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1956年是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重要拐點。在此之前，各少數民族地區作協分會絕大部分尚未成立，少數民族文學也未得到中國文藝界領導層與主流文學界的注意。1955年5月召開的少數民族作家座談會，使文藝界對少數民族文學有了一定程度的熟悉、接納。1956年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召開，老舍作《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該報告成為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關鍵詞：少數民族文學 1956年 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

1949—1955年這六年間，除中國作協貴州分會、中國作協遼寧分會外各少數民族地區作協分會尚未成立，各民族間語言、文字不通，作家對外交流和內部學習提升機會都少。這一階段，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收集整理工作才剛剛展開，口傳文學的魅力處于被埋沒狀態。這時，民族識別工作也未完成，很多少數民族作家的身份沒有得到確認，少數民族作家文學也沒有出現引人注目的大作家和大作品。總體看，少數民族文學在這段時間還沒有得到中國文藝界領導層和主流學界注意，只是將之作為政治團結和文學普及工作的對象而已。1956年是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重要轉折點。

一

《文藝報》1956年第1期（1月15日出版）刊登漫畫《萬象更新圖》，該畫由丁聰、方成、葉淺予、米谷、華君武等創作，共4個16開版面，將當時文壇的95位文藝工作者按地位、創作題材類型等進行排列。位列其中的少數民族作家有老舍（滿族）、李準（蒙古族）、瑪拉沁夫（蒙古族）、舒群（滿族）、馬加（滿族）、韋其麟（壯族）、鐵依甫江（維吾爾族）、納?賽音朝克圖（蒙古族）、孜牙（維吾爾族）九位。其中，老舍和李準分散在漢族作家當中，后七位集中在少數民族作家陣營。可見老舍和李準在當時并未被當作少數民族作家看待。少數民族作家陣營中的七位作家當時的具體情況如下：

瑪拉沁夫（1930—），蒙古族。《人民文學》1952年第一期以頭條位置刊發其短篇小說《科爾沁草原的人們》，在文學界影響很大。隨后進入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1955年年初，瑪拉沁夫給作協領導茅盾、周揚、丁玲等寫信為少數民族文學呼吁，引起作協主席團的極大重視，并于1955年5月邀請部分少數民族文學工作者到北京召開座談會。這次座談會對形成老舍《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具有重要影響。1瑪拉本人也參加了這次座談會。1955年11月，小說集《春的喜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舒群（1913—1989），滿族。時為北京作家協會專職作家，曾接替丁玲任《解放日報》第四版主編，曾任延安魯藝文學系主任、東北大學副校長、東北電影制片廠廠長、東北文聯副主席、中國文聯副秘書長、中國作協秘書長等。出版《沒有祖國的孩子》（短篇小說集，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老兵》（中篇小說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西線隨征記》（報告文學集，上海雜志公司1938年）、《海的彼岸》（短篇小說集，烽火出版社1940年）、《秘密的故事》（中篇小說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崔毅》（短篇小說集，東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我的女教師》（短篇小說集，遼寧人民出版社1954年）等作品。

馬加（1910—2004），滿族。時任中國作家協會遼寧分會主席，出版作品《登基前后》（長篇小說，上海雜志公司1936年）、《滹沱河流域（上下冊）》（長篇小說，作家書屋1947年）、《江山村十日》（中篇小說集，東北新華書店1949年）、《雙龍河》（短篇小說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0年）、《開不敗的花朵》（中篇小說，東北新華書店1950年）、《在祖國的東方》（長篇小說，作家出版社1955年）、《新生的光輝》（短篇小說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等。

韋其麟（1935—），壯族，1953年考取武漢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畢業后分配至廣西民族學院工作。后調入廣西文聯，參與《廣西壯族文學》的編寫工作。其創作的長篇敘事詩《百鳥衣》于1955年6月在《長江文藝》發表，《人民文學》7月號轉載，后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1955年在北京參加少數民族作家座談會。

鐵依甫江（1930—1989），維吾爾族。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以愛國主義詩歌創作為主，“以真摯熱烈的情感謳歌了我們的黨、領袖、國家、時代、人民和社會主義制度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與新生活”2。出版詩集《東方之歌》（1951年）等。1955年在北京參加少數民族作家座談會。

