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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老藤鄉土小說中作者的多重身份影響并規定了其鄉土小說的敘事結構與美學風格。內視角與外視角的組合、疊加，形成了文本“問題小說”的基本框架、“有用”的文學觀和樸素雅正的文風。小說中村主任、駐村干部、農村青年的人物設置模式，一方面賡續并重建紅色經典文學的敘事傳統，另一方面也呈現出在當下文學格局中重建理想主義時代“新人”的努力。

關鍵詞：老藤 內視角 外視角 文本結構 意象

一

在一段對話訪談中，作家老藤如是梳理了自己的生活軌跡：

我出生在山東即墨，著名的“田橫五百士”就發生在我家所在的鎮。九歲時，舉家搬到了黑龍江的五大連池，搬家的理由就是現代版的闖關東，因為七十年代初期黑龍江日子比山東好，山東當時的主食是地瓜、地瓜干，我一直到今天也不喜歡吃地瓜，就是小時候吃傷了，一見到地瓜就燒心，而黑龍江的主食是小麥玉米，這對于靠地瓜果腹的膠東人來說，吸引力蠻大。后來，我就在那里上學、工作，到1993年，從五大連池市調到了大連。①

這條“北上”“南下”的漫長軌跡中，藏匿著俗世生活的艱辛不易，也留下了人間煙火中的長情詩意，更提供了一串解鎖其文學世界的組合密碼。從祖籍膠東灣到東北黑土地，再到渤海之濱，其間又曾在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的遼西掛職，輾轉多地的生活經歷，一方面搭建起老藤文學世界的空間骨架，不同地域的風土人情內化為文學中飽滿又不失靈動的質素，在或風物、或習俗、或風景的描摹中回望精神來路；另一方面也使其寫作深深地根植于現實土壤中，“問題小說”的現實感、“有用”的藝術觀與樸素雅正的文風，構成了老藤文學世界整體的現實主義風貌。

雖然工作后久居城市，老藤毫不掩飾自己對鄉村的深厚情感，對曾經生活過的土地的眷戀。他的寫作長久地關注著中國百年鄉土社會的發展與變化，《刀兵過》《薩滿咒》在飛揚的想象與虛構中追憶大地上的傳奇精魂，《熬鷹》《遼西往事》《遣蛇》是鄉村生活的細膩寫照，更執念于精神層面的超越與重建。對鄉土生活的熟稔、對鄉村倫理政治的深諳，在老藤的小說中轉化為“體貼”的敘事內視角，這種內視角，既“規定”了文本的敘事結構和人物設置——小說緊扣鄉村社會具體的“問題”展開文本，“村主任”在解決“問題”及文本結構中均承擔重要功能；又在整體上塑造了作品的情感取向、美學風貌——作者深深傾心于傳統文化和鄉土美學，情感融于土地，對土地上的萬物生靈懷有理解之寬容，從而為小說打上了一層柔和的暖色。

老藤曾在多地多個黨政部門從事行政工作，對社會發展趨勢、社會結構變化及政策導向，有著深入的理解和認知。這種經歷、理解和認知又理性地把他與鄉村、土地拉開一定的距離，形成了“旁觀”的敘事外視角。在這種外視角中，作者把鄉村置于中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現代政治結構乃至全球化格局中加以考察，思考鄉土社會的命運——

對于一個農業大國來說，鄉村的未來才是國家的未來，鄉村永遠是國家這條大河的蓄洪區，鄉村的涵養與調節是河清海晏的前提……令人堪憂的是，鄉村生態遇到了城市化前所未有的挑戰，田園牧歌式的鄉村圖景正在被喧囂的機器所吞噬。其實，工業化也好，城市化也罷，只要處理得好，與鄉村生態不會截然對立……②

因此，老藤鄉土小說中呈現的問題與困境，也就不僅是“地方性”鄉村的局部問題，也是全社會的整體問題，更深遠地指向人類、全球性的普遍難題。此時，“村支書”的個人能力、修養和視野已經無法完全承擔起歷史的重任，必須有其他力量和人的介入和推動。于是，下派干部、駐村書記——升級版的“村主任”，作為老藤鄉土小說中另一類人物，加入到鄉村工作和生活中，與村主任共同治理鄉村；同時，鄉村中涌現的“新人”也逐漸成熟，被委以重任，承擔起發展、重建鄉村社會的責任。內部傳統力量、外部政治力量與時代新生力量的合力，打開了鄉土社會轉型與重建的可能與格局，也構成了老藤鄉土敘事的典型結構。

