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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豐收是當下時代富有旺盛創作活力和激情的報告文學家，他的報告文學寫作具有一種海納百川的恢弘氣勢和包羅萬象的豐富性，內在性地接續了中國古代史傳文學的傳統。他以新疆作為基本地域和文化空間，在個人記憶、歷史文化和家國理想的書寫中，勾勒出兵團歷史、西部日常生活、人性風景。

關鍵詞：豐收 《西上天山的女人》 報告文學

你無窮的禮物，只注入我這卑微的手掌；多少時代過去了，我還在接受你慷慨的饋贈，無有止境。

——泰戈爾?吉檀迦利

豐收是當下時代富有旺盛創作活力和激情的報告文學家，1990年代以來他相繼為當代文壇貢獻了諸如《綠太陽》《藍月亮》《西上天山的女人》《最后的荒原》《還是那輪天山》《西長城》等具有經典化意義的報告文學佳作，正是這些令人矚目的文學成就使其獲得了廣泛的認同和贊譽。豐收的報告文學寫作具有一種海納百川的恢弘氣勢和包羅萬象的豐富性，內在性地接續了中國古代史傳文學的傳統。《王震和我們》《鎮邊將軍張仲瀚》寫出的是為新疆發展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英雄楷模；《藍月亮》《西上天山的女人》是女性生命的贊歌；《夢幻的白云》記述的是一個醫藥企業方興未艾的創業史；《西長城》記載了新疆兵團六十載的風雨兼程。豐收在個人記憶、歷史文化和家國理想的書寫中勾勒出了以新疆作為基本地域和文化空間的西部地區斑駁而迷人的風景，以個人史、家族史和革命史同構的方式奏響了一曲關乎西部地區的“古韻長歌”，既真誠感人又無比悠遠綿長。

對于歷史滄桑和崢嶸歲月的深情回望使豐收能夠不斷地走向生活和生命的縱深處，書寫中凝固著一個歷史見證者的哲學之思，進而實現了歷史與生命之間的生動互喻。于是，豐收在他的表意策略和書寫維度當中便會自覺地將歷史和現實人生、宏大敘事和日常生活統攝為無法割裂的整體。豐收的創作表征出一種鮮明而強烈的“責任”和“崗位”意識，仿佛對于那段并未遠去歷史的忠實記錄是他無法拒絕和推諉的，而是將這份書寫的權力視為無上高貴的精神榮光。總之，“他完成了一個書寫者的責任、一個兵團后代的責任。如果說兵團人是屯墾戍邊、保疆衛土、建設國家的最牢固的西長城的話，那么，豐收所完成的工作，正是以文學的方式，以文字為建材，在紙面上構筑起一道堅不可摧的牢靠的西長城，為兵團歷史盡到了一個忠實的記錄員和書寫者的責任”1。豐收憑借著英勇無畏的“戰士”姿態如此頑強地呵護著他賴以生存的那片土地，他赤子般的熱情和執著令我們肅然起敬之余充盈著感佩和敬畏。

