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東西具有多重創作身份，為學界對他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源。首先，以東西的幾部重要小說為核心，再現了其小說的創作歷程。其次，對東西小說創作的綜論，建構出了作為小說家的東西。此外，通過運用比較視野，將東西與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中的作家進行對比研究，闡釋出其創作的重要價值與意義。可以看到，在東西創作不斷推進的過程中，學界對其創作的研究呈現出了由單一視角到多維視域、從簡單評介到深入探究的趨勢。

關鍵詞：東西 學術視域 多元批評

一、研究緣起

東西不僅是文學桂軍的領軍人物，而且“東西現象”也引起了諸多批評家的關注，他的小說以《耳光響亮》《沒有語言的生活》《后悔錄》《篡改的命》等為代表。小說之外，東西還創作有影視劇、散文等作品，正如有學者所看到的，東西不僅可以“稱得上是一位短篇、中篇和長篇及散文、隨筆都擅長的作家”，而且還“曾幾度‘觸電’，寫作多部電影、電視劇本……”①。多種文體的嘗試正建構了東西多元的作家身份。在諸種文體之中，東西的小說創作最值得稱道，其小說以對歷史記憶的深刻反思、富于先鋒性的語言探索和荒誕幽默的敘述風格，為中國當代小說（尤其是先鋒小說）的發展作出貢獻。

小說家的主體身份，以及影視劇、散文等多種文體的觸及，為學界對東西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也使得研究本身呈現出了紛繁多樣的狀態。自1988年的《介紹田代琳》②一文開始，學界關于東西的研究已有30余年的時間，其中既包括了對其小說的主題思想、語言特質、敘述方式等內容的批評與解讀，又包含了對他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特別是“先鋒文學史”）上的價值與地位的認識，與此同時，學界對他參編影視劇的分析以及散文創作的觀看也形成了理解東西的特殊向度，促進了其多元的身份建構。縱覽這30余年的研究，成果雖然豐富，但其中也存在著不少重復與誤讀，因此筆者將采用擇取要點的方式，來綜論當前學界對東西創作的研究和接受狀況。

二、東西幾部重要小說的批評與研究

東西在1980年代末以小說家的身份登上文壇。根據現有資料，第一篇關于東西的評介性文章是韋啟良的《介紹田代琳》③，該文試圖塑造出東西作為小說家的藝術形象，其創作得到了作者的肯定與贊許。隨后，《河池師專學報》首次開啟了學界集中觀看東西小說的先例，其在1993年第1期刊載了張柱林和陶莉霖的兩篇評論。從內容上看，這兩篇評論均是針對東西1992年小說創作的漫讀式批評。張柱林主要評述了東西在1992年所創作的幾篇小說（包括《祖先》《事故之后的故事》《商品》《邁出時間的門檻》等），認為它們顯示了東西對土地歷史、人類生存事實、桂西北鄉村生活等現實問題的觀察；④陶莉霖則以《事故之后的故事》為中心，重點闡釋了東西小說“蒼涼”的敘述方式。⑤總體上說，這兩篇評論可以作為學界認識東西小說創作的起點。而隨著東西小說創作及發表的不斷增多，學界對其小說的研究也日趨豐富，逐步建構出了作為小說家的東西。筆者將首先以東西發表的幾部重要小說為線索，通過梳理學界對這些小說的研究，呈現東西小說的創作歷程。

學界較早集中關注的是東西1994年發表的小說《商品》⑥，如張柱林看到了《商品》文本所具有的“后現代”品質；⑦阮冰同樣認識到了東西小說所包含的后現代主義意識，認為《商品》表現出了“元小說”的探索和嘗試⑧……可以看出，《商品》所具有的后現代主義特質成為其時學界批評的重心，這同時呈現出了東西早期小說創作中所帶有的鮮明的后現代特征。

《商品》之后，東西在1997年發表的首部長篇小說《耳光響亮》⑨受到學界的重點關注，敘述策略、主題思想、時代文化內涵等內容則成為了解讀重心。如馬樹春用“東拉西扯”來概括《耳光響亮》的敘述策略，并指出這種策略具體表現為“富有創意的拼貼式結構營造”和“集幽默與諷刺于一體的反諷式、夸張性語言”；⑩洪治綱看到了《耳光響亮》所表達的記憶與經驗的雙重敘事，同時指明了它在話語運用上的獨特性；朱瀟同樣觀察到了《耳光響亮》所持有的雙重敘述視角，在此影響下，東西運用了一種“異彩紛呈、具有反諷意味和特定的時代感的語言”；賈忠良則把目光聚焦在《耳光響亮》所包含的時代和文化暗示上，指出這種暗示表達了東西對理想主義的警惕和對世俗化的批判。與探究《商品》時較為單一的后現代主義視角相比，學界對《耳光響亮》的研究呈現出了豐富性。

