》塑造了一個革命圣女的形象。她是小說的主人公趙秀英，這位膠東姑娘在抗日烽火的燎烤中逐漸成長為一位智勇多謀的村長，后來又在解放戰爭中成為一名支前隊長。她陰差陽錯地卷入了東北野戰軍的解放戰爭，同戰士們一同出生入死，歷經艱辛，發揮著常人都難以發揮的作用，為解放大東北立下了汗馬功勞。這個形象似曾相似，卻又耳目一新。說她似曾相識，是因為她就在中國革命英雄譜系的序列之中，她的聰明智慧，她的人民本色，她對革命的忠誠，她對愛情的執著，等等，或許也能在過去的文學經典人物身上有所發現；但她絕對又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因為她集全部的完美于一身，在她身上閃耀著嶄新的光芒。這種光芒我愿意稱之為“神圣性”。神圣，是趙秀英最打動我的地方。在她的心目中，革命是神圣的；她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爭之中，她所做的一切是神圣的；一直縈繞在她心上的愛情夢也是神圣的。在革命文學作品中，已經有了很多正面的革命者形象，但是還沒有一個像趙秀英這樣閃耀著神圣性光芒的革命者形象。

如何塑造好正面形象特別是英雄形象，一直是困擾作家的難題。正是從這一角度說，朱秀海所塑造的革命圣女形象趙秀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與此同時，還有不少作家在這方面尋求突破。如陶純的《浪漫滄桑》塑造了一個特別的女性李蘭貞，她竟然是為了追求浪漫愛情而投身革命，一生坎坷走來，傷痕累累，最終愛情也不如意。陶純在這個人物身上似乎寄寓了這樣一層意思：愛情和革命都是浪漫的事情，既然浪漫，就無關索取，而是生命之火的燃燒。楊少衡的《新世界》所寫的主人公侯春生無疑是一個革命者形象，他忠于革命事業，在斗爭中勇敢堅定，同時又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這使他常常對敵特分子的偽裝和狡詐估計不足，對人性的復雜和多變也缺乏認識。但作者并不認為這是英雄人物的缺點，而認為這恰恰是侯春生這樣的革命者對于新中國這一他心目中的“新世界”的美好想象。

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具有極其強大沖擊力的作品，它的沖擊力來自于主人公郁漱石。這是鄧一光精心塑造的一個人物，是一個拒絕戰爭卻又敢于直面戰爭的悲劇式英雄人物，在當代文學的戰爭小說系列里，這完全是一個嶄新的文學典型。郁漱石內心具有強大的和平主義情結，他看透了戰爭的本質，但在炮火連天的時刻，他不得不參與香港保衛戰，他成為了日軍的戰俘，在戰俘營里，他更像一名頑強的戰士，同時又是一個匍匐在污泥中的和平天使。

阿來的《云中記》塑造了一名祭師形象：阿巴。祭師這一職業特性使阿巴能穿行于新舊文化之間，也能溝通和諧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小說通過對阿巴回村去為在地震中逝去的亡靈招魂的書寫，表現了生命如何在災難中得到精神洗禮的主題。阿巴面對災后大自然的勃勃生機，由過去作為祭師的驕傲之情轉變為了“哀憐之情”，這種哀憐之情其實就是一種生態之情。

胡學文的《有生》塑造了一個接生婆形象，她一生的經歷深深刻下時代的印記，她一方面不斷接納新生命來到世界上，另一方面，又要承受父親、丈夫以及子女死于種種社會災難之中的痛苦，可以說，在祖奶身上濃縮了百年歷史滄桑。但胡學文對這個人物的認知又完全超越了現實層面，他并沒有將這個形象作為一個表現歷史和社會的入口，而是著力于挖掘祖奶這個人物所蘊含的關于生命的價值。接生婆這一身份就是與生命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接生婆又是活躍在民間的職業者，民間對于生命的倫理和信仰貫穿在她們的職業生涯中。胡學文通過對祖奶這一人物的塑造，表達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命觀的理解。

黃孝陽是一位癡迷于以現代理念來結構小說的作家，如他的《眾生·迷宮》不僅取消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也取消了形象在敘述中的作用，將知識作為小說敘述的基本單元。盡管如此，在其后創作的《人間值得》中，他也把塑造人物作為小說的第一要素來對待了。小說塑造了一個惡人張三，這個人物貪婪、齷齪、墮落、冷血，但他又是一個有著自我認知焦慮的惡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惡來自哪里，他是從社會經驗中獲取到了“樸素真理”，但這些樸素真理在他身上卻拓展出惡。黃孝陽試圖通過這一人物形象表達出“惡是自由必須付出的代價”這一思想主題。黃孝陽是一位極具創造性的作家，但正當他該大展宏圖之際，卻突然英年早逝，我至今仍感到心痛不已！

