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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國文學史上，《狂人日記》的存在是獨一無二的。縱觀百年《狂人日記》闡述史，其中交纏著政治、文化與百年間知識分子的思想精神變遷，是知識分子自我建構的一面鏡子。通過史料梳理的方式，回溯20世紀80年代《狂人日記》的闡釋史，剖析其中所寄寓的學者們的自我意識及其對現實的指向，尤其關注新啟蒙思潮中提出關鍵性理論的研究者——王富仁、錢理群、汪暉的《狂人日記》研究，還原新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變遷史。

關鍵詞：魯迅研究；《狂人日記》；新啟蒙；王富仁；錢理群；汪暉

在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中，啟蒙是關鍵詞之一，具有現代意義的“啟蒙”一詞，源自歐洲18世紀的思想解放運動。康德在《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中指出“Sapere aude！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因此，啟蒙的定義是擺脫“蒙昧”，即“敢知”。受西方文化思潮啟發下萌生出的中國啟蒙運動，同樣將理性與求真作為價值追求，五四運動掀起的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在中華大地如火燎原一般，喚醒了沉睡的古中國。五四知識分子認為，“啟蒙”即“祛魅”，“中國的知識分子是與根深蒂固的自我壓抑習性戰斗；這種習性乃是由家族權威而非由神權專制所支持”。五四啟蒙者以祛除“‘科舉心態’‘盲從’以及摒棄習以為常的‘為社會所鉗制’的國民性為己任”。歐洲的啟蒙運動由于是面對外部的宗教勢力，對抗外面的敵人，因此強調從“神本”回歸“人本”。古代中國安土重遷，以家族為單位世代繁衍，三綱五常的道德禮教是根本，中國的啟蒙者必須從內部打碎自己長期以來奉行的一套社會價值觀，再由此出發面對社會，所以啟蒙者的覺醒多以出走家庭為肇始，反傳統的知識分子自然被視為異類，他們面臨的常常是“無物之陣”。《狂人日記》無疑是這一時期作家心境的最好寫照。在社會看來，他們是“瘋子”，不但街坊鄰居，甚至家人都計劃著吃他的肉，是接著“瘋癲”下去，還是恢復“正常”，向禮教秩序投降，這是狂人面臨的挑戰，也從另一側面展現了五四啟蒙者們身處的困境。五四的落潮伴隨著左翼話語的崛起，思想文化運動轉化為政治革命運動，階級意識取代民族意識，集體取代個人，左翼話語凌駕一切，被壓抑的啟蒙話語作為潛流存在，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歷史裂變期的思想解放運動，讓這股暗流匯聚成河再次流淌在這土地上。

思想解放運動后興起的文學，有別于左翼話語中的主流文學，又不純粹追求藝術與審美，而是以文學為端口，宣泄近十年所壓抑的情感，感傷的情緒彌漫在文藝創作中，對理想人性的追尋使“自我重構”成為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主旋律。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從挖掘內部的民族地域文化的尋根文學到追逐西方現代文明的現代派文學，都傳遞出一個信號——啟蒙思想的復興，學者們試圖延續“五四話語”，高舉五四傳統的精神旗幟，“回到五四”“回到魯迅那里去”成為知識界最響亮的呼聲，自覺將其作為新時期的思想和價值導向，因此學者們掀起的文學運動被視為五四啟蒙的回潮，稱作“新啟蒙運動”。

20世紀70年代末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口號下，“革命”與“繼續革命”的政治目標被解放社會生產力，促進經濟建設所取代，思想界發起了思想解放運動，因緣際會，這場聲勢浩大的思想運動正迎上了魯迅誕辰百年，儀式“是受規則支配的象征性活動，它使參加者注意他們認為有特殊意義的思想和感情對象”。對魯迅的紀念活動，向來蘊含豐富的政治意味，此次的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也不例外。1981年的魯迅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舉辦得如國家慶典般浩大，會議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由宋慶齡任會議的主任委員，鄧穎超、陸定一、胡喬木、周揚、巴金等任副主任委員，與會代表達6000余人，此次會議豐富了左聯記憶中的魯迅形象，拓寬了魯迅形象的能指意義，重塑了關于民族魯迅的記憶，在此意義上，魯迅無異于“卡里斯瑪”式的典型。

這次會議開始注意到魯迅作為獨立個體而存在，并非作為政治的傳聲筒，或者運動的口號，魯迅自身便是一個大寫的人，徐震的《人的魯迅》，強調了魯迅作為平凡人的獨立可貴之處。王得后在《致力于改造中國人及其社會的偉大思想家》中挖掘了魯迅的啟蒙意義，建構了啟蒙者的魯迅形象。尤其是會上所提出的創立“魯迅學”，這“標志著魯迅研究已經開始擺脫‘左’的政治束縛，日益趨向學理化和學科化，朝著科學的軌道邁進”。學者們力圖驅逐加諸在文學之上的政治符號，擺脫單一的政治性闡釋，將魯迅從政治面具的遮蓋下剝離出來，由“政治者”轉變為“啟蒙者”的形象。在官方話語的讓渡之下，人文魯迅話語順勢生長，開啟了“官方魯迅話語”與“人文魯迅話語”的蜜月期。長期以來作為潛流存在的、帶有啟蒙精神與批判色彩的“人文魯迅傳統”終于以噴薄之勢，出現在地平線上。

