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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肇始于20世紀20年代，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直到80年代中后期方產生學科自覺意識。在這一漫長曲折的歷史過程中，《魯迅全集》的編纂與現代文學文獻學形成互動的良好關系。以1958年版、1981年版《魯迅全集》為例，一方面，兩版《魯迅全集》在編纂過程中，從輯佚、校勘、注釋等多個層面，積極吸收現代文學文獻學的已有成果，將其融化、運用于《魯迅全集》的正文與注釋當中，從而優化《魯迅全集》的編纂。另一方面，《魯迅全集》的編纂又推動了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發展。《魯迅全集》的編纂為現代文學文獻學培養了大批人才，催生了系列研究成果，扭轉了過去實用主義的不良風氣，促進學風轉向扎實、沉穩，它毫無疑問是現代文學文獻學發展的關鍵節點。這一互動將繼續演進下去。

關鍵詞：《魯迅全集》；現代文學文獻學；注釋

“回顧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進程，文獻學研究的實踐，如果從1920年1月上海新詩社編印《新詩選》（第一編）算起，至今正好一百年。”以此為原點，經過上世紀30年代一次大的高潮，其后四十多年，現代文學文獻學沒有質的飛躍。正如樊駿后來檢討這段歷史時指出，“史料工作的基礎和傳統出現了明顯的脫節現象和多種形式的空白；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這門尚在形成中的學科，表現得尤為明顯”；共和國建立之后，盡管出現了數種現代文學史著作，初步建立了現代文學史學科，現代文學文獻學卻“并沒有相應的建樹”。

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真正自覺需要等到“文革”結束之后。1979年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發起編纂大型史料叢書《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是一個標志性事件。這一叢書卷帙浩繁，規模恢宏，分為甲乙丙三種，僅僅甲乙兩種就有180卷，丙種則為大型工具書《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索引》《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等。叢書由國內七十多所高校、研究機構的數百位研究者編選，最后由十幾家出版社分別出版，為“六五”國家計劃重點項目。自現代文學發生至今，這大約仍是規模最大的文獻整理工程。在此前后，一系列的現代文學文獻整理叢書問世，如薛綏之主編、1981——1986年陸續出版的《魯迅生平史料匯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主編、1985年出版的《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專門刊發史料類文章的刊物如《魯迅研究資料》《新文學史料》《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等創刊；各種類型的史料如回憶錄得到大規模的挖掘與整理。由此在80年代形成了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繁榮與自覺。1985年馬良春撰文首倡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1986年現代文學史料學第一部專著——朱金順《新文學資料引論》出版，1989年《新文學史料》分三期發表樊駿總結、檢討現代文學史料學成績與不足的長文《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同年，馬良春任會長的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成立，并出版了會刊《中華文學史料》。這一系列事件標志著現代文學文獻學學科意識的覺醒。身在這一歷史進程之中，1958年版、1981年版《魯迅全集》與現代文學文獻學有著怎樣的關系？兩版《魯迅全集》又發揮著怎樣的作用？本文將對此作些探討。

《魯迅全集》對于現代文學文獻學成果的吸收

朱金順在《新文學資料引論》中按照中國傳統樸學的治學理路，將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分為搜集整理、考證、校勘、版本、目錄等五個方面。搜集整理在全集的編纂中最重要的表現就是輯佚。編目、版本當專文討論。這里重點就輯佚、校勘、考證三方面來看《魯迅全集》對于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

魯迅作品的輯佚工作在其生前即已由楊霽云開始，并得到魯迅親自指導，匯集而成《集外集》。在具體篇目上，魯迅給予指點，告知線索；對于某些不合適的篇目，明確表示刪除，例如譯稿《地底旅行》，他人記錄的講演稿《在中山大學學生會歡迎席上》《讀書與革命》《革命文學與遵命文學》等。魯迅還親自校訂，抱病作序，對佚文沒有收入此前的作品集的原因予以說明：“有漏落的：是因為沒有留存著底子，忘記了。也有故意刪掉的：是或者因為看去好像抄譯，卻又年遠失記，連自己也懷疑；或者因為不過對于一人、一時的事，和大局無關，情隨事遷，無需再錄；或者因為本不過開些玩笑，或是出于暫時的誤解，幾天之后，便無意義，不必留存了。”《集外集》初版收入魯迅1933年以前出版的雜文集中未曾編入的詩文合集，共雜文27篇、新詩5首、舊體詩13題14首，另附錄《〈奔流〉編校后記》（一至十一）。1958年版將《集外集》收入第七卷，初版絕大多數篇目照常收入，但仍有一些增刪。初版中有5篇可作備考的別人的文章沒有編入，魯迅曾親自抄出，準備補印入《集外集拾遺》中，1958年版則將它們重新編入《集外集》。這5篇備考分別是：《咬嚼之余》附錄的《“無聊的通信”》（仲潛，伏園）、《關于〈咬文嚼字〉》（仲潛，伏園）、《〈咬文嚼字〉是“濫調”》（潛源，伏園），《咬嚼未始“乏味”》所附《咬嚼之乏味（潛源）》，《田園思想》所附《來信（白波）》。相比于初版，1958年版《集外集》增加了29首舊體詩、1首新詩，并補入了《“奔流”編校后記》的最后一篇。刪去兩篇：《“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已收入《三閑集》，初版時系重復編入；《Petofi Sandor的詩》因是譯文，另編入《譯叢補》中。由此，1958年版《集外集》共收雜文25篇，新詩6首，舊體詩43首，編校后記12篇。

