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人的記憶力，是可由訓練而增強的。若神志清明，將心思集中在忘掉了而想記起的事上，往往可以記起。許多印象，保存在潛意識中，如同攝制成的影片儲在倉庫里。久后將其取出，有些或已模糊，有些可能是非常清晰。有時幾十年前的事，仍可記起，如同昨日的一樣。但這頗需要相當的修習，決定的因素頗多，結果也甚為相對。

似乎魯迅先生說過：使精神的絲縷，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么意思呢？并且說：“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吧，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這一偉大時代中一偉大人格，如是說出了一點他的心理經驗。對于往事的追憶，憧憬，眷念，鄉愁，實是人生上的一種巨大力量。有人曾說北歐哲學，從萊布尼茲到叔本華爾，是日耳曼人對往古希臘世界的懷舊，鄉愁，欲追往而莫及。但從古代到中古，那道路中斷了，只剩下不可踐踏的一道彩虹，猶如精神上的一架橋梁。就整個人類文化史觀之，回憶曾起莫大的作用。無論其性質是紀念的或懷古的，它成就了歷史而為人類所保重。

魯迅說的“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這現象是真實的。是一種冥漠的心境，即古人所謂“忘予之天”。這得歸功或歸咎于生物的本能，在大自然中是如此的。譬如身體各部的感受性不同，倘若遍體皆象手指端一樣敏感，人便不能生活下去。人不能且不應將已往的一切事皆保存在表面知覺性里。如身體上若受到大痛苦，或感情上受到大打擊，往往人便失去知覺，昏迷。如是便感覺不到痛苦了，仍算是自然對生命的一種保護法。在身體為昏迷或麻木，在心思便是失記或遺忘。漸漸時光消除了傷痛，或淚水洗去了血痕，生命漸漸恢復正常，讓痛苦的印象深深投入潛意識的海洋深處，都不記起，人便再能平安生活下去，此即所謂“忘予之天”。“忘天”于人生是大有用處的。但這必須是于此“忘天”并不知覺。若又明覺這是“忘予之天”，那心境是異常慘淡的。

遺忘是救治，由此可知記憶不必定真實。文學家寫自傳或回憶錄等，往往很難處處皆是真實。幾乎不自覺地，人總是將自己的錯誤或不可心意的事漏掉了。何況雖或未曾忘記，又可以因種種緣故不寫出來。若寫他人的傳記等，更難處處真實。因為我們既不懂到自己，更不懂到他人。常時我們自以為了解他人，其實是未嘗了解。尤其于自己所敬愛的人，若寫其言行等，便不免有所偏袒，隱諱，夸張，粉飾。治史學的人，必知道通常寫史而乘直筆，是難得的事。

如是，可想普通回憶錄并不容易寫，它有工作本性上的礙限，在撰者自己未必有十分把握，自信不誣，在讀者又應十分謹慎加以采擇了。何況是寫關于這一偉大人格，其精神、思想，又如此博大，多方，深不可測——魯迅先生誕生又已是百年紀念了。于情于理或說于恩于義，我皆應說出一點往事，以表寸心之不忘。這里，只從我的記憶里極忠實地檢錄出一些明確的印象，大部分是對我在青年時代的一些教言。這皆有如星星火花，時時在我的眼前閃爍。一些關系，有此由此從此因此以此，對我平生的影響是大的。一切所受的明里暗里的創傷皆不必說了，因為已是經過大犧牲而進到大創造的時代。有些細事說出似乎是在揚詡自己，其實我毫無這種用心。四十年前我已不能受此責難，因為我的態度一貫是盡可能避免顯露，何況現在！也許有些人猜想我所定得的不止于此，還應當說出更多。對此，我不妨作一明確的答復：我想只能是這樣。

二

我記不起去看過先生多少次，談過多少話。最初一甚深的印象，是幾乎是一沉默的告別。——查先生的日記中，有這么一條：“下午徐詩芬赴德來別。”

時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

時間大約是午后三點鐘。先生住在景云里。敲開門進去之后，見先生正坐在后堂中寫稿，那書桌正面靠著分隔前后堂之板壁，光線從后面門窗透進。這以前我去拜訪，總是在前堂中談話，沒有進到這里。先生叫我在書案左邊一張藤椅上坐了。我便說我明天動身，正午十二時開船。——先生寂然，靜靜吸著一支煙，我便停止了說話。過了一會兒，先生開始說：“在中國沒有二十四小時了！”——我說：“是。”

這么又過了一會兒，彼此無言。

“哦！你還有點稿費在這里！”——先生忽然驚起似的說。隨即從抽屜里取出一疊鈔票給我。我說過感謝，便接下放在衣袋里。

當時我頗寫些雜文和短篇小說，不時寄給先生，刊登后便去領些稿費。或多或少，總是每千字五元。這次回來一數，實在優待了一點，幾乎是八元一千字，一共三十余元。——出國的計劃，我早先告訴過先生的。這時也毋庸多話了。

這么又默然了一些時，我便起身告辭了。先生一直送到大門口，我便鞠躬下去，剛一伸身，先生突然目光輝射，執著我的右手猛然一握，我感到那手力極強。這是以前未曾遇到過的，我吃了一驚，便分別了。

那一握，是教示，是勉勵，使人精神振起，要努力，要爭氣，要在外國好好讀書……。從此先生的一切其他平日的教言，凡我所讀到的，聽到的，皆在我腦里醒活了。此后留學期間，凡學生之萎靡事，如“不進學校”，“關起門來燉牛肉”之類的事，如先生嘲笑過的，皆沒有做過。后來極窮，也未嘗自己煮飯，真是“豎起脊梁”，好好地讀書。——其時我正二十歲。

