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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半月刊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明星雜志，1932年9月16日創刊于上海，1937年8月因全面抗戰爆發而停刊，五年間出刊一百一十七期。抗戰勝利后，又于1946年12月1日復刊，至1949年5月16日終刊，復刊后出版了六十期。存續時間之長、作者之多、讀者之眾，揆諸民國時期的中國文藝期刊史，實屬鮮見。學界過去對《論語》雜志的研究已有許多，但其發起與出版之初的若干關鍵史實，當事人雖留下不少“大致相同又不盡相同”（陳子善先生語）的回憶，卻仍有模糊不清之處。筆者嘗試重新梳理《論語》出版史料，就其中若干史實加以考述。

《論語》半月刊第十期、第十二期封面

誰發起了《論語》？

關于《論語》的誕生，發起人之一章克標晚年寫過多篇回憶文章，各篇所述大致相同而細節略異，是后人諸多《論語》創刊敘事之所本。代表性的記述，見于其回憶錄《世紀揮手》：

那時已經是夏天了，許多朋友晚上到邵家閑談，時方熱天，一面納涼一面閑話，大家提出要出一本雜志來消消閑，發發牢騷，解解悶氣，是“同人”刊物的樣子。好在邵洵美開有時代書店可以代為發行，推銷沒有困難……林語堂作為主編，是大家推定的……說大家一共才十來個人，一定在十五人以下的，是誰是某，我已記不清了。后來《論語》上公開發表出來列名“特約撰稿人”的，共有幾位，我也忘了。好像是在首頁論語的小標題下面，分成三列排著隊的名字，但也不全是當初的發起人，而且像我自己還把筆名“豈凡”也寫上去占了一個位置，可見人數是不多的。現在所能想得起來的，除林語堂、邵洵美之外，只有李青崖、沈有乾、全增嘏的名字了。想來當時在編《時代畫報》的張光宇、正宇兄弟，一定會參加夜晚納涼談話會的，但他們不寫文章，潘光旦、葉公超等人在北京，以后才邀請來的。有兩位大學才畢業的青年朋友，周壬林和顧蒼生，有時也來參加納涼晚會。（章克標《世紀揮手》，海天出版社1999年7月版，173-175頁）

在另一篇有關《論語》創刊的文章里，章克標亦提到籌備會的參與者，名單與前述稍有不同：

我們在邵洵美家客廳里，晚上閑談時，大家商定要出版一個刊物。開始除邵、林外，只記得有李青崖、全增嘏、沈有乾、林微音及畫家張光宇三弟兄等；而潘光旦、葉公超許多人，都是后來邀請來的。（章克標《林語堂兩則》，《章克標文集》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1月版，394頁）

由上可知，《論語》創刊前，應該有過不少于三次的籌備商談，地點在邵洵美家的客廳。歷次商談的與事者，并不完全一致。最初即參加的，有邵洵美、林語堂、章克標、全增嘏、沈有乾、林微音以及畫家張氏兄弟，而潘光旦、葉公超等人為后來加入。眾人推舉林語堂為主編，出刊發行則放在邵洵美開設的時代書店。然而當事人的晚年回憶，乃是一種隔代建構，我們在引用之時，需細心考訂。

其一，《論語》創刊之際，邵洵美開設的并非是“時代書店”或“時代圖書雜志公司”，而是“時代印刷有限公司”。1932年出版的《時代》畫報第三卷第二期上，有時代印刷公司于當年9月1日開幕的介紹及照片。林語堂在自傳中說：“我在上海辦《論語》大賺其錢時，有一個印刷股東認為這個雜志應當歸他所有。”（林語堂《林語堂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9月版，93頁）印刷股東即指邵洵美，林語堂此語雖意在暗諷，卻也點明邵彼時的產業所在。而《論語》初期的代理發行方，則是邵洵美所入資的中國美術刊行社，其改組為“時代圖書公司”，在1933年11月。

其二，一如章克標自己所言，他所開列的發起人名單出于模糊的記憶，未必確然。幾個細節：張正宇那時的名字是張振宇，正宇為后來所改；林微音的名字僅見于《林語堂兩則》一文；而林語堂1933年憶及《論語》發起人，只舉出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標，不見他者。“《論語》地盤向來完全完全公開，所謂‘社’者，全、潘、李、邵、章諸先生共同發起贊助之謂也。”（林語堂《與陶亢德書》，《論語》第二十八期，1933年11月1日出版）

