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發掘、整理與研究現代作家集外文是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作家本人意愿、政治方面的考量以及編者精力有限等多方面原因，都可能導致現代作家“全集”不“全”，因此，需要發掘、整理集外文。為了避免無效勞動或重復勞動，研究者在發掘和整理過程中，需要考證辨析作家的筆名，確保文字錄入正確，了解首發報刊和文章的轉載情況，同時還要關注其他同仁的研究成果。至于處理集外文的方式是側重輯錄還是側重研究，則取決于研究者的個人興趣與特長。

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和中國現代文學文獻保障體系的建立，是一個宏大的系統工程，離不開每一位史料工作者的辛苦付出。版本、集外文、書信、日記、文學廣告、年譜、研究資料等都是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一直致力于中國現代作家集外文與集外書簡的搜集、整理與研究。

一、集佚之價值

作家全集之外新找到的作品和書信，可稱之為佚文佚簡。如果該作家只有文集或作品集，文集或作品集之外搜集到的作品和書信，可稱之為集外文和集外書簡。筆者搜集到了周作人、周瘦鵑、夏衍、茅盾、胡風、李健吾、錢鍾書、何其芳、汪曾祺等作家的集外文，以及孫犁、梁實秋、巴金、馮至、卞之琳、吳組緗、錢玄同、師陀、施蟄存等作家的集外書簡。

為什么要搜集作家的集外文和集外書簡呢？

在筆者看來，“文學史研究，既需要作加法，打撈‘文學史的失蹤者’，從而呈現更為完整的文學史版圖，也需要作減法，通過‘大浪淘沙’的篩選，從而實現對作家作品的經典化”［1］。當然“加法”與“減法”也是有一定順序的，“文學史一定是要做減法的，但是你要做好減法，得先做加法，加了以后再減;你不做加法，直接先減的話，可能就會出問題。先把這些作家和作品找出來，到底怎么評價，讓時間去檢驗”［2］。

“所謂作家的‘全集’，關鍵就在于‘全’。而要做到‘全’，就應該編入這位作家生前創作的所有作品，包括公開發表、出版的所有創作和已知的未刊稿、未定稿、未完成稿等;如有譯作，當然也應包括在內;還應包括保存下來的書信、日記、題跋等。至于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他的‘少作’，包括中學和大學的習作，如能蒐集到，也應編入，以供研究他的文學發展軌跡之需”［3］，但“‘不全’‘難全’似乎是所有已版中國現代作家全集的宿命”［4］。

“全集”不“全”，有很多原因，可能是“作家本人(或其家人)不愿意‘全集’全”(比如巴金在給《巴金全集》責編王仰晨的信中就強調“我早期寫的文章，有些自己也不想留下，現在更不必通過《全集》而流傳，寧肯少一點，不要什么都收進去”［5］)，可能是“政治因素”(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有些篇章不合時宜，只得摒棄)，也可能是“全集的編者收集佚文的功夫不到家”［6］。

現代作家的全集有全的嗎？有的研究者說，“《魯迅全集》之外，其他人的全集，總有不同程度的遺漏”［6］。實際上，即使《魯迅全集》也只能稱得上是“相對而言的‘全’”。單是《魯迅全集》就有1938年版、1956—1958年版、1973年版、1981年版、2005年版，但2005年版的《魯迅全集》也是不全的，“魯迅的譯文集仍未收入全集，創作和翻譯割裂的問題，直到現在還未能解決”［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了劉運峰編的《魯迅全集補遺》，2018年7月又出版了《魯迅全集補遺》的增訂本。魯迅的全集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作家呢?由此可知，現代作家的集外文、集外書簡還是有不少的發掘空間。

正是因為“不全”，才需要打撈，才需要補遺。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過，并非所有被遺忘的作家作品都值得打撈，并非作家所有的集外文、集外書簡都值得鉤沉，不能為打撈而打撈，不能為拾遺而拾遺。