三

時間得稍溯回一年多，我初次往謁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末。有一封復我的信，也許是同年六月十三日寫的。我記得這是第二封，宣紙花箋，滿滿兩頁細字，與第一封復信不同。第一封是薄“洋紙”淡墨便條，沒有留什么深刻的印象。

但這第二封中有這樣的話：貧賤而肆志，富貴則驕人，中國現在嚷口號的人，大致皆有此病。……

我當時讀這話頗為詫異，因為我還是在大學里念書，“貧賤”，“富貴”，二者皆說不上——“肆志”出《嵇中散集》，是先生校刊過的。“貴得肆志，縱心無悔。”——以為先生隨筆寫來而已。久后思之，這還算“減等”之說。

這時，已是先生經過廈門和廣州的講學時代，還沉默過一長時期。曾看到“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于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這話說在一九二七年。后來在談話中，多次講到當時有些革命人士，成了反革命者，怎樣“用他人的血來洗自己的手”。這是說“肆志”“驕人”，已算“減等”之說了，但也道著了一時代許多人的病癥。悠悠歲月，我也到了暮年，自撫生平，從來未嘗“富貴”過。處“貧賤”是其常情，也未曾怎樣“肆志”。

這可說是對我的第一次教育，印象非常明晰。不久后另一信，中間有這些話：……在中國做人不容易，因為國度老了，花樣多，有時做人也只得用點手段。但要明知是手段，這樣，吃虧的人比較少。……

做人當然是應該誠誠實實的，這是“常”，“經”，但有時為了做好一事，不得不用點手段，這是用“變”，是從“權”。——我不知道先生的早年怎樣，如我所知道的這晚期，占全生世的七分之一，沒有發現先生用過什么手段。誨人不倦，待人始終是誠懇而且厚道。至若在文字上攻擊敵人，嬉笑怒罵；卻不能說是用手段。因為過于厚道，倒吃了許多虧，也是眾所周知的。

四

這以后，便是我在國外所收到的信札的記憶了。這段期間的義務，是替先生收版畫，多是木刻原印而有木刻者簽名的，買些藝術書，寄些雜志，報紙，有時代查一、二尋常德文字典上沒有的名詞。信札多是關于銀錢匯出，書、畫收到之事。一共不過四、五十封，不幸在抗日戰爭時期，連我的藏書一概喪失了。有些信中的話，格言似的，當時揣摩很久，至今還可記得，在這里錄出一些，附帶加一點必要的解釋：

……兄在那邊，大學里不知道有用唯物史觀講文學史的沒有。如沒有，要從各方面去聽取，事情就麻煩了……。

寫這話是在一九三零年。那時全德國無此課程，也無從到各處聽取。唯物史觀我卻是學過的，在出國以前。當時在海得貝爾格大學負盛名的，是貢朵夫教授講歌德，布克教授講德國文學史。前者不幸在講學期中因黃疸病又兼心臟病逝世。后者的思想比較開明，在美國講過學，已禿頂了，上課照例不帶講稿。有一趟我告訴他易卜生的劇本，在中國多有翻譯了，他聽了很高興。次日在課堂講世界文學思潮傳播之迅速，在東方的日本，中國，南洋各地，思想之傳播多是先于作品的翻譯云云。他時常引據狄爾泰的《體驗與詩》及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算是相當進步了，卻未嘗根據唯物史觀立論。

……現在柏林生活，住房子之外，還要吃點內，每月要花多少錢呢？”……

倘若我記得不錯，這信是在一九三零年寫的，先于上一信。這是先生想到德國來游歷。當時柏林已隱隱分成東西兩區。西區發展較后，多住宅，不似東區擁擠。房租在西區較高，食物則東西區價差不多。本地學生，多住在東區，若受著國家這樣那樣優待，每月自己用一百五十馬克至多二百馬克便夠了。但那在外國學生做不到，每月用費總在二百至三百馬克之間。其時兌換率是一馬克換六角五分至八角左右，后幾年漲而不落，總在一元稍外。但是以魯迅先生出國考察，游歷，研究，兼之又必買書，收版畫之類，必不能像留學生一樣生活了。而且，那排場必有些像蔡子民先生游德國一樣，方才相稱。于是我回信說明了這些情形，結論說：“先生來游，大致每月六百馬克也就夠了。”——以后來信，便沒有提起這事，也許是覺得用費太高，也許是由于旁的原因，未曾實現此一北國之行。

我感謝你替我計劃了很好的田園。這些夢，我少年時也曾作過的，還請一位族人刻了一顆圖章，取《詩品》句曰；“綠杉野屋”……。

我當時去信的意思是：上海總是洋場，沒有什么文化環境，先生何不在任何山水佳處，找一所房子定居，較接近大自然。花之朝，月之夕，剝一黃橙，暖半壺酒，則有山靈相訪，古哲會神……總會比租界好。先生答復，這也是曾經夢想過的，下面講了一些不可能的道理。大致說上海雖是如此，也仍有些方便。——及今想來，那時代以中國之大，任何比較安全的地方也沒有，政局實是太黑暗了。及至我回國以后，那情形方體會到一點。而先生雖居租界，此后仍得一次又一次逃難。其間有“阻（郁）達夫移家杭州”一詩，可見先生對當時的局勢是看得透徹的。另外某篇文章中還引了章太炎廬山志題辭里幾句話：“人之情，求仕不獲毋足悲，求隱而不得其地以自癙者，毋乃天下之至哀歟！”那悲憤，在先生的先生也是大的。

