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尤其是近40多年來的創作，大膽突破，不斷探索，迭經變化，積累了豐富的也是寶貴的創作經驗，需要進行系統總結。相近或相似的創作實踐，其間必有一定的歷史關聯。重視這種歷史關聯，通過系統總結，在不同時代作家相近或相似的創作經驗之間，建立一種歷史聯系，形成一種經驗的譜系，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當代文學 經驗總結 現實主義經驗 中國傳統經驗

一、為什么要談這個問題

首先是當代文學創作的經驗需要保持。當代文學創作，尤其是近40多年來的創作，大膽突破，不斷探索，迭經變化，積累了豐富的也是寶貴的創作經驗，需要進行系統總結，以免發生水土流失。

文學史上，這種水土流失的例子很多，比如近現代詩歌創作中，從黃遵憲到胡適之，“以文為詩”一直是一條主要的革新路線。這種用寫文章的方法寫詩，即詩歌的散文化的創作經驗，就沒有得到很好的總結，所以今天的詩歌，有許多就寫成了分行的散文，成了大白話。相反，中國古代格律詩，即近體詩的形成，就與隋唐以前的一個時期，從總結詩歌創作的“四聲八病”，到規避這些病犯的“永明體”的創作實驗所積累的經驗有關。中國古代許多時期的文學創作，其發展成熟 ，都是認真總結前人經驗的結果。

其次，是今天的作家創作借鑒的需要。有前輩作家的創作經驗作參照，在創作和追求創新的道路上，可以少走彎路，少花冤枉功夫。

如1980年代的話劇創作，追求“生活化”和散文化，認為這是一種藝術革新。其實在1950年代，《春風吹到諾敏河》《布谷鳥又叫了》等劇作就做過這樣的實驗。又如1990年代小說中出現的“日常化”敘事，也是一種創新追求，但這種創新追求，在1950年代初就已有萌芽，如《我們夫婦之間》等。雖然當時關注的是它的政治寓意，其實是通過日常敘事實現的。這樣的萌芽，后來成了一種較普遍的創作傾向，對消解那些過于本質化(也即是政治化)和高度情節化的創作，起了重要作用，如趙樹理、孫犁、李準、茹志鵑等人的小說。這些作家的合作化題材的小說，如《三里灣》《李雙雙小傳》和革命戰爭題材的小說，如此前的《荷花淀》和后來的《百合花》等之所以別具一格，就因為它們不是把人物形象放在激烈的矛盾沖突（往往是階級斗爭）中去表現，而是通過“日常化”敘事呈現出來。這些作品很受讀者歡迎，在文學史上評價也高，但其創作經驗卻被當時和其后的政治化闡釋所遮蔽，未能得到及時的總結，以至于今天的作家還要從頭去實驗探索，還以為是找到了一條新路。

一種創作經驗，當然可以有不同的闡釋，但相近或相似的創作實踐，其間必有一定的歷史關聯。重視這種歷史關聯，通過系統總結，在不同時代作家相近或相似的創作經驗之間，建立一種歷史聯系，形成一種經驗的譜系，無論是對于已有經驗的傳承，還是對于新經驗的創造，都有重要的意義。古人很重視這種經驗的傳承，評詩論文，往往要指出它的淵源所自，雖然不一定都是直接師承，但對于后人端正對文學創新問題的認識，避免在文學創新問題上“一切從我開始”之類的盲目性，卻極具啟發意義。

再次是中國特色文學理論建構的需要。近現代以來，中國文學理論的知識背景和理論資源，主要依托和來源于西方，1990年代以后，致力于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前者的結果是導致當代中國文論全盤或局部西化，后者的結果是以中國古代文論代替特色中國文論，今人談論文學理論的中國特色，仍然想到的是中國古代文論。有鑒于此，有必要引進現當代中國作家的創作經驗這重要的一維，把特色中國文論建構立論的起點，建立在現當代中國作家的創作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對現當代中國作家創作經驗的系統總結，凝聚具有中國特色的現當代中國文論。這種特色中國文論的主體，是中國現當代作家創作經驗的理論結晶，又參酌取用西方和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資源，因而能夠反映近現代以來中國文學革新創造的努力，也會對中國文學的未來發展產生深遠的作用和影響。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各國的文學理論，也是建立在各國作家創作經驗的基礎之上。

二、亟待系統總結的創作經驗

亟待系統總結的當代文學創作經驗很多，但就大的方面而言，我想到的，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追求現實主義的創作經驗。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一直以追求現實主義為目標，在不同時期雖然有不同表現，也有很多曲折，但一直是沿著現實主義這條主線或主流發展前進。這里面有很多值得總結的經驗。現實主義不僅是一種外來的文學思潮，也是文學的一種內在精神，是文學對現實的關系的集中表現，總結這個問題上的創作經驗，對文學發展有重要意義。

