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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學》歷史上出現長篇小說連載的情況頗為少見。2009年第2期與第3期，《出延津記》與《回延津記》以上下部登載，同年，小說合名為《一句頂一萬句》出版。兩年后，劉震云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問世不久，《一句頂一萬句》即被冠以作者“扛鼎之作”之稱，雖為美譽，對一位仍處寫作進行時的作家而言，或為時尚早。但顯然，《一句頂一萬句》被及時地“偏愛”了，在時間未及“包漿”時，它已顯出潤澤。它是傳統世情小說在當代的一次復活，它以個人的隨波逐流狀寫時代的波浪。

對《一句頂一萬句》的觀察更普遍地對焦于其“傳統”。從內容到敘事，作者以信手拈來的娓娓道來，用彼此勾連的日常發生對中國民間生活方式和道德觀念完成了一次流動的勾勒。細讀文本不難發現，這部傳統氣質鮮明的小說其實同時包含著對傳統的反思、質詢甚至解構。細密敘寫中，內在地結構著對諸多傳統價值觀的追問。當故事與講述故事的方式榫卯般嵌扣，整部小說便從內部完成了結實又別具中國風格的敘事。日常生活由大量筆墨細密勾勒，而故事發生的具體時間卻在其中被有意沖淡了，時代的具體氣息并不濃郁，特別是上部，仿佛一切發生在不被線性時間標記的永恒俗世里，猶如中國民間社會進入現代生活以前漫長、恒定、日復一日的生活圖景。但故事里布滿小小的看似偶然的觸發，它們精密排列并運轉，如表芯內部的零件，指揮著時間，幽微地勾連起一群人、一片土地、一段歷史整體的命運。這其中有某種荒誕，又有對抗荒誕的力量在發生作用。

就從“名字”說起吧。“一句頂一萬句”，意味著“說話”是小說中最易被識別的母題，故事里人與人的有效聯結來自是否“說得著”。而整部小說，幾乎就是由“一句”引出了“一萬句”，事情憑“一件”敷衍出了“一萬件”，蒼茫大地上的人從“一個”牽出了“一萬個”，他們的手藝活計、婚喪嫁娶等日常，喜怒哀樂、信仰背叛等遭際，樸拙良善、慧黠幽默等性情，如小品畫般一幀幀浮現，卻構成一幅鄉村生活長卷，綿延近百年。世輩生長于此、偶然流落至此、漂洋過海到此的人們在這片中原腹地上過活、求索、生生不息。簡筆白描或細細勾勒的人物連綴在長卷的前景、中景、背景中，他們一個人挨著另一個人，一件事抵著另一件事，小說主人公便是在這嘈嘈雜雜、微微茫茫的人事中間，走出了他唯一的命運。

時間的順流與倒流會合于延津。地處黃河以北的延津，古時有過會安鎮、廩延邑、酸棗縣之名。宋徽宗政和七年，酸棗縣改名延津縣。近900年后，出生于此的作家劉震云以“延津”為原點，講述了兩段以“出走”與“回來”為名的往事。一個村莊、一個鎮子、一片土地上林林總總的人與事攪在了一起，繁蕪叢雜、浩浩湯湯，有著盤根錯節的整飭。

故事的主光“追”在一位“失敗者”身上。他是跟丟了師傅、砸了飯碗、跑了老婆、丟了孩子的被命運一再傷害的人，他叫楊百順。或者說，他曾是楊百順，而這片土地上大多數人被名字摁回了他們被規定的命里，那些鄰人、匠人、小商販被他們的“姓”籠統地覆蓋著。但我們的主人公有過原生的、被贈予的、自己認領的三個名字：楊百順、吳摩西、羅長禮，仿佛三個人的三段人生拼貼在一個不安且持續不滿的人那里，這與中原黃土在本質上的守持與恒定多么不同。

楊百順的形象因而從一群人中浮凸而出。那些被他們的姓氏取消著面孔細節的人們，更顯出在各自活計中本分活著的狀態。他們和土地長在一起，日勝一日地緊密，而只有楊百順以不斷地分身完成離開與掙脫，他幾乎是在名字的遷徙中完成了遷徙的一生。故事從楊百順11歲那年開始，他的父親賣豆腐的老楊與馬家莊趕大車的老馬在鐵匠老李給他娘祝壽的酒桌上，因“沒挨著坐”而讓旁人看出了“并不過心”之友誼，這為漫溯近一個甲子的人間往事拉開了帷幕。人情事理被綿密地織進日復一日的日常中，人的命運成為每一件具體而微之事的層層堆疊。離開延津那年，楊百順21歲，卻仿佛飽經一生。“出延津記”容易讓人聯想到《圣經》故事“出埃及記”，且主人公曾以“吳摩西”為名，在物理空間上完成了對“延津”的“出走”，一個人的遭際在這里與史詩敘事形成互文。約半個世紀后，他養女的兒子牛愛國宿命般向著延津“歸來”，與未曾謀面的精神祖父相似，他們的命運有所交疊，甚至顯出戲劇性的同構，牛愛國亦在目的不斷遷移的尋找中確認著自己。他們是不曾謀面的同類人，他們未曾說過一句話，但他們一定“說得著”。

在目睹楊百順與牛愛國不斷遷徙的生命所歷中，一直有畫外音出現，那是小說的名字在向讀者索要答案：去找到小說里“頂一萬句”的“那一句”。但顯然，這名字和小說本身并不易對位，以至于出自讀者的“找”，某種程度和楊百順們共享某種尋找的秘密。小說里能言善辯的人不少，但楊百順、牛愛國不在此列，他們訥于言而敏于行，是他們的行動逐漸地使“那一句”水落石出，是他們做了什么而不是說了什么，讓一切不同，變得重要。