……“夫蚊子惜鼻，固猶香象”，想當然耳。以為出于佛經者，非也。……

這“蟻子”兩句，見于《唐宋傳奇集?序例》。我苦苦要尋出這出自什么典故。其實這是無關輕重的。然在作舊文章，則謂之“杜撰”，是所忌諱的。先生于此亦一笑置之了。下面兩句“嫫母護面，拒遜毛嬙”，也無出典。至若另外某信講：

夫慈母投杼，屢告成真，千夫所指，無病而死，所以我也不得不避開了。

明顯是用典故了。這是那次逃入英租界以后的信。那一次有“慣于長夜過春時”的一首律詩。

……這次我想府上必受了一些影響，……兄在那邊，應當時時恰悅其心。……

這是指“立三路線”攻下長沙的一役，這信中寄來了一首“湘靈歌”，是為此一次戰爭而寫的。長沙恰是我的故鄉，當時德國報紙僅登了一點簡短消息，此外也看不到國內的報紙，我從此所受的影響是大的，因為經濟來源斷絕了。寥落一身，瀕于九死。先生最后寄來了一筆錢，說：

……頗有相儒以沫之悲。……

“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句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出《莊子》）。——大概據先生計算，多寄來了一點。在我的記憶中，買書買畫的錢，皆清楚了結，多的一點，恰補還了舊欠。因為尊敬先生的原故，里窮苦也不敢用先生的錢，亦未嘗寫信告貸。先生之買書畫從此亦止。主要是因為柔石犧牲了，沒有人為跑銀行買匯票，“我現在連跑銀行的‘人才’也沒有了。”——來信說。

……書生噗血，因亦大地之塊，足使沉滯的人間，活躍一下，但使旁觀者于悒，卻大是缺點。……此外，作和尚也不行……我常勸青年稍自足于其春華，蓋為此也……

這是在人生旅程的歧路處對我的一重要指點。我“當時的意思，是“入世”則當革命，雖摩頂放踵，捐生喋血，利天下則為之，否則，不如“出家”，當和尚去。這正是普通湖南人的脾氣，好走極端，激烈。——先生不謂然。以為革命當然是好，但要顧定目標，從容中道。譬如戰場上金鼓震耳，煙塵蔽天，眼精手快的戰士，卻從容不迫，端起槍來打他一個正著，此之謂“中道”。氣不當妄使，力不當妄用，倘失敗了，又應積蓄氣力，重新振作。如或一蹶，又走另一極端，行出世道，亦不可。人生在世界上，是“出”不到那里去的。后下談話中，屢次告訴我作和尚怎樣會使神經不正常，使人乖異。先生是學過醫學的，這些道理必有根據，我卻無從說起。

青年時代，我于人情世故懂得很少，好問，糾纏不清，以致先生慨嘆起來了，要自足于青春。這末了一句，我記不起前面還有兩字沒有，或者是“嗚呼！……蓋為此也”。

……兄詩甚佳，比前有進，想是學漢、魏，于淵明卻不像。不佞所好，則卑卑在李唐。……必再閱歷四十年，慢慢喝下酒去而不吃辣椒，庶幾于淵明有些像了……。

稱謂曰“兄”，是對一般青年的客氣語。信的末了，總只是兩字，曰“迅上”，簡單而通侻。自稱則常不一定，“我”，“不佞”，“區區”……皆是。我的去信，則是稱‘魯迅先生”，但信封上卻寫“周豫才先生”，稍避顯露，因為知道這名字的較少。談話中，我只稱“先生”，或說“周先生”。對師母只稱“師母”，說海嬰只稱“小弟弟”。

似乎先生對湖南人頗有好感，總說湖南人愛吃辣椒，脾氣躁。又甚夸“浙東學派”，說浙東多山，民性有山岳氣，與湖南山岳地帶之民氣相同。或者在革命運動中，湖南人的貢獻也不算太小，因此外省人對之皆頗有好感。如今四海一家，地域性是不必談了，但有些地方的人民有某些特殊性格，是自古已然的，稍治歷史的人便知道，要在各個發揮其優勝性格，在大同中不妨仍其小異。我慚愧，至今閱歷已不止四十年，這期間有三十幾年滴酒未飲，中間也偶作舊詩。那是少年時代漫然夸口罷了，即令自視存稿，陶淵明詩的影子尚且未曾望到。未曾專意為詩，也是事實。又常吃辣椒，想來也是一原因了。

五

上面這些信中的話，究竟因為是寫下的，記憶頗為真確。此外則是談話中所記憶的了，其精確性或許差一點。還有一些零星雜事，似乎也不妨錄出，或者不無意義。

先生的文集中，談到有所謂“花生政策”者，確有其事。青年朋友來訪，時常請吃點心。我國此一風俗，大概自從唐代已有，隨飲茶一直保存下來。而青少年者，往往不顧點心之粗細，簡單明了，全部吃完。據先生說來訪者多，時時得添買，不甚方便。于是變通之法起了，代點心以花生米。花生米是價廉而物美，于主于客，兩皆合宜。但那只是在北京時代的事，在上海時代，自始至終，我卻沒有吃到花生米。

記得我之往訪，總在周日下午三點到四點之間。談了一會，給吃點什么了。我們先撥出一部分留給海嬰，我一撥，先生總說：“夠了，夠了。”——記得吃過榧子，是浙江產品；羊桃，是廣東產品，皆我的家鄉所沒有，我未嘗吃過的。有一次吃的是秀水所產的小菱，話便談到朱彝尊、王仲瞿，皆秀水人。有一次吃涼面，便談到唐人的槐葉冷淘。……有一次在內山書店，坐在那冬夏皆不移動的圓火缸之旁。內山先生很客氣，捧出一盤糖，斜方微圓，棕色透明。我很高興初次吃到日本點心，便取一個納到嘴里，那知只是糖而已。便吐掉塞進缸灰里。先生卻看見了，取著夾籍將其輕輕夾出，拋開了。是的，缸灰里不應塞進雜物，以免生火時燒著出煙。我隨即抱歉說我的牙齒不好，不易吃糖。先生說：“得看看醫生哪！”——牙齒不好也是真情，割齦，拔齒，在德國進過好幾次醫院。那里牙科醫院設備多么好，手術多么精，我曾寫信告訴過先生的。但那次是遁辭，是嫌其精之甜。

