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所謂“空間站”是指運行在外層空間的人造設施，當前主要應用于技術實驗、天文觀測與對地觀測等。其中，國際空間站“代表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科學和技術合作”[1]，被稱為“未來社會的基層單位”。這是某種超國家的制度，是很多幻想家所向往的[2]。它不僅催生了“遙科學”（Telescience），而且成為藝術創意的重要來源。以空間站為題材的科幻電影至遲在 20 世紀 50 年代就已出現，如今已知的就多達近百部。它們既蘊含了人類探索宇宙的雄心壯志，又表現了編導從藝術角度對于宇航事業的展望與開拓，同時還包含了對人性、人情和人倫等重要范疇的揭示與反思，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一、眾力易成：空間站建設想象

有關空間站的構想可以追溯到蘇聯的康斯坦丁·齊奧爾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德國的赫爾曼·奧伯特（Hermann Oberth）、美國的沃納·馮·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等人的論著。自從人類歷史上首個空間站——蘇聯的“禮炮一號”1971 年升空以來，全世界已經發射了 12 個空間站，其中蘇聯 8 個、美國 1 個和中國 2 個都已退役，美國、俄羅斯等 16 國共建的國際空間站目前在軌運行，預計 2024 年退役。我國永久性的“天和”空間站預計 2022 年前后建成并投入使用，屆時它將成為唯一在太空運行的空間站[3]。根據科幻電影的描繪，對于空間站建設可以從自然、社會、心理等不同角度予以定位。

（一）重力超越、模擬與利用：空間站建設的自然定位

空間站代表人類對于廣袤宇宙的大膽探索。它并非自然之物，而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它依靠高科技相對擺脫了地球重力的束縛，創造了在失重等特殊條件下開展實驗的可能性。當然，在開發空間站潛能的過程中，科技工作者仍然需要師法自然。正因為如此，美國電影《飛星騎士》（Riders to the Stars）描寫宇航員捕獲隕石并將它帶回地球研究，人們利用上述研究所發現的結晶純碳的外涂層，提高了空間站的安全性。美國電影《美國宇航員》（The American Astronaut）試圖告訴觀眾：空間站的建設史至少可以追溯到 19世紀末期。當時，來自內華達州的礦工開始在一顆邊遠星球建造原始空間站。多年后，一小批礦工還活著，但他們因為身體已經癱瘓和變形、無法再承受地球重力而無法返鄉。兩名礦工配對并生下一名被稱為“身體套裝”的男孩，將他放在一套模擬地球重力的設備中培育，希望有朝一日能送他回家。星際貿易商柯蒂斯以交換用品和避難所為條件，同意將上述孩子帶回地球。該片所展示的“歷史”當然是出于虛構。不過，從中可以看出：如果將建造空間站視為人類能動性之顯示的話，那么，身體因為在空間站長期生活而殘障化則反映了人類的受動性。二者經常是并行發生、相互影響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如何對待重力。為了避免太空生活的消極影響，科技工作者致力于開發人造重力。對此，英美合拍片《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已經予以表現。英美合拍片《星際穿越》（Interstellar）進而構思出這樣的情節：美國航空航天局科學家墨菲獲得身處五維空間的父親庫珀幫助，找到通過重力波發射巨大空間站的方法。對于重力的超越、模擬與利用僅僅是空間站自然定位的一個側面，但它集中說明了人類與自然規律的關系：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時又依靠對自由的追求將自身從自然界提升出來。與空間站相關的宇航科技便是這種追求最集中的體現。

（二）族類競爭、協作與交往：空間站建設的社會定位

迄今為止，建造、運營和利用空間站的努力都不是以人類為整體、齊心協力進行的，而是以一定共同體（特別是國家）為依托。與此相適應，科幻電影有關想象打上了具體社會歷史條件的烙印。

