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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痛感的消失與恢復 ——以《阿Q正傳》為中心

按照《〈吶喊〉自序》的說法，因為幻燈片事件的刺激，魯迅決定棄醫從文，人生追求由救治病人的疾苦轉向改變國民的精神：“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①]在這個著名的表述中，“精神”壓過甚至否定了“身體”，被賦予了決定性的意義。不過，雖然在魯迅的棄從抉擇中，“身體”的占位被“精神”取代，但它卻并沒有真正退出魯迅的視野，而是始終如影隨形地纏繞著“精神”，質疑并制約著“精神”先行或獨自改變的可能，與之形成了一種結構性的緊張關系。本文擬從這一問題出發，以《阿Q正傳》為中心，圍繞魯迅關于國民的精神與身體、啟蒙與革命等相關問題的思考展開討論，以期重新認識魯迅前期的啟蒙探索。

一、身體的失敗與精神的勝利

精神勝利法的揭示與命名是《阿Q正傳》最重要的藝術貢獻之一。近百年來無數的研究論著致力于概括與分析精神勝利法的種種表現，不遺余力地批判它所表征的國民性弱點，由此孕生的自省精神已經成為現代中國民族精神的組成要素之一。不過，研究的成果雖然相當可喜，不足卻也很明顯，尤其是對“精神”的剜刺未能在兼顧“身體”的視野中進行。正如汪暉所說：

當人們將注意力集中到“精神勝利法”上的時候，幾乎忘卻了魯迅對于身體的關注，但“精神勝利法”對應的不正是身體的失敗嗎？阿Q的失敗感首先來自打不過別人，甚至打不過他所瞧不起的王胡和小D，其次來源于他所身受的饑餓、寒冷和無法滿足的性欲，最終來源于身體的死亡——“全身仿佛微塵似的迸散了。”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身體的視野，“精神勝利法”事實上是無從被診斷為病態的。[②]

這就提醒我們，僅僅停留在或滿足于歸納和批判精神勝利法也即現象層面是不夠的，只有進一步追問它產生的緣由并查考其效用，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進而理解魯迅的相關思考。汪暉將身體視野引入（或者說引回）對阿Q的精神勝利法的觀察之中，無疑是一種推進。從小說的描寫來看，阿Q之所以會頻繁啟用精神勝利法，根源的確主要在于他不斷地遭遇身體的失敗。

在上述引文中汪暉已經總結了失敗所體現的三個層面，但仍須進一步補充。阿Q的身體的失敗首先見之于他的“瘦伶仃”、“黃辮子”以及“癩頭瘡”等，這些“體質上”的“缺點”暴露出他常年的飲食匱乏、營養不良。其次，不是汪暉所說的“打不過別人”，而是經常被別人打，致使阿Q接連遭遇新的失敗：被趙太爺打——“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被撩撥他的閑人打——“揪住黃辮子，在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被戲臺下設局的賭徒們打——“身上有幾處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幾拳幾腳似的”；被他看不上眼的王胡打——“扭住了辮子”“一連給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被假洋鬼子用“哭喪棒”在頭上打——“拍！拍拍！”；被秀才拿大竹杠追著打——“蓬的一聲，頭上著了很粗的一下”；等等。再次，便是汪暉所說的“他所身受的饑餓、寒冷和無法滿足的性欲”以及最終的“身體的死亡”。另外還有比身死更為嚴重的“斷子絕孫”。阿Q害怕“斷子絕孫”，“斷子絕孫便沒有人供一碗飯”，而且“我的兒子會闊得多”的精神勝利也將因之而復歸于失敗。但被槍斃卻使阿Q在死滅的同時，親眼見證了他所憂懼的“斷子絕孫”：生命不能通過子孫延續下去，自身的失敗也無從在子孫身上翻轉為勝利。對于阿Q來說，這無疑是身體最為徹底的失敗。

以上諸種失敗可以從內外兩個層面概括：內在的生命的保存與延續的欲求（食色問題）不能滿足，外在的常受各色人等尤其是強勢者的暴力欺凌。兩者合起來即是阿Q的“生存權”遭遇了嚴重危機。以往我們常苛責阿Q的茍活而不知抗爭，但實際上兩方面的失敗都不是阿Q通過一身的奮爭或反抗所能改變的。他的某些奮爭如向吳媽求愛、反抗如想往革命等，甚至反而給他招致了更大的失敗。因此，精神勝利法實質上是弱者對于其無力抗拒的身體的失敗的救贖。雖然我們不能認可這種消極的或者說“奴隸式”的救贖，但也不能無視它與受了欺辱而毫無不平的“奴才式”的領受的不同：它畢竟保留了某種可以被激發或誘導的反抗的可能性。也正因此，當能夠顛覆統治秩序的革命興起并波及未莊時，阿Q才會近乎本能地被其吸引。

筆者無意為精神勝利法翻案，魯迅描寫它是為了否定它這一點無可否認。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越過阿Q的“身體失敗”而徑直批判其“精神勝利”。換句話說，如果不是故意無視阿Q所面臨的嚴峻的生存問題，我們就很難苛責他的精神勝利法。對此，楊聯芬曾有所論述：

