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引言

魯迅一生“走異路，逃異地”，在“本沒有路”的地方孤獨求索，其路必多阻難和曲折。但正如毛澤東所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魯迅的道路——無論是通途、彎路還是轉折——也是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道路的代表，即便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始終具有反思和借鑒的意義。

關于魯迅一生中的轉折與選擇，無論是他本人還是研究者都非常看重1906年的“棄醫(yī)從文”事件。在《吶喊·自序》中，他將之描述為人生道路的一個重大轉折，“想提倡文藝運動”的念頭從此終斷了他的醫(yī)學夢想，開啟了一條漫長的文學道路。但是，前些年就有研究者指出:“在魯迅一生中，還有一個重大的轉折，那就是在文學與教育之間的徘徊與抉擇。”2姜彩燕在《從“棄文從教”到“棄教從文”——試析魯迅對教育與文學的思考和抉擇》一文中提出:“從1909年魯迅迫于生計‘棄文從教’，到新文化運動開始文教兩棲，再到1927年的‘棄教從文’，魯迅終于徹底回歸了青年時期立下的志向:文學。”這個回歸，既體現(xiàn)了他對中國教育歷史與現(xiàn)狀的失望和批判，同時也說明了他“始終把寫作看作‘志業(yè)’，而教書只是‘職業(yè)’”。該文對魯迅“人的文學”與“人的教育”觀念的相互滲透分析得甚為深入，呈現(xiàn)出魯迅文學啟蒙思想與現(xiàn)代教育理念之間的關系。遺憾的是，該文發(fā)表后至今，對于魯迅“棄教從文”的關注和進一步研究仍不多見。本文重拾這一話題，意在結合魯迅1920年代中后期的經(jīng)歷與思想，重審“棄教從文”的原因和意義，尤其關注其與魯迅“左轉”之間的關聯(lián)。在我看來，“棄教從文”與“左轉”確需放在一起討論，前者是生活和斗爭方式的選擇，后者是思想立場的變化，兩者之間是一種相伴相輔、互不可分的關系。換句話說，生活與斗爭方式上的“棄教從文”為思想上“左轉”的完成提供了準備，而思想上的逐步“左轉”又為“棄教從文”的過程提供了動因與推力。

魯迅并不諱言自己思想的轉變，他對生活道路的每次選擇也都深思熟慮。他后來坦言:“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然而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后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此外，他還表示:“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chuàng)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并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3正如有研究者所提出的:“魯迅的話實際是在說明自己的轉變，早在1927年廣州清黨時就已經(jīng)開始，正是對這場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的幻滅，促使他尋找新的道路，而革命文學論爭只是一個促動而已。”4可以說，1927年的離開廣州“棄教從文”，是魯迅人生中的又一極為重要的轉向，其意義甚至不亞于二十年前的“棄醫(yī)從文”。因為，棄醫(yī)從文是魯迅的自我啟蒙，是他從科技現(xiàn)代化道路轉入現(xiàn)代思想啟蒙陣營的標志;而棄教從文既是從思想啟蒙和個性解放的立場轉向政治革命，同時也包含了對于現(xiàn)代社會與知識分子本身的深刻反省，是在整體化的現(xiàn)代性道路上開辟出一條更明確、更現(xiàn)實的文化革命之路。兩次轉向相比，前者仍內(nèi)在于啟蒙時代現(xiàn)代知識分子道路選擇的洪流之中，帶有明顯的時代共性;而后者則不僅更體現(xiàn)出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復雜性和現(xiàn)實的具體性，同時也更體現(xiàn)出魯迅本人的思想與性格的獨特性。

從“棄醫(yī)從文”到“棄教從文”，看似同歸，其實殊途。因為當我們提出兩次“從文”的說法時，就意味著它們之間存在差異。正如“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一樣，兩次“從文”其實意味著在從事了十八年的教育和二十余年的文藝之后，魯迅對于“文”的觀念和理解、對于“從文”的方式和道路，以及對于“文”與現(xiàn)實歷史的關系、與其理想抱負之間的關系等，都生出了不一樣的認識。換句話說，“棄教從文”并不是對于“棄醫(yī)從文”的重復或回歸，恰恰相反，與第一次相比，這更是一次調整和轉變。這一次重新出發(fā)，也蘊涵著對于“從文”之路本身的新的理解和探索。

一、從“文教結合”到離職教育部

魯迅1906年“從文”之后，于1909年歸國即開始任教，曾先后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校、紹興府學堂、紹興山會初級師范學校擔任教師、監(jiān)學及校長;1912年應蔡元培之邀任職教育部，曾為社會教育司科長、僉事;隨部從南京遷至北京后，又在北京大學、師范大學、女子師范大學任兼職國文系講師。其間，尤自1918年起，他的小說、雜文、散文詩以及各種翻譯和學術文章大量問世，其作為文學家和翻譯家的影響也得到了廣泛的接受和承認。1926年離京后，魯迅先后在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任文科教授、文學系主任及教務長等職，最終于1927年10月辭職離去，從此未再涉足教界。從1909年到1927年，魯迅不間斷地在教育界任職長達18年之久，此間他幾乎始終是身兼文教，兩種身份角色互補互進，共同構成了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化形象。這種文教結合的狀態(tài)至1927年結束，離開中大之后，魯迅定居上海，成為“且介亭”中的獨立思想家與自由文化人，直到走完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從棄醫(yī)從文到身兼文教，再到棄教從文，魯迅的道路不僅體現(xiàn)了他本人的思想轉變，同時也折射出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直至后五四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現(xiàn)實處境，構成了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的重要話題之一。

