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導讀：本文梳理了科普出版領域早期選題范式的確立和新時代所發生的一些值得肯定的轉換取向，包括由傳統貼近日常生活向高端科學知識介紹的轉換，通過實驗操作選題由單純介紹知識轉向引導分析和實驗的轉換，通過推廣數學思維由普及知識的“知道”向如何思考的“怎樣”轉換等方面，總之就是由知識普及范式向科學素質培養范式轉換。最后指出科技的飛速發展日益凸顯了科技倫理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以期引起科普出版工作者的重視。

關鍵詞：科普 選題范式 實驗

一

據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布《2019年新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包括科普在內的科技圖書成為出版業的重要方面軍?？萍碱悎D書全年出版3.1億冊(張)，增長7.4%，占總體增長的4.5%，無論品種還是印數都高于社科人文類。這從一個方面表征了科技圖書在當今閱讀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2019年1月11日，北京圖書訂貨會組委會在北京主辦2019中國出版發展報告會上，出版局等部門領導介紹了全國561家圖書出版單位報送的20多萬種選題分析情況，其中少兒科普原創選題大大增加。同年12月1日，北京舉行新中國成立70周年科技出版十件大事暨2019年出版百種科技新書發布會，100種科技類圖書被中宣部列入2019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國家“十三五”重點出版規劃和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這則消息顯示了國家對科技出版的高度重視。

所有這些都讓我們感受到一種不太尋常的變化，某些應該得到關注的點。2019年科普圖書出版的一個比較突出的特色，就是更強調了它的科技方面。這并不是說以往的出版沒有科技或者科技內容淡薄，也不是說以往的科普出版物不優秀，而是指近年科普圖書出版選題與傳統更注重成熟知識乃至科學常識的普及有所不同，它更重視科技發展的最新成果，更重視科技發展的前沿性與高階性。

1929年，蘇聯出版了科普作家米·伊林歷時兩年創作的《十萬個為什么》。這是一本以家居為范圍介紹日常小知識的小冊子，只有5萬多字，然而它對中國科普出版的影響是歷史性的。五年后，上海出版了中譯本，即引起一個科普出版的熱潮，不到8個月相繼推出了三種不同的譯本，先后有10多家出版社競相出版。它的出版不僅更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科技觀念，出現了“大眾需要科學知識，科學需要大眾化”的口號，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一種科普出版的模式，即以青少年為主要讀者群對已經成熟的科技知識進行通俗化的介紹，強調語言的大眾性和內容的趣味性，將其作為學校里專門教育的知識補充。1961年，中國出版了自己編著的《十萬個為什么》，分成物理、化學、天文氣象、農業、生理衛生5個分冊，105萬字，規模遠非米·伊林的小冊子所能望塵。這套書成為我國科普出版史上的經典案例，推出后的50年來一版再版，發行量過億，是中國科普出版發行量之最。該書1998年還獲得了國家科技方面的最高獎項“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叢書的問題設計可以顯示其內容定位：出版社要求編輯們直接到學校里向中小學生征集問題，保證在內容上“來自生活，貼近小讀者”。因此，叢書立足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對生活中所習見、習用的現象和事物諸如人是不是猴子變的、冰棒為什么會冒白煙之類，予以科學的解釋，屬于基礎科學知識的介紹，受米·伊林著作觀念影響的痕跡是很明顯的。它反映了我國科普出版的觀念模式，也成為出版選題的重要標桿。也就是說，中國科普讀物的出版基本屬于補償范式，在基礎教育的基礎上選取日常習見現象予以科學的解釋，達到破除迷信、理解常識、促進學習、培養科學精神的目的。

