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與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杭州師范大學文藝批評研究院共同主辦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21屆學術年會暨會員代表大會，于2020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杭州師范大學倉前校區隆重召開。來自全國16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出版傳媒單位的近300位專家學者一起，參加了這次被譽為“本年度最大規模線下會議”的學術盛會。

新世紀文學發展迄今已歷20周年，并且在與時代的互動相生中逐漸沉淀出一系列的嶄新品格。站在這樣的歷史節點之上，無論是探究當代文學的創作與研究如何因應歷史步履，勾勒并透射出時代內涵的遷延；抑或是梳理新世紀以來當代文學的演進歷程，總結內涵于其中的經驗與規律，都可說是恰逢其時。白燁會長在致辭中所指出，新世紀文學有許多新現象、新問題值得關注和研究，對這一時段的文學發展進行集中而深入的研究，不僅是當代文學研究的新任務，新使命，而且具有文學研究面對新時代、開創新局面的迫切性。正是基于上述問題意識，本次會議選取了“新世紀文學20年：走勢與前景”的會議主題，并圍繞著會議主題進行了大會主題發言。同時，還分別設置了“文學如何面對新時代”“新經典與新經驗”“問題與方法：批評反思與學科建構”“鄉土變革與農村題材寫作”四個討論組別，以及主題為“青年學者與當代文學研究的可能性路徑”的青年論壇。

一、回望中的尋思

回顧新世紀文學20年來的嬗變歷程，展望新時代的文學圖景，與會學者們分別從三個維度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一是反思了當代文學研究面臨的發展瓶頸，二是探討了重振當代文學現實介入性的可能，三是貢獻了對當代文學研究新路徑的思考。在與會專家看來，如何“學科化”與“本土化”仍是當代文學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陳思和指出，“史學化”乃是“學科化”的基礎，較之現代文學研究，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程度還遠遠不足，并且這種現象在新世紀以來表現得尤其明顯。孟繁華則強調擺脫對西方理論的過度依賴，重新確立批評的中國本位正是當代文學批評的當務之急，我們的文學批評家們有必要借鏡于古代文論研究者，逐漸“融西于中”，鍛造自身對當代中國文學現象進行本土化深刻闡釋的能力。於可訓則以現代詩創作的格律問題為例，談到了如何認識作家的創作與當代文學批評之間的互動關系，他同時還強調了以中國化的文學角度去思考所面對的問題的重要意義。張清華則反思了“當代文學”學科化所造成的當代文學研究、批評的過度社會科學化的問題。他指出，過度的社會科學化造成了對研究對象的內在特征——“文學性”的遮蔽。與此同時，可以作為解決方案的那種張揚性情、強調妙悟的傳統中國文學批評，卻又遭到職稱評審機制的限制與壓抑。

針對如何重建當代文學與現實世界內在關聯的問題，張志忠借用巴赫金的“我們處在一個人與世界一起成長的時代”來概括新世紀以來人與世界雙向互動卻又彼此塑造的文化生態。他強調面對愈發劇烈的現實更迭，我們不僅需要葆有命運的時代感與歷史的總結意愿，還要不畏繁難，持續思索如何以文學呈現當下的現實、變動與激蕩。丁曉原則將重振當代文學現實介入性的希望寄托于非虛構寫作與報告文學，并對它們在中國語境下的轉生與演進歷程進行了深入的知識考古。周曉風則以《紅巖》為例對何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進行闡發，進而對其建構歷程進行了追溯。他強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僅是當代文學特殊性的核心質素，也是我們理解當下文學現象內在機制的前提。賀紹俊則從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傳播這一人類所共同面臨的現實危機，談到了作家發掘、記錄疫情中的恐懼感的必要性。在他看來，雖然人類的理性始終提醒我們要遺忘恐懼，但是缺少恐懼的表述，就無法完整地描述這場疫情給人類世界帶來的深刻改變。心存恐懼才能有所敬畏，有所敬畏才能凸顯記錄者人文主義的底色。