納?賽音朝克圖（1914—1973），蒙古族，蒙古族著名詩人，出版詩集《我們雄壯的呼聲》（1955年）、《幸福和友誼》（作家出版社1956年）等。1955年在北京參加少數民族作家座談會。

孜牙，維吾爾族，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聯主席。

漫畫同時配以袁鷹、馬鐵丁、袁水拍所作的解說詩《作家們，掀起一個創作的高潮》，其中專門為少數民族文學設一節如下：

[兄弟民族的作家們]

從東方的大海里，

金色的太陽升起來了；

從各個兄弟民族中，

珍美的文學的花朵開放了。

鐵石裝進火爐能不紅嗎？

珍珠出了土能不發光嗎？

兄弟民族優秀的作品，

能不使我們歡喜嗎？

從天山腳下到海南島，

從呼倫貝爾到珠穆朗瑪，

說不完的詩人和歌手，

數不盡的有才能的作家。

瑪拉沁夫走過草原，

春的喜歌是悅耳的；

韋其麟歌唱家鄉，百鳥衣是人人愛的。

在各民族的藝術的深山里，

還有無數的待開發的礦藏；

像泉水一般清清爽爽，像珠子一般明明亮亮。3

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文藝界第一次集中、隆重地推出少數民族作家。1955年5月召開少數民族作家座談會，使文藝界對少數民族文學有了一定程度的熟悉、接納，是這次漫畫中少數民族作家集中出鏡的直接原因。

1955年1月20日，瑪拉沁夫給作協領導茅盾、周揚、丁玲寫信，認為中國當代文學是多民族的文學，中國作家協會是各民族作家統一的組織。為了發展我國的多民族文學，中國作家協會應當實事求是地看待少數民族作家與作品，發展少數民族會員，扶助各民族文學的發展。該信“引起主席團極大的重視。在第九次常務辦公會議上對于少數民族的文學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并作出初步決定：在本年四月間召集各少數民族作家舉行一次會談，以便向第二次理事會提出關于少數民族文學的具體建議”4。1955年5月13日至20日，中國作家協會即組織侗、壯、彝、蒙、苗、東鄉、維吾爾、朝鮮八個少數民族的11位作家和兩位熟悉少數民族文學的漢族文學工作者召開座談會，當時較著名的作家如納?賽音朝克圖、瑪拉沁夫、李喬、韋其麟、鐵依甫江等都出席了這次會議。國家民委、中央民院、《人民日報》《文藝報》《人民文學》和人民文學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單位列席了會議。據瑪拉沁夫回憶，這次會上作家們“介紹本民族古典、民間和現在的文學情況，許多民族作家都用本民族語言發言，還得翻譯，所以那次會開得很長……”5會議由老舍主持，“他對兄弟民族文學寶藏的豐富，表示了極大的驚喜。這是祖國文學寶庫中的共同財富，值得每一個中國人引為驕傲！”6會后，老舍表態：與會作家們提出的意見“都將盡量歸納到向第二次理事會所提出的報告中去，并希望在報告寫成以后，與會同志都能在理事會開會之前先期到京，對報告草稿進行審查、討論。對于與會同志向作協所提出的每一項要求，他表示都將予以慎重考慮，并作出一定的措施……”7由此可見這次座談會與老舍《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之間的關系。

二

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召開，老舍作《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該報告成為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報告從六個方面具體談少數民族文學問題8：

甲、民族文學遺產和新文學的興起。該部分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總體分布及各民族民間文學和作家創作的歷史、現狀作了總體概覽。《格斯爾》《江格爾》《阿詩瑪》等口傳文學作品得到詳細介紹。

乙、開展文學遺產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包括文獻和口傳兩部分，重點談口傳文學收集、整理的原則、方法。如口傳文學整理最好就地進行，便于討論和處理所碰到的問題；整理過程中不隨便添補；慎重對待“異文”等。

丙、翻譯問題。“翻譯是個關鍵問題，沒有翻譯，就沒有各民族間的文學交流。”將翻譯分為民譯漢、漢譯民、和各民族互譯三類，認為當前特別需要加強漢譯民工作，“以便吸取先進經驗”。“關于兄弟民族互譯文學遺產和現代作品，在今天的情況下，大概須以漢文為媒介——譬如漢譯的苗族文學，又被蒙族由漢文譯為蒙文等等。”各民族文學翻譯、交流問題的復雜性可見一斑。鑒于當時我國翻譯人才的稀缺和各項配套設施缺乏，報告提出：“內蒙古的翻譯工作者從事翻譯的時候，可以向蒙古人民共和國學習”“朝鮮族的也可以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學習。”

