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前言

2000年初，王朔在《收獲》雜志上發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我看魯迅》，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文章一共有五節，其中第二節專門指出了“魯迅沒有長篇”這個早就被人念叨了幾十年的問題：

……我認為魯迅光靠一堆雜文幾個短篇是立不住的，沒聽說有世界文豪只寫過這點東西的。……我堅持認為，一個正經作家，光寫短篇總是可疑，說起來不心虛還要有戳得住的長篇小說，這是練真本事，憑小聰明雕蟲小技蒙不過去。有一種為沒寫過什么東西混了一輩子的老作家遮丑的鬼話，說寫短篇比寫長篇難，因為結構如何如何之難，語言要如何如何精練，這也就是蒙蒙沒寫過東西的人。短就是短，長就是長，寫長的要比寫短的多傾注心血這還用說么？長篇就不用結構了？就該啰嗦？長篇需要用力勞神的地方那是只會寫短篇的人想也想不到的。是，小說只有好壞之分，不在長短，同是好小說，我也沒見誰真拿《祝福》《交叉小徑的花園》去和《紅樓夢》《追憶逝水年華》相提并論。

魯迅沒有長篇，怎么說都是個遺憾，也許不是他個人的損失，而是中華民族的損失。以他顯露的才能，可以想象，若他真寫長篇，會達到一個怎樣的高度。這中間有一個悖論：如果不是那樣一個亂世，周圍有那么多叫他生氣的人和事，他再不是那么個脾氣，他也就有時間寫長篇了；但若不是那樣一個時代，周圍不是那么個環境，他再跟他弟一樣客氣，我們就只有在翻閱北洋政府人事檔案時才能找到周樹人的名字，知道是那個周作人的哥。所以，這也是中國文學的宿命，在魯迅身上，我又看到了一個經常出現的文學現象，我們有了一個偉大的作家，卻看不到他像樣的作品。

“魯迅沒有長篇”，是明擺著的事實；然而，究其一生，魯迅曾經有過好多次寫長篇小說的念頭和構想，卻始終未能完成，也是事實。

一、《楊貴妃》

魯迅一生中構思時間最長的長篇小說，是以楊貴妃和唐明皇的故事為原型的《楊貴妃》。從1921年6月翻譯完日本作家菊池寬的短篇小說《三浦右衛門的最后》之后起意，一直到1934年1月在給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最后一次表明自己有寫《楊貴妃》的意愿，前后近十五年，可以說貫穿了魯迅人生的最后階段。而這一構思，又經歷了多次波折。

1921年6月30日，魯迅在《〈三浦右衛門的最后〉譯者附記》中寫道：“楊太真（按：即楊貴妃）的遭遇，與這右衛門約略相同，但從當時至今，關于這事的著作雖然多，卻并不見和這一篇有相類的命意，這又是什么緣故呢？我也愿意發掘真實，卻又望不見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贊嘆。”雖然沒有明確說要根據楊貴妃的故事寫小說，但是從“我也愿意發掘真實”一語，我們似乎可以窺見魯迅的用意。

此事從魯迅一生的好友郁達夫的一篇文章里也能看出端倪。1926年，郁達夫在《創造月刊》上發表《歷史小說論》一文，文中提到一個細節：

說到了楊貴妃，我又想起一件事情來了。朋友的L先生，從前老和我談及，說他想把唐玄宗和楊貴妃的事情來做一篇小說。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那里會看不破安祿山和她的關系？所以七月七日長生殿上，玄宗只以來生為約，實在是心里已經有點厭了，仿佛是在說“我和你今生的愛是已經完了！”到了馬嵬坡下，軍士們雖說要殺她，玄宗若對她還有愛情，那里會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這時候，也許是玄宗授意軍士們的。后來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當時行樂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來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了一場大大的神經病來。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術來替他醫病，終于使他和貴妃相見，便是小說的收場。L先生的這一個腹案，實在是妙不可言的設想，若做出來，我相信一定可以為我們的小說界辟一生面，可惜他近來事忙，終于到現在，還沒有寫成功。