學術研究要有充分的史料準備工作。文學研究既需要宏觀研究也需要微觀考析。從事現代作家集外文與集外書信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其目的是為了呈現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從微觀角度豐富對中國現代作家與現代文學史的思考，從而實現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與文學史研究的互動。這也許只是理想狀態，雖然未必能做到，但這是史料研究所要努力的方向。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發掘、整理、考證和研究需要水磨功夫，著實辛苦，但筆者安于“探幽途中”，帶著“發現的愉悅”尋找“遺落的明珠”。

二、筆名之考證

中國現代作家的筆名“紛繁復雜，千變萬化”［8］，僅魯迅一個人就有160多個筆名。“幾乎所有重要的現代作家都使用筆名，有的簡直撲朔迷離，難于捉摸。不少作家到了晚年連自己到底使用過多少筆名都記不清了”［9］，這使得研究者“常常遇到這樣的憾事，由于不了解某些作家的筆名，他們當年載諸報刊的文章就無從尋覓;而翻看當年的報刊，那署以各種筆名的作品，又難知出于誰的手筆”［8］。這無疑給中國現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當然挑戰與機遇并存。中華圖書館協會1936年3月印行的袁涌進編的《現代中國作家筆名錄》，臺灣成文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的周錦編的《中國現代作家本名筆名索引》，山東大學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的健戎、躍華編的《中國現代作家筆名索引》，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的張靜如等編著的《五四以來歷史人物筆名別名錄》，山東大學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的苗士心編的《中國現代作家筆名索引》，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徐迺翔、欽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三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武德運編著的《港澳臺暨海外華人作家筆名通檢》，為我們查找現代作家的筆名提供了便利，不過仍有不少遺漏。

“筆名已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進一步深入的一個制約”［10］，“不少作家的一部分有價值的作品很可能由于其筆名無法考定而散佚”［10］，作家不為人知或不常見筆名的發現，會引發作家一篇甚至多篇集外文或佚文的“出土”。單是筆名“予宰”的發現，就讓程桂婷在《天下事(上海)》《世界雜志精華》《宇宙風:乙刊》《國際間》等期刊上找到了林語堂的27篇集外譯文。

梁實秋編天津《益世報·星期小品》，“既編《星期小品》，自己當然也要披掛上陣。但是遍查該刊，在總共六十八篇小品中，署人們熟知的子佳筆名和梁實秋本名的文章只有六篇”，陳子善“從結合文章內容，查考他的不為人知的筆名入手”［11］，根據“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原則，“從各方面尋找蛛絲馬跡，進行邏輯推理”，新找到了梁實秋的八個筆名(劉惠鈞、靈雨、馬天祥、魏璞、吳定之、李敬遠、綠鴿、紫華)和梁實秋的十五篇集外文(《推銷術》《錢的教育》《房東與房客》《市容》《沙發》《考生的悲哀》《電話》《火》《瘧》《雷》《演戲記》《相聲記》《畫梅小記》《躍馬中條記》《寂寞》)。

關于沈從文的筆名“李綦周”，《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并未收錄，但沈虎雛編的《沈從文筆名和曾用名》提及:

“李綦周據20世紀50年代前期某次政治審查中留下的個人歷史殘稿，沈從文回憶在40年代用此筆名發表過文章。同時提到的還有‘巴魯爵士’，故推測李綦周的筆名也可能用于發表雜文，但有待證實。”［12］

裴春芳并未找到沈從文署名李綦周所寫的雜文，卻在香港《大風》半月刊找到了署名李綦周所寫的兩篇小說:《夢與現實》《摘星錄》。裴春芳通過對照發現，“《夢與現實》其實就是《沈從文全集》所收《摘星錄》一篇的初刊本。《夢與現實》在香港《大風》半月刊初刊，后來又被沈從文改名為《新摘星錄》刊發于昆明《當代評論》，復改名為《摘星錄》刊發于桂林《新文學》”［13］，并結合柳雨生在《我從上海回來了》《北平三日》中的回憶，斷定《夢與現實》《摘星錄》這兩篇小說的作者“李綦周”正是沈從文。