1998年，東西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按照當前的邏輯，魯迅文學獎的獲得不僅肯定了該小說的價值與意義，而且會引發學界的批評熱潮。悖論的是，《沒有語言的生活》在當時并未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尚未評獎前，石一寧撰寫的《失語：苦難與尊嚴——讀東西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是第一篇評論該小說的文章，他注意到了該小說所講述的“生動而凝練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所含藏的意蘊空間，并指明了其所呈現的“失語的苦難與尊嚴的雙重命題”；同年，徐肖楠認識到了該小說對于語言的獨特思考。隨后幾年，盡管王育松、廖學新、唐韌等人從傳統繼承、生存隱喻等方面解讀《沒有語言的生活》，但他們并未關注到魯迅文學獎的特殊價值。究其原因，這一方面與《沒有語言的生活》獲得的是首屆魯迅文學獎，大家認識不足有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其時的大眾傳媒還處在發展初期，相對框囿了魯迅文學獎的傳播與影響力。

最早引發學界批評熱潮的是東西在2005年發表的小說《后悔錄》。《南方文壇》2005年第4期刊載了陳曉明、謝有順、南帆、郜元寶四位重量級批評家針對《后悔錄》所作的分析與解讀，同時也拉開了重要期刊開設“東西研究專輯”的序幕，使得東西借助名家名刊的“宣傳”來擴大自身影響力的方式成為了可能。就具體的研究來說，主題內容、敘事方式、語言表達等方面是學界批評與研究《后悔錄》的重心。如在主題內容層面，陳曉明認為《后悔錄》既有著對身體的批判，又有著對“自我/歷史”的雙重嘲諷。同時，該小說還通過描寫特殊的歷史情境，有力地再現了中國式的創傷；南帆看到了《后悔錄》在故事選擇上的獨特性，特別是在小說的前半部分中，性與成長、政治規訓等內容所形成的糾纏，使得小說本身具備了廣闊的闡釋空間；與南帆相呼應，郜元寶也將目光聚焦在《后悔錄》所描摹的“性”與“性禁忌”上，但他認為該內容并非小說的寫作重點，其重點是“有關性和性禁忌背后人類智慧的責任”；張柱林將《后悔錄》看作是一部“在心理上用力”的小說，指出它為我們理解生命提供了新的視野；張燕玲認識到《后悔錄》通過荒誕性的表達與精神探索，向讀者展示了“人心的后悔錄”。此外，周景雷在中國文學之苦難寫作的大背景下解讀了《后悔錄》，認為它表現出了以苦難為中心的想象，在描寫苦難與展示荒誕情境的同時，呈現出了對苦難的寬宏大量；胡傳吉認為《后悔錄》的寫作重點在于“修復歷史記憶”與“還原身體經驗”。

《后悔錄》的敘事方式成為學界關注的另一個重心。謝有順以《后悔錄》為核心，在歷時地觀看中國傳統與現代、當代小說中所包含的敘事倫理問題的基礎上，認為該小說具備重建敘事倫理的可能性；胡群慧關注到了《后悔錄》所運用的“如果”句式，指出該句式為小說的歷史講述與文本敘述創造了空間；另外，柳應明看到了《后悔錄》在語言表達上的反諷修辭，這種修辭促進了作者對荒謬時代的展示與人性悖論的書寫。可以看出，學界對《后悔錄》的批評雖然也集中在主題內容、敘事方式等層面，但較之《商品》《沒有語言的生活》《耳光響亮》等小說的研究來說，學界在《后悔錄》的理解深度與認識廣度上均得到了拓展。

與《后悔錄》的接受方式相類似，《篡改的命》也得到了重要期刊的重點關注，并且在期刊數量上呈現出由單一向多元發展的趨勢，這在充分展示期刊、報紙等媒介在作品傳播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時，客觀地呈現了東西小說在當下小說發展中的重要性。而從批評隊伍上說，對《篡改的命》的研究不僅有專門的批評家，而且一些知名作家（如余華、雙雪濤、田耳等）也參與到對《篡改的命》的批評與解讀中，后者所具備的“作家視野”為東西小說的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