外視角的“距離感”也賦予作品美學層面上的知識分子趣味。“協和廣場‘對出租汽車司機說來不是審美對象，田野對農夫也不是審美對象’。這卻又不只受制于愛和感受能力，更因為賴土地為生的農夫不可能對田野持‘非功利’的審美態度。”③人脫離了與自然的原始統一關系，才具有審美的眼光；現代知識分子擺脫了與土地的生存依賴，于是自命為“地之子”。因此，在“問題小說”的現實針對性之外，老藤的鄉村敘事中又貫之以田園牧歌式的抒情性筆墨——

我一直認為炊煙是人間煙火的標志，裊裊炊煙是鄉村生活的旋律。炊煙的味道令人沉醉，當你站在高坡上，看著家家戶戶的煙囪冒出炊煙時，你會感到生活的真實和溫暖。當年，黃昏里我扛著魚竿從訥謨爾河畔回村，看到的就是一縷縷炊煙。尤其無風的傍晚，遠遠看著條條炊煙筆直上升，緩緩融化在晚霞里，這是一幅多么美妙油畫。④

我來自農村，炊煙是腦際一縷揮之不去的鄉愁，這愁緒會像纖細的電爐絲，遇有機緣，就會充電發熱變紅，帶來尋根的溫暖。⑤

這種內視角與外視角的疊加、組合構成了老藤鄉土小說的豐富性與復雜性，與百年鄉土文學中魯迅一脈的啟蒙與批判立場不同，又區別于沈從文、蕭紅、汪曾祺的詩意懷鄉，與當下鄉土敘事中的哀嘆與憑吊也大相徑庭。抒情性筆墨與實用性訴求、感同身受的鄉土文化認同與理性整體的現代認知視野、守正傳統文化精髓與納新現代人文精神，有機地共存于老藤的鄉土敘事中。

二

作家與城市、文字與歷史，互相凝望，相互成全。“好作家都有原產地的。每一個人都有故鄉，都有一個精神的來源地，一個埋藏記憶的地方。”“在很多大作家的筆下，總有一群人是他的筆墨一直在書寫的，也總有一個地方，是他一直念茲在茲的。”⑥但遺憾的是，很多寫作者終其一生尋找而未得，或尋到卻未能化為文字。老藤是幸運的，他遇到了，且不止一處——

我生活中有兩個地方一直念念不能忘。一個是青少年時期生活過的訥謨爾河濕地，一個是遼西的凌源市。這兩個地方是我心田里的兩洼春韭綠，常想常新。⑦

順理成章，這兩個地方也是作家老藤最傾心的文學“自留地”。納謨爾河濕地位于黑龍江訥河市，《薩滿咒》對納謨爾河濕地的秀美風光、豐富物產、神秘風俗作了工筆細描。《遣蛇》取材于黑龍江省遜克縣干叉子鄉，小說中出現的呼蛇、神奇的蛇頭魚、滾鉤釣鰉魚都源自這里。凌源地處遼寧西部，是朝陽市下屬縣級市。在凌源工作期間，老藤走遍了凌源的鄉村，搜集材料，考察風土人情。《熬鷹》《無雨遼西》《遼西往事》《戰國紅》等是這段經歷的文學再現。老藤的鄉土小說數量并不多，它的獨特性在于視角，以及由視角所決定的“人物設置及其內生關系的營構”⑧。“村主任”是老藤鄉土小說中頻繁出現的一類人物形象，其中既有現任的（《熬鷹》《戰國紅》《遣蛇》）、離任的（《戰國紅》）、掛職或駐村的（《戰國紅》《遼西往事》）。顯然，作者在他們身上寄予了特定的意涵，如何理解這類人物在文本中的結構性功能、承載的社會價值及美學意義，便成為打開作品思想空間的關鍵。

每一種寫作幾乎都鑲嵌在傳統筋脈之中，延伸、充盈、開闊著文學的意蘊空間。尤其是鄉土文學，百年鄉土文學猶如一座恢弘博大、氣象非凡的圣殿，其中供奉著魯迅、沈從文、蕭紅、趙樹理、柳青、莫言等名家浩如煙海的經典之作。因此，不妨說，鄉土小說的價值已經不取決于文本自身，而是取決于如何基于現代視野與文學傳統，闡釋、重構并在美學上為鄉土中國賦形。找到作家看取鄉土中國的視角就找到了理解作品的關鍵。