丹納曾指出作為社會現象的藝術作品主要受制于環境、種族和時代等要素的內在影響和制約，并且進一步闡明，“的確，有一種‘精神的’氣候，就是風俗習慣和時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氣候起著同樣的作用。嚴格說來，精神氣候并不產生藝術家；我們先有天才和高手，象先有植物的種子一樣”2。在丹納的理解中，他雖然認同時代氛圍（精神氣候）對于藝術生產的潛隱作用，與此同時卻更加強調作為藝術生產主體的藝術家的主導性地位。對于作家豐收而言，誠然新疆作為歷史和生命的原初場景為其創作提供了思想源泉和文化符碼，但毋庸置疑的是豐收使那些行將隱沒和消逝在大漠孤煙中的歷史重新“活”了起來。新疆不僅是作家豐收永恒的記憶之城，更是他無法逃遁和逾越的精神和心靈家園，他個體的生命感悟和價值認同已經完全與其情有獨鐘的那片大地血脈相融，他的骨子里潛藏和奔涌著西部大地的歷史和文化基因，他的那些帶著生命體溫的文字無疑重新點燃和照亮了屬于一代人的青春和回憶。在這樣的意義上，豐收的創作已經超越了作為個體言說的自傳性的人生傳奇，更重要的在于他以無意識的方式自覺地再現了“大歷史”中人的生命躍遷和精神圖譜。與其說豐收的報告文學于冥想中建構了無比詩意的生命詩學，毋寧承認他在試圖感召和追尋那些從歷史深處走來的同路人，他以歷史代言人的身份和姿態為那些曾經的見證者尋找精神證詞和心靈樂章。如果以此作為理解和闡釋豐收報告文學創作的原點和基本邏輯，能夠發覺到他并不是單向度地介入歷史與個人，而是在歷史與個人的互滲過程中探尋和追問生命存在的意義。誠如豐收在《西長城》獲獎感言中寫道：“博大的西部孕育、培植了西部人生的博大，我對這個真實動感的世界充滿了探究的欲望……我以《高原獨行的牦牛》表達了那暮色蒼茫里牦牛母子帶給我的生命感悟，表達對生命的尊重。尊重生命，寫出愛，寫出人的尊嚴，是文學自覺的良知。”正是這種博大的生存世界賦予了豐收更為寬廣豁達的認知視野和人生襟懷，同時也奠定了其獨特的歷史觀和人生觀。豐收的報告文學作品讓人重溫歷史之余得到精神的激勵和鼓舞，他以一個西北漢子應有的豪放與坦蕩般的雄姿傲然于世。事實上，無論一個人的精神與心靈能夠游牧得多么遙遠，回歸最初的原鄉都將是其最為永恒和質樸的夢想。在這樣的意義上，豐收在他的報告文學中安放和建構了一個讓漂泊者賴以慰藉的自留地，他的每一次回憶與寫作都使其不斷地行走在“回家”的路上。正如愛倫堡在《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一文中所言說到的：“我但愿能用滿含摯愛的雙目使往昔的某些化石充滿生機；同時使自己貼近讀者：任何一本書都是自白，而寫回憶的書籍——這更是一種不愿以虛構人物的影子來掩蓋自己的自白。”3因此，豐收的報告文學同樣可以理解和認定為帶著他內在情緒的自白式言說，一種帶有自敘傳意味的精神剖白。

自古以來，以新疆為軸心的西部就是兵家必爭的邊關要塞之地，它不僅幅員遼闊、歷史悠久，而且還是貫通歐亞大陸文明的絲綢古道。根據文獻資料記載，“自西漢始，‘屯田西域’為中國歷代政權治國安邦的國策。西漢政治家晁錯贊此舉‘利施后世，民稱圣明’。曹操譽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明思想家李贄認為：‘屯田是千古之策’”4。歷史的興衰更替使西部體現著重要的地理學意義，同時因其思想和文明的多元匯聚而不斷地凝固為人們想象的精神共同體，其自身的“現代性”也伴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得以被認知和顯現。由于西部本身所表征出的地理即歷史和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可以使其進入到歷史和文學的講述視野中。如果說“‘現代’的意義源出多端，歸根結底，在于主體置于前無來者的情境下，對時空絕續的深刻體會，對文明板塊位移的巨大警醒，對種種生命可能與不可能的決絕演練”5。豐收報告文學作品中所舒展出的歷史畫卷無疑生動地呈現了中國西部由蠻荒走向文明、由邊緣漸趨走向中心的進程。與此同時，西部同樣見諸古往今來無數文人墨客的筆端，如唐代詩人岑參《石磧》篇中的“為言地盡天還盡，行到安西更向西”、李白詩歌《塞下曲》中寫到的“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清人楊昌睿在《恭頌左公西行甘棠》中的“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等都不同程度地提及到對西部中國的寫照。時至當代，新疆等西部中國仍然是作家魂牽夢縈的敘事之地，小說家董立勃在“下野地”的空間世界中書寫著天山腳下纏綿悱惻而不乏生死苦痛的愛情傳奇；散文家李娟在平淡、唯美和寧靜的日常生活中書寫底層人的喜怒哀樂。豐收則獨運匠心，他選擇以紀實性的報告文學展現新中國成立以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幾代人開墾拓荒的奮斗史。