我在提交這次會議的論文中說，現實主義自19世紀在法國出現并成為一種文藝思潮之后，其理論思想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度迭經變化。20世紀60年代，鑒于歐洲一些國家出現的新作家和新創作，“不符合”由司湯達和巴爾扎克等人確立的“偉大的現實主義的標準”，法國文藝理論家羅杰?加洛蒂說，面對這種情況，是“應該把他們排斥于現實主義亦即藝術之外”，還是“應該開放和擴大現實主義的定義，根據這些當代特有的作品，賦予現實主義以新的尺度，從而使我們能夠把這一切新的貢獻同過去的遺產融為一體？”他堅定地選擇了后者，并明確提出“無邊的現實主義”的主張。1970年代，蘇聯文藝理論家、科學院通訊院士德?馬爾科夫也提出了“開放的現實主義”的主張，認為現實主義是“歷史的開放的體系”，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真實性原則、藝術表現手法和題材的選擇、主題的確立，以及對過去和現代各種體系、各種派別的藝術經驗的融合方面，都應當是“開放的”。這些理論主張表明，現實主義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發展著的現實（包括文學）在發生變化，總結這個變化的過程中的一些新鮮經驗，不但有益于現實創作，也有益于現實主義自身的發展

現實主義在進入中國以后，經歷過最初階段的與中國固有的所謂樸素的現實主義傳統，即古代“為歌生民病”的傳統相融合的“寫實”階段，后來又有加進了革命思想和革命內容，受蘇聯影響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革命的現實主義，再后來便有對這種現實主義的“修正”和補充，如上世紀50年代中期的“干預生活”的思潮，雖然也是來自蘇聯影響，但其時蘇聯已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經典定義作了“修正”，這種創作思潮正是對既有的現實主義規范的一種突破。稍后，又有一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升級”版的“兩結合”（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現實主義。到“文革”結束以后的新時期，這種現實主義便受到創作實踐和外來影響的沖擊，在1980年代，經歷過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行程之后，才有1980年代后期的“新寫實主義”。當下創作雖然不再以現實主義相標榜，但在這個不談現實主義的年代，仍不時有很現實主義的創作群體出現，如1990年代的“現實主義沖擊波”和當下的“新東北作家群”的創作等等。

在現當代中國文學中，現實主義不僅它自身的存在和發展，有許多經驗需要系統總結，同時，還因為它牽涉到與其他創作思潮的關系，而需要總結置身于現實主義傳統之中的中國作家，在吸納不同創作思潮、進行實驗探索的過程中所得的創作經驗。這種現實主義之外的創作思潮，在現當代文學歷史上，以前一直是與現實主義并行不悖，或與之“結合”的浪漫主義，對20世紀西方文學中興起的現代主義各流派，20世紀五六十年代，因為我們一直是取批判抵制的態度，所以這期間的作家對此知之甚少。“文革”結束以后的新時期，因為要對一直占主導地位，且日漸走向僵化的現實主義，進行革新改造，以適應新的現實和新的創作的需要，加之這期間的思想解放和對外開放，為這種革新改造提供了慣常融合的浪漫主義之外的文學資源，這資源便是以前一直批判抵制的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包括誤讀為“現代”的后現代主義各流派的創作和理論——便被批量翻譯引進。“現代”和“現代主義”的文學觀念和方法技巧，于是在這期間便大行其道。這種文學觀念和方法技巧，不但影響了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對現實主義的革新努力，同時也催生了1980年代中期激進的現代主義先鋒實驗。先鋒文學實驗在1980年代末因為陷入演繹觀念和迷戀技巧的誤區而遭遇挫折、難以為繼，之后便有“反撥”其極端傾向而與其積極合理的革新因素達成和解的“新寫實主義”。“新寫實主義”的出現，完成了現實主義在新時期文學中一個否定之否定而后又在一個更高層次上復歸的完整行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作家吸納現代主義文學思潮，進行革新實驗，在艱難曲折的探索過程中，也取得了豐富而又寶貴的創作經驗。這種經驗，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創作，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期間的創作在持續進行革新實驗的同時，又避免出現一些極端傾向，就與汲取這種經驗（包括其中的教訓）有關。惜乎這個問題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更沒有在理論上加以系統總結，以便在創作中形成一種真正的理論自覺，而不僅僅是停留在經驗直觀的層面上。