20世紀70年代計算機的發明帶來了又一次工業革命，集成了全部新知識與新技術的電子工業的迅速崛起，導致以物理勞動為主體的傳統經濟進一步衰歇，從政府到企業都把目光轉向了科技創新，視之為社會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科技在這片土地上經受了種種曲折之后，重又承載起全社會的希望。新知識、新發明、新思想“忽如一夜春風來”，琳瑯紛呈，幾何級噴涌，乃至出現了加速主義的恐慌，不再是多快好省只爭朝夕，而是呼吁人們放慢節奏了。然而，放慢甚或呼吁放慢與原始意義上的慢截然不同。這種作為存在觀念的感性化的慢，不是由于物質的制約而裹足難進，相反，它恰恰印證了科技進步的迅疾。科技的飛速膨脹制造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繚亂，因而實質上極簡主義、慢生活之類思潮的興起，似乎反映了被夸父奔走一樣的科技發展拖拽下的疲憊。這樣，科普出版不期然地被賦予了消除這種疲憊或恐慌的新使命。

現代科技與傳統科技相比，從內容到形式都呈現出質的不同，傳統科技建基于生產之上，無論農業技術還是工業發明，其裂變的基核都是生存，獲得食物、安全和由此所引起的對于器具的需要。電子時代的發明卻已經不再是生存的導向，它是知識的產物，需要則被反轉成發明的產物?？萍寂c人們的生存經驗距離日遠，甚至遠遠脫離經驗的引力，成了需要重新發明經驗的望遠鏡才能觀看到的神秘世界。而科普出版，如今就必須成為現代科技世界中的伽利略，這個望遠鏡的發明者。看看新聞里因為不會使用智能手機而無法乘車、購物、支付保險金的老人，那些將新科技變成巫術的騙子，熱血沸騰、動輒投資幾十億上百億輕率上馬高科技企業的決策者——新聞上稱之為“踩踏事件”，再疊加上2017年貌似突然爆發的貿易戰，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震動。這無疑也震動了中國的出版界，尤其是在中國發展面臨著轉型升級的同時卻遭受到技術封鎖的嚴峻形勢下，不能不令出版者們深深感受到一種不期然降臨的責任感。

當然，這也關系到出版業自身所面臨的形勢變化。如果出版社繼續沿襲傳統上將習見的普通經驗原理化、常識趣味化的模式，則顯然已經無法適應這個每天飛動著“暗物質”“新能源”“基因編組”“量子計算”這些聞所未聞的奇異概念的時代。因此，科普出版選題轉向前沿科學話題，或者說由知識型向話題型轉換，可謂順理成章。像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策劃出版的“科創之光書系”，涉及信息通信、生物醫學、智能制造、石墨烯等前沿科技的發展的最前沿領域。

二

2018年，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引進翻譯了歐美科學家撰寫的“給孩子的實驗室系列”叢書。這套書的編者對科學的理解十分全面，它不是止于科學知識，而是立足于科學本身，致力于科學精神的培養。其中最具特色的地方，是著者以動手實驗為抓手，從科學的目的、精神、方法三個維度，幫助家長和孩子理解打開科學之門的正確方式。為此出版社還為每本書配置了與內容完全匹配的材料盒以及全系列通用的工具盒，為閱讀和操作者提供實驗所需耗材及工具，材料盒還配有“實驗日志”筆記本，充分營造一個科學研究的“現場”，訓練孩子假設、提問、觀察與記錄的科學家素質——這無疑是一次范式的轉換。

中國有著幾千年的文明，但幾千年的生活中也彌漫著種種的愚昧和迷信。占卜看相、巫術風水、江湖騙子、游方郎中之類無所不在。新文化運動高舉“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大旗，可謂學習西方與更新傳統的雙標之舉。延安時期毛澤東將迷信、不識字和不講衛生稱為“邊區三大害”。新中國建立之后，一直沒有停止過反封建迷信的斗爭，“我們黨的歷史，是崇尚科學破除迷信的歷史”[1]。在這樣的語境中，科普出版自然應該主動承擔其配合宣傳、轉換觀念的責任。因此，傳統出版的模式是基本以破解神秘現象背后的真相、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常識為主，鮮有從培養科學研究能力的角度作為選題指導原則。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的選題顯然超出了這個模式，叢書聚焦于科學精神的核心素質，將科普目標由對現象的了解和解釋提升到現代科學精神和科學能力的培養上來，說它標志了科普出版的一種原則上的轉換，應該不為過。