我們不可能以旁觀者的超越姿態嘲笑阿Q的健忘和他的精神勝利法。在一無所有的最屈辱的生存遭際中，在一點尊嚴都不被葆有的現實中，“先前闊多了”、“兒子打老子”之類的妄想，是多么可憐的自我安慰！它實在是人在生存和尊嚴的空間被擠壓到接近零的時候，本能地掘開的一絲縫隙。《阿Q正傳》對主人公精神勝利法的描寫，在讀者心靈中激起的反應，“哀其不幸”實在是大于“怒其不爭”的——無親無故，居無定所，自小就像野狗一樣被拋棄在人世間，卑微到連姓名都沒有的生命，你讓阿Q如何去“爭”、如何能“爭”？他試圖爭，喝了酒之后說自己姓趙，結果如何？被趙太爺狠狠地打了嘴巴，再不敢說是趙太爺的本家了。……阿Q的生存困境，更多顯示著等級社會對人性的扭曲。阿Q的精神勝利法，體現了作為社會最底層卑微的生命，為尊嚴（本能的）而作的徒勞的抗爭。[③]

總而言之，“精神的勝利”是因“身體的失敗”而生。如果阿Q們的“身體的失敗”不能被徹底終止，亦即包括食色與尊嚴在內的生存權不能充分實現，僅僅指斥其精神勝利法的可笑無濟于事。正如對于《故鄉》中的閏土來說，那些“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的“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等等都不是他所能克服的，因此他的“要香爐和燭臺”即使反應了“他總是崇拜偶像，什么時候都不忘卻”，也不過是在“非常難”的生存境況下，無奈地尋求一點卑微的希望做寄托而已。盡管顯得盲目和愚昧，卻并不值得我們“暗地里笑他”。[④]究其實質，“鄉民困苦的根源是社會外部原因造成的，并非知識分子看到的精神愚昧內因，鄉民更需要的其實是經濟翻身和政治解放。”[⑤]

二、魯迅的啟蒙困境

一面尖銳地揭刺著底層民眾可笑可鄙的精神病態，一面又鮮明地表現著他們掙扎著生存的苦境；一面認為“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一面又發現“他們的精神”無法先于“身體”而被改變：在《故鄉》與《阿Q正傳》這兩篇小說中所凸顯的“身體思路”與“精神思路”的相互爭執與牽制，顯示出作為啟蒙主義者的魯迅意識到自己陷入了一種進退維谷的思想困境之中。

眾所周知，魯迅在留日時期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思路：拯救中國的根本之道不在“尚物質”，而在“任個人”，不在外在的改革制度，而在內在的改變精神；而能夠被改變精神以擔負起社會變革重任的主體，只能是處于奴隸地位的占絕對多數的“愚弱的國民”，因為只有奴隸而非奴隸主才葆有根本顛覆現有秩序進而創造合理社會的動力與能量。但“愚弱的國民”很難自己覺醒，需要“精神界之戰士”向他們“吶喊”以喚醒他們（同時，如果缺少“精神界之戰士”的引導，“愚弱的國民”即使被迫起來反抗，也很可能只是淪入奴隸造反成為新的奴隸主這種“變而未變”的歷史循環），而“吶喊”的最佳方式或媒介便是能夠“攖人心”、促人“動作”的文學，所謂“動吭一呼，聞者興起”[⑥]、“自意振臂一呼，人必將靡然向之”[⑦]、“振臂一呼應者云集”[⑧]等等，都是就此而言。棄醫從文的發生與啟蒙主義文學觀的確立，就建立在這樣的思路上。

但現實并沒有向著魯迅預期的方向發展，他先是意識到自己把目光放在底層和精神上并由此訴諸文藝的思路得不到廣泛的認同與響應，即“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⑨]，也就是沒有更多的“精神界之戰士”聞風而動，相與戰斗；接著又領悟到“愚弱的國民”的保守性遠遠大于他所預期的革命性，他們非但不能響應“精神界之戰士”的“振臂一呼”，反而會嘲諷、打壓乃至迫害“精神界之戰士”。他的小說之所以反復表達“孤獨的精神的戰士，雖然為民眾戰斗，卻往往反為這‘所為’而滅亡”[⑩]的主題，就是因為他太渴望看到民眾的積極響應，而民眾卻并無響應或者只有相反的消極反應。他那些不時重現的失望或絕望的表述，反過來正可見出他的期望其實并沒有根本斷絕過。希望與絕望的反復拉鋸固然痛苦，但魯迅也由此逐漸意識到，剜刺民眾的精神愚昧雖然痛切，卻似乎有些失于權衡，對于身處專制社會底層的民眾而言，相較于精神層面的“愚”，生存層面的“弱”或許才是更為迫切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民眾只是為了活著就已耗盡了生命力，更何況在生殺予奪的專制淫威之下，他們又不得不活得小心翼翼，以至在茍活中養成根深蒂固的奴隸性。由此，魯迅發現自己陷入了思想困境之中：他無法撇開民眾在身體上的“失敗”（生存危機）而去奢求他們在精神上的“勝利”（思想覺醒），他艱難跋涉了一圈，但似乎并沒有走離最初的起點。