其三，章克標列出的發起人中，以文人居多，只有張光宇、振宇兄弟是畫家。但二人并不寫文章，他們在《論語》籌備中的角色如何，僅僅是納涼談話的座上客，還是實際參與了創刊，章之回憶就有些語焉不詳。因此，究竟有哪些人發起了《論語》，辦刊的動因為何，還需引證其他史料來加以判斷。

謝其章先生寫過一篇《〈論語〉之初發生了什么》（收入《繞室旅行記》，商務印書館2016年8月版），其中引用了章克標寫于1934年的《林語堂先生臺核》一文。此文因彼時的章林矛盾而作，對林語堂多有筆伐。這樁公案無關本文，故不展開。珍貴的是，章克標在文中披露了不少《論語》的籌備“內幕”，可與其晚年敘述相映證：

最后一次的預備會仍在洵美家中舉行，除語堂、增嘏、光旦、青崖、達夫、斯鳴外，尚有畫人光宇振宇文農等多人，大家決定辦一個刊物……且在創刊當時，畫人與文人中間已起了意見，幾乎破裂，語堂且有憤激之編后語，雖被刪去，但棄置之封面上還有事印著一個尾巴的……畫人與語堂之意見，雖經洵美之調解，終不消除，其時語堂只得央一俄人作畫，又自洋報剪取，以裝點門面，計亦良苦。稍后方有六平嘉音靜生等投稿，但光宇則抱定宗旨，不為《論語》作畫，直到《論語》與時代和他有直接利害關系時。（章克標《林語堂先生臺核》，《十日談》第三十四期，1934年7月10日出版）

《林語堂先生臺核》，1934年

前后比勘，有以下三點值得辨析：

第一，《論語》的籌備商談不少于三次，歷次參加者不盡相同。而《林語堂先生臺核》中所開列的名單，出于最后一次籌備會，有相對明確的時間點。既是最后一次商討，不會只是泛泛而談，所議必涉及創刊的具體細節，參與諸人應各負角色，也就更接近于實際的發起人。

第二，章克標明顯將參會者劃分為兩個群體，一端是文人群體，成員有洵美（邵洵美）、語堂（林語堂）、增嘏（全增嘏）、光旦（潘光旦）、青崖（李青崖）、斯鳴（孫斯鳴）和達夫（郁達夫），另一端則是畫人群體，包括光宇（張光宇）、振宇（張振宇）、文農（黃文農）。文人之中，孫斯鳴與郁達夫不見于章晚年回憶，是其回憶之疏漏。郁達夫1936年曾言：“《論語》出世的時候，第一次在洵美的那間會客室里開會，我也是叨陪末座的一個。”（郁達夫《繼編〈論語〉的話》，《論語》第八十三期，1936年3月1日出版）而孫斯鳴，乃是《論語》第一期至第十期的經理，名字列于版權頁。1947年，《論語》戰后復刊一周年，邵洵美寫了一篇編輯隨筆，其中有云：“最先的幾期是章克標先生編輯的。后來他為了要專心撰著《文壇登龍術》，于是由孫斯鳴先生負責。到了十幾期以后，方由林語堂先生來接替。”（邵洵美《論語一年》，《論語》第一百四十二期，1947年12月1日出版）邵在林章之外，特別提及孫斯鳴，可見孫與初期《論語》關系殊不淺。

第三，張氏兄弟等畫人不但參與了《論語》籌備，且擬與林語堂合作，為《論語》作畫，卻因雙方意外失和而未成。關于失和之因，謝其章先生已有分析，這里不再贅述。但張氏兄弟之于《論語》創刊，尚有另一層意義——雜志的發行。《論語》初期的發行，由張氏兄弟執掌的中國美術刊行社代理。換言之，縱使內容上的合作破裂，二張仍以發行方的角色參與了《論語》創刊。

基于前引材料，《論語》的發起人，較為確定的是以下十一位：邵洵美、林語堂、章克標、潘光旦、全增嘏、李青崖、孫斯鳴、郁達夫、張光宇、張振宇、黃文農。令筆者感興趣的是，他們何以會走到一起，攜手辦刊的連接點又在哪里？