繼楊霽云之后，唐弢潛心輯佚魯迅作品多年，成果顯著，先后結集為《魯迅全集補遺》（1946）、《魯迅全集補遺續編》（1952）等出版。《魯迅全集補遺》收入魯迅1912——1934年的雜文、通信、譯詩等作品35篇，另附錄15篇，訪問記1篇。《魯迅全集補遺續編》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散稿，收入雜文、譯文、詩歌、通信等104篇，第二部分為《中國礦產志》，第三部分為《人生象斅》，第四部分為《小說備校》。1958年版《魯迅全集》吸收了《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中可靠、可信的佚文，將其納入《集外集拾遺》中，但也甄別了其誤收的“佚文”。例如《魯迅全集補遺》即誤收兩篇偽佚文《百草書屋札記》《藝文雜話》。1989年丁景唐、丁言模撰文還原了史濟行（即史天行）偽造佚文的行徑：原來史濟行假托魯迅著作的“熱心讀者”，將這兩篇偽作寄給了許廣平。1945年唐弢向許廣平借來抄錄。由于戰局緊張，資料匱乏，時間緊迫，又出于盡可能保全史料的考慮，唐弢未及甄別，將這兩篇偽作留存在《魯迅全集補遺》之中。后來周作人指出，記憶里魯迅并未寫過《百草書屋札記》，并推斷這不是魯迅的文字，因此唐弢在印行《魯迅全集補遺》第5版時抽去了這篇文章。《藝文雜話》因為年代顯得更早，作偽技術更為隱蔽，周作人也無法判斷真偽，故仍然魚目混珠多年。

《魯迅全集補遺續編》也有類似問題，但1958年版《魯迅全集》寧缺毋濫，對有疑點的佚文把關嚴格。據現有史料，這與馮雪峰及其領導下的人文社魯編室對唐弢《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的評價有關。馮雪峰1952年3月12日致王士菁信中寫道：

唐弢編的《補遺續編》粗粗翻了一遍，錯誤和不妥的地方，的確太多了。我同意你們所指出的三方面。但錯誤則自然還有很多未指出的。唐這人，從這個工作上看起來，思想和工作態度上的缺點可說很嚴重。不嚴肅。革命的階級立場差。他自己都好像并不覺得。他大概太受了周作人的影響。對周作人的態度就是很不正確的。于是用這樣粗率的工作態度編這些東西，也太對不起這個嚴肅的工作了。我想，為了幫助他，應把你們的意見和我這點意見直接告訴他，對他還應采取同志的態度。現在紙型已打好，沒有辦法大改動，但可以請唐弢自己再認真地全部看一遍，能夠改的錯誤都先改正，不能改的可用校正表。編例上不妥處已不能改，要說明的也已不能加入，則可由唐自己在卷前或卷后附一篇說明，對讀者交代一下，并且自我批評一下。……他搜集這些材料，對我們當然有幫助，但將來都須嚴格研究和校訂過。

信件顯示人文社魯編室王士菁、林辰、孫用、楊霽云發現《魯迅全集補遺續編》存在三方面問題，馮雪峰也表贊同，并且認為這本書應該還有很多未指出的錯誤，以后使用時需要“嚴格研究和校訂”。

孫用所藏《魯迅全集拾遺補編》上保留了寫在浮簽上的馮雪峰批語，共11處，公開了5處：

第201頁《什么話（三）》浮簽：“什么話（三）不是魯迅自己的文章，編入似乎不妥，作為附錄，較好些。”