熟悉郁達夫和魯迅之間關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這個“朋友的L先生”就是魯迅。既然“從前老和我談及”，說明至少在寫作此文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里（按：從魯迅日記看，魯、郁二人第一次見面是1923年初），魯迅就早有“把唐玄宗和楊貴妃的事情來做一篇小說”的想法，但是并不能確定魯迅要寫的是不是“長篇小說”（從“一篇小說”的提法來看，似乎更可能是短篇小說）。

1924年7-8月，魯迅應邀到西安，為西北大學的“暑期學校”講學，同行的人中有好友孫伏園。孫伏園日后將回憶魯迅的文章結集為《魯迅先生二三事》，其中一篇即題為《〈楊貴妃〉》。文章開頭就說：

關于魯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已經有人提到，手邊沒有書籍，不能確切征引。其中以劇本《楊貴妃》為最令人可惜。

關于這個劇本的內容和構思過程，則是：

拿這深切的認識與獨到的見解作背景，襯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戀愛心理學的研究結果作線索：這便是魯迅先生在民國十年（按：即1921年）左右計劃著的劇本《楊貴妃》。

魯迅先生的原計劃是三幕，每幕都用一個詞牌為名，我還記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鈴”。而且據作者的解說，長生殿是為救濟情愛逐漸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個場面。除此以外，先生曾和我談過許多片段計劃，但我現在都說不上來了。

所感到缺憾的只是魯迅先生還須到西安去體味一下實地的風光。計劃完成以后，久久沒有動筆，原因就在這里。

恰巧西安講學的機會來了。魯迅先生那時幾已十年沒有旅行，又因本有體味一下唐代故都生活的計劃，所以即刻答應了西北大學的邀請。

可是，魯迅此次西行看到的西安，“的確殘破得可以”，再加上“人事有所未盡而呈現著復雜、頹唐、零亂等等征象”，最終使他打消了創作這個劇本的念頭：

在我們的歸途中，魯迅先生幾乎完全決定無意再寫《楊貴妃》了。所以嚴格的說：《楊貴妃》并不是未完稿，實在只是一個腹稿。這個腹稿如果作者仍有動筆的意思，或者可以說，因到西安而被破壞的印象仍有復歸完美的事實，那么《楊貴妃》在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長時間內，不是沒有寫作的機會。可見那一次完美印象的破壞一定是相當厲害的了。

孫伏園說“《楊貴妃》在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長時間內，不是沒有寫作的機會”，事實上，楊貴妃的故事一直縈繞在魯迅心頭，對梅蘭芳風靡一時的《貴妃醉酒》也多有微詞。例如，著名畫家李毅士（祖鴻）在1932年出版了代表作《長恨歌畫意》，魯迅對這個作品意見很大。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回憶說，魯迅“能夠原原本本地指出坊間出版的《長恨歌畫意》的內容的錯誤”；而在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的信中，魯迅也批評《長恨歌畫意》“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實乃廣東飯館與‘梅郎’（按：即梅蘭芳）之流耳”。至于他就京劇《貴妃醉酒》引發的“楊貴妃熱”而寫《略論梅蘭芳及其他》等文章，早已為讀者熟知，此處不表。

明確說《楊貴妃》是“長篇小說”的，是許壽裳的《亡友魯迅印象記》和馮雪峰的《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亡友魯迅印象記》的第十五節“雜談著作”中提到，“有人說魯迅沒有做長篇小說是件憾事，其實他是有三篇腹稿的，其中一篇曰《楊貴妃》。他對于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性格，對于盛唐的時代背景、地理、人體、宮室、服飾、飲食、樂器以及其他用具……統統考證研究得很詳細”。而馮雪峰則在《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中指出：

……魯迅先生沒有寫過長篇小說，也不很有意思寫長篇小說……因為在先生，有自己的一定的工作計劃和方針。朋友之間常有人主張他寫它幾部長篇的，對于這樣的勸告，魯迅先生常沒有聽進耳里。……

