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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梁鴻鷹:讓人們重回百年文學現場 ——寫在“紅色經典初版本影印文庫”出版之際
    來源:光明日報 | 梁鴻鷹  2021年06月24日08:15

    作家出版社“紅色經典初版本影印文庫”

    中國新文學和黨的發展壯大及民族復興的征程是同步和同構的,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本身就是文學革命的倡導者,革命文學的實踐者,毛澤東詩詞、書法俱佳,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啟了中國文藝的新紀元。在這輝煌的百年里,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中國巍然屹立于世界東方,社會主義活力煥發,無限光明前景展現在世人面前。百年時光里,一代代作家和文學工作者腳踏廣袤大地,與時代共命運,與祖國同呼吸,以一部部不朽經典,書寫了中國人的心靈史和奮斗史,不斷滿足著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斷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強大精神力量。

    光榮百年到來之際,更激起我們緬懷文學大家、重溫文學經典的熱情,“紅色經典初版本影印文庫”(以下簡稱“文庫”),精選建黨100年來兼具時代精神、文學史價值與歷史意義的文學經典,完美呈現其原版原貌,有助于人們從一個獨特角度,認識黨的百年歷程,了解現當代作家不平凡的創新創造,對于學習現當代作家以筆為旗的情懷,增強文化自信,傳承文化基因,有著多方面意義。

    紅色經典初版本封面圖。資料圖片

    一、光榮足跡的不平凡記錄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在進步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影響下萌芽和發展壯大起來的中國新文學,是一個異常豐厚與珍貴的精神寶庫。從20世紀二十年代的文學革命到三十年代的“左翼”革命文學,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指引下的文學創作,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典之作“三紅一創”“青山保林”的涌現,從改革開放新時期到新世紀以來文學佳作的精彩紛呈,無不記錄和反映著中國人民的百年奮斗。

    一部部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銘刻著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頑強不屈的斗爭,文學作品中講述的黨史、共和國史和人民奮斗史,交相輝映,照亮了民族獨立解放、贏得幸福生活的進程。瞿秋白的《新俄國游記》真實報道十月革命勝利之后的蘇俄現實,為正在進行的中國革命送來最新的信息,傳播革命的最強音。“左聯”時期革命作家蔣光慈的中篇小說《少年漂泊者》,以書信體形式,真實展現從“五四”到“五卅”前后的中國社會現實,揭露社會黑暗與動蕩不安的階級矛盾實質,反映黨領導下人民的覺醒和反抗。“左聯”五烈士之一胡也頻的長篇小說《光明在我們的前面》,以震動全國的五卅運動為背景,通過對一對青年愛情生活的描寫,藝術再現二十年代中期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的偉大歷史風云,深刻地揭示在那樣一個風云變幻的年代,革命知識分子所應走的道路。蕭軍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在新文學史上首次較大規模集中正面描寫中國人民奮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反帝斗爭在作品中得到突出。李英儒的《野火春風斗古城》、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李克、李微含的《地道戰》等眾多文學作品,繪制了一幅幅偉大抗日戰爭史詩般的全景圖。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對土改斗爭的反映,陸柱國的《上甘嶺》、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對抗美援朝的藝術描寫,沈西蒙的《霓虹燈下的哨兵》、艾蕪的《百煉成鋼》、柳青的《創業史》、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紗帳》、李瑛的《紅柳集》等,蘊含著時代的呼喚與吶喊,生動記錄和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頑強拼搏、創造歷史的豐功偉績。

     

    二、堅定信仰信念的生動彰顯

    信仰信念如同精神上的鈣質,一直是中國人民接續奮斗的營養。心中有信仰,腳下有力量,沒有牢不可破的信仰信念作為支撐,想要取得事業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一代代共產黨人的偉大信仰信念,構成了我們黨奮斗百年路上最閃光的坐標。回顧黨的百年歷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從一個在1921年成立的時候只有50多人的小黨,經過28年浴血奮戰,擺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奴役和壓迫,讓四萬萬人民站立起來,之所以能夠經過70多年的奮斗,使中華民族實現從富起來到強起來,靠的就是堅定不移的共產主義信仰,靠的就是社會主義必勝、中國人民必勝的信念。