這讓筆者想起了朱正的一句話，“歷史學家需不需要想象力?要從駁雜的、凌亂的，甚至互相抵觸的一大堆史料中看出史事的真相，就如同要根據發掘出來的一些碎片復制出文物的原型，沒有想象力怎么行呢?不過，這里有一條不能逾越的界限。只能讓想象力引導你去尋求真實，決不能讓想象之詞代替事實。”［14］的確如此，正是研究者對作家相關文獻的熟稔(程桂婷一直致力于赴臺文人佚作的輯錄，陳子善對梁實秋的關注一直放在對他的生平行誼、著譯佚作的考證辨析上，裴春芳持續關注沈從文研究)，才讓他(她)們做到了“讓想象力引導你去尋求真實”，而非“讓想象之詞代替事實”。

根據筆名發掘作家的集外文或佚文時，考證與確認作家的筆名是關鍵的一環，一定要慎之又慎，不然可能會錯認或誤收作家的作品。

1934年2月1日《文學》月刊2卷2號刊載的《學者與文人》、1936年6月10日《文學》月刊2卷6號刊載的《論文字的繁簡》，署名“谷”。1934年7月1日《文學》月刊3卷1號刊載的《再論文學遺產》、1934年8月1日《文學》月刊3卷2號刊載的《“文學遺產”與“洋八股”》、1934年9月1日《文學》月刊3卷3號刊載的《論模仿》、1934年10月《文學》月刊3卷4號上刊載的《一律恕不再奉陪》、1935年6月1日《文學》月刊4卷6號刊載的《也不要“專讀白話”》，署名“風”。趙全龍、吳曉明編的《胡風著譯系年目錄》，梁振儒、顧榮佳編的《胡風生平、著譯年表》，馬蹄疾編的《胡風別名、筆名、室名錄》(筆者還注意到徐迺翔、欽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也將“谷”“風”誤認為胡風)和《胡風全集》第5卷集外編I都把這7篇文章誤認為是胡風的作品，吳寶林經過考證發現這7篇文章“并非胡風的作品”，署名“谷”的實際是鄭振鐸，署名“風”的實際是茅盾，“鄭振鐸的《學者與文人》《論文字的繁簡》都收錄在他自編的文集《短劍集》中”［15］，《再論文學遺產》早已收錄在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4年12月出版的茅盾的散文隨筆集《話匣子》。

孫瑞珍在《蘇雪林》一文中提到，“二十年代初期，蘇雪林還不時地發表用白話文寫的《人口問題研究》《再論人口問題研究》《新生活里的婦女問題》《沉淪中的婦女》《生育制限運動聲中的感想》《男盜女娼的世界》《相對性原理和哲學史的問題》《時髦男子擇妻之條件》《相對性易解》《世界語者之宣言》《家庭》《民眾藝術論》《對于“五一”的兩大希望》《自由交愛論》《說內外》《說美惡》等五六十篇政論雜文，刊于《民鐸》《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國民日報·學匯》等報刊上。”［16］蘇雪林用過“老梅”這個筆名，但使用過“老梅”這一筆名的，不只蘇雪林一人。經金傳勝考證，《相對性易解》《世界語者之宣言》《民眾藝術論》《男盜女娼的世界》《對于“五一”的兩大希望》《自由交愛論》《說內外》《說美惡》等文章，“發表于北京《國風日報·學匯》副刊，署‘老梅’，思想主旨上明顯流露出無政府主義傾向”［17］，“老梅”并非蘇雪林，而是《國風日報·學匯》的創辦人之一、主筆景梅九。

