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魯迅與當代中國的緊密聯系

不管你是魯迅的擁贊者，還是魯迅的反對者，都不能不承認魯迅與當代中國的聯系實在是太緊密了。魯迅是20世紀中國被研究得最多、最深入的作家，他所受到的贊頌和推崇最多、最高，遭受的謾罵和扭曲也最多、最甚。幾乎20世紀中國的所有精神文化論爭都不同程度地把魯迅牽扯進去，無法回避對魯迅的評價與研究，使得中國魯迅學史成為20世紀中國精神文化現象史的一個重要側面。

我專治中國魯迅學史凡二十余年，經過我多方查證，確證正式見諸于文字的對魯迅的最早評論是1913年4月《小說月報》第4卷第1號上該刊主編惲鐵樵，對魯迅最早的文言小說《懷舊》所作的十處隨文評點和文后的《焦木附志》。而魯迅正式登上五四文壇之后的最早反響和評論則是傅斯年1919年2月1日在《新潮》第1卷第2號上發表的《書報介紹》，傅斯年稱贊魯迅的《狂人日記》“用寫實的筆法，達寄托的(Symbolism)旨趣，誠然是中國第一篇好小說”。而不久魯迅就遭到謾罵。第一個罵魯迅的是1919年4月27日上海《時事新報》的編者。因為魯迅在《隨感錄四十六》中批評了該報攻擊新文藝的諷刺畫，該報就發表了《新教訓》一文，說魯迅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崇拜外國偶像的新文藝家”。以后，魯迅又陸續受到陳源、高長虹、創造社、太陽社等等一系列的批評。1949年以后一方面受到推崇，另一方面又受到扭曲，“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扭曲到了極處，既把魯迅樹為獨一無二的文化旗幟，又把他描繪成“俯首聽命”的“小兵”。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魯迅又被樹為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幟，并逐步還原出他改造國民性的思想本質。但是又同時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貶斥，例如在儒學熱中魯迅被當作極端主義和激進主義的代表加以否定，20世紀末又出現過對魯迅的種種誤讀和曲解。但是不管怎樣，魯迅始終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大熱點，魯迅的書，也始終暢銷不衰。據我所知，人民文學出版社所出的作家全集中惟有《魯迅全集》是長銷不衰、贏得社會與經濟雙效益的，其他作家的全集除了各大圖書館和專家購買以外，很少有人問津，所以幾乎都是賠本的。目前，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集中全國的魯迅研究專家對《魯迅全集》進行修訂，可望明年出版新的《魯迅全集》，并出光盤。

(二)魯迅——對中國人的精神進行深刻反思的偉大思想家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魯迅研究歷經近一個世紀而不衰，逐步形成為一門獨立的人文學科——魯迅學，顯示出了愈來愈強勁的生命力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弄清楚魯迅的思想本質是什么對于中國人來說，魯迅最重要的價值是什么

從魯迅及其作品引起中國精神界的震撼、魯迅學濫觴之日起，研究家和思想者們就開始追問這一問題。

1918年5月，魯迅的《狂人日記》發表以后，傅斯年認為“魯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記》的狂人，對于人世的見解，真個是透徹極了”，他是“烏托邦的發明家，未來社會的制造者”。這是從對社會歷史的預見和推動方面，認識魯迅的思想本質及其價值。吳虞則是把“吃人”與“禮教”這兩個對立的概念醒目地提取出來，又舉出歷史上種種吃人的實例，從揭露中國封建禮教“吃人”本質這一點上概括魯迅的思想和價值。《阿Q正傳》剛刊登到第四章，茅盾覺得“阿Q這人很是面熟”，“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乃是從反映中國國民性的視角理解魯迅的思想本質及其價值。張定璜拿魯迅的小說與清末的作品進行對比，認為讀魯迅的小說“譬如從薄暗的古廟的燈明底下驟然間走到夏日炎光里來，我們由中世紀跨進了現代”，魯迅是“新文學的第一個開拓者”，是從中國精神文化由中世紀向現代轉型的意義上進行把握。1927年11月，茅盾的《魯迅論》指出：魯迅“老實不客氣地剝脫”他人，“也老實不客氣地剝脫自己”，通過阿Q促使“老中國的兒女”看到“自己的影子”，“不能不懔懔地反省自己的靈魂究竟已否脫卸了幾千年傳統的重擔”，仍是從反省中國國民性的視角進行理解。1933年7月，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首先就提出了“魯迅是誰”的問題，得出了魯迅是“封建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而同時也是一些浪漫諦克的革命家的諍友”的結論，是從當時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立場上作出衡定。1937年10月，毛澤東在《魯迅論》中稱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并說“孔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是新中國的圣人”，這是從精神文化權威的角度，評價和衡定魯迅在中國的價值。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稱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實質是從新民主主義思想文化革命的格局中概括魯迅的思想本質及其價值。1950年代，陳涌在《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中稱魯迅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最深刻最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和現實主義的作家”，“深刻地反映了中國，反映了中國的革命”，從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高度予以總結。1980年代，王富仁又從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視角加以總括。1990年代，汪暉的歷史“中間物”論又成為理解魯迅思想本質及其價值的先鋒標尺。