“身體思路”與“精神思路”的悖反使魯迅對啟蒙主義產生了深刻的懷疑。意識到啟蒙無法避開“身體”對“精神”的制約而取得成效，魯迅的“吶喊”由是越來越弱。《故鄉》中的“我”面對閏土和楊二嫂，已經不再擁有“狂人”痛斥鄉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時所呈現的那種居高臨下的啟蒙自信和道義優勢，而是陷入了“無話可說”、“說不出話”的失語之境。這一變化與其說反映了魯迅絕望于鄉民的愚昧麻木無藥可救，不如說反映了他在身體視野的疊映下看到了單純的精神批判的無力與隔膜，因而感到進退失據，茫然無措。

在《故鄉》中，如果說“我”對先出場的楊二嫂的敘述尚多冷嘲之語，那么對后出場的中年閏土就幾乎只有感慨與同情了。那段對中年閏土的外貌和衣著的速寫，在先前的少年閏土光輝形象的對照下直擊人心：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著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手里提著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說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11]

這種直觀的“身體的失敗”帶給讀者的震撼與刺痛，實在并不下于隨后那一聲恭敬的“老爺”。正是因為看到閏土從“小英雄”到“木偶人”的身體的失敗，看到他“總是吃不夠……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12]的巨大的生存壓力，而這種失敗與壓力又是無論閏土抑或“我”都無力改變的，面對閏土一聲又一聲“老爺”所顯示的精神愚昧，“我”才提不起嘲笑或批判的自信與勇氣。我們由此發現，施之于楊二嫂的啟蒙式嘲諷話語，在閏土身上卻失了效。那么反過來，我們又怎能確認在楊二嫂的奸猾愚昧背后，沒有和閏土相似的生存壓力在作用于她的“精神病態”呢？她取巧地從“我”家里拿走手套、狗氣殺等，不正反映了她的生存物質的匱乏嗎？

在《故鄉》的結尾，敘述人“我”顯現了深刻的迷茫與無力。“我”對自己與閏土的隔絕深感氣悶與悲哀，希望后輩的宏兒與水生能夠不再“隔膜起來”，不愿意他們“都如我的辛苦輾轉而生活，也不愿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但這“新的生活”應該如何實現，“我”卻不得而知，只能“想到希望”，卻又“害怕起來”，因為明知這“所謂希望”不過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罷了，而且又很“茫遠”。然而除了這虛而不實的“希望”，“我”又別無他選，最后只能勉強寄托于“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3]“我”的這些百轉千回的心理糾結，可以說正是對啟蒙道路失去自信后陷入迷茫的表現。我們不禁要問：“我”賣掉老屋逃離故鄉，難道不是一種啟蒙潰敗的隱喻嗎？

可以說，如果沒有身體的失敗這一維度的呈現，《故鄉》的意味就不會如此復雜，閏土的形象也不會如此惹人同情。同樣，離開了對身體失敗的發現，阿Q的死恐怕也不會激起敘述人“我”的悲憤。對于“我”的態度變化，周作人曾說，“著者本意似乎想要把阿Q好好的罵一頓，做到臨了卻使人覺得在未莊里阿Q還是唯一可愛的人物，比別人還要正直些”，“他想撞倒阿Q，將注意力集中于他，卻反將他扶了起來了，這或者可以說是著者失敗的地方。”[14]但我認為，所謂“著者失敗的地方”，其實正是顯示了著者思想復雜的地方。魯迅創作《阿Q正傳》固然是想集中“暴露國民的弱點”[15]，但由于被選為“箭垛”的阿Q的身份是生活在未莊底層的失地農民，寫在它之前的《故鄉》所呈現的魯迅關于農民生存問題的反思，自然會延續到這篇小說中，制約著小說的敘事走向單純的“撞倒”。總之，在這兩篇前后相續的小說中所蘊藏的“身體思路”與“精神思路”的悖反，顯示出這一時期的魯迅陷入了如前所述的思想困境中。或許是因為這一困境的無法破解，在《阿Q正傳》之后的幾篇小說中，魯迅沒有繼續剔抉底層民眾的精神病態，“吶喊”之聲由此走低，并最終走向“彷徨”。

李長之在《魯迅批判》中說，“一九二六年假若他（指魯迅——引者注）不出走，老住在北平，恐怕他不會和周作人的思想以及傾向有什么相違，他和南方的革命勢力既無接觸，恐怕也永久站在遠處，取一個旁觀、冷嘲的態度，是不會太向往，也不會太憤恨的。”[16]歷史當然無法假設，但我以為即使1926年魯迅沒有南下，大概他在思想上也終將走近革命。既然他所面臨的啟蒙困境無法自解，并且隨著五四的落潮而更陷彷徨，那么方興未艾的國民革命及共產革命所昭示的另一條道路，無疑將會對他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啟蒙救治不了民眾“身體的失敗”（經濟困窘、地位卑微），也就無法期待民眾“精神的勝利”（主體覺醒、精神更新）；革命直指“身體的失敗”，因而有可能為實現“精神的勝利”鋪平道路。啟蒙訴諸個體的覺醒，而個體（啟蒙者和被啟蒙者）的力量有限，面對現實往往有心無力；革命訴諸集團或階級的強力行動，足以改天換地。只要這種對比形成，魯迅就難免會被自己尋求出路的內在動力推著走出彷徨，走向革命。事實也正是如此。我們由此看到，被魯迅在留日時期棄掉的“身體”不但始終陰魂不散，反而在1926年以后逐漸重新取代“精神”，成為魯迅面對民眾的主要關注點（與此相映的是，留日時期棄絕政治走向文學的魯迅，1926年后又帶著文學回歸了政治）：這似乎是歷史為魯迅預定的宿命。