丁、創作問題。這部分主要談了創作語言的選擇、作家培養和創作中應克服獵奇心理三個問題。語言選擇上，報告鼓勵母語創作，同時分析了母語創作在稿酬、出版和銷售方面存在的困境。當時能意識到這一點難能可貴，但報告沒有提出解決途徑。作家培養是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的重要主題，除了常規的培養方式外，少數民族文學有自己的特殊性。報告認為“對沒有文字的民族，一方面應注意幫助民間的歌手，創作口頭文學，一方面應培養能以漢文寫作的青年”，“組織漢族作家去為兄弟民族服務，仍不失為過渡的好辦法”9。

戊、克服大漢族主義思想和地方民族主義思想。

己、具體措施包括：搜集、整理、翻譯民族文學作品；吸收少數民族作家入會；出版少數民族作品；選拔少數民族青年作家至講習所學習；成立少數民族分會；創辦刊物等八個方面來具體實施。

1956年，《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幾乎同時在《人民日報》（1956年3月20日）和《文藝報》（1956年3月25日第5—6期合刊）上刊發，影響廣泛。各條措施被整合進《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綱要》，并得到相當程度的落實。

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對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促成少數民族地區作協分會成立，少數民族文學加速進入國家管理體系。

根據老舍《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和《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綱要》精神，1956年相繼成立中國作協昆明分會、內蒙古分會和延邊分會，1957年成立中國作協新疆分會，1958年成立中國作協廣西分會，1960年成立中國作協青海分會，寧夏分會和西藏分會分別于1979年、1981年成立，再加上1953年成立的中國作協貴州分會、1955年成立的中國作協遼寧分會，少數民族作家基本進入國家統一的組織管理系統。自第三次“文代會”始，各少數民族作家即由當地作協統一組織，開始成規模地參與此后的歷屆文代會。

（二）促成大量民族地區刊物的創辦，拓寬了少數民族文學的傳播渠道。

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召開后，陸續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創辦的文學刊物有《天山》（新疆，漢文，1956年創刊）、《邊疆文藝》（云南，漢文，1956年創刊）、《青海湖》（青海，漢文，1956年創刊）、《四川文學》（四川，漢文，1956年創刊）、《啟明星》（新疆，蒙古文，1957年創刊）、《朔方》（寧夏，漢文，1959年創刊）等。這些刊物立足本土文學和民族文學，為當代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以新疆的《天山》為例，該刊創刊號明確闡明自己的辦刊任務是：“以最大的努力來繁榮各兄弟民族的文學創作事業，讓璀璨的文學之花開遍全國。”10其具體辦刊實際是：“當時文聯黨組書記劉蕭無和刊物主編王玉胡，都很重視兄弟民族文學，明確提出新疆文藝工作的重點是繁榮兄弟民族文藝，并提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的高度來認識。那時沒有漢譯民的刊物，《天山》把開展各民族文學交流作為己任，每期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篇幅翻譯介紹兄弟民族當代文學、古典文學、民間文學的優秀作品。”11

另外，1956年以前創刊的部分民族地區期刊，也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召開后紛紛更名改版，向本土化和民族化轉向。如《內蒙古文藝》1956年12月停刊，1957年4月更名為《草原》正式出版，由“綜合性的通俗的群眾文藝刊物”改版為專門的文學期刊。此后，該刊在復雜的政治環境中刊發了大量少數民族特別是蒙古族文學作品，其中《在茫茫的草原上》《狂歡之歌》《生命的禮花》等作品已經進入當代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經典譜系。貴州的《山花》也有相似經歷。《山花》雜志的前身是貴陽《新黔日報》副刊《新黔文藝》，1950年1月創刊，1950年7月更名為《貴州文藝》。1957年1月,《貴州文藝》正式更名為《山花》，突出“民族色彩和地方特點”，成為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和作家創作的重要陣地。12