考證辨析作家的筆名至關重要，“任何材料，從發掘出來到成為準確可靠的史料，都還有一系列鑒別整理的任務;不經過這樣的加工，再多的史料也不一定都會有助于認識和說明文學歷史，有時反而會徒然引起混亂，產生謬誤”［18］352－353。“署名‘巴人’‘巴金’‘舒舍予’‘廢名’‘冰心’‘柳青’‘胡風’的文章”，“并非全都出自魯迅(周樹人)、李堯棠(芾甘)、老舍(舒慶春)、馮文炳、謝婉瑩、劉蘊華、張光人之手筆”［19］，“達夫”并非一定是郁達夫，“蘆焚”并非一定是師陀。

三、集佚如何免重復

在從事現代作家集外文集外書簡或者佚文佚簡的搜集、整理與研究的過程中，筆者注意到一種現象:研究者無意中在從事無效勞動或重復勞動，公布的所謂“集外文”或“佚文”，有的早已收入作家生前自己編的集子，有的早已收入作家的文集、全集、書信集或年譜，有的早已被其他研究者發現并公布。

筆者在2018年7月25日《文藝報》寫有《俞平伯集外文兩篇釋讀》，公布了俞平伯在1943年5月出版的《國民雜志》第3卷第5期發表的《文章自修說讀》。金傳勝告知，劉濤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的曹辛華主編的《民國舊體文學研究(第一輯)》寫有《俞平伯佚文輯說》，早已披露了這篇集外小文。

筆者在2014年12月11日《人民政協報》上寫有《俞平伯題徐北汀畫展》，公布了俞平伯在1941年4月19日《立言周刊》第134期發表的《辛巳三月題北汀畫展》。文章刊出后，讀陳建軍的《撣塵錄———現代文壇史料考釋》，才注意到他早在2014年4月11日《中國社會科學報》所寫的《俞平伯〈辛巳三月題北汀畫展〉小識》公布了俞平伯的這篇集外小文。

李妮文在《文教資料》2013年第36期寫有《關于〈婦女旬刊〉上周作人的幾篇佚文》，公布了她在1935年《婦女旬刊》上新找到的周作人三篇佚文。實際情況是，其中兩篇并非佚文。《憶童年》一文，早已收入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2月出版的周作人的《苦竹雜記》，名為《兒時的回憶》。而《中國婦女應上哪兒跑》早已收入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年9月出版的陳子善、張鐵榮編的《周作人集外文》。

熊飛宇在《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寫有《何其芳的重要佚文:對蔣區文藝工作的意見》，他說:“本人在2008年7月，曾數度去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查閱、復印并鈔錄中共中央南方局有關文藝方針與活動的檔案資料，從中發現《對蔣區文藝工作的意見》一文，編號為‘南1778’。《意見》系手稿，署名何其芳，雖無法判斷原件是否為何其芳親筆，文章的作者卻能確定無疑。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曾出版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中國社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200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八卷本《何其芳全集》(藍棣之編)，但《意見》一文均失收，故可稱之為‘佚文’。”［20］其實2000年5月《對蔣區文藝工作的意見》已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其芳全集》第6卷。

張菊香在《魯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7期寫有《周作人的六首未曾發表過的白話小詩》，公布了周作人生前未曾發表的《朝露》《露》《秋夜》《贈遠》《鏡》《無題》六首小詩，“茲將作人先生的這些佚作公之于世。一則對于這樣一位文化大家，可免去遺珠之憾，二則也可供方家和研究者們去進一步研究和評析”［21］。實際上，這六首詩不但在《現代文學》期刊上發表過，而且詩的作者也不是周作人，而是沈啟無。陳建軍讀了《周作人的六首未曾發表過的白話小詩》，在微信上發朋友圈:“所謂六首詩，實為沈啟無的作品，均在《人間世》《文飯小品》《中國文藝》等期刊上發表過。除《無題》外，其他五首收入開元(即沈啟無)與廢名詩合集《水邊》。”劉曉寧在《魯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12期寫有《〈周作人的六首未曾發表過的白話小詩〉獻疑》，分析得更為詳細。