建設空間站過程中所面臨的矛盾沖突，始終是編導所關注的對象。例如，早在 1953 年的美國電影《月基計劃》（Project Moonbase）中，就出現了以破壞美國繞月空間站為使命的江湖騙子（冒名頂替者）形象。此人計劃在空間站從月球返回時使之與火箭相撞。不過，出發之后，他無意中暴露了身份，在與其他宇航員的交往中轉變了立場。當他們在月球上陷于困境時，此人以協助建立與地球的聯系來贖回先前的罪過，最終因為偶然事故而死亡。又如，根據美國電影《戈格》（Gog）的設想，新墨西哥州沙漠地下秘密實驗室正在建造一個空間站，但發生了原因不明的嚴重故障。華盛頓特區科學調查局安全特工前往調查，發現其中有兩臺機器人受敵方高空無人機所發射的電波控制而從事破壞與謀殺。

其后問世的若干空間站題材的影片將美、蘇爭霸作為背景。例如，根據蘇聯電影《天空向你招手》（Sky Beckons）的設想，蘇聯率先啟動火星探險，在空間站建造了太空飛船“家園號”。美國飛船“臺風號”作為不速之客出現在空間站，表面上看來是為了修理機械，實際上是想借用那里的條件搶先登上火星。不過，他們的小算盤因為“臺風號”遇險而落空。蘇聯人寬宏大量，讓“家園號”前往拯救“臺風號”船員，為此額外耗用燃料，導致自己的火星探險計劃受挫。在蘇聯電影《太陽之外的戰斗》（Battle Beyond the Sun）中，空間站同樣是宇航員從地球前往火星的中介。當時，美、蘇正圍繞火星探測展開競爭。以此為背景，該片描寫了分別代表南、北兩半球的兩個未來國家之間的較量。南半球國家率先建成空間站，因此處于有利地位。在現實生活中，冷戰結束之后，反恐斗爭一度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關注的焦點。以此為背景，某些科幻電影觸及空間站建設與恐怖組織的關系。例如，在美國電影《彎刀殺戮》（Machete Kills）中，墨西哥大亨馬科斯謀劃在各國組織系列爆炸，然后在空中重建人類社會。因此，他為自己建造了空間站。盡管這家伙野心勃勃，但其最終目的未能得逞。美國電影《全球風暴》（Geostorm）描寫恐怖分子企圖控制世界，為此通過蘇聯“鐵錘”空間站將信號發送到繞地球旋轉的衛星，以控制全世界所有的技術設備，不過上述計劃被超級英雄群體挫敗。

與宇宙飛船不同，空間站可能成為人類長期生活的區域，形成“小社會”或“宇航社區”。正因為如此，某些科幻影片從社會學的角度揭示相關的矛盾沖突。例如，美國電影《極樂空間》（Elysium）描寫未來富人移民圓環狀空間站，將地表當成生產基地。根據美國電影《阿麗塔》（Alita: Battle Angel）對 26 世紀的想象，相對于平民百姓所聚居的地表鋼鐵城而言，空間站成為上等人聚居的貴族區。在類似影片中，“高高在上”不僅具備物理學含義，而且擁有社會學之所指，“往上爬”之類術語也是如此。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始終是相關編導關注的重點。

空間站畢竟運行于太空，在那里可能邂逅地球所沒有的各種生命。因此，某些科幻電影將視野拓展到人類與異類的地外互動。日本《宇宙人現身東京》（『宇宙人東京に現れる』）設想人類以外的其他生命率先掌握了空間站技術。它描寫來自地球繞日軌道另一邊的派拉星球的海星狀外星人，化身女性流行歌手，警告人類說地球即將和游走小行星相撞，并找到日本科學家，開發出反隕石武器對付。這些友好外星人原先就生活在他們自己的空間站。美國電影《外星第九號計劃》（Plan 9 from Outer Space）描寫外星人驅動空間站飛臨地球，以阻止人類創造由太陽驅動的炸彈。澳大利亞電影《無限》（Infini）描寫人類到銀河邊緣的小行星采礦，為此建立了空間站。不料那個小行星實際上是被凍起來的軟泥怪，開采者接觸它之后變瘋，相互攻擊而死。沒想到軟泥怪因為與人類接觸而進化成人形，而且還對人類有所理解（甚至產生好感），將死者都復活了。