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精神影響下，1956年年底召開的全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也特別重視少數民族文學問題。這次會議提出，“過去，在漢文文學刊物上介紹兄弟民族的作品，正如會上有的同志所批評的那樣，是做得十分不夠的。這一現象，已經引起了所有漢文文學刊物的注意，一致認為漢文的文學刊物對于介紹兄弟民族的文學作品負有特別重要的責任，并且希望每個漢文文學刊物每一、二期至少要發表一篇兄弟民族的文學作品”13。如陜西的《延河》即在1956年11月推出“兄弟民族文學專號”，用整期的篇幅刊發了維吾爾、哈薩克、蒙、藏、回等民族的詩歌、小說、散文、劇本和民間文學。

上述期刊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視和扶持，與原有民文期刊《塔里木》（新疆，維吾爾文，1951年創刊）、《延邊文學》（吉林，朝文，1951年創刊）、《曙光》（新疆，哈薩克文，1953年創刊）、《花的原野》（內蒙古，蒙文，1955年創刊）等一起，促成了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第一次繁榮。

（三）促成少數民族文學史、文學概況的編寫，少數民族文學由此進入國家知識譜系。

為落實老舍《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中“具體措施”第一條，《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綱要》在“關于發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學”中要求：“有計劃地進行對各兄弟民族的文學遺產，包括口頭文學、民間傳說等搜集整理工作。作家協會各創作刊物應經常發表經過整理的各兄弟民族的民間文學作品和關于這類作品的研究文章。”141958年7月17日，由中宣部出面、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具體組織召開少數民族文學史、文學概況編寫工作會議，由此開始了我國長達幾十年的浩大的少數民族文學修史工程。據賈芝文章，“1956年3月，老舍先生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上作了《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會前他聽取六個民族地區的代表座談的意見，報告中強調了搜集整理民族民間文學的重要性，這次報告對后來開展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學搜集整理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那時，有的地方作家協會也參加了民間文學的搜集工作，如云南搜集民間文學較早，就是由云南作協開始發動的”15。少數民族文學修史工程歷經族別文學史、各民族文學關系史和中國多民族文學史幾個階段，目前還在進行當中。

三

“作家制度建設是1949年后新政權建構文學體制的重要內容，一方面通過各種組織制度和勞動紀律對‘文學隊伍’進行管理，通過利益分配、獎懲制度維持作家群體的內部秩序；另一方面通過培養符合意識形態需求的新作家來建設‘新的文藝大軍’，企圖以此進行作家群體的更替和換代，實現‘文藝隊伍’的新陳代謝，從根基上保證‘文藝隊伍’內部的逐步凈化和純潔。”161954年，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第10次會議通過《關于召開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的初步意見》，要求參會成員“以作家協會會員以外的青年文學創作者為主，特別應注意吸收工廠、部隊、農村、學校、機關等單位中有創作才能的業余青年作者，以及少數民族中的青年作者和各報刊的青年文藝記者”17。1956年3月15-29日，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在北京召開，特?達木林（蒙古族）、巴?布林貝赫（蒙古族）、扎拉嘎胡（蒙古族）、鐵依甫江?艾里耶夫（維吾爾族）、巴圖寶音（達斡爾族）、任鎬（原名任曉遠，朝鮮族）、李根全（朝鮮族）、阿不都克里木?霍加（維吾爾族）、敖徳斯爾（蒙古族）、哈寬貴（回族）、黃鳳龍（朝鮮族）、蒙光朝（壯族）、丹正貢布（藏族）、李敬信（滿族）等數十位少數民族作家參加了這次會議。

鐵依甫江?艾里耶夫是新疆青年作家代表團團長，他在會上發言介紹了新疆各族作家的創作情況，談到本次會議中茅盾、老舍等文壇前輩的講話鼓舞了自己，給自己提供了寶貴經驗，蘇聯作家西蒙?巴巴耶夫斯基的講話感動了青年作家們，認為會議提高了作家們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同時表態，新疆代表團回家鄉后，將及時傳達會議精神，下決心共同努力，在文學創作上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績來。18

