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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石楠的系列短篇小說，從底層社會切入，著力于人生內涵的發掘，表達了“歌頌苦難”的審美特質，也鞭撻了生活中的假丑惡。她寫自己從生活中體驗和感悟到的內容，以質樸而厚重的筆墨和靈活多變又切合情景的聚焦藝術，展示了時代的波瀾起伏，描畫了人物的精神軌跡和情感真實，受到讀者的熱捧和好評。

關鍵詞：石楠 短篇小說 人生內涵 審美特質 聚焦藝術

在我國當代眾多小說高手樹立起來的一個個建筑群面前，石楠曾以女性傳記小說突兀特立；殊不知，她的一組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說亦有自足自成的藝術境界。

在石楠的系列短篇小說中，《條件》是最短的一篇，也是最值得玩味的一篇。作者在這篇小說中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很嚴肅的社會問題，即有人是怎么入黨的？入黨的條件究竟是什么？本來，這在黨章中是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可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統計員小艾按照黨組織要求寫了入黨申請書以后，工作更勤懇，成績更突出，名氣也越來越大，黨組織反而對他越來越疏遠了。眼見那些整天東游西逛，吹牛聊天，一打老K就來勁的人都入黨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便主動找黨組織征求意見。在書記的再三點撥下，他終于明白了：入黨必要“入鄉隨俗。”①于是乎，他不得不改變自己，跟大伙兒打麻將、打老K、畫蘭草……終于夠上了“一個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條件了”②。對于一個正在積極要求進步的年輕人來說，入黨本來是一件很光榮、很正當的事，小艾卻不得不屈就自己，不得不屈從于“入鄉隨俗”。因為這是“條件”，條件就是限制。它雖然不見之于明文規定，卻以世俗的強大力量限制著你。這種現象是否普遍，我們不去夸大它，但人們對這種現象的熟視無睹甚或習以為常，卻不能不令人感到痛心和擔憂。石楠將此攝入筆端，不僅有如一聲“吹哨”警醒世人，而且表達了一個有良知的作家的求實寫實精神，無怪乎多少人讀后感同身受，倍加贊譽。

其實，不只是《條件》，石楠的短篇小說幾乎都內含意蘊，因而也都具有這樣的藝術魅力。

《能人》寫一位資深記者人生中的一次小插曲，與其說是鞭撻了現實中的妒賢嫉能，倒不如說是一曲無奈的人生詠嘆。做了一輩子新聞工作的老杜要調去主持創辦一個婦女刊物，卻又無果而終，是因為老領導路主任快要離休了？還是幾位副主任從中作梗？是其中的一個因素還是兩個因素都有？誰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現實人際關系中本來就有說不清、道不明的是非糾葛，作家敏銳地發現了，感覺到了，又藝術地表現出了，她的創作也就完成了。沒有必要評判作品肯定了什么，否定了什么；張揚了什么，批判了什么。一篇“有意味”的小說，不是社會判決書，它給人的是“多味”美感，是耐人尋味又難以言說的。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路主任在離休之前動用權力非要將老杜調過來，也不是做不到的；如果路主任遲離休幾年，老杜調過來更是無疑的。當然，這些假設是不存在的，也是毫無意義的，但通過“假設式”的換位思考，不也可以獲取對生活、對作品的多向度認知和把握嗎？再說，新聞單位的現任領導老牟對老杜還是信任有加的。所以，僅僅用批判妒賢嫉能來衡量這篇小說的社會意義，未免失之于皮相、淺露。這是一篇包含又不止于批判妒賢嫉能的小說，是一篇言近旨遠耐人尋味的小說。