命運、苦難、反抗絕望等內容成為了學界探究《篡改的命》的關鍵詞。如吳義勤認識到了《篡改的命》所包含的關注“反抗與改變底層命運”的可能與方式，指出它通過書寫“一個普通農民家庭故事”，回應了當前有關農民（社會底層）問題的思考；謝有順把《篡改的命》放置在1980年代以來的小說脈絡中進行解讀，認為它經由苦難的底層敘事，再現了包含著喜劇精神的悲劇；張曉琴將《篡改的命》視為“極端的命運之書”，重點關注到了它對社會轉型期底層人物命運的描寫，以及從鄉村到城市的文化空間的再現；饒翔同樣注意到《篡改的命》對宿命的書寫，認為這種書寫展現了真實與荒誕之間的社會現實。另外，徐剛和唐詩人均把“苦難”作為理解《篡改的命》的關鍵詞，前者關注到小說的“苦難”敘事，認為其重點展示了邊緣群體的生存狀態，緊扣了當下嚴峻的社會現實；后者重點解讀了小說直面苦難的書寫方式，包括對苦難的直觀再現、精神蛻變之痛的表達以及“希望/絕望”的展示等。徐勇則認識到了《篡改的命》對農民身份問題的思考，認為全球化節奏的“快”與文化認同的“慢”之間存在悖論。值得一提的是，俄國學者奧?彼?羅季奧諾娃將《篡改的命》視為由“現代夢”所引發的“社會倫理變形”，認為該小說是“打工文學與底層文學的里程碑”，主要呈現了現代語境下的社會倫理問題。

關鍵詞之外，《篡改的命》所包含的敘事方式與結構也成為學界批評的重心。如張清華以《篡改的命》為切入點，論述了東西小說的敘事方式。他將東西小說的敘事看作是對先鋒敘事的“延續”與“變種”，并指出了其小說敘事的藝術特質。此外，他還看到了東西小說的荒誕性，認為這種荒誕加深了東西作為“加繆的追隨者”形象；楊慶祥從自我憎厭與血統論的角度，挖掘了《篡改的命》蘊含的潛在內結構，正是該結構使得人物行動獲得了合法性。此外，施秀娟從人物形象的角度，認識到《篡改的命》的主人公汪長尺“既有中國文化傳統，又與世界文學血脈相連”，在中西方文化語境下對汪長尺形象進行了剖析；姚剛則聚焦于對《篡改的命》中另一個人物賀小文的解讀上，認為她是“改命悲劇的犧牲品”。

從上述有關東西幾部重要小說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學界對東西小說的認識存在著逐步“累積”的過程，研究深度與廣度在不斷拓展。而隨著期刊、報紙等媒介的不斷匯入，東西小說的傳播與影響力得以持續增長。特別是在大眾傳媒高速發展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利用傳媒來挖掘與呈現東西小說的特質，及其在中國當代小說史上的重要價值與地位，不僅構成了學界研究東西小說的特殊視角，更為大眾文化和傳統文學傳播與接受方式之對話問題的思考提供了必要的空間。

三、東西小說創作綜論

除了關于東西幾部重要小說的批評與研究外，學界還有著對東西小說創作的綜論，從而更加有力地建構出了東西的小說家形象。早期的綜論主要集中在敘述技巧與語言策略層面，較多指向的是東西小說敘述中所運用的先鋒實驗、后現代主義等技巧。究其根本，這主要得因于東西在創作初期所受到的先鋒思潮的影響，同時表明東西的小說創作與其時社會語境之間的緊密對話關系。溫存超較早地談到東西小說的創作技巧，指出其中包含著鮮明的“先鋒派”味道，他還通過解讀東西小說的敘述方式、象征手法的運用、對語言的執著追求等，將其定位為一位“技巧型作家”；雷體沛也將視點聚焦在東西小說的敘述策略上，認為東西小說通過話語的解構、中心偏離、主體意識消退等形式文本策略，呈現出了鮮明的后現代特征。

當然，敘述技巧、語言策略的批評并不限于早期的綜論，其在進入新世紀以來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這種研究似乎構成了讀者認識東西小說的一種重要標識。比較典型的如黃偉林看到東西在小說中運用了后現代的語言寓言，表達了他對后現代精神的獨特理解；羅傳清致力于對東西小說語言的解讀，不僅指出了其小說中所包含的幽默、含蓄、原生態的語言風格，而且還有著對東西所運用的反諷修辭、斷片化和拼貼化的標題策略、感官敘事等內容的解讀，較為細致地剖析了東西小說的語言策略。可以看出，這些文章與羅傳清的碩士論文《東西小說的語言風格研究》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二者正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對讀”；陳舒劼同樣認識到了東西小說對語言問題的重視，指明他在不同敘述環境中試驗語言行為的能量，有力地揭示出了時代精神狀況與人的生存痛感。另外有一些碩士論文分析與解讀了東西小說的敘事策略、語言風格等問題。如韋茂斌運用敘事學的原理，以東西具體文本的分析與研究為出發點，探討了東西小說的敘事技巧與策略，并指明這種技巧和策略包括幽默荒誕的敘事風格、超越傳統與當下創作精神向度的敘事倫理、東拉西扯的敘事語言、東拼西貼的敘事結構、東張西望的敘事視角等；陳鳳霞認為東西的小說中有一種“極端性”的書寫方式，特別是在“敘事的極端”方面，其小說采用了時空營造的荒誕、詭譎虛妄的結局、奇異轉換的視角與精巧運用的拼貼等方式。這種“極端性”書寫在表達理想與現實碰撞的同時，展現了文學與現實之間的緊張關系。