老藤的《遼西往事》并不是典型的鄉土小說，嚴格地說，是以遼西為背景的帶有濃厚地方風俗特色的短篇集萃，但這篇“非典型”小說卻提供了探尋作家思想史視野及精神脈絡譜系的典型視角。《遼西往事》由四個獨立的故事組成，第一個故事名為“杏仁粥”，故事在渝州掛職副縣長的“我”和大十字派出所民警老王邊喝杏仁粥邊進行的對話中展開。作者用兩次性質相似的“自首”及對“自首”的兩次相似處理，結構了一個并不復雜但頗具意味的小故事。第一次是搶劫犯劉永民的自首。大學畢業生劉永民的父親重病住院，醫療費毫無著落，迫不得已劉永民搶劫了拖欠父親工資的老板，老王了解了事情經過，便“私放”了搶劫犯劉永民。第二次是民警老王的自首。老王向掛職副縣長的“我”自首了自己私放搶劫犯的經過。故事短小、流暢、平實，以“低空飛行”的姿態敘寫生活，在法、理、情的交錯、模糊地帶去探索人性與生活的彈性空間。“自首”是緣起，對“自首”的處理是結尾，核心是中間部分，即如何定性自首。在小說敘事鏈條上，只有中間部分飽滿了，才能在“正常”的緣起與“非常”結尾中間建構起合理的邏輯，在常態的生活中營造出小說的意味。作為黨政機關干部，也是老王的領導，“我”定性老王的做法“合情不合法”。老王對大學生搶劫的解釋是：“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他抓起來，依法處理，那樣我就不用向你來自首了，可是果真那么做，劉永民就成了一枚被丟棄的杏核了。”⑨當然，“我”和老王都沒有“依法處理”。最終，大學生搶劫犯憑借專業技能申請了移民，開始了新的生活；民警老王一如既往地工作；拖欠工資的暴發戶老板得到了教訓，鼻子上挨的拳頭足夠提醒他日后收斂自己的言行。海闊天空，街市太平。生活復歸寧靜，亦如熱氣騰騰的杏仁粥，散盡了那些許的毒性，依然是慰藉一天勞碌的美味。這是渝州的日常，是遼西的日常，是當下生活中隨地隨處都可能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劇——大學生就業問題、農民工問題、醫療問題、貧富差距問題……渝州的故事即是中國的日常，日常生活蘊藏著普遍的邏輯，“我”和老王的處理方式中包裹的是中國式的情感認知與倫理道德，潛隱的也是作者的立場和視角。

費孝通在對比鄉土中國與西方現代社會維持社會秩序的方式時，認為傳統中國是禮治社會，西方是法治社會，兩者的區別在于“維持規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國家的權力來推行的……維持禮這種規范的是傳統”⑩。“禮并不是靠一個外在的權力來推行的，而是從教化中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禮是主動的。禮是可以為人所好的，所謂‘富而好禮’。”傳統“禮治”具有雙重意義，不僅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根本力量，也擔負著時時引導人“仰望星空”的教育意義。但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是，禮治也可以殺人，殺死祥林嫂的不正是封建禮教么！如何保證禮治能在現代社會發揮正面作用，而不是導向悲劇。于此，作者格外強調執行者或管理者的重要性。換而言之，只有管理者或執行者是“好”人，具有“善”的德行，才能在法制和禮治之間維持良好的平衡，最大化地發揮兩者的作用。老藤在基層生活、工作多年，深知“雞毛蒜皮”當中的“大學問”。在社會治理中，完全采取公事公辦的“法治”，“雞毛蒜皮的小事，浪費了大量的行政資源不說，因為缺少令人信服的調節，案雖結仇卻在，許多案件等于埋下了一顆地雷”。反之，用一種合情入理的“禮治”，既可以從根本上化解社會矛盾，也可以引導人心向善。《遼西往事》中，“我”和老王的處理方法更接近于“禮治”，雖然不符合公職身份，也不符合法律法規，但符合基本國情，以最小化的方式合理地化解了矛盾；也符合人性人情，讓善的光亮穿透霧霾抵達生活陰暗角落。