科學時代以前人們解釋世界遵循的是目的論思想范式。它從目的出發來解釋世界，認為世界總是圍繞著一個最高目的——比如，柏拉圖所樹立的至善而展開的。這種解釋常常從某個先設出發，通過思辨將世界納入這個系統中以裁定存在的層級。柏拉圖就從設定的理念出發，將現實世界看成理念的影子，而藝術因為是模仿現實世界，于是便只分配到了“影子的影子”的地位。這種思辨只需要去尋找現實的對應物，實證研究并不是必要的，這種劃分和認知方式并不妨礙思想的順利展開，中國古代思想流派基本都是在確立起道、太極、天理之類某個最高范疇之后逐步展開思想系統的。然而如果將這種方法用于科學研究就可能會得出荒謬的結論來。亞里士多德解釋物體向下墜落的原因是因為物體天然地具有向中心運動的趨勢，而地球則是宇宙的中心?；鹣蛏先紵斎灰彩且蚱渚哂刑烊坏倪h離中心趨向。這一切聽起來邏輯上十分順暢的結論都是基于地球中心論的假設的。王陽明想從竹子里“格”出天理，結果卻只格出了一場大病，更不用說古代帝王們為了強化自己權力的天然合法性而紛紛稱自己為上天之子之類。

然而科學總是要解決現實問題的。文藝復興讓當時的知識者們發現了一條不同于目的論的解釋路徑，就是德謨克利特為代表的原子論解釋方法。正是在原子論所奠定唯物論道路的引導下，科學家們逐漸擺脫了將表象與理念、上帝或本體相對應的思辨模式。引導人們面向事物本身去尋找內在的“原子”的結構功能，建構起來諸如質量、慣性、力這些基本概念，進而建立了經典力學理論，引發了真正的科學革命。這條道路上閃耀著伽利略、牛頓、道爾、波爾、愛因斯坦等一長串光彩熠熠的名字。在這些名字中，伽利略和培根無疑是不能忽視的。他們分別從實踐和理論上開辟了科學發展的新方向。伽利略堅持利用科學儀器和嚴謹的實驗來獲得對宇宙和物體存在狀態的真知，培根則鮮明地批判了傳統的基于思辨邏輯的求知方法，認為那樣所得到的不過是關于事物的“意見”，甚至是武斷的“意見”，只能“迫人同意命題，而不是要掌握事物”。[2]在《新工具》中，他主張科學研究要盡量排除主觀性的干擾，通過集體研究計劃將科學制度化，將知識建立在理性地、有條不紊地組織實驗之上，這樣所得到的結論才是真實有效的，將古老的先驗方法和演繹邏輯替換為一種實驗的、歸納的新邏輯。從此，儀器、實驗、歸納就成為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伽利略和培根都被稱作“現代科學之父”，正是他們所提倡的實驗研究開啟了現代科學的歷史，從而將西方帶入了科學大發展的輝煌世紀。或許得益于多年來對西方科學史的密集反思，得益于這種反思之后對科學發展規律的逐漸明晰，科普出版開始拓展選題范圍。不再止于原理知識的介紹，而是開始注重科學研究素質的培養，從讓讀者明白為什么推進到學會怎樣做。這不能不說是弘揚科學精神工作的一大“躍進”。

三

2019年，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與韓國專業童書創作團隊合作，推出適合0~3歲幼兒的“我要學數學”（20冊）系列，這是很值得關注的做法。它彰顯了出版者對科學認識上的深化。

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做過一篇引起熱議的演講。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何以倍其艱難？楊先生認為，有著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國之所以沒有發展出現代科技，以《周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思維范式，以及只重歸納而缺乏演繹的思維模式，是其中很重要的阻礙因素。“《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而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盵3]這個論斷后來被科技史家們進一步明晰化，認為西方科學的發展受益于數學，是西方自古希臘就已經非常發達的數學思維的發展產物。以此來反觀中國歷史，終于得出中國古代實際上只有算術而沒有數學的判斷。德國數學家高斯說“數學是科學之王”，沒有數學，也就無從衍生出系統的先驗知識，而這種知識是實現系列化、多樣化的科學創造和技術發明的基礎。這些思考追問到了中國科學發展問題的深處，頗有追本窮源的犀利。數學不僅僅是一門學科、一種知識，它還代表了科學思維模式。要培養科學精神，首先得從培養科學思維入手。