第328頁《開給徐世瑛的書單》浮簽：“書單，不是正式的著作，作為附錄，較好。不應編入正文。”

第440頁《題〈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贈季茀》浮簽：“題字贈書的，似乎別處還有。這類性質的文字，似乎可以不編入。”

第457頁《德國作家版畫展延期舉行真象》浮簽：“此真象既載文藝新聞《新聞欄》，又系該報記者口氣，何以認為魯迅所寫？編后記中應加說明。”

第459頁《第二次全國木刻聯合流動展覽會上的談話》浮簽：“這篇談話沒有很確實的根據，且又未經魯迅看過，編入，似乎不妥！”

根據馮雪峰的意見，1958年版第七卷《集外集拾遺》確實將《什么話（三）》《開給徐世瑛的書單》作為附錄，《第二次全國木刻聯合流動展覽會上的談話》沒有編入。《題〈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贈季茀》因為確實是魯迅文字，最后仍作為附錄編入。《德國作家版畫展延期舉行真象》不知為何最終也作為附錄編入，似乎是誤收，1981年版又將其刪去。

1958年版《集外集拾遺》是包括《集外集》之后的所有佚文，實際改變了許廣平所編《集外集拾遺》的面貌。1981年版則在第七卷恢復了《集外集拾遺》原貌，將《集外集拾遺》之后收集到的佚文編入第八卷《集外集拾遺補編》。后者共收入魯迅1903年至1936年各類文章112篇，附錄44篇，共156篇。其中50篇為1958年以來陸續發現的佚文，是魯迅研究者前赴后繼、持續挖掘的累積成果。例如《寸鐵》和《自言自語》是北京大學孫玉石、方錫德發現于《國民公報》，對于理解五四時期魯迅的創作與思想有重要意義，特別是《自言自語》，是第一次發現的魯迅以“神飛”筆名寫作的文章，解開了魯迅研究者多年尋覓而不得的謎，同時把魯迅散文詩的創作起始年份從1924年提前至1919年，整整提前了五年，被視為“魯迅研究領域內的一件大事”。又如中山大學圖書館在協助中山大學中文系注釋《而已集》查閱資料的過程中，從館藏1927年廣州出版的《國民新聞》副刊《新出路》上發現了塵封近半個世紀的魯迅佚文《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這篇雜文寫作于4月10日，發表于5月5日，跨越“四一二”和“四一五”政變，是極為重要的研究魯迅革命與政治思想的文章。

校勘是全集編纂必不可少的程序，1938年版《魯迅全集》因為時間倉促，校勘不精成為一大缺憾，以后各版則吸取教訓，逐步完善。對1958年版、1981年版校勘工作作出巨大貢獻的是孫用。1938年版出版后，孫用就自發進行了全面細致的校勘，其成果形成為兩本專著——《魯迅全集正誤表》《魯迅全集校讀記》。1958年版吸收了孫用大部分校勘成果。以《墳》為例，孫用在《魯迅全集正誤表》中校勘出了38處錯誤，1958年版照改了31處。如1938年版《人之歷史》中有“夫德意志為學術淵叢，保羅生亦愛智之士”，孫用校出“叢”字當為“藪”；“為寇偉博識，據壘極堅”，“為”字當為“而”；“設有動物一隅于此，畢生能產四字”，“隅”字當為“偶”。1958年版都據以改正。但也有7處進行了重新校勘，得出了不同于孫用的結果：

《科學史教篇》中有“亞勒密提士”，孫用校“勒”字當為“革”，1958年版未改。

《科學史教篇》中有“蓋無間教宗學術美藝文章”，孫用校“教宗”當為“宗教”，1958年版未改。

《文化偏至論》中有“而考索未用，思慮粗疏”，孫用校“用”字當為“周”字，1958年版未改。

《摩羅詩力說》中有“吾今為桉其為作思惟”，孫用校“為作”當為“作為”，1958年版未改。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有“惟其沒有‘拘攣’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沒有反拘‘拘攣’的‘逆子叛弟’”，孫用校“反拘”當為“反”，1958年版改為“反抗”。