邵洵美是三十年代海上文壇的交際明星，熱衷出版事業。他于1930年10月收束金屋書店，投資中國美術刊行社，并參與刊行社旗下雜志《時代》畫報編務，隨后斥資購置德制影寫版印刷機，開設時代印刷公司。邵又于1929年入股新月書店，繼而在1931年4、5月間接任新月書店經理。不難發現，《論語》的發起人，多半與邵之前的出版事業有或深或淺的交集。章克標是《獅吼》與《金屋》同人，邵辦刊的得力助手；潘光旦為新月書店核心之一，同時還編有一份評論周刊《華年》（1932年4月創刊，出版于上海），孫斯鳴、全增嘏、李青崖皆是其作者；張光宇、張振宇、黃文農則是《時代》畫報的中堅力量；郁達夫早在金屋書店時期已與邵相識，兩人在文藝趣味上有相近的喜好，都喜歡喬治·摩爾（George Moore）的文章，私交頗佳。陶亢德辭去《論語》主編后，邵洵美請郁達夫接編，足見邵對郁的看重。

倒是林語堂，在籌備《論語》之前，與邵洵美并無密切的互動，只在國際筆會中國分會的活動中照過面。林語堂自1930年7月起，為英文《中國評論》周報主筆“小評論”，每周寫一則英文短評，直言無忌又風趣灑脫，在英文讀者中傳誦一時。1931年5月，林以“中央研究院”代表的身份赴瑞士參加國聯文化合作委員會年會，隨后在歐洲待了一年，1932年5月返國，不多久即有《論語》的籌備。《中國評論》周報之于林語堂頗具意義，學者錢鎖橋對此有兩點觀察很敏銳：其一，林語堂幽默文章的寫作實踐，起于《周報》上的“小評論”專欄，是其《論語》文章之先聲；其二，周報由一群受過西式教育的知識精英撰稿并編輯，編委如潘光旦、全增嘏，日后也成為“論語社”早期核心成員（錢鎖橋《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版，96-97頁）。林語堂在回國后成為邵氏沙龍的座上客，未必緣于國際筆會的交誼，或因潘光旦、全增嘏之牽線。

可以看出，《論語》的歷次籌備商談，以邵洵美與潘光旦為連接點，聚合了一批背景多樣的文化人，關聯了三份出版于當時的雜志，包括《中國評論》周報《華年》周刊與《時代》畫報。《中國評論》周報群有潘光旦、林語堂、全增嘏；《華年》周刊群有潘光旦、全增嘏、李青崖、孫斯鳴；《時代》畫報成員有邵洵美、章克標、張光宇、張振宇、黃文農。問題是，眾人何以起意新辦一份雜志？章克標晚年回憶道：“時方熱天，一面納涼一面閑話，大家提出要出一本雜志來消消閑，發發牢騷，解解悶氣，是‘同人’刊物的樣子。”《林語堂先生臺核》中的說法卻與之不同。“當時我們想辦一刊物，適逢語堂等也想辦一刊物，于是聯合起來同辦，決定有文有圖，獨創一格而以帶幽默風趣為主。”（章克標《林語堂先生臺核》）兩者比勘，筆者以為后一種說法更接近實情。《論語》的發起，并非全然出于眾人閑談間的一時起意，而蘊含著兩方的合作，一方是“我們”，另一方是林語堂等。雙方在聯合前，各自已有辦刊的意圖。林語堂有志辦一份“幽默”刊物接續《語絲》，自不待言（可參呂若涵《“論語派”論》第一章《從〈語絲〉到〈論語〉》，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6月版）。值得考究的是，“我們”究竟是指林語堂以外的所有發起人，還是指邵洵美、張光宇、張振宇、黃文農等《時代》畫報同人，抑或僅指邵洵美與章克標。從當時諸人的事業軌跡來看，指邵洵美與章克標的可能性更大。潘光旦當時正編輯《華年》，張光宇、張振宇等人的重心在《時代》畫報，未必有創辦新刊的強烈意愿，更多是以友人身份助力籌備，如寫稿與畫圖。邵洵美雖主持新月書店且投資《時代》，但《新月》雜志日漸衰落，內容又在羅隆基的主導下偏于政治；《時代》則由張氏兄弟執掌，以漫畫與攝影為刊物賣點，文章的內容卻受限于畫報性質，比較蕪雜貧弱。對鐘情于辦雜志的邵洵美而言，在《金屋》之后新辦一份有風格、有銷路的文藝雜志，是情理之中的考量。此外，因為《時代》，邵洵美身邊集中了張光宇、葉淺予、黃文農等漫畫人才。畫人的參與，可以讓《論語》擺脫純文字刊物的窠臼，以圖文互動吸引更多讀者。只是此一構想最初未能實現，畫人在《論語》籌備中的角色也就隱而不顯。