豐收在回憶中曾經寫道：“寂靜的夜，藍藍的月光寂靜地流過，那些生活的場景便不期而至，就會心動淚涌。一個人，落生在哪兒，他是無法選擇的……我的記憶，原生態地保存了‘中國西部開發’歷史的真實——這是自記事而有的‘童子功’。”6豐收是兵團二代，父輩一代的生活、情感和心路歷程會以無意識的方式構成其創作的“潛結構”或者“潛敘事”，西中國既是豐收生命和創作的邏輯原點，同時也必將成為其精神最終抵達的歸宿之地，豐收的報告文學由此衍生出一種恒定的“情感結構”。或許出于某種宿命使然，豐收始終孜孜不倦地講述著西中國的故事，在綿延不盡的時間河流中尋找著歷史和生活的全部奧秘。榮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長篇報告文學《西長城》令豐收聲譽大振，是其迄今為止最重要和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西長城》是一部史詩性的巨著，是我們回望和體驗兵團人民浴血奮戰的百科全書。它以全景的方式講述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六十年波瀾壯闊、風雨滄桑的動人史詩，幾代兵團人在平亂革命、維系政權、開荒造田和現代化工業建設中開創了新疆宏偉的版圖。新中國成立初期，新疆得以和平解放，為鞏固邊防和促進發展建設，1954年正式組建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此后兵團一直是維系新疆穩定和平的中堅力量。這里既留有王震等共和國將帥英明決策領導的身影，更有知識青年和普通百姓為之默默耕耘的生命印痕。因此，豐收在《西長城》中所展現出的不僅有歷史的驚心動魄，更有屬于日常生活的細致與純情。豐收以屯墾天山下第一犁、小女兵的革命與愛情、追夢白銀王國的浪漫、伊犁河谷的槍聲、霍爾果斯的婚禮等篇章建構和濃縮了大歷史與個人生活彼此交織的生動圖景。盡管如此，豐收并沒有完全不遺余力地去書寫幾代兵團人所經歷的苦痛和挫敗，而是更多地昂揚出一種奮斗后的英雄主義和青春無悔的理想主義，凝聚著一種偉大的精神。當然，豐收講述和面對歷史的姿態與知青文學相比較則有著新的面相，他淡化了那種青春逝去及其理想信念被埋葬的憂郁和感傷，也無意于如《桑那高地的太陽》和《龍血樹》等知青小說一般，以現實成功者的立場對歷史進行懷舊和重塑。豐收的報告文學中始終流淌著一種氣韻和力量，個人的命運與時代的激流互為映照，他以戰士般的萬丈豪情開辟出新的歷史愿景。正如詩人艾青在其詩作《燒荒》中寫到的：“小小的一根火柴，劃開了一個新的境界——/好大的火啊，荒原成了火海！……快磨亮我們的犁刀，犁開一個新的時代！”7正是這種薪火相傳的精神力量成為了新疆發展的不竭動力。而在那些歷史過來者的回憶中，也能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他們同樣沒有過度地渲染創傷和血淚，而是表達收獲的喜悅和真摯的友情——“勞動的汗水終于迎來了豐收的喜悅。這年夏天，這片亙古荒原上閃耀著一片耀眼的金光……這歌聲充滿戰斗的激情，充滿勝利的歡樂。這歌聲，贊美著沉睡千年的土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開出了一朵絢麗的戈壁新花。”8“在十年浩劫中他們愛憎分明，嫉惡如仇，敢作敢為，從不隨風逐浪……今天在向四化進軍的道路上，不管遇到多大困難，我只要一想起那些勤勞勇敢的哈薩克人民，一想到那充滿深情厚意的天山之路，渾身就增添了無窮無盡的力量。”9如此愉悅，如此憂傷，而又如此繾綣和決絕，豐收就這樣以有限的故事和語言傳遞了無限的遼闊與高遠。

“‘歷史之道’中的歷史是指述事史或意義史，歷史的主體是語言；但‘歷史之事’中的歷史是指事件史或行為史，歷史的主體是人。”10很顯然，豐收筆下的歷史作為“歷史之事”中的“歷史”而存在，并且有意識地彰顯出作為歷史主體和創造者的“人”的意義和價值，即實現了歷史與個人之間真正意義上的“交往”和“對話”。簡言之，豐收試圖呈現和詮釋出的并不是作為個體的人究竟創造了怎樣的歷史，而是歷史如何影響和塑造了個人的生活和生命歷程。總體而言，豐收在書寫西部波瀾壯闊的歷史圖景之余有意識地突顯了女性的生命群像，他以豐沛的詩情和動人的筆致對于那些邊疆女性開拓者給予了不吝言辭的美贊。她們是被農場人贊譽為忘我工作的勞模田增芳、一生奉獻給棉花種植的湖南女兵陳淑惠、飽受歷史迫害之苦的唐素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位女拖拉機手張迪源，以及有“冰峰五姑娘”美稱的劉君淑等。她們為了響應祖國支邊的號召，帶著青春的滯澀和懵懂離開了生養的故土行走遠方，她們未曾料想到這是一次沒有歸程的旅途，等待著她們的并不是詩和美好，而是無比艱難的生活。但不管怎樣，這些英雄女性的到來讓西部大地煥發了生機和活力，給那片黃沙漫卷的蠻荒之地帶來了希望的光亮。