對于當代文學研究將往何處去的問題，與會專家分別貢獻了自己對新路徑的思考。朱棟霖以自身編撰文學史教材的經驗，強調文學論爭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的特殊意義，在他看來文學研究的“當代性”正體現在重評與重讀之中。董麗敏則強調了即時性批評之外，也需要增加思想史/知識史視野。她舉例張潔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中，即蘊藏了“作為知識裝置的新時期文學如何回應1970年代末以來的歷史轉型”“作為新時期文學先鋒的女性文學呈現了怎樣的對人的認識和理解”以及“女性文學研究在新時期的崛起意味著什么，對重新建構文學與社會關系有何種啟示”的問題意識。斯炎偉則主張我們在探究新世紀文學的內在理路時，應當將目光進一步前置到1990年代。他強調新世紀文學的諸多形態實際上孕育于1990年代文學之中，呼吁更多同人參與到1990年代研究之中。在他看來，作為整體的1990年代雖然基本性狀已經得到沉淀，但文學史對誕生于1990年代的文學批評、文學論爭以及該時段的文化語境的歷史化程度還遠遠不足，對1990年代文學及其現象的清理依然任重道遠。劉大先同樣提到了1990年代的重要意義，他在發言中嘗試從“科幻文學”“青春文學”“網絡文學”“武俠文學”“城鎮中國書寫”與“非虛構寫作”六個側面來呈現19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的轉型和分化。在他看來，1990年代不僅是晚近30年社會轉型的起點。隨著1990年代以來以印刷文明為基底的“現代文學”，日益被以媒介融合、立體化視聽技術為核心的文學形式所取代，1990年代還應被視為“文學性”內涵流變的開端。邵燕君則強調隨著網絡文學的蓬勃發展，網絡文學史的書寫有待展開。而這也推動了對一些重要網絡史料的搶救，以及對網絡文學生產機制的研究的迫切需求。她隨后以自己對網絡文學真正起點到底是“榕樹下”還是“金庸客棧”論壇的辨析歷程為例，呈現了自己與團隊近年來通過開設“網文史與新觀察”專欄，對網絡文學進行學術化整理的實績。

二、文學如何面對新時代

如何理解新時代精神質地的轉變，又應當怎樣完成文學與新時代內在關聯的重建，無疑是文學研究者們必須面對的歷史課題。與會學者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是發掘了數字人文時代的文學創作，尤其是網絡文學寫作的內在規律；其二是通過詩歌這一最具敏感性的文學體裁，解析了時代精神的變遷；其三是注目于新時代“中國故事”講述方式的探索。

面對數字人文時代的到來及其攜帶的嶄新創作機制，我們應當如何認識、總結這種新的文學創作經驗。周志雄強調，對網絡文學的研究依然不應脫離“中國本位”，他指出中國網絡文學的成就離不開中華文化的涵養，優秀的網絡文學作品扎根于中華文化的土壤中，在作品的文化意蘊，虛擬世界的想象力，人物形象的精、氣、神，作品類型的風格等方面表現出鮮明的中華文化立場和中華審美風范。凌逾則指出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已經催生出了智能文藝的新概念，“智能文學+跨界文藝”將會成為未來文藝發展的新趨勢。但是他也強調這種嶄新的文藝生產機制并非完美無缺，如何這種新文藝形式內部的諸多新問題，構建新的話語理論系統，是亟待研究界跟進的課題。李朦則追溯了網絡武俠小說及其形變的發展脈絡，指出較之傳統的武俠小說，網絡小說的創作理念內核即其英雄觀已經發生了改變。單昕以自媒體的發展史為切入點，探究了其蓬勃發展對當代文學生態觀念敘事倫理、審美范式、生產機制帶來的深刻影響。邱田分析了非虛構寫作在數字人文時代依舊呈現出長盛之態的原因，是因為它使得我們能夠看見真實，記述時代。歷史也因此不再是“大寫的單數”，而是“無數小寫的復數”。賀予飛則對新時代網絡詩歌內在質地的種種新變進行了剖析。