我去訪問總是有點小事，或送稿，或領稿費，但總是有些什么疑義，去問難。談話時，先生吸著紙煙，一支接續一支，不斷地燒，卻很少吸。有一趟談話稍久，我回公寓摘下領帶時，覺到襯衫上一股濃厚的煙氣。我便寫信去說，此之所謂“熏陶”了，先生也只好縱容這玩笑，無法可想。

但我自己也吸煙，然從來未敢在先生面前吸過一支煙。因為我出身于舊式家庭，那規矩是對長輩要恭敬。若是坐車在路上遇到，要立刻停車，下來在路旁立著，問候一番，并且虛偽地自責，說真不應坐車云云。而且，更奇怪的，戴了眼鏡若遇到長輩了，不論自己是近視也好，遠視也好，便應當摘下。似乎戴眼鏡只

是老年人的特權，何況吸煙！好幾趟在內山書店遇著了，坐了一會，隨先生到寓所去，見先生總是手持新買的紙煙一長條，似乎是英國或荷蘭出品，然不是什么名牌。

此外，先生也是講究喝茶的。有一時期我往訪較勤，便備有別一茶碗，擱在書房里那小架上，不弄錯茶碗，比較衛生。有時不覺談話過久了，師母便走來在先生耳旁說幾句什么話。先生便微笑和我說：“在我們這里吃夜飯去好不好？”——那是按規矩只得遵命的。總是有點什么特殊的菜，飯前稍稍喝一點點紹興酒。這時先生更加談笑風生。

這么，時常“賞飯”，我覺得不安了，勞擾大多，會成了食客。便早往早退。總是領了稿費，歸途在餐館中吃一瓶酸牛奶，加糖，加肉桂末。回寓所總是在四點鐘左右。

這些小事，回想起來，多么富于人生情趣，在平凡生活中是近于藝術化了。那時在上海我也沒有什么朋友，只有一位老同學是醫生，沒有病便用不著他。可問教，可談話者，唯有先生。先生始終也未嘗給我介紹什么朋友。

六

其實和先生談話，要異常知道分寸。

有一趟孫伏園——著名的《晨報》副刊的編輯，——和先生談話，得意忘形，說：“他們不料這一下踏在炸彈上了！”——這一句話便使先生大為不悅，以為自己替人寫文字，費心盡力，結果當作了人家的炸彈，而至于粉骨碎身！——我始終對先生是尊敬的，知道對著的是一偉大的人格。他人對先生的誹謗和頌揚我皆不管，而先生之大受群眾的頌揚乃身后之事。舉凡論文，論史，論人，論事，論書，論畫……皆聽到過很多精辟的見解，度過許多無比的辰光。有時說及人情物理之微，真覺驚心動魄。最尋常是論文，品評他人的文字。

論文，通常小報和雜志的文字是不談的，對造謠和攻擊之類加以反駁，也不在話下。有一次遇到蔡先生的一篇文章，是關于工藝的題詞，第一句是“中國記》，高于明代之文。先生聽了，將蜜蠟煙嘴輕輕扣著灰盤，去了紙煙的灰，從容問：“是嘍！究竟你看王湘綺的文章，與太史公的又有些什么不同呢？”——這真是偌大的考試題。我便胡天胡地大發一通議論，先生聽了大笑，甚以為然。

以先生于國學研究湛深，我去時時請教，有時觸到了一題目是有興趣的，先生便滔滔不絕講去，我也忘掉了時間。于晚清的一些名家的事，似乎從來未曾在先生筆下提到過。如說俞曲園怎樣玩世不恭。——以先生文學研究之深，而在當時北京大學僅居一講師之位，在教育部則為企事，雖“儉事也不算怎樣區區”。

現在我們追想，這未嘗是公正的。但如我所知，先生對這些地位從來沒有什么不滿。這是因為志趣早定，要改革社會，要拯救這民族之沉淪，非志在個人之高位。又早知其事業要從廣大民眾之教育人手。其提倡白話，不肯開出青年必讀書的目錄，及創作小說，散文，又專門于小說研究，更溯回到拋棄能救個人的醫學，皆指向這一旨趣。若有所不滿，則是恨不能更深入群眾，了解及提高群眾，給群眾開辟新天地。某年，在上海夏天晚上乘涼，還和衡堂左右普通居民講文學，便充分表露這意思。然則可揣知縱使是更高的位置，也不以為意了。晚年頗自恨未能創作一部弘大的長篇小說，由于環境的種種限制，則眼光更注到我們的后代，為了將來。

七

說來當時上海文壇上的一般出頭人物，學問實皆未免淺薄。我當年是在求學時代，——即至今仍是，——看到許多他們所發表的言論，心里時常不以為然。某次我在報紙上看到某教授講中國文學史，講驕文，教人看參考書，只有一部《四六法海》，便往告訴先生，弄得先生大笑了。我頗攻擊林語堂之流提倡小品文。先生曾說“黨同伐異”，其時是公正的，不怎樣偏袒，于此事頗以我為然。早幾年我在海外談文，又將袁中郎、何心隱（即梁允元）以及徐文長諸人的集子細看了一遍，仍是見不出應加提倡的道理。古文其實也不難讀，不必上窺兩漢，即在唐文，猶可窺見這民族的一點沉雄博大的氣魄，文字并不艱深。一欣賞小品從而模擬，便落入小家數了，使人的精神也早小下去。