所謂科學，有兩個基本的內涵，首先是對自然和社會運轉內在規律的探討，其主要的途徑是實驗。實驗不是實踐經驗，二者有著本質的不同。實驗往往先有一種理論上的預設，通過嚴肅的實驗予以證實或證偽，得出科學的結論，然后才會進入實踐運用，改變人與自然的關系狀態。先有了牛頓定律，才有火箭和衛星。先有麥克斯韋方程，人類才進入了電器時代。其次，觀念現形為理論，需要橋梁，這就是數學。也就是說，科學探討必須使用比較標準的語言，而人類所創造的語言中，最具有普遍性的就是數學。數學語言不僅僅是描述科學論證過程和結論的符號媒介，而且是對思維、方法等的引導和規范。更重要的是，數學還是一種思維模式、一種世界觀。開啟現代思想之門的數學家和哲學家笛卡兒說數學是萬物之源。把數或者說量化分析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對世界予以定量的描述，是科學的本質，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和牛頓這些最重要的科學家們無不立足于這個分析傳統?，F代科學始于16世紀的天文學，發展壯大于物理學，其次才是化學，而生物學的進步則要等到19世紀才開始，所有這一切都首先要歸功于數學。因為，發端于14世紀意大利的歐洲文藝復興讓人們發現了長期湮滅的一個更早于蘇格拉底的古代文明傳統，即由畢達哥拉斯所奠基的數學思想傳統。推翻亞里士多德霸占西方思想領地1000多年的地心說的哥白尼，與天文學教授美尼哥·迪·諾瓦拉有著密切的私人關系，而后者正是意大利科學界復興畢達哥拉斯思想的靈魂人物。這一“復興”顛覆了一切存在都從神意中流出、一切存在都是神的影像的觀念，給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的影響是決定性的。

數學對人類進步的貢獻遠不止于科學。美國數學家M.克萊因指出:“數學不僅是一種方法、一門藝術或一門語言，它更重要的是一門有著豐富內容的知識體系，其內容對于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哲學家、邏輯學家和藝術家十分有用，同時影響著政治家和神學家的學說，滿足了人們探索宇宙的好奇心和對美妙音樂的冥想，有時甚至可能以難以覺察的方式影響著現代歷史的進程?！盵4]這是對數學作用精妙的總結。在重視數學這一點上，中國做得十分不足。中國3000年教育內容的主體是人文知識傳授，兒童教育主要還是習慣于給孩子講故事、看圖畫、背詩詞。這種教育模式一直沒有改變，甚至可以說直到今天也沒有發生質的變化。而恰恰就是在現代化的門檻上，中國迅速地淪為積貧積弱乃至任人宰割的落后國家。美國總統布什提出教育應該培養學生打下堅實的數學和科學基礎，以保持美國在經濟等領域中的世界領先地位；日本則把數學能力等同于整個國家的競爭力，普遍重視數學學習。其他像韓國、印度、俄羅斯等，都把數學列為最重要的教育內容。

普及數學教育，培養數學思維，出版數學科普，是推動國民科學素質向現代化提升的必要途徑。這個意義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的這個出版項目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同時，這項出版并非面向市場的單純的商業考慮，這家出版社是上海市新聞出版局授牌的“上海學術·數學出版中心”，可見也是上海政府工作的事項，這個從娃娃開始重視數學的做法，具有文化引導的意義。這套叢書據說發行業績不錯。繼后，出版社又與日本腦科學教授及國內早教機構聯袂打造了《階梯式數學思維游戲書》（14冊），同樣旨在培養兒童的數學興趣，發展數學思維，可謂富于遠見之舉。

四

傳播理論家麥克盧漢說媒介即信息，“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5]。新技術的出現不僅延伸了人的生活，而且會深深乃至根本改變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近代以來，生活幾乎已經被突飛猛進的科技發展徹底改變，技術不再是跨過一條河、伐倒一棵樹那樣充當人類生活的補充，而是直接對生活予以形塑，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無不在科技所砌就的路徑上行進，否則便會立即陷入癱瘓。生存的方式、行為的規范、事物的標準、判斷的依據，一切都只能在科技的引導下才合法，才有可能……科技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全面掌控了人類。