近年來，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麥家發揮他對密碼符號鉆研透徹的優勢，在《人生海海》里塑造了一個具有高度神秘性的上校形象。上校的身體成為一種秘密，封存了歷史的復雜多變，他以一種不變應萬變的方式應對人生的坎坷，只求好好活下去。梁鴻的《梁光正的光》則將學者思維和非虛構思維帶進鄉村敘述，她初次寫長篇小說，盡管有些魯莽，但卻塑造了一個特立獨行的農民形象，這個形象既是從她家鄉梁莊生長出來的，也是從她內心生長出來的，折射出當今時代的變化。關仁山在《金谷銀山》中塑造一個主動返鄉的新農民形象范少山，這一形象明顯是作者自覺向柳青和路遙學習的結果。鐘求是的《等待呼吸》以馬克思的《資本論》勾連起一對年輕人純潔的愛情。《資本論》的光芒把年輕人的內心照亮。這是一對非常獨特的、也具有雋永感染力的愛情形象。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還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作家更關注普通的小人物，而不是一味塑造偉人、神人或奇人。任曉雯的《好人宋沒用》和石一楓的《心靈外史》寫的都是典型的小人物，無論是宋梅用還是大姨媽，顯然都沒有值得宏大敘事的豐功偉績，她們基本上游離于大歷史潮流的邊上，甚至其舉動與歷史進程相左。但兩位作家都看到了她們身上“好人”的一面，也在對好人之“好”進行拷問。任曉雯筆下的宋沒用其實是以軟弱和忍讓的方式來回避人生的進取。石一楓則要告訴我們，一個心善的人在精神上還得有信仰的支撐，否則她的善可能會辦出惡事。這兩部小說的小人物并不天然地占有道德的優勢，體現了作者不從眾的價值觀。馬平的《塞影記》所寫的百歲老人雷高漢顯然也是一個普通小人物，但作者寫出了“普通”的非凡意義。他經歷百年歷史風云，遭受了各種磨難，卻始終沒有熄滅心中善與愛的光芒，這既是他能幸存下來的緣故，也是他要幸存下來的理由。

“創造”新的表現方式

現實主義是當代文學最強大的文學傳統，至今仍是文學的主流，但今天的現實主義已經不是過去過度執著于客觀再現和寫實性敘述的現實主義，在表現方式上它變得豐富多彩，這得益于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逐漸形成的一個新的傳統，這就是現代主義文學傳統。經歷了對抗、并峙與磨合之后，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這兩大傳統進入到對話和交融的新階段，這仿佛是給作家提供了兩副眼鏡看世界，現實主義是戴著理性的眼鏡看世界，現代主義是戴著非理性的眼鏡看世界。當作家有了兩副眼鏡后，就能看到世界更為復雜和微妙的層面。這也說明，我們現在的文學語境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相互影響相互對話的語境，是現實主義文學傳統與現代主義文學傳統齊頭并進的語境，我將其稱為后現實主義語境。

幾年前適逢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獎，從獲獎作品就可以看出，在后現實主義語境下對現實主義文學的堅守和突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的。

梁曉聲是上世紀80年代恢復現實主義本來面目寫作潮流中的一名主角。四十年來，當代文壇千變萬化，但梁曉聲以不變應萬變，其所堅持的現實主義方法幾乎沒有發生過變化（曾有嘗試現代派的短暫經歷），他這一次獲獎的《人世間》，可以說既是他的個人精神史，也是他的現實主義集大成。《人世間》讓我們重返80年代的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精神。在以現實主義為基調的軍旅文學大合唱中，徐懷中既是一名歌聲嘹亮的歌者，又在歌唱中帶有一些“不安分”的音符。茅盾文學獎授予徐懷中的《牽風記》，既是向一位90歲高齡仍筆耕不輟的老作家致敬，也是對徐懷中內心跳蕩著的“不安分”表示致敬。這種“不安分”是一種浪漫情懷，是一種對美的憧憬。陳彥同樣是一位執著于現實主義的作家，他一板一眼地向古典看齊。《主角》就是一部作者學習古典作品在人物形象上下功夫的小說。徐則臣屬于年輕的“70后”。“70后”的教育背景基本上是現代主義文學，我們從徐則臣的小說中既能夠看到他所具備的現代主義文學素養，又能看到他對傳統現實主義經典的親近；但現代主義文學素養充分自由地調動了他的文學想象力，從而有效地擺脫了現實主義的拘謹一面。《北上》可以說是現代主義傳統與現實主義傳統完美合作的結果。李洱的《應物兄》最能代表后現實主義語境下的文學景觀。李洱是先鋒文學的熱烈擁護者和實踐者，他對于現代主義文學的執著，就像梁曉聲對于現實主義文學的執著，都是緣于發自內心的真誠。《應物兄》是明確以現代主義方式去構建文學世界的。但他的身上同樣具有濃厚的現實主義精神，他以現實主義精神面對中國現實，在思想上是及物的，所表達的思想是現實主義的，我將李洱在《應物兄》中所體現的現實主義精神稱為思想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是一種關乎敘述能力和觀察能力的基本功。王安憶在這方面堪稱楷模，她在小說藝術上的精益求精，可以說就是對于現實主義最忠實的堅守。在《一把刀，千個字》中，王安憶選擇了對淮揚菜進行精雕細刻，小說主角自然是一位廚師，但王安憶的“廚藝”甚至毫不遜色于小說中的廚師陳誠，她的文字就像是一道又一道烹飪的美食，同樣刺激著我們的味蕾。王安憶借助烹飪，再一次彰顯了她釅釅的知識分子情懷，她從人性深處和日常生活最平淡處尋找歷史的刻痕，她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是如此深沉。肖亦農在《穹廬》中同樣表現出超凡的敘述能力，在技巧上和思想上都不標新立異，小說最核心的思想主題便是人道主義。他通過書寫不同人物的命運遭際，去探尋人性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復雜狀態下是如何閃耀出光亮的。