一般而論，先生實不主張青年人讀舊書。但是不主張舊書皆應毀棄，并且說過大學的文科課程還要讀《易經》。我們對古物皆知道保存，難道于古之文字、文學不知道要研究？但是不要將其普遍化，只能限于少數人。而此少數人也不應當自異于社會，成了舊日的“士大夫”階級。可是，處理古籍要有眼光。有時標點古書也盛行過一時，亂加標點又加之以校對不精，鬧出過一些笑話，有些也是經先生指摘過的。這里我還記起一事：

有一部舊書，名日《草堂之靈》，是我在湖南收到的，帶到上海給先生看。先生看了頗為欣賞，說其中講詩、文、書、畫有很多正常又是很好的見解，甚為高明。我以為然。但其中又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論，如談及神通鬼怪之事，是我所反對的。便說如將其翻印，便將那些皆變掉。先生以為不可。說還是保存其原樣好，因為那會將其書的特色抹煞了。這書終于沒有翻印。即今想來，此即所謂同情的了解，作客觀的主觀，設身處地，以自己當作他人而設想，這態度在文學創

作的人物描寫中是常見的。由此一端，可見先生的眼光比我的見識深透得多了。

在文如此，在詩亦然。先生早年寫文言文不論，晚年也仍偶然寫駢體文。舊體詩也成了一小集。從來未嘗叫我不寫舊體詩，每有感興之作，便寫去呈教。但我好開玩笑。有一首寫呈的，記得第一、二句是：

幾度滄江話劫灰，酸梨殘命有余哀。

說“幾度”是不錯的，因為每次過上海，必往謁。其時已經過“一、二八”之役了，閘北一帶成了瓦礫之場。所以可說“劫灰”，是古人假托東方朔的漢武故事中出現的。“酸梨”則是明代一故事，有禪師教弟子說：“上苑已無蘋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禪師因此下獄，那比喻也是貼切的。當年留學口來，風云得路，大吃蘋婆果的人物多少！我只能在上海依先生而得些稿費，吃些酸梨而已。這還算正經話。那詩末兩句是：

女蝸來補唐天處，覓取芝蘭次第培。

過了些時，我便去問：“上次我的詩里說的‘唐天’，先生以為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說‘空天’？”

“不是。先生明明告訴我，曾經游了一回西安，說看到西安之天，不像‘唐朝之天’，便是那‘唐天’！”

先生聽了大笑。這便不像正經話了。

另一次我又在一張花箋上題了幾句歪詩，后面落款說：“豫公觀察大人雅怔。”“觀察”是清代的官名，但這是另指“觀看”和“考察”，通常是寫“雅正”，義為“改正”，“是正”。然這里是要使先生看了發怔。——一律原諒，先生容許這弟子開天真的玩笑。

先生所說“不佞所好，則卑卑在李唐”，是一謙遜之詞，其實唐詩何嘗是卑！先生于唐詩的研究是很深廣的。某次撰文，隨著筆便寫出“我有一匹好東絹，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君放筆為直干。”正是杜甫的詩。然所最好的是李長吉。某次我無意摹仿了李長吉，寫一首短詩寄去，下一次會見了，第一句話問我：“你在讀李昌谷呀！”我說：“是。”——李長吉呢，遭了時代的愚蠢的打擊，畢生不得意，所作千載下往往猶得到人心的共鳴。我在德國時，先生某次來信說：“‘心事如波濤，中夜（澄案：原文作“坐”）時時驚’，我真不知道李長吉‘驚’的什么！”是說受壓迫時的心境，時在龍華五烈士殉難以后。

八

通常先生筆下攻擊對方，當然是異常尖刻，但談話中論人，卻非常平恕。論人當然是論其事業成就，通常口語中有三字日“是好的”，或者說“不壞”。“不壞”即漢代人所謂“無害”，似乎比“是好的”還要沉著一點。如我提出某人，先生總是先下這么一句總評，然后再加分析其如何不壞。有時其人有多方面，使兩者并用。說及楊仁山的佛學，先生說“是好的”。如說陳師曾的畫，“是好的”，其刻圖章也“不壞”，沈尹默的詩詞“是好的”，其字，也“不壞”。……諸如此類。

但說及某些特殊人物，則不同。說他們厲害，或說是非常厲害的。如講某某是一陰謀家，聽到良弼要組宗社黨了，便立刻造出一個刺客去炸掉了他。這刺客便是彭家珍，清史稿上有傳，但未嘗說是誰的主使。如講袁世凱殺害了許多革命黨人，非常厲害，還講了這么一個離奇的故事：

“袁世凱要做皇帝了，先使爪牙在政府各部門關說，豫先示意，那時正值某某當教育部長，有人在暗暗通知他，叫他上一呈文，在自己的名字上寫一‘臣’字，便是表示服從了。那部長聽了大驚，立刻照辦。但用什么為題呢？……哦！有了，振興大學教育。于是趕緊作了一呈大總統文，請提倡小學教育。名字上寫了這一字。這呈文抄出在報紙上發表了，有人讀了很高興，和我來說：‘現在要振興小學教育了！’……我心里想……”

先生吸著紙煙，講到這里，停下了，緩緩說：“這就是所謂黑暗了！”