隨著學界對東西小說認識程度的不斷加深，在研究中也逐步加入了新穎的視角，“文化地理學”即是此方面的重要代表。東西生活在桂西北這一帶有獨特地理風貌的地區，他在小說寫作中自覺地建構出了特殊的文化地理景觀，這為學界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對其小說的認識提供了可能性。其實早在1990年代中期，張柱林在分析東西小說的“鄉土人情”時，就包含著文化地理學的因素；隨后黃偉林所看到的東西小說語言的“南方特質”、王敦所認識到的東西小說的“南方”書寫、黎春曉所發現的東西鄉土小說的獨特桂西北氣息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文化地理學的視角，只不過他們并未明確提出文化地理學的理論。較早以文化地理學視角來解讀東西小說的是歐陽欽，他從地域文化的角度觀看了東西小說的創作風格及其成因，指出這些作品通過對嶺南民族文化的回顧，在本土與世界、傳統與現代甚至后現代的互動辯證間完成了對現代人心靈處境的真誠觀照；徐勇進一步確立了東西小說研究的文化地理學視野，他認為東西明確提出的“走出南方”與其小說中經常出現的“南方故鄉”構成了一種矛盾，但這種矛盾可以從具體和抽象兩個方面進行理解。事實表明，“東西的小說大都背景模糊，其故事展開的空間并不具有特別的意義”，正是這種寫作創造出了獨特的文學地理風貌；郭鈺瓊則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解讀了東西城鄉題材的小說，一方面分析了東西小說中“文學地景”的勾勒方式，另一方面探討了城鄉小說空間的建構方式以及現代人與現代世界關系的呈現狀態。

從時間層面看，東西的小說創作存在著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這為學界對其小說的整體觀照創造了條件。因為時間因素的特殊性，所以這種整體觀照在近幾年的研究中才漸趨出現。這里首先要特別提到的是張柱林在2011年出版的《小說的邊界：東西論》一書，該書可以視為對東西小說的最有代表性的綜論。張柱林在書中不僅對東西小說進行了細致的分析與解讀，而且在研究東西小說時運用了綜合性的視角，即重在分析小說文本得以出現的“時代背景與生產機制，通過對作家成長的環境、作家接受的文學教育、其在文學場的位置及創作觀念等的考察，探討文本中的核心意象、結構模式等”。盡管早在2006年，溫存超就出版有《秘密地帶的解讀——東西小說論》一書，但從內容上看，該書重在東西小說創作中特殊理論與質素的解讀，以及單獨文本的分析與論述，并且由于時間的影響（2006年），東西小說還未形成歷時性的發展脈絡，因此尚不具有“綜論”的條件。而胡群慧在2007年出版的《我讀東西：時空境遇里的身心言說》則更多地帶有“傳記”的性質。因此與這兩本書相比，張柱林的《小說的邊界：東西論》具備了“東西小說綜論”的可能性。

專著之外，對東西小說進行綜論的更多以碩士論文的形式而出現。秦宇從東西近30年的創作歷程出發，探討了其小說的主題內涵與藝術特征，同時指明東西對小說內在深度的挖掘，以及對小說語言的重視為當代文壇的發展帶來了啟示意義；劉明桂則以東西寫作的發生為焦點，主要探究了小說的母題與藝術特征，表現出了對東西小說創作的整體觀照；伍坤堰將研究重點放在東西近30年創作過程中所發生的兩次轉型上，指出這兩次轉型分別表現為從苦難鄉村到欲望城市、從城鄉對比到荒誕敘事中的生命思考；與伍坤堰相類似，唐霞關注到東西近30年的小說在主題層面的兩次變化，分別是從鄉村到城市、從城鄉到現代人的內心世界與心靈探索，同時對變化原因進行了分析與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第2期和《當代文壇》2020年第4期均設有“東西專輯”，表現出對東西小說創作的整體關注。如韓少功以《篡改的命》為出發點，談到了他閱讀東西小說的主體印象；王堯發掘出了東西小說所蘊含的“九十年代”色彩，指出作為整體的“九十年代”可以理解為對“八十年代”后半期的顯影和生長。同時，他還認為“沒有語言的生活”是對1990年代以來的社會時代的深刻命名，東西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反思著自身的語言和生活；張清華和楊希帥主要解讀了東西長篇小說的三個重要面向，包括及物的歷史敘事、荒誕的命運書寫與極端化的敘述策略；張學昕和劉瀟萌通過重讀《耳光響亮》，窺探了該小說所呈現的“歷史和人性的糾葛與悖論”,及其“在時間和歷史的發酵中爬梳出人性和靈魂深層的‘意味’”；張柱林則重點思考了東西小說的敘述語言，認為“沉默與追問”在他小說中構成相反相成的基調，表達了作家見證時代的內在訴求。