但是，魯迅先生一直以前也曾計劃過一部長篇歷史小說的制作，是欲描寫唐朝的文明的。這個他后來似乎不想實現的計劃，大概很多人知道，因為魯迅先生似乎對很多人說過，別的人或者知道得比我更詳細。我只聽他在閑談中說過好幾次，有幾點我還記得清楚的是，第一，他說唐朝的文化很發達，受了外國文化的影響；第二，他以為“七月七日長生殿”唐明皇和楊貴妃的盟誓，是他們之間已經感到了沒有愛情了的緣故；第三，他想從唐明皇的被暗殺，唐明皇在刀兒落到自己的頸上的一剎那間，這才在那刀光里閃過了他的一生，這樣地倒敘唐明皇的一生事跡。——記得先生自己還說，“這樣寫法，倒是頗特別的。”但他又說他曾為了要寫這小說，特別到長安去跑了一趟（按即一九二四年夏到西安任暑期演講），去看遺跡，可是現存的遺跡全不是古籍上所見的那么一回事，——黃土，枯蓬……他想寫它的興趣反而因此索然了。寫這歷史小說的計劃，應該在一九二四年以前，而終未實現，他似乎不想實現。

前文提及魯迅1934年1月11日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其中關于小說《楊貴妃》是這樣說的：

……五、六年前（按：此處應為誤記，實際上是十年前）我為了寫關于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原來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

這個延續了十幾年（或許更長？）的“摹想”，就這樣一直牽掛在魯迅心頭，成為他一生的遺憾。

二、《紅軍西征記》（？）

關于這部長篇小說，由于涉及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革命最艱難那段時期的歷史，證據不多，基本上只能依靠馮雪峰的回憶：

那是一九三二年，大約夏秋之間，陳賡同志（就是后來大家知道的陳賡將軍）從鄂豫皖紅四方面軍方面來到上海，談到紅軍在反對國民黨圍剿中的戰斗的劇烈、艱苦和英勇的情形，聽到的人都認為要超過蘇聯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中所寫到的。大家認為如果有一個作家把它寫成作品，那多好呢。于是就想到魯迅先生了。那時候朱鏡我同志在中央宣傳部工作，他把油印的材料交給我送去請魯迅先生看，并由我和他談；我所持的理由有二點：第一，當時外國的記者或作家，例如史沫特萊，根據從我們這方面得去的材料寫成文藝性的報告，也都成為很寶貴的東西，而以魯迅先生的文筆來寫，當然很能高出一等的，況且他是中國人，社會經驗又豐富，無論怎樣，可以寫得不同一些的。第二，寫不成小說，只寫成像報告文學一類東西，也就很好了，因為在政治上的作用是一定很大的，尤其由他來寫。我記得，魯迅先生當時也認為這是一個任務，雖然沒有立刻接受，也并沒有拒絕，說道：“看罷。”幾天之后，魯迅先生還請許廣平先生預備了許多菜，由我約了陳賡和朱鏡我同志到北四川路的他的家里去，請陳賡同志和他談了一個下午，我們吃了晚飯才走的。魯迅先生大概在心里也醞釀過一個時候，因為那以后不久曾經幾次談起，他都好像準備要寫似的。別的話記不得，象下面這幾句，我還記得清楚的：“寫是可以寫的。”“寫一個中篇，可以。”“要寫，只能象《鐵流》似地寫，有戰爭氣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但后來時過境遷，他既沒有動筆，我們也沒有再去催他了。不過那些油印的材料，他就保存了很久時候；我記得一直以后他還問過我：“那些東西要不要還給你？”我說：“不要，你藏著如不方便，就燒毀了罷。”在他逝世以后，許廣平先生有一次還談起過，說魯迅先生曾經把那些材料鄭重其事地藏來藏去的。（馮雪峰：《回憶魯迅》）