沈從文署名甲辰在1931年10月12日《國立青島大學周刊·反日特刊》發表文論《文學無用論》。劉媛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7期寫有《反“無用文學”的〈文學無用論〉———1931年〈反日特刊〉上的沈從文佚文》，李瑋、唐東堰在《中國文學研究》2018年第4期寫有《九·一八事變后沈從文的文學思想———新近發現佚文〈文學無用論〉釋讀》，湯志輝在《新文學史料》2018年第4期寫了《新發現沈從文佚文〈文學無用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是月刊，而《中國文學研究》《新文學史料》是季刊，發表周期長，但這三篇論文輯錄的都是《沈從文全集》失收的《文學無用論》。

曾祥金在《戲劇文學》2017年第9期寫有《曹禺在南京時期的三則史料》，公布了三則曹禺在南京時期的史料，其中一則史料是《學校新聞》1937年第64期刊出的《曹禺先生來信關于他在中大的講演》。實際上，筆者早在2013年6月26日《中華讀書報》寫有《曹禺先生的一封佚簡》公布了這封佚信。

管勇在《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2期寫有《朱自清佚信:致郭紹虞》，公布了朱自清1935年9月給郭紹虞的書信1通。實際上，戚慧在2019年3月11日《文匯讀書周報》寫有《“語言恰到好處可不容易”———朱自清佚簡四通考釋》，早就公布了這封信。

王曉東在《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2期寫有《朱自清佚文五篇考釋》，其中公布了朱自清在1936年8月1日《申報·開明書店創業十周年紀念特刊》所寫的《開明的書》。實際上，湯志輝早在2018年9月10日《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的《朱自清相關資料三則》就鉤沉了朱自清為開明書店創業十周年而寫的這篇短文。

史料工作者發掘每一篇集外文，都付出了辛苦的勞動，即使是面對同一篇集外文，鉤沉與闡釋的角度也各自不同。收入知網、讀秀等數據庫的論文、專著等出版物相對容易找見，但還有大量的學術集刊、圖書、內部資料等文獻不見于各類數據庫，很容易遺漏。在筆者看來，我們不應指責任何人，應該抱著溫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的態度看待史料發掘中不易避免的重復勞動。上面的幾個實例提醒我們在從事史料發掘時，注意以下四點。

一是在發掘現代作家的集外文集外書信或佚文佚簡時，一定要仔細查閱作家的全集、書信集、年譜、研究資料、研究專著等相關文獻，通過檢索知網、讀秀、超星等數據庫對近年來該作家新史料的發掘史略作梳理，并與相關領域的資深研究者多聯系多請教，以免做無用功或重復勞動。在史料研究中出現撞車現象不可避免，但應盡量避免撞車。

二是梳理相關文獻時，不但要關注《新文學史料》《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現代中文學刊》《漢語言文學研究》《史料與闡釋》《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等學術期刊(集刊)發表的學術論文，也要關注《中華讀書報》《中國社會科學報》《文藝報》《文匯讀書周報》《文匯報》《光明日報》《天津日報》《今晚報》等報紙刊發的新史料。除了關注學院派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要關注非專業出身的業余文學研究者的發現。

三是從事現代作家作品的輯佚工作，搜尋作家的集外文等史料時，不要只盯著幾個常用的數據庫，一定要把文獻視域放寬:既要關注大家所熟知的現代文學報刊，也要關注“綜合性的刊物、報紙”“國民黨所辦，或受其影響的報紙、刊物”“在國民黨統治區艱難生長的左翼刊物，以及某些戰時刊物”“學生刊物和地方小刊以及宗教刊物”［22］;既要關注《大公報》《益世報》等大報，也要關注《海報》《力報》等小報;既要關注文學期刊，也要關注“非文學期刊”;既要關注“報紙副刊、文學期刊”，還要關注“叢刊、單行本(尤其是多人合集和為他人作品集所作序跋)、鮮見的他人著作或文章所引錄者、各類檔案、作家本人或知情者的回憶、未發表的手稿”［23］等;既要關注原刊、原報、報刊的影印本，還要關注全國報刊索引、抗戰文獻數據平臺等各類數據庫;既要關注本土文獻，也要關注域外文獻;既要關注圖書館館藏各類文獻，也要關注博物館、檔案館、紀念館所藏珍稀文獻。