作為最能反映時代精神變遷的文體形式，與會學者對詩歌與時代精神的互文性關系進行了探究。羅小鳳指出，邁入新時代的中國正大力倡導重新闡釋與發掘中國傳統文化，高揚中華傳統精神，如何繼承與發揚“中國風骨”無疑是題中應有之義，這也是新時代語境下每位詩人需要思考的新課題。盧楨認為，21世紀詩歌現場呈現出日益開放的格局，詩人的觀照視野更為寬廣，馳騁想象的土壤愈加肥沃，日益呈現出公共視野與城鄉視野、“旅行視野”三方并進的書寫格局。劉波發現“重新想象個人”正再次成為越來越多詩人的選擇，這種關乎“小我”的嶄新美學，不僅形塑了不同于“大我”抒情的多元風格，而且打開了新的話語和表達空間，重新確立了人在詩歌中的主體性。劉慧指出，21世紀的兒童詩的主要取向已經變為經由兒童視角去折射現實和歷史的別樣風云。王德領則試圖從蘊含在北漂詩歌中的“眷戀”與“糾結”的雙向情感張力中，發掘出新世紀個體的現代都市體驗。

關于如何在新時代講述“中國故事”的問題。江冰從探究粵港澳大灣區的嶺南文化特質入手，闡釋了地方如何從地域文化角度呼應國家總體的戰略設計。金春平則以學理性目光對新時代如何敘述中國故事進行了雙向辨析，既強調其對于確立自我話語的重要意義，又指出需要警惕本質主義或民族主義的狹隘敘事陷阱。除了對“中國話語”講述方式的整體性探索，與會學者還分別從紀錄片《文學的故鄉》的傳播經驗；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中的生命關懷及生命經驗；抗疫詩歌的文學形態與社會使命等具體案例，為因應新時代的要求，豐富生動地講述“中國故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例。

三、新經典與新經驗

針對如何處理新世紀以來的生活經驗以及怎樣理解誕生于該時段的經典文本的問題。與會專家分別嘗試從“當代文學經典化路徑”“新作研究”“文學史與文學現象研究”以及“經典作家研究”（如莫言、路遙、張賢亮、歐陽江河等）等角度進行解答。在“新作研究”方面，陳思借助接受美學、召喚結構等理論工具揭示了麥家通過新作《人生海海》向純文學回歸的努力。呂彥霖則在近期崛起的“新東北作家群”的創作中發現了鮮明的再造“集體記憶”的傾向，他指出這種植根于個體經驗的“集體記憶”，不僅指向對僵化的東北印象的反撥，而且展現出以“集體記憶”挑戰固化的“歷史敘述”的意圖。而在“當代文學經典化路徑”方面，陳黎明對陳忠實的《白鹿原》經典化歷史過程進行了知識考古。劉起濤對路遙小說的兩極化評價原因進行了深入探尋。

在“文學史與文學現象研究”環節，陳慶妃對當下香港地區文學史寫作所面臨的問題及其對策進行了梳理。譚光輝梳理了改革開放40年以來流行小說中呈現的大眾文化觀念的演進歷程。王炳中則強調現有研究對“類游記”式的散文寫作的關注仍顯不足，他指出在西方中心主義漸趨退場，本土文學話語崛起的當下，以一種更加自信的姿態講述“中國故事”、發掘“中國意義”將是該寫作形態重要的主題進向。劉川鄂指出張愛玲的海外書寫彰顯了其中、后期文學思想的演變。他認為對張愛玲的海外創作得失的探討，可以為“中國故事”的海外書寫與傳播提供可供借鑒的樣本。而劉起林則指出既有的新移民作家的抗戰史敘事存在一種以倫理困境為內容核心，以文化比較為意義方向的審美建構，其中明顯地表現出批判中國文化，推崇西方價值觀的思想傾向。