一、新啟蒙思潮下的《狂人日記》研究

相較于前一階段，進入新時期的《狂人日記》研究不再局限于凸顯文本的政治意義，拓寬了研究視域，從多重視野進行《狂人日記》的文本解讀。新時期以來研究者努力擺脫凌駕于魯迅之上的權威性話語，從政治革命視角移向思想革命視角，“回到魯迅那里去”是他們的口號。《狂人日記》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也出現了多元化的闡釋，象征主義不再是“禁區”，“方法熱”的興起引入了比較研究法，《狂人日記》研究呈現出萬花筒狀態。關于狂人形象的探討自文本誕生以來便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這一時期幾乎達成共識，即狂人是反抗封建階級的革命民主知識分子，他的瘋癲不過是在舊制度壓抑下的結果，狂人對舊制度的睥睨，“顯然是‘五四’時期魯迅思想中馬克思主義階級論因素的一種折光”。當然也有學者堅持“狂人說”，范伯群就指出狂人是患“迫害癥”的“偏執狂”，“作為一個狂人，他是沿著偏執狂的系統性和邏輯性的荒謬妄想向前推理的”。“吃人”不是對禮教的控訴，而是狂人因恐懼而萌生出的幻想。較之于狂人形象的分析，狂人的原型反而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陳鳴樹的《魯迅的思想和藝術》中的“《狂人日記》簡論”一章涉及了文本許多問題，首先便提到了狂人形象的原型，“在辛亥革命前后資產階級革命派總是被封建頑固派目為瘋子”。林非在《魯迅小說論稿》中也提到了“狂人”的原型，是章太炎等革命家，再借著一點醫學上的知識。

關于創作方法的探究是20世紀80年代《狂人日記》研究的熱點，研究界由現實主義占據主導地位分化為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多元化論爭的局面。1979年，陳涌在《魯迅與五四運動的現實主義問題》中首次明確提出《狂人日記》不是現實主義，而是運用了象征手法，沖破了《狂人日記》與象征主義關系的“禁區”。1983年前后文學界“方法熱”的興起，國外理論方法如潮水般涌入，促進了魯迅研究的多層次、多角度發展，學者們運用比較文學視域、文藝心理批評、形式主義批評等方法再次解讀《狂人日記》。1982年，彭定安發表的《魯迅的〈狂人日記〉與果戈里的同名小說》、周音發表的《魯迅的〈狂人日記〉與安特萊夫的〈墻〉》等都是從比較文學角度闡釋《狂人日記》，1985年管希雄的《弗洛伊德與魯迅小說中精神病患者形象》則從病理學、心理學角度進入文本。此外，文本的小序與“勸轉”“救救孩子”的情節也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林非在《魯迅小說論稿》中提及，魯迅是在進化論的思想與啟蒙主義思想的影響下，才寫出了“勸轉”的情節。林非認為“狂人在思想上產生這樣的弱點，實在是他的不幸”。這是社會背景造成的魯迅思想上的局限。可見關于文本的“勸轉”情節，新時期初期的研究者們多將其歸咎于魯迅自身思想觀的不成熟，即啟蒙與人道思想的局限性。魯迅研究視角的改變，所說明的不僅是文學界思維的變化，更涉及知識分子如何看待20世紀50-70年代這段前現代史，以及如何推進中國的轉型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魯迅研究群體，老中青三代研究者匯聚，形成了新時期魯迅研究界興旺的景象。老一代魯迅研究專家李何林、唐弢、王瑤、陳涌結合時代新要素，更新了自己的理論研究。唐弢在《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中對《狂人日記》的藝術手法進行了闡釋，至于研究者們所論述的象征手法的運用，唐弢認為這是屬于中國傳統的“含蓄”，而且是注入了象征意味的暗示藝術手法。王瑤在《〈狂人日記〉略說》中，跳出狂人形象的論爭，發現了這之中的悖論，“我們如果只看到這一形象的狂人的一面，就會降低這篇作品的偉大的思想意義；但如果只看到這一人物的革命的一面，就會把小說看成某種寓言或概念的演繹，降低了它在現實主義藝術上的偉大成就”。王瑤一針見血地指出學者們論爭背后隱含的問題，鼓勵了新一代研究者打破窠臼，擺脫“左”的既定思維。

可以說，老一輩魯迅研究者的學術研究是新時期魯迅研究的關鍵基石，中年魯迅研究群體的崛起，則構成了新時期魯迅研究的中堅力量。他們對《狂人日記》的研究不單純注目于作品的社會價值，而是還原本位，從理論高度對文本進行學術剖析。同樣針對藝術手法，嚴家炎在《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提出，學者們之所以糾結于象征主義與現實主義，是因為文本的雙關形式，這就是魯迅的巧妙設置：“作者同時運用了象征主義的方法，賦予已有的現實主義骨架和血肉以新的生命和光彩；在狂人一些關鍵性的瘋話里，精心地安裝了雙關的含有深意的尖銳地揭露封建制本質的內容（卻又并不破壞‘瘋話’的特質），使作品原有那些單純的‘實’處，因變‘虛’而顯得富于思想性。”因此，《狂人日記》在讀時有兩種讀法，即可以順著現實主義，讀到瘋子的瘋話；也可以順著象征主義，讀到反封建戰士的吶喊。與研究者們在現實主義與象征主義間各執一詞不同，嚴文將二者視為整體，且不存在偏倚，兩種創作方式的融合才形成了這一篇奇文，這正是魯迅的高明之處。

青年一代的魯迅研究群體預示著魯迅研究的新方向——思想文化研究，青年群體的魯迅研究真正顛覆了政治形態的魯迅，從文化意義上對魯迅做了獨到的闡釋。相較于老一輩研究者對魯迅思想中人道主義的忽略，青年一代的啟蒙派將魯迅的“立人”思想放在首位，從社會政治層面轉向了思想文化層面，借助了豐富的外來理論資源，重新詮釋魯迅。“啟蒙派通過區分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把魯迅研究從重點突出魯迅對各個政治派別的態度轉向重視魯迅對中國文化及其精神效果的解剖。”對魯迅研究上的政治價值的祛魅，表現出青年知識分子擺脫權威壓制，重建自我的渴望。魯迅的形象在思想文化視域下被建構得愈豐富，啟蒙知識分子所構建的“實踐性主體”就愈鮮明。具體而言，可分為王富仁代表的文化啟蒙派、錢理群代表的精神啟蒙派與汪暉代表的思想啟蒙派。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與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承續了五四知識分子啟蒙的熱血，喚醒長久被壓抑的個體，強調闡釋主體的自主性，以啟蒙思想重塑了魯迅的“金身”，分別建構出“文化巨人”和“精神偉人”的魯迅形象。王富仁的研究開啟了新時期啟蒙派對魯迅的話語建構，顛覆了以階級分析為綱，政治意義闡述為主體的研究系統，解構了魯迅研究的“政治革命”母題，鋪設了另一條“思想革命”的研究之路。錢理群的研究注重對魯迅的“精神性主體”的解讀，以此反觀以自身為代表的20世紀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不過即使跨進新時期，在“左”的思維中成長的青年學者，依舊很難跳脫政治性語言，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與魯迅思想三者的相互關聯構成他們主要的學術背景，王富仁與錢理群這一時期的魯迅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還印刻著“左”的教條主義，汪暉的《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跨越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吸取了外國文學理論，融會貫通于魯迅研究中，摸索出魯迅研究中的思想啟蒙研究一脈，由個體生命體驗探索魯迅的精神結構，他闡釋的“歷史中間物”概念觸及了民族現代意識覺醒中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標志著魯迅形象由“文化巨人”向“思想巨人”的轉變。