四是作家全集(文集)或補遺或修訂，理應尊重研究者的集外文集外書信或佚文佚簡首發(發現)權，這不但是對發現者的尊重，而且藉此多與研究者溝通以便獲得更多線索，雙贏的事，何樂而不為?

同時，提醒學術刊物或報紙刊發史料文章時，一定要嚴格把關。同一篇集外文，不同的研究者鉤沉或闡釋的角度不同，但一定要尊重發現者的“首發權”。

四、集外文的整理與錄入

確認是集外文后，緊接著的就是整理、錄入。

筆者在《新文學史料》2018年第2期所寫的《梁實秋佚簡三通釋讀》一文中公布了梁實秋的三封書簡，其中梁實秋給趙清閣的信，注明“原載1946年4月1日《文選》第2期”［24］，近日趙國忠查明，此信最初刊于1945年12月17日《神州日報》。筆者在《現代中文學刊》2017年第3期寫有《“他有的是生命力”———〈李健吾文集〉補遺略說》，公布了《李健吾文集》失收的9篇集外文，其中《〈青春〉以外》，注明“原載1949年1月《影劇》第1卷第6期”［25］，近日趙國忠查明，此文最初刊于1944年7月2日《海報》。

朱洪濤在《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1期寫有《陳夢家在〈浙江日報〉上的兩篇文章》，公布了他在《浙江日報》上找到的陳夢家的兩篇集外文《關于亂世文人》和《所謂新樂府》，文末他提到:

“假設陳夢家的文章也是轉載，但目前尚未找到原發報紙，也不好妄下結論。希望學界看到此文，提供線索，探討文章的傳播問題。”［26］

不久，賈鵬濤對此文作了補充，他說:“《所謂新樂府》發表在《大公報·文藝副刊》(重慶版)1944年4月9日第5版，又刊于《大公報》(桂林版)1944年4月9日第4版;《關于亂世文人》發表在《大公報·文藝副刊》(重慶版)1944年4月23日第9版，又刊于《大公報》(桂林版)1944年4月23日第4版。因此，朱洪濤先生的推測是正確的，《浙江日報》轉載了陳夢家的文章。此類事情在陳夢家著述的發表中是一種常見現象。如《笑》首刊于《大公報》(天津版)1934年9月22日第12版，又刊于《大同報》1934年10月15日、10月17日、10月20日第5版;《忽必烈汗》首刊于《大公報》1935年2月17日第11版，又刊于《大同報》1935年3月14日第9版;《即景》，首刊于《南京新報》1941年4月6日第6版，又刊于《大公報》1941年5月7日第4版;《石縫草》首刊于《南京新報》1941年4月6日第6版，又刊于《大公報》1941年5月7日第4版;《致一傷感者》首刊于《國民雜志》1941年創刊號，又刊于《南京新報》1941年6月4日第8版;《記紐約五十七街中國古董鋪》首刊于《周論》1948年第2卷第6期，又刊于《中央日報》(昆明)1948年8月31日第4版。”［27］陳建軍告訴筆者，單是《石縫草》的刊載情況就比較復雜，原載1941年3月12日香港《大公報·文藝》第1049期，又載1941年5月7日天津《大公報·戰線》第762期，又載1941年5月28日桂林《大公報·文藝》第31期，又載1941年6月10日香港《立報·文協》第94期，又載1941年11月6日《東南日報·筆壘》第928期。