“幻燈片事件”與棄醫(yī)從文的故事已無需重復，值得關注的是，魯迅在那時對文學道路的選擇和對文學的理解體現(xiàn)了從辛亥到“五四”的代表性觀點。雖然他的“從文”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但他對于此事的追敘卻是在“五四”之后，其中表達出來的思想觀念必然帶有言說時的時代特征。因此，在“五四”時期的啟蒙語境中，魯迅的“從文”思想體現(xiàn)著典型的啟蒙姿態(tài)。他說:“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5由此可見，“那時”魯迅“想提倡”的“文藝運動”是一種涵義比較廣泛，以改變?nèi)说木駷椤暗谝灰钡膯⒚芍髁x文藝運動。在這個思想基礎上，他開始了最初的論文編譯、文學翻譯、辦刊和寫作。嚴格地說，寫作——尤其是文學創(chuàng)作——在這一文藝運動之中是位列較后的。1906年他編寫《中國礦產(chǎn)志》，翻譯凡爾納的科幻小說《地底旅行》;1907年籌備文藝雜志《新生》未成之后，寫作數(shù)篇文言論文，翌年發(fā)表于《河南》雜志;1909年攜周作人一起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直至1913年，他的第一篇小說《懷舊》方才刊于《小說月報》。可見，從棄醫(yī)到回國，魯迅的從文之路的確是從提倡和從事文藝運動開始的，相比于個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他在那個時候更加看重的是翻譯、編書和辦刊，其目的則直接指向現(xiàn)代思想的啟蒙。而在那個時候，他那支文學家的如椽巨筆還未真正發(fā)動，他的思想與情緒都是圍繞著這個廣義的“文”而展開的。

這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魯迅自歸國開始就一直在教育界任職，除了留學生歸國的義務和經(jīng)濟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他“提倡文藝運動”的觀念中，現(xiàn)代教育正是內(nèi)在于這個宏大的“啟蒙”與“文藝”的系統(tǒng)之中的，甚而就是“文藝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魯迅的師友章太炎和蔡元培在1902年發(fā)起中國教育會時，就曾明確提出“教育救國”的主張，對此，魯迅必然是了解和認同的。事實上，在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與實踐者看來，文藝運動與社會教育都是思想啟蒙的題中應有之義，正像陳獨秀曾有名言:“戲園者，實普天下人之大學堂也;優(yōu)伶者，實普天下人之大學教師也。”6文藝的社會教育功能甚至并非新文學所特有。因此，文教并重，讓現(xiàn)代文藝與現(xiàn)代教育相輔相成，這本就是新文化運動的理想和策略之一。棄醫(yī)從文的魯迅秉持這一思想認識，投身文藝運動，以編書、辦刊、翻譯、寫作的方式開啟民智、實現(xiàn)社會教育和思想啟蒙的理念，是非常自然和必然的。因而，他此時所理解的文藝，也就自然而必然地包含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學、藝術、教育甚至學術研究等多個方面。

1909—1927年間，魯迅在職業(yè)身份和具體實踐上都很好地結合了文藝與教育兩個方面，尤其是在1918年開始白話小說和以“隨感錄”為代表的雜文寫作之后，其文藝道路的重心也明確為新文學的寫作實踐。他的寫作既是他枯燥的教育部工作與兼職授課之余的一種調劑與補充，也是受到《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激發(fā)后的一種自覺與新文化界呼應互動的方式與結果，就連作為大學課堂副產(chǎn)品的《中國小說史略》，也成為現(xiàn)代學術的重要成果之一。可以說，文教之間的和諧相成，不僅切實體現(xiàn)出魯迅本人統(tǒng)一宏觀的文藝和文教思想，同時，從魯迅的個案也可看出五四新文化運動大背景下的文藝運動的整體性和關聯(lián)性。五四時期，在教育部、現(xiàn)代高校和以《新青年》為核心的現(xiàn)代知識界和文壇之間，曾經(jīng)有過較為和諧默契的良性互動關系，魯迅等人正是在這樣的關系中將文藝開展為一種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現(xiàn)代中國的新文化革命。