    打開“文庫”中的一部部作品,在一位位文學大家創作的紅色文學經典中,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字里行間理想的閃光,信念的力量。當年只有21歲的瞿秋白為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帶著對國家民族前途走向的滿腔疑問,踏訪考察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其《新俄國游記》記錄了無產階級革命帶來的深刻變化,袒露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向共產主義戰士高度邁進的心路歷程,寄寓了一個革命者的偉大抱負。革命理想高于天,偉大信念氣貫長虹。無產階級革命者方志敏的散文《可愛的中國》通篇洋溢著高昂的革命理想,以及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執著堅守,作品既是對祖國母親的深情告白,更是對奮斗事業的熱情宣示和殷切期待,文中說:“中國真是無力自救嗎?我絕不是那樣想的,我認為中國是有自救的力量的。中國民族,不是表示過它的斗爭力量之不可侮嗎?彌漫全國的‘五卅’運動,是著實的教訓了帝國主義,中國人也是人,不是豬和狗,不是可以隨便屠殺的。”“不要悲觀,不要畏餒,要奮斗!要持久的艱苦的奮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無論如何,我們決不能讓偉大的可愛的中國,滅亡于帝國主義的骯臟的手里!”這些滾燙的語句,對當今的人們仍然有著極大的鞭策意義。

    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對革命事業的忠誠,是戰爭年代革命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根本原因。軍旅作家王愿堅和許多當代作家一樣,畢生堅持從事革命歷史題材作品的創作,他的短篇小說《黨費》只有七千多字,但字里行間飽含著對部隊、對人民、對共產黨的真情,結尾處用“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數字來計算的,一個共產黨員愛黨的心怎么能夠計算呢?一個黨員獻身的精神怎么能夠計算呢?”揭示出戰爭年代革命者對黨的信仰。品味這些紅色經典,感悟紅色信仰的力量,對于進一步深刻體悟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使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多彩人物畫廊的立體展現

    文學是人學,所有經典作品的成功,無不凝聚著作者在作品人物塑造上的心血。回看百年中國文學史,體會現當代作家筆下人物形象的不同嬗變,感受時代的發展變化,人民的艱辛探索,依據的就是逐漸化為文學記憶重要組成部分的人物形象。

    身處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不少作家,受進步思想的影響,曾通過寫作探索自身出路和社會出路,因此,他們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和農民形象,有著那個時代的鮮明印記。在柔石的《二月》里,巴金的《新生》里,我們看到的是追求光明和進步的知識分子的形象,作家通過他們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對人性的窒息,知識分子對出路的尋找及苦惱,贊許和鼓勵他們從迷茫走向覺醒。葉紫的《豐收》所塑造的主人公云普叔,則是舊中國老一輩農民的典型形象,他有著勤儉厚道、心地善良等傳統品質,但美德阻止不了高利貸的盤剝,豐收后的破產使他明白,擺脫貧困要靠革命,而不是辛苦勞動本身。

    對于解放區的作家來說,他們筆下的農民則有著更強的革命自覺性和主人公意識。周立波的《暴風驟雨》里覺醒的農民趙玉林走的是由普通農民向黨的戰士的轉變之路,在土改運動中成長起來的新型農民郭全海,則具有了堅強的性格和高度的政治覺悟,這都是巨變的時代賦予的。

    新中國成立后,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形象無論是外延還是內涵,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靜,投身革命洪流,在大浪淘沙的沖刷中,在接受了黨的領導之后,內心世界和精神面貌都發生了變化,她與于永澤的矛盾,他們對人生道路的不同選擇,再鮮明不過地反映著革命時代的本質。人們同樣不會忘記李準筆下的李雙雙,這已經是一個當家作主的農村女性形象,身上再也沒有魯迅筆下祥林嫂那樣的麻木和無助,也沒有了《二月》里文嫂的困窘與無奈,她以潑辣的性格享受著新社會帶給她的平等與揚眉吐氣,這個站起來的新社會的農村女性形象,鼓舞了一代代農村婦女的成長。柳青《創業史》中的梁生寶作為當時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英雄形象,有著扎實的現實主義典型真實,同時又有著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從而成為鼓舞和教育人民的榜樣。吳強的《紅日》成功塑造了革命軍人沈振新和梁波等生動形象,這些具體歷史語境和偉大戰爭中的軍人形象,凝聚了作家對戰爭英雄的藝術化認識。