空間站既是人類在茫茫星海中的落腳點，同時也是人類在時間長河中的棲身處。法、瑞等國出品的《時間之主》（Time Masters）描寫太空冒險家趕赴異星，拯救遭大黃蜂襲擊死亡的友人的幸存孤兒，他在穿越的過程中曾經到達空間站。根據我國電影《了不起的小家伙們》（The Great Guys）的構思，未來社會的人類就生活于空間站，他們通過穿越與現代社會的人類互動。

（三）群體隔離、擁擠與孤獨：空間站建設的心理定位

“人是社會性動物”“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諸如此類的說法暗示了人類心理的社會性。空間站包括相繼發展起來的單模塊空間站、多模塊組合空間站、一體化綜合軌道基地等類型，總體趨勢是物理空間不斷擴大，所能容納的宇航員人數不斷增加。盡管如此，其社交條件終究無法和地面環境相提并論。空間站生活因而是對宇航員在長時間封閉隔離條件下忍受煎熬之能力的考驗。為了檢驗并提高適應性，人們設計了與空間站類似的仿真環境，供訓練之用。某些科幻電影將這類環境娛樂化。例如，美國電影《未來世界》（Futureworld）所構想的機器人樂園設有未來世界區域，其中的主要項目就是供游客體驗之用的空間站仿真。這類仿真至少可以有如下兩種不同取向：1. 擁擠化，例如，美國電影《太空運輸》（Cargo）中，前往外星的航行其實是政府安排的欺騙性仿真，所設定的背景是人類由于生態惡化而逃離地球，多數人擠住在繞著地球旋轉的空間站上，只有富人才有機會前往環境宜人的土衛五；2. 孤獨化，例如美國電影《愛》（Love）描寫主角米勒在地面上接受幽閉環境中生存極限的測試，所設置的情境是他在 2039 年被派往 20 年前因故被遺棄的國際空間站，檢查它經過適當修理后是否還可用，但由于地球上發生動亂，米勒與上級失去聯系，陷于困境。

綜上所述，空間站既是人類宇航技術發展的產物，又是來自不同共同體的人類成員相互協作與競爭的場域，同時還是人們對于自身心理耐受性的檢測環境。上述三重定位體現了人類作為有生命的存在物所固有的能動性與受動性的矛盾在太空探索與居留過程中的發展。對此，可以從空間站困境與空間站功能的矛盾進一步考察。

二、事變無常：空間站處境想象

科幻電影創意以危機敘事為特色。正因為如此，相關編導在選擇空間站為題材時，經常圍繞相關困境加以構思。這些困境主要由技術故障、生態災難和心理沖突等造成。

（一）風險與應對：空間站的技術故障

技術故障是空間站自然定位的延伸，反映了太空探測由于主客觀因素造成的風險。例如，在美國電影《被困者》（Marooned）中，三個美國航天員是首個長期居留空間站的實驗組，準備返回地球時，“鐵人一號”飛船的主引擎出現故障，他們被困在軌道上。美國航空航天局沒有備用飛船或救生系統可以前往支援。但如果不施救的話，載人航天計劃將失掉公眾的支持，只好動用空軍實驗性飛船 X-RV，在臺風眼中發射。實驗組有三個人，氧氣只夠兩個人使用，因此，有一位航天員主動以出艙維修為名犧牲了自己。蘇聯飛船突然出現，但由于缺氧，余下的兩位美國宇航員無法明白對方同行的手勢。還好X-RV 到達，接走兩個幸存的宇航員，和蘇聯飛船一起返回地球。又如，美國電影《異形生物》（Creature）描寫地質學家的宇宙飛船和地月軌道上的空間站“協和號”相撞，造成重大傷亡事故。美國電影《絕世天劫》（Armageddon）描寫空間站在為穿梭機加油過程中發生火災爆炸。法國電影《阿德斯特拉》（Ad Astra）述及穿梭機在與空間站對接過程中所發生的撞擊事故。