但是，這種關系在“女師大風潮”和“三一八事件”前后發(fā)生了劇變，魯迅的道路也由此出現(xiàn)轉折。“女師大風潮”爆發(fā)于1924年，起因是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的專制統(tǒng)治。楊蔭榆之所以引起學生的不滿:一是她對女學生的管理非常粗暴專制，被魯迅稱之為“寡婦主義”;二是她配合當時“尊孔復古”的逆流，推行文言，反對新文學，與章士釗和《甲寅》一流相符，也受到魯迅的強烈反對。在“驅羊運動”中，魯迅站在學生一邊，曾退回女師大聘書、宣布辭職;代學生擬定《呈教育部文》，要求撤換楊蔭榆;邀集其他教員聯(lián)名在《京報》發(fā)表《關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的宣言》，并曾寫下《忽然想到·七》《“碰壁”之后》《流言和謊話》《女校長的男女的夢》等文章，一面鼓勵學生，一面揭露事情的真相。1924年8月，在軍警入校傷人之后，學生得到外界聲援，北洋政府被迫撤走軍警、宣布允許楊蔭榆“辭職”，繼而頒布“女師大停辦令”，教育部決定將女師大改組為“國立北京女子大學”，由教育總長章士釗親任女大籌備處長。8月12日，章士釗呈請段祺瑞免除魯迅教育部僉事職務，并于第二天明令批準，8月24日，許壽裳等人發(fā)表了《反對章士釗宣言》，抗議非法免去魯迅職務，教育部中有多人發(fā)出聲援，魯迅最終被恢復職務。在這次斗爭中，身兼教育部與女師大兩職的魯迅與北洋政府、教育部，以及支持政府的部分教授名流之間發(fā)生了尖銳的沖突，在《碎話》《“公理”的把戲》等文中都有直接的體現(xiàn)。許廣平后來在回憶中說:“女師大事件，就是當時北京的革命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賣國的軍閥政府之間斗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本來，女師大風潮不是單純的一個學校的事情。……這個斗爭，是中國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之后，走向分化的具體反映。”7這次斗爭之所以反映了知識分子的分化，正是因為在原有的啟蒙共識中出現(xiàn)了觀念的變化和立場的差異，而這種變化和差異導致了雙方的激烈矛盾。

二、閩粵經(jīng)驗與“學院”的反動

僅僅離開教育部并未解決問題，他本來“少則一年，多則兩年”13計劃在現(xiàn)實中被迫改變了。從1926年8月離京赴閩，到1927年10月離粵赴滬，經(jīng)歷了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的兩次辭職，下定決心到上海不再涉足政、教兩界14，魯迅這才算徹底告別了教育行業(yè)，不僅告別了教育部，也擺脫了學院知識分子的身份，更遠離了與之相關的體制。這當然并不意味著他從此不再關心啟蒙和教育，而是從此他通過脫離體制而改變了生活和斗爭的方式，完成了真正的“棄教從文”。

從離職教育部，到徹底告別教育界，這中間的變化與閩粵經(jīng)驗密切相關。因此，必須了解魯迅在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的經(jīng)歷與思考，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棄教從文”的原因與意義。

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魯迅先后在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執(zhí)教。閩粵時期是他的“低產(chǎn)”期，也是重要的轉折期。這段時間，魯迅更深入地觀察和反思了“學院政治”，并對“教育界”感到幻滅和絕望。懷著對北洋政府治下的教育部和在京高校中的“正人君子”的不滿，魯迅選擇了廈門大學，這無疑是懷有期待與樂觀態(tài)度去的。但是，到達的第三天，他即在與友人的通信中直言:“今稍觀察，知與我輩所推測者甚為懸殊。”15他的失望一面來自校長的尊孔復古，另一面則因“誰有錢誰就有發(fā)言權”的校董制，加之學院內(nèi)部保守僵化且對“現(xiàn)代評論派”名流多有追隨奉承，魯迅在廈大的處境和感受可想而知。難怪他感慨地說:“學校是一個秘密世界，外面誰也不明白內(nèi)情。據(jù)我所覺得的，中樞是‘錢’，繞著這東西的是爭奪，騙取，斗寵，獻媚，叩頭。沒有希望的。”16

再次選擇離開，魯迅對“革命策源地”廣州又再次抱有期待，但實際上，在中山大學的苦悶較之廈大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在“四一五”之后，目睹了革命內(nèi)部的背叛和青年的犧牲，他不僅“被血嚇得目瞪口呆”，更在憤怒和沉痛中產(chǎn)生了深深的無力感。就在被他自己稱為“大夜彌天”“雖生之日，猶死之年”的狀態(tài)中，他深刻地反思了大革命時代中知識分子道路選擇的問題。他深深地認識到:“中國現(xiàn)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這才是大時代。”17因此，在反思和發(fā)言的同時，他最終決定辭職而去，以實際的行動為這個問題做出了回答。

廣州期間，魯迅回顧自己“從文”以來的道路時說:“我曾經(jīng)嘆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嘗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fā)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xiàn)在倘再發(fā)那些四平八穩(wěn)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于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18這不僅是嚴厲的自省，更是對環(huán)境變化及方向調整的思考。他的意思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思想和寫作如何與革命和時代相呼應?在“大時代”的面前，“寫什么”“怎么寫”，乃至“怎么活”都變成需要重新思考和選擇的問題。這不僅是魯迅與空洞無聊、不敢或無力介入現(xiàn)實的“正人君子”的決裂，也是對于自己曾經(jīng)的——但是可能已經(jīng)失效的——寫作和斗爭方式的反思和調整。

1927年5—6月，魯迅連續(xù)翻譯了鶴見佑輔的《讀的文章和聽的文字》《書齋生活與其危險》《專門以外的工作》等七篇論文，從內(nèi)容看，對篇章的選擇正應和了他自己的思考，或者說他也是借助翻譯來清理自己的想法，并以譯文的方式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比如，在《書齋生活與其危險》中有這樣的表述:

專制主義使人們變成冷嘲……專制之下的人民，沒有行動的自由，也沒有言論的自由。于是以為世界都是虛偽，但倘想矯正它，便被人指為過激等等，生命先就危險。強的人們，毅然反抗，得了悲慘的末路了。然而中人以下的人們，便以這世間為“浮世”，吸著煙卷，講點小笑話，敷衍過去。但是，當深夜中，涌上心來的痛憤之情，是抑制不住的。獨居時則憤慨，在人們之前則歡笑，于是他便成為極其冷嘲的人而老去了。

書齋生活要有和實生活，實世間相接觸的努力。我的這種意見，是不為書齋生活者所歡迎的。然而尊重著盎格魯撒遜人的文化的我，卻很欽仰他們的在書齋生活和街頭生活之間，常保著圓滿的調和。新近物故的穆來卿，一面是那么樣的思想家，而同時又是實際政治家……讀了穆來卿的文籍，我所感到是他總憑那實生活的教訓，來矯正了獨善底態(tài)度。19

這顯然也是魯迅自己的思考。對于空談和實踐的取舍、對于書齋與街頭的選擇，這是魯迅一直極為關注的問題。1925年借“青年必讀書”之題加以發(fā)揮的就正是這個問題，而在1927年廣州更為嚴峻的現(xiàn)實狀況下，他對此無疑更有深切體會。讓魯迅憂慮和警惕的是，在日益高壓的專制統(tǒng)治下，會有更多的知識分子遁入獨善其身的書齋，他們的冷嘲也必然早晚淪為空洞的“廢話”。因而，身處廣州“大夜彌天”之際，魯迅更意識到重提介入“實生活”“實世間”的必要性。為了防止各種因恐懼或絕望而導致的消極逃避，必須重提實踐斗爭的重要性并重振投入革命的勇氣，愈是在殘酷的革命低潮期，這樣的提醒和鼓舞才愈是重要的。

究竟是“閉戶讀書”還是“出了象牙之塔”?這不是魯迅一個人的問題，甚至也不僅是魯迅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問題。魯迅的思考看似是個人性的，但實際上具有代表性和啟發(fā)性。魯迅自己也是身體力行做出選擇的。他不做學院派，最終選擇以自由寫作的方式與“實世間”短兵相接;不在校園里與青年們師生相稱，而是以自由平等的身份與青年們一同“尋路”，甚至是一同彷徨。

事實上，從“女師大風潮”和“三一八”事件中，魯迅已經(jīng)開始對教育界與北洋政權之間關系進行反思，并在具體問題的背后寄托了更大的思考，即知識分子與政權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個思考在閩粵經(jīng)歷的激發(fā)中又有了進一步的深化，因而在離穗抵滬二十余天后，魯迅在題為《關于知識階級》的講演中，更明確地提出了“知識階級”要“為平民說話”“注重實行”等原則，尤其強調真正的知識階級與統(tǒng)治者之間的關系問題。他說:“知識階級將什么樣呢?還是在指揮刀下聽令行動，還是發(fā)表傾向民眾的思想呢?要是發(fā)表意見，就要想到什么就說什么。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20這里充分體現(xiàn)了魯迅對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核心認識。也就是說，如何處理與專制者之間的關系，是魯迅判斷是否是“真的知識階級”的最重要的標準。事實上，自“女師大風潮”之后，魯迅就在批判專制統(tǒng)治者的同時，更加嚴厲地批判那些與專制統(tǒng)治者同流合作的教授們，尤其是新文化陣營中的自以為公正的“正人君子”們。魯迅警惕的是這些新文化知識分子與保守勢力合流的危險。同時，他也犀利地指出了“進研究室”“進藝術之宮”或“住在‘象牙之塔’”這些堂皇借口背后的怯懦與退避，指出這些人成為專制統(tǒng)治者的幫兇的可能。

從參與女師大的斗爭到親歷“四一五”的這段時間，魯迅對原有的文藝運動之路不斷做出反思，逐漸形成了一個知識分子生存形態(tài)的認識層次，大致可歸納為:書齋—學院—體制—政治的四重結構。這個結構不僅包涵了從傳統(tǒng)文人到現(xiàn)代知識分子存在方式的不同層面，也指示出某種發(fā)展變化的道路和方向。事實上，這也就是魯迅自己走過的道路。從紹興會館的書齋式生活到投身于新文化運動并在以現(xiàn)代高校為中心的教育界中從文從教，這是1912年到1927年間魯迅的道路，這里包含了傳統(tǒng)書齋到現(xiàn)代學院的獨善到啟蒙的兩種形態(tài)。但是，這兩種形態(tài)在1927年這個“大時代”來臨之際，被魯迅徹底舍棄了，其原因就在于他曾認同的現(xiàn)代學院式生活也隨著黨國體制的建立與強化而失去了獨立性與革命性。魯迅由此轉向批判教育界之外的更大的體制，他說:“我以北京為污濁，乃至廈門，現(xiàn)在想來，可謂妄想，大溝不干凈，小溝就干凈么?”“世事大概差不多，地的繁華和荒僻，人的多少，都沒有多大關系。”21這意味著，魯迅的失望已不僅是對學院中的某類人或某類現(xiàn)象的失望，更是對其背后體制的勢力與本質有了更清醒也更絕望的認識。因而，他從此以后“對于一切學校的聘請，全都推卻”22。并且預言:“北京教育界將來的局面，恐怕是不大會好的。”23