她們對于西部荒原的最大價值在于——“過于空曠過于單調的大漠因為她們的到來而溫柔而有生氣而多彩——包括她們的啜泣和哭喊。西部的遼闊剽悍，西部的山水陽光，也催萌滋潤激發她們生命的色彩，使她們生命的色彩展露得那般淋漓盡致！”11她們的人生被無情地裹挾到歷史前進的洪流與煙波中，以至于呈現出共通性的美學特質：“作者既不渲染，也不抱怨，而是從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角度，高屋建瓴地揭示了婚姻和生殖——作為社會生產力的人的再生產對于西部軍墾這一偉大歷史創舉的時代延續和持久發展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這個莊嚴的命題下散發出來的是母性和人性的光輝。她們痛苦，掙扎，斗爭……沒有她們，就沒有西部中國屯墾戍邊的千秋偉業。她們用汗水澆灌了荒原，用乳汁哺育了兒童，用青春創造了家園。”12這些扎根邊疆的巾幗英雄以超拔頑強的毅力譜寫了生命的詩篇，她們不僅在社會生產的意義上體現自身的價值，同時更擔負著延續生命的重任。她們為邊疆歷史的輝煌和功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成為我們銘記西中國拓荒史的一座耀眼的豐碑，她們身上映現著“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氣魄和偉力。西中國的陽光和雨露澆灌了她們的青春、理想、愛情和生命，她們的故事是奮斗者的故事，她們塑造并改變著西中國的歷史。因此，我們便沒有理由選擇遺忘她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正如豐收所言及到的：“女性的命運是社會的命運……母親啊！當你們喜地歡天又哭又笑坐上火車離開故鄉的那一刻起，你們已經成為社會和歷史供奉給遼闊騷動的西中國的祭品。注定要成為父親的媳婦孩子的母親。母親，理解父親的熾烈祖國的要求吧，因為你們的到來，西中國的屯墾結束了一代而終的歷史。”13很顯然，這些女性的人生境遇中充滿著屈辱、隱忍和疼痛，但豐收并沒有偏執地在悲劇的意義層面上將其形塑為歷史的犧牲者，而是在不同的生命故事中詮釋和演繹著關于愛和奉獻的文化母題。豐收筆下的女性是超越性別、種族和時代而存在的，她們是心系國家和人民的“國之大者”，英雄般地綻放在西中國的大地上，她們是真正意義上的“上善若水，大愛無疆”。表面上看，豐收筆下的女性形象和故事具有一種相近或者重復的美學基調，這種復沓式的結構方式不僅不會消弭和弱化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取而代之的是這種重復本身造就了一種氛圍和力量，在不間斷的美學疊加中蘊蓄著情感的深度。

作為一種心靈鏡像的映射，這些女性群像也如此生動地昭示著豐收對于人間大愛的崇尚和追求，他擁有著泰戈爾和托爾斯泰式的博愛、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深刻和使命感。如果說與西中國相伴相生是這些女性無法逃遁的宿命，那么，選擇忠實地記錄她們坎坷艱難但又不乏幸福的生命進程或許同樣是豐收無法拒絕的使命。因此，他以體驗和重溫的方式為這些女性代言和立傳，在歷史言說中夾雜著難以名狀的情感愿望。在報告文學《西上天山的女人》的綴章“我遼遠的地平線”中，豐收以飽含深情的筆觸回顧了自己母親輾轉漂泊的生命歷程，他這樣寫道：“母親的體溫漸漸消失。母親誰也不驚擾獨自遠行了，留下慈祥，淡化兒孫的悲痛。歷經滄桑的母親啊！您要求自己太過殘酷……人的有形化為無形竟如此簡單，只是一縷青煙，魂逸九霄，塵世不復存在，空茫大地，浩淼蒼穹。渾圓渾圓的夕陽，終于從西地平線滑下去了，月光托著天山站了起來，莽莽蒼蒼。”14很顯然，母親的永遠離去注定成為豐收難以忘卻的記憶和傷痛，在豐收那溫暖泣血般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他對于母親至真至純的懷念。豐收的母親是無數為西中國的建設奉獻青春和生命的偉大女性之一，她們不僅是新的歷史的開創者和締造者，更是西部大地的“母親”。作為“人之子”的豐收當然無法割舍與母親之間的血緣倫理之情，而西部大地同樣無法斬斷與這些英雄女性的水乳交融。因此，豐收真情必現的懷想與感恩就已經超越了對于母親個人的追思，更重要的在于他為那些與西中國同生共榮的母親們鐫刻了墓志銘。

