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黃德海（左）、羅偉章（中）與程德培（右）

《誰在敲門》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近出版

6月12日，作家羅偉章攜最新長篇小說《誰在敲門》做客思南讀書會，并與批評家程德培、黃德海展開了文學對談。

《誰在敲門》全書大約63萬字，它以一個家庭為故事主線，其中的敘述者“我”，是父親的三兒子，春明。“我”還有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弟弟、妹妹六個兄弟姐妹。因為要給父親過生日，“我”從省城跑回了鄉(xiāng)鎮(zhèn)。過完生日之后，父親病了，沒過多久便告別人世。家里舉行了一場盛大的葬禮，兄弟姐妹的孩子們以及他們的下一代，也悉數(shù)登場。

如果說羅偉章的《饑餓百年》寫盡“父親”身為農民卑微坎坷、堅韌不屈的前半生，《誰在敲門》則以“父親”的退場為切入點，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落幕和另一個時代的登場。近日，《誰在敲門》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在活動現(xiàn)場，羅偉章還以四川方言朗讀了一個小說片段，并清唱了一首《越人歌》。小說美好的語言，有關時代的故事，來自過去的歌詞，都為這場分享會留下了特別的時間感。

程德培笑言《誰在敲門》可謂一塊“紅色磚頭”，特別厚重。“羅偉章寫那么長的東西，還沒有提綱，這是本事。三年寫了六十幾萬字，當然也有人寫得更長，但你認真讀，會發(fā)現(xiàn)他內在的功力還有筆力一點都不假，這點很不容易。”

《紅樓夢》在敲門

可以說，父親的葬禮是《誰在敲門》里極其重要的一個部分，也占據(jù)了相當大的篇幅。

程德培表示，隨著父親的退場，整個家庭也開始“樹倒猢猻散”，從這個意義上講，《誰在敲門》也是一部描寫死亡降臨與離場散場的小說。“羅偉章曾經寫過《饑餓百年》，如果《饑餓百年》寫的是生的欲望，那么《誰在敲門》寫的就是死的驅動。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死亡的另一側，死亡沒有降臨，但它伴隨著我們，這就叫死亡的驅動。從這個意義上說，‘誰在敲門’，也是鬼在敲門。”

黃德海更將《誰在敲門》比作一部鄉(xiāng)土的《紅樓夢》，其情節(jié)之復雜，人物之繁多，語言之細膩，場景把控之精準，都吸引讀者深深扎進這個故事。“把這本書說成《紅樓夢》，有的人或許覺得奇怪，《紅樓夢》可不是寫鄉(xiāng)土的小說，但它是寫傳統(tǒng)的。我們認真看《誰在敲門》里有關父親葬禮的那部分，會覺得它很像王熙鳳操持的賈母葬禮，等到葬禮結束了，這個家也就七零八落了。”

在他看來，“誰在敲門”可以理解為“《紅樓夢》在敲門”，也可以理解為“時代在敲門”“城市在敲門”。“我們身處的時代，復雜、多樣、茂盛，又漸漸變成我們把握不住的樣子。在這個時代里，中國鄉(xiāng)土正在慢慢退場。我們看書里的第三代、第四代，這些孩子不管讀不讀書，基本上全部進城生活。那么留下的農村還是農村嗎？這里面還有很多引人深思的東西。”

寫一個時代，以及時代下的人和情緒

羅偉章坦言，《誰在敲門》于他而言是一次冒險，也潛藏著他的“野心”。“路遙寫了《人生》《平凡的世界》，但我們的時代比路遙的時代復雜得多，眩暈得多。在路遙的時代，人們可以看穿很多東西，比如理想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碰撞，所有對抗的力量都非常鮮明。但在這個時代，我們能清晰地找出多少對抗的力量？理想主義、實用主義、消費主義，這些概念都太籠統(tǒng)，籠統(tǒng)就空，就不著邊際。所以，我想用這部小說來寫這個時代。”他說，如果非要概括，《誰在敲門》寫的是一個時代，以及這個時代下的人和時代下的情緒。

前不久剛放開了三胎政策，羅偉章就一直在想，現(xiàn)在的年輕人為什么大多不愿意生三胎。“很多人說工作生活壓力大，如果只寫到這層，那我的寫作沒有意義；再往深處想一點，或許是對以前計劃生育政策的內心抵抗，但還是不夠；后來我看到兩句話，覺得自己被照亮了。羅素就說勞倫斯不應該有孩子，因為他沒有根，沒有傳統(tǒng)。我看了這幾句就理解了現(xiàn)在的年輕人為什么不愿意生，他們很多是獨生子女，我們這一代人乃至我們上一輩的價值觀念、倫理觀念到他們這里斷了。我的小說如果寫到這份上，我就滿意了。”