先生在民國初年曾一度辭去教育部的儉事一職，大概便是為了這一事。不肯稱“臣”。后來袁世凱做皇帝兩個多月，便死了，先生在教育部便恢復了職位。

九

有許多人情世故上的事，先生講給我聽，是使我當時驚心動魄的。曾說世家子弟有三變，一變而為蠢魚，再變則為蛀木蟲，三變則為大蟲。——此一說，似乎是出自某筆記。

所謂世家子弟，是自己沒有什么技能，多是靠父祖的余蔭過活的人。俗話說，“創業難，守成不易”，若是民生休寧，社會經濟情況少變化，一個承襲了先人的遺產的子弟，自己不胡作非為，還可生活下去而支持一、兩代。但那是極“不易”的事。因為社會變化太快，無進取只有退守，必至于“坐吃山崩”。從清末到民初，湖南是南北戰爭的沖要，受戰禍甚慘。無戰爭之時，則成了軍閥割據之地，平民受到種種剝削。如湖南省銀行的紙幣，忽然作廢了，許多人便立地化為赤貧。在這種種情況之下，一個世家子弟如沒有技能養活自己，必至于墮落。大致也不止湖南如此。先生在小說中寫的這種情況也很多了。

第一變為蠹魚，即是出賣先人所收藏的字畫以及圖書，借以維持生活。第二變為蛀木蟲，則是圖書字畫等賣光了，只得出賣家中的木器或甚至房屋。第三變而為大蟲，則是“吃人”，賣會他的奴婢。我說應當是變為大蟲在先，減少家庭的糧食消耗，先生日不然，窮大少爺還是要人伺候的。最后方出賣奴婢。婢女（即丫頭）在湖南曾有，但奴子似乎到民國已經沒有，皆很少聽說有出賣的。那時代不止是各個舊家庭，是整個舊社會如冰川崩潰下來，任何力量也挽救不住。

三變之中，以第一變最慘。尤其是藏書，是凡讀書人皆喜好的。一旦其人去世了，舊書商販便來欺人家孤兒寡婦，高價值的書往往以低價錢換去了，這不必說，時常是從一大部書如某叢書或其全集中暗地抽去幾本，使它殘缺。過了些時另有人即同伙的人來買這大部書，因其不全，那價值便大量減少了，出售者也難爭高價。這一落到書販子手里，自然又配全了，他以之出賣大價錢。

字畫的命運相同。往往真品借去，贗品還來，高價收入的，低估賣出去。其間種種欺詐不必說了。而且三變之后，世家子弟自己也變成了流氓騙子，又去欺騙他人。此之謂財窮之后，繼以人窮，財窮猶可掙回，人窮則整個墮落了，無可救治。

這是些舊社會的人情世故，我聽了是毛骨悚然的。

十

有一次談到了山水，又牽涉到女性問題。

我年輕時有點像廣東話所謂“大鄉里”，是一個只知道而且好夸說自己的鄉里的他人，不知天下之大。我說我們湖南的山水，如瀟湘八景之類，真是好哪！是自古有名。而紹興……，沒有什么吧！

“唉！你莫說，到底是‘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也有些好風景！”——先生說。

我便默然。

于是我又說我怎樣好游山。出長沙城渡過湘江便是岳麓山。山中的風景很美。高處是云麓宮。云麓宮里一副對聯，是“西南云氣來衡岳，日夜江聲下洞庭”，草書，異常生動。從這里到禹王碑，即宋人假造的峋嶁碑，有兩條路，一條甚陡峻，然較近，一條較迂遠，然順平。有一日我游到了云麓宮，憑欄下望江水及長沙全城，又徘徊了一番，看到隨著有一隊小女學生，也是游山，到了這里。我便到禹王碑去。我不管道路怎樣，當前直上，心里想：“你們這班女孩，還是走那遠一點的路吧，這條路是危險的。”誰知我攀到半路，回頭一看，一個個皆跟著爬上來了，因此我感覺我們中國的女性生命力，實是偉大！……

“是呀！”——先生說，“這種女性的生命力，稍一抬頭，便被男子壓下，歷史上總是這樣！”

誠然，女子有女兒性，有母性，無妻性，是先生講過的。在談話中說師母，總是稱“密斯許”。師母是從北京女師大南下已有志于革命，中間輔助先生的事業，又時常得看顧先生的病，撫著多病的孩子，不時也一同逃難，那生活之欨苦，是可想象的，晚年曾一度受難，竟是同抱著偉大的理想奮斗了一生。那弘大的毅力，很值得我們尊敬了。而在先生左右，以平等而論，也做到了真實平等的地步。

如我所知，先生于山水，人物，以及藝術作品的審美意識是高的。有一日我陪先生參觀了一西洋油畫展覽會，是當時歐洲幾個二、三流藝術家的作品。遇到一幅背面正坐的女子裸體像，只畫出了頭發和背部，大概是五十多厘米寬，八十多厘米高，上下左右畫面沒有留什么空白，先生看了一眼，便回過頭去。我頗覺得這是習慣的拘謹。

本來在西洋參觀博物院，畫廊等，是要講規矩的。藝術品固然隨人細看；然若久站在一人物或神像的繪畫或雕刻前，是不禮貌的。裸體表神性下至肉感，普通也只宜略一觀看而已。在專家只須一眼，如同一剎那的拍照，其藝術價值之高下，便已收攝無遺。先生的審美意識甚高，超凡出俗，不待言，然于美色初無所庸心，已習慣如此。

這些事過去了幾乎半世紀，歷史的急進無從休止。經過無可計量的奮斗和犧牲，中國女性算是解放了，較之亞洲某些其他國家的，遠過自由，開明，而且快樂。大致也作到了男女真正平等的地步。這一曾經拘禁了的偉大生命力之洪流解放出來，便沒有任何勢力可再壓下，亦必實際服務于國家建設了。——是的，“人道是滄桑”，山川佳勝皆漸重修，險峻之地也該平坦了些吧！