從女師大到中大，從北京到廣州，從“三一八”到“四一五”，現(xiàn)實環(huán)境和局勢的變化推動了魯迅的反思和批判的一步步加深，直至升級為一個關乎生死去留的大是大非問題。魯迅曾稱“三一八”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雖然他說“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于呼吸視聽，那里還能有什么言語?”24但他還是接連寫下《無花的薔薇之二》《“死地”》《可慘與可笑》《記念劉和珍君》《空談》《淡淡的血痕中》等文。而在“四一五”之后，他幾乎只字不寫，只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以一句“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寫出些許“心目中的離奇和蕪雜”25。由憤怒到沉痛，魯迅顯然陷入了更深的絕望，或許正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他更清醒地看到了“五四”思想運動與大革命時代的政治斗爭之間的差異，并由此反省到自己的使命與斗爭方式。是留在體制內(nèi)繼續(xù)通過啟蒙式的寫作，成為一個“做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卻令他們在“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26。還是尋找一種新的方式與青年們一起尋找未來的革命道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自己負責。27事實上，在“四一五”的血雨腥風中，魯迅做出的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總而言之，魯迅的“棄教從文”看似出于一些具體的人事因素，但其深層卻蘊含了一個大革命時代知識分子道路選擇的大問題。對部分知識分子及學院政治的不滿固然是一方面，但魯迅的決定并不是離開廈大和中大再去另尋一所大學，而是決心徹底脫離教界和政界。這意味著他與整個體制的決裂，也表明了他對于知識者與權力及體制之間關系的明確態(tài)度，即對體制內(nèi)知識分子與體制之間的依附關系的批判性反省。魯迅當然也知道，北洋政府與廣州革命政府之間是存在差異的，但與此同時，他也深刻地看到了二者之間的某種相似。他曾說:“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鐵窗斧鉞風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縲紲之憂’了”28，“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樣是華蓋罩命，晦氣臨頭”29。也就是說，表面上的差別并不能掩蓋其內(nèi)在相同的反動本質，二者的差別至多不過就是:北方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南方的“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而這也就對知識分子提出了更大的考驗，因為，“世間大抵只知道指揮刀所以指揮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揮文人”30。知識分子如何保持獨立，成為重大的原則問題。

自“三一八”到“四一五”的過程中，魯迅從血泊中得來教訓，對于北京和廣州兩種體制的真相有了深刻的洞察。于是，在對知識分子獨立精神的進一步自覺和強調中，他選擇了上海，這當然也并不說明上海是體制之外的凈土，但至少存在著某種新的可能——擺脫舊體制，甚而參與建設某種新的革命體制的可能。對魯迅本人而言，從書齋到學院，再到脫離學院和體制，走向一種新的政治空間，他生活與斗爭的方式和依托都必將發(fā)生重大的變化。

三、“且介亭雜文”與“革命人”

1925年10月，在女師大斗爭的高潮期，魯迅完成了短篇小說《孤獨者》，1926年11月，已任教廈門大學的他又在鐘樓里寫下了回憶性散文《范愛農(nóng)》，兩篇作品雖然體裁相異，但人物、事件和情緒都有明顯的關聯(lián)，其主題也都共同指向了知識分子“怎么活”的問題。

魏連殳是個“新黨”，“所學的是動物學，卻到中學堂去做歷史教員”，他信仰進化、熱愛青年，相信“孩子總是好的，他們?nèi)翘煺妗保瑘孕拧爸袊目梢韵Ｍ辉谶@一點”。然而“漸漸地，小報上有匿名人來攻擊他，學界上也常有關于他的流言”，在最終“被校長辭退了”之后，一貧如洗。在魯迅的筆下，魏連殳的遭遇并非個別現(xiàn)象，因為幾個可托的朋友境遇也都和他差不多:生計不堪、窘相時露，漸漸在精神上也頹敗了。開始還希望“有所為”，“愿意為此求乞，為此凍餒，為此寂寞，為此辛苦。但滅亡是不愿意的”。但是，困境中的掙扎漸漸剝奪了他的信仰，曾經(jīng)“自己也還想活幾天的時候，活不下去”，最終走投無路、絕望地選擇了一條自暴自棄的死路，加速走完了自己的余生。他說:“我已經(jīng)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jīng)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魏連殳并非真的自甘墮落，事實上，一直到死他都沒有真正妥協(xié)，他在棺材里仍是“很不妥帖地躺著”，“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著，合了眼，閉著嘴，口角間仿佛含著冰冷的微笑，冷笑著這可笑的死尸”。至死都保持清醒的魏連殳其實是在無可選擇中選擇了這樣的結局。魯迅的摯友、可被視作魏連殳原型的范愛農(nóng)也曾任職師范學校，身為監(jiān)學的他一腔熱誠，“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閑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然而，他的教職終究還是“被孔教會會長的校長設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愛農(nóng)。……景況愈困窮，言辭也愈凄苦”。“什么事也沒得做”，終于也沒有人“愿意多聽他的牢騷”，只能在孤獨絕望中郁郁而終。范愛農(nóng)的尸體“是在菱蕩里找到的，直立著”。作為深知他的摯友，魯迅“疑心他是自殺”，并且相信“這是極其可靠的，雖然并無證據(jù)”31。范愛農(nóng)最終的“直立”姿態(tài)，讓人很容易聯(lián)想到魏連殳“很不妥帖”地躺在棺中的樣子，前者的寧折不彎，后者的格格不入，似乎都是其生前性格與精神的最好象征。