解釋學鼻祖、德國哲學家威廉?狄爾泰認為：理解和解釋是在人文科學中所使用的方法，所有的作用都通過理解和解釋來統一，理解和解釋包含人文科學的全部真理。在每一階段，理解都展現一個世界。對他人的理解和對精神生活表現的理解是以我們自己的經歷以及我們對這經歷的理解為依據的，并以經歷和理解的連續不斷的相互作用為依據的。以上所列舉的中國魯迅學史上對魯迅價值的理解和解釋，在每一階段都展現一個世界，而各種理解都是以解釋者自己的經歷以及他們對這經歷的理解為依據的。然而，這些理解和解釋雖然包含各自的真理和依據，卻都有所不足。有些偏離了魯迅的思想本質與價值核心，有些稍作涉及，但未能深入。例如瞿秋白從當時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利益出發認識魯迅，而未能從整個人類的精神文化史的廣闊視野中對魯迅的思想本質和終極價值做出宏觀把握。茅盾一開始就天才地直逼魯迅的思想本質與價值核心，后來又寫出了更為系統的《魯迅論》，這篇論文其實是中國魯迅學史上最為逼近魯迅思想本質與價值核心的論著。但是，以后的關于魯迅的論著，不僅沒有進一步闡發這些論點，反而作了自我否定，思想上倒退了。像1956年10月19日在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就陷于用魯迅的思想發展印證歷史既成狀況合理性的先驗邏輯，而沒有更多地深掘魯迅的思想本質與價值核心。

那么，魯迅的思想本質與價值核心究竟是什么呢

一言以敝之，就是：對中國人精神的深刻反思。用長一些的話解釋，就是：在20世紀中國從封建專制向現代文明轉型的歷史時期，對幾千年來封建禁錮下的中國人的精神進行徹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國人沖出思想的牢籠，獲得精神的解放，達到精神的獨立和思想的自由，從而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確定自己在世界的恰當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確方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其實，這種反思，不僅對于一個民族是至關重要的，就是對于一個人，乃至整個人類，也是最為重要、帶有根本性的。

馮友蘭先生用85歲到95歲生命最后十年的心血凝聚而成的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成果，薈萃了他畢生的思想結晶。在該書第一卷全書緒論第四節“什么是哲學”中，這位哲人寫了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警句格言：

哲學是人類精神的反思。所謂反思就是人類精神反過來以自己為對象而思之。

而反思的宗旨就是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確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以作出生存與發展的正確方略。

其實，究其根本，人類從誕生、即有了精神之日起，就已經開始了這種追問和反思。先祖們曾在古希臘神廟上鐫刻著一句對后人的提醒，“認識你自己！”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名著《人論》的第一段話就是：“認識自我乃是哲學探究的最高目標——這看來是眾所公認的。在各種不同哲學流派之間的一切爭論中，這個目標始終未被改變和動搖過：它已被證明是阿基米德點，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動搖的中心。”另一位德國哲學家舍勒一篇名著的題目就是《人在宇宙中的的位置》，力求認識自己、認識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這其實是整個人類始終不變的科學探求的終極目標，從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說，到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一直到愛因斯坦、霍金等物理學家的現代宇宙觀，實質上都是在探索著人類究竟是怎么回事，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人類在宇宙中究竟處于怎樣的位置。這一終極問題的回答，關系到人類的世界觀、人生觀等等許多根本性的哲學理論體系的建構。

魯迅也思考過宇宙的問題，在1935年6月29日致唐英偉的信中說過：“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樣呢，現在還沒有人能夠答復。也許永久，也許滅亡。但我們不能因為‘也許滅亡’就不做，正如我們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卻還要吃飯。”魯迅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從浩茫的宇宙降落到現實的硬地上，致力于對中國人的精神進行深刻的反思。