十一

這里，略說一點先生于佛學的見解。

先生屢次和我說過，中國文化受到佛教的影響，實在太深了。當時不過碰到就提起，沒有什么系統的討論。先生之主張革新，大量吸收西洋文化，是以漢唐為先例的。漢唐國力充盛，文化大量從西域吸收，對這民族是有裨益的，正如一健康的人，是食物便可吃，沒有什么忌諱；及主衰弱的人，便這也怕吃，那也怕吃了。

然而所謂文化交流，頗是一復雜之事。有時兩地相隔只一山一水，而語言，宗教，民情，風俗迥乎不同，彼此不流通。有時遙隔重山疊障廣川沙漠，學者卻裹糧、負籍、扭簦、履蹻，未來往往。總之不辭跋涉苦辛，佛法終于傳到中國了。起初與道家相合，其次相離，各自成為宗教，便勢不兩立。義理是彼此皆具，亦皆湛深，其在民間起信，由于見神見鬼，即古之巫術，兩教沒有什么不同。我起初說我看《大乘起信論》，先生說不如看《百法明門論》，因為《大乘起信淪》究竟是一部偽書。其次研究諸教之斗爭，先生說當先看《弘明集》和《廣弘明集》。可說我于佛學的一知半解，最初是由先生啟蒙的。

當年在上海買佛書是頗方便的。有金陵刻經處印行的，由有正書局代售。因為書大抵由信士捐資刻印，木版大宇，書局取利不高，價廉，花幾元錢便買回一大捆。有一次我買到了一部《百喻經》，是先生早年捐錢刻的，便帶去給先生看。恰好師母在旁邊，先生便翻出未頁，指著說：“這便是那給……刻的。”師母見了也很高興。

先生在日本留學時，已研究佛學，揣想其佛學造詣，我至今仍不敢望塵。但先生能人乎佛學，亦能出乎佛學。記得和我講起幾個禪宗的故事，當時只覺得有趣罷了。我至今尚未曾聽過一次參禪。后來看些語錄之類，于身心了不相干。但在先生似乎不然。是得力于那一長時期看佛經和抄古碑的修養呢，抑或是得力于

道家的修養——因為先生也深通老、莊——，胸襟達到了一極大的沉靜境界，仿佛是無邊的空虛寂寞，幾乎要與人間絕緣。如詩所說“心事浩茫連廣宇”，外表則冷靜得可怕，尤其在晚年如此。往往我去拜訪，值午睡方起，那時神寒氣靜，誠有如莊子所說“老聃新沐，方將被發而乾，熱然似非人。”我便鬧事似的講話，過了些時，喜笑方回復了。

這冷靜境界，在思想上成就了精辟的見解，看事物異常深透，所謂“靜則生明”。在另一方面，于健康也有了大幫助。晚年方查出久患肺病。醫生說在西人

則五年前已應去世了。又查出曾患肋膜炎而不治自愈，竟不知不覺渡過了多個險關。大致平生遇身體有病痛則就醫生診治而已，不甚求藥，無動于中。方寸間沒有營營擾擾如庸人怕病畏死而求治之不遑，則身體聽其自在，是有其抵抗力的，稍加調治，便易恢復正常。可說能外其生，有時竟如視自己已死，真也到了莊子所謂“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的地步。常時靜處如尸，使神氣完足，體力增強，一動則行氣如龍，如所謂“龍見”（“見”即“現”）了。

上面那句詩下面的一句，是“于無聲處聽驚雷”。這句可解釋為革命爆發于不覺之處的期待。意思未必直取自“雷聲而淵默”這語，然恰可相通，或倒過說“淵默而雷聲”，更切合先生個人的境界。不知道晚近研究魯迅思想的專家作過一機械的然頗有趣味的統計沒有：魯迅畢生寫過多少字？那數量必然頗可觀了。在性質上又是什么樣的文字！如說文字是聲音的記錄，又是多么弘大之聲！豈止“驚雷”可以為喻？其成就，表出沉雄博大的魄力，這魄力不是無所從來。——其冷靜，“淵默”，不能純粹是對辛亥革命后的許多事情的失望造成的，必亦是由于一長期的修養，即內中的省察存養而致。換言之，在自己下過絕大的功夫。顯然，這必是受了佛經或老、莊的影響。這只偶爾在文字中透露一點。最初對我的教言，已是不可“肆志”了。如說自己冷靜，也以此冷靜驅遣了旁人，或說解剖他人，先解剖了自己之類。經過在廣州（或在廈門？）過多社會活動后，便說“裝死”，這中間也透出了一點消息。當然，“雷聲”可聞，“淵默”便無可聞。沒有人能窺透那淵深無底的心靈，一現則表為一時代的熱烈的偉大革命者。

于佛學先生另有一高論，曰“居士起而佛法亡”。這卻是頗可異議的。如說“楊仁山是好的”，則楊仁山正是居士。“不知道現在高僧大德還有沒有，……一般皆是行同白衣，心如俗子……”——這是某次信中的話。實際當年“是好的’比丘或居士，寥若晨星。隨著舊社會的崩潰，佛門亦復頹敗了。——虹口的會葬我曾參加，聽到一些演說，至今猶記得先生的密友內山完造說了一句切實的話。他說：“魯迅先生，是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內山是日本人，他不知道華語說“佛”并不稱“神”，但他這一語道著了一點先生的精神真際。

十二

其次，關于尼采，也當在這里說明一下：

《蘇魯支語錄》，是尼采的一部名著，另譯是《察拉斯屈拉圖如是說》，先生說“蘇魯支”是唐時的譯名，我未嘗十分注意。某日問我：“你為什么不翻譯蘇魯支呢？”我說郭沫若已有譯本，先生說不全，要全部譯出。我問可在那里出版呢？先生說可介紹給鄭振鐸出版。那么，只好遵命了。——其時先生正動手譯《死魂靈》。