《孤獨者》與《范愛農(nóng)》都是直面知識分子困境與出路問題的重要文本，尤其涉及與教育界乃至政界的關系。兩人最初同魯迅一樣，是“想提倡文藝運動”并投身教育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而他們令人痛心的遭遇也成為魯迅寄托深思和借以反省的重要依托。如何在現(xiàn)實中生存?如何“有所為”?如何在保證生計的同時避免精神的“淪亡”?這是魯迅深切關注和嚴肅思考的問題。事實上，在《傷逝》《高老夫子》《幸福的生活》等同期作品中，這個思考時時會閃現(xiàn)出來。涓生所謂“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的感悟里，其實也包含了這一層意思。可以說，這個思考與魯迅“棄教從文”的決定密切相關，當他萌生脫離學院和體制的想法之際，他必然要考慮如何尋找新的生活和斗爭的現(xiàn)實依托，這是他在“大時代”中思考“怎么活”的題中必有之義。

當然，1927年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已不同于魏連殳和范愛農(nóng)的時期:一方面，政治斗爭、黨派政治以及帝國主義勢力的介入和強化，使得思想領域的斗爭形式也有所升級，進入更為嚴酷的階段;而另一方面，對于知識分子來說，雖然斗爭更嚴酷，但或許可選擇的道路卻也相對更多。在魯迅本人的面前，事實上就存在著新的可能性，讓他有可能從中山大學辭職，前往上海，走向一種新的政治空間。

魯迅對于“棄教”的決心是干脆的，但對于去哪里、做什么，還是經(jīng)過了一段時間的觀察和思考，逐漸明確了方向，并確定了相對長期穩(wěn)定的生活和行動方式。上海之所以能為“棄教從文”的魯迅提供可能，首先就是因為其作為租界半租界的特殊環(huán)境。曾有人說過:“魯迅到上海的種種考慮和真實原因，卻是因為上海有租界，而且特意選擇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區(qū)。”“他明白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當時中國各地的最佳選擇，在上海待下來，他可以有一個進退回旋的余地。”32這是實際的話，但卻只說對了一半。魯迅考慮定居上海，確實有對于自身和家庭的安全的考慮，但同時更有其對于斗爭之便的考慮。上海的租界不僅提供相對的安全和回旋的余地，同時也因其文化市場的商業(yè)化程度，提供了報刊出版的便利。魯迅在上海期間，程度不同地參與了《語絲》《莽原》《奔流》《萌芽》《新地》《朝花周刊》《朝花旬刊》《前哨》《北斗》《十字街頭》《申報·自由談》等報刊的編撰，他的大量雜文分別發(fā)表在不同刊物上，造成了極大影響。此外，他翻譯的《小約翰》《思想·山水·人物》《近代美術史潮論》《壁下譯叢》《現(xiàn)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藝術論》《文藝與批評》《毀滅》《表》《死魂靈》等，也都獲得了出版的機會，既為他提供了“飯碗”，也繼續(xù)了“五四”以來的思想傳播。因而可以說，魯迅之定居上海絕非出于膽怯或退避，而是一種“壕塹戰(zhàn)”，是他對于生存與斗爭方式的新的選擇。誠然，包含租界和現(xiàn)代出版等因素在內(nèi)的上海文化環(huán)境也是一種“體制”，但與魯迅企圖脫離的黨國體制相比，起碼在那個階段確實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上海不是世外桃源，事實恰恰相反，上海是斗爭的前沿，魯迅自己就曾說:“滬上實危地，殺機甚多，商業(yè)之種類又甚多，人頭亦系貨色之一。”33但魯迅選擇了新的斗爭方式，這個方式既是直接的，也是策略的;既是智慧的，也是勇敢的;既是有所依托的，也是極為獨立的。正像他自己所說:“但我卻非住在上海不可，而且還要寫東西罵他們，并且寫了還要出版，試驗一下看到底誰要滅亡。”34

如果把“棄醫(yī)從文”之后的“文”歸納為“文藝運動”的話，那么，“棄教從文”之后的“文”則不妨直接稱之為“且介亭雜文”。因為，魯迅新的生活與斗爭方式正是依托于上海的租界與商業(yè)出版之便進行的以雜文寫作為中心的革命實踐。對此，魯迅是相當清醒和自覺的，1935年底，他以“且介亭雜文”命名了兩部雜文集，并在《且介亭雜文》的序言中再次嚴肅討論了雜文的意義與價值。他說:

現(xiàn)在是多么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jīng)，是攻守的手足。潛心于他的鴻篇巨制，為未來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xiàn)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xiàn)在和未來的戰(zhàn)斗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xiàn)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當然不敢說是詩史，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也絕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只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于他的用處的東西。