《論語》初期的出版與發行

關于《論語》的出版方，紹元先生在《〈論語〉創刊前后》一文中寫道：“1932年9月，上海時代圖書公司推出了一本題名為《論語》的文藝性半月刊，十六開四十六面。”（紹元《〈論語〉創刊前后》，俞子林主編《書的記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5月版）擔任過《論語》編輯的林達祖亦說：“《論語》創刊之時，他（指邵洵美——筆者注）已是上海時代圖書雜志公司的資方負責人。《論語》就由時代公司出版發行。”（林達祖《滬上名刊〈論語〉談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7頁）上述兩說都有一誤，1932年9月16日《論語》創刊時，時代圖書公司尚未成立，自然不會出版發行《論語》。翻開《論語》創刊號，版權頁上寫著：主編——林語堂，經理——孫斯鳴，總代發行——中國美術刊行社。中國美術刊行社是時代公司之前身，也是《論語》初期（第一期至第二十七期）的發行方。具體而言，第一期至第十一期，刊行社是“總代發行”，自第十二期起，轉為“總發行”。這一名稱變化，又關聯著《論語》初期投資人、出版方與發行方的更迭，其變遷軌跡如何，似為論者所忽略，值得查考一番。

《論語》創刊號版權頁，上海書店影印

《論語》在最初，是以“同人刊物”的姿態出現的，發起人有邵洵美等，已如前文所述。眾人推林語堂為主編，刊名由章克標擬定。在籌備時，《論語》有意效仿英國幽默雜志《笨拙》，文章與漫畫并重，故有林語堂與畫人張光宇、張振宇、黃文農合作之議。張氏兄弟彼時得邵洵美資助，出版《時代》畫報，黃文農是創作核心之一，長于諷刺漫畫。不意林語堂與畫人之間起了過節（可參謝其章先生的文章《〈論語〉之初發生了什么》），邵洵美調停未果，雙方也就合作不成。畫人退出之后，其余發起人決定合股投資《論語》。章克標于1934年記述了出資、印刷與發行的細節：

《論語》自畫人不合作后，乃定大家拿出錢來自辦，共預備1000元，先收500元試出六期，所以當時市上有《論語》只出六期即行停刊的謠言。先由時代印刷所承印，紙張一切均歸代辦，發行也歸時代代理。因之大家各人都認定了股子，而事實上始終沒有人拿出錢來過。這時語堂和洵美是大股東各占十分之二，其他有一股及半股等。（章克標《林語堂先生臺核》）

章克標這段話說得有些繞，如果大家已定股而沒有人真正出錢，那么先收的五百元從何而來？又說：“林語堂和邵洵美是大股東各占十分之二，其他有一股及半股等。”這是否意味著總股本為一千元，分為十股，一股一百元。其中，林語堂和邵洵美各拿出兩百元（合計也不到五百元），而小股東們未曾真正投錢。立此存疑。不過縱使小股東只是掛名，《論語》在創刊之初，還是有一個類似股東會的架構，《論語》最初的主權，應為入股者所共有。再者，既有“試出六期”之議，表明《論語》在創刊之時，眾股東對刊物前景尚無把握，需要控制成本，故在資金投入上有所保留。

1932年9月18日，《申報》上登出《論語》創刊廣告，廣告起首錄了一段頗具幽默意味的《程子介紹》（這一節文章，也常出現于《論語》封面），領異標新，宣示自家風格，接著是要目、定價、編輯人、總代發行與寄售處信息。但廣告還需有發行網絡協力，才能真正收效。邵洵美當時任新月書店經理，又是《時代》畫報的投資人，創辦新刊，自可運用兩家的資產與資源。《時代》以《良友》為競爭對手，遠銷南洋，發行網絡頗為完備。《論語》之銷售，自然會倚仗《時代》的發行資源。因此之故，中國美術刊行社成為《論語》創刊時的“總代發行”。值得注意的是一個“代”字，表明刊行社最初只是《論語》發行的總代理，而非所有者。《論語》創刊時的出品方，是同人團體“論語社”。社員里面，有發起人，有股東，有實際投資人，有具名與不具名的編輯，有長期撰稿人，有經理。這是《論語》最初的運作機制。