新康德主義哲學家李凱爾特將科學分成自然科學和歷史的文化科學兩類，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的區別在于其純粹的客觀性，即自然科學不僅在知識活動過程中要盡最大可能地排除主觀因素的干擾，而且是那種完全不帶價值屬性的事物。從科學研究的過程來說，這誠然是有道理的，然而無論科學研究何種對象，其目的總還是屬人的。價值不在對象身上，而在經過了人的研究和改造活動之后屬人的位格上?，F代社會的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美學等學科的形成都肇始于啟蒙主義時代，這個時代的思想家高舉理性的大旗，向宗教神學贖回人類自身，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成就這一偉大轉變的根基就是科學。這時代的先輩們無不推崇科技的力量。他們堅信憑借理性知識可以掃除愚昧，引導人類走向文明。這其中的最高代表無疑是牛頓。詩人亞歷山大·蒲柏稱頌說：“自然界和自然的法則在黑夜中隱藏。上帝說，讓牛頓去吧！于是一切成為光明。”將牛頓對宇宙運動規律的發現與《圣經》里記載上帝創世的偉業等同。18、19世紀的思想家們以科學革命為楷模，紛紛以自然科學的方法、模式甚至語言來研究社會，希望如牛頓發現萬有引力那樣發現社會運轉的基礎法則。總之，科學在啟蒙主義時代獲得了上帝一般的崇高地位。而科學也沒有讓鼓吹者、崇拜者們失望，從珍妮紡紗機到數控機床，從蒸汽機到電機，從古登堡印刷機到電腦照排，從圖里打字機到語音輸入，從火車到火箭，從電報到互聯網……天翻地覆的變革不過區區200年而已，相比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進步之速足以讓古代的先人們瞠目結舌了。如今的人們可以一天之內跨過半球，抵達月球也不過一周。農田里不見鋤禾日當午，工廠里的人只是機器的看守者，普通家庭里堆滿了來自天邊的食物……人類在科技的前呼后擁下安享了生民以來無與倫比的豐富、舒適與便利。就此而言，啟蒙主義者將科技等同于進步，自有其樂觀的根由。

然而，被科學發展的壯麗景象所魅惑，為改造自然的移山倒海而狂喜的啟蒙思想家們所料不及的是，火箭不僅可以載人上天，也可以將炸彈送往遙遠的村莊；生化制品可以防治疾病，也可以一夜之間制造人間地獄；炸藥可以開山采礦，更能在一聲巨響中毀掉一座城。1918年，世界人口增長2億左右，而“二戰”爆發到結束五六年內卻殺傷人口7000萬?！岸稹奔{粹的毒氣室，侵華日軍的731部隊，是科技用于殺傷的典型劣跡。科技終究是功能性的，科技之于人類是福是禍，取決于人類如何使用它。其次，科學發展自身也有其特定的生長原理，并非完全從屬于人的需要，也并非完全受到需要的控制，因為真正的、突破性的科學發現往往是知識系統自身運動的成果，因而也無法保證其能帶來福祉。原子能固然可以持久地為人類制造清潔的能源，然而核裂變所形成的令人恐懼的巨大殺傷力，也同時變成了人類生命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任何一項科技成就都是雙刃劍。細菌、藥品、基因技術、網絡技術……種種科技發明創造在保護人類健康、提供生活便利、拓展人類空間的同時，也可能成為各種傷害人類的災禍乃至犯罪。因此，即使沒有科技力量的惡意運用，知識對于人類的福禍仍然無法完全控馭。