所以，頂一萬句的“那一句”于楊百順與牛愛國而言是行動，亦可為他們的“活法兒”。他們選擇了不同于身邊人的活法——在路上。“出延津記”是楊百順向延津以外走，向廣闊天地求索，只有離開才能完成自我拯救。“回延津記”是牛愛國往延津回，是向來路與根源求證，只有回來才能解開心結。“出”和“回”主體不同，但他們共享一種狀態，那就是“在路上”。當心中動念，人便不滿足，心將為腳指路，要挪地兒，人會往心里覺得敞亮的地方去。作者將“在路上”的敘事模型巧妙地貼合進故事結構與人物生長中，“在路上”是小說主要人物的宿命，也是整部小說的氣質。

從人物原型上看，楊百順實為一位漫游者。他一直在路上，盡管對自己要去往何處茫然無知。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從少年時即如此，他不斷放棄、抵抗生活安排的本分，他從骨子里就不認同埋頭苦干，卻不本分地向往著讓自己更舒適的生活。

這些“動念”讓他與中國傳統的農人形象拉開了距離。

每一次選擇新生活，他不僅改名，還要換姓，要離家，離開故土，這意味著某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并不對楊百順構成壓力。一個看似敘寫傳統生活的故事，內里蘊含著具有張力的反傳統、破除規訓、挑戰因循的質地。敘事的細密在于作者幾乎具體地描摹著長卷的前景、中景、背景中每個“小人兒”應對世事的策略，每人幾乎都在自己“對”的邏輯中行事，鄉村生活、一代以至一代代的命運運行在一種龐大而穩定的邏輯秩序中，而只有楊百順，在不斷地挑戰這樣的慣性和邏輯。他可以因循，可以回來，可以服從，但他沒有。楊百順的前半生一直在否定和放棄，也正是在這否定的過程中，他逐漸接近自我。

當楊百順還是楊百順時，他最顯著的特點是“待不住”。楊百順的“在路上”是他不斷從規定中出逃，他在對秩序、因循、日復一日的規定性進行持續抵抗，他在行動。待不住的楊百順在偶然地成為吳摩西后，當他最終（不過21歲）落定他鄉，在終于認領了少年時就心儀的喊喪者羅長禮的名字而成為羅長禮時，他才好像帶著某種暮年之人終如愿以償的慰藉，停止漂泊，結束了“在路上”。在遠離家鄉的地方，他待住了，他終于在自己的命里安定下來。

他一直在向外走，但他精神力量的方向是向內的。向外走的過程于他而言，其實是在走向自己。楊百順這看似沒有定性的人，卻提供了一種頗為強勁的秩序感與穩定感，內置于楊百順生命內部的情感觀念是延續的，他從一種否定性往另一種否定性中蹚去，在不斷的否定、喪失、落空中，他反而擁有了主體性，逐漸認領了自己。這復現于牛愛國的命運中。在一個相對穩定的鄉村生活圖景中，只有楊百順是那個不斷流動的人、不安的人、不滿的人、向外求索的人；而在一個相對流動的現代社會生活場景里，牛愛國在退回，在后撤，在誤打誤撞抑或命運的指引下向某種穩定的所在靠近。這兩粒反向運動的原子都是為了“尋找”而出發，他們都未能找到那個被寄望的所在，然而，他們又都找到了什么。這個什么，“一句”或“一萬句”都不好說清，卻是小說值得回味的地方。

閱讀時不難發現，當作者寫誰，似乎他就是誰，他就站在那人完整的世界里完整地感受著他的世界，一切合情合理。這就使故事里所有人的行為與念頭都邏輯自洽，以至于故事里沒有“壞人”，有的只是在各自生活與命運邏輯中合理存在的人，是每個具體處境中不得已而為之的人，是每個性格命運所決定非如此不可的人。這是作者理解人情社會的方式，《一句頂一萬句》立體地呈現了這種人情社會的構造方式。

這部長篇還較為集中地表現著劉震云一種鮮明的敘事方式。如果用步伐做比喻，便是他常常行兩步，退一步，踩實了這退回的一步再四處望一番。事情因而總是可以從兩邊看去，在新的語境與環境中被重新理解。這種敘事邏輯中暗含著某種自我的小小否定與及時的自我糾正。因故事間的連接方式與敘事上的話語表達，《一句頂一萬句》呈現出榫卯式的敘事結構。這意味著句與句、故事與故事的關系體現為內部鑲嵌的絲絲相接、環環相扣，凸現的部分與凹隱的地方如榫與卯般嚴密相關。這種敘事策略使他的句子常常并不一次性抵達，而是在表述的中途延宕一會兒，纏繞一下，因而一句纏著一句，曲折地進擊。螺旋式的表述過程帶來了敘事的繁密茂盛，大曲折里套著小曲折。他設問，在先否定再肯定中自答，進兩步退一步，退回之處清理了逸出的旁枝，而將故事與人物一次次引回命運本身的安排。

《一句頂一萬句》是一部“無名者”的群像小說，也是一部“失敗者”的史詩，還是一部作者所熟稔、所深愛的民間鄉村的說話史與交道史。細碎的日常生活邏輯與情理在某種現代性進入之前的圓形軌跡中自我推進并完成。故事里，楊百順與牛愛國要找的人都沒有找到，但溢出故事的部分讓我們確認，他們“在路上”，在永恒的流動中，在一種持續的否定性中，獲得著盛大的、自足的內在力量。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研究”2021年7月16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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