“杏仁粥”故事雖小，但完整地呈現了作者的思想視野和認知視角，以及化解鄉村社會乃至中國社會發展癥結的手段訴求，即雖然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入到世界格局中，經過數次革命終于建立起現代民族國家，但在深層文化結構層面上，前現代鄉土文明的“超穩定文化結構”依然左右著民族思維和生活方式，基于此，對鄉土社會乃至整個社會的治理、社會問題的應對就不單單訴諸單一的行政管理，更應基于文化心理層面的化解與根治。“我”和老王是縣城的基層管理干部，從工作職能的角度，他們是社會生活有序運轉的“潤滑劑”；從人性道德的角度，他們是具有人文精神的現代人；他們不是傳統的“鄉賢”，但是具備“鄉賢”品質的現代管理者。當文學的帷幕從鄉村生活拉開，他們則對應“化身”為“村主任”。于是，我們也就可以充分認識“村主任”在老藤鄉土小說中的結構性意義所在，也就可以理解太平臺三代解不開的仇疙瘩何以被一個吹喇叭的“臨時”村主任齊大嘴巧妙地化解了；理解一個偏僻山村的村主任金兆天何以上能與師長推杯換盞，下能把心高氣傲的年輕掛職干部“訓練”得服服帖帖，更不用說頭頭是道地勸說下放的“右派”知識分子、被開除的干部；理解老村主任柳奎雖然退休了，依然在村里具有很高的威望，依然可以對村里大事小情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

村主任是傳統文化中“鄉賢”的化身，既能在盤根錯節的糾紛、爭端、恩怨中條分縷析地拎出關鍵所在，又能以舉重若輕的方式化干戈為玉帛，維系鄉土社會穩定有序的運轉。但作者并非意圖強化特定身份群體的重要性，而是借村主任“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特殊身份和貼近土地的近距離視角，剖析社會問題的根本癥結所在。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雖然“超穩定文化結構”深刻地作用于鄉村日常生活，但今天的鄉村社會已經不是一個自足的封閉空間，鄉村與城市、世界的經濟流動、信息共享幾乎同步，鄉村社會的問題也必然放置于中國乃至全球的語境中加以審視，那么鄉村的變革之路在哪里？動力來自哪里？鄉村是否還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外視角的加入既在敘事層面上與內視角構成對話、補充，又在思想層面上開闊、豐富了作品的維度空間，從而架構起文本“有意味”的敘事形式。土生土長的村主任雖然深諳鄉村政治倫理，擅于化解“雞毛蒜皮”的矛盾，但鄉村社會必然與澎湃而來的時代碰撞，在巨大的時代變革面前，老一輩村主任修養 、知識、視野上的局限是顯而易見的，《戰國紅》中的汪六叔即是如此。《戰國紅》作為內視角與外視角組合疊加的典型文本，呈現了當下中國農村社會發展、轉型與變革中的種種復雜圖景，塑造了駐村干部和農村青年人的形象。陳放、彭非、李東是省里派到柳城的駐村干部，是鄉村的外來者，攜帶著現代的視野和格局、科學的管理方法和理念；杏兒和李青是鄉村里成長起來的青年人，與前輩相比，她們受到相對良好的教育，思想開放，擅于接收新鮮事物。鄉村需借助新的力量完成變革與自我更新，駐村（掛職）干部與農村“新人”是兩股重要的力量。

1946年夏天，從東北松江省珠河縣駛出一掛四轱轆馬車，拉著工作隊進了元茂屯，從此元茂屯翻天覆地（《暴風驟雨》）；而在華北平原桑干河畔，一輛漂亮的膠皮大車扯出了暖水屯陳年老黃歷，工作隊的到來翻開了暖水屯歷史新的一頁（《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歷史在這里轉折，工作隊的到來開啟了鄉村敘事的“創世紀”神話，作為革命的物質空間，革命的“太陽”普照大地，一批農村“新人”在時代的“暴風驟雨”中成長，確立了歷史主體的位置。在這種鄉土敘事與革命敘事的“嫁接”中，革命理想的“大遠景”拉近為當下生活的美好“特寫”，在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相互激蕩中，建立了一種屬于革命年代的全新的、建構的鄉土敘事美學。但是在時代呼嘯加速的行進中，鄉土小說的敘事基調漸趨低沉、暗啞，重返新文學之初黯淡、灰沉的圖景；《人生》之后，鄉土小說在塑造“新人”上也陷入瓶頸，難以塑造出與時代主潮“共名”的新人。而老藤鄉土小說明朗、質樸、詩性、生機勃勃的調性為暗淡的鄉土小說圖景增添了一抹亮色，一方面，在對時代精神與鄉村變革的精準書寫中，賡續并重建紅色經典文學敘事傳統；另一方面，在“失敗者”過多的文學“新人”中，重建具有理想主義情懷的時代“新人”。

