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原標(biāo)題：魯迅先生：懷著“希望”前行

在魯迅小說中，《故鄉(xiāng)》無疑是影響廣泛的一篇。它被收入中學(xué)語文課本，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少年時代的閱讀記憶。小說塑造了閏土這一不朽的典型形象，表達(dá)了對底層民眾的悲憫與同情，包含著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我這里要強調(diào)的，是《故鄉(xiāng)》提出的“希望”命題。小說結(jié)尾處那段名言，我們許多人大概都會背誦——“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鄉(xiāng)》為何會結(jié)束于對“希望”的闡述？細(xì)讀小說，能夠發(fā)現(xiàn)，“希望”是起因于“我”對兩代人關(guān)系的思考。小說寫道：“我想：我竟與閏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后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就這樣，“希望”出現(xiàn)在《故鄉(xiāng)》的文脈之中。從“希望”與“我們的后輩”的關(guān)系來看，這里的“希望”與魯迅五四時期的“幼者本位”倫理觀有內(nèi)在的相通。寫《故鄉(xiāng)》一年之前，魯迅在雜文《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中就寄希望于幼者，呼吁“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在魯迅的“希望”話語體系中，《故鄉(xiāng)》的結(jié)尾其實是個劃時代的起點。此后五年間，魯迅在《吶喊·自序》（1922年）中，在散文詩《希望》《墓碣文》（1925年）中，多次闡發(fā)其“希望”觀念，建構(gòu)了一個內(nèi)涵豐富的“希望”話語體系。

《故鄉(xiāng)》中的“希望”是被置于縱向的時間之中敘述出來的。而《吶喊·自序》中的“希望”與此不同，與特定空間發(fā)生了關(guān)聯(lián)。這個空間，就是具有國家、社會屬性的“鐵屋子”。夏夜，在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里，魯迅與《新青年》編者金心異（錢玄同）展開了對話。魯迅說：“假如一間鐵屋子，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xiàn)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shù)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金心異回答：“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這種回答說服了魯迅。魯迅敘述道：“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zé)o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yīng)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這里的“希望”，就是打破“鐵屋子”、拯救瀕死生命的理想。短篇小說《狂人日記》是以“救救孩子……”一語結(jié)尾的。這意味著它和《故鄉(xiāng)》一樣，“希望”也與幼者本位的思想保持著深層的關(guān)聯(lián)。

散文詩《希望》寫于1925年1月1日，是在寫《故鄉(xiāng)》的整整四年之后。魯迅曾經(jīng)說他的哲學(xué)都在《野草》里，而《野草》收錄的這篇《希望》，可以說代表了魯迅20世紀(jì)20年代中期的“希望”哲學(xué)，是魯迅“希望”話語的制高點。與《故鄉(xiāng)》《吶喊·自序》相比，《希望》中的“希望”話語有三個突出特征。其一，“希望”以陰暗的心境為背景。魯迅在《希望》開頭就說“我的心分外地寂寞”，“沒有愛憎，沒有哀樂，也沒有顏色和聲音。”在這種心境下，“希望”僅僅是發(fā)揮著工具的功能，而這工具卻無效。“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其二，借用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語言來表達(dá)。裴多菲的詩句和致朋友的信，都被魯迅引用、闡發(fā)。其三，將“希望”置于與“絕望”的關(guān)系之中來認(rèn)識——“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在魯迅散文詩《希望》中，“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句話出現(xiàn)了兩次，而且整篇散文詩是用這句話結(jié)束的。第一次出現(xiàn)的時候是作為裴多菲的名言，第二次出現(xiàn)的時候包含著魯迅的認(rèn)同與強調(diào)，已經(jīng)變?yōu)轸斞刚Z言了。此語包含著陡峭的修辭轉(zhuǎn)換，略顯晦澀，須結(jié)合裴多菲的原話來理解。此語出自裴多菲致朋友的信，原話是“絕望是那樣地騙人，正如同希望一樣。”所以，所謂“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說得通俗一點，就是：“絕望是虛妄的，正如同希望也是虛妄的。”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魯迅用此語否定了絕望，同時也否定了希望。那么，此時的魯迅是絕望了呢？還是依然懷著希望？答案是后者。此時的“希望”已經(jīng)不同于《故鄉(xiāng)》和《吶喊·自序》中的“希望”，而是絕望于“希望”之后的希望。用通俗的語言來表達(dá)，大概就是“反抗絕望”或“背水一戰(zhàn)”。魯迅提倡的韌性戰(zhàn)斗精神，正與這種“希望”觀相表里。寫《希望》約半年之后，魯迅在散文詩《墓碣文》中再次確認(rèn)了這種絕望式的“希望”，即所謂“于無所希望中得救。”

魯迅得救于這種“希望”了嗎？答案是肯定的。其國民性認(rèn)識的轉(zhuǎn)變就是重要例證。眾所周知，國民性批判思想是魯迅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魯迅前期思想中，“國民性”并非中性詞，而是貶義詞，特指“國民劣根性”，即雜文《論睜了眼看》（1925年）所謂的“瞞和騙”“怯弱，懶惰，而又巧滑”等等。但是，晚年魯迅是自信于中國人的自信力的。他在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些人被他譽為“中國的脊梁”。巧合的是，撰寫此文的1934年9月25日，正是魯迅54歲生日。

短篇小說《故鄉(xiāng)》的故事結(jié)束于離鄉(xiāng)的船上，而“希望”之路一直在魯迅腳下延伸，并且在魯迅的精神世界里延伸……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