具體到“經典作家研究”層面，王西強從敘事學的角度重新審視了莫言的《生死疲勞》，他認為作者構建的“超級視域”超越了以卡夫卡為代表的西方現代派“異化”敘事和中國古典志異志怪小說的敘事傳統，又不同于當代影視戲劇藝術中的“穿越”敘事，頗為成功地拓展了敘事者的視域、知域和敘述能力。程旸則提醒大家關注王安憶的創作除了上海都市題材之外，還有徐州的分支，這一分支中不僅有作者獨特的思想文學活動，還有不可小覷的作品。樊迎春從知識分子的“降格”與“升格”的角度，闡述了張賢亮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兩次重要的精神轉折。樸婕則認為中國文學需要找到一條一方面聯系起當下的個體與歷史反思，另一方面容納諸多文學文化階段的復雜脈絡，而葛亮的南京書寫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能。

四、問題與方法：批評反思與學科建構

如何在20年的歷史節點上，對當代文學學科的建構與批評實踐進行反思也是本次年會的重要議題。與會學者首先就“當代文學學科建構的經驗教訓”展開討論，葉立文認為當代作家轉型為大學教師，繼而以授課的形式去推動文學批評的大眾化運動，業已成為近30年來發生于中國文壇的一個重要事件。全國各大高校的駐校作家和詩人迄今已有70余位。這一現象對于改變文學批評的話語格局，以及復興當代作家批評，均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深入研究。劉衛東就以當代文學的概念及其斷代的命名問題為例，對當代文學命名的歷史適用性進行了探究。徐勇則通過對“新世紀文學”和“新時期文學”兩個概念的細密對比，指出新世紀20年中國文學已經走向繁榮并逐漸被世界充分認可。徐阿兵的發言則注目于當代文學的經典化路徑，同時對如何避免經典概念的濫用進行了警示。

面對日趨顯明的“當代文學史學化”的學術趨向，與會學者以“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方向與方法”為題進行了回應。魏華瑩以當代作家年譜的編寫為例，分析了如何處理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實證性問題。南志剛則從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孤證”問題入手，闡述了研究者應當如何以主觀意志介入“孤證”，進而激發其內在學術活性。郭洪雷以自己近年來從事的當代作家的閱讀史研究經驗為例，探討了研究者應當如何以此路徑為基點，完成對作家主體性精神譜系的建構歷程的再現。而畢光明則對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傾向表達了謹慎的樂觀，他認為正是這種研究路向的擴張導致了批評的式微，他強調批評家應當重振自身的社會擔當與現場意識，推動當代文學批評走出目前的困境。

具體到“作家作品的批評實踐”，徐兆壽著眼于近年來當代作家創作的“回歸傳統”傾向，指出他們所謂的回歸傳統很多只是傳統文化的符號化，強調當代作家應當立意突破浮躁化的窠臼，真正地進入和呈現出傳統文化的真實內核。馬明高則對當下的文學批評的效力進行了反思，他認為在技術化的時代，文學批評的使命感愈發重要，1980年代式的現場批評仍有其珍貴的借鑒價值。詹玲則提醒大家關注新世紀以來科幻小說創作中呈現出的嶄新美學質地，她認為這種美學新質源自于創作者們對新時期以來的啟蒙現實主義傳統的突破。李安昆則借助對達真的小說的細讀，以小見大地探討了邊地的少數民族作家如何想象現代中國的問題。叢治辰提出研究界有必要將雙雪濤、班宇、鄭執及近年來圍繞他們的諸多討論視為一個完整事件，并將該事件放置于較長時段知識界、文學界與大眾文化各自發展與互動關系中加以考量，以此折射出當前審美趣味的復雜結構及其可想象的未來趨向。

五、鄉土變革與農村題材寫作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占據主導地位的大國，鄉土文學始終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何看待新世紀以來的鄉土變革與農村題材創作，與會學者主要從“鄉土文學敘事主題的嬗變”“鄉土作家的創作審視”“鄉土文學的未來走向”三個向度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