二、“回到魯迅那里去”——王富仁的魯迅觀

政治上的思想解放運動帶來了文化界的重整，幾乎斷裂的人文魯迅傳統開始艱難的重構工作，對凌駕于魯迅研究之上的以“階級論”為中心的官方話語的祛魅過程，是啟蒙派呼喚五四精神回歸，重返“人的文學”的必經路徑，其中，魯迅形象的重構就是關鍵一環。啟蒙派企圖擺脫新民主主義革命觀對魯迅研究長期的統攝作用，從思想文化分析的視角出發，構建出了典型的啟蒙者的魯迅形象。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一書，將通行了半個世紀的研究法則——“革命”巧妙置換為“思想革命”，率先開啟了新時期啟蒙派的魯迅研究，將“思想革命”置于“政治革命”之前，強調《吶喊》與《彷徨》的思想價值，“它們首先是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中國社會政治革命的一系列問題是在這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鏡子中被折射出來的” 。王富仁摒除了長期盤踞于魯迅作品之上的政治革命綱領，強調還原魯迅本身的精神結構，從魯迅思想出發進入文本，以《吶喊》《彷徨》創作社會背景為依據，由此勾勒出《吶喊》《彷徨》的思想圖式，正式拉開了新時期啟蒙派的魯迅研究。

王富仁1983年在《中國現代文學叢刊》中發表了《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鏡子——論〈吶喊〉〈彷徨〉的思想意義》，闡述了作品誕生的背景——五四時期，內憂外患的社會是魯迅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失敗讓魯迅徹底覺醒，只有從思想上根除封建糟粕，即改造中國人民的國民性才能改變舊中國的落后局面。王富仁認為，魯迅的偉大之處在于，不是被動地承受時代對知識分子的要求，而是將外部歷史內化，融入自己對時代的理解，由此形成了獨特的魯迅思想，這一思想的根本基點就是啟蒙。他重申了魯迅思想的獨立性，凸顯了魯迅自身的主體性，描摹了一個啟蒙的、敏銳的、思想自由的魯迅形象。

魯迅思想中啟蒙的閃光并不是王富仁最早發現的，早在1925年張定璜的《魯迅先生》就注意到了：“讀了他們，我們再讀《狂人日記》時，我們就譬如從薄暗的古廟的燈明底下驟然走到夏日的炎光里來，我們由中世紀跨進了現代。”王富仁塑造的“啟蒙者”魯迅之所以長期以來被視為魯迅研究長河中獨一無二的魯迅形象，是因為這個魯迅形象是以“政治者”魯迅為對立而存在的，由后者象征的革命、階級斗爭、文化新軍的旗手的社會政治層面的意義為參照系，賦予了“啟蒙”更復雜的現實文化意義，即與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改革開放政治政策契合的文化啟蒙者。可以說，“王富仁的‘魯迅’，是從中國政治革命與思想革命的分野上來界定的思想啟蒙者的魯迅”。體現在《狂人日記》的文本分析中，王富仁略過歷年來學者們對狂人是真狂還是戰士的討論，從社會思想層面切入狂人形象，將《狂人日記》視作當時中國出現的現代民主觀念意識與自古承襲的封建傳統觀念意識這兩種迥異的觀念意識發生對話的象征性表現，狂人是現代觀念的載體，“在具有現代觀念意識的人們的眼里，周圍世界的狀貌及其具體事物的狀貌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呈現出了截然不同的色彩和格調”，所以才會出現狂人發瘋的一系列行為。王富仁的這一發現，從文學層面的研究跨越到社會意識層面，指出《狂人日記》的本質是反封建思想、反封建倫理道德。從《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的主題分析，“反封建”是研究主題，“回到魯迅”是研究方法，但這個“反封建”與五四學者們發起的文學革命不同，它是基于1970年代末的語境，針對極端十年對人性的壓抑所提出的，同樣“回到魯迅那里去”也并不是“單純的學術客觀性的回歸，而是具有功能性的知識實踐”。

個性主義與人道主義理論是王富仁的《狂人日記》研究中的閃光之處，“魯迅否定脫離開個性主義的人道主義，同時也否定脫離開人道主義的個性主義” 。狂人身上的個性主義與人道主義思想被鄭重地提出。個性主義與人道主義長期以來被視作與社會主義相逆反的資產階級思想，魯迅前期思想中的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與尼采的個性主義，多被視為消極思想，學者們大多將其歸因于魯迅這一時期并未受到先進的馬列主義思想感召，而呈現出的思想的局限性。改革開放后，隨著外國思潮的大量涌入，關于個性主義與人道主義的問題引發了學界大范圍的探討，人性與階級性、文學與人學、人道主義與異化等問題被屢屢提及。自1983年開始學界深入開展了對于人道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關系的研究，重新探討了個性主義在現今時代的意義。