《論語》初期的運營，除了主編林語堂，章克標與孫斯鳴也助力不少。章克標化名記者K，為創刊號寫了一篇《編輯后記》，其中有云：“這一期的稿子，因為大家很熱心，來得太多了，本來預定三十二頁的，竟超過了一半，因為是第一期創刊，就全收了進去，作為特大號了。”（記者K《編輯后記》，《論語》第一期，1932年9月16日出版）晚年又說：“林語堂把第一期的稿件交到時代書店來了，我只好替他加工后送印刷所，校樣也由書店里人初、二校后，才把清樣送語堂家里簽字付印。”（章克標《世紀揮手》，174頁）邵洵美1947年亦談及《論語》初期的編輯情況：“最先的幾期是章克標先生編輯的。后來他為了要專心撰著《文壇登龍術》，于是由孫斯鳴先生負責。到了十幾期以后，方由林語堂先生來接替。”（邵洵美《論語一年》）將章與邵的記述相對照，邵所言“編輯”，應指校對與發排等技術性工作，組稿與欄目設計仍是林語堂負責。不過章克標并未在版權頁署名，列名的是林語堂與孫斯鳴。林任主編，孫為經理。主編的工作易于理解，經理的職責為何呢？對一本雜志而言，單有稿子并不能成刊，聯系印刷所、安排發行、接洽廣告等事務性工作也不可或缺。由于《論語》初創時是“同人雜志”，不像一般書店辦雜志，各流程都有職員負責，故專設經理統領其事，與林語堂相配合。據邵洵美夫人盛佩玉回憶，孫斯鳴是“羅隆基的學生，因此關系和洵美相熟，也是位能寫文章的人才”（盛佩玉《盛世家族·邵洵美與我》，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6月版，184頁）。彼時他有不少政論文章，發表于《華年》周刊。《論語》最初十期的封底，常見《華年周刊》《中國評論周報》《清華周刊》《外交月報》《新月》一系雜志的廣告，必是孫斯鳴在其中牽線。

《論語》出版后，迅速獲得讀者認可，創刊號于10月5日再版。如此熱度，自然不會讓《論語》只出六期。編者很快公開表達長期辦刊的決心：“時局不寧，謠諑繁興，令人悚然危懼。有人謂我們在想做孔子，有人謂《論語》備出到六期而已。關于后者，我們可以保證絕無其事，夭折非人生愿望之一。我們是在焚香祝《論語》萬歲。”（《編輯后記》，《論語》第三期，1932年10月16日出版）至1933年3月，《論語》已是公認的暢銷刊物。當時在無錫出版的《人報旬刊》上，曾有關于《論語》銷量的報道：“林語堂所編《論語》以幽默自吹，一鳴驚人。俏皮話柄，常被人采用，作為‘今典’，所以，趨時的知識分子，就少不得略破慳囊，以資觀摩，于是我們的《論語》銷行到三萬份以上之廣了。”（風信《〈論語〉暢銷》，《人報旬刊》一卷二期 ，1933年）《論語》能夠暢銷，除了內容受歡迎外，也離不開發行渠道的助力。《論語》初期的發行渠道，應與《時代》共享，此后漸次擴大。《論語》第四期（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封二上，詳細列出了各地代售處的名單，分為本埠、外埠與國外，共計六十一家。第五期（1932年11月16日出版）列出的代售處增加至六十三家，第六期則激增至九十九家。北至北平，南至瓊州，西至成都，以及美國、南洋等地，都有《論語》的經銷處。且不說通邑大都，彼時內地小城達州出版的《詹詹》旬刊上也出現推薦《論語》的文字：“以客觀之態度指出社會之矛盾，以幽默文字顯示人生之真偽。”（《詹詹》旬刊，1933年第二期）《論語》風行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1933年2月16日，《論語》第十一期出版，版權信息與先前有了一點不同。刪去了經理孫斯鳴的名字，增添了“發行——邵浩文”，印刷所由“中國科學公司”變為“時代印刷公司”。“總代發行”仍是“中國美術刊行社”。邵浩文即邵洵美，時代印刷公司是其自有的印刷所。邵洵美成為《論語》的發行人，表明《論語》的資本結構與運作方式發生了變化。對此，章克標有如下記述：