總體而言，學界對東西小說創作的綜論表現出由單維視角到綜合性視域的轉變，在挖掘出東西小說豐富的主題內容、多元的敘事技巧以及特殊地域文化展示的同時，也從方法論層面為學界當前的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范式。當然，東西的小說創作還在持續行進中，目前遠未達到對其小說進行“綜論”的條件，所以學界對其小說的觀察與研究仍處于“發生中”的狀態。

四、比較視野下的東西創作研究

在廣西當代（尤其是新時期以來）文壇上，東西的名字經常以“群體”的形式出現在學界的視野中，“廣西三劍客”“新桂軍”等命名成為這方面的代表。此種語境下，學界對東西的研究通常包含了鮮明的比較視野，即在對群體創作的觀察中呈現東西創作的獨特性。除了群體研究之外，學界的比較視野還表現為將東西與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中的作家進行對比研究，在表明東西與時代語境進行對話的過程中，闡釋出了東西創作的重要價值與意義。整體上說，比較視野下的東西創作研究正為東西作家身份的確立提供了特殊的視域空間。

“廣西三劍客”這一命名在東西的創作生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成為了其挺進文壇的“準入機制”。根據現有資料，馬相武較早地將東西拉入到“三劍客”的行列之中，只不過他的命名是“南國三劍客”。比較可貴的是馬相武并未將三人的創作進行“統一化”的理解，而是看到了個體的差異，這種差異正構成了“三劍客”的復雜性。同一時段，朱小如的《“挑戰”廣西三劍客》和黃偉林的《論廣西三劍客——解讀李馮、鬼子、東西的小說》兩篇文章為東西進入“廣西三劍客”的行列作出確認。尤其在黃偉林看來，“廣西三劍客”與“河北三駕馬車”是1990年代中后期中國文壇上最引人注目的兩個地域性文學創作群落，這為“廣西三劍客”進入文學史創造了可能性。隨后，陳曉明進一步推進了“廣西三劍客”的研究，他在標明“廣西三劍客”崛起的基礎上，認為在他們的小說文本中能夠讀到一種“直接現實主義”的美學力量。陳曉明把東西看作是“在絕望處歡樂的笑面刺客”，通過解讀《耳光響亮》這一作品，展示了東西小說的昂揚熱情與機智敘事。而在《又見廣西三劍客》一文中，陳曉明重點解讀了“三劍客”作品的地域性意義，指出與鬼子、李馮相比，東西的小說最重要的特質是“把鄉土中國的生存困境放在敘述語言的情境中，這使得他的敘述力量壓制了對苦難的單純呈現”。可以說，經由馬相武、朱小如、黃偉林、陳曉明等人的推介，東西作為“廣西三劍客”之重要成員的身份得到了集中確認。

除了“廣西三劍客”外，“新桂軍”的命名也值得關注。比較典型的是梁復明和秦延良從廣西地域文化的角度出發，通過探討以東西、鬼子為代表的“新桂軍”小說創作，闡釋了“新桂軍”群體創作之“憂郁敘事”的現代性內涵。而近年來，在張利群、黃偉林、張燕玲、容本鎮、李建平等批評家所提出的“文學桂軍”的概念中，東西也作為了其中一員，但由于這些批評家更多地著眼于“文學桂軍”這一群體性概念的批評與解讀，東西小說創作的特殊地位并沒有得到集中認識，因此需要今后的批評家對此進行持續關注與研究。

另外，學界還將東西與余華、凡一平、鬼子、楊映川、張承志等作家個體進行比較，從而呈現了東西小說創作的獨特性。東西較早的比較對象是凡一平，卯書從主題特色、題材處理、敘述技巧、文化心理結構四個層面比較了二者的中篇小說，指出東西更多地趨向于對命運、歷史、人類生活等內容的書寫；余淑雯也將二者進行了對比，只不過其所分析的對象是東西的《耳光響亮》與凡一平的《順口溜》，重點觀看了兩部作品在描寫都市人物形象時的相似性。