排除空間站的技術故障也好，處置空間站所發生的意外事故也好，開展相關的預防與善后工作也好，都需要當事人的智慧、勇氣與責任心。因此，我們要從社會、心理的角度進一步考察空間站困境想象。

（二）異類與人類：空間站的生態災難

根據科幻電影的設想，空間站的生態災難可能由于和如下兩類外星生命接觸而產生。第一種是外星智慧生命。例如，在日本電影《宇宙大戰爭》（『宇宙大戰爭』）中，地球人建造的空間站成為外星入侵者率先打擊的對象。日本電影《惑星大戰爭》（『惑星大戰爭』）描寫金星人入侵地球，先是破壞了在軌旋轉的人類空間站，進而轟炸地球上的重要城市。美國電影《病毒》（Virus）描寫外星智慧以能量團形態遨游太空，利用俄羅斯空間站襲擊科研船“沃爾科夫號”，將人類當成必須分解成“備件”的病毒，在船上實驗室把所俘虜的船員轉變成服從其指令的電子人。美國電影《鐵翼司令》（Wing Commander）描寫貓族艦隊進攻人族基地空間站，繳獲了一臺可以指引到達地球之路的領航計算機，隨即奔襲地球，但遭到阻擊。第二種為外星非智慧生命。例如，美、日、澳合拍的《伽馬 3 號：宇宙大作戰》（The Green Slime）描寫宇航員奉命炸毀來襲小行星，不料將綠色黏物帶回空間站，因此必須與它蛻變而形成的單眼多觸手怪物斗爭。美國電影《外星通緝者 4》（Critters 4）描寫被冷凍的魔精進入空間站，醒來后將宇航員當午餐。美國電影《異星覺醒》（Life）描寫人類發射火星探測器，將可以迅速發育的生物帶到國際空間站（見圖 1），結果釀成整個空間站毀滅的悲劇。上文關于智慧生命與非智慧生命的區分只是粗略的，實際上還可能存在各種過渡形態。如果我們將外星生命（特別是非智慧生命）視為不可控的自然力的化身的話，那么，上述生態災難便可以從自然角度予以定位。如果我們將外星生命（特別是智慧生命）視為可以和人類相比的群居生物的話，那么，上述生態災難便可以從社會角度予以定位。

《異星覺醒》中的空間站

空間站的生態危機也可能是由于人為因素而造成。例如，美國電影《宇宙靜悄悄》（Silent Running）描寫激進環保主義者為保護最后一片樹林而在空間站殺人、自殺。在美國電影《星際迷航 2：可汗怒吼》（Star Trek II: The Wrath of Khan）中，柯克指揮“美國海軍信心號”（USS Reliant）尋找一個無生命的星球來實施創世計劃，旨在重組物質以創造可居住的殖民世界。由遺傳工程改造而獲得生命的暴君可汗·努尼恩·辛格將其妻子的死歸咎于柯克，并計劃復仇。他獲悉上述計劃之后，攻擊了空間站“雷古拉一號”，因為它的設備是由柯克的前情人開發的。又如，美國電影《星際公敵》（Jason X）描寫一支人類探險隊在考古學教授勒韋的帶領下，乘宇宙飛船回到荒蕪的地球進行科學考察。他們在一個人類遺留下來的實驗室發現了被封凍的戴著奇怪面具的男子杰森。由于容器已經開始泄漏，因此好心的科研人員把杰森帶上了他們的飛船。勒韋教授命令飛行員將飛船停靠于“索拉里斯”空間站（Solaris）。飛行員在和那里的工程師談話時，被解凍后的變態殺手杰森砍死了。沒了飛行員，失控的飛船撞穿空間站，摧毀了它。在以上兩部影片中，罪魁禍首都是被生物科技重新賦予生命的人物，他們對空間站所造成的破壞（不論直接或間接）實際上都屬于社會危機范疇，體現暴君、殺手之類反面人物本性難移。此外，法國電影《但丁一號》（Dante 01）將太空監獄當成空間站來描寫，其內部設有一個精神病拘留中心。法國電影《太空一號》（Lock-out）則描寫太空監獄由于犯人暴動而失控，撞了國際空間站，造成人員傷亡。