任鎬在大會上發言認為，茅盾的報告告訴我們藝術事業沒有捷徑可走，要靠“作者人生觀的深度和他的包羅生活現象的廣度”來解決。胡克實、公木、臧克家、沙鷗等的發言讓自己痛感缺乏對生活的主流和事物的本質理解。這次參會總體讓作家意識到自己思想修養、藝術修養都差得遠，作品缺乏生活氣息，語言枯燥等。應該努力搜集和整理學習朝鮮族人民的民族文學藝術的優良傳統，長期地、無條件地到火熱的斗爭中區，深深地扎下根，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鍛煉自己，并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論和藝術修養，為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學創作事業獻出全部的青春力量。19

1956年4月，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第三期開學。第三期招收的是參加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留下來的60余名學員，其中少數民族學員有烏蘭巴干（蒙古族）、特?達木林（蒙古族）、任鎬（原名任曉遠，朝鮮族）、依斯提五（哈薩克族）、朋斯克（蒙古族）、熱黑木（維吾爾族）和敖德斯爾（蒙古族）等。學習時間是1956年4月至8月。雖然時間不長，但學員們受益較大。

烏蘭巴干在文講所培訓期間正在創作長篇小說《草原烽火》，1959年出版后影響很大。該期學員朋斯克說，“一九五五年秋到一九六〇年冬在《內蒙古日報》《科爾沁報》《紅山水庫報》任編輯和記者期間，組織上先后保送我到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內蒙古大學文藝研究班學習深造，這才使我較系統地接觸到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在這段期間內，我寫了二十多篇短篇小說和一些散文……”20朋斯克長期從事刊物編輯工作，曾任內蒙古文聯《草原》副主編，致力于培養少數民族作家。朝鮮族作家任曉遠也是第三期的學員，他回憶，“一九五六年三月，我榮幸地出席了全國文學創作大會，同年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的學習班。在學習期間，聽到了郭沫若以及茅盾、馮雪峰、趙樹理、周揚、俊青、臧克家等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詩人、評論家講課，受到具體的指導。這在我的創作活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的詩歌創作又有了新意，抒情的色彩比較濃了……”21后任曉遠長期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延邊分會主席，為當地朝鮮族作家的培養做了許多工作。

特?達木林1952年被借調到中央電影劇本創作所，與瑪拉沁夫、海默等合作將小說《科爾沁草原的人們》改編成電影《草原上的人們》，并進入中央文學講習所第三期學習。此后，達木林除文學創作和翻譯外先后任《內蒙古文藝》編輯部主任、《花的原野》與《草原》副主編和主編。1980年調北京協助創辦《民族文學》雜志并任編輯部主任。苗族作家伍略與達木林是《民族文學》編輯部的同事，據其回憶，“本來內蒙在京居家的人不少，但不知何以從內蒙到京來辦事的人都喜歡來找老達，尤其是文學界的朋友。而這些文友們來了，常常是帶著稿子來修改，有的住上三五天，有的則住上十天半月乃至更多的時間。每逢這種情況，老達不但除了給這些文友們再鋪上一張床外，還把自己的桌子也讓給文友們使用，自己就轉到編輯部的大辦公室去，甚至為了使這些文友們爭取到更多的時間和更好集中精力來改稿，他連自己的午休也安置到大辦公室的沙發上，困上一陣起來又繼續看稿改稿，晚上才回到那小屋里去睡覺”22。特?達木林是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領域辛勤的園丁，以《內蒙古文藝》《花的原野》《草原》和《民族文學》為陣地，嘔心瀝血經營著一個又一個少數民族作家，這甚至成為他生命的本能和人生的信條。1985年，達木林任中國作家協會創作聯絡部副主任，仍分管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工作。可以說達木林的一生都在為少數民族文學做奉獻。

文學期刊和出版社的編輯是貫徹“雙百”方針的重要一環，1956年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應時舉辦了第四期文藝編輯班。1956 年 7 月，文講所發出“中國作家協會關于招收文藝編輯訓練班學員的通知”。根據通知要求：

招生辦法為：中國作家協會各分會、各省、市、文聯等機關負責推薦保送。

學員條件為：具有三年以上編輯工作經驗的中央文藝報刊、出版社的編輯；地方文藝報刊、出版社的編輯組長以上的干部，文化程度要求高中畢業以上。23

第四期共錄取 103 人，1957年10月入學。這期有少數民族學員李鳴高（侗族）、金仁俊（朝鮮族）、崔亨東（朝鮮族）、阿里瑪斯（維吾爾族）、阿拉貢（哈薩克族），學習時間是1956年10月至1957年6月。第四期的學習特點是學習作品與學習評論相結合，如學習魯迅的雜文同時研讀瞿秋白對魯迅雜文的評論，研究果戈里的《死魂靈》同時學習別林斯基的有關評論等。這期還邀請了一些做文學編輯工作的老前輩，講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如何辦期刊的。