王富仁關于《狂人日記》的闡釋，圍繞對人道主義、個性主義的思考，延續了五四啟蒙精神的血脈，令五四時期宣揚的個性解放、自由獨立的人文傳統精神復歸，也讓知識分子于現代中國的建設性意義被重新重視。在《狂人日記》中“狂人”最終“病愈”，走馬上任封建集團官員，在以往研究中大多解讀為知識分子的軟弱，需要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和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精神支柱。王富仁認同狂人的選擇是知識分子對現實的妥協，是封建社會殘酷現實的縮影，但狂人的失敗并不意味著他思想的潰敗，魏連殳、呂緯甫這些知識分子的“逆轉”，并不代表五四時期覺醒知識分子群體建構現代文明國家夢想的無意義，“首先覺醒的知識分子不斷在精神產品中獲取新的觀念意識而后在現實的實際斗爭中一批批被冷卻，以其冷卻后的積淀物轉化為中國社會思想中的新質因素”。《狂人日記》中狂人的發瘋和病愈都是歷史長河中知識分子為國家、民族上下求索的真實寫照，進入五四歷史才能體會這些覺醒的知識分子無法擺脫悲劇結局的痛苦，以及為了國家大義凜然的悲涼心境，經歷了極端十年的知識分子何嘗不是這樣的心境呢？“中國的歷史注定要用中國啟蒙主義知識分子的悲劇筑起一道現代化的堤壩, 把傳統的愚昧和專制擋在‘過去’的歷史上。”因此，“回到魯迅”不僅限于對魯迅的解讀，還涵蓋了新時期知識分子自我探索的過程，闡釋主體與被闡述文本如樹木與樹蔭的關系，被重構的魯迅形象包含了新時期以王富仁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自我重構的意圖，可以說，通過建構啟蒙魯迅形象，重新將啟蒙知識分子推向“文化巨人”的神壇，確證了新時期啟蒙派知識分子的價值。

然而王富仁的研究也從另一個方面佐證了，“回到魯迅”是圍繞一個提前預設的宏大主題進行鋪陳，強調了魯迅身上啟蒙的一面，卻有意忽視了魯迅形象的其他面。汪暉肯定了王富仁研究對以政治意識形態衡量學術價值的針砭意義，但也論述到“回到魯迅那里去”這個口號所包含的確定性，存在理論先行帶來的弊端，“王富仁的體系中有一種對‘必然’‘規律’和‘本質’的偏好，這種思維方法把存在范疇和意識范疇的大量‘現象’作為‘偶然的’‘非本質的’東西擱置一旁”。與左翼以政治意識圖解魯迅思想對應，王富仁用思想文化意識圖解魯迅，遮蔽了魯迅的本體，構筑了一套以啟蒙為中心的模式化話語，這也是另一種形式上的教條主義。

20世紀90年代以降，啟蒙話語在市場經濟沖擊下，從主流話語轉向多元文化思潮中的一脈，進入了學者們所說的“后啟蒙”時代。這一概念既包含了對經典啟蒙敘述的再反思，又試圖借助啟蒙的力量抵抗文學物化成商品、人文精神沒落的狀態。“文化啟蒙派”的代表王富仁這時期發表了大量的魯迅研究文章，依舊堅持從思想文化視角對魯迅精神內核進行挖掘，力圖通過魯迅成為超越自身的具有實踐性力量的闡釋主體。他出版了《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等專著，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中提到了新時期的啟蒙派研究，剖析了啟蒙派研究中舊的權威話語的影響，反思自身啟蒙思想的封閉性。由此出發，對《狂人日記》的研究呈現出“后啟蒙”的思維。1992年發表的《〈狂人日記〉細讀》一文，以細讀的方式再次進入《狂人日記》的文本世界，從“‘狂人’意象”“《狂人日記》的藝術結構與意義結構”“《狂人日記》白話文本細讀”“陌生化效果與高寒風格”四個方面深入探究作品的意義結構與思想內涵。

長期以來，“狂人”被看作脫離魯迅思想的獨立的文學人物，王富仁也曾在《〈狂人日記〉細讀》提出“狂人”其實是魯迅主觀意識的創造品，是精神叛逆者內在分裂出的另一個自我。在王富仁看來，這樣的“狂人”算不上是文學形象，只是一個主觀創造的意象。在狂人身上，蘊含了啟蒙者反抗封建舊制度，卻悲哀地發現自身也無法擺脫傳統思想影響，最后只有絕望地向社會妥協。在此前提下，對于《狂人日記》存在的價值不過是反封建的斗爭檄文的說法，王富仁是不贊同的。它是一篇小說，是魯迅復雜內心的具象化，象征了20世紀啟蒙知識分子的孤立處境與悲劇命運。《〈狂人日記〉細讀》中對小說的藝術結構也進行了闡釋，王富仁指出小說的藝術結構是由外在的藝術結構與內在的意義結構兩條線索串聯，外在的文本結構是瘋子發瘋到失望、病愈，內在的精神線索是覺醒者開始覺醒到失望，最終被異化。不同的是，前者的失望源于勸說的失敗，后者的失望源于啟蒙的失敗，“病愈”就是覺醒者“被異化”的表象，雙關的結構產生了陌生化的藝術效果，精神病患者的發瘋過程充滿夸張性、喜劇性，內在的精神叛逆者的思索過程卻帶有嚴肅性與理性內涵，喜劇與悲劇如此奇妙地融合于雙軌制的小說文本中，使文本具有豐富的可闡述性。