某些科幻影片著眼于上述兩種不同來源的因素的綜合作用，亦即外星生命與人類因素共同對空間站生態發揮否定性影響。例如，美國電影《超人 2》（Superman II）描寫人類氫彈在太空爆炸，其沖擊波削弱了氪星原用以控制囚徒的幻影區的約束力，使被囚禁的三個惡徒獲得自由。他們欣喜地發現太陽的黃光使自己獲得超能力，攻擊了月球上的人類空間站，又來到地球上作惡。又如，日本《哥斯拉決戰太空哥斯拉》（『ゴジラvsスペースゴジラ』）描寫哥斯拉細胞被人類宇航員帶到太空，暴露在黑洞的強烈輻射之下，由此導致“太空哥斯拉”的誕生。“太空哥斯拉”迅速進入地球，沿途摧毀了美國宇航局的空間站。

（三）瘋狂與妄想：空間站的精神障礙

精神障礙是上文所說的空間站心理定位的延伸。長時間在密閉的狹小空間工作與學習，對當事人來說是相當嚴峻的考驗。因此美國電影《征服太空》（Conquest of Space）有這樣的描寫：國際宇航員團隊離開空間站前往火星，但船長因嚴重疲勞而出現心理問題，沉溺于宗教，懷疑所執行的使命的正義性。心理危機還可能來自空間站圍繞陌生天體旋轉的影響。蘇聯電影《飛向太空》（Solaris）及其美國翻拍片描寫液體星球的神秘能量使空間站成員產生妄想。他們由于看到死去的親人等原因而神經錯亂。在此之外，宇航員還可能接觸到作為宇宙本體的“惡”。因此，美加合拍動畫片《宇宙奇趣錄》（Heavy Metal）設計了這樣的情節：彈珠大小的“宇宙邪惡總匯球體”滲透到空間站內部，誘使當事人說出違背其本意的話。心理危機可能和上述技術故障、社會危機綜合起作用。例如，根據美國《76 號空間站》（Space Station 76）的描寫，宇航員不僅遇到了不忠、孤獨、抑郁和藥物濫用等問題，而且作為交通工具的穿梭機還由于小行星碰撞而毀掉了。

俗話說：“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有關空間站的想象則是通過應對不測風云來表現當事人的可貴品質。例如，在意大利電影《太空人》（Space Men）中，駐某空間站的記者只身搶險，獨自駕駛太空車進入飛船，關閉過熱的光子生成器，不僅贏得意中人的芳心，也得到了原先認為他礙事的指揮官的尊重。東德等國出品的《厄洛米亞》（Eolomea）描寫“瑪戈特”空間站（Margot）上的宇航員群體決定啟動未獲政府批準的外星文明探索項目，愿意為人類奉獻生命去冒險。我國電影《星際密碼》描寫馬來西亞黑客協助地球衛隊抵御邪神入侵，為關閉充當通道的空間站，冒著生命危險以自己的神經系統與其控制臺對接，結果變成植物人。法國電影《阿德斯特拉》描寫科學家克利福德領導實施“利馬計劃”，在空間站探索地外非智慧生命，雖然遇難而不改初心。這類題材的科幻電影也表現了人類及其生存環境發生異變的可能性。例如，美德合拍片《神奇四俠》（Fantastic Four）描寫科學家理查茲在空間站測試能量云影響。因他算錯時間，能量云提前起作用，有五個人意外受其照射后獲得超能力。美國電影《科洛弗悖論》（The Cloverfield Paradox）描寫科學家為解決地球能源問題在空間站上用粒子加速器做實驗，結果造成平行宇宙相串。來自不同宇宙的人對空間站的去向各持己見，發生沖突。上述兩部影片都和在空間站所進行的實驗相關，說明了科技研究在太空探索過程中作為雙刃劍的價值。