文學講習所第三、四兩期學習時間短，類似于短訓班，但給學員留下的影響卻是深遠的。著名蒙古族作家敖德斯爾是文學講習所的第三期學員。他認為，就是這短短的三個月，“增強了我從事文學事業的信念，在我一生的文學生涯中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44年后他深情回憶：

在我們那一期人數不多的學員中就有蒙古族青年作者達木林、朋斯克、烏蘭巴干和我。朝鮮族有任鎬(任曉遠)，還有一位維吾爾族青年。后來我們那期學員中產生了不少優秀詩人、作家和編輯，比如流沙河、梁信、吉學沛、閻遙蓮等等……文學講習所后來更名為魯迅文學院，只有一個很小的院子，然而它是中國各民族作家成長的搖籃。各民族作家帶著自己對文學的向往，一批批聚集在這里，互相切磋砥礪，探求文學奧秘。25

1956年是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年份，特別是本年度召開的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和老舍的《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對少數民族文學了產生廣泛影響。此后，有關少數民族文學的各項制度建設全面展開，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迎來第一次繁榮。

[本文為中國作家協會少數民族文學重點扶持項目“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視野中的作協會議研究”、湖南省社科基金“湖南少數民族文學制度研究”（項目編號：18YBA37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關于少數民族的文學——瑪拉沁夫同志致本會信》（1月20日）及作協的回信（3月12日）見《作家通訊》第12期（1954年4月號）。

2 夏冠洲、阿扎提?蘇里坦、艾光輝：《新疆當代文學史：詩歌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頁。

3 袁鷹、馬鐵丁、袁水拍：《作家們，掀起一個創作的高潮！——“萬象更新圖”解說詩》，《文藝報》1956年第1期。

4 《本會主席團常務辦公會議紀要》，《作家通訊》第12期（1954年4月號）。

5 瑪拉沁夫：《“沒有春天，咱們會去創造！”》，《新港》1979年第5期。

6 7 陳敏誼：《記少數民族文學工作者座談會》，《作家通迅》1955年6月號。

8 以下六方面的內容參見老舍《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上的報告》，中國作家協會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53-71頁。

9 以組織漢族作家寫少數民族題材的方式培養少數民族作家這一思路影響深遠。《人民文學》即刊發了大量該類作品，因而袁向東將這類作品也歸入少數民族文學范疇。參見袁向東《民族文學的建構——以〈人民文學〉（1949—1966年）為例》，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10 創刊詞，《天山》1956年創刊號。

11 陳柏中：《我與〈中國西部文學〉》，《中國西部文學》1996年第10期。

12 陳祖君： 《漢語文學期刊影響下的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188頁。

13 《文藝報》記者：《辦好文學期刊，促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記“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文藝報》1956第23期。

14 《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工作綱要》，《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報告、發言集》，中國作家協會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103頁。

15 《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民間文學集》（上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0-11頁。

16 王秀濤：《文學會議與“十七年”文學秩序》，南京大學2011年度博士論文。

17 《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籌備委員會名單》，《作家通迅》1955年7月號。

18 《提依甫江?艾里耶夫的發言》，《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報告、發言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371-374頁。

19 《任鎬的發言》，《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報告、發言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375-377頁。

20 朋斯克：《朋斯克自傳》，《中國少數民族現代作家傳略》，吳重陽、陶立璠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5頁。

21 任曉遠：《任曉遠自傳》，《中國少數民族現代作家傳略》，吳重陽、陶立璠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頁。

22 伍略：《亭與友——憶特?達木林》，《山花》1998年第10期。

23 江浩：《落日：草原上最后的謁語——追憶我的老師特?達木林》，《民族文學》1996年第8期。

24 參見《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同學錄》，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1985年11月編，第5頁。

25 敖德斯爾：《難忘那個小院》，《文藝報》2000年9月19日。

[作者單位：湘南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