《戰國紅》《青山在》等作品以鄉村發展的現實問題與困境為敘事基點，在宏觀層面上反思問題的源頭與根本，進而探索鄉村社會現代轉型的空間與可能。作者抓住“鄉村振興最大的難題是人”，從“人”的因素出發，寫人與環境的相互促進、影響、轉變，如柳城“四大立棍”的變化；寫年輕一代的成長與鄉村變革的可能，如杏兒、李青等。尤其是塑造了與時代并肩同行的“新人”，不僅代表了歷史發展、時代進步和社會探索的全新方向與力量，更代表了藝術創造參與、表達現實生活所能達到的深度與難度、限度。杏兒和李青等農村“新人”形象，他們青春洋溢，懷著改變貧窮生活的熱望與韌性，投身家鄉發展中；他們帶著與“喇嘛咒”較量的堅定與決心，破解一個個難題。這種不同于涂自強、陳金芳的新人形象在當代文學格局具有某種“異質性”，而這種“異質性”又是讀者曾經熟悉的，浩瀚的文學史為這種品質留有一席之地，梁生寶、陳煥生、孫少安，以質樸的力量雕刻了幾代人的精神世界，構筑起那個特定時代鄉土小說豐沛的情感、飽滿的筋骨，從而建構起當代小說中具有典范意義的美學風格。

當下的中國鄉村已經卷入全球化和城市化進程，經歷著復雜的社會結構性變遷，如何讓杏兒、李青的成長與自我實現具有典型的時代意義，而非閉門造車、一廂情愿的書寫，又非對文學史經典形象的簡單復制，是“新人”塑造成功與否的關鍵。作者對此保持著足夠的警惕，在人物塑造上，沒有囿苑于鄉村社會的封閉天地中，刻意“拔高”或“矬子中拔大個”，而是把人物深深地“嵌入”到時代大潮中，杏兒是在與北京大學畢業的企業老板的競爭、談判與合作中逐漸成長、成熟的；李青到高等學府進修，開闊眼界，學習現代管理方式，嫻熟地利用現代互聯網為家鄉“代言”。她們是遼西的“李子柒”，是柳城的薇婭。杏兒和李青的塑造，既扎根于大地，也踩在時代的潮頭，拓展了涂自強、陳金芳以外的鄉村“新人”的成長空間與道路，展現出“個體生命如此有力地承擔歷史，無數人匯合起來改變天地的力量”——誰也無法忽視或否定這種“梁生寶式”的力量所呈現的確認自我與建構世界方式所具有的積極意義。

三

老藤的鄉土小說具有鮮明的辨識度，文本善用意象，語言典雅純白，民間風物描寫意蘊悠長，構成了雋永蘊藉、哀而不怒、怨而不傷的古典美學風格。老藤小說中的意象形態多樣，既有特定地域的民間風物風俗，如杏仁粥、遣蛇、熬鷹；也有自然物產或景觀，如戰國紅、青山。意象在文本中承擔著多重功能，一方面，通過對意象的描寫呈現出鄉村圖景的斑斕色調，日常生活的獨特韻味；另一方面，對意象的闡釋呼應，襯托著小說的主題，賦予主題傳達以生動、感性的形式，免于直白淺陋的說教，從而形成了文本意蘊的深厚綿長，耐人尋味。