東西與鬼子之間的比較成為了學界關注的重心，這一方面得因于二者有著大致相同的寫作經歷，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二者作為“廣西三劍客”的成員，其作品存在著某種共通之處。值得一提的是，這種關注較多地以碩士論文的形式出現。如黃穎觀看到了東西和鬼子筆下的“弱勢群體”，從創作心態、主題內涵、哲學意義三個方面展現了二者弱勢群體題材小說的異同；肖百容認識到東西和鬼子的小說中共同充斥著的對空間的恐懼，認為這種恐懼與廣西少數民族的歷史及其所處的地理環境相關聯。作者還引入了周邊地區少數民族作家沈從文的作品進行對比，以呈現東西和鬼子特殊的審美風格；于麗萍著眼于東西和鬼子在敘寫內容、審美追求等層面的相似性，探討了二者潛在的創作意圖及創作價值；王彬從東西和鬼子筆下的“小人物”形象出發，探究了“小人物”的生存鏡像、精神困境、結局宿命等問題，指出這種寫作表達了東西對個體生命的關注以及特殊的人本主義情懷。

此外，有學者在觀看東西小說的民間審美時，認識到了他的寫作與張承志之間的相似性，特別是在小說敘事方式與姿態上有著共同的價值取向，進而認為二者“站在主流文化的邊緣，以民間的審美立場，展示了在主流文化籠罩下非主流話語的言說狀態：以生命解釋的偏執理想主義色彩和居于民間底層視角對主流社會與文化的批判與理解，背棄與接納”。還有學者在論述東西小說的創作時，談到了以余華為代表的先鋒思潮的影響，其中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比較意識。比較典型的如肖慶國在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的大背景下分析了“東西現象”問題，思考了“東西現象”給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歷史認識”所帶來的重要啟示；張學昕則通過將《篡改的命》與余華的《活著》《第七天》等小說的對讀，呈現出前者在文本敘事結構上的獨特性。這些研究中，余華及其所代表的先鋒思潮大多作為一種創作背景，被納入到了東西小說的創作歷程。

需要指明的是，學界的比較視野還體現在將東西的小說與影視劇的對比分析上，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總體質量也有待提升。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王一川的觀察，他從媒介文化的角度出發，針對由東西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改編而來的《天上的戀人》進行了有意味的分析。在他看來，由雜志媒介到電影媒介之間的轉換是必要的，這種轉換包含著大眾文化對高雅文化的置換。接著，王一川從人物、場景、事件、情調等方面對這種轉換進行了細致解讀，認為“《天上的戀人》從小說到影片的形成過程，為理解當前我國大眾文化對高雅文化的置換以及兩者間復雜關系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范本”。整體來看，這種比較研究更多地為東西多元的身份建構提供了可能性，使其文學形象變得“不確定”，這同時反映出了其創作的豐富與多樣。在大眾傳媒高度發達的今天，此種現象成為了作家所具備的優秀品質，因為與小說、詩歌或散文等單一文體創作相比，多元的創作不僅更能激發作家自身的創作熱情，而且也為學界的研究提供了持續的活力。如當下比較熱門的“詩人散文”研究，即回應了創作界的這種趨勢。但這種交叉文體創作研究的價值與意義，是否確如研究者所強調的那么重要？則有待于進一步確認。

隨著文化地理學、媒介傳播學等理論知識的不斷加入，學界的研究已不再拘囿于作品的平面化解讀，而是在諸多理論的交流與互動中逐步探索出了立體化、多樣化的研究方法，這不僅為東西的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而且也為改善傳統作家作品論的單維視角作出積極貢獻。當然，東西的創作還在進行之中，學界當前對東西創作的研究還只是一個“豐富的開始”。

[本文為廣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廣西民族文化保護與傳承研究中心資助項目（項目編號：2020KFZD02）、2020年廣西哲學社會規劃研究課題（項目編號：20FZW006）、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8XZW034）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張學昕：《無法“篡改”的敘述——東西小說論》，《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第2期。