1956年，作家張佳鄰采訪了陳賡將軍，寫成《陳賡將軍和魯迅先生的一次會見》一文，發表在《新觀察》雜志上。文章的開頭說：

我們聽說過，魯迅先生曾經想寫一本關于紅軍的書，這是由于和陳賡將軍的一次會面引起的。在那次會面時，陳賡將軍為魯迅先生講了許多紅軍的戰斗故事，這些事跡深深地打動了魯迅先生。后來，不幸由于種種原因，這本書沒有寫成。但是，這些材料魯迅先生一直珍惜的收藏了很久。在白色恐怖下，保存這些東西是很危險的，為了躲避國民黨的搜查，這些材料經常要移動地方，但是魯迅先生一直未舍得焚毀。聽說甚至當年陳賡將軍在介紹戰斗情況時，隨手所畫的地圖，魯迅先生都保留下來了。現在我們雖然沒有幸運能讀到魯迅先生描寫紅軍的書，但是從這件事所體現的，先生對紅軍的關懷、期待、愛，是多么令人感動的。我們曾為此事去訪問過陳賡將軍。

文章以陳賡口述實錄的方式回憶了同魯迅的這次會面，內容與馮雪峰的回憶基本相同。此文曾被收錄進中學語文課本，因此廣為流傳。

另一個證據，知道的人較少，但是來自魯迅夫人許廣平親自寫的文章，故可信度較高：

大家知道，魯迅生前曾經非常希望能夠寫出一些反映中國人民英勇斗爭的小說，他聽到許多有關紅軍的英勇事跡以后，曾經打算寫一部像《鐵流》那樣的作品，并且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親自約請紅軍中的著名將領談話，從事資料的搜集工作，但是就因為感到自己遭到敵人的包圍，沒有機會和紅軍直接生活在一起，沒有直接處于這個“斗爭的旋渦”之中，唯恐自己的創作不能更好的表現紅軍的英雄形象，因此只好忍痛放手。（許廣平：《文藝——革命斗爭的武器（談談魯迅的寫作態度）》，1961年9月24日《工人日報》）

這部小說始終沒有寫出來，因此自然沒有題目。但是在陳夢熊的《瞿秋白對魯迅創作長篇小說的關注和期待——楊之華兩封遺札所示的一段史實》（《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一文中，卻徑直稱之為《紅軍西征記》，不知有何根據。因此筆者在本節小標題后加了“（？）”，以示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馮雪峰的回憶，魯迅同意寫的是一個“中篇”，陳夢熊的文章也稱《紅軍西征記》為“中篇”。但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長篇小說”與“中篇小說”的區分并不嚴格，當時的許多長篇小說在今天看來只能算是篇幅比較長的中篇小說，且當時中篇小說出版單行本是很常見的事，因此筆者仍然將這部只存在于魯迅構思中的小說為“長篇小說”。另一方面，馮雪峰、許廣平都說魯迅打算將這部小說寫成“《鐵流》那樣的作品”。魯迅自覺地將蘇聯作家綏拉菲莫維支的這部著名長篇作為學習對象，或許也意味著有將這部小說寫成《鐵流》那樣的“長篇”的可能。

三、關于中國四代知識分子的小說

“中國人民之友”、美國著名女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1950）于1928年底以德國《法蘭克福報》特派記者身份來到中國，很快便同魯迅相識。有趣的是，據她回憶，魯迅“常常對我談起，他打算寫一本以他自己的經過為基礎的長篇歷史小說的計劃，可是在他的國家翻滾著的那種社會反動勢力，使得他幾乎沒有時間去做這件事……”（戈寶權輯譯：《史沫特萊回憶魯迅》，見西北大學魯迅研究室編輯：《魯迅研究年刊1980》，第47頁）欲寫“長篇歷史小說”而“以他自己的經過為基礎”，似乎很難同《楊貴妃》聯系到一起。這或許說明，魯迅還曾有寫另一部“長篇歷史小說”的打算。