三、痛感的消失

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否真的有效？這是一個向來被忽視了的問題。直到汪暉在他的《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一書中，為了尋找“阿Q身上的革命潛能”[17]，以解決“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黨，即使真做了革命黨，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18]的難題，才對此有所疑問，并因此發掘出精神勝利法失效的六個瞬間。汪暉的解讀非常精彩，不過在我看來，即使在這六個瞬間之外，精神勝利法也只是在表面上起了作用，本質上并沒能、也不能救贖身體的失敗，它只不過是把阿Q的失敗感從他的知覺中強行驅離了，但這些失敗感并沒有就此消逝，而是潛入到并累積在阿Q的意識深處。小說中的三個細節可以說明這一點。

第一個細節是阿Q經常喜歡唱《龍虎斗》的一句戲詞“我手執鋼鞭將你打”，并且往往同時做出“將手一揚”的動作。這個細節暴露了阿Q的潛意識中對于自己經常被打是未能忘懷的，他其實渴望能夠像別人打自己那樣去打別人。第二個細節是阿Q對王胡的“復仇”。阿Q向來看不上王胡，曾經想打王胡卻反被王胡所打，他覺得“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但隨后對小尼姑的“勝利”卻使他忘了屈辱而又飄飄然起來。然而從阿Q“中興”后在未莊講殺革命黨時所做出的“四面一看，忽然揚起右手，照著伸長脖子聽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頸窩上直劈下去道：‘嚓！’”[19]這一系列動作來看，他并沒有真的忘卻當初的失敗之辱，否則便不會在時隔半年后仍能伺機做出“復仇”舉動。第三個細節是阿Q被人串謀奪去了贏來的賭錢后打自己嘴巴以消除“失敗的苦痛”。該行為歷來被視為阿Q的精神勝利法的一次具體展現，這固然不錯，但如果我們注意到阿Q所謂的“勝利”，最終是靠著將自己的行為經過復雜的心理逆轉后，詮釋為“自己打了別個”而完成的，就會再次意識到其潛意中對于被別人打的耿耿和打別人的渴望。

也許還有別的細節可以深挖，不過以上三個細節以及汪暉所謂六個瞬間已經足以說明精神勝利法并非那么簡單和有效，阿Q的精神事實上從未能真正勝利，現實的失敗只能被其暫時掩蓋或忘卻，而不能被徹底根除。精神勝利法不過是對失敗的拒絕或否認，在這種否認的背后隱藏著對勝利的渴望。一旦阿Q有機會或者自以為有機會獲取現實的勝利，他是不會只安于或再安于精神勝利的（這也是阿Q并非無藥可救的原因所在），而革命恰恰最大限度地提供了這樣的機會，阿Q的趨向革命因此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究其實質，精神勝利法所克服的與其說是失敗，不如說是失敗所帶來的痛感。痛感包括肉體的和精神的兩方面，是愚弱的失敗者不愿承受或不敢承受的，精神勝利法的作用就在于幫助壓抑、轉移或消除痛感。隨著痛感的消失，失敗也就從知覺層面被壓入了潛意識層面，失敗者于是得以暫時忘卻失敗而恬然茍活；而一個對自身缺乏痛感的人，自然也不會對他人的苦痛保有感受力與同情心。在這個意義上，《阿Q正傳》可以說是一篇奴隸的痛感消失報告。1925年魯迅在《春末閑談》一文中以細腰蜂用毒針麻痹小青蟲給幼蜂做食料為對照，揭示了中國的“圣君，賢臣，圣賢，圣賢之徒”（治人者）是如何用盡手段和心機來麻痹民眾（治于人者）的知覺，企圖使他們“甘心永遠去做服役和戰爭的機器”[20]。《阿Q正傳》可以和這篇文章結合起來閱讀，它在《春末閑談》之前和之外展示了“被治者”怎樣自我麻痹痛感知覺，相較于被麻痹，這種自我麻痹更令魯迅痛心。

精神勝利法最重要的兩塊基石是自欺和忘卻，大多數時候阿Q正是通過自欺和忘卻來麻痹自己的痛感。面對失敗的恥辱，他往往先行自欺（“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緊接著便是忘卻（“‘忘卻’這一件祖傳的寶貝也發生了效力”）。阿Q的善忘幾乎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小說中有這樣一個情節：阿Q向吳媽求愛失敗后被秀才用大竹杠追著打，先是“蓬的一聲，頭上著了很粗的一下”，再是“拍的正打在指節上”，但即使覺得“很有一些痛”，并且對秀才罵他的“忘八蛋”感到“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他也還是立刻就忘卻了此事，竟然反過來尋聲去圍觀吳媽的哭鬧，疑惑“這小孤孀不知道鬧著什么玩意兒了”，直到看見秀才手持大竹杠向他奔來，他才“猛然間悟到自己曾經被打，和這一場熱鬧似乎有點相關”。[21]從這個夸張的情節中我們看到，阿Q對于痛感的忘卻之易與快，儼然已是一種毫不費力的本能了。