如果說，小艾與老杜遭遇的還只是人生中的一次無奈，那對于方亞潔來說，則是苦澀人生。方亞潔是《就在前頭》中的女主人公，這篇小說寫的就是她的辛酸命運史。讀《就在前頭》，我不禁想起竹林當年創作的《生活的路》。竹林在這篇小說中塑造了一個美麗、善良、有才氣的姑娘娟娟，她與同伴張梁相親相愛，只因上當受騙于“人面獸”的大隊書記，遭玷污后最終走上了絕路。方亞潔有著與娟娟同樣的遭遇，但不同的是，生性倔強好勝的她在遭到總是蕩漾著慈容的老主任強暴時，奮力反抗，還重重地給了他一記耳光。自此以后，方亞潔的厄運也就開始了。她被誣陷為女貪污犯、女賊，被勞教三年，還被開除公職，后來丈夫又遺棄了她，她至今帶著一個五歲的女兒住在潮濕低矮的建筑棚中。在嚴酷的生活打壓下，她獨行于個人生活之路，連昔日的同學、戀人康然都不愿見。但如今已是知名報告文學作家的康然還一直牽掛著她。他每次來這座城市都要尋訪她，而這一次他們真的偶然相遇了。小說便以此次相遇為契機，或通過人物對話，或通過人物思緒，一方面展現了方亞潔的苦難遭際，另一方面又突顯了她的強者氣質，她有痛苦、有創傷，但同時閃耀著生活的熱情，有對未來的向往，即使創痛很深，也未能把這種熱情和信念淹沒。10多年來，她越是躲避康然，越顯出她對康然愛的執著、深沉；越是封閉自己，越顯出她內心的強大、堅毅。所以，讀這篇小說，如同讀石楠女性傳記小說一樣，我們再次領略到作者“歌頌苦難”的審美特質。

作家在本質上是求真、求善、求美的；惟為真善美而寫作，才會進入一種生命寫作狀態，而這樣的寫作狀態對于任何一個真正的作家都是應當必備的。石楠是一位對藝術虔誠追求的作家，也是一位進入生命寫作狀態的作家。她著力于人生內涵的發掘，在她這組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說中，我們就時常感到真善美的存在，總會感到有一種正能量彌漫于作品的字里行間，它們雖然不直接顯示于作品的認識內容，但卻無時無刻不蘊藏在人物的心中，并影響和支配著人物的行為。小艾即使受制于“入鄉隨俗”，但仍然“轉入地下”，堅持自學、寫論文，“待人家都睡了，他再偷偷進行”③；老杜敢為寫雜文的老劉仗義直言，這本是正義之舉，即使被人認為是“通天人物”“不好領導”④，但卻泰然處之；方亞潔屢遭磨難，仍不屈不撓，一邊工作一邊堅持自學大學課程，苦難反而造就了她的堅強。而《四十年前的愛情故事》中的陳康，更是作者歌頌人間之大愛，讓世人凈化心靈的一個形象。這個陳康在作品中未曾露面，卻讓人分明感到，他才是這篇小說的真正主人公，是他與呂琳愛情生活中的主角。當年藝院高才生呂琳就是因愛他而來到這個偏遠城市的。未曾想到的是，呂琳卻又與黃蘇木——一個年長于她且有家室的院黨委書記發生了忘年戀，并懷有他的孩子。是黃蘇木移情別戀，還是呂琳充當了第三者？這已是40年前的往事了。陳康則不僅包容了呂琳的過錯，一如既往地深愛著她，而且還接納了她的孩子，并把全部的父愛給了這個孩子，培養她成人成才，如今已是卓有成就的美術家。在事業上，陳康致力于搜集、整理民歌，培養這方面的藝術人才，不但成就斐然，還帶學生到意大利參加了國際音樂比賽。心底無私天地寬，陳康真正是一個純粹的藝術家，純粹的人！讀石楠的短篇小說，我總有這么一個感覺：生活在底層社會的人們，盡管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難題，甚至不幸，但他們都有著昂揚向上的心態，積極進取，奮力前行，給讀者以信心和力量。

石楠著力于人生內涵的發掘，追求真善美，必然不容于假丑惡。她以審丑的方式，鞭撻它們，否定它們，最拿手的“法寶”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通過此類人物的自我表現來揭露其卑劣的靈魂和嘴臉。