出到第十期時，又議定條件，讓給邵洵美個人承受，編輯的支取編輯費卻仍照舊，而稿子則支付稿費，以千字三元計算。這是和本來預定的不對了，本來主張至少五元，否則不付分文的。十期以前之稿，因自辦故，均不付稿費，議計將來有利益時再算作股份，編輯則每月津貼百元耳……因在《論語》歸洵美負責，暫付稿費三元之時，曾決定待銷行有增加，再加稿費的。（當初，決定千字五元，暫不付給，到了十一期起，則先以千字三元計算后，一直沒有更動，而銷路差不多增加一倍了。）（章克標《林語堂先生臺核》）

前文說過，《論語》的初始股東，并非人人都實際出資，有些只是掛名。其中，邵洵美與林語堂是大股東，各占十分之二，相對控股。因此，所謂“議定條件”，邵與林應有較多的話事權。議定的條件有三。一是自第十一期起，《論語》由同人合股改為邵洵美全資。如此《論語》的所有權就歸于邵氏。關于此事，林語堂曾回憶：“我在上海辦《論語》大賺其錢時，有一個印刷股東認為這個雜志應當歸他所有。我說：‘那么，由你辦吧。’我那位朋友接過去。”（林語堂《林語堂自傳》，93頁）活躍于三十年代海上文壇的曹聚仁晚年亦說：“論語社乃是十人合股的有限公司，而邵洵美自有權利據《論語》為獨家財富的。”（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北岳文藝出版社2001年2月版，510頁）二是編輯（林語堂）依舊領取編輯津貼，數額不變，仍為每月百元。林語堂之前是大股東，如今轉為投資人聘請的主編，相當于合同制，形成類似老板與雇員的關系。邵洵美在《論語一年》中說：“到了十幾期以后，方由林語堂先生來接替。”（邵洵美《論語一年》）邵所言林語堂接編的時間點，應是從其獨資《論語》時算起；三是開始支付稿費，每千字三元，少于最初議定的千字五元。關于稿費與編輯費，章克標晚年曾說：“開頭并沒有提到編輯費與稿酬，大家也并沒有拿錢付錢的意思，全是愛好的玩玩兒的性質，沒有想到什么經濟利益。”（章克標《世紀揮手》，174頁）對照之下，可以看出章晚年回憶有所失真。《論語》籌備時，眾發起人不僅提及編輯費與稿費，還擬定了標準，編輯費為每月百元，稿費為千字五元。由于雜志初創而資本有限，有賴于同人無私襄助，就只給編輯費而暫不支付內稿稿費，稿費待雜志盈利之后再計算為股本。但此一打算并沒有實現，因為《論語》改由邵洵美獨資，“對以前的十期采用了‘既往不咎’的辦法，一律不算舊賬，算是大家為‘創業維艱’盡的義務”（章克標《世紀揮手》，176頁）。

邵洵美獨立發行《論語》，僅僅一期。第十二期（1933年3月1日出版）的版權信息又有更迭，“發行”與“總發行”均署中國美術刊行社。刊行社之前是“總代發行”，如今“代”字去掉，即表明刊行社由代理方轉為所有者。至于將“發行”與“總發行”分開，乃因“發行”在此處的含義近于“出版”，而“總發行”則就“營銷”而言。第十二期的封底，《時代》與《論語》的廣告聯袂而刊，以“中國兩大便宜刊物”為賣點，并推出“聯定優待辦法”，也宣示兩份刊物如今同屬一個東家，在營銷上可以關聯操作，相互加持。耐人尋味的是，邵洵美何以在取得《論語》經營權之后，又迅速轉給中國美術刊行社？邵洵美是全權轉讓，完全脫離關系；還是隱于幕后，利用刊行社的資源運營一切，目前未見明確史料，猶待進一步考證。

1933年11月1日，中國美術刊行社改組為時代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是日出版的《論語》第二十八期上，“總發行”也就改為時代圖書公司。至此，才可說《論語》是時代公司出版發行之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