②韋啟良：《介紹田代琳》，《河池日報》1988年10月29日。

③之所以稱為評介性文章，是因為《介紹田代琳》一文的重點是對田代琳（東西原名）早期創作狀況及作品（主要包括《我母》《醉山》《好人祭》等）的介紹。

④張柱林：《大地的喘息及其他——東西一九九二年小說漫評》，《河池師專學報》1993年第１期。

⑤陶莉霖：《淡化了的蒼涼——〈事故之后的故事〉讀后》，《河池師專學報》1993年第１期。

⑥東西：《商品》，《作家》1994年第5期。

⑦張柱林：《東西和〈商品〉》，《文學自由談》1995 年第1 期。

⑧阮冰：《東西小說〈商品〉的元小說解讀》，《南方文壇》1995年第2期。

⑨東西：《耳光響亮》，《花城》1997年第6期。

⑩馬樹春：《東拉西扯：〈耳光響亮〉的敘述策略》，《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

洪治綱：《苦難記憶的現實回訪——評東西的長篇新作〈耳光響亮〉》，《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3期。

朱瀟：《對東西〈耳光響亮〉的一次閱讀》，《南方文壇》1998年第5期。

賈忠良：《〈耳光響亮〉的時代及文化暗示》，《齊齊哈爾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

東西：《沒有語言的生活》，《收獲》1996年第1期。

石一寧：《失語：苦難與尊嚴——讀東西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文藝報》1997年7月15日。

徐肖楠：《晚生的現實主義——東西〈沒有語言的生活〉的語言思考》，《河池師專學報》1997年第4期。

這些文章包括王育松的《對傳統的繼承和超越——評東西的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寫作》1999年第1期）、廖學新的《生存體驗的隱喻話語——東西〈沒有語言的生活〉之驚鴻》（《河池師專學報》2000年第3期）、唐韌的《當作家對自己挑戰的時候——解讀〈沒有語言的生活〉》（《名作欣賞》2003年第3期）。

東西：《后悔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陳曉明：《身體穿過歷史的荒誕現場——評東西的長篇〈后悔錄〉》，《南方文壇》2005年第4期。

南帆：《誘惑和恐懼——讀東西的〈后悔錄〉》，《南方文壇》2005年第4期。

郜元寶：《可笑的智慧——讀東西的長篇新作〈后悔錄〉》，《南方文壇》2005年第4期。

張柱林：《〈后悔錄〉：穿越現實的心靈欲火》，《小說評論》2005年第6期。

張燕玲：《人心的后悔錄——東西長篇小說〈后悔錄〉》，《文藝報》2005年12月13日。

周景雷：《苦難、荒誕與我們的度量——評東西的〈后悔錄〉》，《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1期。

胡傳吉：《修復歷史記憶還原身體經驗——論東西的長篇小說〈后悔錄〉》，《南方文壇》2006年第４期。

謝有順：《中國小說的敘事倫理——兼談東西的〈后悔錄〉》，《南方文壇》2005年第4期。

胡群慧：《后悔的“述”與“錄”——關于東西的小說〈后悔錄〉》，《小說評論》2008 年第3期。

柳應明：《荒謬時代的人性悖論——論小說〈后悔錄〉的反諷修辭》，《鹽城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東西：《篡改的命》，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

《后悔錄》出版后，只有《南方文壇》以“專輯”形式展開批評。而到了小說《篡改的命》，不僅有《當代作家評論》《廣西民族大學學報》等重要期刊開辟“專輯”，而且有關它的評論文章還刊發在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權威報紙上。

這些文章主要包括余華的《生機勃勃的語言》（《長篇小說選刊》2015年第5期）、雙雪濤的《誓不退下陣地的子彈——評東西〈篡改的命〉》（《作家》2015年第15期）、田耳的《東西：歷練之后的平和》（《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等。

吳義勤：《絕望的反抗——評東西長篇新作〈篡改的命〉》，《南方文壇》2015年第6期。

謝有順：《有喜劇精神的悲劇——讀東西的〈篡改的命〉》，《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1期。

張曉琴：《極端的命運之書——論東西的〈篡改的命〉》，《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1期。

饒翔：《在真實與荒誕之間——讀東西〈篡改的命〉》，《小說評論》2016年第1期。

徐剛：《絕望感，或虛妄的激情——東西〈篡改的命〉的“苦難敘事”》，《小說評論》2016年第1期。

唐詩人：《直面苦難的書寫》，《小說評論》2016年第1期。

徐勇：《快與慢的辯證法——論東西的長篇新作〈篡改的命〉》，《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俄]奧?彼?羅季奧諾娃：《現代夢引發的社會倫理變形——論東西的長篇小說〈篡改的命〉》，李春雨譯，《作家》2018年第11期。

張清華：《在命運的萬壑千溝之間——論東西，以長篇小說〈篡改的命〉為切入點》，《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1期。

楊慶祥：《主動篡改與自我處刑》，《南方文壇》2015年第6期。

施秀娟：《迷失了自我的天真求仕者——論東西〈篡改的命〉主人公汪長尺形象》，《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姚剛：《論〈篡改的命〉中改命悲劇犧牲品形象》，《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2期。