《宋民間之所謂小說及其后來》中有“說話者，未詳始于何時，但據故書，可以知道唐時則已有”，孫用校“則”當為“即”，1958年版未改。

《說胡須》中有“然而我沒有這樣閑情別致”，孫用校“樣”字當為“樣的”，1958年版未改。

1973年，人文社決定出版1938年版簡體重排本，繁重的校勘任務又落到了孫用身上。當時他已71歲高齡，仍冒著酷暑，在上海親戚臥室中將全集精校了兩遍（書在上海排印），使1973年版的質量大大提高，但他高度近視的眼睛也因此受到嚴重損傷。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訴說自己視力的衰退：“我的眼睛更不行了，視力衰退，日甚一日，寫的字自己看著就模糊，筆畫則以意為之。”1981年版編纂時，孫用已近80歲，眼睛也已經發展到需要疊用兩個放大鏡才能看字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他仍堅持審讀了《譯文序跋集》二十多萬字的校樣，主持全集的校勘工作，僅《集外集·選本》一處，就發現1958年版掉落的19個字，即1958年版該文第五段“所以《昭明太子集》只剩一點輯本了，《文選》卻在的”，1981年版校正為：“所以自漢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殘本也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點輯本了，而《文選》卻在的。”

1981年版的校勘工作僅憑孫用一人也是無法完成的，各卷的注釋者、責任編輯同樣功不可沒。僅舉一例，如1958年版《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至九）》有一段引用張岱《景清刺》的文字中有這樣兩句：“清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我王。”第六卷責任編輯朱正想到在那樣驚險的場景下，景清跳躍起來詢問朱棣不大通，經過仔細對校魯迅手稿影印件，才發現這里不是“詢”字而是“訽”字，是“詬”的異體字。跳起來罵朱棣，這就更合理了。

考證是編纂全集必經的步驟，其成果直接體現于注釋，推動注釋日臻精確。例如《二心集·序言》注釋4介紹魯迅的演講時間、地點、題目等：

1930年魯迅曾經在上海各大學作過多次演講。根據《魯迅日記》的記載，這年2月21日在藝術大學講演，3月9日又在同校講演一次；前一次講題不詳，后一次是《美術上的現實主義問題》，這兩次講稿都沒有保存下來。3月13日在大夏大學講演，3月19日在中國公學分院講演，8月6日在夏期文藝講習會講演；這三次講稿都沒有保存下來，講題也都不詳。

1981年版同篇注釋4則為：

作者一九三〇年在上海各大學講演的情況，據《魯迅日記》，這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九日先后兩次在中華藝術大學講演，三月十三日在大夏大學、三月十九日在中國公學分院、八月六日在夏期文藝講習會講演。各次講稿都沒有保存下來。據當時報刊所載消息和與會者的憶述，前四次講題分別為《繪畫雜論》《美術上的寫實主義問題》《象牙塔與蝸牛廬》《美的認識》。最后一次講題不詳。

1981年版注釋更正了前版“藝術大學”及第二次講題的錯誤，考證出了三個此前“不詳”的講題。《繪畫雜論》的依據是發表于1976年6月南京師院《文教資料簡報》第四七、四八期合刊上的劉汝醴《魯迅在中華藝術大學講演記錄》。《美術上的寫實主義問題》依據是曹白、江豐《魯迅先生對于版畫工作的年表》。《象牙塔與蝸牛廬》除去魯迅在《二心集·序言》中的自述之外，研究者還發現一個旁證，即1930年3月18日《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登載署名敵天的文章《嗚呼“自由運動”竟是一群騙人勾當》，其中提到：“大概是十三日吧！我們校內（大夏）請了中國鼎鼎大名的文藝家魯迅先生演講……末了魯迅先生最后來登臺了！他的題目是《象牙塔與蝸牛廬》，新鮮得很！……”《美的認識》的依據則是1930年4月1日《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署名甲辰生的文章《魯迅賣狗皮膏藥》，其中提及：“我們中國公學……今年開學了沒有好久，社會科學院里便有幾位巨頭的同學，發起組織了一個社會科學會。……昨天下午是他們第一次聘請名人演講。……他的講題是《美的認識》。”由此可見一個看似簡單的史實的考證，常常需要學界幾代人的努力，來之不易。

1981年版注釋中這樣的例子很多。例如魯迅1919年7月4日致錢玄同信件中出現了一個奇怪的書名——《鱻蒼載》，編輯王永昌百思不得其解，多方求教也無結果。他為此念念不忘，終于有所回響。人文社古典文學編輯室陳新在給他的信中提出了一個猜想：“今推當時他們兩人（指魯迅與錢玄同——引者注）信件往返，多調侃隱語，此名或亦隱語之流也。鄙意此《鱻蒼載》者，《新青年》別名也……‘鮮’（按‘鱻’為‘鮮’的異體字）即‘新’，‘蒼’即‘青’，‘載’即‘年’，是逐字代替。”王永昌讀罷興奮不已，豁然開朗，認為這個推斷十分正確，所缺乏的只是佐證了。于是，他翻遍錢玄同所有書信，終于在1918年12月25日錢玄同致周作人信件中找到了證據，才有了如下的這條注釋：