豐收報告文學的重要特質在于他努力開掘出了人性的深邃內涵。豐收與賈魯生合著的《中國西部大監獄》是一部關乎人性罪與罰的命運之書，他無意于批判那些侵犯道德和法律禁忌并因此失去自由的生命個體，而是試圖希冀他們在浩瀚的戈壁中能夠以真誠的懺悔實現靈魂的自我救贖，他渴望用博愛的火光燭照出那些迷失者的前行道路，引導其逃離人性的幽暗地帶而走向光明與新生。因此，豐收筆下的西部大監獄不再是陰森恐怖、規訓與懲罰的象征，相反這里是重新淬煉生命的熔爐，歷史中的發配與流放之地儼然成為了富有情感和善意的港灣。監獄不再是善良與邪惡、文明與愚昧之間的界限，而是由不自由到擁抱自由、由絕境到復活的起點。“監獄是什么？它像麻瘋和精神病院一樣，用高墻和電網與世隔絕……一群有思想的生物，被迫遠離社會，遭到了無可挽救的遺棄，那是何等悲慘的事情。”15豐收以人道主義的立場和姿態對那些囚禁者給予理解和同情，所以，他極盡力量地寫出了不同文化身份人的懺悔錄。即牟建慶對于亡妻的懺悔、張帆對于后代的懺悔、李善生對于勞動的懺悔及李小毛對于父母的懺悔等，在這些如泣如訴的虔誠悔恨聲中人性深處的真、善、美熠熠生輝。這些飽含著血淚的“向死而生”的故事使得豐收發出了這樣的感懷和慨嘆：“父母的淚，妻子的情，兒女的呼喚，是一種強有力的感召。那些好勇斗狠的孽障，那些無惡不作的魔頭、惡棍、社會渣滓，只有在經受大漠風暴的沖擊和滌蕩，使心靈受到震撼以后，才能真正領略來自親人心田的圣潔的甘泉。我們說愛之所以偉大，不僅在于孕育和繁衍了人世，還在于它能去腐生新，拯救一些尚未完全泯滅的靈魂。”16或許在人性的天平上，我們應當重新理解和詮釋善與惡。在這樣的意義上，豐收的報告文學中“人”所具有和承擔的價值內涵既有別于五四時期思想啟蒙視角下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學”，同時也迥異于歷史反思視域中的“文學是人學”。他所建構的“人”和“人性”唯有在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范疇中才能獲取有效的印證。正所謂有情的歷史鑄就了有情的文學，而有情的文學中也必然蘊藉著堪稱偉大的人性。

豐收不僅是優秀的報告文學家，他還是一位擁有著浪漫情懷的詩人，他以詩人的目光審視著山川萬物和世間百態，如此自由熱烈地點燃了心中奔放的火焰。正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豐收的筆下總是在不經意之間蕩漾著詩情畫意，無聲中醞釀著別樣的生活韻致。因此，他的報告文學在紀實（敘事）之余還兼具著抒情的氣質，這種別具一格的溫柔而哀傷的獨語方式在其唯美的語言世界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從而極大地豐富了其報告文學的文學性。這種詩化的語言在豐收的報告文學中隨處皆可遇見，如“每一片落葉，都經歷了四季的風景，冬天的雪，夏天的雨，飽嘗了生命的全過程，最后帶著太陽的光澤，無聲無息地回落養育了它們的泥土，這就是葉子的生命。樹上一片葉，地上一個人”17。又如“終于，最后一縷青煙向著藍幽幽的月亮飄逸而去，明月相伴，清風相隨。逝去的歲月里，有了一雙眼睛，那是耿耿河漢最亮的星光，是藍藍的月亮”18。以及“雄奇俊美的骨架，定位高天闊地的新疆。鐘天地靈氣，聚日月光華，納百川魂魄，育一方生靈。以百萬年的歷史，見證滄海桑田，西域古今”19。豐收創作的抒情品格既與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抒情文脈息息相通，同時又與其對紀伯倫的《先知》、泰戈爾的《飛鳥集》和《吉檀迦利》以及詩人北野的詩歌接受密切相關，豐收由此孕育出的那些閃爍著靈動微光的語詞就使得他的報告文學散發著詩意的光芒。哲學家海德格爾在《荷爾德林的頌歌〈日耳曼尼亞〉與〈萊茵河〉》一文中曾指出，人被賦予語言這危險的財富。一方面，語言為感知和表達世界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語言自身的有限性也會在某種程度上狹隘我們對存在本身的認識。誠然，豐收報告文學中抒情語言所帶有的“危險”與海德格爾所強調的語言與存在之間的關系有本質的差異。它的“危險性”主要在于抒情語言過多則會破壞了報告文學的文體特征，反之，抒情語言過少則會削弱其自身的文學性。豐收的成功之處在于他實現了紀實（敘事）與抒情兩者之間的平衡，從而在規避了語言“危險”的同時建構了其報告文學寫作的美學風格。或許當有的論者譴責和指摘豐收過度抒情之際，他們漠視和遮蔽了豐收由此為報告文學寫作所開拓出的新的美學范式。