老藤小說中經常出現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民間風物和風俗，經過多重藝術手段的渲染和加工，變為意味綿長的意象，對小說情節發展、情緒氛圍的營造起到重要作用。如《遼西往事》中第一個故事“杏仁粥”，化用當地一道風味小吃，輕巧靈動，余味悠長。杏仁粥是遼西的一道美味，把有毒的杏仁經過處理加入粥中，能解酒醉，入口爽滑。作為重要的“道具”，杏仁粥在情節展開中起到起承轉合的推動作用。開篇，老王和“我”在喝粥中展開了“自首”的對話，行文至對搶劫犯大學生的定性，杏仁粥再次“出場”，以美食喻生活。杏仁雖然有毒性，但是“熬開之后要用瓢揚，揚的次數越多越好”，就能去除杏仁的毒氣，成就粥的美味。杏仁粥的熬制，正如對搶劫行為的處理，雖然劉永民沖動之下犯了錯誤，但事出有因，本質善良，合情入理的處置，可以幫助他重新回到生活的正軌，反之則人生盡毀。生活亦是如此。圍繞杏仁粥意象，美食、故事與普遍哲理融為一體，具體可感的意象巧妙地將簡單的道理轉化、升華為普遍的人生哲理和行為尺度，從而賦予小說深遠雋永的意味。《熬鷹》《遣蛇》直接用鄉村風俗“熬鷹”“遣蛇”為題，意蘊內斂且形象生動。熬鷹即馴鷹，“熬鷹不易，熬心血”，“不過，當熬就要熬”，熬出來，鷹就和人建立起信任、依賴甚至生死與共的關系。熬鷹也即熬人，雄鷹如此，人亦如此，寓意在艱難困境中，沉潛蓄勢，磨練意志，厚積薄發。金花山村主任金兆天帶著年輕的公務員、下放的右派、落難的技術員，通過熬鷹，化解心結，逆風前行，終迎來人生新的篇章。小說中，“熬鷹”既承擔著結構文本、推動情節的敘事功能，又把作者的價值觀、人生觀化為形象可感的意象。同樣，“遣蛇”“呼蛇”，是構成小說矛盾沖突的源頭事件——方石兩家因蛇結怨；同時也影射化解矛盾不止于表面，更深層的是“遣”走“心頭之蛇”，才是真正的化解之道。

色彩感是老藤小說的另一個特色。《青山在》《戰國紅》《黑畫眉》等，色彩鮮明的詞匯傳達著具體意象的感性溫潤形象，如瑪瑙的色澤、元青山的蔥郁、毛驢的可愛外形，文辭典雅蘊藉，凝練傳神；另一方面，色彩的象征性又預示著作品的主題和導向。《青山在》是一部反思經濟社會發展的作品，“靠山吃山”“涸澤而漁”的粗放發展模式破壞了元青山的生態資源，“青山”不在，隨之而來的災難已經威脅到人類的基本生存，嚴峻的生態危機迫在眉睫。作者選取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中“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一句，在“青山”意象中融入歷史典故、生態自然、現實問題，以及對經濟發展轉型、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意象的畫面感、形象性與文本的思想性和反思性，互為隱喻，融為一體。“戰國紅”是產于遼西的一種瑪瑙，以紅黃縞為主。隨著駐村扶貧工作的開展，落后的小山村慢慢地發生著改變。小說通過對意象內蘊、形態、修辭的多重營造，在日常書寫、主題表達與美學風格上形成有機的統一。

老藤對傳統文化和儒學經典深有研究，著有文化隨筆集《儒學筆記》，這份思想資源和精神修養構成其文學創作的底色。中國傳統文論觀“文以載道”影響深遠，在老藤這里，“道”意指廣泛，既指向題材的現實感、思想的純正，審美的優雅得體；也指向個體的德行修為、文化的積累與傳承，等等。因此，老藤的鄉土小說，在反映當下鄉村社會復雜圖景時不回避困境和難題，但調子并不灰暗，困境中始終不放棄尋找破解的機遇與途徑，寫實與抒情、離鄉與懷鄉多種情感灌注其中，構成文本不乏詩意的現實主義寫作風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鄉土小說與鄉村文化變遷的關系、啟示研究及文獻整理”子課題“百年鄉村文化變遷對鄉土小說影響研究”（項目編號：19ZDA27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②④⑤⑦曾楚風、老藤：《“炊煙不再，帶來的不僅僅是傷感”》，《長江文藝》2019年第10期。

③趙園：《地之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

⑥謝有順：《成為小說家》，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42-43頁。

⑧張元珂：《論滕貞甫〈戰國紅〉的小說格調及示范意義》，《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5期。

⑨老藤：《熬鷹》，中國鐵道出版社2015年版，第70、7頁。

⑩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71、74頁。

[作者單位：遼寧大學文學院 遼寧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