《鱻蒼載》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錢玄同致周作人信：“尊貴的朋友所必需的鮮蒼稔（此是用訓詁代本字，學探龍先生的辦法）里邊的《易經起課先生號》，可不可以稍遲幾天送而且獻。”按《易經起課先生號》即指《新青年》第四卷第六號“易卜生號”。這里魯迅所說的《鱻蒼載》，和錢玄同提到的《鮮蒼稔》，俱為《新青年》的代稱。

《魯迅全集》對現代文學文獻學的推動

《魯迅全集》不僅吸收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研究成果，也推動其前進。這種推動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人才的培養；二是一大批作為《魯迅全集》副產品的研究成果的出爐；三是學風的變化。

兩版《魯迅全集》都為現代文學文獻學培養了一批中堅人才。1958年版的主持者馮雪峰自不待言，其四位編者——林辰、孫用、王士菁、楊霽云后來也都成為魯迅研究界的元老級人物。林辰長于考證，以《魯迅事跡考》《魯迅述林》為其代表作；編纂1958年版之后，又參加1981年版核心定稿組工作，博聞強識，備受尊崇；80年代中期又與王永昌合作，歷時十幾載，完成四卷本《魯迅輯錄古籍叢編》，在魯迅輯校古籍研究領域堪稱首屈一指。孫用精通校勘，先后精校1938年版、1958年版、1973年版、1981年版四版《魯迅全集》及1958年版《魯迅譯文集》，出版有《魯迅全集校讀記》《魯迅全集正誤表》《魯迅譯文集校讀記》等著作，是魯迅研究界公認的校勘權威。王士菁歷任人文社魯編室副主任、主任，是1958年版的具體負責人，參與1981年版部分工作，1983年接任魯迅博物館館長，主持編纂《魯迅大辭典》等工作；撰寫中國大陸第一部《魯迅傳》，此后又著有《魯迅早期五篇論文注譯》《魯迅創作道路初探》《魯迅的愛和憎》，是魯迅注釋領域的專家。楊霽云早年即以輯佚魯迅作品聞名，可惜新中國成立后不再著述。四人分別以考證、校勘、注釋、輯佚著稱，各占現代文學文獻學一門。

1981年版的注釋組涉及13省市26家高校及科研單位，集結了國內魯迅研究界的大部力量。除去老一輩已經成名的大家如王瑤、川島、李何林、蔣錫金、雷石榆、趙景深等，大部分還是中青年學者。他們經過1981年版《魯迅全集》編纂的洗禮，很多都快速成長為現代文學研究尤其是現代文學文獻學的中堅。例如南開大學的張菊香、張鐵榮，天津師范學院的王錦泉、王國綬，中山大學的李偉江，延邊大學的陳瓊芝，河北大學的劉玉凱，上海師大（今華東師大）的湯逸中、王自立、陳子善，遼寧師院（后轉入蘇州大學）的徐斯年，山東師大的韓之友，福建師大的溫祖蔭，廈門大學的應錦襄、莊鐘慶，復旦大學（后轉入上海魯迅紀念館）的王錫榮等。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已為學界矚目，自不必筆者再一一列舉，但《魯迅全集》對他們的影響卻是注釋者們共同的記憶。

編注《魯迅全集》在很多學者那里有研究原點的意義。陳子善如是談及1981年版《魯迅全集》對他個人的影響：

那時也是“四人幫”倒臺前夕，我們學校參與了魯迅著作的注釋工作，承擔的任務是注釋《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三集》和魯迅的書信。……也是為了工作需要，從這時候開始，我就不斷地查找史料，采訪前輩作家，和前輩學者在一起工作、交流等，走上史料研究的道路。那段時期的工作，包括后來去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師范學院（今首都師范大學）進行了長達數月的集中校稿、審稿，為寫好一個注釋下的許多苦工夫，都對我影響很大。就我個人的際遇來說，如果不是參加注釋組，可能后來會一直在寫作教研室工作。可以說，沒有注釋魯迅，就沒有陳子善，我至今很感念這個最初的學術訓練。在注釋魯迅作品的過程中，我遇到的很多問題，以后在史料研究中也遇到了。因為之前大部分都已經碰到過，后來我就知道怎么處理了。……我一開始學著做學問，就是研究史料，然后就喜歡上做史料，假如沒有這個熏陶，我可能會跟大家一樣去搞理論。也正是這個經歷，讓我有機會認識了很多前輩作家、學者，和他們在一起工作，學習他們對待學問的嚴謹態度、做學問的方式，包括待人接物等。