這說明中國現代作家一稿多刊現象不是個例，因此在錄入現代作家的集外文時，要注意它的首發報刊和轉載情況，盡量以初刊為依據或底本。

另外，錄入文字，看似簡單，實則不易。刊載現代作家集外文的不少報刊都是豎排繁體字，并且有的字跡模糊不清，這給錄入文字帶來一定困難，稍不注意就容易出現文字訛誤。

筆者在2014年8月10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寫有《穆旦質疑清華課程設置》，公布了剛找到的穆旦1936年在《清華副刊》第44卷第8期發表的《這是合理的制度嗎?》。遺憾的是，筆者在照錄穆旦的這篇集外小文時，出現了數處失誤，幸虧凌孟華在《穆旦清華大學時代的集外文〈這是合理的制度嗎？〉》中一一指出。

筆者在《復旦旬刊》《圖書評論》《文選》找到梁實秋的三封信，寫成《梁實秋佚簡三通釋讀》，投給了《新文學史料》。主編郭娟在校對時，就發現了幾處錄入的錯誤。

沈從文1946年9月5日致信張香還，“尊文若樂意發表，最好能寫得清清楚楚，標點也明白具體，用一定行格稿紙，可以省編者改字、加標點、計字行精力，也可以省排字人與校對精力”［28］。這提醒我們在錄入集外文等史料的過程中，一定要仔細認真，對照原刊一字一句地反復核對，容不得半點馬虎。

五、輯錄與研究

關于作家的集外文，主要有兩種處理方式，一種是側重于輯錄。比如陳子善研究周作人、梁實秋、郁達夫、臺靜農、張愛玲等數十位作家，發掘了這些重要作家散佚的不少重要作品，他沒有“視自己掌握的材料為奇貨可居，待價而沽”［18］379，而是選擇將自己辛苦搜集的這些作家的集外文集外書簡或佚文佚簡結集成冊，出版了《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知堂集外文·四九以后》《周作人集外文》《郁達夫全集補》《雅舍小品補遺》《靜農佚文集》(與秦賢次合編)等書，它們成為研究相關作家的重要文獻資料。陳子善“不是為拾遺而拾遺，不是為了打撈而打撈，他是以文學史家的眼光開啟他的拾遺補闕之路的，他的拾遺補闕和考證鉤沉是與他編的書一體的”［29］。此外，劉增杰、解志熙編校有《師陀全集續編》，陳學勇編有《中國兒女:凌叔華佚作·年譜》，張桂興編著有《〈老舍全集〉補正》，陳建軍編有《遠山:徐志摩佚作集》。《茅盾全集·補遺》《胡風全集補遺》《阿英全集·附卷》《羅念生全集·補卷》的出版，也離不開眾多史料工作者的合力支持。

另一種方式是側重于研究。陳子善的《張愛玲叢考》、解志熙的《考文敘事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叢》《文學史的“詩與真”: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集》《文本的隱與顯: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稿》、陳建軍的《撣塵錄:現代文壇史料考釋》、趙國忠的《現代文壇斷片》、劉濤的《現代作家佚文考信錄》，裴春芳的《經典的誕生:敘事話語、文本發現及田野調查》，凌孟華的《舊刊有聲:中國現代文學佚文輯校與版本考釋》，都是近年來涌現出的較為出色的整理與研究現代作家集外文集外書信或佚文佚簡的專著。在這方面，解志熙的研究路徑值得特別關注。近年來他發掘了林庚、沈從文、汪曾祺、楊振聲、馮至、師陀、冰心、艾青、穆旦、老舍、卞之琳等作家的不少散佚作品，既有對文獻資料的認真發掘與爬梳，又具有較強的問題意識與思辨能力。他擅長從文學史角度對相關問題進行宏觀研究，不是單純就集外文談集外文，而是藉此生發出更多的深層次學術命題，將“發掘工作與對該作家整個創作生涯的考察相結合，或者舉一反三，引申至相關的研究領域，深入探討”，“這些發掘足以糾正以前研究界對這些作家的或貶低或拔高的曲解，足以改寫或部分改寫這些作家文學史地位的評價，意義不可謂不大”［30］。他提出的“從文獻學的‘校注’到批評性的‘校讀’”［31］與“文學行為的實存分析”［32］，都具有典型的方法論意義。