晚清以降，對于中國來說，“認識你自己！”就不僅是哲學探究的最高目標，而且是關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了。因為幾千年來，中國人實在是太不認識自己了。魯迅在早期論文《文化偏至論》中作過這樣的描述，當時中國人對自我的意象是：“屹然出中央而無校讎，則其益自尊大，寶自有而傲睨萬物”；對世界的意象是：“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爾小蠻夷耳，厥種之所創成，無一足為中國法”。這種惟我獨尊、鄙夷四方的觀念在中國人頭腦中充斥了幾千年，降至近代，鴉片戰爭一聲炮響，帝國主義列強用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正如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所指出的：“清王朝的聲威……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然而在致命的打擊面前，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卻拒絕正視現實，承認失敗，以總結教訓，重振國風，反而文過飾非，“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靠虛假的精神勝利來麻醉自己和國民的靈魂。于是，精神勝利法就成為近代中國一個普遍的精神現象。正如許多研究家都引證過的那樣，近代中國充滿精神勝利法的實例：1841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后，清朝的將軍奕山向英軍卑屈求降，對朝廷卻誑報打了勝仗，說“焚擊痛剿，大挫其鋒”，說英人“窮蹙乞撫”(《中西紀事》卷六)。清朝的皇帝居然也就這樣說：“該夷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況既經懲創，已示兵威。現經城內居民紛紛遞稟，又據奏稱該夷免冠作禮，吁求轉奏乞恩。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準命通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29)《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上還發表過林損的一首詩，開頭兩行是：“樂他們不過，同他們比苦！美他們不過，同他們比丑！”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國已經陷于閉著眼睛求圓滿的“瞞和騙”的大澤中不可自拔，精神愈益淪落了！因此，這一時期對中國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就是大呵一聲，使之猛醒，實現精神的自覺。

而魯迅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正是承擔起這樣的重任。

他在青年時代所寫的早期論文《摩羅詩力說》中大聲呼喚“精神界之戰士”的到來，企盼中國人的精神自覺，并就提出這樣一段至理名言：

首在審己，亦必知人；

比較既周，爰生自覺。

其意是：首先在于審視自己，也必須了解他人，相互比較周全合宜，才能產生自覺。用老子的話來說，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用孫子的話來說，就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而用現代的哲學語言解釋，則是：認識自己，又認識世界，在周嚴的比較中達到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統一，然后才能升華到自覺的境界。這一點，實質是人們學習哲學、增加智慧的要旨所在。當代著名哲學家馮契教授就認為哲學作為智慧的核心問題是不僅要認識世界而且要認識自己，并在認識世界與認識自己的交互作用中“轉識成智”和培養自由人格。這些觀點，在他的《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一書中得以充分展開，成為他所致力的以智慧為中心的哲學理論研究之一。

其實，魯迅終生奮斗的目標，就是以文學為武器啟悟“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國人學會認識自己與認識世界，在正確的認識中由“本能的人”、“蒙昧的人”轉化為“自覺的人”、“智慧的人”，實現從青年時代就樹立起的“立人”理想。他最主要的著作《阿Q正傳》，就最為集中、最為充分、最為藝術地體現了這一用意。阿Q就是一個本能的蒙昧的人，他始終不能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渾渾噩噩，糊里糊涂，得意時趾高氣揚，欺侮弱者；失敗時又靠精神勝利法，化失敗為勝利，在“瞞和騙”中尋求圓滿。塞萬提斯通過堂吉訶德這一不朽形象表現了人類易于脫離客觀物質世界的發展變化、陷入主觀主義誤區的普遍弱點，魯迅則通過阿Q這一活生生的藝術形象，表現了當時中國的一種昏聵顢頇、自欺欺人的精神現象，同時也反映了人類易于逃避現實、退入內心、尋求精神勝利的精神機制和普遍弱點。堂吉訶德到臨死時才明白自己不過是一個平凡的普通人，并非什么騎士；阿Q則是直到被押往法場時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這兩個藝術形象都是絕妙的“鏡子”，啟悟人們認識自己，實現精神的自覺。而阿Q則是中國化的，對于中國人具有特殊的啟悟意義。