這事不難，我有一部《尼采全集》，抽出來照譯就是。某次談到勞工，我們是專用腦經的工作者。先生說工廠中工人，下了班心思便不在機器上了，然我們放下寫作之后，腦經依然在工作上轉，竟不能限時間。我又說先生治小說史，當然是比較有興味的工作了，先生嘆息說：“一札一札的舊小說，看起來也夠受了。”那種小說我是見過的，是巾箱本或袖珍本，一本大約不過七、八厘米寬，十一、二厘米長，一部章回小說便是若干本，所以說“一札一扎”。總之用腦力的勞工，其消耗體力，決不下于專用體力的勞動。在翻譯這部書時，——一般當然是翻譯比創作更難——我也曾著實費了一番心力。

如是，一卷一卷的《蘇魯支語錄》譯稿交給了鄭振擇，隨后在世界書局出版，收在《世界文庫》內。當時的反應是在《晨報》上出現了“東方朔如是說”，皆嘲笑之辭，提出一滑稽人物旁敲側擊來取笑，因為沒有力量在思想上正面攻擊，只得由他去了。接著又翻出了尼采的《朝霞》，和《快樂的知識》兩書，卻皆在商務館出版。那時因為在上海講西洋哲學的人，多是只取外國的教科書，概論，或哲學史之類，敷衍其說，大抵缺少實質，雖不必定有錯誤。紹介某一家，便應當至少有幾種原著翻譯給人看，借以挽救那空疏淺薄之失。我的態度，當時是嚴肅的。

為什么在西洋許多名家中，先生甚推許尼采？想來是在工作的性質上，有些方面相同。尼采是詩人，思想家，熱烈的改革者。文章樸茂，雖多是寫短章而大氣磅確，富于陽剛之美，詩雖好而視為余事。然深逢的哲學，出之以詩的語言，是歐洲近古所罕有的。稍可比美的，只有以前的一契克迦德，然仍較遜。其余的皆專重思想之質，表以自有的一系統哲學語言，往往難于普及。這些方面，皆與先生不異。譬之黃金則皆是精金，只有量之不同而已。

無可否認，在先生接受馬列主義以前，受尼采的影響頗大。這可遠推至以文言文寫《文化偏至論》的時期，在一九零七年。——即如《野草》，其中如《過客》、《影的告別》兩篇，便甚與《蘇魯支語錄》的作風相似。這很難說是偶然的巧舍，或故意模仿；竟不妨假定是于尼采的作品，或原文或日譯本，時加玩味，欣賞，而自己的思緒觸發，提筆一寫，使成了那形式了。《野草》可說是一部散文的詩，先生的得意之作。這只合用文學上的術語說，是受了尼采的“靈感”。

就思想的大體觀之，兩家皆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不異。又有一共通的特色，即兩者皆具有一種推翻舊者建立新者的革命精神。在尼采是攻擊基督教的文化不遺余力，自詡為“自由思想者”，——這名詞是純對宗教而言，——大聲疾呼“上帝是死掉了！”這話雖在現代若在西洋社會里說，猶多么駭人！其前一世紀的康德，抱有同樣的宗教意見，然一受到威廉二世的恫嚇，便不敢發表了。而且尼采要推翻舊道德的標榜，將一切價值重新估定。要哲學家創造新價值，又要求其為行動的人，不能專從事靜觀默想。推崇藝術，肯定“生之意志”……凡此諸說，皆倡之以智識的勇猛，筆下喑嗚叱咤，突蕩無前。為人卻不失其為哲學家的純和溫謹。也曾作自我批評，說所著不免熱狂，而熱狂主義損傷性格，口味，和健康。奮斗一生，終于為一孤獨者。

以態度論，魯迅當然冷靜得多，為人亦是多么溫和，而筆下一樣是暗嗚叱咤，突蕩無前，有時冷嘲，似乎更深銳一點。然所處正是一大變亂時代，我們沒有基督教的傳統，然舊禮教的社會，頹廢腐朽，黑暗之氣“如磐”，重重壓在人民身上，加以帝國主義進來了，因之以經濟侵略，文化侵略……等等，眼見這民族快要淪亡了，于是乎大聲疾呼，從事革命。那么，也要將舊道德的標榜打破，將那些偽君子——即尼采所斥的菲利士人——的假面具揭開，重新估定新的價值。也寄希望于行動性的實際革命者。當說“我在尋求大將”。而且，很早就立了簡明的三句義曰：我們要生存，要溫飽，要發展。這正是積極的對人生的肯定。而且奴隸有奴隸的道德，主子有主子的道德，中華民族應早脫出奴隸地位，雄強起來，自為主宰，不是在作品中屢見不鮮么？凡此請說有很多同、似之處，難于說是因襲，只可說是易地同然。“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世界上既爆發了革命思潮，則不能圈禁于某一區域，而且，循歷史的軌轍，只有顯、隱、起、伏，而無休止，必至其達到了目標，然后在本身起了變化，方算終了。

論魯迅和尼采的思想關系，只合終止于此。其歷史上的重要性，是不可忽略的。魯迅究竟是文學家，未曾建立一系文化哲學，如尼采之所為。將來未可知，中國庸或產生偉大哲學家，組出縝密的系統。但講哲學史的，關于這時代必不會缺少講魯迅的重要的一頁。至若為什么先生在完全接受馬列主義以后，而猶未拋棄尼采，想必是以為其仍有可取之處吧，那一系哲學原是多方面的。

（原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魯迅研究資料》第11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