《做菩薩就盼有人燒香》中的肖偉，玩弄手段當上主任以后，一門心思就是想著別人給他這個“菩薩燒香”。他以“允許辭職”威脅因小孩生病上班遲到的資料員小寧，以“經費緊張”阻撓知名蠶桑學者老周出席全國農科協會年會，以“請鄭縣長批示”刁難技術員陳奔去花生新品種試種地江心洲……自以為得計，沒想到鄭縣長派秘書一聲棒喝：“沒有金剛鉆，就別攬瓷器活！”⑤把他嚇懵了，聰明反被聰明誤！《部長辦公室的風波》中的賈源部長與劇團演員姚麗莎過從甚密，為她自編且想自演的一個劇本又是籌措經費，又是外聘導演；姚麗莎經常進出于他的辦公室，人們好奇而又疑惑。他大聲吆喝于團長：“怎么讓個女演員天天往我這里跑……我沒時間接見她。”⑥晚上，于團長卻看到他在姚麗莎家，兩人你來我往，舉杯交歡。企圖掩人耳目是他，明人暗鬼也是他。

《四十年前的愛情故事》中的黃蘇木，原是來自農村的一個青年，自當官以后，便被異化了。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和生命，他毫不留情地遺棄了呂琳母女；40年過去了，當他知道呂小琳的身世后，卻又以血緣關系要見她。小說自始至終發出道德質疑的聲音，但又沒有簡單地一味地對黃蘇木進行道德的鞭撻，而是揭示出他心靈的畸變，并時時讓他為自己辯護，臆造他的“婚外情”和“見女兒”的某種“合理性”，描畫出他的心路歷程。人不是天生的，道德偽善者也有他自己的行為邏輯與自我判定；以刻畫人的靈魂深處為己任的文學作品，便不應該只滿足于對社會現實的披露，而必須深入到各色各樣的人物的內心去，描寫有足夠性格深度的藝術形象。像黃蘇木這樣的角色，在現實生活中可謂屢見不鮮，在文學作品中也時常見到，而《四十年前的愛情故事》在人物心靈的深度展示上，探隱索微，又使他成為獨具特征的“這一個”。

黑格爾說：藝術的存在緣于現實的缺陷。在現實生活中，人是帶著自己心理的整個復雜性的人，即使是有缺陷的人，甚至是反面人物，也會有他們自身的心理和性格邏輯，因此，小說對這類人物的塑造，不能僅僅滿足于對他們的社會行為的描寫，也不能僅僅滿足于對他們的外部行為的刻畫，甚至故意去丑化他們。石楠塑造這類人物更多的是以深入細致的筆觸去揭示他們的性格內涵，把外在的矛盾引向內心，使其靈魂世界層層剝落在讀者面前，因而令人感到真實可信。

怎樣用簡短的篇幅，單純的情節，凝練的畫面，塑造鮮明獨特的人物性格，發掘具有深刻意義的人生內涵，就成為短篇小說是否成功的關鍵。托爾斯泰說過：“藝術作品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個焦點一樣的東西，即應該有那么一個集各種光線于一處，從而又發射各種光線的地方。”⑦這一精湛論述實際上揭示了藝術創作中的一個規律性的東西——“聚焦”，對于短篇小說創作尤其值得珍視。《就在前頭》和《反串》這兩個短篇來說，它們在聚焦方面，就顯示了作家充足的藝術功力。

我們已經知道，《就在前頭》寫的是女主人公方亞潔的人生經歷。她是康然的同學，各科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然而，時代奪去了她上大學的機運，19歲那年她為了生存，在一個廠子里找到一個記二道賬的會計位置。正當她春風得意努力工作時，因反擊老主任的強暴，遭受種種誣陷被勞教三年。十年來，她結婚生子卻又遭丈夫離棄，如今帶著女兒一邊上班謀生，一邊自學夜大課程……如果不加剪裁而硬把它壓縮在一個短篇中，則勢必會寫得散漫粗疏而缺乏魅力。石楠對此是十分清醒的。在謀篇布局時，她首先舉起了聚光燈去探尋表現的范圍，最后焦點落在她認為最合適的規定情境上，那就是：康然尋訪方亞潔久別偶遇的短暫時間。小說是這樣開始的：“他多次來過這里，這是第幾次了，他記不清……”⑧記不清的前幾次，“他”都沒有見到方亞潔，而這一次他與方亞潔偶然相遇了。于是，作者始終將鏡頭對準他們這次相遇的場景，以此確立藝術“聚光”的焦點，然后迅速快捷地展開故事，以明快的文筆，生動的人物對話，以及女主人公此時此地微妙而復雜的心理活動，具體展示了方亞潔十年來所遭遇的種種不幸和她躲避康然、封閉自己的社會原因，為一個在逆境中頑強奮進的弱女子的人生寫出了內涵寫出了深度。