魯迅筆下處于奴隸地位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并非都像阿Q一樣擁有一套精神勝利法，但同樣都是善于忘卻或沒有記性的人，這是他們祖傳的生存本領。對此，魯迅曾說，“我們都不大有記性。這也無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22]，“人們因為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23]。善忘的后果便是痛感的消失，對自己和對別人在肉體和精神兩方面都喪失了感知疼痛的能力，這是魯迅筆下的庸眾最突出的精神病征。魯迅不厭其煩地揭示了這一點：《狂人日記》中的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24]，但卻沒有不平的“臉色”；《孔乙己》中的掌柜等人面對被打殘的“已經不成樣子”的孔乙己照樣圍觀取笑；《藥》中的華老栓拿著血淋淋的饅頭卻絲毫感覺不到眼前生命被殺的慘痛；《明天》里的老拱們只想在嘴上手上占單四嫂子的便宜，對她喪夫后又喪子的悲痛卻視而不見……

1925年魯迅在為俄譯本《阿Q正傳》所寫的序言中說：“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卻又補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們不會再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25]同一時期所寫的《燈下漫筆》中說，“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26]，而稍早的《娜拉走后怎樣》中則舉例說，“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后走不幾步，他們并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27]類似的表述在魯迅筆下還有很多。可以說，魯迅的文學正是因其對國民的痛感的消失的發現而誕生。被魯迅確立為其文學道路起點的那張幻燈片，不正是顯示了圍觀的中國人對于同胞“被日軍砍下頭顱”這一慘象的麻木無感嗎？他的作品中反復出現的圍觀他人的痛苦而毫無痛感甚至反覺快樂的場景，不都是幻燈片畫面的重寫或改寫嗎？

對自身所受的苦難缺乏痛感，就不會有不平和反抗；對他人所受的苦難缺乏痛感，就不會有同情與援助。前者使人安于奴隸地位，后者則使人相互隔絕，專制統治因此得以穩固而久長。魯迅在現實和歷史中領悟到這一點，被之深深刺痛。他意識到，設法恢復國民消失了的痛感，是喚醒他們起來變革社會的首要之舉和必經之路。也許只有持續受痛才能喚醒痛感，才能抵抗忘卻，“只有不停地疼痛的東西，才能保留在記憶里。”[28]魯迅因此特別用力于揭刺和嘲諷，他要使他的讀者和他一起感到疼痛，和他一起“向著人間，發一聲發獄的絕叫”[29]。我們讀魯迅的作品常常感到辛辣，不安，被刺痛，以至于“想做點事”[30]，而這正是魯迅所追求的藝術效果。換句話說，魯迅的文學是一種痛感文學，使人疼痛是它最寶貴的質素。

四、痛感的恢復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阿Q被裝進囚車游街示眾，接著拉去法場執行死刑。當阿Q終于省悟到“這豈不是去殺頭么？”時，“他一急，兩眼發黑，耳朵里喤的一聲，似乎發昏了。”面對迫在眉睫的徹底的身體失敗，以及圍觀的“喝采的人們”“發出豺狼的嚎叫一般的聲音來”，阿Q的精神勝利法再也無法奏效了。他感覺那些“張著嘴的看客”仿佛“豺狼”一般就要撲上來撕咬他：

這剎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風似的在腦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腳下遇見一只餓狼，永是不近不遠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時嚇得幾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這壯了膽，支持到未莊；可是永遠記得那狼眼睛，又兇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似乎遠遠的來穿透了他的皮肉。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并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

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里咬他的靈魂。[31]

被餓狼吃掉的恐懼曾使阿Q的痛感回歸過肉體，而對“張著嘴的看客”們的“又鈍又鋒利”的眼睛的恐懼則使他的“靈魂”回歸了肉體。看客與餓狼化為一體，使阿Q“嚇得幾乎要死”，在這一刻他本能地感知到自己是一個“人”，就要被一群人形的狼吃掉。他終于無法逃避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劇痛，試圖喊出一聲絕望的“救命”。此時的阿Q不禁讓人想起那個因為恐懼于“被吃”而在暗夜里“從頂上直冷到腳跟”的“狂人”：他們都是在“被吃”的恐懼中恢復了痛感，省悟到自己是擁有“靈魂”的“人”。不同的是，阿Q終于沒有喊出“救命”便“微塵似的迸散了”，而“狂人”則在喊出“救救孩子……”后不久便“早愈，赴某地候補矣”，亦即再次（主動）喪失了在月光下恢復的痛感——仿佛“四年之前”躲過了餓狼平安回到未莊的阿Q。