“海乙那”的意象分析是《〈狂人日記〉細讀》的一大亮點。“海乙那”是除了“狂人”外文中另一大意象，它與狼、狗是同類，都以腐肉為生，腐肉對應的是被吃者的死亡，它們等待被吃者死亡后才靠近。反饋到封建社會中，“海乙那”就象征著封建舊秩序，它統領著文中與狂人對立的吃人者的精神意志，擁有“獅子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如果有違逆傳統的“狂人”，周圍的朋友鄰居親人都會圍起來，把他困在封建舊傳統中慢慢絞殺。不過這些“海乙那”們既想吃人又害怕被別人吃了，不似生存于海乙那中間的覺醒者“狂人”這般充滿正氣與勇敢。于是王富仁發出感慨“可憐的海乙那，可憐的海乙那！”王富仁對“海乙那”的解讀，填補了以往《狂人日記》研究史的一個空白點，從意象的角度對《狂人日記》的反封建主題進行闡釋，完善了“狂人”覺醒者的形象。可以發現，20世紀90年代王富仁的魯迅研究回到了文本中，雖然依舊照耀著啟蒙的光，但更貼近文本，不是將思想高懸于藝術分析上，將宏大的啟蒙視野中孕育的“文化巨人”形象內在轉換為更具大眾知識分子氣質的“文化守夜人”的魯迅形象，這意味著以王富仁為代表的“文化啟蒙派”開始審視知識分子內部，并從魯迅身上獲得新的完善自身的文化力量。

三、錢理群的《狂人日記》解讀及自我精神探索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文化啟蒙派”王富仁的魯迅研究依然刻著前一時期政治意識形態的印記，即魯迅存在價值的首要性是民族楷模。無論是“文化巨人”“反封建斗士”還是“無產階級革命者”“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都是從外部客觀世界對魯迅進行價值判定。那么作為“精神啟蒙派”代表的錢理群的研究則開辟了新時期魯迅研究的新視野——“向內轉”，他沿著回歸本體的路徑探索魯迅幽玄的內心世界，從“結果”轉向“過程”，“注重過程，就是注重思想的辯證法，心靈的辯證法”。在歷史的大背景下，循著魯迅心靈自然的行程，深入魯迅的精神世界，探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文明史，由此建構出獨特的“精神偉人”的魯迅形象。

回顧20世紀80年代錢理群的魯迅研究，《心靈的探尋》以《野草》為對象，探索魯迅的“心靈辯證法”為目標，“回到魯迅那里去”為研究方法，系統性闡述了魯迅之為魯迅的獨特性，從集體話語轉向個人體悟的魯迅，書寫“我之魯迅觀”，注重研究者的主體性，在此基礎上，錢理群與魯迅精神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契合。“作為思想探索起端的《心靈的探尋》”呈現出新時期文化的鮮明色彩：解放思想，反思歷史，其中關于《狂人日記》的解讀帶有深刻的內省意識。作為反封建的斗爭檄文，《狂人日記》剝開了儒家的道德偽裝，直抵封建宗法社會“吃人禮教”的核心，鼓舞著無數青年拿起投槍對抗這個吃人的社會。然而在一片戰叫聲中，錢理群卻聽到了異樣的聲音，即魯迅內心的自我懷疑：“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就像是宣揚為正義而戰的勇士在屠龍的一刻，驚恐地發現惡龍正是自己。魯迅猛然發覺，他也曾領會過“吃人”的快感，不過未發現自己身上的惡，他所厭惡的“吃人者”就是自己。錢理群在魯迅身上發現了深刻的懷疑精神，不但是對外界的懷疑，還是對自我的懷疑。

“懷疑主義否定精神”就是錢理群建構的狂人形象的關鍵特點，對后來的《狂人日記》闡釋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這與左翼話語系統中的狂人戰士的形象相去甚遠，后者目光堅定，決無軟弱猶疑的一面；錢理群構建的狂人則是不斷否定，否定幾千年既定的社會準則，否定封建的綱常倫理，否定從傳統中走來，無法剝離舊元素，無法完全融入現代文明的自我。“否定傳統，首先要否定自我。開始是自我從歷史的鏈條中游離出來，現在又回到了歷史發展的鏈條中去。自我身上的崇高感喪失了，英雄主義光圈開始失色。”懷疑精神驅使魯迅對世界保持著懷疑態度，他渴望黃金世界的到來，但對黃金世界的美好又持懷疑態度；他抨擊封建舊文化，但在自己身上又發現了舊文化的可怕影子。同樣，錢理群也在自身發現了舊文化深刻的奴性，以及無法擺脫這種馴化印痕的宿命。

20世紀80年代的啟蒙知識分子自覺地與“五四”進行歷史性同構，堅信苦難是一條通向光明未來的朝圣之路，但很快，知識界的精神向度就從浪漫的理想主義、高歌著“相信未來”的階段進入了迷茫懷疑的時期。高揚的理想回歸到殘酷的現實，學者們開始反思啟蒙，反思“五四”，啟蒙建造的英雄神話開始褪色，《心靈的探尋》出版之際正值文學界低潮期。1986年之后，“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許多文學研究的期刊都停刊了，魯迅研究也深受影響，文學界從新時期初期的鼎盛狀態進入了低潮期。還沉浸在烏托邦理想世界的知識分子，面臨著曾奉為精神指導的文學的挫敗，不得不回歸現實，經受苦難的痛苦回憶歷歷在目，自身的價值卻不再被社會認可，信仰啟蒙的知識分子們開始對理想世界產生了懷疑。《心靈的探尋》所建構的否定猶疑的魯迅形象，正映射了這一時期啟蒙知識分子猶疑彷徨的心境。