巴金在《隨想錄69?十年一夢》引過林琴南翻譯的英國小說《十字軍英雄記》中的一句話：

奴在身者，其人可憐；

奴在心者，其人可鄙。

所謂的“奴在心者”，就是在精神上、內心里被奴役的人，這種“精神奴隸”是最可鄙的。魯迅終生致力批判的正是這種“精神奴隸”。1921年，他在《〈狹的籠〉譯者附記》中就表述過這樣的觀點。《狹的籠》是俄國盲詩人埃羅先珂創作集《天明前之歌》里的第一篇，是作者在漂流印度時有感于當地人對廢除“撒提”習俗的不滿而寫成的。魯迅翻譯了這篇文章并在附記中這樣評述道：“單就印度而言，他們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卻憤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無敵人，也仍然是籠中的‘下流的奴隸’。”所謂“撒提”，是印度舊時的一種封建習俗：丈夫死后，妻子即隨同丈夫的尸體自焚。“撒提”(Sait，梵文)原義為“貞節的婦女”。對于這種極端殘忍、滅絕人性的封建習俗，予以廢除自然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當時的許多印度人，甚至包括很多上層的文化人都表示反對。這些人的確如魯迅所說的是“籠中的‘下流的奴隸’”！“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爭取“人”的價格，“卻憤憤于被人禁了‘撒提’”！因而“即使并無敵人”，沒有殖民者、奴隸主形式上的統治，在精神上、內心里，他們仍然是“狹的籠”中的最下流、最可鄙的奴隸！

魯迅還在這篇文章中稱贊“俄國式的大曠野的精神”。這種“大曠野的精神”，實質上是與蜷縮在“狹的籠”中的奴隸精神相對立的，與其他作家提倡的“大荒原精神”等等精神是一致的，同是一種獨立、自由的自覺精神。魯迅又在《華蓋集?通訊》中說，“其實中國并沒有俄國之所謂智識階級”，也正是認為中國缺乏俄國知識分子的那種“大曠野的精神”，多的是蜷縮在“狹的籠”中的“精神奴隸”。

魯迅痛感中國人的精神在封建專制主義的禁錮奴役之下日益萎靡錮蔽，1924年11月，在《苦悶的象征》引言中寫道：

非有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無大藝術的產生。但中國現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錮蔽呢

是的。沒有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也就沒有大藝術、大學術。沒有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獨立，蜷縮在思想的牢籠中，精神狀態萎靡錮蔽，哪里能夠創造什么真正的藝術和學術呢而魯迅在《過客》中所大力張揚的大荒原上的“過客”精神，恰恰就是這種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是精神解放的最高標志。

1925年7月22日，魯迅又在《論睜了眼看》這篇雜文中對當時彌漫整個社會自欺欺人的精神現象進行了更為直接的抨擊：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

因此，魯迅主張用文藝這“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令中國人從“瞞和騙的大澤”中掙脫出來。

1924年7月，魯迅在西安講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時說過：“至于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以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人，壞人完全是壞人，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打破了什么呢就是打破了“瞞和騙”的“大團圓”式的傳統，寫出了真實！

中國近代有兩部書在中國人的精神解放史上起到了無可估量的作用，這就是《紅樓夢》和《魯迅全集》。而這兩部書共同的地方，就是敦促中國人從“瞞和騙”的大澤中猛醒，“睜了眼看”世界，實現精神的真正解放！

到了晚年，魯迅對中國人所受的精神奴役問題有了更為深刻的思考。1934年，他閱讀《清代文字獄檔》之后寫了兩篇雜文，值得反復品味。

一篇是《隔膜》。寫的是魯迅從《清代文字獄檔》中發現的一件案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山西臨汾縣生員馮起炎，聞乾隆將謁泰陵，便身懷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圖逞進，不料先以“形跡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詩》，實則信口開河，惟結尾有“自傳”似的文章卻很特別，大意是有兩個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想請皇帝協辦。雖然幼稚之極，然而何嘗有絲毫惡意不過著了當時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說的迷，想一舉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結尾卻甚慘，這位才子被從重判刑，發往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去了。魯迅對此案作出了極深刻的評析：

……這些慘案的來由，都只為了“隔膜”。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并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賜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于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于“奴才”數等。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胡涂。

1934年6月2日致鄭振鐸的信中，魯迅又對此案作了如下評論：

頃讀《清代文字獄檔》第八本，見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書乾隆，請其出力，結果幾乎殺頭。真像明清之際的佳人才子小說，惜結末大不相同耳。清時，許多中國人似并不悟自己之為奴，一嘆。

魯迅這段洞察世情的評析，具體來說，是針對馮起炎一案而談的，從哲學啟悟意義上思考，則是啟發人類悟性的警世格言，啟發我們作出這樣的反省：要真正認識自己，就必須透過表面現象的“隔膜”，去理解事物的本質，絕不可像馮起炎那樣簡單愚蠢，上了統治者美好謊言的當，“真以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地撒嬌討好去了”，結果禍從天降。而“不悟自己之為奴”一語，恰恰是對身受奴役而不自知者的最好評騭，一針見血地精辟概括出了這種人的精神特征。