同時，禍福不僅發生于人類內部，也出現在人類與自然之間。在高度發達的運輸和通信技術的支持下，空間區隔已經不再能夠限制不同地區的人們相互往來，人際間的關聯因而變得日益緊密，勢必要求重新調整彼此之間傳統的相處模式。不唯如此，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科技發展同樣也帶來了需要嚴肅思考的現實。如今人類早已不是巢居穴處、飲血茹毛，聞雷則驚、見異則神的那個掙扎于果腹生存的動物，也不是敬事天帝、遍祀山川的恂恂虔眾，科技早已讓人類擁有了神話一樣移山填海、馴獅伏虎、上天入地的強大能力。自然世界既然可以用數學來描述，也就變成了可解析的機械對象。而只要是可解析的，就一定是可以控馭和改造的。在這種空前的控馭能力面前，大自然不再是被敬畏的對象，而是幾乎可以任意為我所用的資源供應者。然而，在真正的自然面前，人類的自信不過是無知的倒影。自然是個牽一而動萬的復雜生態系統，人類對它的知解遠非自信所能及。但自信大大刺激了索取的欲望，其結果則使自然在受傷的同時，也成了人類的威脅。物種消亡、冰川融化、氣候變暖、土地沙化，水質惡化，化肥、農藥、添加劑等化工制品的濫用等，種種跡象都昭示著過度索取的后果。這種變化不可避免地破壞著自然自身、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招致前所未有的生態沖突和危機。薩斯、埃博拉、新冠肺炎種種惡劣病毒一波波地襲擊過來，就是自然向人類發出的警告。

美好生活是人類永遠的渴望，科技是實現這種渴望的最強大的助推，然而這個助推能否真的為人類的美好生活忠于職守，不取決于它的高低強弱，而取決于人類對待科技的立場，這就需要科技倫理。歷史學家湯因比就憂心忡忡地指出，當今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進步不平衡，后者遠遠滯后，前者毫無約束地被加以發展和濫用，從而產生致命的危險?？萍贾荒芨倪M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只有通過倫理的發育才能健康成長。從這一視角來看，則直到目前科普出版對科技倫理的關注，雖說并非絕無，但重視程度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今天讓科學做什么？》（江曉原、黃慶橋、李月白著）開始正面探討這個問題，顯得彌足珍貴。其他如《美麗長江——長江流域水生態科普讀本》（水利部水資源司、中國水利學會編著，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出版）、《環?？破諈矔罚ü?0冊，環境保護部科技標準司、中國環境科學學會主編，中國環境出版社出版）等，從生態視角出發，介紹了環境開發與保護的辯證關系。但是這類圖書數量有限，且多為政府部門組織編寫，比較偏重學術性，市場份額不高。

前幾年所出現的比如香蕉致癌、柑橘生蟲的傳聞、福島核電事故后瘋搶碘鹽之類令人瞠目的怪現狀，彰顯出科普工作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也正說明科普出版大有可為。我國政府對科普工作給予了戰略性的重視。2002年國務院頒布了科學普及法，2007年科技部又聯合宣傳部等八部委共同發布科學普及工作指導意見，又設置全國科普日，從立法高度保證科普工作的順利實施。并在基礎設施、人才隊伍、創作和出版等各個環節都給予大力支持，充分顯示了國家發展科技事業的決心。另一方面，市場上科普圖書需求強勁，也令人鼓舞，新版《十萬個為什么》甫一上市即被搶購一空。然而，深入到科普工作的日常，尤其出版領域，仍然可以用“成績顯著，問題不少”這樣一句近乎口頭禪的話來概括。從觀念上說，科普出版仍然未能擺脫“十萬個為什么”模式；選材空間上，未能系統化、立體化；創作上，處身科技早已日常化了的當今時代，知識的介紹卻仍然漂浮于日常之上，未能轉化為紋理化的日常敘事；作者方面，有編輯哀嘆很難找到60歲以下的作者，透露了個中更深的憂患；而科學倫理問題更幾乎還是塊亟待耕耘的處女地。在形勢大好、前景光明的樂觀中，這些都要求出版人沉潛下來，認真思考和面對的。

注釋：

[1]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崇尚科學破除迷信[N].人民日報，1999-06-21.

[2]培根.新工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15.

[3]楊振寧.《易經》對中華文化的影響[J].自然雜志,2005(1).

[4]周金才,梁兮.數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2.

[5][加]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