溫存超：《論東西小說的創作技巧》，《河池師專學報》1994年第４期。

雷體沛：《在解構中回望——東西小說文本策略中的糾結》，《作家》1994年第5期。

黃偉林：《一種后現代：語言寓言——兼論東西的小說》，《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

這些文章主要包括《論東西小說中幽默的語言風格》（《時代文學（上半月）》2009年第2期）、《論東西小說中含蓄的語言風格》（《長城》2009年第6期）、《荒草一樣的文字——論東西小說中原生態的語言風格》（《河池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在荒誕中尋找出路——論東西小說中的反諷》（《作家》2009年第10期）、《后現代話語——論東西小說標題的修辭策略》（《山花》2009年第10期）、《危機中的突圍與自救：論東西小說的感官世界》（《河池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等。

羅傳清：《東西小說的語言風格研究》，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陳舒劼：《言語的能量：以東西的小說為中心》，《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第12期。

韋茂斌：《論東西小說的敘事策略》，福建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陳鳳霞：《論東西小說的“極端性”書寫》，浙江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張柱林：《東西與鄉土人情》，《河池師專學報》1995年第3期。

這些文章包括黃偉林的《“撥開他們像荒草一樣的文字”——論東西的小說》（《文藝爭鳴》2008年第8期）、王敦的《焦灼敘事：張承志與東西小說創作民間審美比較》（《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黎春曉的《獨特的桂西北氣息——論東西的鄉土小說》（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歐陽欽：《從地域文化看東西小說的創作風格》，《桂林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1年第1期。

徐勇：《“走出南方”的南方寫作——論東西小說的文學地理景觀》，《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郭鈺瓊：《東西、鬼子城鄉題材創作的文化地理學解讀》，廣西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張柱林：《小說的邊界：東西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溫存超：《秘密地帶的解讀——東西小說論》，臺海出版社2006年版。

胡群慧：《我讀東西：時空境遇里的身心言說》，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秦宇：《東西小說創作論》，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劉明桂：《東西小說創作論》，江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伍坤堰：《鄉村與城市書寫的變奏曲——論東西小說創作的兩次轉型》，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唐霞：《論東西小說的主題變化》，廣西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韓少功：《指心明道，何問西東——作家東西印象》，《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第2期。

王堯：《發現和直面“沒有語言的生活”——關于東西的片面解讀》，《當代文壇》2020年第4期。

張清華、楊希帥：《命運書、荒誕劇與歷史的變身記——論東西的長篇小說創作》，《當代文壇》2020年第4期、

張學昕、劉瀟萌：《人性、倫理和記憶的歷史回聲——重讀東西長篇小說〈耳光響亮〉》，《當代文壇》2020年第4期。

張柱林：《小說家何為——東西寫作中的沉默與追問》，《當代文壇》2020年第4期。

馬相武：《造勢當下的南國三劍客》，《南方文壇》1998年第1期。

朱小如：《“挑戰”廣西三劍客》，《南方文壇》1998年第1期。

黃偉林：《論廣西三劍客——解讀李馮、鬼子、東西的小說》，《南方文壇》1998年第1期。

陳曉明：《直接現實主義：廣西三劍客的崛起》，《南方文壇》1998年第2期。

陳曉明：《又見廣西三劍客》，《南方文壇》2000年第2期。

梁復明、秦延良：《“新桂軍”小說“憂郁敘事”的現代性內涵》，《時代文學》2008年第1期。

卯書 ：《關于凡一平、東西中篇小說的一般論述》，《南方文壇》1994年第1期。

余淑雯：《小說〈耳光響亮〉和〈順口溜〉的都市人物形象研究》，廣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黃穎：《東西與鬼子筆下的“弱勢群體”比較》，《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S2期。

肖百容：《逼仄、苦難的空間意識——鬼子、東西小說新論》，《中國文學研究》2009年第3期。

于莉萍：《幸福的追尋，人性的叩問——鬼子、東西小說論》，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王彬：《愛與痛的邊緣——論鬼子和東西筆下的小人物形象》，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王敦：《焦灼敘述：張承志與東西小說創作民間審美比較》，《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肖慶國：《“東西現象”——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的“錯位”“差異”與“懸置”》，《南方文壇》2019年第5期。

王一川：《從無聲挽歌到視覺動畫——兼談大眾文化對高雅文化的置換》，《當代電影》2003年第1期。

[作者單位：鐘世華 南寧師范大學北部灣環境演變與資源利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山東大學文學院

張凱成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