集外文等新史料需要親自去搜尋，感受那份獨屬于自己的發現的愉悅和艱辛。“不矜才使氣，不炫博爭奇”“敘述明白曉暢”“字句平易淺近”［33］，以平和的心態輯錄、鉤沉、釋讀，這是筆者所恪守的。

注釋：

［1］宮立．釋讀陳忠實關于《白鹿原》的書信兩通［J］．文藝爭鳴，2020(2):22－26．

［2］石劍峰．陳子善談“海上文學”的失蹤者［N］．東方早報，2010－09－12(B01)．

［3］宮立．中國現代作家佚文佚簡考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2．

［4］陳建軍．《穆時英全集》補遺說明［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4):130－134．

［5］巴金．巴金書簡———致王仰晨［M］．上海:文匯出版社，1997:322．

［6］朱金順．集佚·版本·“全集不全”———讀“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論文隨想［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3):137－148．

［7］孫郁．混血的時代［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8:32．

［8］徐迺翔，欽鴻．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1020．

［9］李君維．人書俱老［M］．長沙:岳麓書社，2005:2．

［10］董寧文．我的筆名［M］．長沙:岳麓書社，2007:14．

［11］陳子善．鉤沉新月:發現梁實秋及其他［M］．北京:中華書局，2013:146．

［12］沈從文．沈從文全集:附集［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3:236．

［13］裴春芳．經典的誕生:敘事話語、文本發現及田野調查［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203．

［14］朱正．留一點謎語給你猜［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81．

［15］吳寶林．《胡風全集》誤收的八篇文章及其他［J］．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3):29－36．

［16］閻純德．20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上)［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93－94．

［17］金傳勝．關于蘇雪林的三個筆名［N］．中華讀書報，2020－05－20(14)．

［18］樊駿．中國現代文學論集(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19］陳建軍．當作家遇上筆名雷同［N］．光明日報，2020－01－03(16)．

［20］熊飛宇．何其芳的重要佚文:對蔣區文藝工作的意見［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2(5):88－93．

［21］張菊香．周作人的六首未曾發表過的白話小詩［J］．魯迅研究月刊，2018(7):44－45．

［22］劉濤．現代作家佚文考信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

［23］陳子善．《中國現代文學佚文輯校與版本考察》序［J］．關東學刊，2020(1):187－189．

［24］宮立．梁實秋佚簡三通釋讀［J］．新文學史料，2018(2):150－156．

［25］宮立．“他有的是生命力”———《李健吾文集》補遺略說［J］．現代中文學刊，2017(3):102－108．

［26］朱洪濤．陳夢家在《浙江日報》上的兩篇文章［J］．新文學史料，2019(1):152－153．

［27］參見賈鵬濤: 《對“陳夢家在〈浙江日報〉上的兩篇文章”一文的補充》，“民國滋味”公眾號。

［28］張香還．音容宛在漫思憶———紀念沈從文先生逝世30周年［N］．文匯讀書周報，2018－05－28(第DS1)．

［29］宮立．陳子善:將“好玩”進行到底［J］．傳記文學，2017(12):39－49．

［30］陳子善．打撈現代作家集外文的樂趣［J］．書城，2015(8):56－59．

［31］解志熙．考文敘事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叢［M］．北京:中華書局，2009:1．

［32］解志熙．現代文學研究論衡［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218．

［33］胡山源．文人綜論［M］．上海:大東書局，194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