從這段訪談中可見，參加《魯迅全集》的編纂工作首先改變了注釋者的個人命運。在當時環境下，陳子善政治背景簡單，借調比較容易，而戴著好幾頂“帽子”的朱正、包子衍、徐斯年等，借調本身就很復雜、曲折。但參加注釋之后，他們的命運由此轉變，甚至可以說，編纂《魯迅全集》成為他們人生的拐點。如朱正此后從湖南出版局調至湖南人民出版社，鑒于朱正在魯迅研究領域的成就，省出版局局長胡真找他談話，決定建立一個“魯迅研究編輯室”，讓他負責，希望讓湖南成為出版魯迅研究書籍的一個中心。由此朱正迎來了他出版生涯的巔峰時期。又如包子衍，參加注釋工作后，從濟南三中調動至上海社科院，盡管他仍感到不如意，但較之過去，可謂天壤之別。改變最大的當數王錫榮，從上鋼五廠的工人調動至上海魯迅紀念館，此后經過個人的不懈努力，成為魯迅研究領域的名家。王錫榮對于參加《魯迅全集》注釋的經歷充滿感情：“那兩年是我人生最輝煌的兩年，最有意義的兩年。”

個人際遇的改變還是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參加《魯迅全集》編纂工作給予注釋者方法論上的啟蒙與訓練，注釋者此后的研究無不帶有這段經歷的深深印跡。陳子善自述：“《魯迅全集》勾連人物眾多，大大開拓了我的眼界。魯迅文章中提到的人物很多后來都成為我的研究對象。這是一個起點，一個難得的機遇！”縱觀其研究路徑，參加編注《魯迅全集》之后，陳子善先后研究過郁達夫、周作人、徐志摩、梁實秋、林語堂、臺靜農、黎烈文、葉靈鳳、潘漢年、劉半農、邵洵美等，確實是“以魯迅為圓心，一圈圈向外輻射”。

湯逸中也從研究方向和方法兩個角度談及這段經歷對自己的影響：

參加《魯迅全集》注釋對我的學術影響很大，參加之后我才確立了研究方向。后來我就參加了《魯迅大辭典》的工作，和薛綏之先生一起負責事件部分的注釋。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學會樹立嚴謹的態度，治學要有可靠的扎實的根據，觀點要從材料中來。學問要嚴謹，不要引用不可靠的材料，盡量不能用孤證，要盡量多的材料，要辨別真偽，等等。

孫黨伯則認為：

對于我以后學術方法的影響是比較注重考證，要尊重歷史事實，需要有真憑實據才能下結論。以后我研究郭沫若，對其作品版本的改變就很注意，發現郭沫若經常改動自己的言論。

王錫榮談道：

那時候學術歷練之大，學術見識之廣，是以后少見的。跟前輩聊，北京新書、出版信息的膨脹……從中還學習了編輯學、目錄學、校勘學、出版的業務，等等。從北京回來以后，1981年我到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館刊，就輕車熟路了。

他們的習得可以歸結為現代文學文獻學的方法，也就是目錄、校勘、輯佚、考證、注釋等專門學問。對于注釋者而言，參加《魯迅全集》的編纂相當于進行長達數年的現代文學文獻學全面、集中的訓練，對于他們個人乃至整個學界影響深遠。