針對“鄉土文學敘事主題的變更”，李勇認為受社會轉型加速影響， “悲憤” “傷感”“嘲諷”業已成為近20年鄉村小說敘事的主要情感態度。其中“悲憤” 情緒主導下的批判現實主義寫作是當代最具時代感、現實意識和表現力的文學形式。但是受制于歷史和現實因素影響，這種風格的文學仍有極大提升空間。對有志于批判現實主義寫作的作家來說，提升自我理性，增強社會歷史分析能力，以應對龐大而復雜的轉型期時代現實，乃是其緊迫任務。李相銀則指出研究者應當以政治生態視角切入當代鄉土敘事，進而從“體制性”與“民間性”的雙重維度重新審視新時期以來鄉村敘事的主題的嬗變。易瑛則提醒研究者關注新時期以來“民間信仰書寫”在鄉土小說中日益增長的比重，她認為“民間信仰儀式”不僅是當代作家進入當代鄉土文化的重要通道，也是洞悉傳統鄉土價值理念潰散的窗口。呂曉潔認為近30年鄉土小說在哲學層面上對鄉村世界的精神空間的探索與人性自身枷鎖的反思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藝術上的開拓也達到前所未有， 從文體、 語言到具體的表現手法等都有所創新。

同時，與會學者們對既有的經典鄉土文學創作和當下的鄉土作家書寫進行了討論。李瑞華認為，劉慶邦的鄉土小說具有鮮明的民俗學價值取向，其作品的民俗學意蘊主要體現在人物的刻畫、 環境的營造和民俗風情、 地方志的書寫方面。潘磊通過對喬葉的《拆樓記》的創作得失的探討，指出該作因其對當下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的征地、拆遷、賠償等尖銳現實問題的直面書寫，而在新世紀“非虛構” 作品中別具一格。吳長青以巴赫金的傳統對話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為基底，對比了麥家的《人生海海》和阿來的《云中記》，他認為這兩部作品都呈現了中國鄉村敘事的結構性變革，鄉土敘事由斷裂性向整體性邁進，多元文化共生的鄉土敘事與意識形態的互動生成關系將成為未來鄉土敘事的一種策略。趙天成通過對高曉聲“陳奐生”系列敘述視點的探析，指出如果一定要對作者的身份意識進行明確，則高曉聲更接近一個近似于傳統鄉紳的角色。

關于“鄉土文學的未來走向”的問題，彭曉川認為鄉土文學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城市題材取代日益衰落的鄉村書寫，將成為創作主流，中國文學已進入一個鄉村文學衰弱而城市文學興盛的轉型時代。秦香麗則提出了不同意見，在她看來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的歷史轉型為承擔著表述本土經驗的新世紀鄉土小說提供了新的機遇和挑戰。鄉土小說也因此呈現出更為鮮明的本土化傾向，具體表現在：第一，民間資源的征用；第二，語言的在地與返鄉；第三，文體形式的古典傾向，特別是章回體小說的再次復興。項靜則認為時代的沖擊給鄉土文學創作帶來了新的精神追求與形式特征：一方面是新的鄉土作家們的鄉土寫作已經開始呈現出樸實化的傾向，陸續卸載上幾代鄉土寫作中超重承擔的部分，在拉伸了的歷史視野和清晰化的差異中，不同時段關于鄉村的建制和想象，都成為了重新講述鄉土故事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數字人文時代寫作者的語境也在發生變化，抖音、小視頻的興起，鄉村似乎獲得了一種自我表達的方式，新的審美方式也正在寫作者中間漫游。

六、“青年學者與當代文學研究的可能性路徑”

作為當代文學研究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未來主力軍，當代文學學會始終將發出青年學者的聲音視為學會年會的重要任務。作為年會固定環節的青年論壇，在10月31日晚間開幕。本次青年論壇匯集了近百位參會的青年學者，由劉大先、叢治辰、詹玲和項靜四位嘉賓主持。在自由發言之前，劉大先鼓勵在座青年學者們就自己所關心的問題任意而談，大膽辯論。叢治辰則強調本次論壇雖有核心主題，但界限寬泛，希望大家拿出青年人的銳氣回應時代的迫切問題。