《心靈的探尋》重點闡述了《狂人日記》中“救救孩子”這一情節，狂人呼喊著“救救孩子”，讓他們去未來的黃金世界，卻沒有說“救救自己”，寧愿將自己作犧牲品獻祭給舊歷史，“‘自己’的責任僅僅在于‘陪著做一世的犧牲，完結四千年的舊賬’，為歷史、傳統、后代而犧牲”。由此，犧牲精神，或者說“歷史中間物”意識構成了“狂人”身上最強烈的氣質。“中間物”一詞是魯迅在《寫在〈墳〉后面》提出的，“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中間物”意味著一切都是流動的，不具有與世長存的永恒價值，且隨時會被后來的新事物取代，湮沒在歷史塵埃中。魯迅深諳身為“歷史中間物”的命運，“無論是在20世紀古老中國向現代中國的過渡歷史縱坐標上，還是在由國別文化的封閉體系向世界文化開放體系過渡的歷史橫坐標上，魯迅都處于‘歷史中間物’的位置”。這是20世紀覺醒的先驅者的共同命運，也深刻影響了錢理群對生命的理解。他與魯迅一樣，處在兩個時代交替期，也經歷過人生的沉默期，體驗過被社會放逐的滋味，懷疑自我存在的價值，否定現實既定的秩序，熱切地憧憬著未來的“黃金世界”，可是多疑與不安感，對自身的恥感又將他們排除在未來世界之外，于是他們既回不到舊秩序中，又無法進入新世界，只能徘徊在無盡的暗夜中。錢理群也如魯迅一般，并未沉湎于懷疑與否定的循環中。否定自我，在他看來也是另一種自我覺醒，他踐行著魯迅式的“于無所希望中得救”的精神，擊碎了知識分子打造的英雄神話的偶像幻夢。借助這種精神，錢理群又從心底萌生出對現實與未來的新希望的期待，從理想王國回到現實生活，以“精神界戰士”作為自身準則，投入到對社會文明的建設中去。

“歷史中間物”的意識就是內省精神，這是以往的《狂人日記》研究不曾深入探究的關鍵點。錢理群的《狂人日記》解讀，篇幅雖然短，卻抓住了“狂人”的懷疑精神與內省精神，直抵狂人思想的根本，還原了20世紀知識分子的心靈史，重構了“個人”“民族”與“人類”三位一體的魯迅，在魯迅研究領域中又樹立一個典型的“精神偉人”式的魯迅形象。容易忽略的是“精神偉人”與“文化巨人”，同樣映射了研究者自身的英雄主義的自我幻象，是知識分子通過傷痛的集體記憶共同構建的英雄神話。啟蒙知識者共同建構了一個關于魯迅的“巨型話語”，苦難的歷史不過是通往榮光未來的勛章，對光明未來的無限期待讓他們忽視了從歷史的傷痕中反思經驗，忘卻了反思自身思想的痼疾，當一切犧牲不過是犧牲，不會有任何歷史價值，啟蒙所構想的單純美好的未來世界的藍圖也變成虛無縹緲的幻境。新世紀時，錢理群也進行了深刻的自我剖白：“這正是歷經苦難的這一代人的精神特征：他們可以面對痛苦、矛盾、人生、人性的破碎與缺陷，但他們卻不愿意承認這種破碎、不完美性，是存在本身具有的特性，他們寧愿把這一切‘不完美性’看作是偶然的，暫時的，而寄希望于‘未來’的某一時刻，在那里將達到缺陷的‘整合’（彌合），矛盾的消解，而進入‘至善至美’的和諧的‘絕對’存在。”

1994年，錢理群、薛毅發表了《〈狂人日記〉細讀》一文，與王富仁一樣，從文本細讀的角度重讀《狂人日記》。許多學者注意到了文言文的“小序”與白話文正文的割裂，從形式的特別分析作品的藝術結構，錢理群卻關注到文本中敘述者的不同：“余”與“我”。小序通過“余”這個敘述者講述了作品的前因后果，小序是一種外部窺視的視角，從常人的世界對“狂人”進行否定性評判，顯示出“狂人”與外界世界的絕對隔膜，隱含了“狂人”的最終宿命。錢理群認為這正是魯迅安排的巧妙之處，“外在的文/白對立內化為小說文本之中小序與日記的對立關系，并經由敘述者‘余’/‘我’轉化為常人世界/狂人世界的對立關系”。小序中常人否定著狂人，日記中的狂人則否定了常人，魯迅站在更高一層的角度上注視著他們的世界，流露出虛無感與自嘲。錢理群指出，狂人之所以成為狂人，是由常人判定的，先有迫害力量，才有迫害狂，狂人的出現是常人世界崩壞的表現，所以《狂人日記》中小序與文本的分裂指向的其實是常人世界的分裂。對立是全文的核心，從小序到文本內部，甚至人物，場景無處不在。“小說由此成為一個分裂的文本，一個緊張的、充滿著反向力量撕扯的文本。”《〈狂人日記〉細讀》中還發現了黑夜與白天的對立，借助暗夜、月光，狂人發現了與白天迥然相異的世界，重新理解了常人看似穩定和諧卻殘酷陰暗的世界，醒悟到自身的可怕命運。在錢理群看來，“海乙那”是原始社會中野蠻人的動物本性，象征強者剝削弱小者的欲望。可悲的是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依然延續著這樣的欲望，而且形成了吃人的“集體無意識”，這種欲望正是狂人所控訴的常人世界，是他“瘋話”的核心。然而更可悲的是狂人發現自身與常人存在同一性，他同樣被這種“集體無意識”控制，這似乎是無法逃脫的宿命，于是狂人發出了常人世界毀滅的預言。狂人的病愈讓被狂人攪亂的常人世界回到原來的軌道，但卻蘊含著更深的恐怖，“在感知者發現者復歸于常人世界之后，就喪失了這種感知和發現能力”。沒有覺醒者，沒有吶喊者，一切恢復死寂的常態，這是民族的毀滅之路。錢理群延續了精神分析的角度，闡述狂人的內心世界，發現覺醒者的悲劇命運，把握到了《狂人日記》的精神內涵：先覺者的悲哀與封建舊社會可怖的“集體無意識”。