正如后來的研究者所言:“隨同‘雜文的自覺’一同來到的也是對自己人生境遇的自覺;對自己同這個時代的對抗關系的自覺;……正是通過這個過程，通過持續(xù)不斷的對抗和沖突，魯迅的寫作同它的時代真正融合在一起，雜文作為一種時代的文體方才確立下來。”從1919年的“隨感錄”系列到1934年的“且介亭雜文”，魯迅逐漸在摸索和反省中建立了一種新的“從文”的自覺。1927年前后，“辛亥革命以來民國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此刻使魯迅從隱痛狀態(tài)變?yōu)楣_的激烈對抗，從此魯迅的文化批判和社會批判，同共產(chǎn)黨領導的階級對抗一直是一種平行關系，沒有直接的交點，但確實彼此呼應，有著共同的未來指向”。“雜文變成了語言中的行動和實踐意義上的形式。”35

魯迅對于“且介亭”的生存方式和“且介亭雜文”的生產(chǎn)方式都確乎是自覺的，他自己其實也多次在文章36的末尾署以“記于上海且介亭”之類來強調這一點。對于這種依托于半租界環(huán)境進行的壕塹戰(zhàn)式的斗爭方式，他高度自覺，也高度自信。1935年12月31日，當他照例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為自己的雜文編集并撰寫后記的時候，他突然做了一個有趣的統(tǒng)計。他說:“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歷十八年，但是雜感，約有八十萬字。后九年中的所寫，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寫的字數(shù)，等于前六年。”37這幾個數(shù)字所反映出的加速加量的特征，本身就很好地說明了魯迅對于雜文寫作的高度重視和高度自覺。可以說，“且介亭雜文”式的斗爭，是魯迅上海十年最重要的行動方式。雜文的主觀性、思想性、批判性使得它成為一種更真實、更直接、更具行動力和戰(zhàn)斗性的現(xiàn)代文體，正如瞿秋白所總結的:“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種‘社會論文’——戰(zhàn)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誰要是想一想這將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種文體發(fā)生的原因。……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xiàn)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于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于民眾斗爭的同情。不但這樣，這里反映著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斗爭的歷史。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詞。自然，這不能夠代替創(chuàng)作，然而它的特點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會上的日常事變。”38

的確，正是通過雜文，魯迅將文學寫作變成了一種更真實、更直接、更具行動力的戰(zhàn)斗方式。通過雜文，他保持了知識分子的批判性和獨立性。雜文的寫作和發(fā)表，為他提供了生存的依托和行動的方式。雜文以其高度的現(xiàn)實關聯(lián)性和巨大的藝術涵容性，令魯迅在那個“大時代”中，從一個體制人變?yōu)橐粋€自覺的獨立的批判的思想家。

就在“四一五”前夕，魯迅在黃埔軍校發(fā)表的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中說:“好的文藝作品，想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39在我看來，那時的魯迅已經(jīng)在努力成為一個自覺的“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的“革命人”了。隨后不久，現(xiàn)實與命運就逼迫并成全他，完成了“棄教從文”這一重大的人生抉擇，成為一個更符合其自身要求的“革命人”。

余論：“革命”與“體制”的張力

上海10年的寫作與行動，是“革命人”魯迅在新的革命體制形成過程中對于自身道路和體制的雙重探索，其間也必然存在痛苦、矛盾與困惑。比如，他對商業(yè)書店的投機逐利、國民黨政府的文化高壓，以及左翼陣營內(nèi)部的分歧沖突，都有過觀察與批評，甚至產(chǎn)生過失望、苦惱和憤怒的情緒。他曾多次感嘆“上海的出版界糟極了”40，“此地書店，旋生旋滅，大抵是投機的居多”41。在文化高壓下，“雖然還出版著一大堆的所謂文藝雜志，其實卻等于空虛。……革命者的文藝固然被壓迫了，而壓迫者所辦的文藝雜志上也沒有什么文藝可見”42。這些情況自他1927年定居上海直至1936年病逝，都未能發(fā)生真正改變。因此，他一面呼吁“需要肯切實出書，不欺讀者的書店”43，一面親自全力從事翻譯、編譯、著述等“切實”的工作。他的態(tài)度是:“我若存在一日，終當為文藝盡力，試看新的文藝和在壓制者保護之下的狗屁文藝，誰先成為煙埃。……無論如何，將來總歸是我們的。”44這正是魯迅作為“革命人”的信念與斗志。在他看來，只有全力的、切實的行動才是反抗壓制者的唯一有效方式。