總之，豐收的報告文學是為西部中國盡情奏響的“大地雅歌”，是對幾代戍邊英雄的招魂和獻祭，他的報告文學在復現歷史之際兼具著療救的功效，以無邊浪漫詩意的長虹讓我們忘卻了歷史的傷痛，讓西部中國大地上飄揚著傲骨的旗幟。作家方方說：“作家應該始終遵循自己內心的原則去寫作，一個優秀的作家應該堅持為自己的內心寫作。文學幾千年來之所以有魅力，就是因為有許多作家按照自己的心靈去寫作。”事實上，豐收報告文學的可讀性和思想魅力正源于他以無比真誠的姿態坦然地面對歷史和生活本身，既沒有極盡虛構故事的能事，又不見任何矯揉造作的虛偽。豐收只是極盡自己的力量為那些“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重新找回尊嚴，賦予歷史、人、生活以新的意義和價值。狄更斯在《雙城記》中曾寫道：“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睿智的年月，那是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時期，那是疑慮重重的時期；那是陽光普照的季節，那是黑暗籠罩的季節；那是充滿希望的春天，那是讓人絕望的冬天……”20。或許對于作家豐收而言，他有著同狄更斯一樣的猶疑和矛盾，他所書寫的歷史和記錄的時代便是最好與最壞、智慧與愚蠢、信仰與懷疑、希望與失望并存的時代，這一切皆因其對于生命本身的敬重和純粹心靈世界的營構而顯得微不足道，因為在消逝的歷史與永恒的生命之間鑄就偉大的精神才是豐收報告文學最大的要義所在。年輕的新時代衛國戰士陳翔榕以“清澈的愛，只為中國”作為自己的生命誓言，同樣充盈在作家豐收心間的那份清澈的愛，不僅屬于他自己和他的同代人，更加屬于我們共有的中國。我無比堅信豐收從未間斷和停止他對西中國的愛和書寫，因此，對于他的報告文學我們便有理由充滿著新的期許。

[本文為遼寧省教育廳青年育苗項目“八九十年代五四新文學傳統闡釋及文獻整理研究”（項目編號：WQN20191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李朝全：《豐收文學創作論：構筑一道文學的“西長城”》，《黃河》2019年第6期。

2 [法]丹納：《藝術》，傅雷譯，巴蜀書社2018年版，第24頁。

3 [俄]愛倫堡：《人?歲月?生活——愛倫堡回憶錄（上）》，馮江南、秦順新譯，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

4 14豐收：《西上天山的女人》，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10頁。

5 王德威：《文學東北與中國現代性——“東北學”研究芻議》，《小說評論》2021年第1期。

6 17 18 豐收：《藍月亮》，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頁。

7 艾青：《艾青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266頁。

8 9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六師政治部編《鐵馬風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194頁。

10 趙坤：《“記憶的闡釋學”與當代文學的記憶書寫問題——以畢飛宇為例》，《當代作家評論》2021年第1期。

11 13 豐收：《綠太陽》，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4頁。

12 屠岸：《西部中國的開拓者之歌——序長篇報告文學〈綠太陽〉》，《綠太陽》，豐收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頁。

15 16 賈魯生、豐收：《中國西部大監獄》，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14頁。

19 豐收：《西長城——新疆兵團一甲子》，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75頁。

20 [英]狄更斯：《雙城記》，宋兆霖譯，臺海出版社2020年版，第2頁。

[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