世紀之交，錢理群的《狂人日記》闡述又出新論，圍繞“吃人”意象發表了《說“食人”》一文，對中國歷史上“吃人”的事實進行梳理，發現中華民族至今都未走出“食人”的時代。“求生性吃人”和“習得性吃人”在中國歷史中屢見不鮮，背叛、效忠、復仇、戰爭、革命，輕易的一個理由便能要人性命，“一部‘五四’以后的中國思想文化史也就是中國知識分子互相殘殺的歷史”。及至今日，中國知識分子中殺戮的因子依舊存在，但是“文人的可惡之處還在于，作為歷史的敘述者與研究者，他們常常有意無意地洗滌、抹煞歷史的血腥氣”。由一部《狂人日記》，錢理群揭開了用光明掩蓋的歷史陰暗面，以魯迅的反抗絕望的精神毫不留情地剖開知識分子最黑暗的部分，將自我放在道德的審訊臺上，真誠地面對自我心靈的煉獄。這份赤誠包含著大悲憫、大苦痛，但也蘊含著大歡喜，錢理群像狂人一般吶喊著、呼喚著人性的復歸，這是他對身為知識分子一員的自我劣根性的剖析，也是對長久以來中國啟蒙歷史的思索。在《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一書中，錢理群將魯迅放置于20世紀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從跨文化的視域考察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精神與魯迅精神世界的對照性關系，發掘出魯迅隱藏的另一個“自我”。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營造的“黃金世界”是20世紀前期知識分子共同的思想背景，魯迅卻有哈姆雷特的懷疑精神，懷疑“黃金世界”存在新的黑暗，魯迅的思想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自身存在哈姆雷特式的懷疑精神，明知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是幻想的美夢，但他依舊為此努力，與生命搏斗。在此基礎上，錢理群觸及了魯迅形象的本原，80年代重構的“精神偉人”魯迅升華為了“思想者”魯迅，還原了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裂變史，也建構出了自我的信仰，也就是魯迅在沉默期形成的人生哲學——反抗絕望，這與思想啟蒙派中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汪暉的魯迅研究理念相通。

四、汪暉的闡釋與“中間物”概念的解讀

從八十年代的啟蒙時代進入九十年代后啟蒙時代，“人文魯迅傳統”度過了與“官方話語”的蜜月期，面臨商品市場經濟的挑戰，大眾話語系統沖擊著魯迅研究，對啟蒙與精神層面的需求已經無法適應快速發展的社會。“從‘國家意識’到‘民族意識’再到‘人的意識’，是現代性追求的具體表達。”“現代性作為核心敘事話語，同時便意味著它具有了普遍的意義。一方面，它成了凝聚民族向心力的共同關懷，可以以此來呼喚民眾，可以建立起健康自信的主體意識；另一方面，對知識分子來說，可以找到一個生存的支點，一個可以依托的精神資源。”進入“后啟蒙”時代，現代性帶來的弊端也開始浮現，由此失去了初現時的魔力，現代性已經成為反思的對象，帶領民眾追逐現代性的知識分子無可避免地從啟蒙者的神壇落下。汪暉的《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后面簡稱《反抗絕望》）正是這一時期迷惘，卻又對文學保持堅定信仰的啟蒙知識分子的真實寫照。該書寫于1986至1987年，是汪暉的博士論文，他自己評價這部作品是他學術生涯的起點，集中體現了汪暉的魯迅觀與人生哲學的探索，具有形而上的意味。

汪暉是魯迅研究中思想啟蒙派的代表，王富仁在《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中將其定義為“人生哲學派”，他們從中外思想史的背景出發，“在西方的理性傳統和非理性傳統間論述魯迅精神結構中的矛盾因素” 。在“人生哲學派”看來，作為個體的魯迅的精神特征與中國現代文化整體的精神文明存在深刻的共通性，魯迅之于中國現代思想史的意義就在于他獨特的主體性力量——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懷著悲憫透徹的大無畏精神，即“反抗絕望”，探討魯迅的認識哲學，進而發現其與現代人本主義思潮的關聯，與尼采、克爾凱郭爾、安德萊夫與斯蒂那的關聯。《反抗絕望》一書的核心理念就是魯迅作品的“歷史中間物”的意識與“‘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中間物”這一概念并不是汪暉首次發現，但他豐富了這一概念。在汪暉看來，“歷史中間物”表示的不單純是魯迅在新舊時代過渡橫坐標與中外文化沖擊縱坐標上的歷史地位，而是作為歷史過渡期的知識分子魯迅了解自身存在的矛盾性、悖論性和過渡性，以此把握世界的方式。“‘歷史中間物’意識含蘊著一種無可奈何的‘絕望’和悲劇意識，另一方面，恰恰是對‘絕望’的洞悉，使魯迅獲得了‘反抗絕望’的勇氣和人生哲學。”魯迅以“中間物”形容自己，體現了一種自我內省，蘊含著復雜的情緒體驗，對歷史無限發展的客觀事實的認同與新舊時代交織中的知識分子終其一生與自我搏斗的無力感。

《反抗絕望》一書從“歷史中間物”的角度對《狂人日記》進行闡釋，指出狂人是魯迅作品中“歷史中間物”的典型形象，這類人物具有三個精神特征：首先是“強烈的悲劇感相伴隨的自我反觀和自我否定”。狂人在覺醒后試圖掙脫封建道德禮教時，卻痛苦地發現自己也是有著四千年吃人履歷的“吃人者”的一員，他不過是站在傳統中的反傳統，于是狂人由個體的自覺轉換成了罪的自覺，產生出無法擺脫的宿命感與悲劇情緒，狂人身上背負著20世紀由近代進入現代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特有的“負罪感”。汪暉認為，《狂人日記》中的“吃人”意象不是真正吃人的肉體，而是讓人失去獨立意識，被“集體無意識”所馴化，所以作品的意義不僅在于暴露了封建舊禮教吃人的黑暗性，更在于發現了“人”的覺醒，以及從獨立的“人”的思想出發舉起的思想革命旗幟。“歷史中間物”的第二個精神特征是“對‘死’（代表著過去、絕望和衰亡的世界）和‘生’（代表著未來、希望和覺醒的世界）的人生命題的關注”。汪暉指出，當狂人從“被吃者”的視角出發觀察生者的領域，就從“死”的世界中迸發出“生”的渴望，但當他從“生”的期盼出發，又在光明中發現了黑暗的陰影，嗅到了自己身上曾吃過人的血腥氣。“罪”與“絕望”形成了魯迅世界的精神體系：一方面，由覺醒產生的希望發現自身的“罪”，讓狂人跌入絕望的境地，所有的希望倏忽間幻滅了，一切都是虛妄；另一方面，這種贖罪感又成為了狂人“反抗絕望”的內在動力，于是狂人才會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一切都是從“死的恐怖基點展開”，由死地迸發出的生的斗爭讓狂人具有了“反抗絕望”的精神。第三個精神特征是進化的歷史觀，否定一切，狂人是悲觀的樂觀主義者，交織著對自我的否定與對未來世界的渴盼，但是對絕望的否定并不表示對希望的肯定，與其說是希望，毋寧說是絕望形成了《狂人日記》創作的動力，魯迅只相信“路的哲學”，“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光明與黑暗、生與死、希望與絕望這類悖論式的命題正是這樣構成了《狂人日記》的主題。