上海十年，斗爭的形勢日趨復雜。“左聯(lián)五烈士”的犧牲讓魯迅更加認識到:“統(tǒng)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擋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于是一面禁止書報，封閉書店，頒布惡出版法，通緝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將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處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這一面固然在證明他們是在滅亡中的黑暗的動物，一面也在證實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陣營的力量。”45多年的斗爭經(jīng)驗讓魯迅一面堅持著孤獨的、韌性的戰(zhàn)斗，一面也在反思個人力量的有限。因而，他對“組織化的力量”——尤其是“以革命人群體為行動主體”的力量——抱有一定的希望。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魯迅后來的‘左轉’和走向革命陣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一種‘雙管齊下’的方式……:一方面繼續(xù)強調改造國民性，另一方面試圖尋求一種組織化的力量以革新令人失望的制度安排。”“他的‘左轉’本身已經(jīng)暗示了他思想中對于以革命陣營為先鋒來改造社會(舊社會在他那里呈現(xiàn)為充滿既得利益者的糟糕制度安排)的重視。自然，他的這種重視伴隨著擔憂。”46他同樣注意到革命陣營內(nèi)部的新問題，比如有人“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47，也有人“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yè)績”48，等等。所以，如何防止革命體制內(nèi)部的權力擴張或失衡，也成為他高度警惕的問題。不能不說，1936年離世的魯迅并沒能看到革命體制的進一步形成與演變，因而也無法以其現(xiàn)實經(jīng)驗來應對更多的新問題與新矛盾，但他有生之年的思考與行動仍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他不僅指出了可能、看到了問題，而且，他所堅持的態(tài)度本身——即在革命的進程中探索革命的方向、在“本沒有路”的地方尋求可能的道路——也同樣值得繼承和發(fā)揚。

事實上，革命與體制之間的張力是必然存在的，革命也正意味著一種對既有體制的反抗。魯迅在自身的斗爭生涯中——正如他所認同的孫中山一樣——秉持著“永遠革命”的信念，以行動性的寫作作為革命的方式，并進而探索以革命人群體為行動主體的新體制的建構，在革命與體制之間，嘗試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歷史可能性。他的選擇或許并不能真正解決革命人與體制之間的矛盾，但是，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魯迅的道路始終具有發(fā)人深省的力量。

注釋：

1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頁。

2姜彩燕:《從“棄文從教”到“棄教從文”——試析魯迅對教育與文學的思考和抉擇》，《西北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3魯迅:《〈三閑集〉序言》，《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

4邱煥星:《國民革命時期的魯迅》，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

5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439頁。

6陳獨秀:《論戲曲》，《安徽俗話報》1904年第11期。

7許廣平:《女師大風潮與“三一八”慘案》，《許廣平文集》第2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頁。

81826魯迅:《答有恒先生》，《魯迅全集》第3卷，第473、476~477、474頁。

9許廣平:《關于魯迅的生活·因校對〈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話舊》，《許廣平文集》第2卷，第187頁。

10魯迅:《“碰壁”之余》，《語絲》第45期，1925年9月21日。

11林語堂:《林語堂自傳》，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1頁。

12魯迅:《致臺靜農(nóng)》，《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6卷，王世家、止庵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卷，第336頁。

13魯迅:《致李秉中》，《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7卷，第167頁。

14魯迅:《致翟永坤》，《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8卷，第449頁。原話是:“我先到上海，無非想尋一點飯，但政，教兩界，我不想涉足，因為實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許翻譯一點東西賣賣罷。”

15魯迅:《致許壽裳》，《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7卷，第261頁。

1622魯迅:《致翟永坤》，《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8卷，第25、500頁。

17魯迅:《〈塵影〉題辭》，《魯迅全集》第3卷，第571頁。

19鶴見佑輔:《書齋生活與其危險》，《魯迅譯文全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180頁。

20魯迅:《關于知識階級》，《魯迅全集》第8卷，第226頁。

21魯迅:《致許廣平》，《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7卷，第327頁。

23魯迅:《致章廷謙》，《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9卷，第226頁。

24魯迅:《記念劉和珍君》，《魯迅全集》第3卷，第289頁。

25魯迅:《〈朝花夕拾〉小引》，《魯迅全集》第2卷，第235頁。

27魯迅:《北京通信》，《魯迅全集》第3卷，第54頁。

28魯迅:《通信》，《語絲》第151期，1927年10月1日。

29魯迅:《革“首領”》，《語絲》第153期，1927年10月12日。

30魯迅:《小雜感》，《語絲》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日。

31魯迅:《范愛農(nóng)》，《魯迅全集》第1卷，第327頁。

32陳丹青:《笑談大先生》，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頁。

33魯迅:《致臺靜農(nóng)》，《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14卷，第113頁。

34魯迅:《致山本初枝》，《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15卷，第232頁。

35張旭東:《雜文的“自覺”(上)——魯迅“過渡期”寫作的現(xiàn)代性與語言政治》，《文藝理論與批評》2009年第1期。

36參見《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抄〉序》《白莽作〈孩兒塔〉序》《曹靖華譯〈蘇聯(lián)作家七人集〉序》等。

37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魯迅全集》第6卷，第466頁。

38何凝:《序言》，《魯迅雜感選集》，貴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頁。

39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第3卷，第437頁。

40魯迅:《致李霽野》，《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10卷，第226頁。

4143魯迅:《致李霽野》，《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11卷，第45、45頁。

4247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全集》第4卷，第310、304頁。

44魯迅:《致韋素園》，《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13卷，第18頁。

45魯迅:《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魯迅全集》第4卷，第284頁。

46鐘誠:《魯迅文學經(jīng)驗與中國的國家轉型》，《文藝理論與批評》2019年第5期。

47魯迅:《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魯迅全集》第6卷，第5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