發生在阿Q與“狂人”身上的痛感的恢復，是“真的人”覺醒的昭示與基礎。從阿Q與“狂人”感到疼痛并直面疼痛的那一刻起，新的歷史就誕生了：“狂人”發現了人們已經習于“從來如此”地吃人與被人吃而毫無痛感，他由是呼喚“真的人”和“容不得吃人的人”的世界；當初作為看客直呼過癮的阿Q現在已經直覺到“張著嘴的看客”是“豺狼”了，他恐怕再也不會覺得殺頭“好看好看”了。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阿Q在領受自身的慘痛與絕望之時，已經獲得感知他人苦痛的能力了——雖然他已沒有機會感知。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隨著小說的推進，敘事人“我”對阿Q的情感由起初較為單純的嘲諷逐漸轉變為復雜的憐恨交加，逐漸超越了“痛惡阿Q這類人想淋漓盡致地將他的丑態形容一下”[32]的初衷而向阿Q貼近。在阿Q臨刑時，敘事人甚至替他喊出了那聲他沒能喊出的“救命”。我們因此在看到阿Q恢復了他的痛感的同時，也強烈感受到了那個隱身的敘事人的痛感：他悲痛于阿Q的稀里糊涂的生與稀里糊涂的死，他悲痛于一個即將醒來的“人”的萌芽的夭折，他悲痛于人們彼此之間互不能感知他人苦痛的隔絕，他更悲痛于人們賞鑒他人之死的殘忍。正是這種溢滿紙面的痛感使敘事人從未莊超脫出來，獲得了高于未莊一切人眾的位置與反觀未莊的能力，并驅使著他為阿Q招魂作傳；也正是這種痛感說明了他的本質：這是一個從傳統中蛻變出來的現代主體。

正如劉禾所說，“魯迅的小說不僅創造了阿Q，也創造了一個有能力分析和否定阿Q的中國敘事人。”[33]與阿Q的無記性、善忘及無痛感相反，敘事人表現出突出的記性、深刻的反思能力以及敏銳的痛感。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敘事人是阿Q的對極，也是阿Q的背面。但“有能力分析”的敘事人卻并非像劉禾所說的那樣止于單純地“否定阿Q”，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在阿Q臨刑前咬嚼“他的靈魂”的“又鈍又鋒利”的“連成一氣”的眼睛，也在一刻不停地咬嚼著敘事人的靈魂。阿Q 生前未曾感受到的疼痛，敘事人在阿Q死后對他的追憶中全都加倍感受到了。敘事人在否定那個自欺而健忘的死去的阿Q的同時，也在為那個感到靈魂被咬嚼著的疼痛的阿Q招魂，相同的痛感使他們的靈魂相通。

在看到阿Q的痛感恢復之時，我們不能不同時看到（與未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敘事人的痛感的顯現，因為后者不但同樣顯示了奴隸因為痛感而恢復為“人”的可能，而且正是后者使得對革命的拷問得以發生。“革命創造的制度性的和道德性的轉變”[34]為敘事人提供了未莊以外的生存空間和反思立足點；但革命卻不僅沒能給想往革命的阿Q帶來新生的機會，反而直接導致了他的喪生。如果說“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35]，那么刺痛敘事人的就應是在看到革命使自己“活”的同時，也看到了想要活的阿Q卻因革命而死，看到更多的人在革命之后依然茍活。這種痛感就是他所謂“思想里的鬼”。由痛感出發反思革命，以阿Q之死拷問革命的真義及其何以失落，就與國民性批判一道成為敘事人的敘事動機。讀者所感到的阿Q“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36]、著者反而扶起了他所要撞倒的阿Q等微妙的“分裂”或“矛盾”，根源就在于敘事動機的并不單一。這兩種敘事動機是相互關聯的，化用周作人的話說，敘事人要撞倒阿Q（國民性批判的敘事動機），是為了將他扶起來（拷問革命的敘事動機）。《阿Q正傳》因此成為一個扭結著啟蒙與革命兩大問題，并將它們相互逼入各自視野的復雜文本。

阿Q之所以用精神勝利法麻痹痛感，是為了避免被“厚重的苦痛壓死”，而只有在死的威脅中，阿Q才能恢復他的痛感，一旦死的威脅解除（如躲過了餓狼的捕食），他的痛感立刻就會被“‘忘卻’這一件祖傳的寶貝”[37]封閉起來；而死雖然極大地復活了他的痛感，卻也使他的可能的新生徹底化為烏有，這仿佛是一個悖論。如何葆有痛感地走向“人”的新生，成了一個難解的結。

五、酷烈的沉默

讓我們通過幾個問答梳理一下魯迅的相關思考。阿Q們的痛感為什么會喪失？為了能在殘酷的專制社會使肉體茍活下去，只能麻痹了精神作為代價。魯迅為什么想要恢復他們的痛感？為了使他們能以“人”的資格而非“奴隸”的資格生活。那么魯迅豈不知個體恢復了痛感后去抗爭“人”的資格，反而可能遭受更大的迫害乃至殘殺嗎？他當然知道，否則便不會在小說中寫“狂人”的被關和夏瑜的被殺。那么魯迅是主張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嗎？顯然也不是。首先，魯迅向來珍視生命的價值，“人得要生存，這是他的基本觀念。”[38] 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他所開示的“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的“道理”[39]，與在《忽然想到（六）》及《北京通信》中所主張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的“目標”[40]，都是將保存生命視為第一要義，視為發展生命（精神）的前提；而在《兔和貓》中他因痛心于“小性命”在“人不知鬼不覺”中喪失而發出的“假使造物也可以責備，那么，我以為他實在將生命造得太濫，毀得太濫了”[41]的慨嘆，更是顯出他對作為個體的生命（尤其是弱者的生命）異乎尋常的敏感與重視。正是源于對魯迅的生命觀的熟悉與共鳴，周作人發現了《阿Q正傳》“寫中國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為痛切”，并認為“這是中國的最大的病根”。[42]其次，從魯迅早年對于執行暗殺任務的猶豫[43]、后來的“主張‘壕塹戰’”[44]以及反對請愿并痛惜因此而導致的流血犧牲等言行來看，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他并不贊成為了求得“人”的資格而犧牲生命去以卵擊石，“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尸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45]