黃德海表示，《誰在敲門》提醒我們以不同的思維方式去看待那些我們曾經以為天經地義的事情。比如父親在醫(yī)院里治了一個星期，治不好了，“我”就會想要不要讓父親回家。這不是農村人怕花錢的問題，而是“我”也有一個思路的調整——不要讓老人再受罪。此外，還有風俗的影響，當?shù)卣J為老人應該在家里咽氣，在外邊的話魂魄回不了家。“這些東西其實是我們不大常見的，我們現(xiàn)在是用一個準則來管理社會，可是在這些風俗里，還有一些東西，輕微地保護著人類最脆弱的地方。”

此外，《誰在敲門》里流露出來的鄉(xiāng)村倫理同樣值得關注。整部小說讀下來，程德培感覺年輕時關注的現(xiàn)實主義好像又要冒出來了，但是這個現(xiàn)實主義不是教條概念里的現(xiàn)實主義，它是生機勃勃的，有生命力的。

他認為小說里寫得最好的一個人物是大姐夫，一個基層書記。“大姐夫家里有各種各樣的香煙，什么人給什么煙，這里面很有講究。發(fā)煙的學問，就是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一種寫照。”程德培說，“要了解中國的鄉(xiāng)村，一定離不開形形色色的村長、基層干部，他們既是最熟悉村民的人，又懂得政策，他們形形色色，是聯(lián)系上面和下面最重要的黏合劑。”

讓人寬闊的，是心底最柔軟的部分

很奇怪地，對以往的小說，羅偉章總能講出它們的誕生過程：怎么想到故事結構的，人物是怎么一個個出來的……但對《誰在敲門》，很多細節(jié)已然一片空白。

小說的緣起倒是有跡可循。羅偉章說，2016年秋天，他去川西蘆山縣的文聯(lián)掛職，那里曾于2013年經歷了一場大地震。他先去了震中，那地方叫白伙村，除了一塊漆有“震中”的石頭，已看不出地震的任何痕跡。他接著跑縣城，新縣城，老縣城，邊閑逛邊記下一些地名和店名，猛然間聽到一個人喊另一個人的名字，也把那名字記了下來。

“我就想，這個陌生的名字，它背后有故事嗎？這個人是男人還是女人，長什么樣，有什么樣的性格？他/她的父輩、祖輩又是什么樣，和這個地方有什么關系？”一天走下來，羅偉章希望自己能記住所有偶然間聽到的名字，也隱隱希望這些名字能產生某種關系。

有一天，他來到縣城里的根雕一條街，走進一家店，店里冷冷清清。他事先聲明，自己只看不買，但老板還是熱情地帶他看這看那，還喊老婆把茶泡好。在這個偏遠的地方，羅偉章感到了孤獨和寂寞，那是自己的，也是別人的。從根雕店回到賓館后，羅偉章就寫下了這句話：“有時候，敲門聲是人的臉，也是人的心，哪種人敲出哪種聲音，就跟哪種人會說出哪種夢話一樣。 ”這句話，就是小說《誰在敲門》的第一句。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句話就被放在那里，安安靜靜，一動不動。直到回到成都，有一次在家吃飯，電視里響起了幾個身穿民族服裝的男女的歌聲，他們荷鋤走在田間，邊走邊唱，羅偉章突然就淚流滿面。

“我后來想，在某些時刻，我心里也曾響起過這樣寂寥的歡歌。”他說，蘆山縣有一條蘆山河，和他老家的清溪河有點相似，這兩條河在他心里變成了一個地方。他想起了兒時經歷的孤獨，也想起了自己被下派到蘆山縣時的孤獨。“我覺得每個人最要珍惜的是自己心底最柔軟的部分。讓你寬闊的，不是堅硬的部分，而是柔軟的部分，比如水泥地和土壤，土壤才能生根發(fā)芽。而那個柔軟的部分，往往是你難以發(fā)現(xiàn)的部分。”

小說里寫到春明的母親在春明五歲那年去世了，這部分其實也有羅偉章自己的影子。“孤獨對人很有傷害，但恰恰是這個時候你把自己呈現(xiàn)的最充分，這個時候你才真正知道自己是誰。當我在一片黃沙曠野里行走的時候，我只有自己。我知道我來到這個世上，其實是孤獨的，但又是有意義的，我可以拯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