《反串》的閱讀，我是從疑問開始的。小說明明寫的是工廠會記艾丹為分房而發愁而苦惱的事，為什么用了一個“反串”的篇名呢？疑問在這篇小說讀了一半的時候開始有了答案，等到讀完全篇，“反串”的用意就完全明白了。原來，“反串”是為作品中人物的交匯而設置的，正是這篇小說的藝術焦點所在。工廠要分房子了，不少人家開始準備搬進新房，一家五口擠在十來平方米的艾丹卻沒有得到任何消息。情急之下，她想從一個平時跟她關系還不錯的分房領導小組成員那里打聽點消息，誰知人家諱莫如深，拒絕談房子問題；她去找一把手譚書記，譚書記說“分房子的事，黨委交給分房領導小組管了”⑨；她于是去找行政科長，這位分房領導小組組長卻要她“應該相信黨、相信組織”⑩。看來，她這次分房是無望了。其實，艾丹的要求并不高，她只想能分到別人家空出來的兩間舊房子。但就是這一點小小的愿望也滿足不了。正當艾丹被房子的煩惱糾纏得身心疲憊之時，小會計告訴她：譚書記愛好文學，尤其崇拜市里一個叫華寧的女作家，極力推薦她寫的《黑妹》，還要找關系請她來給青年們上課。華寧不就是與自己有著患難之交的最好的朋友嗎？于是在正月初一，艾丹懷揣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來到了華寧家，一向深惡痛絕不正風氣、鄙薄利用權勢謀利，且個性清高、決不為五斗米折腰的華寧也終于被艾丹說動，決定正月初四上班時間去艾丹工廠。“反串”表演就這樣開始了。如果說，小說前半部的鋪墊有如慢鏡頭，那么，華寧的“反串”表演則是被置于特寫鏡頭之中。在強烈的亮圈投射下，華寧從大搖大擺駕臨工廠辦公大樓，到與譚書記會面、暢談、打趣，展現得酣暢淋漓。華寧的“反串”表演十分精彩又恰到好處，艾丹有華寧這么一個備受譚書記推崇的著名女作家朋友，房子自然而然也就分到了，真是皆大歡喜啊！然而，在這喜劇性的背后，我們感到的卻是辛酸、無奈。《反串》是一篇諷刺性幽默小說，其“寓莊于諧”的喜劇效果，就是聚焦于“反串”而取得的。

石楠的這組短篇小說寫在以前，發在今天，時間跨度較大，還能受到讀者熱捧、好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作者著力于人生內涵的發掘，寫自己從生活中體驗和感悟到的內容，以質樸而厚重的筆墨和靈活多變又切合情景的聚焦藝術，展示了時代的波瀾起伏，描畫了人物的精神軌跡和情感真實。“人生本不是一部長篇，而是一連串的短篇……我們看到的他人和自己，其實都是他人和自己的片斷。”鐵凝如是說。對這種人生“片斷”的反映，最好的形式當然就是短篇小說了。就此而言，石楠在創作中長篇傳記小說的同時，又以短篇小說的形式發掘人生內涵，是有著積極的意義的，也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注釋：

①②③石楠：《條件》，《石楠文集》（第12卷），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版，第433頁。

④石楠：《能人》，《石楠文集》（第12卷），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版，第435頁。

⑤石楠：《做菩薩就盼有人燒香》，《石楠文集》（第12卷），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版，第419頁。

⑥石楠：《部長辦公室的風波》，《石楠文集》（第12卷），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頁。

⑦[俄]托爾斯泰：《論藝術》，《希望》文學月刊1983年第10期。

⑧石楠：《就在前頭》，《石楠文集》（第12卷），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頁。

⑨⑩石楠：《反串》，《石楠文集》（第12卷），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版，第421頁。

鐵凝：《我看短篇小說》，《小說月報》1997年第3期。

[作者單位：安慶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