三、方興未艾：空間站功能想象

在現實生活中，現有空間站首先是為滿足科研需要而開發的。科幻電影對于它們的基本功能有所反映。例如，在美國電影《火星任務》（ Mission to Mars ）中，世界空間站成為聚集無數頂尖科學家之處。火星探險隊正是從這里出發，揭開了人類起源的謎團。美國電影《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描寫宇航員從國際空間站觀測全球氣候變化。隨著宇航技術的進步，未來空間站有可能滿足人類在經濟、軍事、文化等多個領域的需要。科幻電影就此展開了前瞻性想象。

（一）從節點到都市：經濟視野中的空間站功能

人類經濟活動是創造、轉化、實現價值的過程，以滿足自身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在科幻想象中，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從地球表面拓展到浩瀚的宇宙，空間站成為恢宏的經濟網絡的節點。它們可能是機器人維修點，如美國電影《魔域大戰》（Battle Beyond the Stars）所設想的；或者是星際交通的紐帶，如美國《九霄云外》（Outland）所描繪的。美國電影《第五惑星》（Enemy Mine）描繪人類在菲林四星球（Fyrine Ⅳ）采礦，空間站成為生產基地，是太空礦工的立足之處。英美合拍片《星河叛變》（Space Truckers）描繪人類發展星際貿易，空間站成了商品集散地，是太空卡車司機的歇腳之處。空間站被逃亡者作為出沒宇宙的補給點，如美國動畫片《泰坦 A.E.》（Titan A.E.）所描繪的；空間站也被太空海盜當成自己藏匿財富的倉庫，如美國動畫片《星銀島》（Treasure Planet）所呈現的。和人類在地面上所進行的經濟活動不同，以空間站為依托的各種產業要承擔更大的風險。美國電影《無姓之人》（Mr. Nobody）涉及這一點，片中，人們致力發展星際旅游，但火星空間站被流星撞毀，游客都死了。由于空間站是法外之地，因此，各種違背人倫的經營活動變得百無禁忌。例如，美國電影《月球》（Moon）描寫在月球經營清潔能源氦-3 的綠月公司依托空間站設立復制人的密室，以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

與人類歷史上定居化、集鎮化、城市化進程類似，未來空間站可能形成集鎮，正如美國《星際迷航：超越星辰》（Star Trek Beyond）所描繪的約克鎮那樣。在法國《星際特工：千星之城》（Valerian and the City of a Thousand Planets）中，空間站經濟已經發展到宇宙都市的規模。我國微電影《冬眠》中的太空城則是機器人在太陽系外建立的。

（二）從宗旨到實力：政治視野中的空間站功能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空間站的建設既體現了相關國家、企業或個人的經濟實力，又反映了他們參與眾人之事的立場與宗旨。就此而言，圍繞空間站所展開的較量往往具備政治意圖。從創意的角度看，不論戰爭如何慘烈、殘酷，伸張正義始終是科幻電影的旨歸。例如，美國電影《星球大戰 4：新希望》（Star War IV: A NewHope）以銀河系內戰為背景。銀河帝國致力于建設軍事空間站“死亡之星”，為之配備足以摧毀整個星球的武器，準備對義軍基地開火。義軍派遣小分隊長途奔襲，搶先利用原力摧毀了它。美國電影《星球大戰外傳：俠盜一號》（Rogue One: A Star Wars Story）則將重點置于義軍聯盟冒險采取行動，竊取死亡之星圖紙。英法美合拍片《007 之太空城》（Moonraker）描寫恐怖組織準備從太空城發射 50 個毒氣彈，毀掉地面上的50 個大城市。007 發現這一陰謀后，與宇航員一起炸掉太空城，并駕駛航天飛機擊毀恐怖組織已發射的三枚毒氣彈。在德國《諾亞方舟法則》（The Noah’ s Ark Principle）中，人們用太空站調節氣候，但野心家想利用太空站制造災害，攻擊對手，其圖謀終究被熱愛和平的人們所挫敗。