現實主義作家樂于從現代主義文學傳統中吸取長處，從而豐富其表現手法，這也成為了一種普遍的趨勢。范小青數十年來基本上延續著面向民間的現實主義寫作，但她有著開放的胸襟和積極的學習姿態，非常善于將一些現代主義方法嵌入現實主義敘述中。《滅籍記》就是這樣一部作品。這是一部充滿著荒誕感的小說，但范小青的荒誕并不同于現代派的荒誕。現代派的荒誕是建立在非理性主義的基礎之上的，而范小青的荒誕是來自她的現實主義，是她的現實主義基調上的一抹跳躍的色彩。劉心武和趙本夫都屬于典型的現實主義作家，他們已是古稀之年，但在文學思維上根本看不出保守、停滯的痕跡，相反充滿著創新意識，他們對現代主義文學充滿了興趣，并能有效地將現代主義文學的表現方式化用到自己的創作之中。劉心武在《郵輪碎片》中采用一種碎片式的結構方式，全書共分四百多個部分，講述在一艘巨大郵輪上發生的故事，他希望這種碎片式的敘述能夠對應年輕人碎片化手機閱讀的習慣。趙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條魚》將寫實性敘述與非現實敘述交織在一起，講述在黃河故道上繁衍生息、植樹造林的故事，是一個關于人類如何開辟新紀元的大寓言。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以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來概括作家的創作。事實上，作家在表現方式上的多樣性也許是由各種因素促成的。比如李宏偉是一位先鋒性寫作特別鮮明的作家，但他的《灰衣簡史》可能受到了《浮士德》的啟發，寫的也是“影子交易”的故事，表現了當下的時代景觀。張忌的《南貨店》寫浙江的一個小鎮、一座小村和一個小店，借用世情小說的手法，不僅寫出市井民間的情趣，也深刻反映出時代大潮涌動下的人情冷暖。蔡測海的《地方》則得古代筆記小說傳統的神韻，其出色的想象力和文字的智慧表達融為一體，頗有楚騷之風。梅卓的《神授·魔嶺記》是一部以藏族不朽經典史詩《格薩爾王》為靈魂的神奇小說，小說的神奇性是作者對民族文化領悟的結果，它與現代主義有著驚人的相通之處。陳應松的《森林沉默》帶有很多荒誕、奇幻的書寫，但這種荒誕性和奇幻性與其說是受現代主義影響，不如說是陳應松對他長期生活的神農架的親身體驗。陳應松從森林的神秘和沉默中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關系。賈平凹的《暫坐》以日常敘述的方式講述了“我”與十來位女子的交往，完全采用一種散文化的方式寫小說，充分發揮了他在語言文字上的優勢，讓人們體會到，在人間煙火中的“暫坐”就會在文學中獲得永恒。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縱覽五年來的長篇小說創作，無論是在思想主題上，還是在藝術表現上，都能夠發現具有不少的新意和新質，也許可以說，這些新意和新質包含著文學對新時代的積極呼應，也是新時代在文學中培植的種子。中國當代文學所具有的現實主義傳統就充分體現在文學與時代的密切關系上。新中國成立以后，便有了共和國文學，洋溢著新中國的青春朝氣。“文革”之后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便有了新時期文學，高揚著改革開放精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大踏步前進時，當代文學是否正在形成一個與時代相呼應的“新時代文學”，或許這五年來的長篇小說創作通過其新意和新質，已經回答了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