魯迅既不愿看到阿Q們在麻木卑怯中茍活（“我之所謂生存，并不是茍活”[46]），也不愿看到他們因覺醒的抗爭而被害致死[47]，那么他何以又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尸骸”[48]呢？換句話說，如果少數的阿Q們恢復了痛感，卻又無力變革現實，那么他們將何以自處呢？對此，魯迅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思考到這一層，他陷入了困境，《〈吶喊〉自序》中那個著名的鐵屋子譬喻就清晰地顯示了他的迷茫：“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49]

不過，魯迅雖然深感迷茫，卻也在努力尋找出路，保持著痛感在沉默中活下去似乎是他為奴隸們探索到的一條權宜之路。保持痛感，是為了對抗自欺與忘卻，避免沉淪于奴隸地位“還萬分歡喜”[50]，甚至變成無可救藥的奴才。正如郜元寶所說，“記得這‘身受’的歷史，乃是對歷史和身體本身的最起碼的尊重，也是擺脫恥辱和悲慘的第一步。”[51]而沉默則是為了保全生命，積攢爆發的能量，等待或創造爆發的時勢。

在魯迅筆下有兩種沉默，一種是導向死滅的奴隸式的沉默；另一種是導向新生的猛士式的沉默。《故鄉》中的閏土所體現的便是奴隸式的沉默：“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卻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時，便拿起煙管來默默的吸煙了。”[52]猛士式的沉默見于魯迅的呼吁：“我們聽到呻吟，嘆息，哭泣，哀求，無須吃驚。見了酷烈的沉默，就應該留心了；見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就更應該留心了：這在豫告‘真的憤怒’將要到來。”[53]魯迅在中國的百姓身上只看到了奴隸式的沉默，他們“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54]。借助《阿Q正傳》“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的同時，魯迅期望他們能由“麻木的沉默”轉為“酷烈的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會在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55]同是沉默，差別有如天壤——“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56]

魯迅希望處于奴隸地位的國民都能恢復痛感的現實考慮是，如果沒有痛感的恢復在先，則當革命興起時，他們就只能做出兩種消極的反應。第一種是避之唯恐不及或冷漠旁觀，甚至反過來幫助奴隸主迫害或剿殺革命者，這在《藥》《頭發的故事》等小說中已屢見不鮮。使魯迅耿耿于懷的漢人的辮子問題，也鮮明地展現了痛感消失的惡果：清初漢人雖然對滿人的剃發令做出了激烈的血的抵抗，但還是沒能免掉拖辮子的命運。這本是慘痛的不幸，然而到了清末民初，雖有革命者的宣揚在先與新政府的命令在后，但大部分漢人尤其是底層民眾卻反不肯輕易剪去那條作為奴隸的標志和漢人的恥辱的辮子——他們早已忘了先前的疼痛，習于奴隸的處境了。[57]第二種是阿Q式的視革命為造反，企圖借機翻身成為新的奴隸主：“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歡喜誰就是誰。”在《娜拉走后怎樣》中魯迅說：

人們因為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為能忘卻，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論者。這也許與年齡和地位都有關系罷，但記性不佳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58]

被壓迫者成為新的壓迫者，原有的權力結構絲毫未變，這是最使魯迅痛心的發現，《野草》中的《失掉的好地獄》就是對此現象的揭示。具體到民元革命，魯迅也曾說，“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59]從上面的引文來看，魯迅認為造成這種“變而未變”的原因之一是，被壓迫者翻了身以后就忘了被壓迫時所身受的苦痛，不能在自身終止壓迫的發生，而是因著地位的改變而因襲慣例，將壓迫順勢施加到后來者身上。因此，只有奴隸始終記得做奴隸的痛，拒絕成為新的奴隸主，主奴權力結構才有可能被打破，“人國”[60]才有可能實現。否則，革命就難免淪為不過是奴隸和奴隸主互換位置的造反而已——《阿Q正傳》深刻地揭示了這一點。

茅盾曾說，“所謂‘精神勝利’這法寶，從一方面看，固可作為被壓迫者反抗失敗后精神上不屈服的表征，然而亦未始不是麻痹了斗爭意識的‘奴隸哲學’。”[61]的確如此。正如上文所述，精神勝利法并不能真正消除失敗感，它的作用是在消除失敗所導致的痛感，它本質上是一種奴隸的茍活主義。阿Q靠著精神勝利法茍活，但更多更大的失敗接踵而至，不斷沖擊他的精神勝利法，使他終于不能茍活。這正印證了魯迅的觀點：“茍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來，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圖生存，而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62]魯迅希望于阿Q們的是恢復記性，恢復痛感，敢于打破對于自我的瞞和騙，“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63]即使限于現實而不能奮起反抗，至少也要能保有一種酷烈的沉默。

1933年，魯迅在《漫與》一文中說：

一個活人，當然是總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隸，也還在打熬著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著，并且不平著，掙扎著，一面“意圖”掙脫以至實行掙脫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于這生活。[64]