張維陽借由“鐵西三劍客”在當代文壇的崛起，談到了研究東北城市文學的意義。在他看來，1990年代以來“北方”的衰落與“南方”的崛起，使得大家天然地忽視了東北地區的城市化建設成果及其所蘊含的巨大思想能量，而這對于我們全面地建構當代中國的城市文學譜系無疑是相當不利的。同為東北青年批評者的胡哲也強調，“鐵西三劍客”創作具有鮮明的“在地性”特征，他們的文學形式能夠引發當下讀者的共鳴，生動地證明了這種在地經驗內在豐饒的對話性。而作為主持人的項靜則對他們的發言表達了謹慎的贊同，她一方面表示自己確實也曾被“鐵西三劍客”的部分小說打動，但是如今卻越來越擔憂于這些作家被他們自身過于濃重的“在地性”所限制。

作為網絡文學研究者的賀予飛則提出學術界對于網絡文學的研究還遠遠不足，她強調網絡文學已經具有如此巨量的創作規模，創造了如此巨大的閱讀數量， 這恰是其價值的最好證明，這就要求我們的研究界必須對此予以正視并持續跟進。作為資深網絡文學研究者的夏烈對賀予飛的發言表示贊同，他還強調對網絡文學生產機制的研究同樣刻不容緩。但周珉佳卻認為，“文學價值”與“社會價值”適用于不同的標準，創作量和閱讀量的巨大和是否具有“經典性”沒有直接聯系。文學批評的前提永遠應當以是否具備“經典性”為先，而不是做數字與算法的奴隸。

進行過“經典性”問題的論爭后，樊迎春的發言將問題拉回會議的主題。她認為當代文學的批評家具有鮮明的代際特征，不同時代的批評家具有不同的志向與趣味，新一代的批評家注定與老一代的批評家具有觀念上的分歧。而她的發言也得到了在場的資深批評家洪治綱的幽默回應。

在氣氛熱烈討論中，李安昆回應了張維陽、胡哲所提出的“東北城市文學”話題。他指出所謂的“城市文學”的說法，源自于中國文學的創作與研究中，一般將農村和城市進行對抗化處理的慣習。他認為共和國的城鄉二元制結構，更多地呈現為“鄉土社會”與“單位社會”兩種社會傳統的區別。因此將“單位社會”“后單位社會”概念引入文學研究，或可為被結構性忽視的空洞“城市文學”填充嶄新的內容。在鄉土中國、城市中國、邊疆中國之外，單位中國也是一個無法被忽略的維度，其背后聯系著前40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過程。呂彥霖則回應了項靜對于“鐵西三劍客”可能被其自身的“在地性”所限制的隱憂。他認為挑戰大眾文化中僵化刻板的東北印象，規避地域化的限制一直都是東北作家敘事取向中的清晰共識。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新東北作家群”的崛起視為地域文化的勝利，相反應該看到這種獨特的地域經驗背后的豐富內涵——“鐵西三劍客”的創作不僅以他們富于個體經驗的“集體記憶”完成了對僵化的東北印象的反撥，而且展現出以“集體記憶”挑戰固化的“歷史敘述”的寫作意圖。與此同時，他們還為此創造出了富有“寓言現實主義”色彩的獨特表意模式，這種表意模式則為我們重新審視、刻畫1990年代以來日益復雜的當代中國提供了新的可能。

總體而言，本次青年論壇的討論主要集中于如何看待“新東北作家群”的創作意義與如何看待網絡文學的文學價值兩大問題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出身南方與北方的青年研究者雖然都對批評的介入能力抱持著信心，卻在關注點上迥然不同。相對而言，南方的青年研究者們更加關注網絡文學及其發展帶來的思維新變，而北方研究者則更關注東北作家的創作及其背后的心態遷延。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