第二個方面是轉化中國傳統的經驗。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新文學，是從古典文學的母體中脫胎出來的，帶有很深的傳統的印記。不論有些時期的文學如何反傳統，傳統都是割舍不斷也不能割斷的血脈，它對新文學的影響無時無刻不在，只不過時隱時顯罷了。問題是，長期以來，我們對這種影響視而不見，甚至有意識地把它置放在西方的知識系統中，以西方理論加以闡釋，結果便造成了許多遮蔽，久而久之，便全部或部分地埋葬了中國作家在轉化傳統方面的努力和值得總結的寶貴經驗。

一個民族的文學總是深深地植根于它的傳統之中。這種傳統既是文學自身的傳統，也是文學置身其中的文化傳統。就整體而言，文化傳統是一個民族的大傳統，文學傳統則是從屬于這個大傳統并包涵浸潤于其中的一個小傳統。任何一個時期的文學，無論是在常態下發展，還是發生激烈的革新變動，都會有傳統的影響，都有對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不過，在常態下，這種影響和繼承發展較為明顯，在激烈變革時期，則常常為一些激進的反傳統傾向所遮蔽。這種激進的反傳統傾向，往往表現為一種文學形式的革新或革命，雖然它的某些觀念和宣言，也企圖背離或反叛傳統，但透過這些表面現象，究其實，這種激進的反傳統實則仍在延續傳統的生命，是通過反傳統的方式對傳統的一種繼承和發展。最典型的莫過于五四文學革命，從表面上看，它似乎是一場激進的反傳統的文學革命，但它所反的，實則只是文言的正統詩文中那些已經僵化了的部分，并不是中國文學傳統的全部。中國文學傳統中長期被輕視被偏廢的白話文學傳統，不但不在所反之列，相反，卻得到了系統建構，如胡適撰寫的《白話文學史》等，將現代白話新文學視作中國古代白話文學的歷史延續，并在理論和創作上，努力使這一傳統發揚光大。就是對文言的正統詩文，在反對它的僵化的形式的同時，也不排斥包孕其中的精神氣韻和某些創作的觀念、方法和技巧。以魯迅的小說創作為例，筆者曾把魯迅的小說分為以下幾種類型：承襲古人“發憤”著書的傳統，如“憂憤深廣”的《狂人日記》；以古仁人之心，關切民瘼、悲天憫人，而以寫實筆法出之的《祝福》等；直接繼承清代諷刺小說的傳統，因“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冷嘲熱諷”的《孔乙己》和《阿Q正傳》等；受“詩騷傳統”和古代散文影響，如“詩化”“散文化”的《故鄉》和《傷逝》等；化用筆記文體，而以“油滑”之筆出之的《故事新編》等，這些都留有很深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傳統印記。魯迅的有些小說，如《白光》《肥皂》《高老夫子》等，雖不用話本格式，卻帶有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語風，《傷逝》則明顯留有中國古代傷悼文學的痕跡，只要在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歐陽修的《瀧岡阡表》、袁枚的《祭妹文》這些傷悼文學的名篇與魯迅的《傷逝》之間，下一點對讀的功夫，就不難看出二者的內在關聯。魯迅的創作所受傳統影響，不僅是指古代哪一位或幾位作家，也不僅是指古代哪一篇或幾篇文學作品，更多地是一種整體的精神氣韻和寫作傳統，包括文學以外更大范圍內的文化著述傳統，因此，今人總結傳統轉化的經驗，就不能僅僅關注文體和形式技巧的變化，還有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文學既植根于民族的文化傳統之中，各民族的文學所表現的，歸根結底，就是該民族的文化精神，所以要從整體的民族文化的角度來考察文學問題，來總結中國作家轉化傳統的經驗，才能真正促進傳統的創新性發展。問題是，長期以來，我們對西方的傳統如數家珍，對自家的傳統卻知之甚少，有關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知識，往往只局限在幾本流行的文學史或所謂“國學”著作之中。這就不免要造成我們在總結中國作家的創作經驗的過程中，卻偏離中國文學的歷史和中國文化的視域的結果，甚至只在西方文學和西方文化的系統中，尋找各種影響和聯系。有鑒于此，我覺得，要有效地總結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經驗，有必要加讀一點中國的書。

總之，當代作家的創作經驗亟待系統總結，作家在總結，學者也要總結，年輕的學者更應該關心。近年來，已有許多作家自覺地關注這個問題，通過講座、授課和著述等不同形式，結合自身的閱讀和寫作經歷，對當代文學創作經驗進行了較系統的總結。我期待學者們也有這樣的自覺，通過學術創造的努力，把當代作家在創作中積累的寶貴的中國經驗，上升到特色理論的高度，為中國文學的發展，開拓更加廣闊光明的前景。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