魯迅晚年的這段話可以輔助說明我們的結論。沒有痛感的恢復與保持，奴隸就會變成奴才，革命就會變質走形，人吃人的社會和文化就會永遠延續。保持痛感，是避免萬劫不復的底線。終其一生，魯迅對于阿Q們的這一態度和希望都沒有改變。

注釋：

[①]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439頁。

[②] 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頁。

[③] 楊聯芬：《晚清至五四：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頁。

[④] 魯迅：《故鄉》，《魯迅全集》第1卷，第508-510頁。

[⑤] 邱煥星：《再造故鄉：魯迅小說啟蒙敘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2期。

[⑥]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68頁。

[⑦]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83頁。

[⑧]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439頁。

[⑨]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439頁。

[⑩] 魯迅：《這個與那個》，《魯迅全集》第3卷，第150頁。

[11] 魯迅：《故鄉》，《魯迅全集》第1卷，第506-507頁。

[12] 魯迅：《故鄉》，《魯迅全集》第1卷，第508頁。

[13] 魯迅：《故鄉》，《魯迅全集》第1卷，第510頁。

[14] 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頁。

[15] 魯迅：《再談保留》，《魯迅全集》第5卷，第154頁。

[16] 李長之：《魯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頁。

[17] 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頁。

[18] 魯迅：《〈阿Q正傳〉的成因》，《魯迅全集》第3卷，第394頁。

[19] 魯迅：《阿Q正傳》，《魯迅全集》第1卷，第534頁。

[20] 魯迅：《春末閑談》，《魯迅全集》第1卷，第215頁。

[21] 魯迅：《阿Q正傳》，《魯迅全集》第1卷，第526-527頁。

[22] 魯迅：《導師》，《魯迅全集》第3卷，第58-59頁。

[23] 魯迅：《娜拉走后怎樣》，《魯迅全集》第1卷，第169頁。

[24] 魯迅：《狂人日記》，《魯迅全集》第1卷，第445-446頁。

[25] 魯迅：《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魯迅全集》第7卷，第83頁。

[26] 魯迅：《燈下漫筆》，《魯迅全集》第1卷，第229頁。

[27] 魯迅：《娜拉走后怎樣》，《魯迅全集》第1卷，第170頁。

[28] [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79頁。

[29] 魯迅：《失掉的好地獄》，《魯迅全集》第2卷，第204頁。

[30] 魯迅：《青年必讀書》，《魯迅全集》第3卷，第12頁。

[31] 魯迅：《阿Q正傳》，《魯迅全集》第1卷，第551-552頁。

[32] 蘇雪林：《〈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載彭小苓等編《阿Q 70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頁。

[33]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宋偉杰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88頁。

[34] 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頁。

[35] 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全集》第4卷，第304頁。

[36] 鄭振鐸：《〈吶喊〉》，載李宗英、張夢陽編《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頁。

[37] 魯迅：《阿Q正傳》，《魯迅全集》第1卷，第522頁。

[38] 李長之：《魯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39]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1卷，第135頁。

[40] 魯迅：《忽然想到（六）》，《魯迅全集》第3卷，第47頁；《北京通信》，《魯迅全集》第3卷，第54頁。

[41] 魯迅：《兔和貓》，《魯迅全集》第1卷，第580-581頁。

[42] 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頁。

[43] 參見[日]增田涉：《魯迅與“光復會”》，載《魯迅研究資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340頁。

[44] 魯迅：《兩地書·四》，《魯迅全集》第11卷，第21頁。

[45] 魯迅：《空談》，《魯迅全集》第3卷，第298頁。

[46] 魯迅：《北京通信》，《魯迅全集》第3卷，第54頁。

[47] 《狂人日記》中狼子村村民打死的“大惡人”、《長明燈》中連各莊村民打死的“這種子孫”等，都可以看成是因覺醒抗爭而被害致死的人。

[48] 魯迅：《娜拉走后怎樣》，《魯迅全集》第1卷，第167頁。

[49]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441頁。

[50] 魯迅：《燈下漫筆》，《魯迅全集》第1卷，第223頁。

[51] 郜元寶：《魯迅六講》，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90頁。

[52] 魯迅：《故鄉》，《魯迅全集》第1卷，第508頁。

[53] 魯迅：《雜感》，《魯迅全集》第3卷，第53頁。

[54] 魯迅：《俄文譯本〈阿 Q 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魯迅全集》第 7 卷，第 84 頁。

[55] 魯迅：《忽然想到（十至十一）》，《魯迅全集》第3卷，第101頁。

[56] 魯迅：《記念劉和珍君》，《魯迅全集》第3卷，第292頁。

[57] 參見魯迅《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之余》：“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

[58] 魯迅：《娜拉走后怎樣》，《魯迅全集》第1卷，第169頁。

[59] 魯迅：《忽然想到（三）》，《魯迅全集》第3卷，第16頁。

[60] 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57頁。

[61] 茅盾：《關于〈吶喊〉和〈彷徨〉》，載彭小苓等編《阿Q 70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頁。

[62] 魯迅：《北京通信》，《魯迅全集》第3卷，第55頁。

[63] 魯迅：《記念劉和珍君》，《魯迅全集》第3卷，第290頁。

[64] 魯迅：《漫與》，《魯迅全集》第4卷，第604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