就在逝世前一年（1935年），魯迅曾經對畫家王鈞初說自己“正在預備寫一部大的東西，從‘辛亥革命’寫起”，而“這件東西如果我不寫它，恐怕再沒有別人去寫了”。將這條史料同史沫特萊的回憶相對照，我們大概可以明白所謂的“以他自己的經過為基礎的長篇歷史小說”是個什么樣子。

關于這部小說，仍然是以馮雪峰的回憶最為權威：

……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間大病前后，魯迅先生曾屢次談起中國的知識分子問題；有時也談起高爾基的巨篇《薩姆金的一生》，也談到長篇小說的嚴格形式的解放。有一天，我們談著，我說魯迅先生深知四代的知識分子，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們；其次是魯迅先生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當于例如瞿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現在如我們似的這類年齡的青年……他當時說，“倘要寫，關于知識分子我是可以寫的，……而且我不寫，關于前兩代恐怕將來也沒有人能寫了。”接下去，我們又談到長篇小說……而有一天，這是在他大病后精神較好的時候，就極自然地歸結到他寫長篇小說的問題。那時他說：“這倒可以想想看，如果還能夠再活十年，——慢慢寫，一年寫一本是可以的。或者，想寫的文學史再擱一擱也可以，——即同時寫也可以。”大約過了一星期，一晚再去訪問的時候，魯迅先生說道：“那天談起的寫四代知識分子的長篇，曾想了一下，我想從一個讀書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寫起……”又加說，“一直寫到現在為止。分量可不小。——不過一些事情總得結束一下，也要遷移一個地方才好。”可知這已經是魯迅先生有意的存心的計劃了。然而這將反映中國近六十年來的社會變遷，中國知識階級的真實的歷史，并將創造了新形式的巨制的計劃，終于因為魯迅先生的死從我們的文學史上被奪了去了，這才是永久無法補償的損失。（《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

請注意文中提到的時間：1936年6月。此時距離魯迅逝世不過三、四個月。可以說，這部關于中國四代知識分子的小說，是魯迅在1935年底寫完《采薇》《起死》等短篇以后，在生命的最后階段醞釀的一部小說作品。“如果還能夠再活十年，——慢慢寫”，一語成讖。

結語

許壽裳曾說，魯迅的許多腹稿和未成稿“終于沒有寫出，赍志以歿了”，是因為他“沒有余暇”且“沒有助手”（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筆者的老鄉、山東東營利津縣出身的批評家李長之則認為，魯迅“內傾”的性格是他寫不了長篇小說的根本原因：他“不愛‘群’，而愛孤獨，不喜事，而喜馳騁于思索情緒的生活，就是我們所謂的‘內傾’的。……宴會就加以拒絕，群集里就坐不久，這尤其不是小說家的風度”；他甚至直言不諱地說，魯迅“缺少一種組織的能力，……因為長篇小說得有結構，同時也是他在思想上沒有建立的原故，因為大的思想得有體系。系統的論文，是為他所難能的，方便的是雜感。”（李長之：《魯迅批判》）。馮雪峰則對魯迅寄予了“理解之同情”：“我覺得他不很有意去計劃寫長篇者，主要的是他埋頭在現實社會的短兵相接的斗爭里，從他的崗位來說，對于現在中國社會，他以為社會批評的工作比長篇巨制的作品更急需。記得他曾說：‘我一個人不能樣樣都做到；在文化的意義上，長篇巨制自然重要的，但還有別人在；我是斬除荊棘的人，我還要雜感雜感下去。……’”（馮雪峰：《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這些原因，或主觀或客觀，糾纏在一起，使“長篇小說”這一文體，在《魯迅全集》里成為空白。

1935年1月17日晚上，魯迅又給山本初枝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給自己的一生下了一個精確的定論：“我是散文式的人”。“散文”，又有什么不好呢？或許，不寫長篇小說的魯迅，才是完美的魯迅。

2021年9月25日，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紀念日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