另一篇是《買〈小學大全〉記》。寫的也是魯迅從《清代文字獄檔》中發現的一件案例：《小學大全》的編纂者尹嘉銓，他父親尹會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經給過褒揚的詩。他本人也是孝子，又是道學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覺羅學，還請令旗籍子弟也講讀朱子的《小學》，而“荷蒙朱批：所奏是。欽此。”后來又因編纂《小學大全》，得了皇帝的嘉許。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經致仕回家，本來可以安享晚年了，然而他卻繼續求“名”，奏章給乾隆皇帝，請求為他父親請謚，結果觸怒龍顏，招致殺身之禍。魯迅對此案的評析是：尹嘉銓的“禍機雖然發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卻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請將名臣從祀：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因為“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沒有特別壞的奸臣，也就沒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尹嘉銓招禍的原因與馮起炎相同，都是“不悟自己之為奴”，像阿Q那樣對自己的奴隸地位與將死的命運毫無所知。

不認識自己的奴隸地位，又不認識世界、不認識這個世界上的最高統治者——皇帝的本質，缺乏最起碼的悟性。這就是當時許多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所謂的知識分子的悲劇。縱然尹嘉銓可稱是位大學者，馮起炎也是生員，卻畢其一生未能認識自己，也未能認識世界。為什么魯迅一再勸告青年學生“不要再請愿”這里又批判尹嘉銓式的“請謚”就在于“請愿”與“請謚”雖然形式不同，本質卻是相同的，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既無自知之明，又無知人之明，精神上都屬于奴隸，沒有實現精神解放，沒有達到思想自由和精神獨立的境界。

直到1936年10月5日、即臨終前14天發表的《“立此存照”(三)》中，還在諄諄教誨自己的同胞：我們應該有“自知”之明，也該有知人之明……所謂“‘自知’之明”與“知人之明”，其實就是魯迅早期所提出的：“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也就是：首先在于審視自己，也必須了解他人，相互比較周全合宜，才能產生自覺。歸根結底，就是認識自己與認識世界，在這種認識中“轉識成智”，生成自覺。中國近代以降，從梁啟超、嚴復到胡適、周作人，歷代思想家都在敦促中國人研究自己，反思國民性的弱點，但是畢其一生，始終如一，并且抓住根本，從哲學根柢上啟悟中國人進行根本性反省的，除魯迅之外，實在找不出第二個人來。魯迅不僅善于抓住根本，而且專長于以文學為手段，形象地啟發人們頓悟認識自己的要領。在這篇生命臨近終結時發表的文章中，魯迅就以肥胖與浮腫為例，形象地說明了既無自知之明又無知人之明的蒙昧的人，是怎樣“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的：

譬如病人，患著浮腫，而諱疾忌醫，但愿別人胡涂，誤認他為肥胖。妄想既久，時而自己也覺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腫；即使還是浮腫，也是一種特別的好浮腫，與眾不同。如果有人，當面指明：這非肥胖，而是浮腫，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罵指明者，以為昏妄。然而還想嚇他，騙他，又希望他畏懼主人的憤怒和罵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細尋佳處，改口說這的確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興興，放心的浮腫著了。

這種在“妄想”中求得精神勝利的“放心的浮腫”者，與忌諱頭上癩瘡疤的阿Q屬于同種精神類型，永遠“自我感覺”良好，永遠在自欺欺人，永遠不能認識自己的真實面目。為了療救這種普遍的精神痼疾，魯迅勸告這些“閉了眼睛浮腫著”的人，要好好“反省”，并且希望：

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這實質是教導中國人要學會“以別人的眼光來審查自我”，以別人的批評為“鏡子”照出自己的真實面目，“而自省，分析”，“變革，掙扎”，自強自勵，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無所求于外界的內心，永遠是穩定和豐富的。有了這樣的心，這種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的自覺的精神境界，在世事面前便可以榮辱無驚、樂觀灑脫，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魯迅就是這樣畢其一生對中國人精神進行著深刻的反思。敦促中國人沖出思想的牢籠，獲得精神的解放，達到精神的獨立和思想的自由，從而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確定自己在世界的恰當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確方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人的精神自由，是以對精神的深刻自我意識為條件的。主體對自己的意識狀態、精神世界有了深透的理解與掌握，才能自主、自覺地對己內世界實現有效的整統與完善，成為意識自我的主人。一個民族的精神要達到自由的境界，也需要以對本民族精神的深刻自我意識為條件。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本民族的思想家，啟悟同胞們對本民族的意識狀態、精神世界有一個比較深透的理解與掌握，從而自主、自覺地對本民族的己內世界實現有效的整統與完善，成為意識自我的主人。而魯迅正是這種本民族的最高境界的精神反思者，是民族的大腦和良知，是專門致力于民族精神反思的偉大思想家。其思想本質與價值核心正在于此。也正在于如此，魯迅才始終緊緊地與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糾葛在一起，不管你是擁贊他也好，反對他也好，都無法避開他。