《魯迅全集》編纂的同步及其后，產生了一大批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研究成果。這里尤其要提到1981年11月出版的《魯迅研究百題》。該書是名副其實的《魯迅全集》的“副產品”。1980年暮秋，《魯迅全集》的編纂工作已進入尾聲，大部分注釋者都完成了手頭的工作，因為《全集》而聚集的隊伍即將風流云散。為紀念這段共同戰斗的歲月，也為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尚在京的注釋者們商議合作一本書，這就是《魯迅研究百題》。全書號稱百題，實際是96題98篇，將1981年版《魯迅全集》注釋過程中未及展開的過程與材料呈現出來；文筆上追求通俗易懂，背后卻是扎實的考證作支撐，涉及的很多也是《魯迅全集》生平思想研究中的重要問題，看似簡單實則豐贍。例如第17問考證《阿Q正傳》序言“因為文體卑下，是‘引車賣漿者流’所用的話，所以不敢僭稱……”中“引車賣漿者流”是誰。1958年版只是籠統地注釋說：這是“指白話文。”1975年在日本發現了魯迅對日譯本《阿Q正傳》所作的校釋85條，其中第4條校釋為：“（此系林琴南氏攻擊白話文時所寫文章中的話）（“引車賣漿”，即拉車賣豆腐漿之謂，系指蔡元培氏之父。那時，蔡元培氏為北京大學校長，亦系主張白話者之一，故亦受到攻擊之矢。）”但這只是魯迅的“一面之詞”，編輯王永昌與陳早春去訪問蔡元培之子蔡無忌，仍然無法得到確證。由于時間緊迫，1981年版注釋只能在沿用1958年版文字以外，又在后面照錄魯迅的原注。1980年春天，孫玉石等找到署名思孟的《息邪》，文中造謠蔡元培之父“以賣漿為業”，這才算找到鐵證。當時第一卷早已付印，欲改不能，只有等到2005年版補齊。《 魯迅研究百題》執筆者共47人，以類似的問答形式集中展示了1981年版《魯迅全集》注釋的成果，可以說是注釋者們前后數年研究成果的一次展演。

我們簡單羅列部分成果：1980年4月，凝聚包子衍多年研究成果結晶的《〈魯迅日記〉札記》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也是這位后來英年早逝的魯迅日記研究專家的代表作。80年代他還編著《回憶馮雪峰》《馮雪峰年譜》，為馮雪峰研究開山鋪路。1980年6月，馬蹄疾著《讀魯迅書信札記》出版，結集了16篇閱讀魯迅書信的心得文章。1981年他又出版了《魯迅講演考》。1980年9月，陳漱渝著《魯迅史實新探》出版，系擇取作者多年成果中24篇文章結集。此前，作者還編著有《魯迅與女師大學生運動》《魯迅在北京》。1982年王景山《魯迅書信考釋》出版，系將編注《魯迅全集》過程中的書信考證成果結集，此后他轉向臺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用十年之力編纂《臺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詞典》。1982年陳子善與王自立合作，編就了他第一本書《郁達夫憶魯迅》，然后一發不可收，陸續編《郁達夫研究資料》《郁達夫文集》《回憶郁達夫》《知堂集外文》《梁實秋文學回憶錄》等，開始實踐其以后提出的“現代作家研究文獻保障體系”。張菊香、張鐵榮結束編注《魯迅全集》工作之后，先后合作完成《周作人研究資料》《周作人年譜》《周作人集外文》，成為內地周作人研究的先行者。王錫榮此后則有專著《魯迅生平疑案》《周作人生平疑案》問世，甚至直到最近出版的《日記的魯迅》，仍可視為編注《魯迅全集》工作之后的產物。

這些專著不僅呈現數量的井噴，質量上也創造出現代文學文獻學的一個高峰，并不因時間的流逝而湮滅它們的價值。例如王景山《魯迅書信考釋》“對魯迅1904?1933年間書信中的疑難之點作了詳盡的考釋。在旁征博引各方面材料的基礎上，通過相互印證，理清了關系，找到了答案，對理解魯迅的這些信件的確大有裨益，是一項很見功力的成果”。其中《“木瓜之役”考》，通過“錄引、編排、考釋、說明”兩類材料?當事人的回憶及報刊上的報道，從許壽裳等關于“木瓜之役”的回憶、關于浙江兩級師范學堂、“木瓜之役”發生的原因、“木瓜之役”大事日志四個方面完整、系統地鉤沉了“木瓜之役”的前因后果，較為完滿地解決了“木瓜之役”這一考證問題，對于許壽裳、許炳坤、張宗祥、楊莘耜四人回憶文字的鋪排考辨尤其精彩。

研究隊伍的整齊建制與成果的持續生產推動了現代文學研究學風的轉變，學界重新樹立起重第一手材料、重考據的實證主義學風，重新接續中國古代樸學傳統。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文革”結束前，現代文學研究界呈現出重“論”而輕“史”，方法上“以論帶史”的傾向，重考據的實證主義學風整體處于被忽視、被壓抑的狀態。應錦襄對此有過細致的描述：

建國之初開創現代文學史這一學科的王瑤先生原是十分重視文學全面形勢的。搜集材料力求齊全。但這種治學方法在五十年代末竟未得傳承。那時學者都以蘇聯文學史的寫作方法為圭臬，以作家作品為主，以點帶面而兼及文學語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又因政治上的取舍，對史學性材料無法求真。報刊上連篇累牘，大抵都屬史論。文學史著作，都是史料不全，立論偏頗。不但文學的時代形勢模糊，就是作家作品，也不能實事求是地進入全面分析。