汪暉從精神體驗角度對狂人形象進行了透徹的解讀，觀照到魯迅精神世界的矛盾，極力摒棄以往政治的、革命的魯迅形象，甚至區別于前一階段啟蒙派們的主張。1988年汪暉發表的《歷史的“中間物”與魯迅小說的精神特征》以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為靶向，直指“鏡子”模式依然處于政治意識形態的陰影之下，忽視了魯迅豐富的精神世界。對同屬于精神文化領域探索魯迅心靈世界的“精神啟蒙派”，汪暉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建構的“精神偉人”形象存在“內在的神圣性”與“自我崇高感”。“精神啟蒙派”的魯迅研究面向的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是知識分子內部的反芻。汪暉對《狂人日記》的解讀首先吸收了前人的經驗，延續啟蒙派理念，拒絕各種附加于研究之上的政治意識形態或現實理論框架，通過考察魯迅的精神主體去研究小說，挖掘出屬于魯迅這一代知識分子深刻的“歷史中間物”意識，同時意識到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在此基礎上，汪暉重構了一個具有“反抗絕望”精神的“思想者”魯迅形象，透視了歷史進程中作為“歷史中間物”的知識分子希望與絕望糾纏的痛苦心境，宣告了英雄式啟蒙話語的終結。《反抗絕望》作為魯迅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標志著魯迅研究從集體魯迅走向了個體魯迅，顯示出屬于青年一代啟蒙派的魯迅研究的開拓性與思辨性。

汪暉的《狂人日記》闡釋中最突出的價值在于思考狂人與現代性，從狂人形象走向了對中國整體思想的探索。他解讀的“歷史中間物”概念，核心思想在“罪”的意識，即人無法擺脫的“罪感”，以及隨之而來的贖罪意識，具有宗教意義的“自我救贖”，以及深層次的反現代的現代性，這都體現了魯迅具備現代意義上的人的自覺。汪暉對魯迅的定位是“一個反啟蒙主義的啟蒙者、一個反世界主義的國際主義者、一個反民族主義卻捍衛民族文化的人物，一個‘反現代的現代人物’” 。狂人身上體現出的二元對立矛盾顯示出了魯迅對啟蒙的懷疑態度，也隱含了闡述者汪暉對80年代啟蒙與現代性的懷疑，“五四”的啟蒙借鑒了西方的文化啟蒙運動，80年代啟蒙的藍圖從文化思想到社會制度也參照了西方世界。可以說，“五四”面臨的民族化與現代化的問題，縈繞在整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以啟蒙為武器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渴慕著西方先進的文明，另一方面又由于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無法割裂與傳統文化的血緣紐帶，對西方文化代表的現代化產生深刻的質疑，所以才會在歷史與價值間徘徊，顯示出二律背反式的心態。“汪暉的‘魯迅問題’與‘中國問題’之間始終存在深刻的互文關系，或者毋寧說‘魯迅問題’為‘中國問題’提供了一個思想坐標系。”《反抗絕望》中汪暉所塑造的重構魯迅，是啟蒙轉向現代的過渡期，知識分子從個體生命立場上建構自我意識的一種形式，復雜的充滿悖論的“歷史中間物”隱喻了青年一代知識分子的主體精神，是以汪暉為代表的“思想啟蒙派”對現代性思考的參照物。進一步來說，思想啟蒙派是新時期啟蒙派魯迅研究的集大成者，卻也意味著啟蒙派的分流，90年代汪暉轉向思想史的研究也能體現這一趨勢。

結 語

在《狂人日記》百年闡述史中，長期以來以左翼話語與啟蒙話語為主，以毛澤東、瞿秋白奠定的左翼魯迅敘述傳統，經由馮雪峰、胡風、周揚等學者補充論述形成了《狂人日記》的正統經典闡釋——政治革命研究體系，圍繞文本的反帝反封建階級論價值展開論述。由李長之開創的人生-藝術派則從藝術價值方面研究《狂人日記》，將作品拉回到藝術領域中。50年代孫伏園的解讀注意到了《狂人日記》中的“人性”，為學者們探究魯迅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條可行之路。80年代，在再啟蒙思潮下人文魯迅傳統復蘇，出現了“重回魯迅”的文學潮流，《狂人日記》的闡述也回到了文學的本身。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與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顛覆了長期以來左翼話語建構的《狂人日記》的政治性主題，將文本納入了文化啟蒙的視域中解讀，對小說的結構形式、思想內涵都進行了再解讀，塑造了精神文化巨人式的魯迅形象。思想啟蒙派的代表汪暉所著的《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將文本放置于現代性框架中解讀“歷史中間物”的概念，發現了魯迅思想中反現代的現代性的悖論，揭示了這一代知識分子深層的精神困境，汪暉的研究也標志著啟蒙的分流，從集體走向個人研究。啟蒙派的研究在探討文本時伴隨著深刻的內省意識，在剖析魯迅的精神結構時從魯迅身上獲得了建構自身的文化力量。

如福柯所說，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故事的年代。縱觀百年《狂人日記》闡述史，其中交纏著政治、文化與百年間知識分子的思想精神變遷，是知識分子的自我建構的一面鏡子，文本在闡釋與再闡釋中建構了屬于時代的話語結構，融匯了學者們的人生體驗，在此意義上，《狂人日記》闡釋史可以說是一部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命運的寓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