(三)真心為中國好的中國人應該認真聽取魯迅的真聲音

魯迅在《秋夜》中寫過“夜游的惡鳥”。長期以來，研究家們一直把“惡鳥”當作反面形象，看作是“夜空這一黑暗勢力象征的附著物”。只有馮雪峰在《論〈野草〉》中認為是指“被作者發覺的作者自己”。1983年，敬三的《“夜游的惡鳥”辨析》第一次提出《秋夜》中的“夜游的惡鳥”并不是魯迅筆下的反面形象，而同意馮雪峰所說的是魯迅的自喻，因為魯迅是喜歡貓頭鷹這類“惡鳥”的，他把自己的文章比作梟鳴，渴望叫人們震悚的怪鴟的真的惡聲出現。錢谷融先生在《觀察與沉思的結合外界與內心的交融——魯迅〈秋夜〉講析》一文中，也持此見。孫玉石在《〈野草〉研究》中持慣常的看法，后來經過不停地汲取最新的信息，及時地進行反饋，對自己的學術研究不斷作出深刻的反思，感到自己當時的研究，“忽略了魯迅的黑暗與虛無思想的矛盾和深刻的性質。”因而在《重釋》中糾正了這一偏向，大大加強了對魯迅思想黑暗面的剖析。在解釋《秋夜》中“夜游的惡鳥”時，就認為：“這句話中的‘惡鳥’與其說是夜空這一黑暗勢力象征的附著物，不如說是在棗樹戰斗之后作者自我情緒的一種象征，更為符合文章的內在邏輯一些。”《野草》是了解魯迅的窗口，也是檢驗研究家心靈、頭腦和認知力、領悟力的試金石。每個研究家在解讀《野草》的時候，都不能不接受它的檢驗。心靈是否純凈，頭腦是否深邃，認知力是否敏銳，領悟力是否深刻，都要查個究竟，任何人都無法幸免。對于“夜游的惡鳥”的解釋史，反映出20世紀中國還是一步步走向精神解放，逐漸趨近于魯迅本體，對魯迅思想本質的接受和理解也日益準確和深刻。不過這也說明了魯迅本身話語系統的復雜性、多義性以及報告壞消息的“惡鳥”的本性，從世俗心理來看，大多數人實在是愿意聽夜鶯美妙的頌歌，不愿聽怪鴟的惡聲的。然而，魯迅恰恰相反，他1924年就在《“音樂”》一文中呼吁過：“只要一叫而人們大抵震悚的怪鴟的真的惡聲在那里”從思想本質上說，魯迅就是一只專門向中國人報告壞消息的“惡鳥”。這只“惡鳥”實質上是反過來以自己的民族為對象而思之，進行著民族精神的反思。他所報告的“壞消息”正是深刻反思的結晶，是出于對中華民族的摯愛和深刻洞察而道出的本民族的“真癥候”，是因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發出的吶喊之聲，是給他所深愛的中華民族開出的療救良方。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益于病”。還是多聽聽“怪鴟的惡聲”，少聽些“夜鶯美妙的頌歌”吧！倘若我們果真能夠這樣做，中華民族就會少遭受些“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類的災難。魯迅給我們留下了《野草》、《彷徨》那樣的無比完美的文學文本，也給我們傳下了《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那樣獨辟蹊徑的學術經典，但是最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精神，是他對中國人精神的反思。真正為中國好的人們應該真心傾聽魯迅這只民族“惡鳥”發出的真聲音，細心研究這位對中國人的精神進行深刻地反思的偉大思想家，為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對中國國民性所作出的科學診斷。從而獲得精神的解放，達到精神的獨立和思想的自由，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確定自己在世界的恰當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確方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也正是魯迅在當代中國的最為重要的價值所在，是魯迅與當代中國最為緊密、最為珍貴的聯系。

（原載《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