文中提到“五十年代末”這個時間點不是偶然的，應與當時發生的從《紅樓夢研究》批判延燒至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批判有關。重考據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正是胡適一直倡導并在學術研究領域產生深遠影響，甚至占據統治地位，如今則被連帶批判。任繼愈奉命撰文寫道：“胡適為了引誘青年脫離當前的政治斗爭，脫離革命，他曾竭力宣揚在他的實驗主義思想方法指導之下的考據學。在這一科學研究部門中，他有意地把社會歷史上的大問題化為小問題，把社會歷史上的根本問題化為枝節問題。在‘科學工作’的外衣掩蔽下，散布他的‘少談主義’的反科學反革命的毒素。”并且指出，“這種片面專家‘研究’方法……不止在過去曾經‘謬種流傳，誤人不淺’，直到今天，它還成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改造的嚴重障礙”。盡管任文在后文仍表示要正確對待考據，要讓考據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原則指導下規規矩矩為科學研究服務”，但在當時歷史語境中，重考據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注定被打入冷宮，“文革”中更是被指責為“煩瑣”“客觀主義”“逃避政治”。

對材料、考據的忽視向相反面發展，則變為隨心所欲、斷章取義式剪裁、編織材料，以此滿足政治運動的需要。“文革”中，魯迅作品成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政治運動材料“寶庫”。1981年版《魯迅全集》注釋者之一杜一白形象地寫道：“他們要‘粉碎文藝黑線的反革命專政’，就狂呼《發揚魯迅的徹底革命精神，批倒批臭“四條漢子”》；要‘批林批孔’，就拋出《學習魯迅批判孔家店的徹底革命精神》等黑文；要‘批儒評法’，就鼓吹《學習魯迅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批儒評法》；要‘評《水滸》，批投降派’，就高喊《魯迅評〈水滸〉評得好》……”這種形同綁架、篡改魯迅本意的文章盡管鋪天蓋地，學術意義卻近于零，數量越多，離魯迅越遠。也因此，新時期才會出現“回到魯迅那里去”的吶喊。

學風的轉變當然并非一蹴而就。“文革”中仍有學者甘于寂寞，甘坐冷板凳。李宗剛曾以《山東師院學報》1976年第4、5期合刊為例，敏銳地指出：“這個時期的魯迅研究……從學術研究所顯示出來的某些跡象來看，則意味著有些學者欲通過資料的發掘、訂正和整理，而最大限度地還原一個完整的、真實的魯迅。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當新時期到來之際，魯迅研究之所以能夠率先異軍突起，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重鎮，與‘文化大革命’時期對魯迅資料的整理匯編，不能說一點關系也沒有。”而這一進程與1971年即發動的《魯迅全集》的編纂工作基本同步。

學風轉變的標志是研究者在方法論上的自覺自省。徐斯年曾反思自己在新時期初期的文章中對樸學的評價仍存有“文革”色彩，同為注釋者的馬蹄疾當時即尖銳地指出：“樸學絕不是煩瑣哲學，指責它逃避政治也似是而非。這門學問了不起，應該重新評價，充分肯定它的價值。”也因此，重考據的林辰的意義凸顯出來。姚錫佩回憶：“當時我們剛從‘文化大革命’的噩夢中醒來，思想上、文風上依然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流毒，而先生重實據的治學態度，無疑是治療我們浮夸學風的一劑良藥。”在《魯迅全集》編纂的過程中，老一代文獻學者對于中青年學人的潛移默化，帶動整個學科的發展，孫玉石也指出：“他們的為人品格，廣博知識，一絲不茍的認真態度，對魯迅、對讀者的負責精神，耳濡目染，給了我以后的治學以深深的浸潤。”這種學風轉變完成的標志也就是本文開頭提及的1985年馬良春的名文《關于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建議》，一種實事求是的扎實沉穩的學風從理論上得以確立。

《魯迅全集》的編纂始終與現代文學文獻學互動。編纂《魯迅全集》既從目錄、版本、輯佚、校勘、考證等各個方面全面吸收現代文學文獻學的成果，又從培養人才、催生成果、轉變學風等角度全力推動現代文學文獻學進一步發展。在歷史任一時期，《魯迅全集》的編纂毫無疑問都是現代文學文獻學發展的關鍵節點，這一互動將繼續演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