軍事是政治的延續。根據高江博的概括，空間站在軍事上具備偵察與監視功能、指揮與控制功能、攔截與摧毀功能、支援與保障功能[4]。為了履行上述功能，某些空間站配備了強大的火力，成為不折不扣的堡壘。例如，美日合拍片《最終幻想：靈魂深處》（Final Fantasy: The Spirits Within）中的“宙斯”空間站配備了超級大炮。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就堅不可摧，像美加合拍片《銀河護衛隊》（Ratchet & Clank）中的有能力摧毀整個行星的空間站“滅星器”（Deplanetizer）就是如此。在日美合拍片《星河戰隊 4：入侵》（Starship Troopers 4: Invasion） 中，地球聯邦設立于某小行星的堡壘遭到宿敵蟲族軍隊的攻擊，人類被迫從空間站發射核武器以自衛。但是，蟲族皇后居然能夠操控人類飛船“瓦爾登號”，利用飛船上的武器打爆核彈。人類派出的轟炸機集群和三艘星艦也被擊毀。在日美合拍片《星河戰隊：火星叛國者》（Starship Troopers: Traitor of Mars）中，里科將軍帶領一隊火星新兵駐守火星空間站。當時，火星人由于多年遠離戰事，歌舞升平，和地球人疏遠，甚至對聯邦鬧獨立。蟲族抓住機會發動進攻，占領火星。里科及其手下苦戰不敵。上述影片的創意自然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解讀。盡管如此，有一條應當是相當重要的：太空戰爭如果爆發的話，那么，可能比地面戰爭更為慘烈、殘酷。美國《星際撞車》（Starcrash）描寫銀河系皇帝與邪惡的阿恩伯爵決戰，前者用巨大的空間站“浮動城市”撞擊伯爵的太空站，使它們同歸于盡。

（三）從直播到移民：文化視野中的空間站功能

現階段的空間站已經在狹義文化領域顯示其價值，如用于向地球直播節目等。未來的空間站可能用于傳播人類廣義文化的需要，如幫助人類實現太空移民等。對此，科幻電影多所想象。例如，《2001 太空漫游》設想將地球軌道上的空間站（見圖 2）作為地月交通的中介。美國電影《空前絕后滿天飛2：瞞天過海飛飛飛》（AirplaneII: The Sequel）設想月亮已被殖民化，有空間站圍繞它運行。美國電影《電腦博士》（Android）描寫異性非法移民的到來在空間站引起的反應。美國電影《變形怪體》（Transformations）的主要情節發生在囚禁被流放者并強迫他們采礦的空間站上。美國電影《遺落戰境》（Oblivion）描寫地球生態毀于與外星人的核戰，人類以空間站為中介移民到土衛六。美國電影《時間陷阱》（Time Trap）描寫已經移民火星的人類在地球留下軌道空間站，以便觀察家鄉。在美國電影《少女地球守護者》（IO: Last on Earth）中，因為地球污染，幾乎所有人都移民到木衛一附近的空間站。