    革命歷史題材和戰爭題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不少已經家喻戶曉,如《紅巖》里的許云峰、江姐,《呂梁英雄傳》中的抗日英雄群體,《烈火金剛》里的史更新、肖飛,《野火春風斗古城》里的我黨地下工作者楊曉冬、金環、銀環等。他們從人民中、在戰爭里成長起來,富于個性,具有生動的民族表情與民族人格,這些人物身上洋溢著集體主義、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是光照后人的英雄譜系的一部分。他們展示著民族的精神力量,可親可敬可學。

    四、藝術探索的多方面體現

    時間是藝術的試金石,經典作品之所以難以被時光泯滅,既在于其思想內涵具有穿越時空的力量,也在于其在藝術探索上有能夠為后世銘記的獨到之處。“文庫”中不少作品雖出現于特定年代,最初被賦予演繹革命歷史以及教育民眾、激發革命精神與熱情的使命,卻因在藝術上的精益求精,成為傳誦已久的名篇。

    夏衍《包身工》以包身苦工“蘆柴棒”等一天緊張勞碌的生產生活活動為線索,按時間順序書寫,將這些農村女工一天的悲慘生活形象表現出來,作品交錯運用議論、描寫、抒情、補敘和插敘等,將細節描寫與全景勾畫、群像與個體刻畫結合起來,揭露了帝國主義對中國工人的野蠻壓榨掠奪,篇幅精短卻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是作者在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精神的鼓舞下,深入土改實踐,認真體驗和提煉生活后的藝術結晶,作品沒有簡單化一般化地描寫農民與地主的矛盾,更摒棄了概念化和公式化地反映土改斗爭的弊端,而是循著生活的脈絡,把延續千百年的中國農村封建關系和社會情況真實表現出來,小說吸收中國傳統小說有頭有尾、情節集中等長處,又與自己擅長的心理分析、環境描寫結合起來,五十多個章節,每節都描寫一個中心情節或中心人物,結構宏大,故事線索紛繁,然而主次分明,繁而不亂。孫犁的《白洋淀紀事》在記述白洋淀人民英勇抗日、積極生產、學習上進故事的時候,用的是一種樂觀從容的筆觸,時代的風云變幻,戰爭的嚴酷和生活的艱難,以及白洋淀人民的真誠、純樸、進取等品質,被作者用一種親切輕柔的筆調加以直觀展示,實現了深刻思想意義和獨特藝術價值的統一。趙樹理的《三里灣》充分運用評書和中國傳統小說的手法,開門見山,從頭說起,結構嚴密緊湊,情節連貫曲折有致,敘述語言和人物語言口語化、形象化、個性化,深受群眾歡迎。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運用傳統章回體小說的結構塑造英雄群體、展開戰斗故事,敘事從容不迫,故事節奏推進有條不紊,人物思想轉變與情感起伏自然流暢,富于傳奇的敘事中融入更多民族形式和民間元素。阮章競《漳河水》取材于太行山區漳河兩岸人民的斗爭生活,將敘事、寫人、寫景、抒情完美結合,詩中人物的對話個性鮮明,詩歌語言清新、樸素明快自由,富于較強的節奏感,深刻反映了農村勞動婦女在新舊兩個社會里不同的生活道路和不同的歷史命運,為群眾喜聞樂見。王蒙的《青春萬歲》以熱情的筆觸謳歌青春力量的美與善,對革命新時代的擁抱與投入,謳歌他們勇于改變生活、創造未來的魄力,小說在人物設置、空間建構等方面采用了色調鮮明的對比襯托手法,塑造人物形象時注重心理描寫,突出青春的熱情、銳氣和力量,以新時代的青春光彩與聲音,震撼了文壇。

    “文庫”中不少作品的作者既是革命斗爭的親歷者、見證者,也是現當代文學的創造者、書寫者,他們滿懷激情,以堅定的信念和豐富的文學經驗,為后人留下了傳世之作。

    “文庫”以初版本影印的方式將60部具有珍貴文獻、史料及版本價值的經典作品整體出版,是對稀缺初版本的搶救性重現,是對現當代文學傳統的生動回顧,便于再現現當代文學經典原貌,讓人們重回文學現場,更便于人們在重溫那些飽含民族記憶和民族精神的經典之作的同時,銘記歷史,鍛造信念,激發熱情,是以獨特的視角向黨的偉大歷史致敬,向老一代的經典作家致敬,有助于推動全民閱讀,延續人們對文學經典的溫馨記憶,凝聚奮斗的智慧與力量,值得永久收藏閱讀。

    (作者:梁鴻鷹,系《文藝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