《2001太空漫游》中的空間站

空間站本身也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例如，意大利電影《競技場》（Arena）描寫空間站快餐廚師史蒂夫成為銀河系搏擊賽新明星。德、澳、法、美合拍片《直到世界末日》（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描寫宇航員在軌道空間站上過生日，人們通過視頻傳真表示祝賀。日本電影《回憶三部曲》（Memories）中的“磁玫瑰”描繪了一個圍繞巨大的太空站旋轉的宇宙飛船墓地，其中雖然沒有生命跡象，卻保存著歐洲文化遺跡。美國電影《超時空接觸》（Contact）設想將空間站用于醫療目的。當然，若如美國電影《空間突擊者》（Space Raiders）所描寫，由具備反社會傾向的人盤踞的話，空間站同樣可以成為反文化的據點。

萬物有始便有終，空間站也是如此。例如，美國電影《地心引力》（Gravity）描寫國際空間站聯盟號被廢棄后失火。出現在科幻電影中的空間站多數是由人類建構的。因此，空間站的命運與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美國電影《孤狼》（Lone Wolves）對此加以想象。在該片所設定的末日情境中，人類由于科學家費舍爾所進行的時空之門實驗而滅絕，只余下分別生活在地表、空間站和未來時代的三個人。為了拯救世界，他們通過衛星電臺實現分工協作，回到過去。在某些科幻影片中，空間站成為拯救人類命運的關鍵。例如，日本電影《妖星哥拉斯》（Gorath）描寫一顆體積雖比地球小但質量大得多的天體逼近地球。聯合國因此啟動拯救計劃，建造數百個功率強大的推進器，將地球推離原有軌道，以避免與上述天體相撞。在實施過程中，已經發射的三個空間站分別擔任數據中轉站和軌道觀測站。根據我國電影《流浪地球》的構思，英雄宇航員為避免地球被木星的強大引力拉墜，毅然駕駛空間站飛往引爆木星表面氫氣的中繼地，使爆炸產生的氣浪將地球推出木星引力場的作用范圍，以自我犧牲為人類贏得了救亡圖存的機會。

在具體影片中，上述經濟視野、軍事視野與文化視野可能相互融合。例如，美國《決戰猩球》（Planet of the Apes）以 2029 年美國空軍位于天衛四的太空站為出發點（軍事視野），描寫戴維森為了尋回自己所鐘愛的黑猩猩而抗命啟動太空艙，這既使他在電磁風暴中遇險，又使他幸運地撿回了一條命，因為他所屬的空間站旋即墜毀。他穿越到 5021 年的方石堆星球，發現那兒的世界是由說英語的類人動物統治的（文化視野）。這些動物馴養馬匹來運輸，把人視為奴隸（經濟視野）。將上述不同視野有機結合起來，可以豐富科幻電影創意的意蘊。

四、結語

仰觀蒼穹，空間站雖然僅僅是微乎其微的“星星”，但它在人類心目中卻是自己所建造的璀璨天體。俯視影像，科幻電影僅僅是人類眾多藝術品種中歷史短暫的分支，但它卻以天馬行空般的創意而獨樹一幟。以空間站為題材的科幻電影集二者之所長，因此引人矚目。我國這方面的作品雖然不多，但像《流浪地球》這樣的影片卻放射出奪目的光輝。天和空間站預計在 2022 年前后完成在軌組裝建造，這無疑將進一步提振民族自信心，激發藝術想象，很可能成為國產科幻電影取得突破的新契機。通過藝術創意實現“技進于道”的目標，是科幻電影的追求。

參考文獻

[1] 張艷麗. 國際空間站若干法律問題淺析. 法制與社會[J], 2009(14): 77.

[2] 黃區行. 眾說紛紜國際空間站. 全球科技經濟瞭望[J], 1999(6): 3-5.

[3] 景海鵬, 辛景民, 胡偉, 等. 空間站: 邁向太空的人類探索. 自動化學報 [J], 2019(10): 1799.

[4] 高江博. 空間站的軍事應用研究綜述. 科技與創新[J], 2019(2): 146-147, 150.

本文轉自《科普創作評論》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